李贵:文助江山:论苏轼对宋朝各地的文学塑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70 次 更新时间:2024-05-04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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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贵  

 

关于文学与地理的关系,中国传统的权威说法是“江山之助”,意谓某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帮助作家写出好作品。此说源出《文心雕龙·物色》:“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1]刘勰通过对文学的发生过程和作家写作心理的描述,强调了自然环境对文学创作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其后,历代不同领域都有人对“江山之助”“江山助人”说进行引用、补充、阐释、发挥,形成强大的诗家口实和批评传统。[2]这已是文学史常识。

但从中唐开始,文坛出现了相反的看法。独孤及在《马退山茅亭记》中明确提出“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美学观点,并以王羲之在兰亭集会写出名文《兰亭集序》为例,认为“使兰亭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而此茅亭地处僻远,虽有佳境,人迹罕到,“不书所作,使盛迹郁堙,是贻林涧之愧也,故志之”,认为对地理的发现需要通过人的书写才能使之名扬久远。此后,他又在《琅琊溪述》里感叹:“人实弘道,物不自美。向微羊公,游汉之涘;岘山寂寞,千祀谁纪?”在《慧山寺新泉记》里再次强调 “物不自美,因人美之”。[3]在独孤及看来,自然的美需要人去发现,自然的不完美需要人去改造,所有地域的美都要靠人的书写才能彰显。在他这里,主流的“江山助人”说被反转为“人助江山”“文助江山”说。宋人对文学塑造地域的重要作用有更自觉的认识。北宋余靖《游大峒山诗并序》发愿访求前人未到之地,“一寓其目,状其名物,与好事者传之无穷也”,通过书写令地方“留为不朽迹”。[4]南宋王阮《题淡岩》诗云:“浯溪已借元碑显,愚谷还因柳序称。独有淡岩人未识,故烦山谷到零陵。”[5]林希逸《秋日凤凰台即事》诗序亦称:“凤凰台著名,以李翰林一诗也。”[6]皆指出名篇佳什对地理空间的命名与张扬。在宋人看来,正是人的书写使地理环境从物质空间(space)变成充满文化感和历史感的地方(place)。衍及明清,“地以诗传”已成为时代话头。[7]西方现代文化地理学家也持类似观点:“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8]“人助江山”说突出人的主体作用,“文助江山”说强调书写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都从互动角度关注了文学-地理关系的另一面,是对主流地理诗学(文艺学)的辩证、补充和完善,自然地理随之变成人文地理。

文学观念发展的背后,必有繁盛的文学作品刺激和促进。中唐至两宋“文助江山”说的出现,与唐宋文学中发达的地理书写密切相关,其中苏轼的作品就在前人基础上形塑了宋代的许多地方,堪称这方面的杰出代表。苏轼36岁已自称“身行万里半天下”,[9]其一生大起大落、几起几落,反复在朝-外任-贬居,足迹遍及宋朝的东西南北中。清代金安清撰有评价苏轼的楹联,下联在归纳苏轼一生中到过的许多地方都有西湖后总结道:“江山何幸,但经宦辙便千秋。”[10]只要苏轼到达、书写过某地,该地随即千古扬名,江山何其有幸!此联语已隐约提出了“苏轼文学助江山”之说。研究苏轼某地书写的成果已然不少,[11]但从“文助江山”角度综合讨论苏轼对宋朝各地的塑造的论著仍不多见。[12]今以苏轼为例,详细论证其地理书写如何塑造了宋朝各地,并探索文学对地理的反向影响。

一、西蜀书写的翔实与夸饰

苏轼的故乡眉山县位于岷江中游,时为成都府路眉州州治(今四川眉山市东坡区),北接成都,南连嘉州(南宋改为嘉定府,今四川乐山)。苏轼早年在蜀中应该书写过本地,但传世者不多。熙宁元年(1068),他离蜀还朝后再未返乡。此后,他对西川的书写不再是即目所见,而是以回忆和比较的方法写出,基本模式是:送人入蜀,则赞美故乡;感觉川外某地环境尚可,则称近似故乡;彼处地理条件欠佳,则称不如故乡。从青年到晚年,从直书所见到回忆想象,苏轼渐次建构起西蜀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其特征是:山水青绿、物产丰富、民俗好游乐。[13]另外,苏轼《蜀盐说》在宋人关于卓筒井的文献中“记述最详尽”,为四川人民的先进发明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14]《寄蔡子华》诗是11世纪后半期眉山出产荔枝的直接证据,具有物候学、气象学方面的价值。[15]学界对此论之已详,兹不赘述。

但苏轼在西蜀书写方面的贡献有三点仍被忽略。一是《初发嘉州》对乐山地理的形塑。此诗作于嘉祐四年(1059)苏轼第二次出川途中,全诗云:“朝发鼓阗阗,西风猎画旃。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清可怜。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野市有禅客,钓台寻暮烟。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诗中“钓台”即钓鱼台,苏轼在诗后自注:“是日,期乡僧宗一,会别钓鱼台下。”这是对嘉州古迹的明确记录。与前人相比,此诗的嘉州书写独具作用。

首先,它抓住嘉州最有标志性的地理位置、山川形势和人文景观进行描写,真切、明细、动人,即使没有题目,也一读即知为嘉州地貌,一诗在手,如展图经。对钓鱼台的书写尤其重要。《舆地纪胜》记述嘉定府“古迹”,有“郭璞书岩”,注曰:“在乌尤山。田锡诗云:‘郭璞书台古钓湾。’”[16]虽然这部南宋地理总志所引田锡诗句提及嘉州古钓湾,但并未将它作为专门的古迹予以载录。田锡在苏轼之前写到了古钓湾,惜全诗不传,仅残句被地志收录,流传不广,且真实性待考。因此,可以说,苏轼《初发嘉州》的诗句和自注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嘉州古迹钓鱼台的明确书写。

其次,《初发嘉州》以昂扬的气势和杰出的艺术赢得了历代读者的喜爱,影响深远。纪昀虽然认为“此少年未纵笔时”,但也说此诗“气韵洒脱,格律谨严”,并赞扬“野市”四句“接得挺拔”。这首五言排律对“乐山大佛”的地理位置作了准确而有气势的描写,洋溢着自信的精神、开阔的气势和满怀的希望,“故乡”二句为反对,“锦水”二句为正对,“奔腾”联、“野市”联均为流水对,“奔腾”“旷荡”为联绵词对(叠韵对),对仗多样,节奏轻快,语势流走,与开朗洒脱的情调相匹配。开篇与结句的叠字“阗阗”“潺潺”,篇中联绵词“奔腾”“旷荡”,都增添了诗的音韵美。

