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治理观是个体对治理概念及实践的根本观点、看法和态度，是其评判治理、参与治理的指导性准则。中国公众的治理观是在传统治理经验、社会文化变迁和现实治理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其理解可以从三重路径出发：从古至今的历史路径，从上到下的层级路径，由内而外的整合路径。治理观在当前政治心理学研究中的位置与作用日趋明晰：作为“后果”的公众治理观，受到内生个体因素和外生情境因素双重作用；作为“前因”的公众治理观，是治理评价、政治心态、政治行为的重要影响来源。深入剖析中国公众的治理观发现，其实质是具有多维度、体系化、主体性等特征的治理评价体系，且其治理评价具有结果和过程双重取向。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呼唤基于普通公众主体视角的研究，未来研究应围绕“人民主位视角”展开，专门化、系统化地探究中国情境下不同群体、不同场域、不同时期以及微观生命历程中的治理观面貌。
关键词：治理观；治理心理；治理评价；人民本位。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26年第3期。
一、引言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与者和建设者，是国家治理的尺度，也是治理成果的受益者，其想法、观念和行为不仅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的全部过程和环节，更直接决定对国家治理效能的评价。党和国家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强调“人民至上”，只有了解中国公众如何理解治理、如何看待治理、如何评价治理，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尽管并非所有人都对治理有着全面而深刻的洞见，但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朴素观点和愿景，正是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的宝贵参考。
治理观是个体对治理这一概念以及相关实践的观点和看法，内含主体对客体的价值判断。目前，治理观概念尚未形成统一定义。有学者将国家治理观定义为“人们对国家治理的根本观点，是对国家治理的起源、本质以及一般规律的理论概括”。另有研究指出，治理观是对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和理念进行理论化、抽象化的概括总结，不仅包括思想家和政治家著作、言论中所体现的相关理念，也包括治理实践中体现的理念。而从中国公众的主位视角来看，治理观实际上是其对于治理概念及实践的观点、看法和理念的集合，围绕“什么是治理”“什么是好治理”“如何治理”等问题展开，体现个体的价值判断和追求，反映个体心中理想治理的标准和原则。作为一种基础性的政治观点，治理观是个体对当前国家、社会治理现状的根本观点、看法和态度，反映了个体对治理的价值偏好和主观认知，是个体评判治理、参与治理的指导性准则。
中国公众的治理观植根于中国国家治理实践的土壤，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国公众对治理的理解和观点，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而不断更新，他们的认识和判断来源于世代传承的治理智慧、快速更迭的时代背景和生动鲜活的治理实践。因此，准确把握中国公众治理观的形成路径和主线，描绘当今中国公众治理观“变中有常”的图景，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国家治理面临国内外众多风险和挑战，复合治理格局形成、多元治理主体涌现、精准把握人民群众对治理的认知和看法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心理需要影响社会行为，是国家治理实践和社会心态治理必须尊重的客观存在。治理观是公众对治理实践的价值认知和判断，其形成源自治理过程，也会进一步影响公众在治理各环节的现实表现。当今社会，个体的政治意识、素养普遍提高，有更多参与渠道和信息途径来深度融入治理过程，其治理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目前的社会政治心态和政策需求，是预测个体社会政治行为、政策方针的重要依据。
二、理解中国公众治理观的三重路径
中国公众的治理观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在长期的政治实践和日常生活中逐渐内化而成的深刻认知。这种治理理念不仅根植于个体内心，还深受历史文化传承和社会思潮等浸润影响，是多重因素投射下形成的彩色图谱。通过对已有成果进行梳理分析发现，可以从三条脉络主线对中国公众治理观的形成和发展予以解构：一是由我国古代政治思想中萌芽的从古至今传承的历史路径；二是由核心治理主体的治理观传导的从上到下的层级路径；三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治理观为内核的从内向外融合而形成的整合路径。
1.从古至今的历史路径
我国有辉煌灿烂的政治文明史，几千年来积累的关于治国理政的经验和观念，历经世代传承和实践检验，是当前中国公众治理观萌芽的知识基础和文化源流。
