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协同治理成为汇集多元主体资源优势、深化拓展合作成果的实践选择。然而当前围绕协同治理的相关研究，较少涉及微观视角下对人的关切。以会议这一推进协同治理的重要策略工具为切入点，能够透视如何把人带入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又如何影响多元主体的协同。鉴于知识既是组织决策所需的关键资源、也是凝聚多元主体采取集体行动的“黏合剂”，本文从有助于实现会议协同愿景的知识共享角度出发，解构知识共享如何提升会议绩效，在剖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协同工作推进会中知识共享困境的基础上，从明晰协同理念、正视协同边界、构建协同规则三个方面探讨了让知识共享助推协同治理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会议；知识共享；知识隐藏；协同治理

一、开会：把人“摆进”协同治理之中

在公共治理实践中，“构建协同治理系统”“建立协同治理机制”“形成协同治理格局”等表述在统领性、全局性的发展规划中频频出现；“加强部门合作、协同治理”“强化任务协同和部门协同治理能力”等增强各项工作系统性、整体性的实践策略，也常常出现在具体性、执行性的实施方案之中。协同治理，既是广泛联结各社会要素、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基本遵循，也是增进政府上下联动、纵横协管能力的方法举措。

就理论层面而言，协同治理的概念具有指向上的多元性，主要存在着“协同治理”和“‘协同’+‘治理’”两种概念阐释进路。具体而言，一部分研究聚焦于协同治理的运作过程，例如，围绕协同治理的实现机制，有研究基于现有制度与客观现实的疏离，从制度安排层面探讨多元主体参与协同治理的落实路径；有研究从组织设计层面，探究协同治理如何通过将行动方联结在以权责关系、绩效设计为基本遵循的网络中，巧妙绕过条块阻隔，促使弱关系子集之间形成联系；也有研究关注到数字技术所具有的变革性、影响力，从技术保障层面探讨数字技术如何通过信息整合与共享、治理能力拓展、协同便利性提升等，为政府内部关系以及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协同优化提供解决方案。另一部分研究则关注到协同治理所追求的目标或状态，认为协同治理的愿景既涵盖了民主价值，要求与公共问题相关的多元主体都应具有做出集体决策的实质权力，民主真实性应成为协同治理的价值基础；也涵盖了效能追求，要求通过加强各个组织行为体之间的协作，寻求有效治理结构，以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还有一些研究围绕协同治理的主体展开，关注到内部协同和外部协同。内部协同聚焦于协同治理的重要引导者——政府，探究纵向层面的政府间关系，如中央与地方、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协同共治关系；也有研究关注了横向层面地方政府间的协同关系，尝试建构横纵有序的区域协同网络以及更为微观的、同一组织内不同部门之间的职能协同关系。外部协同聚焦于社会这一开放性复杂系统，关注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在内的多元行为主体，通过价值共识的达成、联结机制的建构、参与秩序的规范等途径，形成共识、形成合力。

虽然既有文献围绕协同治理的概念内涵、实践进路、价值取向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可以发现，当前研究主要关注的都是组织、部门等集体行为，很少聚焦于协同治理中的微观主体——“人”，很少基于人的主观能动性解构个体之间的协作行为，这为本文提供了研究空间。

现实的治理场景和公共问题往往复杂而多元的，如果严格按照纸面上的职责分工实施治理行为，则可能导致工作脱节、运转不畅，这就需要一种能够“把人带入事中”的策略工具，“我们的工作靠开会”便成了公共治理的现实选择。会议，作为秩序化的集体行动机制，无疑可以成为透视协同治理中微观主体行为的重要窗口，通过多元化的对话交流和集成化的资源整合，提升组织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因此，探寻何种要素推动了会议绩效的提升、多元主体的联结优势何以发挥、微观行动体的能动性如何充分彰显，仍然是值得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面对的重要使命。

