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1980年4月，我有幸坐在课堂里第一次聆听许师授课，成为先生的学生。从那时开始，直至1996年恩师逝世，长达16年时间，他不仅是我大学期间的授课老师和研究生时期的导师，而且是我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工作的学术引路人。可以说没有恩师的教导与培育，也就没有我今天的点滴成绩。虽然他离开我们已10年了，然而恩师的音容笑貌，如梦似幻，历历在目。低徊往事，谨撰此文，将回忆、梦与思考留在这里，藉表我对恩师深切的怀念与感激之情。
一
1978年，我参加高考，进入北京大学分校历史系学习。对于16岁就到兵团去锻炼，骤然失而复得了学习机会的我，如久旱逢雨，立即全身心地投入了学习。我们的中国古代史课，作为基础课，是由北大各断代史老师来授课的。1980年上半学期，开始时是吴宗国先生接着上学期讲的隋唐时期讲宋辽金时期，随后的元明清时期，都由许先生讲授。授课时许师来了，和蔼可亲的面容，谈笑风生的风度，他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许师讲授元明清史，注重一个朝代兴亡治乱的大势和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特点是深入浅出，把几百年头绪纷繁的历史叙述得井然有序，清楚明白，所以特别受同学们欢迎。例如，我现在还记得，讲到蒙古各部时，他特地在黑板上画出了在斡难河和靠近贝加尔湖一带的蒙古各部当时所在的方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讲的明史，将有明一代的史事，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依次娓娓而谈，如数家珍，还讲些小典故，很能吸引同学们。可能因为许先生当时主要研究明代这段历史，所以讲课也特别精彩。也正是从那时起，不知不觉地，我被带进了明史的广阔天地，朦胧中对明史也特别感兴趣了。我以后专搞明代这段历史，无疑是受了许先生影响。而真正引领我进门的，是许师在1981年下半年为我们开设的明史专题课。
许师开设的明史专题课，引导我走向明史的殿堂。他虽执教多年，但每次上课前都认真准备，讲课极有条理，富有启发，很引人入胜。不仅给我们以这门课程必要的专业和理论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把我们逐步引进一个上下贯通的明史领域。
先生自燕京研究院毕业以后，主要的专业研究集中在明史领域，曾参加《明史》点校，对于明史有非常深的造诣。他的明史专题课分为上下篇。上篇是史籍，下篇是专题篇。上篇讲七个部分：一、正史；二、《明史》;三、通鉴、《国榷》和《明通鉴》;四、实录；五、政书；六、档案；七、碑传与方志。从课程的标题我们就可以知道，许师史籍篇所讲授的，实际上已远不止是明代的断代史籍，他是将明史置于整个古代史籍框架中来讲授的。例如，他先讲正史，讲何谓正史、正史名目、价值、版本以及清人研究正史的名著,给我们一个完整的二十四史概念；再讲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明史》,讲《明史》的纂修和作者，继而详细展开叙述《明史》曲折而漫长的修纂过程，讲《明史》体例以及史料来源、考证和校勘，还讲了《明史》以外的纪传体明代史书。这样的教学安排，使我们实在是获益匪浅。这样一来，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二十四史中的《明史》,还可以了解《明史》等明代史籍在整个中国古代史籍中的地位，更可以对中国古代史籍的发展脉络有一个系统而全面的认识。下篇专题篇，讲五个部分：一、明代的官制；二、明代的兵制；三、明代的选举制；四、资本主义萌芽；五、东林党。所讲包括明代典章制度的三个关键方面和明代经济、政治的两大问题。这些专题在明史中无疑都有着重要地位。此外，当时我尚不全明白，后来随着自己从事明史研究工作，才深切领会到，这些专题都是许师潜心研究明史多年的精华所在。