清代几部《嘉定府志》记载钓鱼台,皆引晚唐薛能《石堂溪》及苏轼此诗。[17]但薛诗并未写到钓鱼台,方志据苏诗以叙古迹,足见苏诗直接决定了对古迹的认定。后人甚至爱诗及人,径以此台为苏轼钓鱼处。[18]至此,苏轼之前的古迹钓鱼台在后世演变为苏轼钓游处,前人古迹被苏轼行迹所取代。在某种程度上不妨说,《初发嘉州》一诗“创造”了嘉州钓鱼台。苏轼的书写将古迹变成胜迹,最终凝定为“苏轼诗迹”,[19]为江山增添了新的胜迹。

二是“玻璃江”诗语对岷江眉山段的描写。《方舆胜览》载眉州之山川有“蜀江”,并解释说:“在城外。一名玻瓈江。”所引佐证材料,首先就是苏轼《送杨孟容》诗:“我家峨眉阴,与子同一邦。相望六十里,共饮玻璃江。”[20]今检索历代文献,以“玻璃江”(“璃”或作“瓈”)指称岷江眉山段,状其水色之晶莹澄澈,应以苏轼此诗为最早,至南宋,则已成为眉山段蜀江之习称,至今犹然。陆游《玻瓈江》诗序云:“眉州共饮亭,盖取东坡‘共饮玻瓈江’之句。”[21]据魏了翁记,此亭濒临岷江,乃胡晋臣知眉山时所建。[22]足见苏诗不仅使“玻璃江”之名广为人知,而且催生出当地的新诗迹“共饮亭”,可谓江由诗名、亭由诗生。

三是有关蜀学历史文化评述的复杂性。治平四年(1067),苏轼居眉山守父丧,为祖父苏序撰《苏廷评行状》,写到伯父苏涣考中进士后,评论其历史意义:“闻之,自五代崩乱,蜀之学者衰少,又皆怀慕亲戚乡党,不肯出仕。公始命其子涣就学,所以劝导成就者,无所不至。及涣以进士得官西归,父老纵观以为荣,教其子孙者,皆法苏氏。自是眉之学者日益,至千余人。”意谓苏涣开启了眉州乃至西蜀的学风,激励了蜀人出仕之意。后人论及蜀学历史文化之转折,皆引此为据。然而,今人排比辨析多种史料,发现眉州在苏涣之前已有九人进士及第,苏轼对苏涣的表彰有夸大成分,不宜全然信从。[23]苏轼有意为蜀地写史,但涉及家族时终不免有夸饰之处。

元丰元年(1078)所作《眉州远景楼记》则堪称眉州风俗画。苏轼开头概括道:“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接着从士大夫、民众、农夫三阶层描述眉州风俗之近古。北宋初期,“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之弊”,眉州士大夫却“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今按,仁宗天圣年间是北宋文化发展的重要转折期,其间革除科举考试只以诗赋定去留之弊,复兴古道、古文和古体诗,学风、文风随之一变。[24]当此际,眉州士人之学风确乎独树一帜,为儒学和古文的承传保存了西南一脉,此蜀中古风也是三苏日后得以名动天下的直接因素。苏轼又言:“而大家显人,以门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谓之江乡。非此族也,虽贵且富,不通婚姻。”这是六朝隋唐门阀世族之遗风,今人据北宋前期眉州进士及第者的家庭状况,判断“苏轼所云符合事实”。[25]此处“江乡”一词,指名门望族,盖为宋时蜀方言,[26]与通常义项不同,苏轼的记述是对词义演变史的重要补充。[27]魏了翁《家夫人》诗云:“江乡推甲乙,家史自名门。作配昔相友,流风今尚存。”[28]明显袭用苏轼语。眉山岷江边本有“共饮亭”,如前所述,亭名取自苏轼“共饮玻璃江”之句,魏了翁复加拓建,以为馆驿,改名“江乡馆”,[29]既因眉山临江,盖亦取苏轼“谓之江乡”之语。不仅士大夫,普通民众也多聪明才智,熟悉律令,遵纪守法,“易治而难服”,若官吏不依其道,“则陈义秉法以讥切之”。二苏一生秉持“从道不从君”原则,极言直谏,不屈服于权力和流俗,极好传承了家乡风骨。苏轼所记农夫之俗,也细致形象:“四月初吉,谷稚而草壮,耘者毕出。数十百人为曹,立表下漏,鸣鼓以致众。择其徒为众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进退作止,惟二人之听。”在田间击鼓以鼓舞集体劳动的风俗在汉代已流行于巴蜀,延续至今,称为薅秧歌、薅草歌、薅草锣鼓。苏轼的记述为薅草锣鼓民俗在蜀中的盛行提供了翔实的一手文献,弥足珍贵。[30]

苏轼在眉山出生、成长,熟悉、热爱蜀地,对西蜀的书写融合了即目所见和回忆比较,是写实、追忆和想象相融合的产物。在他笔下,蜀地山水青绿,风景绝美,气候适宜,物产丰富,盐法先进,风俗近古,士人地方观念强烈,与朝廷和流俗保持距离,通经学古,多以文章气节名世,民众喜好游乐,追求独立思考、见解卓异,遵纪守法但不屈从权威。苏轼的记述和感知虽不免夸饰,却珍贵、全面、深入,其文字重塑了西蜀地理,投射出个体信念,并影响到后人对西蜀地理的改造。

二、杭州书写的四个层次

苏轼自眉山还朝,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请求外任,于熙宁四年通判杭州,后又于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两次在杭任职,前后共计五年,留下的杭州作品有851篇,数量在其作品的州府分布中位居第三,仅次于首都东京和贬地黄州,其中诗428篇、文365篇、词58篇。[31]加上他在别处回忆杭州的作品,篇数还要更多。“乌台诗案”中,御史台所举苏轼罪证之一即刊印本《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云“续添”则很可能熙宁年间已有刊印;从时人记载看,苏轼在杭州的作品被刻印或刻石,当时即已传播朝野中外,高丽使者到杭州还专门购买带回国内;元祐年间,陈师道之兄陈传道仍一一收录苏轼的钱塘诗作。[32]与前人相比,苏轼之于杭州,可谓居留时间长、治理政绩优、作品数量多、艺术质量高、历史影响大。

在苏轼之前,文学中的杭州地位起落不定。五代入宋的陶谷撰《清异录》,采集隋唐五代及宋初故实,其时杭州已被称作人间天堂:“轻清秀丽,东南为甲;富兼华夷,余杭又为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宫也。”[33]东南山水甲天下,而东南又以杭州的富饶美丽甲于天下,可见书中所言实以杭州为天下第一城市。至北宋中期,柳永《望海潮》词虽然浓缩了杭州的两大城市意象:“富贵杭州”和“诗境杭州”,[34]但开头“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已把杭州从天下第一的都会降到了局于东南的名胜。宋仁宗《赐梅挚知杭州》诗云:“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剖符宣政化,持橐辍才流。暂出论思列,遥分旰昃忧。循良勤抚俗,来暮听歌讴。”[35]指明梅挚是远离京城为国分忧、主持地方行政教化,将杭州定性为“东南第一州”,是对杭州重要地位的“钦定”,固然给杭州带来巨大声誉,但将吴越首都降格为地方州府,可谓杭州的“去都城化”,这也是北宋的国策。欧阳修阐释仁宗“圣谕”的《有美堂记》,先说金陵、杭州本皆兼具山水之优美、人物之盛丽、都会之富贵,但南唐李氏抗宋被灭,金陵终颓废凄怆,吴越钱氏归宋安民,杭州日益繁盛,“兼有天下之美”。[36]这是对杭州历史和特征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北宋政权合法性的维护,呼应着仁宗对杭州的“去都城化”。直到南宋定都临安,杭州又经历了“再都城化”的过程。[37]在北宋的“去都城化”过程中,杭州的美丽繁华却深入人心,引发无限想象,端赖苏轼特出,集治理德政、文学书写、社会影响于一身,将杭州的城市声望推向最为高远的境界。