二、知识共享：让会议更有绩效

解决问题的所有行动都有相应的交易成本，谈判、签订契约、组织磨合和执行监督，都需要付出交易费用。威廉姆森（Oliver Eaton Williamson）将交易成本比作物理学中的摩擦力，具体可以划分为事前和事后交易成本。在中国政府体系中，当公共政策或社会问题的运行逻辑与科层结构不一致时，便会容易在部门理性作用下，出现执行偏差或处置碎片化等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强化政策的执行，纷纷采取向上集中权力的方式强化向下控制，从而使得各级地方政府及部门权责不对等的问题更为明显。面对复杂问题，针对如何提高地方政府治理效能，现有研究给出了两种方案，分别是建构横向协作机制和纵向干预机制。

横向协作的前提假设是，各个行动主体都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职责定位，然后按照既定的规则自愿转移一部分资源或牺牲一定的利益，用于解决共同的问题或完成共同的任务，最后从解决问题的结果中获得更多回报。这里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社会收益、政治收益或官员个人收益。除了以结果为导向的收益外，其它影响协作发起和运行的过程性的变量也非常值得关 。不同组织或部门之间的过去的协调方式、机制和规则等经验，可以让参与者之间彼此信任和熟悉，减少因磨合、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成本。随着越来越多的横向协作平台、工作小组或专门机构的建立，大量的问题都需要采用工作专班等的形式解决，也会产生临时性组织冗余及其造成职能替代等问题。

现实中的地方政府及其部门是处在非均衡的条块结构中的，相互之间实际拥有的权力和资源差异很大，存在广泛的竞争而非合作关系，诸如跨界环境污染问题、产业发展同质化和公共服务“代表性竞争”问题，日常管理中的相互推诿的问题也普遍存在。因此。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很难自主达成协调共识，产生有效的协调行动，基于层级压力的纵向干预成为重要机制。纵向干预指的是上级利用纵向层级压力，通过出台政策、要求建立协调机制或直接参与地方协作活动等。但纵向干预的短板也很明显：一是上级可能并不完全了解实际情况就直接命令指挥，最后可能会增加下级的抵触情绪；二是上级 意力资源有限，通常只关 自己比较关心的事情，而忽视组织内外日常发生的数量多、协调需求大的零碎问题或事务。

现有的研究表明，中国政府的府际、部门间和条块间协调对权威的依赖性很强，尤其是在常规机制难以有效运行的情况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创新治理实践中，有很多是强调运用党的权威来推动，其中典型的就是当等级鲜明的层级结构和严苛的程序化导向限制了组织中纵向维度的知识流转、趋于僵化的专业分工抑制了组织内横向层面的知识整合时，公共治理的各方主体就难以基于共同的认知图式达成共识、优化决策、落实行动。因而需要构建跨越层级与部门的知识流转平台，让会议成为科层组织中多元主体应对复杂问题的有效机制。

话语表达是知识分享、扩散的主要形式。在会议场景中，清晰的议程和程序，能为参与者提供结构化的互动框架，促进话语流转的有序进行；明确的会议议题可以设定话语的边界范围，使得与会者能够在一定的认知空间内进行有针对性的讨论；会议中惯有的反馈机制则使参与者得以通过即时提问、实时讨论的方式对话语进行修正和完善，通过规范化互动推进知识的深化。需要说明的是，话语表达出来的信息并不完全等同于知识。对于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而言，信息是否有意义以及有什么样的意义是不同的。具有相同知识背景的人，对同一信息的理解有时也会有所差异，因而尽管知识的传播依赖于信息形式进行表达，但脱离知识的信息是没有实践意义的。知识作为信息、经验、信念的统一体，是影响行动者判断、选择和行为结果的关键。

（一）知识共享有助于会议共识的达成

对于复杂的政务系统而言，构建系统的整体目标，确立行动的使命任务，是影响协同效应发挥的关键变量。沟通、信任、承诺、共识是实现协同治理绩效的核心过程，其中，沟通又是建立信任、达成承诺、增加理解的基础条件。作为一种面向共识的协同过程，通过对话增进认知主体的密切沟通，对于合作共治的达成十分重要。当开会能推动认知主体在对话中进行知识共享、交流互鉴、集聚共识时，会议则能成为塑造集体理念、构造集体行动逻辑的重要载体。