古代中国对于治国之道的最早阐述，始于商末周初。其中，《尚书》阐述周公的治国思想，提出“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民本思想也肇始于《尚书》，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随着“以礼治国”秩序的瓦解，在“礼崩乐坏”、诸侯割据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提出有关治国平天下的不同主张，其中以儒家、道家、法家等为主要代表，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治理过程中留下深刻烙印。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是古代社会的主流治理思想，追求内圣外王、经邦济世，强调礼治秩序、仁政德治、以民为本，为后世君主治国采纳并大力推行。道家讲究“无为而治”，提倡“以道治国”，遵循规律，顺应人性，虚静无欲等。法家提出富国强兵，以法治国，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在秦朝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和相对完善的政府治理体系之后，古代国家治理先后出现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盛世景象。总体来看，长治久安、国家富强、利民教民等成为中国古代君主、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国家治理观的核心主张。
君、民、农、德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中的根本性要素，强调尊君、重民、重农、贵德。有学者把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观的特色归纳为：以秩序作为国家治理的首要目标，以君为主导，形成多方参与的治理主体；以因顺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注重社会政治的有序。在封建社会中，尽管君主在国家治理方面具有绝对的主导性，但其治国方略也必须为百姓所接受才能得到拥护和推行。因此，古代传统治国思想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中国公众的治理观，这些传统治国理念历经千年传承和时代洗礼，作为历史记忆被镌刻于中国公众的文化基因中。其中，以民为本、追求秩序和富强、顺应规律、德主法辅等治理思想，已成为当前我国公众治理观的传统底色。
2.从上到下的层级路径
中国政治文明积累了丰富的国家治理经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我国的国家治理模式经历了从古代君主中心的国家治理模式、近代军阀中心的国家治理模式向现代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新模式的变迁。无论处于何种国家治理模式，位于中心位置的治理主体始终都会对公众的治理观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方式通常是自上而下的。例如，古代君主处于治理过程的核心，他们推行的治理思想和方略，以官学教化、科举取士等方式输送给民众。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危局，先进人士发起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社会改革浪潮相继涌现，其对多数国人进行了思想启蒙和改造，这也是由上至下的。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国情决定着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实现民族解放和复兴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并带领人民经历艰难探索和艰苦奋斗，建立和完善了新的国家治理模式，这一模式具有以党组织为主导的多元治理结构、法治与德治并重等特征。治理模式由治理价值推动，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的精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中国化、时代化，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展开治理实践，将“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贯彻群众路线”等作为重要的治理原则。
政治领袖是引领人民前进的思想火炬，他们的政治思想、政治观点会对整个社会的政治思潮、普通公众的政治观点和态度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核心均是时代思想的引领者，善于创造主导实现治理目标的价值观。在毛泽东的国家治理观中，为人民服务是核心观点，其治理观的目标框架是社会主义，价值基点是以人民为本，其一系列重要论述和著作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谁来领导”“谁是主体”“如何治理”等问题。在邓小平的国家治理观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优越性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前提；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国家治理的目标指向；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机构改革、民主法制建设等是优化国家治理的主要路径。江泽民的国家治理观延续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治理思路，同时强调国家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进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习近平的治理观更加系统和全面，在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生态治理、乡村治理等方面都有较为系统的论述。从国家治理的宏观层面切入，有学者将习近平的国家治理观归纳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观、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的治理指向观、以实现有效约束公权力为前提的权力监督观。