山崎觉士曾以苏轼的治理对策为中心考察北宋时期的杭州,分别从杭州城内、两浙地区中的杭州、东亚海域中的杭州等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并指出:“既然是城市,若不能自我完结、自给自足,就会不断构建与近邻地区、城市、农村等互补的关系。若不如此,便无法勾勒真正的城市面貌。”[38]所论三个层次富有启发性,但在杭州城内之后,尚需加上杭州郊县乡村才算完整。据此,苏轼的杭州书写,可从这四个层次加以观察。

第一层次,杭州城区。对此首先要明确其地理位置。苏轼以一首七律《有美堂暴雨》完成了杭州的地理定位:“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通篇摹写海滨、江中、湖上的雨,湖水、暴雨混而为一,始终抓住此时此地的特点,刻画出独特的“这一个”。前六句完整凝练地写出了杭州的自然环境特征:有美堂在杭州吴山的最高处,诗人站在山顶看暴雨,风雨从东边的海上吹来,大雨越过钱塘江,落在西边的湖上,西湖因为突降暴雨而水势急涨,湖水快要溢出堤坝。仅用四十二字即勾勒出杭州的自然地理状况,准确完整地描写出这座滨海山水城市的独特性,可抵方志中一卷“山川志”,而概括之力则过之,其形象之美、气势之雄、精神之豪更是苏轼对杭州城市意象的独到创造。

苏轼的作品还可为杭州城内外布局的“锚固点”提供直接证据。吴山、灵隐山飞来峰、凤凰山和孤山是杭州的山岭地标,苏轼皆有名篇流传。吴山最早本是海湾中的岬角,伴随着周围的海洋逐渐抬升为陆地、发展成杭州城区,是杭州历史的起点和见证。苏轼《法惠寺横翠阁》起首即赞美吴山:“朝见吴山横,暮见吴山纵。吴山故多态,转侧为君容。”既以拟人法写出吴山的多种美态,也通过早晚随处可见吴山而表现出其嵌入市区、三面临城的特点。末尾云:“百年兴废更堪哀,悬知草莽化池台。游人寻我旧游处,但觅吴山横处来。”感慨世事无常而吴山永在,正道出吴山对杭州的千古锚定作用。

建筑史专家指出:在建筑与城市的发展史上,山水地貌相对稳定,是人工营造赖以依托建设、发展的锚固点,古代杭州的郊居建筑以山寺最为典型,可概称“郊居山寺”,它们长期“锚固”在山中,灵隐山诸寺院与城市间联系水体的地理关系两千多年来无大变化,成为杭州城市营建、变迁的“锚固点”与“固结线”。[39]苏轼对飞来峰及其寺院的描写也体现了这种地理效用。灵隐寺声名远扬、景观丰富,吸引无数官民,在山与城之间形成一条相对固定的访寺路线,途中移步换景,处处宜居,苏轼《游灵隐寺,得来诗,复用前韵》一语道破:“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孤。”《闻林夫当徙灵隐寺寓居,戏作灵隐前一首》起笔云:“灵隐前,天竺后,两涧春淙一灵鹫。不知水从何处来,跳波赴壑如奔雷。”叙述灵隐、天竺、灵鹫诸寺所在,精炼醒豁,南宋楼扶《重修寺记》、施谔《淳祐临安志》对相关寺院的记载均由此语生发。后人在灵隐寺前建起“春淙亭”“奔雷亭”,亦系受此诗激发。苏轼书写了杭州名胜,也为杭州地理创造了新的名胜。

苏轼《与堂兄三首》其三称:“余杭风物之美冠天下。”其标志性景观则是西湖。谭其骧概括“西湖风景的播扬”时认为,西湖妙境“自唐以前,未尝见诸题咏,知者殆鲜”,中唐白居易有多篇作品书写西湖,此后“西湖遂为世人所周知,杭州遂为四方文士胜流好游赏者所麇集”,至北宋苏轼,“以第一流诗人两任杭州,篇什之丰,过于乐天”,影响更大。[40]在文学史上,白居易是西湖景观美学大厦的奠基者,苏轼则是扩建者和完成人,最终框定了后人对西湖的理解。肖瑞峰以比较的方法论证过,苏轼的西湖诗内涵格外丰富深刻,而且“从艺术的角度看,诗人摄录西湖镜像的技巧是出类拔萃的”,“创作水准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41]赵惠俊认为苏轼将结合了两浙林泉雅趣的“士大夫西湖文学”推向成熟,为宋室南渡后杭州地区的词坛异动带来“东坡元素”。[42]所论皆中的。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苏轼的书写对西湖的文化地理塑造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

首先是定性。考索文献,最早在诗中将钱塘湖称作“西湖”的人是白居易,苏轼则是第一个在公文中这样称呼的人。其《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启奏:“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并列举西湖不可废之五大原因,证明西湖决定着杭州的生死存亡。西湖乃杭州之眉目,此断语生动指明了西湖是杭州的窗口和标志,表明西湖对杭州的极端重要性:杭州由湖而生、倚湖而兴、因湖而扬名、以湖为灵魂,城湖一体,相依相生。此论一出,天下服膺,并成为历代官员进行城市规划和治理的日常遵循,至今不变。至于西湖山水的美学风格,苏轼以“清”字概括。《次韵曹子方运判雪中同游西湖》:“云山已作歌眉浅,山下碧流清似眼。”即目所见,直觉为清。《杭州故人信至齐安》:“昨夜风月清,梦到西湖上。”贬居黄州,风月之清引起梦回西湖,可见西湖留在作者记忆里的美学性质就是“清”。

其次是定位。天禧五年(1021),知州王随《杭州放生池记》赞美西湖:“宝刹相望,缭岸百余寺;烟景可爱,澄波三十里。实二浙之佳致,一方之上游也。”[43]此西湖只是两浙路的美景。苏轼《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云:“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浅深随所得,谁能识其全。”则是将西湖定位为天下美景,西湖便从一个区域性的景致升格为全国性的名胜,臻于至尊。清王文诰谓“四句确是西湖定评”,见出苏轼定位之准。陆以湉说:“天下西湖三十有六,惟杭州最著。”[44]此论演变为谚语“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好是杭州”,其源亦在苏轼之诗。孤山清帝行宫一方亭本名“四面亭”,1934年被题上“西湖天下景”的匾额,更是直取苏轼名句,成为西湖专属的宣传口号。[45]