先生对历代典章制度十分熟悉，他细致地考察了明代主要制度如职官、兵制、选举制等制度的源流，能够上下贯通，发其源且究其变，数百年的官制、兵制与选举制让他讲得脉络分明。现在回忆，当时先生讲课的特点一是知识量大，二是不仅细致地讲出了“然”,而且往往讲出了其“所以然”,听起来很有深度，使人深深为之所吸引。比如，他讲明代的官制，首先告诉我们“对于官制有一个轮廓了解很重要，可以帮助读书”。于是他很自然地就把读书的四把钥匙交到了我们手里，那就是官制、目录、年代和地理。因此，虽然他讲的只是官制，但是学生对于目录、年代和地理的重要性也已充分了解了。在他的讲授中，这种举一反三的例子太多了。特别是他纠正了就明代制度看明代制度，不顾渊源的做法，指出中国古代官制自秦汉开始有一个完整的官僚机构，分为两大阶段，一是秦汉至南北朝，中央从三公九卿制转向三省六部制，地方从郡县两级制变为州郡县三级制；二是从隋唐至明清，中央从三省六部至内阁六部，地方从州郡县制到省府县制。在使我们对于中国古代一千多年官僚制度有了一个概括性认识以后，他才进入明代官制的讲述。如关于明代兵制，先生也是首先指出汉唐明都曾采用亦兵亦农法，汉屯田兵、唐府兵、明卫所兵，都只维持一时，不能保证政权久远，其他是民兵、募兵。然后，他才依次讲述明代兵制的内容。对于明代选举制，他首先讲的是明代选举制的渊源，历代选举发展的两个阶段，随后再讲明代的科举制度。这种上下贯通的视野，使他的专题课具有更大的知识含量，进一步打开了学生的眼界。
他在详尽讲授明史各个专题时，结合介绍了当时个人的研究，以及中外学术界的研究前沿，提出了许多值得探讨的课题，具有极大的启示。这也是许师专题课的特点。
先生一向对于经济史用力最深。他讲的资本主义萌芽专题，是他自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潜心研究的课题。50年代，学术界讨论我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意见不一，众说纷纭。1956年，他发表《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初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的萌芽》一文，对十六世纪以及十七世纪初期在中国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茅存在及其发展程度，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论文贯穿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谨严求实的学风，被史学界誉为资本主义萌芽讨论中的一篇力作。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度成为史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先生格外关注。他在专题课上，首先向我们介绍了当年(也就是他讲课的1981年)召开学术讨论会的最新研究动态，和近年争论的中心问题。接着从明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情况，社会分工的扩大，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三个方面展开讲述，这一专题的讲授有着先生二十多年的研究底蕴，故旁征博引，史料扎实，论证环环相扣，讲得格外精彩。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史学家以小说证史历来不多见。学术界每有小说家之言不足为信史之成见。然而先生并不因古典小说有虚构而忽视其史料价值。实际上早在1956年，先生已经利用小说资料，作出了富有成果的研究。他讲资本主义萌芽专题时告诉我们，明代后期的短篇小说，如“三言”、“二拍”等虽然是小说，但是写作没有脱离社会现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可以视为社会小说，不同于一般小说，可以作为史料引用。当然，还要以科学的态度去伪存真。
当时他讲的另一个专题是东林党。这一专题是先生当时研究的重点所在，为此撰写了论文《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2年)。在专题课上，他所讲的内容不仅包括了论文所有部分，而且还在最前面特别增加了一节，首先告诉我们什么是东林党，东林党包括了哪些人，以便使学生更完整地理解东林党人及其作用。
就这样，学习先生开设的明史专业基础课，使我受益终身。许师的治学态度，眼光与方法，从多方面启迪、教育了我。主要有两点，不敢或忘：第一，研究中国史，一定要贯通古今，即“通古今之变”,这是治史中极为重要的一点；第二，重视整个历史的融会贯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宏观视野。这不仅为我以后从事明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我以后开拓眼界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是“万斯同与明史”。这是根据先生出的作文题目个人选择的。记得专题课的史籍篇结束以后，先生就布置作业，让我们试写论文。