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博览会与区域社会发展存在着密切联系。博览会是区域社会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区域社会自身的“历史建构”。宣统二年举办的南洋劝业会，虽冠以“南洋”之名，实则依托于“两江”——江苏、江西和安徽三省。在南洋劝业会上，过去仅仅是地理和行政意义上的“两江”，通过展馆、展品、物产会、出品协会、劝业研究会等实体和组织，得以具象化地“展示”和“呈现”，同时，又在某种意义上被“再造”和“重塑”，形成新的“两江”叙事。依托两江，辐射南洋乃至全国，重振“两江”与“南洋”之雄风，正是端方、陈琪等南洋劝业会发起者的办会策略。就实际效果而言，这种策略在一定意义上取得了成功，“两江”区域社会在南洋劝业会前后曾短暂得以振兴。南京作为两江总督所在地和南洋劝业会举办地，一度大放异彩；上海作为两江辖地，加速替代苏州成长为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但好景不长，随着端方“移掌北洋”和辛亥革命的爆发，包括举办劝业会在内的“两江新政”很快偃旗息鼓，以上海为极核的“江浙”逐渐取代“两江”，成为江南新的区域发展中心和新兴政治势力集结地。一言以蔽之，博览会史研究除展会本身外，还须着力揭示其背后的区域经济、政治大格局，以及随之发生的“权势转移”。

关键词：南洋劝业会；两江；南洋；端方；陈琪

由各种劝业会、劝工会、博览会所构成的中国近代展览业，是近代区域社会发展的产物，推动了地方区域社会发展。对博览会和展览业在地方区域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应从地理、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中去把握，需看到几者间的相互作用。“区域社会”本身是具有很大伸缩性的概念，有着不断“被建构”的过程，而包括南洋劝业会在内的各种类型博览会恰好参与了其中的“历史建构”过程。以往关于博览会史的研究，往往比较重视博览会作为事件和过程的“内史”研究，[1] 而相对忽略了博览会与区域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的“外史”研究。本文试图在过去研究基础上，从展会与区域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重新审视南洋劝业会的意义，揭示其背后所隐含的复杂政治、经济因素及相应的“权势转移”，为博览会史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

一、“南洋”“两江”与南洋劝业会

提到南洋劝业会，一般容易将其与地理意义上的“南洋”(Southeast Asia)相联系。“南洋”一词最早可追溯至宋代，但当时尚无明确的地理界定。明清时期，南洋成为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范围涵盖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南半岛沿海、马来半岛等区域。清代“南洋”概念具有双重性——既指东南亚地区(传统地理范围)，又指中国东南沿海区域。[2]南洋劝业会盖因由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发起而得名，与地理上的南洋群岛无直接关联。

“五口通商”之后，几经变革，清朝分设南洋和北洋大臣管理南、北洋通商事宜。南洋和北洋在地域上以长江口的吴淞口为界划分，“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由通海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3]按规定，南洋大臣的职能是管理长江和东南沿海各地的通商事宜及部分中外交涉事务。《清会典》载：“南洋大臣一人，掌中外交涉之总务，专辖上海入长江以上各口，其闽粤浙三省则兼理焉。”[4] 同治七年(1868)奏准，南洋通商大臣“归两江总督经理”，[5]但仅为成例，非定制。同治十二年(1873)以后，两江总督例兼钦差办理通商事务大臣，成为定制，一般官私文书常简称作“南洋大臣”。[6]

南洋劝业会之“南洋”，显系指南洋通商大臣所管辖的区域。端方在发起南洋劝业会的奏折中便谓：

拟即在江宁城内公园附近紫竹林一带购地七百亩，组织会场……拟定名为南洋第一次劝业会，暂避博览之名，俾免竭蹶之虑。基础既立，自不难徐图扩充。一曰体制宜崇。会名虽冠以南洋，南北各省，实无歧视。陈赛物品，多多益善，全赖农工商部总持要领，各直省共表同情，庶几收罗宏富，蔚为盛举。并拟请明降谕旨，饬派南洋大臣为该会正会长，以昭慎重。[7]

劝业会之设，发起虽在南洋，若能办理得法，豫计将来效果，正赖以鼓舞全国实业之进步……中国向未仿行赛会，今由南洋创办，一切章程规则，前无所受，缔造之法既较各国为难，集合之机又较各国为塞。若不仿照各国通例，则凡筹措诸端，均有艰于着手之虑。[8]

