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伯:美国与东亚一体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29 次 更新时间:2008-07-14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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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心伯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美国对东亚一体化的关切与认知,探讨了美国将可能采取的政策与对策。作者认为,一项明智而有远见的美国政策应该是鼓励和支持东亚的一体化,而东亚国家也应在推进区域合作的同时,考虑和照顾美国的合理关切,发展与美国的互利合作,诱导和鼓励美国在东亚合作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关键词]美国 东亚 一体化

随着东亚一体化的发展和深化,特别是建设东亚共同体这一目标的提出,美国朝野对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兴趣和关注也在上升。毫无疑问,作为在东亚有着重大的现实利益和巨大影响力的域外国家,美国是影响东亚合作进程的最主要的外部因素。本文要探讨的是,美国是如何看待东亚一体化的,其主要关切是什么?华盛顿已经和将要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东亚这一意义深远的发展趋势?美国应如何明智地面对东亚一体化,东亚国家又应如何在推进区域合作的进程中处理好至关重要的美国因素?

关切与看法

美国看待东亚一体化的出发点,是这一进程将如何影响美国在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从结构层面看,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是通过保持美国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权来实现的,而美国的主导地位又是通过特定的地区安排而赖以保证的。在安全上,美国长期保持在本地区的“轮毂-轮辐"式双边安全同盟,并在冷战结束后对一些同盟关系进行了调整和强化。在经济上,美国试图通过亚太经合组织(APEC)来推进亚太地区的一体化,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经济秩序。此外,美国还力求使亚太地区的一体化与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相联系,以反映美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主张和维护的理念与规范。

从这样的基本立场出发,美国对东亚一体化的首要关切是它的性质和发展方向。[1]例如,东亚共同体将导向较少包容性甚至排他性的地区集团还是更加开放、更具包容性的地区安排?它将是典型的“清谈俱乐部"还是功能性的地区主义架构?从上世纪美国对马来西亚领导人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核心"的态度即可看出,美国对不包括它在内的地区合作模式甚为反感。另一方面,美国对冷战结束后亚洲多边主义努力也看法不佳,认为由于过分强调成员间的共识和最低共同标准,这些多边机制进展太缓慢,难以解决本地区迫切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因此,美国希望东亚一体化的制度建构既是开放的和包容性的,又具有较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次,谁将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美国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日本。尽管在上个世纪90年代华盛顿对东京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圈十分警惕,但时移势易,随着日美经济关系的变化和政治与安全纽带的加强,美国认为日本领导东亚一体化最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华盛顿也明白,由于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欠佳,加之在中国崛起背景下日本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东京已无力执东亚一体化之牛耳。华盛顿最担心的是中国成为东亚合作的领导者,不仅由于中国的地区合作理念与美国的偏好存在距离,而且也因为中国的影响力将因之进一步上升,而美国的影响力则遭到削弱。由此一来,美国似乎更看好东盟继续主导地区一体化进程。

第三,东亚合作架构是否包括美国?美国虽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东亚国家,但鉴于其在东亚的重大利益和影响力,华盛顿对一个不包括美国在内的地区架构本能地感到不适。但是另一方面,美国也认识到,尽管东亚国家都希望跨太平洋关系是活跃而开放的,但即使是像日本这样的盟友也对美国加入东亚峰会感到犹豫,担心美国的加入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华盛顿主导东亚合作的议程,就象美国在APEC中的角色那样。另一方面,一些东亚峰会成员国出于牵制中国的考虑,又希望对是否最终邀请美国加入持开放的态度,而美国对成为东亚峰会观察员身份表现出的兴趣,意味着这将是美国参与该架构的最终可能的安排。

第四,东亚一体化与本地区现存的其他多边安排的关系。美国尤其关心的是,拟议的东亚共同体是否会削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机制。这些机制不仅是泛太平洋的(即包括美国在内),而且美国也在其中有重要的影响力,因此尽管这些机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华盛顿也常常对此啧有烦言,但仍视之为推进美国在本地区政策目标的有益的工具。正如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Christopher Hill)2006年5月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讲中强调的那样,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是美国与亚洲和东南亚关系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2]此外,华盛顿还在意的是,东亚共同体是否愿意采纳美国所主张的理念和规范,尤其是在反恐、防扩散以及促进自由而开放的市场方面。