先生给我们的题目，表面看来，一般都不大。但是，通过广泛搜集史料，细致地探索，能够将我们带入科研的基础性训练，使我们终身受益。在此过程中，历史系学生必备的史学方法，包括引书必须忠实于原文，引用前人说法和资料必须注明出处，尽量利用第一手资料以及如何写成一篇论文，又如何列举参考书目等等，都得到了初步的训练。我在写作论文过程中，从搜集史料到整理、鉴别与解释史料，形成观点，最后写出初稿，都经过许师的指点。形成的心得，每讲给许师听，都得到他的鼓励，使我更加努力继续去做。以后我研究时的严肃态度和一丝不苟的作风，是和先生的教导分不开的。“万斯同与明史”,是从作业起步的(当时许师出的题目是“写心得论万斯同的史学”)。万斯同以布衣修明史，“一以实录为指归”,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此，我选择了这个题目。当时我做得很认真，广泛搜集资料，特别是到北图善本室去阅读万斯同《明史列传》、《明史》钞本，写出了自己的心得。因此，此文颇得到许先生的好评。先生对于后辈，只要有一得之愚，他总不吝夸奖。也正因为如此，先生高兴之余对人讲了，竟有人听者有心，很快发表了文章。为此许先生曾特地对我说明，向我表示歉意。我为先生的坦诚所感动。虽然我的论文没有发表，但是，许先生教会我如何写论文，为我此后走上史学研究道路打下了基础。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篇论文的写作，先生决定收我做他的研究生。记得那一天，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先生和蔼地笑着对我说，让我毕业后去考他的研究生。20多年过去了，那情景宛然犹在眼前。也就是在那一刻，我的未来人生道路确定了。在我以全优成绩毕业以后，我选择跟随许先生读研究生，继续学习明史，是很自然的事。然而，事情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简单，在我毕业的那一年，先生不招生。于是，我只好先工作，而且根据当时规定，大学毕业工作两年以后才能考研究生。所以我也只好在工作两年后，才报考了许师的研究生。
在大学毕业后工作的两年中，我一直不敢忘记先生的知遇之恩，一心为考研究生做准备。所幸当时我到北京图书馆文献编辑部工作，借着近水楼台之便，我先后完成并发表了《试比较几部史书中的<张居正传>》、《北京图书馆藏四种明代科举录》两篇论文。回想这两篇论文，明显是先生教的路数。尤其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试比较几部史书中的<张居正传>》,就连题目也是许师给我们开专题课时出的作业题之一。先生出这个题目是让我们比较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万斯同《明史》、王鸿绪《明史稿》、张廷玉等《明史》中的《张居正传》。我当时没有选做这个题目，而据我所知，当时也没有同学做这个题目。所以在大学毕业以后到北京图书馆工作期间，我就利用编辑工作之余，坐到善本室去，完成了这篇“作业”,1983年发表在《文献》第18辑。而第二篇《北京图书馆藏四种明代科举录》,应该说也是受先生明史专题课讲授的明代科举制有关内容的启发，就自己当时所见第一手资料而作，发表在《文献》1985年第1期。
三
1985年，我考上研究生，终于有幸受业于许师门下，成为登堂入室的弟子，学习明史。在就读于先生身边的三年时间里，先生耳提面命，谆谆教导，使我在知识结构、研究能力上，都有很大长进。先生积极为明史培养人才，招收硕士研究生，在讲课和指导学生时，特别耐心细致。他严谨求实的学风，阐幽发微的精神以及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学育人，都令我怀念不已。除了讲授有关学习和研究明史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外，加强和提高学生研究基本功和素质，也是他指导研究生学习的一个特色。
记得入学以后，每逢星期五下午，他指导我们几个研究生学习《明史纪事本末》,这是由我们轮流讲《明史纪事本末》各专题的读书心得。这一按期举行的读书会，在他家里进行。一壶茶，一本书，许师与我们几个人围坐着谈自己的读书心得体会，如果我们讲对了，他就点头表示肯定。如果我们讲错了，他当即指出问题所在。我们有疑问或不明白的地方，他马上进行指导。他要求我们尽量弄懂书中语句的真实涵义，领会全部内容；并且要求我们搜集资料对书中记载的真伪进行甄别。他主张不论官方或私家历史记载，关键在于详辨慎取，求得历史事实真相。