再次是“定妆”。《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把西湖比作美女西施,脍炙人口。苏轼本人对此比拟颇为得意,反复使用,将瞬间直觉存为恒久记忆,《次前韵答马忠玉》还说“只有西湖似西子”,强调二者联系的唯一性、排他性。“西湖比西子”迅即成为一个典故,在北宋后期到南宋的诗词中被频繁使用,诗人武衍感叹“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清代众多批评家更是誉为空前绝后,推为“西湖定评”。[46]苏轼的描写确立了西湖的视觉形象,设定了人们感知西湖的思维底色,凝定为民族的集体记忆,西湖从此多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别名——西子湖。

最后是“定时”。西湖何时最美?表面上,苏轼的回答是四季、昼夜、晴雨各具异量之美,《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在简淡描写四季湖景后总结为“湖上四时看不足”。实际上,苏轼最爱游赏、着墨最多、创新因素最多的是西湖的夜景,尤其是秋夜月色下的西湖。熙宁五年秋七月,苏轼作《宿望湖楼再和》,以佳人比新月,秋月下的西湖水天澄澈一色,明媚清新、雅致流转。又作《夜泛西湖五绝》,以连珠组诗的形式蝉联而下,一气贯注,从新月生辉到月落湖黑,道尽夜晚西湖明丽、朦胧、空茫等不同时分的美态,翁方纲推为“以真境大而能化,在绝句中,固已空绝古人矣”,陈衍亦指“更待月黑看湖光”为“未有人说过”。[47]元祐五年九月,苏轼填词《好事近·西湖夜归》,俞陛云评析:“西湖夜归,清幽之境也,不可无此雅词。下阕四句有萧洒出尘之致。结句‘摇兀’二字下语尤得小舟之神。……‘溪风漾流月’五字与唐人‘滩月碎光流’句,皆写景入细。”[48]苏轼爱以秋、月、湖之组合为西湖造境,魏源《西湖夜游吟》其一说:“逋仙但得此湖雪,坡老但得此湖月,白公但得此湖桃柳春。”[49]所论或有偏颇,却也道出了苏轼善写月下西湖的特色。南宋定型的“西湖十景”之首“平湖秋月”,[50]想必是受苏轼作品影响所致。

关于杭州城内人民的生活,苏轼也留下丰富的文献。《钱塘六井记》《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乞子珪师号状》等文记述六井开掘过程,揭示其伟大意义。元祐五年,苏轼撰《论叶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状》,上奏杭州城内外的人口数目:“杭州城内生齿不可胜数,约计四五十万人,里外九县主客户口共三十余万。”并强调“杭州众大”,甲于两浙、淮南两路。苏轼此状中的数据,是对当时杭州城内外人口的唯一明确记录,而且城居人口比例特别高,可补史缺。文中谈及杭州民风,称“杭人素来骄奢”;又,《送表忠观钱道士》诗叙谓“杭人重施轻财”;《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诗自注“杭人以放鸽为太守寿”,皆颇堪注意。《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云:“天下酒税之盛,未有如杭者也,岁课二十余万缗。”宋朝施行酒类专卖制度,酒税高低反映城市经济水平的高低,杭州酒税收入领先全国,足见当时杭州的城市经济已高度发达,居民骄奢重施之风,或因此而来。苏轼对当时杭州人口规模、酒税收入、民风特点的记录,仅此一家,弥足珍贵。

第二层次,杭州郊县乡村。古代中国,城市与乡村并非泾渭分明,而是联系紧密,形成一个“城乡连续体”。前引苏轼奏状,已记九县户口数。他巡行各属县,用诗、词、文题写各地的自然、历史和人文,名篇名句迭现,对我们了解当地地理状况大有裨益。如《自普照游二庵》写富阳寺院,汪师韩赞为“清幽之趣,微妙之音,司空图《诗品》中未曾道及”。《新城道中》写乡间山行,受山中美景和农家快乐所感染,取譬于农村日用琐细之物,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充满奇趣和谐趣。

更有意味的是苏轼诗文中的城乡文化对比。《于潜女》及《于潜令刁同年野翁亭》刻画山乡妇女形象,令人难忘,“丰富了我国诗歌的人物画廊”。[51]她们打扮古朴,性情真率,夫妇谐乐,民风之醇厚可见一斑,与杭州市民的“骄奢”形成鲜明对比。包伟民论述,从两宋时期起,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已从乡野转移到了城市”。[52]苏轼《山村五绝》其四亦堪作佐证。诗云:“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根据“青苗法”,农民要进城办理贷款,见到商品丰富,经不住诱惑,很快把贷来的钱花光,老老少少一年里有大半时间要往城里跑,导致农业生产荒废,只落得小孩子学会了城里人口音的结果。由此可见,经过唐宋的发展,杭州城市在政治、经济、商品、文化等方面已经占有极大优势,农民尤其年轻人向往城市生活,连说话的语音也要学城里人,“官话”是从城市到乡村依次传播的,城市对乡村无疑具有“文化渗透和文化霸权”的作用。

第三层次,两浙地区中的杭州。苏轼《乞相度开石门河状》反映出杭州在两浙的中心地位:西兴是钱塘江的重要渡口,与杭州隔江相对,人员往来、货物运输繁忙,杭州因此处在两浙与外界联系、沟通南北的关键位置,杭州居民需要钱塘江上游运来的薪炭,杭州所产食盐又供应周边各地。由《赵清献公神道碑》可知,杭州曾每年从睦州(今杭州建德)买羊。前引《论叶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状》又指出:“杭州自来土产米谷不多,全仰苏、湖、常、秀等州般运斛斗接济,若数州不熟,即杭州虽十分丰稔,亦不免为饥年。”[53]说明杭州属于粮食输入地区。凡此种种,都表明杭州在两浙地区处于中心地位,北宋东南部的各种货物都是以杭州为枢纽进行流通的。

第四层次,东亚海域中的杭州。杭州在唐宋间的迅速发展,跟海洋贸易也关系密切,历史学研究已证实了10到13世纪杭州所具有的海港功能。[54]前引山崎觉士的分析则表明,苏轼的相关奏议也可作为佐证。苏轼元祐四年作《论高丽进奉状》《论高丽进奉第二状》《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五年作《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八年作《论高丽买书利害劄子三首》,所论内容都是如何对待高丽、防范契丹的外交方针。其中频繁提到杭州市舶司经办诸种海关和外贸业务、商船出入杭州湾、中外海商和高丽人使汇聚杭州或经由杭州中转等等情状,反映出杭州不仅是东南地区的中心,也是东亚海域中的重要港口城市,在东亚海上交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提醒人们看待杭州应该有海洋意识和东亚视野。

