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榛:面对中国改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7 次 更新时间:2011-11-15 23: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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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榛  

  

  1978年以来,我国走出了一条渐进式改革之路。通过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保持了长期高速增长,由此给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这一成功破解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难题的制度变迁,却得不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解。它们一直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模式不符合西方的标准,因而是不会有前途的。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更加突出,尤其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更快。我国改革已从过去不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认同,变成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一些属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如“经济人”假定、“看不见的手”、制度绩效理论等,都无法对我国改革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我国改革的解释陷入了困境。

  

  一、中国没有基于“经济人”假定设计改革路径

  

  “经济人”假定无疑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最重要的基础。一代代西方经济学家都以“经济人”假定为逻辑起点,逐步推演出整个经济学体系,形成了一部经济学进化史。这一点,即使被认为是“经济人”假定的提出者亚当·斯密可能也没有想到。在亚当·斯密那里,“人”只被赋予追求自己的利益,并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内涵。正如斯密自己所阐述的:每个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页)斯密赋予“人”这样的内涵,是为了论证那只“看不见的手”具有“超凡”的作用。如何在每个经济主体都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是能够把二者有机联系起来的最有效的机制。不过,“经济人”并不是斯密对人的全部看法,正如哈耶克所说:“当前对于亚当·斯密及其信徒的个人主义的许多误解当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发明了‘经济人’这个可怕的字眼;……但是实际上,亚当·斯密及其信徒们根本没有作此假定。要说他们认为懒惰、目光短浅、恣意挥霍是人的本性,只有通过环境的力量才能迫使人经济地或谨慎地调整其手段来实现目标,或许更符合事实。”(《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然而,到了新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人”被赋予了理解人类经济行为的惟一属性,并取得了三个“标准化”的规定:(1)经济活动中的人是自私的,他以追求自身利益作为经济行为的惟一动机;(2)经济活动中的人是理性的,具有完备或较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能视市场和自身状况而使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3)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就会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在这一属性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经济人”假定的过于自信,但我国的改革却对这一假定提出了挑战。

  毫无疑问,任何一种好的经济制度变迁都需要把人的积极性更好地调动起来。因此,评价一种制度变迁的好与坏,关键是看它是否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而这又取决于对人的属性的准确把握。人的属性究竟是什么?这固然可以从人自身去理解,但绝不能脱离具体的制度选择去理解。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来看,似乎由于经济活动中的人是“经济人”,所以以此为出发点的制度选择应该是私有制与自由市场制度的结合。然而,进一步挖掘这种逻辑背后的内容,我们会发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实坚持的是另外一种逻辑,即它们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制度作为一种理想制度,而“经济人”假定只是用来论证这种制度合理性的一种逻辑追溯。因此,“经济人”绝不是人的行为的惟一特征。我国的改革并没有按照 “经济人”假定去设计路径,但取得了西方人意想不到的成功。这意味着我国改革和发展所基于的“人”并不是所谓的“经济人”。

  我国改革所走的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有人称其为“中国模式”。该模式体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在权力结构方面,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由于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而我国在经济运行中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党的意志,这种意志被赋予明确的经济建设目标。二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模式”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这决定了“中国模式”仍然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三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公有制经济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是“中国模式”的显著体制特征。四是在协调机制方面,“中国模式”坚持的是国有经济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在这一市场制度中,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调节的重要作用。

  这样的一种改革之路,以及由此建立的经济体制显然与“标准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去甚远,因此,这种体制基于的人的特性也与“经济人”不同。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也有一个关于人的假定,正如马克思所言:“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卷第10页)因此,对人的属性的理解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人首先不是一个自然人,而是一个社会人;人其次还是一个利益最大化者,但这种利益最大化又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得以体现的。所以,对人的假定不能仅仅考虑人的利益最大化追求,还要考虑这种追求的社会关系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更应该是一个“社会经济人”。

  从“社会经济人”的属性出发,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经济体制时,首先要关注人的个人利益。适应这种利益倾向建立的市场经济有利于激发人的积极性,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其次,一定要认识到人的社会性。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一定会关注到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或者说人们不仅仅要获得尽量多的物质财富,而且还要获得一定的社会认可,还会为社会发展而努力。在一定的环境下,人的社会性甚至会超过人的自利性。因此,对一种经济制度来说,能否关注人们的这种社会性,并引导这种社会性,使之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同样是十分重要的。我国的改革在关注了人的个人利益追求的同时,也特别关注人的这种社会性。这体现在该模式中的权力结构、意识形态、所有制和协调机制都不单单为人的自利性提供支持和保障,而是侧重把人们的行为导向更长远的社会目标,即实现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统一,从而使人们的自利性嵌入到这种社会目标中。因此,我国改革的逻辑出发点并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经济人”。

  

  二、“看不见的手”对我国改革的解释陷入困境

  

  自亚当·斯密以来,“看不见的手”一直被当做自由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内容都是围绕这只“看不见的手”展开的。属于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单个商品的价格决定问题,而由供给和需求均衡决定的价格把一定量的资源分配于各种用途。而且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自由价格机制是有效配置资源的惟一选择。