指导我们参加部分科研工作，也是先生指导研究生基本功训练的一种重要方式。当时许师接受了紫禁城出版社由先生主编《明朝十六帝》的工作，在先生带领下，我们这些研究生参加了撰稿工作。当时先生让我写“开国皇帝朱元璋”。我有畏难情绪，因为虽然有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可以参考，但是毕竟要以25000字来概括朱元璋跌宕起伏的一生，是有很大难度的。所幸刚读过《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也还有些心得。我从搜集资料、到撰写定稿，在导师指导下参加集体的科研工作，不仅有利于学习，而且还能在工作中得到锻炼，这对于提高我的专业技能与独立工作能力无疑起了很大促进作用。正是这次撰稿，使我得以综观全局，开阔视野，为我做研究生毕业论文“明代两京制度研究”打下了基础。后来我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朱元璋”词条，还撰写了《明太祖本传》一书，可以说也都是在这一基础上完成的。
为了帮助我们把基础打好，掌握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先生曾经指导我们从基础做起，进行校勘工作。他有意识地安排我们参加点校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明代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国朝典故》是一部明代丛书，收有明代初年到隆庆年间的史籍64种。当时分给我的部分包括7种史籍：郭勋《三家世典》、明太祖《御制周颠仙人传》、杨士奇《三朝圣谕录》上中下三卷，李贤《天顺日录》、李东阳《燕对录》、梅纯《损斋备忘录》上下卷、陈沂《畜德录》。按照要求，我分别考察了这7种史籍的作者及其事迹，还有版本等，然后进行标点、分段、校勘。校勘中，我参校了明朱当《国朝典故》的3个不同钞本，明佚名《国朝典故》钞本，以及《明实录》、《纪录汇编》、《东里文集》、《古穰文集》、《历代小史》、《古今名贤汇语》、《古今说海》等多部明代史籍，还有清《胜朝遗事》、《说郛续弓》、《学海类编》、《明史》等多部清代史籍。把不同字句列出，出校勘记。由于通校和参校本大部分是善本，我到北图和北大的善本室坐了很多天，认真核对善本原文，加以记录，同时认真考其作者及源流。写校勘记时，首先是作者和版本的介绍，然后是校勘记。由于多部史籍情况复杂，所以这一工作对我的史学基本功确实给予了很好的锻炼。如《天顺日录》,经过校勘，发现原书有三处脱漏了大段文字，我即根据朱氏《国朝典故》钞本、李贤《古穰文集》本补阙。
读研究生期间，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负责研究生毕业指导课时，先生按照学校要求，组织研究生教学实习。他特地安排我讲“《明史》纂修”,他的意思我心领神会，他是想让我讲出自己学习“万斯同与明史”的点滴心得。我开始实习课准备时，许师拿出自己讲课的明史讲义交给我参考，看到先生讲义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工整小字，我仿佛一下子懂得了什么是严谨的学风，应该怎样读书、怎样教课；我认识到先生讲课精到，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在这背后的，是他的辛勤耕耘。他年年开课，而年年都是重新备课讲课。每次课前必先重温一遍讲义，增加新的资料，然后才讲课。我的教学实习，从拟定教学提纲，写出讲稿，直到讲课，都是在先生的直接指导下进行。先生的指导包括将其自身体会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自己的学生，这种认真教学的态度，这种把尚未出版的手稿无私借给学生的精神，这种道德风范，把自己的光和热奉献给教育事业的纯真心愿，深深感动了我。这对我一生的明史研究工作，都极有教益。回忆那次教学实习，虽然事先尽力作了准备，但是当天在课堂里，看到先生面容严肃地坐在下面，在讲台上的我不免胆怯起来。讲完以后，见到熟悉的微笑再次浮现在许师面容上，我这才松了口气。接着先生走到我跟前，夸奖我讲得好，亲切地说“教学相长”,他的话温暖了我的心，使我备受鼓舞。当时的情景，他的精心培育，他奖掖后学的满腔热忱，他对于学生点滴成绩的由衷喜悦，都成为我永远难以忘怀的记忆。