从知识建构的过程来看，会议中的知识共享不仅涉及显性知识的直接交互，也涉及显性知识向隐性知识的联结转换。在会议的专题研讨、政策解读、报告总结等环节，通过知识交互与认知重塑，会议的倾听者也能成为知识的再加工者。与会者在倾听他人分享知识的过程中，会将这些知识与自己所拥有的先验信息、内在经验、认知框架进行比对和整合，对所接收的知识进行深度加工和再创造，对问题形成新的见解。知之愈明，行之愈笃，建立共识的过程往往是一个共同学习的过程，知识体系的完善不仅能为个体提供目标达成的清晰路径，也能为整体战略目标的达成奠定坚实基础。

此外，从知识建构的功能来看，随着知识积累的增加，各方基于彼此共享的知识增进了沟通，会更容易在战略导向上集聚共识。在会议中，不同立场的与会者被鼓励就议题发表见解，尽管彼此会因价值理念的不同而发生碰撞与摩擦，然而，正是这种碰撞和摩擦使组织能够及时识别和应对潜在的分歧与冲突。通过辩论、磋商，与会者在充分吸收各方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会形成更为准确的认知判断，多方主体得以在关键问题上逐渐达成共识，知识由此内嵌为塑造行动者价值偏好的“黏合剂”。

（二）知识共享有助于推动会议决策的优化

协同治理是人们在追求公共事务良善治理方式过程中的理性选择，本身也涵盖了理性化追求。在西蒙看来，“关于行为结果的知识，是影响决策的第一大影响因素”，[20]知识划定了理性决策的边界。为了实现协同治理的理性化愿景，会议需要集聚丰富的知识资源、推动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动态转换。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创造出了庞大的数据库，然而，诸多信息笼统交织，缺乏结构性和系统性，加大了政府处理数据时的难度，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运用认知主体所具备的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对数据进行有效的筛选、分类和整合，并通过一定的知识流动机制，实现知识节点的有效联结。

会议作为科层组织内权威性的组织交流场域，为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换施加了一定的外在作用力。会议所具备的权威性与期望产生明确结果的目标导向性，推动与会者将深植于个人经验中的隐性知识编码化、显性化。会议上的知识共享，是组织成员在正式场域中意向性地运用话语的结果，通过会议报告，参会者将个人经验、见解进行系统化地整理，并通过精心组织的语言符号以其他与会者易于理解的形式加以呈现，这种转换成为整合知识资源、推动科层组织有效决策的关键。

隐性知识由于其较高的默会性、粘滞性，难以进行表露与传播，往往成为组织决策中的“盲点”，而这些原本难以表述的个体知识，在会议机制的作用下，通过与会者的组织编码与言说分享，实现了向易于流转传播的显性知识的转换。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填补了组织决策中的空白盲区，为决策者提供了更为全面的智力支持，使决策者能够系统地了解和评估各种备选方案的风险与收益，从而缩短决策周期、优化决策效率、提升协同治理绩效。

（三）知识共享有助于促进会议决策的落实

协同工作推进会除了需要确定“怎么做”“为什么这样做”，还需确定“谁来做”的问题。协同治理的推进，需要充分掌握各方参与者的优势特征，实现对资源的配置优化，保障行动计划的顺利实施。通常而言，组织内部一种颇为高效的职能分配策略是，根据不同主体所拥有的知识资源来分配相应的任务，使具体任务与各方主体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相匹配，从而提升组织的协同治理水平。在实际运作场景中，单一行为主体往往难以拥有履行某项职能所需的全部知识，这就凸显了对知识资源进行识别、整合、应用的重要性。

会议作为科层组织内一种高效的要素集中机制，扮演着连接各个分散知识节点的关键角色。通过开会，组织能将广泛分布的知识资源集中至一个决策枢纽，促进各个节点间的交流与融合。会议过程中，通过系统评估多元主体的知识广度与深度，组织得以识别哪些主体具备完成特定职能所需的关键知识与能力特质，进而有针对性地召集并授权相应主体参与到具体的协作任务中来，实现对资源的精准配置与高效利用，强化组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也为协同治理提供了实践层面的可行路径。