  我国改革虽然遵循的也是市场化取向,但是最终建立的经济体制却不是所谓的标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表现出十分鲜明的政府作用的特色。而这一特色正是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宏观调控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央政府可以发挥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倡导的宏观调控相同的职能,而地方政府不仅仅是一个宏观调控的实施者,还是一个积极的市场参与者,它以提高地方经济效益为目标参与经济活动,并且发挥出巨大优势。地方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引发出一个我国特有的经济现象——地方间的经济竞争,而且这种竞争带来的经济变化是显著的。目前全国有超过半数的省份GDP规模突破万亿元大关,而处于前列的一些省份更是富可敌国,如广东省200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在G20中可以排到第16位。这种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理解的经济运行模式竟取得如此突出的经济成就,说明自由市场机制并不是惟一的,也不是万能的。我国改革所取得的成功,对自由市场经济或者“看不见的手”提出的不仅仅是现实的挑战,更有理论上的挑战。在我国改革取得成功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

  在计划与市场的长期争论中,西方主流经济学质疑计划有效性的最有力的根据是信息和激励对于计划的挑战,即计划经济运行中的高信息成本和激励不相容使得计划的效率极低。事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许多坚持计划可行的学者就在探讨一种可以使计划有效运行的模式,结论是建立一种竞争社会主义。然而,这种竞争社会主义并没有进入实践的层面,当时的社会主义实践集中于经典的计划经济的探索。我国的改革是这种竞争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其突出特征是把竞争引入经济运行中,并且逐步实现了竞争的多样化,为竞争找到了新的形式。

  在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竞争被限定在市场自发作用的基础上。这无疑是竞争的一种重要形式,但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形成的经济体制中,竞争不仅在企业层面发挥作用,而且在地方政府层面发挥作用。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又具有一定的计划色彩,因为地方政府是按照计划或规划开展竞争的。后一种竞争解决了过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难以把竞争与计划结合起来的问题,这与自由市场经济提倡的让“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把政府限定在最小功能上的主张有着重要区别。从这个角度讲,我国改革打破了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的垄断地位,一种新的多样化的竞争形式更符合现代经济对竞争的要求。

  

  三、西方制度绩效理论难以解释我国经济体制的高绩效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都在极力推崇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他们认为只有这一制度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阐述的制度绩效标准来说,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满足三个要求:它能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能有效地利用信息;能协调各个经济单位的利益。如果用这些标准来衡量,不仅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效率,而且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难说有很高的效率。然而,我国改革所实现的经济增长的绩效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制度绩效理论适用性并不强。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显示出来的一个巨大制度优势是,它能够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态势。西方经济制度主要考虑的是经济运行的短期绩效,我国的经济制度则从更长时期来考察经济运行的绩效。这正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制度绩效理论面对我国改革所陷入的一种困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发展经济方面付出不少代价。在改革之初经常有一个词被提及,即“交学费”。由于中国的改革是在 “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必然要付出一些代价。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效率标准来看,我们这样的改革是没有效率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其中的原因就是我们选择了渐进式改革,从而保持了社会秩序稳定、经济运行平稳,从而使改革过程中增加的成本在一种可预期的较长时间里被摊平,保证了社会总体福利的提高。如果说自由市场制度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那么这种最优配置属于一种即期的效率。我国改革过程中通过成本延期分摊实现的是一种长期的效率。这种效率的前提是一定要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而在西方国家,企业的短期高绩效与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目标是冲突的,因而会发生周期性的经济(金融)危机。因此,一种制度能否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就成为判定这种制度优劣的一个标准,这正如罗尔斯所坚持的,判定一个社会优劣的标准除了正义的标准之外,也还有其他标准,例如效率和稳定。(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保持经济社会稳定不仅可以降低经济运行的长期成本,而且可以为不断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较为宽松的环境。我国改革是一个不断试验、推广和总结的过程。在改革之初,由于制度创新的空间比较大,所以这种创新引起的社会矛盾并不突出,实现的经济增长效应也比较明显。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制度创新日益艰难,社会矛盾也会更加凸显。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实现经济制度的重大创新,就更加需要经济社会保持稳定。事实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过程,而这种制度创新能够不断推进,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现了经济社会稳定。因此,我国的改革能够推动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不仅仅在于引进了市场机制,而且在于保持了经济社会稳定。只有在稳定的环境下,我国的经济体制才能顺利实现转型,同时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因此,一种好的经济制度不仅可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可以带来社会稳定并降低经济运行的长期成本。从最理想的角度看,既能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高增长,又能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运行的长期低成本,这应该是一种最有效的经济制度。其他组合,如资源配置高效但运行成本较高、资源配置低效和运行成本较低,都属于次优的经济制度。如果出现资源配置低效和运行成本较高,那么它就属于不好的经济制度。

  我国改革实现的制度创新,不仅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而且保持了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因此,可以说我国改革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有效率的经济体制。这不仅是我国在经济制度创新方面所做出的一项重要贡献,而且也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制度绩效理论的巨大挑战。

  我国改革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形成的几方面挑战,触及自由市场机制的一些核心内容。尽管这并不意味着自由市场制度失去了存在的空间,但这表明,对我国改革的实践进行理论总结是必要的,是一项已现实地摆在广大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任务。这不仅关系到“中国模式” 是否存在的问题,而且也关系到是否能形成一种适应我国实践的新的经济学流派的问题。

  

  (作者: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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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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