1986年，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明代两京制度”,在向先生请教后确定下来。记得当我开始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时候，先生已经行动不太方便，不能带领我们下江南访书了。1987年，我到江南等地搜集资料。为了我把论文写好，许师除了亲自指导外，还给南京大学洪焕椿教授写信，介绍我利用搜集资料机会，去南京听取洪焕椿教授的宝贵意见。这是先生为我精心安排的一个学习的极好机会。我去拜访洪焕椿教授，他指出“明代两京制度”的题目很好，以往没有人做过，指导我一定要特别关注南京机构与制度。后来，我还专门去了宁波天一阁、杭州浙江图书馆等处搜集了很多难得的相关资料，为此积累了两盒卡片。可惜的是，当时我写到两京制度的形成与确立部分，已经近5万字，所以毕业时不得不先截止于此。许师一贯教导我多向老一辈专家、教授请教和学习。这里应该提到的是，在我即将离校进行毕业答辩时，为了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他约请的校外指导老师，一是韩大成教授，一是曹贵林先生，他们都是明史研究上造诣很深的专家，许师曾安排我在写作期间去向他们专门请教。1988年，在许师与他们，还有王天有老师的指导下，我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迄今为止，已是20年过去了，由于我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首先是在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中外关系史方面需要我有更多的开拓，所以两京制度这一课题就搁置了。至今每念及此，就感到有负先生厚望，心中惭愧。
四
先生作为老一辈著名史学家、教授和导师，满腔热情地关怀着我们下一代的成长。研究生毕业时，先生曾向系里提出让我留校，虽然没有成功，但我永远铭记在心。1988年离开北京大学后，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一开始在中外关系史研究室，需要我开阔视野，利用中外史料进行工作。同时，对我的外语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此时，先生“通古今之变”的治学方法，对我的工作帮助极大。在我的书柜中，摆放着一本何炳棣关于明代以来人口史的英文本。看着这部书，我就想起许师。在校期间先生关心我的英语学习，当时美国学者马紫梅(Mary Mazer)来北大跟随先生学习，做博士论文。先生特地把她送给先生的这部书给了我，鼓励我努力提高英文水平。这件先生作为老师看来似乎平常的事，为我以后进行中外关系史研究打下良好基础。1995年，我到葡萄牙里斯本大学进修葡文，临行前去向先生辞行。针对我感到去葡国学葡文有困难，尤其是葡文难学的想法，他热情鼓励我不要怕困难，要好好学习，说多学一门语言，会对我今后开展研究工作大有帮助。我牢记许师勉励的话，到葡萄牙刻苦学习，1996年就利用中葡文资料撰写了明代中葡两国第一次交往的论文寄回国内发表。
从中外关系史研究室调到明史研究室，跟随先生学习为我奠定的学术研究根底，使我在工作中“如鱼得水”。这里略举一例。上面提到许师教给我们小说证史的治史方法，1982年，先生为了纪念翦老，写了《学习翦老从戏曲小说中搜集和分析史料的治学方法》一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同时，他也教给我们以戏曲证史的治史方法。我在研究郑和下西洋时，利用了研究者鲜见提及的“内府之剧戏”,即从明人赵琦美收入《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242种元明杂剧之中，找到《奉天命三保下西洋》的内府杂剧钞本，进行研究，就是运用了先生教授的方法。
许师是一位良师，他襟怀坦诚，治学严谨，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体现了老一辈史家的良好风范。我有幸在先生身边受教多年，惭愧的是所学肤浅，唯一可以告慰恩师的是，我一直在他指引的明史领域进行研究，不敢懈怠。我在研究方面的点滴成绩，当全归功于先生的教导。我现在担任明史研究室主任，是博士生导师，我以是先生的学生而自豪，并以传先生的学风和治学方法为己任。今年，纪念恩师诞辰85周年，正巧天一阁来函欲与我所合作对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本进行整理与研究，我与室内同仁可能即将投入工作。这项工作不禁令我感慨万端，20多年过去了，完成这项工作，我想，也可以告慰恩师在天之灵了。
[附记]
回忆往事，并非如烟。每当我忆起随许师学明史的这段经历，他慈祥谦和而又充满爱心的面庞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作为他的学生，心中的故事，永存的光影，将伴随我终生。
来源：《纪念许大龄教授诞辰八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