互动性作为协同治理的标志性特征，对于会议中决策的落实尤为重要。会议中的互动既表现为对知识的共享，也表现为通过对各方主体参与优势的确认、达成对行动方案的落实。实践情境中，关于“谁来协调”以及“如何协调”的问题，往往需要通过会议中“集合”的、“面对面”的多向群体沟通来实现。会议的讨论过程，也是知识的集聚组合过程，一方面，与会者对互补性知识的汲取促进了知识的协同效应，组织中得以缔结出更为紧密的行动网络；另一方面，组织可以基于来自多元主体的知识，对问题的优先级进行识别、进而完成任务分配，推动会议决策的落实、促进组织整体协同效率的提升。

三、会议类型与知识共享困境

会议作为科层组织中的集成性话语流转平台，具备通过知识共享提升协同治理水平的潜在功能。然而在某些情境中，会议并未如预期的那样，通过有效对话促进了知识流转、推进了整体协同：有人在非正式场合中能够有条有理、侃侃而谈，但一进入正式的会议场景，或是吞吞吐吐、词不达意，或是弯弯绕绕、离题千里；也有人在会议中总是选择坐在角落保持沉默，即使被点名要求发言，也只是勉强应付几句就匆匆结束，通过意向性地遮掩自己所了解的信息、自己所持有的见解以避免引起过多的注意……故意隐瞒或保留自己所掌握信息、经验、观点的知识隐藏现象成为知识共享的主要阻滞。为更好地探究与会者知识共享行为的优化路径，有必要着眼于知识共享的另一面，对不同类型会议中知识隐藏现象的形成机理进行剖析。

尽管根据会议的功能属性将其分为思想动员会、工作布置会、协商协同会、群众工作会、督察反馈会等多种类型，但本文只聚焦于组织的内部协作，重点关注汇集多元主体、着眼于问题解决的协同工作推进会。这类会议一般都是因工具性目的而发起，以应对那些仅靠单一主体无法解决的公共难题。现实中，问题解决视角主要起源于知识基础观，即认为参与个体间的治理模式取决于这些个体解决问题过程中所需要的知识交互。具体而言，当不同参与主体彼此间的知识依赖程度较低时，问题可以被分解为多个相互独立的子问题，按照科层制中例行的职能规范进行任务划分，即可使组织成员在各司其职的独立状态下应对问题；而当问题的复杂度上升、解决方案所涉及的参与主体彼此高度依赖时，所需要的知识共享程度也会相应增加，个体间就需要频繁进行知识交流、共同构建认知地图，采用启发式方法寻找解决方案。因此，通过会议促进认知主体间广泛进行知识交流，成为应对难以分解的复杂问题的理想选择。

本文根据会议中决策的发起点和传导方向，将协同工作推进会分为自上而下的工作推进会和自下而上的工作推进会两种类型。前者多出现于在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下，多元主体落实上级指示、围绕重点问题对工作任务进行安排部署的情境中；后者则常出现于某单一行为主体无法仅凭自身力量解决棘手问题、需要通过多元主体的协同配合以攻坚克难、探寻解决方案的情形中。根据会议类型的不同，知识共享困境也会有所差异。

（一）自上而下的推进会与佯装型共享

1. 权威影响下的佯装认同

在自上而下的工作推进会中，为更好地发挥协同优势，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工作格局，会议中往往需要引入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领导者。然而，当科层制固有的权力配置结构在会议这一特定场域中出现时，领导权威所折射的组织权威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与会者的知识分享抉择。具体而言：一方面，领导权威对会议中知识流转的影响体现在领导者的言说内容上，即领导者的观点在会议上不仅更容易被接受，而且可能成为其他组织成员解读问题的知识框架；另一方面，这种影响还体现在会议上的各类互动过程中，即领导者通过提问、打断、回应或忽视其他与会者的发言，进行知识焦点控制，例如，领导者可能通过选择性地回应某些发言来强化特定观点，也可能通过不回应某些发言来暗示其相对较低的知识价值，由此，会议中知识资源的显现、知识体系的构建，就会受到领导注意力分配的深刻影响。