第五,东亚一体化是否会削弱美国在本地区的双边同盟结构?双边同盟和前沿军事存在是美国在冷战期间形成的地区安全政策的支柱,华盛顿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终结而放弃这些重要的安全资产,而是对其作出重要调整以适应新的安全形势,服务于美国在本地区的新的安全战略目标。2005年7月,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那峰会发表宣言要求美国确定从中亚撤军的时间表,这使美国对亚洲地区多边机制提高了警觉,担心其中一些安排会影响美国在本地区的安全同盟关系和军事存在。虽然东亚地区一体化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但也会逐渐导向更多的安全合作,即使这些合作主要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它还是有可能对美国主导的双边安全同盟体系产生某种影响。

尽管对东亚合作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担心,美国的分析家也在东亚看到了一系列让美国感到放心的基本事实和发展趋势。他们深信,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将是东亚不可或缺的力量。经济上,美国仍是吸纳东亚终端产品的最大的市场,是东亚外来投资的重要来源。安全上,美国的前沿军事存在和双边安全同盟仍是地区安全的重要保障。即使是在非传统安全合作方面,区域内国家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或能力问题,无法在必要时推动集体行动或投资于能力建设,而美国既有实施大规模海运和空运的能力,又与大多数东亚国家保持良好关系,能够也愿意为本地区提供安全上的公共产品。在这个意义上,东亚合作并不意味着本地区可以告别美国的领导作用。[3]

不仅如此,美国还可以以不同方式或借助不同手段对东亚一体化进程施加影响,使之符合美国的利益。例如,美国不一定要亲自参与东亚一体化的制度建构,但要确保这一制度建构符合美国的价值和利益。因此,华盛顿可以鼓励和要求其亚洲盟友如日本、印度主张东亚合作的制度建设要反映开放、良治和法制的规范。在日本等国的坚持下,2005年12月首届东亚峰会发表的《吉隆坡宣言》中强调,东亚峰会“将是一个开放、包容、透明和外向型的论坛,"将“推动加强全球性的规范和国际公认的价值观",[4]这无疑使美国在缺席此次会议的遗憾中又感到一丝欣慰。此外,美国的分析家认为,东亚各国在推动多边合作的同时,也在谋求使各自的利益最大化,追求相对收益,这意味着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合作与竞争并存。在他们看来,一些国家对中国“坐大"的担心导致他们主张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纳入东亚峰会,类似的“均势"行为也反映在其他的地区合作框架中。这无疑为美国提供了机会,可以利用一些国家提防中国的心理和“均势"行为牵制中国,阻止中国主导东亚合作和在东亚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

政策与对策

对于东亚一体化的制度建构,美国的基本态度经历了一个微妙的变化过程。2004年8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Colin L. Powell)在谈到拟议中的东亚共同体时表示,美国不认为有此必要。他还警告说,虽然主权国家有这样做的自由,但它们的行动不应损害美国同亚洲朋友间的“良好而牢固的关系"。[5]鲍威尔的评论反映出美国对东亚国家谋求新的地区一体化架构的警惕。不过,随着2005年12月第一届东亚峰会的召开,美国的态度似乎也变得更加现实。2006年1月,美国APEC高官麦克尔·麦克拉克(Michael Michalak)就亚洲的一体化进程发表评论称,美国不认为“10+3"或东亚峰会会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也不需要参加亚洲国家之间举行的每一次会议和对话,但是麦克拉克强调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和机构的重要性。[6]2006年5月,助理国务卿希尔更明确表示,亚洲国家希望加强他们自己的地区架构,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地区集团所做的那样,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一体化的制度建构的努力是亚洲内部发展着的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反映,这并不令人意外。美国对此表示欢迎。[7]尽管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务实,由于东亚一体化的目标和路径尚不明朗,美国对这一进程仍在观望和评估,其基本政策尚未完全定型。目前看来,根据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和政策偏好,结合美国思想库的政策建议,可以对美国的政策态势作出如下判断,即:对东亚一体化表示理解甚至谨慎的有条件的支持,同时积极应对,以确保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和影响不被削弱。