纵观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的治理观可以发现，人民是治理离不开的核心与关键，他们都将赢得民心作为重要的治理目标和标准。这些观点和思想，也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塑造和影响着当前中国公众对治理的观点和看法。
3.从内而外的整合路径
中国公众的治理观经历了由内而外的吸纳发展过程，并在外来治理思想与传统治理观念的碰撞、汲取、融合以及内生性演化过程中逐步成型。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治理思想和制度在中国广泛传播，带来了思想觉醒和社会变革。其中，对中国治理过程影响最为根本、深刻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自通过新文化运动传入中国起，马克思主义历经百年风雨，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性指导思想，成为中国人民普遍认可的指导理论，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中国公众“日用而不觉”的思维习惯。马克思主义是个体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治理观属于个体的政治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个体更深层次的价值观念自然亦会对中国公众的治理观产生深刻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国家治理的核心关切，主要基于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批判，是在批驳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建构起的有关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科学构想。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治理是公共治理的异化，作为阶级统治的国家治理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必将为更高级的治理体系——“自由人的联合体”所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观指出，要坚持无产阶级主导，使广大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享有广泛和平等的参与权；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实质是保障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根本方式是无产阶级专政，组织依托是无产阶级政党，主体力量是人民群众。此外，马克思视域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表现三方面特征，即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地位，坚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实现人的发展为根本价值。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治理的观点是较为宏观和根本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根本遵循，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治理实践，也形塑着我国公众对治理的根本诉求。中国在治理实践中探索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马克思主义治理观高度重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强调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重要性，这对我国公众治理观的取向产生了深刻影响。
当然，用以理解中国公民治理观的三重路径并不是单一存在或相互割裂的，历史路径、层级路径和整合路径在不同时期和阶段的作用发挥各有不同，中国公民的治理观是在多重路径交织影响、相互作用下形成和发展的，上述聚焦的三重路径分析尝试，旨在提供进一步理解中国公民治理观的形成过程及其复杂性的思路。
三、中国公众治理观的“前因后果”
1.中国公众治理观的影响因素
治理观是公众对于治理及相关实践的基本看法和观点，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是公众对治理过程所包含的治理主体、治理策略、治理价值的态度和评价，暗含个体对治理的主观认知和态度偏好，是个体评判治理、参与治理的指导性准则。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看，个体的治理观形成路径既受宏观因素影响，也有微观个体因素的加成，是内生和外生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个体自出生后便置身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受到既有的历史文化、价值规范、政治制度等宏观要素的影响，在具体的现实情境中建立自己与他人、组织、国家等的联系，形成对世界、国家乃至治理的认识。除此之外，个体独特的政治社会化经历，及其在微观生命历程中体验的事件、接触到的人等，均会影响其对重要治理价值的偏好和排序。系统梳理已有研究，可将公众治理观的影响因素划分为个体和情境两大类。