综合以上四个层次可见,苏轼的杭州书写,其内容的完备性和系统性前所未有,价值重大。苏轼有诗题为《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其二云:“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对杭州全面治理的同时还全面书写,并且有明确的超越目标,形成独具风格的苏轼杭州书写。“有唐一代,杭州城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较苏州城略为逊色”,[55]是白居易等人的作品让杭州名扬天下,得与苏州并称,而苏轼的书写则不仅使杭州以风物之美冠绝天下,更使其形象结构化、系统化、定型化、国际化。北宋时期杭州的社会声望达到高峰,苏轼的书写在其中无疑起了引领和凝定作用。

三、京城和贬所

苏轼对西蜀故土无限怀念,对杭州一往情深,这是他最为留恋的两个地方。此外,首都东京和三处贬所也在其地方书写中占据突出位置。

东京城面积广大,苏轼前后寓居的时间也长,与官僚士人频繁走访交游,笔下出现的东京地点众多,不胜枚举,为研究当时的京城布局和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而有效的史料。[56]从地理感知的角度看,学术界忽略了怀远驿和御史台监狱。嘉祐五年,为应制科考试,苏轼兄弟寓居怀远驿,风雨之夜,二人相约,不可贪恋禄位,争取早日退隐,共享家人团聚闲居之乐。苏轼《辛丑十一月十九日……》《初秋寄子由》《感旧诗并叙》等诗文作于不同时期,皆述及怀远驿中“夜雨对床”之约,并反复强调“此怀”乃己之“宿昔心”,“不可忘”。尤其是他56岁时所作《感旧诗并叙》,更具体而全面地回顾了寓居怀远驿的时间、环境、本事及生平离合,明确表示:“筮仕记怀远,谪居念黄冈。一往三十年,此怀未始忘。”怀远驿是他进入仕途的出发点,也是他早退志向的诞生地,成为他终生难忘的心理锚固点。与此相反,御史台监狱几乎是他的毁灭地。元丰二年,“乌台诗案”发,苏轼被囚,以为必死,遂作《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其一云“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其二云“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夜深人静,监狱里寒冷凄凉,被囚禁于黑暗的士大夫歌颂着下令惩治自己的皇帝圣明在上、光芒万丈,在生命行将消失之际怀想将要终结于御史台监狱的怀远驿之约。尖锐的对立形成强烈的张力,尽显荒诞性。出狱后贬居黄州,苏轼作《晓至巴河口迎子由》,回忆狱中情形:牢房异常狭小,连转身都困难,人如同掉进深井,抬头只能看见不到席子宽的小片天空,墙外是自由人在歌呼欢笑,墙内是讽谏者在悔恨落泪。一墙之隔,两个世界,生与死,热闹与冷清,黑暗与光明,自由与羁绊。苏轼对自身不幸经历和在狱中直观感受的书写,不仅让后世得以体察诗案对苏轼的心理影响,更为研究权力如何通过空间实现对人的规训提供了难得的证据。

苏轼秉持本志、追求自由,与京城的主流始终保持距离。初到京师,他的观感是繁华和喧闹,《牛口见月》诗中回忆,至和三年(1056),京师发大水,他曾站在龙津桥上观夜市,只见灯火辉煌,人声鼎沸,“不知京国喧,是谓江湖乡”。一个“喧”字已概括出东京的热闹。居留稍久,苏轼对京城的纨绔绮靡风气颇感不满,此意见于《寄周安孺茶》诗中。入朝为官后,朝参是官员的荣耀,但苏轼《薄薄酒二首》其一则抱怨要被迫早起,睡足是难得的享受,直言不愿听到上朝更漏声。《与杨济甫十首》其四写他住在京师南园,在人人奔竞的京城中寂寞独处,身在都城而心在山居,表达出对宦海的厌倦、对本心的坚持。《如梦令二首》(为向东坡传语)作于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时,词人将京城“玉堂”与贬所黄州“东坡”作对比,渴望早日“归去”,贵为清要“学士”,却认同“居士”身份。

苏轼的“居士”身份始自第一个贬谪地黄州。元丰四年五月,他在黄州城东门外山坡上获得一块废弃营地,效白居易忠州东坡之名,命名为“东坡”,带领全家开荒种地。次年二月,又在东坡山腰上建造五间草房,唤作“雪堂”。在此期间,苏轼开始自号“东坡居士”,其以“居士”形象躬耕于东坡,并写出《东坡八首》《东坡》等作品,创造了一个物质和精神二合一的文学空间“东坡”。七绝《东坡》诗云:“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这里“市人”与“野人”相对,字面上指城市中人和诗人自己;就诗意言,则喻指俗世中奔竞逐利之人和不慕名利僻居之人。野人待市人散尽始出,意谓决意远离尘嚣、绝去荣辱。东坡之路崎岖不平,市人嫌弃,野人独爱,一反一正,对比鲜明。雨洗尘埃,清莹的月光下,野人在东坡拄杖漫步,手杖触碰嶙峋的山石,发出“笃笃”之声,在静夜里显得格外坚定而有力量。响亮有力的杖声,是诗人有意为之的声音造景,余音袅袅的诗境定格,拓展了“东坡”的时空范围。这个坚硬高峻的东坡,这个清润澄明的空间,坐落在陋邦黄州,却成为高洁洒脱、自食其力、自由不屈的象征符号。

与此相关的另一符号是“赤壁”。黄州城西赤鼻矶,当地人讹传为周瑜大败曹操之赤壁。苏轼故意将错就错,借以怀古咏怀,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耸动天下。苏轼死后76年,同在八月,范成大舟过黄州,特意考察了赤壁山:“赤壁,小赤土山也。未见所谓‘乱石穿空’及‘蒙茸’、‘巉岩’之境,东坡词赋微夸焉。”[57]后来亲至其地而指摘苏轼夸饰失实者代不乏人。钱锺书在引述历代评论后分析道:“诗文风景物色,有得之当时目验者,有出于一时兴到者。出于兴到,固属凭空向壁,未宜缘木求鱼;得之目验,或因世变事迁,亦不可守株待兔。”又补充说:“诗文描绘物色人事,历历如睹者,未必凿凿有据,苟欲按图索骥,便同刻舟求剑矣。盖作者欲使人读而以为凿凿有据,故心匠手追,写得历历如睹;然写来历历如睹,即非凿凿有据,逼真而亦失真。”[58]苏轼并非不审地理,而是借地立言,即兴遣怀,并在历史上首次将小乔与赤壁之战联系在一起,熔铸真实和想象,虚实相生,建构起一个远离主流、批判权力、超越时空的地标符号,代表着豪迈不灭的志气、永恒丰足的自然、旷达空灵的胸襟和自由宁静的心灵。苏轼之前的地志未见有记黄州赤壁者,其后,南宋《方舆胜览》在黄州“山川”目下提及“赤壁山”,先辨其非周瑜赤壁,次引苏轼考辨之语,后录其一词两赋,[59]足见此地成为地理标记实赖苏轼之杰作。苏轼的书写赋予其貌不扬的黄州赤壁以全新的生命并名扬天下,故后世称之为“东坡赤壁”,又名“文赤壁”,以区别于三国赤壁之战的“武赤壁”。