在会议过程中，与会者出于对领导权威的顾虑，会产生对权威角色的敬畏与服从倾向，权力距离感深刻影响着个体的知识共享意愿。当领导者在会议中率先表达意见，或是通过言语、非言语形式展现出对某些特定观点的偏好时，与会者往往会敏锐地捕捉到这些信号，并据此调整自身的知识表达策略。在确认领导者的意向偏好后，即使自己对相应问题持有不同的或更为深入的见解、对领导者的观点并不真正认同，但在外在的行为表现上，与会者却仍可能选择对权威角色进行应和、保留对与权威话语相左的意见，以避免给领导者留下负面印象、招致领导者的负面评价。

2. 部门本位下的佯装糊涂

科层制以其明确的专业分工推动了组织效率提升，然而过度专业化也会导致组织中的“隧道视野”。在科层系统内，知识资源往往分散于不同的部门，形成了多个相对独立的知识节点，这会激发组织成员形成较强的自我分类认知，将知识紧密地绑定在所属部门内部。这种对知识资源的“圈占”不仅限制了知识的自由流动，还会促使组织中形成彼此隔离的知识孤岛。

虽然，工作推进会通过对多元主体的纳入，旨在打破科层内部的部门壁垒、实现知识节点之间的动态联结、缓解资源“垂直向上集中，水平共享困难”的困境。然而，若与会者的部门本位思想并未得到改善，即使会议为推进不同部门之间的交流协作创造了条件，也难以实质性地构建出多元主体协同共进的组织集成网络。具体而言，当与会者以部门本位视角来审视会议中亟待解决的各类问题时，会选择性地忽视组织整体层面的战略需求，将关注核心局限于本部门所面临的困境与特定诉求上。在会议场景中，当组织需要寻求推进重点工作的策略方案时，个体会担心若自己主动提出解决方案，会使本部门被视作该方案的牵头者或执行者，从而需要承担额外的责任与压力；亦会顾虑到，会议中的“直言不讳”并未提前知会部门中的其他成员，由此可能引发不必要的内部矛盾，特别是若自己所提出的建议涉及其他部门的利益危害、招致其他组织成员的埋怨、破坏了组织中良好关系的联结，就会更加得不偿失。鉴于此，一种理性化的自我保护策略——佯装糊涂、保持缄默，便成为与会者在权衡利弊后的理想选择。

（二）自下而上的推进会与推托型共享

在自下而上的协同工作推进会中，权威角色的影响效应趋于弱化，但在保守型的佯装策略之外，又可能呈现出其他的消极共享策略。为了展现对相关部门工作的配合与响应、表现出对于议题互动的积极性，即使与会者无意进行实质性的知识共享，也会在会议中进行知识互动、而非一味保持沉默，然而这些互动并不一定具有实质性价值，可能仅是认知主体为掩盖关键信息、隐藏真实见解采取的一种策略性手段。

1. 追求有所得的选择性共享

知识共享意味着知识拥有者愿意与他人共享自身所拥有的知识，知识承载主体的知识共享意愿是影响其共享行为的核心要素。然而，当个体对自己所拥有的知识看得过重，对知识资源赋予过高的价值时，就会对其产生强烈的控制感，不愿对知识进行分享。在现实工作场景中，常会听到类似这样的声音：“让领导看到干活才算有效”“能让领导看见的努力，才是有效的努力”，当他人所需要的信息是自己付出极大努力、投入大量资源所获得的，当宝贵的知识资源被用来解决的是他人的问题、而知识贡献者的投入并未被领导关注时，与会者便很难拥有“成人之美”的豁达。