也许是考虑到此“南洋”与人们所熟知的彼“南洋”(南洋群岛)颇易混淆，因此，官方文献又特别强调，“南洋”虽限于南洋大臣所管辖区域，但其影响也远播于地理概念上的“南洋群岛”：“臣查此次创办南洋劝业会，规画及于全国，远而南洋华侨，外而东西友邦，亦复输载物品来会陈赛。”“劝业会经费……又经奏派指分江苏试用道江孔殷亲往南洋各岛劝谕华侨，共认会股七万余元，藉资接济”，“(出品协会)南洋群岛如泗水、三宝垅、爪哇、巴达维亚、星架坡等埠，亦经设立”。[9]

然须注意的是，南洋劝业会虽冠以“南洋”之名，招牌和声势很大，但真正落地于两江地区——江苏(包括上海)、江西与安徽三省。清代的“两江”，最初指江南省和江西省的合称或简称，后江南省又分为江苏省和安徽省。因此，清代两江地区实际包括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该区域“包络江淮，控引河海”。[10]三省疆界相接，地势相连，互为呼应，北接齐豫，南距五岭，西控荆湖，环瀛海而引闽越，幅员广大，山川错杂，形胜险要。[11]其中，江苏更是“为各省之首区，疆域开广，形势蟠踞，负山海而控楚豫，襟长江而带大河”，[12] “户口殷繁，物产饶足，财赋甲于全国，而人文蔚起，俗尚亦以侈糜焉”，[13]为历朝首重之区。

管辖两江地区的军政最高长官何时成为“两江总督”，清代文献对此记载较为模糊，大致而言：顺治“十八年，江南、江西分置总督；康熙四年又合，此时始称两江总督。十三年，三藩乱起，江西处于战争前线，于是又分。二十一年，平定三藩之乱后又合。分合之间，有一个显著变化，即江南在和江西分开后，并未沿用江南总督的名称，而是仍称两江总督，故二十一年后，两江总督终为定名，并成定制，驻江宁，至清亡再无改变”。[14]两江总督兼辖苏、皖、赣三省，掌管河、漕、盐三大政，兼及海防、江防、营务、吏治、洋务、交涉、厘金诸事项，是清代光绪朝以前唯一统辖三省的总督，可谓位高权重。

诚如有研究者所指出，从同治年间起，两江总督始兼任南洋通商大臣，但南洋大臣的实际权力有限，尤其在外交事务上，上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有各地督抚，两江总督的管辖权在某种程度上只具有象征意义。同治初年，专任办理通商大臣(亦称“南洋通商大臣”)的薛焕上奏谓：“臣虽职司通商，而于抚驭远人，稽查榷课，均系有名无实”，“臣两年权篆，驻扎沪城，所行者仍无异于江苏巡抚应办之事。”[15] 由此可见南洋大臣职务与事权的尴尬。至光绪朝中后期，由于南洋地广和各地督抚将军权势日增，加之身兼南洋大臣的两江总督与江南各省督抚间地位平行，无互相统辖之权，使得南洋大臣在行使管理各口通商和洋务职责时，愈加力不从心，往往统而不辖，南洋大臣的实际影响力已多仅限于“两江”辖境，即江苏、江西和安徽三省。[16]这种状况反映到南洋劝业会所举办的活动中，便是南洋劝业会虽冠“南洋”之名，实际上却是以两江为主召开的一次全国性博览会，两江才是南洋劝业会赖以举办的实际核心区域。

“南洋”的实际内涵和重心悄然转移至两江所辖区域，在发起南洋劝业会的相关文书中已可见端倪。陈琪在上书端方拟发起南洋劝业会的禀文中，提到在江宁(即南京)开博览会的好处时，列举了地势、交通、物产三方面的优势，主要指的便是两江(江南)地区的优势：

兹拟就江南公园界内附近一带，购地六百亩，建筑会场……先开国内博览会……所谓会场成则公园立，而金陵城北之兴盛克日可待。此地势合宜者一。南洋扼长江之要，上溯湘鄂，下达苏沪，轮帆所指，克期可至。今则沪宁铁路已通，省城轨道又将告竣，且与公园内之马路直接毗连，信乎物品之运输，无往不利。此交通之便捷者二。[17]