晚唐杜牧、宋初王禹偁皆写过黄州的优美和鄙陋,苏轼后出转精,有实景,有造景,“东坡”(含“雪堂”)和“赤壁”两地更是他通过文学作品创造出来的全新空间,最终定型为中国文化的精神高地,其文学成就远迈前人。南宋时,黄州知州韩之美曾与通判时衍之各赋《齐安百咏》,后梦见二人,自言为杜牧和王禹偁,对他说:“二君所赋,多是苏子瞻故实。如吾昔临郡时,可纪固不少,何为不得预?”[60]自苏轼出,前人之黄州故实几被遗忘,足见苏轼的书写在整个黄州历史上具有压倒性的崇高地位。

惠州是苏轼的第二个贬所。绍圣元年(1094)十月,他一到达,就作《十月二日初到惠州》,颔联云:“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表明官僚阶级已经与他划清界限,而他虽是皇帝的罪臣,却是士庶的朋友。尾联云:“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诗中特意以“春色”代指酒,用大范围的“岭南”代替小范围的“惠州”,将本意是惠州家家户户都酿酒,引申为初冬的南国已是满眼春色,时空广阔,气象宏大。初到惠州就将传统文学中笼罩在岭南之地的瘴疠蛮荒气息一扫而光,正是其随遇而安、旷达任运胸襟的外在表现。在这里他发现风物之美、日常之乐,创造出一个四季如春、奇珍不断、生活闲适的全新岭南。韩愈《县斋读书》中“南方本多毒,北客恒惧侵”之说,[61]代表了中原主流社会对岭南风土的恐惧和歧视。而苏轼《与王敏仲十八首》其七则说:“江山之观,杭、越胜处,但莫作万里外意,则真是,非独似也。”又《和陶时运四首》其三:“我视此邦,如洙如沂。”在远离庙堂、走向民间的苏轼眼里,惠州不仅有两浙一般的美丽景观,而且文化昌盛,近似邹鲁之邦。这就彻底翻转了向来对岭南的偏见,表明岭南不是蛮荒之地,反而是奇异之地、闲适之所、文化之邦。苏轼是惠州西湖的命名者、惠州形象的建构者、岭南声名的平反者,他的惠州书写影响深远。

南宋绍兴二年(1132),虔州谢达率叛军攻陷惠州,焚毁民居官舍,“独留东坡白鹤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62]战乱中的叛军犹能如此敬重苏轼,从一个特别侧面反映出苏轼的惠州书写在全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和感召力。清末江逢辰《和杨诚斋韵》赞扬苏轼对惠州之恩:“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又在《丰湖书藏苏祠记》中揭示,“惠州西湖处南海极滨”,千亿年来默默无闻,“一旦使其名赫然播四方,与夫名山大川相颉颃,而动天下后人之流慕,则自有宋苏文忠公始”。[63]指出了苏轼惠州书写的转折意义和历史作用。

儋州是苏轼的第三个贬所。从琼州到儋州途中,他写下《行琼儋间……》一诗,开篇即云:“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指明海南岛的行政区划和民户布局。宋朝对海南岛的管治和开发,以机构建置为区隔,从周围沿海到中部山区,大致形成三个分布带,即汉族聚在沿海四周,“生黎”盘踞中心山区,“熟黎”介于二者之间,形成一个汉黎环形开发区。初来乍到的苏轼精准地描绘出此种格局,今人研究宋朝的海岛经营,即多引用此二句为证。[64]年迈多病的苏轼在海南遭遇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厄,也如实记录了这里恶劣的生活条件和落后的社会环境。他一方面千方百计让自己活下去,同时又以老病之躯造福百姓,治病劝农,教化民众,并全面书写地方社会。历史地理学者认为:“苏轼的海南诗文,尽管表达的是诗性时空与诗化意境,但由于系其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与个人真切体验所得,加之北宋末年恰好处于中古气候由温暖向寒冷转折的过渡时期,因此他的诗文对于研究北宋时期海南岛气候、物产、水文、地域民俗、民族地理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实证性文献。”[65]这是苏轼海南作品的地理价值。

苏轼的小品《试笔自书》用简洁幽默的小故事表达了一种全新的地理观念。他从邹衍“大九州”“大瀛海”之说引申开去,认为从宇宙的高大视角看,不仅海南岛,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其实都是一座岛屿,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都在岛上生存。既然如此,又何必为何时能离开海南而焦虑呢?这是以大观小,在宏观的视野中排遣困苦。另一方面,他又以小喻大,用蚂蚁依附小草、小草浮于浅水来比喻个人居于海岛、海岛处于海中的生存处境,在微观小世界里安慰自己,不怕没有出路。从大视野到小视点,从活用典故到自创想象,视点流动不居,反映出苏轼看待事物的通达眼光和超脱思维,空间总是与他的主体视角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个人的“空间诗学”蕴涵着一种圆转通透的“地理哲学”。

最终,苏轼以切己的地理感知破除了千百年来人们加诸海南的歧视性偏见,塑造出一个风土奇异、黎汉和美、民众长寿、海天豪雄、春意无限的全新海岛形象。《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表现诗人与黎族人民亲密友好的交往,其二“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二句,写自己和黎族孩子们沐风溪边的感觉,宛若古代哲人所向往的人生理想境界,顿忘身处天涯。《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更是词史上“对海南之春的第一首热情赞歌”,在古代诗词题材中有开拓意义。[66]此前世人皆视海南为蛮荒僻远之“天涯海角”,宋灭南汉后,太祖对宰相说起海南,即说其地“遐荒炎瘴”,[67]可谓对海南地位的“钦定”。苏轼此词却一扫前人咏海南惯有的天涯流落之悲,反而以欢快跳跃的笔调,描绘出边陲孤岛生机勃勃、全国最早的绚丽春光,并且明确宣告其不是天涯、与中原无异。得益于苏轼的塑造,海南不再是令人畏惧的蛮荒极边之地,而是令人向往的宏阔奇绝之境,一如他在《八月二十日夜渡海》里总结的那样:“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居儋期间及去世不久,其海南作品已被士大夫竞相搜集传播。释惠洪曰:“东坡海外之文,中朝士大夫编集已尽。虽予之笃好者,亦以为无余矣。”[68]朱弁亦载,苏轼逝世未几,其“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69]自苏辙、韩驹以后,人们对苏轼贬儋后的作品推崇备至,将“少陵出峡后诗”与“子瞻过海后诗”并提,共尊为老成精深的最高典范。[70]伴随着人们对苏轼海外作品的反复阅读和极度尊崇,苏轼的海南书写已然经典化、普及化,昔日的“儋耳地狱”一飞冲天,[71]变成人间胜地。