（1）个体影响因素
在个体层面，影响公众对治理的看法或评价标准的因素主要有人格特质、价值观、获得感等。人格特质是具有稳定性和一致性的心理结构。有研究表明，个体的政治价值取向受制于自身的心理结构，尽责性、宜人性对济世兴邦政治价值取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亦有研究讨论了政治人格的影响，威权人格表现为对权威的服从、对不服从者的批判和对传统价值的坚守三方面，个体的威权人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如何看待世界和接收信息，从而影响个体的政治态度。如前所述，传统价值观对公众治理观的影响深远持久，而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繁荣，“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萌发凸显并引发个体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变化，具有强烈“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公众，对于政治体系有着更为多元的期望和更为纵深的诉求，这使其更加关注社会经济等发展质量方面的议题。获得感是公众基于客观和主观获得的福祉而产生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公众的获得感也会影响其治理评价标准，个体的获得感越强，对国家制度就越肯定，其政治支持的水平也越高。
（2）情境影响因素
从情境因素来看，个体的治理观也可能受到家庭、隶属组织等微观情境因素和文化传统、社会变迁、政策制度等宏观情境因素的影响。
家庭是个体政治社会化的开端，中国人历来重视家训家教，父母的言传身教往往会对子女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重要影响。有研究表明，在基础性价值观和政治态度方面，父母和子女的态度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性。此外，家庭生活经历也会影响个人的政治信任倾向。个人隶属于具体的组织与单位，其在当中的经历和状态也会影响个人对治理的看法和行动倾向。有研究发现，具有党代表或人大代表身份的党政干部，在政治态度上表现更加坚定的人民观和先锋队意识。
社会情境因素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其包括历史文化、社会变迁、公共政策、治理制度、政治思潮、媒介使用等。一项关于公众政府观演进的研究发现，民众政府观存在“年龄-时期-世代效应”，中国独特而悠久的历史文化持续影响着民众政府观，而儒家文化也会对公众的政府偏好产生稳健影响。政治环境变化对人们的政治社会化有整体性影响，个人成长过程中的特定选举、重大政治事件、自然灾害与行政体制改革等关键事件，对其价值观会产生较为持久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在党的建设、基层民主、行政改革、公共服务等重要领域，均展开了渐进的、全方位的改革。与之对应，出生在不同年代、具有不同经历的群体，面对快速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其治理观无疑会受到影响甚至产生分化。而国家治理体系利用政策、制度等治理工具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也会影响和塑造社会文化。因此，在国家治理的各个环节，公众接触的治理观念、主流社会价值等，均会对其治理观的形成产生影响。进入数字化、信息化时代，媒体不仅是政治信息传播的关键渠道，也是塑造公众政治认知和治理偏好的重要力量。研究发现，互联网接触会提升公众的政治获得感，互联网的工具型使用对城市居民的政治获得感有积极效应。政治社会化是持续不断的渐进过程，伴随人一生的成长变化。有研究发现，媒体接触、社会交往、政治榜样等也会对青年群体的政治价值观产生影响，青年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吸收知识和信息，将其整合进自我价值结构中，从而作用于自身的政治倾向。
2.中国公众治理观的影响结果
治理观是公众在众多影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有关治理的看法和观点集合，这种基于价值和认知形成的指导性准则，会进一步影响其治理评价、政治心态和治理实践行为。
（1）治理观对个体治理评价的影响
治理观本身包含公众对于“什么是好治理”的看法，他们会基于自己的治理观进行价值判断，对治理主体的能力和绩效进行评价。公众如何看待党和政府，他们期望得到什么类型的服务，以及他们对治理价值的偏好排序等，都会影响他们的治理评价。当公众治理观重视的治理价值未得到实现时，他们可能会对治理给予负面评价；反之，当公众赋予更多关注的治理价值被实现且处于良好运行态势时，他们往往会给予治理较高的评价。有研究发现，民众治理评价受到其政治观念的影响，民众政府观的现代化趋向会降低其对地方治理的评价，这是因为民众政府观的现代化意味着，公众认为政府权力应当是有限的，同时他们对政府治理的高期待也会弱化他们对治理绩效水平的感知。
（2）治理观对个体政治心态的影响