此外，协同系统的复杂性，主要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所体现的，不同行为主体之间既有协作、又有竞争。对组织成员而言，知识是其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在组织授权的正式权力之外，知识资源直接影响着科层系统内专家权力与参照权力的产生。当个体对知识的获取与积累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就易于将知识视为个人所有物，认为一旦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成为被自由获取及使用的公共品，自身的优势也会随之降低，因此，当知识所产生的收益在组织内普遍分布，而不是集中在为掌握这种知识付出了成本的个人身上，个体就更可能仅分享一些不涉及自身利益得失、但决策者不一定真正需要的边缘知识。

2. 规避有所失的策略性模糊

在话语制度主义下，话语是推动制度规则存续变迁的核心，话语既是观念的表达、也是观念传递的互动。然而，话语并不总是能将认知主体的观念具象化，也不总是具有对话性与交互性，“语焉不详”“含糊其辞”“拐弯抹角”“隐晦曲折”等词语，均描述了伴随人们漫长生活实践的一种知识隐藏现象，即认知主体在特定情境中，为达成某种目的或规避某些风险，意向性地采用复杂而非直截了当的沟通策略、模糊自己的真实意蕴，使得“言不尽意，辞不达情”。在会议场景中，同样能发现这类知识共享困境的存在。

会议中的话语表述、知识交互往往会成为会议决策的重要依据。与会者会担心，一旦自己所分享的知识造成决策推行结果不如预期，自己会因为提供了错误思路而被指责，也会担心，若知识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慎使用，自己会受到牵连。在会议进程中，一方面，与会者竭力避免承载潜在的负面评价甚至责任追究，但另一方面，会议过程中又难以绕过固定的发言讨论环节，为了彰显自己对集体协同过程有所贡献但又不至于招致风险，个体便可能采取策略性模糊的知识传达方式，或是使用含糊不清的措辞，或是提供过于笼统的解释，或是话里有话、千回百转，有意制造沟通障碍，使其他与会者难以准确理解自己传达的知识内容或真实意图。如此一来，即使会议决策在实践过程中遇到问题，由于模糊性的话语表述具有灵活性、弹性化的阐释空间，知识分享者便很难因决策失误受到谴责、承担风险。

四、让人愿意说话：会议机制优化与协同治理的有效性

知识流转是一个动态的、根植于认知者与认知环境互动的过程之中。人是知识实践的重要载体，会议能否通过知识流转增进组织决策系统认知规范、推动多元主体共识凝聚的关键，不仅在于与会者是否有能力、还在于其是否有意愿对知识进行分享。目标协同、部门协同的整体治理格局的实现，离不开对人的现实关切。这就需要识别与会者在会议过程中进行知识共享的痛点与难点，系统规划，合理统筹，明确积极建言的会议基调、夯实知识流转的构成基础、营造真诚对话的场域环境。

（一）明晰协同理念，规避群体思维

会议作为一个临时性的社群聚集体，在凝聚价值共识的同时，也会将群体规范压力传导至与会者，滋生群体思维，因而会议也往往能成为群体心理动态和集体决策逻辑的观察窗口。从会议决策过程中的问题界定、方案生成、策略评价直到最后决议的产生，都可能出现群体成员为了追求一致性和避免冲突、对异质性知识进行保留的情形。当群体达成了某项决策，为了保持群体结构的稳定性、增强群体向心力，组织成员会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维持群体内部的人际关系上、对差异性观点进行压制，而不是对决策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对分歧性见解进行分享。

然而，协同治理的“同”不代表以同一压制差异，而是一个在交流中面向共识的过程，这就需要平衡群体压力、鼓励对话、打破知识共享屏障。在会议筹备阶段，应充分了解参会人员的专业背景和相关工作经验，把握其关于特定领域的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以更为全面地判断参会者在不同议题上的专业程度和可能实现的潜在贡献；在会议讨论阶段，则应根据前期所掌握情况，引导性地将相关人员纳入特定议题的讨论，提升人与事的匹配度。此外，鉴于领导权威会深刻影响群体决策方向、固化群体思维，会议中还需改善权力结构对会议的束缚，调节领导权威压力。例如，通过调整会议讨论环节的发言顺序，将领导者的发言安排在讨论后期，能够为其他与会者提供更多的发言机会；领导者也可以通过柔性化地提问、引导和反馈方式，鼓励与会者发表不同见解、充分进行话语表达。