从对策层面看,美国首先会谋求巩固和扩展其在本地区的安全联系。[8]双边安全同盟是美国长期以来在东亚安全投资的核心,也是美国推进其利益和对地区事务发挥影响的重要途径。华盛顿将继续强化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拓展与印度的伙伴关系,并试图将这些双边安全关系联系起来,组成以美国为核心的地区安全网络,从而增强美国对地区安全事务的影响力,更好地牵制和平衡崛起中的中国。事实上,“构造一个亚洲版‘北约'来应付中国,一直是美国政府尤其是新保守主义政府的构想,"[9]而布什政府业已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2007年3月,日本和澳大利亚签署《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宣言》表示,日本和澳大利亚将在涉及双方共同战略利益的事务上加强合作与协商,包括定期举行“二加二"外长以及国防部长会谈。由于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这就意味着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地区三方安全联盟的形成。华盛顿接下来将试图把印度纳入其中,组成亚太地区四国安全联盟。

经济上,重振亚太经合组织,加强在该组织框架内的合作,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主张最先由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在2004年APEC领导人会议前提出,其基本设想是,通过APEC成员缔结自由贸易协议,建立一个把太平洋周边经济体整合起来的自由贸易区,并改革APEC非强制性原则,使之成为一个约束性机制。[10]200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前夕,美国表示出对讨论亚太自由贸易协议问题的兴趣。布什总统在会前访问新加坡发表演讲时称,在亚太经合组织范围内实现自由贸易协议的主意“值得认真考虑"。他强调说,亚太经合组织是本地区首要的经济论坛,拥有在太平洋地区扩展自由贸易和机会的巨大潜力,美国将致力于使APEC成为推动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的更强有力的组织。[11]面对东亚一体化的深入发展,美国将越来越强调亚太经济合作。如果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主张能够被采纳,APEC的发展将获得新的动力,并有望扭转近年来APEC成员热衷于推动双边和次区域合作的势头。对美国来说,这将减轻东亚一体化对APEC发展产生的负面效应,使美国重新获得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并将继续通过双边努力谋求加强与东亚联系的纽带。与有关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安排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美国与其他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往往既有经济动机,也有政治和战略动机。前者主要指增加贸易额、改善贸易条件和促进投资,后者则包括推行竞争性自由化战略,塑造地缘政治,影响签约国的政策制定,巩固和提升盟友关系等。[12]近年来,美国加快了与本地区有关国家之间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步伐,“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美国针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动向所采取的未雨绸缪之举。"[13]2007年4月,美国和韩国经过10个月的谈判,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对华盛顿来说,这项协定有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战略意义。韩国是世界第10大经济体和美国的第7大贸易伙伴,该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可望显著提升美国在韩国的贸易和投资,因此美方认为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是自1992年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来商业意义最重大的协议。不仅如此,在东亚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该协定还有助于巩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经济地位。此外,在美韩安全同盟关系近年来因双方在对朝政策上的分歧而日渐疏远之际,达成这样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安排也将有助于巩固和拓展美韩伙伴关系。[14]到目前为止,美国已与澳大利亚、新加坡和韩国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与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自贸协定也正在谈判或考虑之中。接下来最重要的问题是能否与日本达成一项自由贸易协定。2007年2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的《美日同盟》研究报告建议,美日应宣布尽快就达成一项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开始谈判。该报告称,这样一个自贸协定将大幅增加美国在日本的投资,在亚太地区市场经济网络中发挥核心作用,并将给亚太共同体的成员带来巨大的政治和战略利益。[15]