作为个体应对治理议题的指导性原则，治理观蕴含的基本价值具有相对稳定性。面对具体社会问题，人们基于基础性价值观形成的态度不会轻易被改变。换言之，相较于针对具体议题的政治态度和在治理实践中形成的政治心态，治理观这类基于知识、认知和价值观形成的结构性价值体系，其稳定性更高，是个体政治态度形成的重要前置因素。不仅公众的治理观会形塑其政治心理，而且由于个体在治理过程中的主体性在不断增强，基于治理观形成的认知和判断，还会进一步影响其政治支持、政治认同、政治信任和绩效感知等政治心理变量。例如，有学者发现，个体政治观影响其外交政策倾向，中美两国公众在外交政策倾向上的差异，主要源于二者在一般性政治观上的差异。公众对治理价值的侧重会影响他们的政治支持水平，传统的权威价值观正向影响中国公众的政治支持，但自由民主价值观则会显著抑制其政治支持。
（3）治理观对个体政治行为的影响
个体以治理观来指导治理实践，其参与行为和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合作行为都会受到治理观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村民对制度满意度、对治理绩效的感知会显著正向影响村民选举参与的积极性。个体对制度和治理绩效的感知以自身治理价值观为参照，只有现实的治理过程符合自身的治理标准、回应自己偏好的治理价值，公众才会有更为投入和积极的参与行为。个体对于政治基础价值的认知，也会稳定地影响其网络参与行为。有研究显示，网民的权威观越强烈，其更认同政府具有对互联网的管理权力，越不愿意在网上批评政府或政策。此外，个体的治理价值取向也会影响其合作行为。例如，价值取向对个体合作行为的定向和调节以及合作策略选择等具有显著影响。作为多元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主体，公众的治理观势必影响其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合作过程。公众的合作与对抗行为意向是其政治信任的反映。有学者发现，在与政府的互动中，民众的政治信任越高，越能促使其采取合作的行为策略。与之类似，普通公众与其他治理主体的治理观契合度越高，其越可能与之产生合作行为；反之，则可能产生对抗行为。以环境治理为例，通过构建“赋权-认同-合作”的框架，即激发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主体性，强化公众环保意识和价值认同，最终有助于构建一种共同治理的伙伴关系。
四、中国公众治理观与治理评价体系
1.中国公众治理观的类型与特点
治理观不是单一片面的，而是融合了价值判断、行为预期与实践反馈的多维度、多层次的系统化认知体系，囊括诸多关于治理价值、主体、机制等的基础性看法和观点，还包含对治理效果的评价标准、治理问题的解决期待，甚至涵盖对治理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期。从指向的主体和价值进行分类，治理观包括民主观、法治观、权利观、政府观、政党观等内容。而从治理涉及的领域进行划分，公众治理观可以划分成对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等的看法和观点。因此，中国公众的治理观某种程度也是一种针对治理的评价标准体系，具有多维度、主体性、体系化等特点。
（1）治理观具有多维度、多层次特征
治理观的多维度、多层次特征，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复杂性及我国现实治理情境高度契合。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治理情境复杂多样，不同场景下的治理需求与挑战各不相同，这种复杂性会映射到公众认知中。而且，在中国公众的心中，治理可以是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中观层面的治理制度和政策，也可以是微观层面具体细微的邻里琐事，他们通常会同时关注治理的多个维度，并且对治理抱有高要求与高期待——既希望国家在宏观战略上把握发展方向，也期待地方政府在中观政策上解决实际问题，更渴望基层治理能回应身边的民生诉求。有研究发现，农民的公共价值观念并非单一维度的评价标准，其构成包含协商、文化、公平、秩序、信任、发展和公益等多个要素。因此，中国公众的治理观不仅在领域内容方面具有多维度的复合特征，而且在价值要素上兼具多种取向。
（2）治理观具有主体性、个性化特征
公众治理观的主体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公众对治理的看法是基于客观事实的主观建构，其对治理的认知并非对客观治理实践的被动复刻，而是会结合自身的价值偏好、利益诉求与认知框架，对治理信息进行筛选、解读与重构。例如，面对同一地方政府推出的“老旧小区改造”政策，不同居民会因自身需求差异形成不同认知，老年居民可能更关注改造后社区适老化设施的完善程度，年轻居民可能更在意停车位规划与公共空间设计。二是个体治理观的形成过程与每个人独特的政治社会化经历息息相关。个体的家庭环境、教育经历、职业类型、生活地域等因素，都会潜移默化地塑造其治理观。比如，长期生活在基层社区、频繁参与邻里议事的居民，因亲身经历过社区治理实践，可能更认同“多元参与”的治理理念；从事民营企业工作的群体对政府治理效率的认知，会更依赖于自身办理行政审批的实际体验，这些独特经历共同构成了治理观主体性形成的“个性化底色”。目前，学界的研究大多聚焦公众对治理绩效的主体性评价，以主观绩效感知、政府满意度、公众满意度、获得感等来衡量公众对于治理绩效的看法和态度。许多学者构建了多样化的评价框架以探究公众对治理绩效的主观感知，例如，从“五位一体”的角度构建公众绩效感知的框架，从社会治理的公平感、社会服务的满意度和社会幸福感三个维度构建社会治理绩效评估的主观指标体系。在满意度方面，目前一些研究对公众满意度、政府满意度的探讨，主要从公共服务、社会生活所涉及的内容切入，也有一些研究考虑到公众的主观感受来自个人期望和现实的比较，试图从服务质量的整体感受和个体期望的对比来测量公众感知的公共服务绩效。
而治理观的“个性化特征”，正是在主体性基础上延伸出的必然结果。由于个体的价值偏好、利益诉求、政治社会化经历均不相同，其对治理的认知、评价与期待会呈现显著的个性化差异。同样是关注“生态治理”，环保组织从业者可能更看重“污染减排的硬指标”，而普通市民可能更在意“日常空气质量的改善”。这种个性化特征使中国公众的治理观并非一个“统一模板”，而是由无数个体差异认知构成的“多元集合”。