元符二年(1099),苏轼在海南岛西北角的儋州写下《千秋岁·次韵少游》,这是其一生踪迹与心迹的总结。上阕说尽管被流放到海角天边,仍关注朝廷时局,社会责任感并不因长期贬谪流离而减退,所谓“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下阕称即使赦免的新恩犹可期待,自己一贯的主张也决不会改变,所谓“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苏轼少年时在家乡眉山“奋厉有当世志”;[72]青年时在京师与苏辙定下怀远驿之约;通判杭州时作《送杭州进士诗叙》,呼吁士子切勿“视时上下而变其学”,反对曲学阿世;晚年在孤岛再次坚称不改“旧学”,宁愿人生一事无成、一无所有,也决不改变“宿昔心”,决不屈服于权力和流俗。苏轼一生遍写宋朝各地,他的书写无论地点还是视点都是流动的,但他不是旅行者,而是东坡之路上一个闲适的漫步者,内心坚定澄明,精神壁立千仞,一如黄州赤壁。

四、结论:文学助江山不朽

苏轼的作品形塑、创造了宋代的许多地方。除了上述西蜀、杭州、东京、黄州、惠州和儋州,他对凤翔、徐州、密州、扬州、定州等地也着墨较多。他书写宋朝各地,描绘地理特征,建构地方形象,造就观念空间,投射心理结构,捍卫多元化和包容性,体现出宋朝历史过程的空间维度以及历史在空间中的嵌入方式,吸引无数读者投入其中。他对宋朝各地的地理描摹不仅现实、精准,而且他的描绘中总有一个独立不阿、随遇而安的“人”在,那是个远离主流、在东坡之路上无拘无束地漫步的人,其磐石般的生命质地指向天地、山川、人文、历史,始终贯注着人的自由和价值。在他的这种无关世俗功业的地理塑造中,蕴涵了个体的视点和体验,创造性地建构出一种真实与想象相融合的文化地理空间,一个展现心灵与大地具体关系、足以让人获知真切的地理状况的世界。透过他的地方书写,人们看到一个空间化、在地化、去中心化的宋朝,其中承载着丰富复杂的记忆、传说、想象和意义。

苏轼的文学地理书写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这首先得益于他在地理方面敏感的意识、丰富的知识和实践的能力。其《石鼻城》颔联“北客初来试新险,蜀人从此送残山”,被王文诰赞为“画出川陕山疆水界,妙在关合蜀事”,尾联“渐入西南风景变,道边修竹水潺潺”,触及中国气候南北差异的分界线,以竹子作为南北物候不同的标志之一,一语中的,亦得到气象学史家的标举。[73]他有渊博的地理学知识,并成功运用于理政实践。[74]其次是得力于他的文学观念。苏轼主张写作要“求物之妙”,把握描写对象的特征,“了然于口与手”,做到“有写物之功”,即:用语言精确生动地描绘客观事物,并将个体意念详尽地表现出来。[75]这些都为他的地方书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空间与时间是人类感知世界的先决条件。文学地理学家柯罗认为:“一位作家在一部作品中开拓出的空间就好像语言符号一样,也有三个维度:参照物、形式和意义。他为参照物设立形象,假托某种形式来给出意义。”[76]苏轼以各地的地理、历史和社会为参照物,用多样的文体、海量的作品、精妙的表达,编织起地方的风貌、世界的秩序和空间的意义,其地理感知和地理表达的杰出成就堪称“文助江山”之典型。

苏轼晚年在《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中交代诸子侄:“《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但令文字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他相信荣禄富贵不足希求,也不可长久,惟有文化创造、文学作品能照耀千古。他死后十余年,被贬惠州的同乡“小东坡”唐庚遍访苏轼遗迹,并在《水东感怀》中赞叹苏轼作品的生命比金石还要长久:“碑坏诗无敌。”[77]宋朝远去,苏轼已逝,地理变改,但苏轼的作品中宋代的山川永在。一代代读者在其中读到当时鲜活的大地及大地上的人民,尤其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自由的“人”。地理影响文学,文学塑造地方。江山助文,文亦助江山,帮助促成地理的人文化。对于人类的空间感知而言,地理景观正如沙玛所论,“风景首先是文化,其次才是自然;它是投射于木、水、石之上的想象建构”,“如果说我们整个的风景传统是共同文化的产物,那么同理,它也是在丰富的神话、记忆以及夙愿的沉淀中构建起来的传统”。[78]文学作品是一个具备自足价值的世界,文学创作在反映现实的同时也蕴含对现实的反思、批判,是一种表达感知、塑造形象、留存记忆、建构意义的超越性行动,比物质的空间更广阔,比地理的生命更长久,比耳目的实证更有力。纵使陵谷变迁,文学也能通过记忆和想象令江山不朽,并创造新的胜迹。“文助江山”说揭示出中国古代文学的别样特色和成就,文学对地理的反向影响有待深入研究。

 

注释:

[1]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567页。

[2]详见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第十一章《江山之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3]均见独孤及:《毗陵集》卷一七,《四部丛刊》影清刻本。《马退山茅亭记》又传为柳宗元作,载《柳宗元集》卷二七,题作《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古今学者多证其非,今可确认为独孤及作,详见黄权才:《试论独孤及的美学思想,兼考证其〈马退山茅亭记〉的著作权》,《广西师院学报》1995年第4期;刘鹏:《再论〈马退山茅亭记〉非柳宗元作》,《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尹占华等:《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七,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802-1804页。

[4]余靖:《武溪集》卷一,《宋集珍本丛刊》第3册影明刻本,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182页。

[5]王阮:《义丰文集》,《宋集珍本丛刊》第63册影宋刻本,第388页。

[6]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9册,第37323页。

[7]如明倪继宗《清晖楼诗附》题下注就说“地以诗传”,参见倪宗正:《倪小野先生全集》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8册影清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714页;清赵翼《题黄鹤楼十六韵》(《瓯北集》卷二○,李学颖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17页)云:“楼真千尺迥,地以一诗传。”

[8]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9]苏轼:《龟山》,张志烈等主编:《苏轼诗集校注》卷六,《苏轼全集校注》第1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92页。以下所引苏轼作品及古人评论,凡出此本,均不再加注,以省篇幅。

[10]陆鉴三校补:《西湖楹联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4页。

[11]如汪超:《人地关系与苏轼的黄州地方书写》,《南海学刊》2017年第3期;王启玮:《诗意空间的塑造:论苏轼外任游宦期间的差旅书写》,《海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马自力等:《苏轼任扬州知州的日常世事与审美超越》,《求是学刊》2022年第1期;加納留美子『蘇軾詩論—反復される經驗と詩語』第6章「海南時代の詩における風景描寫—詩人としての挑戰」、研文出版、2022年。

[12]笔者曾在2017年题为《苏东坡代表了一种人生态度,他用四首诗告诉我们人生为什么一定要乐观》的演讲中提出:“苏轼的作品就形塑了宋代的许多地方,直到今天仍是我们‘穿越’宋朝的绝佳指南。”参见《上观新闻》2018年8月18日,https:∥www.jfdaily.com/staticsg/res/html/web/newsDetail.html?id=99573&sid=67,2023年6月29日。