至若物产种类，尤难枚举，如本省之织绒绸缎，苏杭之纱罗线绉，震泽之丝绢，通州之花布，扬州之漆器，宜兴之陶器，温州之竹器、皮货，广州之镂银刻牙，景镇之瓷器；又如淮南北之盐，皖南北之茶，汾汉之酿酒，洪江之榨油，阳江之革器，闽省之雕刻器，永州之铜锡器，九江之银器，宿迁之玻璃器，类皆最著之工艺……此物产之富饶者三。有此三者，开办赛会正其时矣。[18]

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端方在给陈琪的批文中，亦强调了两江(江南)的重要地位和优势：

足见赛会一事，于工艺影响最大，中国风气虽渐开通，工艺程度尚浅，自宜仿照日本办法，先专就国内物品罗列比赛。江南地大物博，轮轴交通，商务之繁，为各省冠。现在城内开辟公园，地势空旷，组织会场最为合宜。[19]

由此可见，晚清时期，随着经济竞争日剧和新政的推行，劝业会、博览会这类新事物在中国大地的兴起，已属势在必然，但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博览会之所以由两江发起，又同两江地区的经济地理位置和清朝财赋重地的特殊地位密不可分。依托两江，辐射南洋及全国，正是端方和陈琪等发起者的办会策略。

二、劝业会上“两江”之呈现

“两江”虽以两江总督著称，但何为“两江”？其所辖三省各有何优势？有何特产和新奇之物？一般民众并不知晓。师法西方和日本之经验，必须借南洋劝业会这类博览会予以集中展示。如陈琪所言，“方今五洲交通，文明日进，东西各邦，通都大邑莫不有博物之院，赛珍之场……职道尝考欧美各国农工商繁盛之原因，无不由赛会而起。夫赛会之设，萃本邦之物品，列异域之珍奇，精校其良楛巧拙，以劝商励工，兴教进化，与周官司市所谓平市征续诵训，所谓观事知俗者，义实符合。”[20] 本着博览会“劝商励工，兴教进化”“观事知俗”的功用，在陈琪等开明官员和地方绅商的实际操办下，南洋劝业会从各个方面展示、呈现出了“两江”的面貌。

(一)物产会所展示的两江

物产会系效仿日本市府地方共进会办法，在南洋劝业会召开前一年，“各将本地所出产物工艺一切详细征集，定期分地举行物产会一次，为次年劝业会之基础”。尽管规定“此项物产会既系为南洋劝业会基础而设，则凡南洋各属为物产汇聚交通便利之地点，均宜各就所产组织立会”，[21]但实际上物产会主要在两江地区(江苏、江西、安徽)所属各府州设立，成为展示两江地区物产的大舞台。

在两江所辖区域中，总共设有镇江、通海、苏州、江宁、徐州、徽州等地39个物产会，其中江苏12个，安徽13个，江西14个。根据物产会章程，该会系由南洋商宪札委一二位绅商为当地物产会创办人，会同地方官一道筹办该会，下设文牍科、陈列科、庶务科以及评议员，负责具体会务。物产会通常系征用当地的公所、庙宇、祠堂等宽敞地方作为陈列所，分类展陈搜罗到的各类物产，并进行评比，然后再择优送往南洋劝业会参展。

有关物产会的具体运作，在苏州商会档案中有清晰的说明：“查设会比赛物产，所以促农工实业之进步，为明岁劝业会与赛起见。会中陈列分天产、工艺、美术、教育等品，应由各属会同调查员，督饬绅商学界，调集章程内所开各种物品，注明产地、价值、销额、运销地方及原料制法、改良方法，尽四、五、六三个月内运送来府。”展陈后，“如有物品精美者，呈请商督宪分别给以金、银、铜等牌，以示奖励”。[22]在苏州物产会闭会后，由江苏巡抚颁给办会得力人员150余人名誉凭照，对出品人则“择优给奖”，如“李宏兴之纱缎，马乃斌之渔业模型，张辑如之雕刻，虞兴公司之纺织，汪圣言之漆器，贝谨之蚕桑标本，徐万泰之五彩织缎……尤屏翰之泰西纱缎，颐和公司之罐头食物，王文周之改良丝车天秤”，等等。[23]松江于宣统元年(1909)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召开青浦出品会，[24]又于九月初九日至二十一日在醉白池开设物产会。[25]镇江“定期十月初一日，假新河大纶丝场，开设物产会”。[26]海门厅于十月初八日至十二日开出品会，随后将物品移至通州会场，继续展览。[27]常州物产会自初五日开幕，“八邑来观者，络绎不绝”。[28]江宁府属物产会务，“设在大中桥北首韬园地方。七属陈列物品业经齐备，可称无美不收。日来江督将军暨以下官场，并各业商董连日到会，提议改良实业情形，足资兴感，兹由顾君花岩发起招邀绅商、军学等界，莅会游宴，内具中外茶餐”。[29]