（3）治理观具有体系化、结构化特征
公众的治理观并非零散的“碎片化”观点组合，也不是“支持”或“反对”的简单判断，而是由认知模块、价值取向与评价标准构成的有机结构体系。从核心表现看，治理观的结构化体现为“认知要素的层级关联”：底层是“基础认知层”，包含对治理主体、治理机制的基本判断；中层是“价值取向层”，是对治理核心原则的优先排序；顶层是“评价标准层”，是基于前两层形成的治理成效判断标准。例如要系统测量公众对政府的看法，需要对包括政府组建方式、政府职能与权限、政府责任以及政府决策方式四个维度在内的系统性价值取向进行综合考量。尽管当前学界直接将公众治理观作为结构化体系的研究较少，但在以往有关治理评价、治理态度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需要构建系统性的评价体系，而非依赖单一指标，体系化、结构化是治理观区别于简单政治态度的核心标志。公众对治理的看法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唯有从结构化框架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公众心中的“好治理”。
2.关于中国公众治理评价的体系结构
首先，在有关治理的评价标准方面，国际社会已形成相对成熟且广泛应用的评估指标体系，这些体系多作为国家治理的绩效反馈工具，为全球治理评价提供基础框架。目前，成熟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多边机构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双边机构的治理评估体系以及独立机构的治理评估体系等。例如，世界银行1996年提出的全球治理指数（World 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包含话语权与问责、政治稳定与非暴力、政府绩效、监管质量、法治、腐败控制六个方面。这些治理评价体系的测量指标虽各有侧重，但都显示了对一些共有治理价值的普遍关注，如民主、发展、政府绩效等。
其次，我国学界和实务界立足本土治理实践，构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这些体系既吸收国际治理评价的合理要素，又紧密结合中国国情与公众需求。俞可平在“善治”理论基础上，开发了具有本土特色、适用于测评中国治理状况的指标体系，其中包括公众参与、人权与公民权、党内民主、法治、合法性、社会公正、社会稳定、政务公开、行政效益等十二个维度的评估指标。何增科构建了中国公共治理的评价框架，包括参与性、透明性、法治、公平、责任性、回应性、效能、廉洁等十个评价标准。学界针对国家治理中的具体领域，如“城市善治”“诉源治理”“风险治理”等，均尝试性地构建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城市善治为例，过勇等提出评估城市综合治理水平的分析框架，包括参与、公正、有效、管制、法治、透明、廉洁七个维度。张峰等提出的特大城市社会治理评估体系，将主体能力、过程监督、治理绩效、满意度等作为核心指标。近些年，国家治理评估体系已细化到县域层面，有研究提出了“中国县域社会治理指数模型”，将社会管理、政社共治、社会自主治理和科技支撑作为评估县域社会治理成效的四个核心维度。
通过中西对比可以发现，相较于国际社会开发的治理评价体系，中国的治理评价体系充分结合了中国国情和治理实际，融入了更多中国公众关注的治理价值。中国公众的治理观有两种取向：一是结果取向，即对于治理绩效的看法和评价，包括各个治理领域的内容和效果；二是过程取向，即对治理实践过程的看法，包括治理要遵循的原则以及治理机制等。通过审视具体治理领域的治理指标建构，不同的指标体系仍然体现多维度、体系化、主体性等特征，把不同层面的治理议题拆解细化，将公民充分关心、高度期待的内容作为重要的指标来设计。综上所述，尽管现有治理评价体系多从学界研究或政府实务视角设计，并非完全以公众为核心主体，但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前中国公众看待和评价治理的标准。在当前众多的治理评价体系中，民主、法治、公平、参与、自治、效率等原则被高频使用，稳定、透明、多元、廉洁、合法等原则也有所体现，这些高频要素是理解中国公众治理观的重要参考，为把握公众对“好治理”的期待提供了清晰框架。
五、总结讨论与研究展望
1.研究总结与讨论
治理的发展归根结底离不开人的发展，治理的主体和对象也都主要是普通公众。因此，了解公众如何看待、评价治理，是国家治理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一，梳理当前已有的治理观研究后发现，对治理观的概念界定并未形成广泛共识，并且在内容上更倾向于研究古代先贤、政治领袖以及学者的观点和看法，而较少基于人民的主位视角来研究其对于治理的看法和观点；在研究方法上，已有研究更多采用历史文献研究和定性分析策略，而较少以定量研究的数据化呈现来展示中国公众的治理观念结构及现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是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独特优势的深刻根源，也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始终秉持的核心价值与逻辑主线，只有聚焦“人民本位”视角来全面系统研究中国公民的治理观，补足现有研究的空缺，才能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问道于民、问需于民、问力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