[13]详见花志红等:《宋代文人的巴蜀情怀》,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0-63页。

[14]刘德林等:《中国古代井盐及油气钻采工程技术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6页;刘广志主编:《中国钻探科学技术史》,北京:地质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15]详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蓝勇:《历史时期西南地区荔枝种植分布研究》《近2000年来长江上游荔枝生长北界的推移与气温波动》,《古代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张全明:《中国历史地理学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4-76页。

[16]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四六,北京:中华书局影文选楼影宋钞本,1992年,第3945页。

[17]嘉庆《嘉定府志》卷五,清嘉庆八年(1803)刻本,第6页b。

[18]民国《乐山县志》卷二、一二,铅印本,1934年,第24页b、18页a。

[19]“诗迹”的概念借用自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学古迹的概括,诗迹不单是地名,而且是长期吟咏、广泛流传的古典诗中出现的具有某种特定、传统的诗情或形象的各地实在、具体的场所。详见植木久行「中國における“詩跡”の存在とその概念—近年の研究史を踏まえて」、同論集刊行會編『村山吉廣教授古稀記念中國古典學論集』、汲古書院、2000年。

[20]祝穆撰、祝洙增订:《方舆胜览》卷五三,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948页。

[21]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24页。

[22]魏了翁:《眉州江乡馆壁记》,《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四部丛刊》影宋刻本,第2页b。

[23]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9-53页。

[24]李贵:《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8-155页。

[25]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第52页。

[26]张志烈等:《苏轼文集校注》卷一一,《苏轼全集校注》第11册,第1114页。

[27]参见郭齐:《宋代“江乡”小考》,《宋代文化研究》第20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

[28]《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二,第16页b。

[29]魏了翁:《眉州江乡馆壁记》《眉州江乡馆记》,《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四四,第2页b-3页a、23页b-24页b。

[30]详见匡天齐:《四川汉族民间歌曲述略》,朱嘉琪主编:《四川省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文集》,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修订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19-120页。

[31]郭红欣:《苏轼作品量的时空分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32]详见内山精也:《苏轼文学与传播媒介》,《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朱刚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33]陶谷:《清异录》卷上,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1编第2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34]耿波等:《从富贵杭州到诗境杭州——杭州城市想象的文学传统》,《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35]《全宋诗》第7册,第4399页。

[36]欧阳修:《居士集》卷四○,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35-1036页。

[37]从北宋到南宋,杭州经历了“去都城化”和“再都城化”的变化过程,详见谢一峰:《争衡圣域——两宋间杭州宗教空间的变迁与重构》,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1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年。

[38]山崎觉士:《从苏轼的政治课题及其对策看北宋杭州》,杨振红、井上彻编:《中日学者论中国古代城市社会》,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

[39]王歆:《山水与城市间的锚固点——杭州郊居山寺在山水城市空间营造中的意义》,《中国园林》2020年第4期。

[40]谭其骧:《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长水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41]肖瑞峰:《苏轼诗中的西湖镜像》,《文学遗产》2018年第5期。

[42]赵惠俊:《朝野与雅俗:宋真宗至高宗朝词坛生态与词体雅化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40页。

[43]曾枣庄等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等,2006年,第14册,第134页。

[44]陆以湉:《冷庐杂识》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27页。

[45]俞泽民:《西湖楹联与景典》,杭州:杭州出版社,2015年,第19、20页。

[46]详见内山精也:《庙堂与江湖——宋代诗学的空间》第二章《苏轼的杭州时代》,朱刚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

[47]陈衍:《宋诗精华录》卷二,曹中孚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201页。

[48]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17页。

[49]《魏源集·七言古诗》,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20页。

[50]祝穆:《方舆胜览》卷一,第7页。

[51]王水照:《苏轼传稿》,《王水照文集》第5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第24页。

[52]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53页。

[53]“亦”,《苏轼文集校注》卷三○作“也”(《苏轼全集校注》第14册,第3284页),今从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册,第861页。

[54]陈烨轩:《宋代东南第一州——10—13世纪杭州的海港功能探析》,杭州文史研究会等编:《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千年以来东南地区文化区位重构与杭州的崛起》,杭州:杭州出版社,2021年。

[55]张剑光:《江南城镇通史(六朝隋唐五代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6页。

[56]详见梁建国:《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交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57]范成大:《吴船录》卷下,《全宋笔记》第5编第7册,第84页。

[58]钱锺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册,第90页;第5册,第11-12页。

[59]祝穆:《方舆胜览》卷五○,第886-888页。

[60]洪迈:《夷坚志》丁志卷一八,《全宋笔记》第9编第4册,第379页。

[61]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91页。

[62]洪迈:《夷坚志》甲志卷一○,《全宋笔记》第9编第3册,第114页。

[63]民国《惠州西湖志》,麦涛点校、高国抗修订,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67、84页。

[64]王冬梅等:《从蛮域到疆域——唐宋时期的海疆观念与海南的治理与开发》,《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6期。

[65]马强:《海南地理体验与苏轼晚年的文化心态》,《蜀道文化与历史人物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

[66]王水照:《苏东坡诗词讲解》,《王水照文集》第3卷《苏轼研究》,第367-370页。

[6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上海师大古籍所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81页。

[68]惠洪:《跋东坡缄启》,周裕锴:《石门文字禅校注》卷二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4038页。

[69]朱弁:《曲洧旧闻》卷八,《全宋笔记》第3编第7册,第74页。

[70]宋人的相关评论,详见曾枣庄:《历代苏轼研究概论》,成都:巴蜀书社,2018年,第90-91页。

[71]苏轼《东坡志林》卷二有“李氏子再生说冥间事”条(《全宋笔记》第1编第9册,第54-55页),记儋州人死后系于地狱之异闻,曾慥《类说》卷一○(王汝涛等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5页)摘抄此条,云出苏轼《仇池笔记》,题为“儋耳地狱”,后世或以此为海南蛮荒可怖之口实。

[72]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集·栾城后集》卷二二,曾枣庄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11页。

[73]竺可桢、宛敏渭:《物候学》,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63年,第21页。

[74]潘晟:《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72-373、417-418页;马强:《苏东坡的地理情怀》,《秋天的守望》,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

[75]详见周裕锴:《写我尽意,体物传神——苏轼美学思想札记之一》《豪放含法度,新意合妙理——苏轼美学思想札记之二》,《语言的张力——中国古代文学的语言学批评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76]柯罗:《文学地理学》,袁莉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146-147页。

[77]唐玲:《唐庚诗集校注》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78页。

[78]沙玛:《风景与记忆》,胡淑陈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67、14页。

 

李贵,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大阪大学国家公派访问学者。曾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大阪大学特任准教授。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理事、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理事、四川省三苏研究院首届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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