过去，别说两江所属三省之间，即便江苏、江西和安徽本省以内，也不清楚各地到底有什么好的物产，通过各地举办的39个物产会，两江的物产情况和各种品牌方浮出水面，粲然可观。“(两江)物产会出品，约计一百万件，逐件附以标签暨说明目录等书。详者由本会整理；略者则传询出品人或出品委员会分别查填。一切物品共分二十四部，别为四百二十类”。[30]这是两江地区各种天然产品和人造产品的一次大清理、大分类，对展示两江的物产状况，促进物品交流和贸易，意义重大。

(二)从展馆看两江

展馆是博览会的载体和展示空间，南洋劝业会展馆的建筑群，除由劝业会事务所建造的13个主馆(又称“两江本馆”)外，还有各省自行建造的14个地方馆(又称各省别馆)，以及广东教育馆、醴陵磁业馆、金陵缎业馆、博山玻璃馆、兰锜馆、海军陈列亭等6个专门馆，分布于会场各处。在33个展馆中，两江本馆约占40%，其他各省展馆和专门馆约占60%。

事实上，正是体现两江实力的13所“两江本馆”构成了南洋劝业会展馆的主体。其中，教育馆系仿德国式建筑，呈工字形，主要陈列各类教育产品及其成绩，分为小学、女学、中学、师范、实业高等、图书及彝器六大部；工艺馆位于教育馆的对面，主要陈列各类工艺产品及其成绩，分设染织工业部、染织工业第二部、采矿冶金部、陶器部、土木建筑部、制作工业部、化学工业部等七部；农业馆为方形建筑，具有传统民族风格，外为洋式回廊，内部建造则为华式，主要陈列各类农业出品及其成绩，分设农业、蚕桑、茶业、园艺、林业、水产、饮食、狩猎等八部；美术馆建筑仿罗马式，分为工艺、铸塑、手工、雕刻四个门类；武备馆仿德国式，陈列自洋务运动以来各种自制新式武器；医药馆(亦称卫生馆)，仿意大利式，陈列各种医药出品，并附设有临时病院；机械馆仿德国式，主要陈列各类机械制造出品，以北洋劝业铁工厂和北洋机器局所产居多；通运馆与机械馆连在一起，但单独陈列，展品寥寥，主要陈列苏路公司的斜塘桥模型，南通资生铁厂的汽船、挖泥船、客车等模型；水族馆建筑仿荷兰式，陈列各类渔业水产出品，附设有江浙渔业公司出品陈列所；京畿馆建筑为法国风格，系由两江代为建造，门外有一高大牌楼，上书“京师出品协会”；暨南馆仿南洋群岛式，专门陈列侨商所有出品；参考馆分两部，第一参考馆建筑仿英国式，分德国、美国两部，第二参考馆建筑仿法国式，分英国、日本两部，这四国出品大多系旅沪外国商人所提供。这些主题馆均依赖两江财政，由南洋劝业会事务所统一建造。上述展馆的展品大有可观，“如教育馆之两江师范油画及化石，常州府中学之漆画，上海竞化女学之水彩画，金匮女子小学校之绣工，江宁艺徒学堂染织工，如皋工艺学堂之木工……农业馆苏常之米、通太之棉、通州无锡之丝、海州之茶、如皋农会之九谷塔，与棉制黄婆像；武备馆中陆军之测量模型、工程模型及各种之枪炮药弹，海军之战舰模型、雷炮模型；至机械馆之起重绞车机、制造火柴机、绞丝机等，皆有可观”。[31]