发展与东盟的伙伴关系是美国强化与亚洲特别是东亚联系纽带的另一重大举措。美国长期以来与东南亚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的联系,但是近年来反恐和伊拉克战争分散了美国对东盟地区事务的关注,一些东盟国家也对美国的反恐政策和发动伊拉克战争感到不满,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下降。与此同时,中国自新世纪初以来加强了与东盟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的纽带,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显著上升。这一局面使华盛顿感到不安。布什政府从第二任期始着手加强与东盟的关系。2005年11月,在韩国釜山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导人会议期间,布什总统与东盟7国领导人发表了《关于增进东盟-美国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用美国助理国务卿希尔的话说,这一伙伴关系的目标就是要使美国-东盟关系机制化,为其在21世纪的持续和发展奠定基础。[16]2006年7月,美国与东盟签署了《实施增进东盟-美国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该计划为美国与东盟在2006-2011年间在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等领域开展合作提供了蓝图。在政治安全方面,双方探讨未来举行美国-东盟首脑会议的可能性;加强在安全领域的对话;通过信息共享、人员培训等提升双方在航海安全、环境保护和海事安全等海洋安全合作,密切双方在打击海盗、走私等方面的合作,深化和扩大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领域的合作。在经济合作方面,继续实施美国提出的《东盟企业倡议》,尽早完成《美国-东盟贸易投资框架协议》,建立加强美国-东盟贸易投资流动机制,定期举行美国-东盟经济部长级磋商会议。在社会和发展领域,双方将加强在灾害管理和应急方面的合作,美国将向东盟提供技术、资金和人员培训等支持;加强在防治艾滋病、非典和禽流感等传染病方面的合作;促进双方在教育、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等等。[17]美国希望这一系列举措将有助于提升其在东南亚的影响力,牵制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

面对东亚寻求新的一体化架构的努力,美国将尝试从两方面来施加影响。一是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东亚峰会的活动。这样美国即使不是东亚峰会的正式成员,至少也没有被完全排除在外。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峰会的活动,不仅可以更好地掌握这一机制的发展动向,而且美国的代表置身于东亚峰会的议事大厅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有效地阻止峰会朝着美国不欢迎的方向发展。此外,美国的一些思想库人士还建议行政当局与国会磋商,探讨美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可能性,以为美国成为东亚峰会的正式一员铺平道路。另一方面,美国将通过倡导和强调“有原则的多边主义"来影响东亚合作的日程和价值规范,鼓励日本等盟友在这一进程中推动在民主制度建设、良治和法制方面的更大的合作。[18]

最后,美国将继续推动针对特定的地区问题的多边机制,如针对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针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防扩散倡议"、针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关系"等。一些美国学者还提出要在亚洲建立“7国财长会议",以加强美国与本地区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合作。美国偏好这种功能性的多边合作机制,主要是因为其制度建构的要求和成本较低,易于运作,有较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促进美国在本地区政策目标的简便易行的工具。此外,通过推进在功能性领域的合作,美国无疑可以保持甚至扩大其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并对东亚一体化起到某种牵制作用。

美国与东亚:谋求双赢

东亚的一体化是冷战结束后本地区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这一进程将对地区格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会深刻地影响到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发展。美国与东亚如何在这一过程中积极互动,达到双赢,将是太平洋两岸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

对美国来说,在观念层面,要认识到东亚的一体化乃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东亚内部越来越密切的经济联系是一体化的最主要的动力。同时,在世界经济区域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东亚国家也迫切需要通过地区整合以提升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更好地维护本地区成员的经济利益。不仅如此,随着东亚经济力量的增强,东亚的整合也将提升本地区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而目前东亚在世界政治中的发言权是与其日益上升的经济地位不相称的。从二次大战以来东亚的发展轨迹看,从上世纪50-60年代以民族国家建设为中心,到70-90年代的经济起飞,再到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一体化建设,东亚的整合乃是本地区合乎逻辑的发展。用美国著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话说,“无论美国喜欢与否,东亚国家有着加强正式的多边经济合作的强烈驱动力。"[19]