（二）正视协同边界，合理部署工作

科层系统内的专业化分工，虽然有助于减少工作的交叉和重叠、提高组织整体运行效率，但在严密的分工体系下，各职能部门之间也会产生一道道隐形边界。在科层组织内，边界一方面发挥着过滤功能，对行为主体的投入进行筛选，另一方面则发挥着缓冲作用，以消减外部环境对行为体聚焦于核心任务的干扰。边界的存在，使得组织内的合作显得并不总是那么“纯粹”，组织成员往往难以基于整体视角、秉持全局观念参与到协同工作之中，这就形成了整体与部分的矛盾：协同治理要求相关行为主体积极参与协同过程、以探索达成整体目标的可能性，但各参与主体在协商过程中却往往心怀忐忑，在其看来，对组织知识的贡献、对整体工作的协作，不能以丧失自主性为代价。

为此，在会议过程中，若想推动多元主体积极进行知识贡献、同心同向解决问题，就需要认识到：要跨越边界，就要正视边界；要着眼整体，就不能忽视部分。在边界整合视角下，发展边界开放和渗透功能的同时，也需正视边界的聚焦和保护功能，确保协同治理中的各组成部分既不会处于孤立状态、也不会失去同一性。为唤起与会者对于知识共享的积极性，在会议中的工作部署方面，不能简单地以“谁提出，谁落实”的线性逻辑进行任务分配，而应在充分了解各方主体资源优势、工作态势的情形下，结合当前问题的紧迫性、复杂性及潜在挑战，公平合理地进行工作安排，且这种工作安排不能完全脱离组织内原有的职能框架，即需要确保边界既不会过于封闭也不会过于渗透以至于影响到各个子系统基本职能的运转。

（三）构建协同规则，优化权责机制

为了促使会议中各个参与者真诚地说话、真正地对话，仅仅使各行为体对于协同治理的必要性达成共识是不够的，作为一种集体行动的协同治理最终之所以能够形成，更重要的还在于各行为主体对于如何推进协同治理、也就是对于协同规则要达成最低程度的共识。而协同规则的构建，首先就体现在权责机制的设计上。为了突破知识流转梗阻，更好地发挥协同工作会议“集众智、定良策”的功能，会议中的权责机制，应重点突出资源的下沉和责任的上收。

首先，知识由理念转化为实践，必然需要现实资源的支撑。如果建设性的想法无法得到实质性的资源支持，如果方案的提出以及资源的筹备都需要知识贡献者自己去推动，那么就容易催生认知主体“多说无益”的消极观念。因而，当会议中决策方案被采纳的同时，若协同治理的参与主体之间显著存在着资源不均衡、相关行动者无法有效参与到具体实践过程，那么为推动有效的协同治理，应同时斟酌考量相应主体的行动资源配备，通过人力、物力、技术等各类资源的下沉，推动建设性理念落地生根。

其次，与会者不愿在会议中开诚布公、率性直言的重要原因是担心所贡献的知识在后续实践中引发问题、自己会因提供了错误思路承担责任，但既然会议决策是经讨论磋商后的集体抉择，那么当决策方案在实践过程中遇到阻滞，就不应追责溯源到特定的知识分享者，而是要通过责任的上收，塑造有利于激发组织成员共享知识的场域环境。

综上所述，协同治理目标达成的关键不仅在于培育多元主体参与协同的能力，也在于激发各方主体进行资源共享、共同参与协作的意愿。知识作为一种宝贵的战略性、功能性资源，其在协同过程中的应用程度和影响范围，会直接作用于协同治理的效果。本文以会议这一推动协同治理的重要组织机制为切入点，聚焦于协同工作会中的微观行为体——人的身上，归纳了以知识共享提升会议绩效的实践路径；并基于对会议中“能说，而不愿说”“能言，而不尽言”这一知识共享困境的探究，提出了通过会议机制优化策略激发人主动说话、真诚对话的现实期待。

文献来源:《中国行政管理》202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