第二，中国公众的治理观具有独特鲜明的形成理路，理解中国公众治理观可以参考三重路径：从古至今的历史路径，从上到下的层级路径，由内而外的整合路径。首先，中国公众治理观呈现高度连续性，传统观念中的民本思想、国家富强、长治久安等仍然是当下中国人普遍重视的治理价值。其次，在治理体制中处于核心位置的主体，会对公众治理观的变化和更新起着导向作用，这种变化通常由上至下地传导。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领导集体所倡导的治理观在人民群众中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坚持党的领导”“人民至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理念被群众广泛认可和接受。最后，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成为中国公众治理观的重要内核，是公众理解治理、参与治理、评价治理的重要指南。
第三，目前直接聚焦治理观，将其作为考察变量的研究并不多。通过梳理政治心理学研究中与治理观相关的研究变量，对治理观的“前因后果”进行归纳，进一步明晰了治理观在政治心理学研究中的位置和作用。公众治理观的主要影响因素分为内生个体因素和外生情境因素两大类。其中，人格、政治认知、价值观和获得感等是个体因素，家庭、组织、文化传统、社会变迁等是持续作用的情境因素。将治理观置于前因变量中，它会对公众的治理绩效评价、政治心态和政治行为等产生明显影响。
第四，公众治理观具有多维性、主体性、体系化等特点。尽管在概念范畴上“如何衡量治理成效”并不能与“公众对治理的整体看法”完全画等号，但二者存在深度的内在关联，这些研究成果能够为我们窥探中国公众的治理观核心取向提供重要窗口。如果以“公众对治理、政府的评价和态度”为中心进行拓展，能够明显地发现，已有关于主观治理绩效（评价）、政府满意度、公众满意度等议题的研究与之具有较高相关性，而这些领域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具体来看，中国公众的治理评价标准具有结果和过程的双重取向，高度重视治理绩效和治理过程。国内外关于治理的评价标准，已经形成多个经过实践检验的指标体系。尽管不同体系因研究目标、适用场景不同，在具体指标设置上存在差异，但凝练出的核心治理价值取向具有某种程度的共识性，民主、法治、公正、参与、发展、廉洁等核心价值多被采纳。这些价值取向共同构成了公众治理观的核心认知，也将成为连接治理评价研究与公众治理观的关键纽带。
2.未来研究框架：“人民主位视角”
目前，有关公众对治理态度和看法的专项研究及系统化成果处于缺位状态，以治理观为核心变量的实证研究亟待补足。当前，治理实践日益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探究人民如何看待治理、什么是他们心中好的治理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人民在治理中的角色潜能等，对扩展“治理心理和行为”研究具有极高的学理价值，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未来研究可重点聚焦于以下方面。
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观研究。聚焦公众的治理观，以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深刻把握当前中国公众对于治理的观点和看法，对当前中国公众治理观的结构、内涵以及测量方式进行探究。基于中国情境，实现中国公众治理观的理论建构，对治理观的“前因”“后果”进行定性、定量的多维分析，探究中国公众治理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机制，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二是基于不同群体的治理观研究。人民群众内部不同群体的治理观，既有共性特征，又有差异表现。例如，以年龄为划分标准，老中青群体在政治社会化、知识基础、价值观念上存在显著差异。如果要形成对中国公众治理观较为全面的判断，就需要对不同群体展开深入分析。此外，中国不同地区历史人文地理、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存在差异，尤其是东西部地区，对不同地域群体作对比研究，能更好地为地方区域治理和发展服务。
三是基于不同场域的治理观研究。目前，治理的场域得到极大扩展，线上线下空间相互交织，实体场域和互联网等都成为公众深度参与治理的重要空间，新的技术变革、治理工具，不断重构公众的治理体验和参与方式，也不断形塑公众的治理观。以“Z世代”为例，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他们依靠网络获取信息、参与治理，其治理观势必会呈现新的特点。未来研究不仅要关注整体情境下中国公众治理观的鲜明特点，也需要对比不同场域中治理观的表现形态和影响机制。
四是基于时间序列的治理观研究。治理观具有相对稳定性，主要体现在对治理制度、治理主体等的认知和态度不会发生骤变，但民众的需求与偏好等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正如前述研究中所提到的，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变革会产生政府观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基于时间序列的研究，要跳出短期主义的思维，建立时间坐标系，追踪中国人在长时段内的治理观状况，分析重要的历史事件、重大变革等对公众治理观的影响，建立长期的治理观数据库。
五是基于微观生命历程进行深度研究。基于集体、群体的治理观研究是必要的，这有利于从全局把握中国人治理观的整体状况。然而，个体微观层面的研究，则能够精细透视个体特征、具体经历、实践参与等环节对于治理观形成的影响。未来可通过扎实的个案研究、民族志研究等，进一步探究在个人生命周期中治理观的变化和延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