在利益层面,美国的关切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即东亚一体化是否会导致美国的边缘化,是否会导致中国在本地区影响力的强化,以及是否会导致亚太经合组织的弱化。在第一个问题上,显而易见的是,虽然美国不是东亚国家,难以直接参与东亚的一体化进程,成为东亚共同体的一员,但鉴于美国与东亚深厚的政治、经济和安全联系,美国将继续是本地区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美国广泛地参与东亚地区事务是不可避免的,在某些问题领域甚至是必需的。同时,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开放性也意味着美国与东亚关系整体上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东亚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加深,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合作的加强,地区合作机制的发展,不可避免会削弱他们传统上对美国的依赖,降低美国在地区事务上的影响力,但只要美国以建设性的方式与东亚交往,就不必担心被边缘化。对于第二个问题,正确的视角是将崛起的中国放在东亚一体化的大背景中,而不是将东亚的一体化置于正在崛起的中国的阴影之下,换句话说,是“东亚的中国",而不是“中国的东亚"。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地区合作固然会提升她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但这同时也使中国更深地置身于地区合作的网络,更多地依赖与其他地区成员的合作关系。最终的可能是,东亚复杂的相互依存使崛起的中国成为地区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最后一个问题上,华盛顿应该明白,虽然亚洲金融危机和APEC在进一步自由化问题上缺乏共识导致东亚国家转向本地区的合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亚太经合组织已寿终正寝。如果APEC能够重新确定一个更加现实的议程,它仍然可以在促进泛太平洋经济合作方面发挥其独特作用。实际上,应该把东亚一体化和亚太经济合作看作两个部分重叠的圆,而不是通向截然相反方向的两条跑道。例如,一些东亚合作的尝试获得成功后,可以稍后在APEC内推广,而重新获得活力的APEC框架内的合作也将推动东亚一体化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东亚合作和APEC可以是相互促进的。

基于以上的分析,在东亚合作问题上,一项明智而有远见的美国政策应该是鼓励和支持东亚的一体化。正如两位熟谙东亚事务的美国前外交官莫顿·阿布拉莫维茨(Morton Abramowitz)和斯蒂芬·博斯沃思(Stephen Bosworth)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可以迟缓东亚的一体化进程,甚至能使这一进程泡汤,但这样做是错误的。美国也不应该试图挤进东亚的地区组合中去,或告诉东亚哪些国家应被包括在这一进程中。美国应该强有力地支持东亚更加深入的地区合作,包括最终创立东亚共同体。他们相信,东亚更大程度的联合将促进美国的利益。[20]从东亚的角度看,美国完全可以在本地区一体化建设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如鼓励东亚国家以东亚方式进行共同体建设,帮助东亚现有机制相互补充、相互丰富,加强与东亚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功能性合作,支持东盟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的主导作用,等等。[21]

对东亚来说,能否在一体化过程中妥善应对美国因素关系到地区合作能否顺利进行。处理美国因素的指导思想应该是:考虑和照顾美国的合理关切,发展与美国的互利合作,诱导和鼓励美国在东亚合作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具体来说,做好以下3方面至关重要。

首先应保持东亚合作的开放性。首届东亚峰会发表的《吉隆坡宣言》指出,“东亚峰会将是一个开放、包容、透明和外向型的论坛。"[22]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在首届峰会的讲话中强调,“中国支持东亚合作保持透明和开放。中国反对搞封闭的、排他的和针对任何特定一方的东亚合作。"[23]从操作层面看,美国固然不能在结构上成为东亚共同体的一员,但却可以参与在诸多功能性领域的合作,如能源合作,非传统安全合作,东北亚合作安全机制建设等等。这些合作既保持了东亚合作的开放性,又有助于增强地区合作的效果,使东亚和美国达到双赢。

其次是重振APEC。2001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第九次非正式会议提出,要为APEC在新世纪的发展确定一个新的政策框架,拓展APEC的未来发展前景。现在当务之急是拓展APEC的合作领域,以及在广泛的共识基础上制定一个更加务实的合作日程。东亚国家保持对推进APEC框架内的广泛合作的兴趣至关重要。唯其如此,才能使美国感觉到,东亚一体化的发展并不一定要以牺牲泛太平洋合作为代价。

最后,应探索建立美国与东亚合作进程的某种制度化联系,以减轻美国对被排除在外的担心,鼓励美国为东亚合作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美国以观察员方式参与东亚峰会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另一种可能是东亚峰会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没有加入峰会的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建立“对话伙伴"关系。此外,鉴于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主渠道是“10+3",也可以考虑邀请美国等其他亚太国家成为这一合作机制的观察员或对话伙伴。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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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美国对东亚一体化的关切与认知,本文主要参考以下文献:The Stanley Foundation and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Building an Open and Inclusive Regional Architecture for Asia," Policy Dialogue Brief (The Stanley Foundation), November 2006; Ralph Cossa, “Evolving U.S. Views on the Future Institutional Architecture of Asia," working papers, The Future Architecture of Asia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Stanley Foundation and CSIS, November 15-17, 2006.

[2] Christopher Hill, “The U.S. and Southeast Asia," Remarks to the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Singapore, May 22, 2006.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66646.htm

[3] The Stanley Foundation and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Building an Open and Inclusive Regional Architecture for Asia," Policy Dialogue Brief (The Stanley Foundation), November 2006, p. 8.

[4] “关于东亚峰会的吉隆坡宣言 ",2005年12月14日,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zzt/zgcydyhz/9thdmzrh/t230070.htm

[5] Colin L. Powell, “Roundtable with Japanese Journalists," Washington, DC

August 12, 2004.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former/powell/remarks/35204.htm

[6] Michael Michalak, U.S. Senior Official for APEC, “Remarks at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Monetary Affairs, " Tokyo, Japan, January 25, 2006.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60355.htm

[7] Christopher Hill, “The U.S. and Southeast Asia," Remarks to the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Singapore, May 22, 2006.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66646.htm

[8] 关于美国可能的对策,本文主要参考了以下文献:The Stanley Foundation and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Building an Open and Inclusive Regional Architecture for Asia," Policy Dialogue Brief (The Stanley Foundation), November 2006.

[9] 郑永年,“理性回应亚洲版‘北约'",《环球时报》2007年3月21日第11版。

[10] 蔡鹏鸿,“亚太自由贸易区对APEC机制化进程的影响",《世界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11]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National Singapore University, November 16, 2006,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76071.htm

[12] 宋国友,“试析美国的区域贸易协定政策",《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2期,第50-51页。

[13] 韩志强,“东亚区域合作中的美国因素",《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3期,第39页。

[14] “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促进合作",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美国参考》,2007年6月13日。Http://usinfo.state.gov/utils/mgckprintpage.html

[15]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The U.S.-Japan Alliance: Getting Asia Right through 2020. CSIS, February 2007, p. 18.

[16] Christopher Hill, “The U.S. and Southeast Asia," Remarks to the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Singapore, May 22, 2006.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66646.htm

[17] “Plan of Action to Implement the ASEAN-U.S. Enhanced Partnership," http://www.asean-us-partnership.org/pdf/Plan_of_Action_for_ASEAN_US_Enhanced_Partnership.pdf

[18] The Stanley Foundation and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Building an Open and Inclusive Regional Architecture for Asia," Policy Dialogue Brief (The Stanley Foundation), November 2006, pp. 8-9.

[19] Francis Fukuyama, “Re-Envisioning Asia,"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5, Vol. 84, No. 1, p. 86.

[20] Morton Abramowitz and Stephen Bosworth, Chasing the Sun: Rethinking East Asian Policy, New York: The Century Foundation Press, 2006, pp. 135-136. 眼下他们的观点虽非主流,但却不是唯一的,参看Joshua Kurlantzick, “Pax Asia-Pacifica? East Asian Integr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07, Vol. 30, No. 3, pp. 74-75.

[21] 秦亚青,“东亚共同体建设进程和美国的作用",《外交评论》2005年第6期,第28页。

[22] “关于东亚峰会的吉隆坡宣言 ",2005年12月14日,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zzt/zgcydyhz/9thdmzrh/t230070.htm

[23] “坚持开放包容,实现互利共赢——温家宝总理在首届东亚峰会上的讲话",2005年12月14日,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zzt/zgcydyhz/9thdmzrh/t230073.htm

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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