(三)劝业研究会与两江

对展品进行研究并提出改进意见是博览会的重要环节。对南洋劝业会的展品研究主要由以张謇为首的东南绅商组成的南洋劝业会研究会负责。宣统二年(1910)六月二十七日，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正式成立，由李瑞清任会长，梁祖禄、钱宝书任副会长，张謇为总干事，蒋炳章为副总干事。7月1日，研究会成立事务所，设立书记、招待、庶务、会计、驻所等干事数人，[32]虽在江苏谘议局办公，但研究活动则在劝业会公议厅进行，活动经费由张謇等发起人自筹。参加该会的会员有799人，所谓会员即研究员，大多来源于两江及各地的教育会、商会、农会、劝学所、劝工所(场)等。

南洋劝业会研究会的宗旨为：“集合同志就南洋劝业会出品，研究其工质之优劣与改良之方法，导其进步。冀合劝业之真旨，收赛会之实效。”[33] 研究员分成八组，定期对农业馆、医药馆、教育馆、工艺馆、武备馆、机械馆、美术馆、通运馆进行研究，而各省各业专馆和参考馆的展品则按门类被纳入研究。各研究员以撰写研究报告、进行研究演讲、呈交相关意见书和撰写各类出品说明书等方式形成其研究成果。经过六个多月的考察、研究，全部研究成果由研究会摘要集结成《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分首、内、外、附四编，共近八百页，对各行业，特别是对教育、工艺和农业，均写有非常详细的研究改进意见。[34]

(四)展品审查人员与两江

博览会上的展品审查(即评审)和研究属于不同的范畴，“审查者，就陈列品之优劣而区别之，予以鼓励耳。研究则应发挥其固有之长，而谋异日改良进步之方法”。[35]审查的目的是评出等次，对展品予以奖励，扩大参展者和获奖品的社会声誉及品牌效益，故审查与评奖和宣传推广展品的关系更为密切。不同于展品研究主要由民间人士自发从事，展品审查则主要由官方进行，带有某种权威性、标准性，“为劝业会全体之主要关系最大”。[36]

为此，农工商部特奏请在劝业会开幕之前需由朝廷亲自指派审查总长，“评定物品之良楛，分别奖励之等差，是以商业以竞胜而勃兴，群情以荣誉而鼓舞”，其“富强之基，全系乎此”。[37]在各方吁请之下，朝廷特下旨简派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为审查总长，负责有关展品审查的一切事宜。杨士琦“延揽通材以供鉴别而拔精良”，共召集了57人(加上参与官员共61人)，从宣统二年七月一日正式开始进行出品审查，在这批审查员中“学有专门者居十之八九，素有经验者居十之一二”。[38]

就审查人员的籍贯看，在61人中，有28人来自江苏、江西和安徽三省，约占总人数的46%，显然是以两江籍人士为主。其中审查总长杨士琦系安徽泗州人，提调蒯光典系安徽合肥人，在四名随员中有两人籍贯为江苏，一人籍贯为江西，在审查中亦扮演重要角色。在比较专业的6名化学审查官中，有5名籍贯为江苏；在5名染织审查官中，两名籍贯为江苏，一名籍贯为安徽。[39]他们所评出的最高等级66个一等奖(“奏奖”)中，来自江苏(包括上海)的获奖展品共24项，约占总获奖数的36%，来自江西的仅有两项，安徽则没有。

显然，正是通过南洋劝业会这个大舞台，过去相对抽象的行政区划意义上的两江，成为看得见、摸得着(通过展馆和展品)的具象化的两江，充分展示了其雄踞江南，人文荟萃，作为物产和财赋重地的实力，同时也揭示了两江内部三个省份之间的差距。其中，江苏实力最强，“地当要冲”“宿号名区”，人才最多，财富最殷，占尽天时地利，尤其所辖之上海，为“各国通商大埠，麇集人民，向为出产聚会之处”。[40]就经济实力而言，江西次之，安徽又次之，这从两省的展品多为当地土特产和手工艺品，缺乏机制工业品，便可看出端倪。

三、劝业会对“两江”的重塑

南洋劝业会又并非仅仅是展示和呈现两江，更重要的是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对两江进行再造和重塑，以营造新的“两江”叙事。为了形塑两江和南洋新形象，南洋劝业会事务所在端方等人的授意下，专门聘请一家西方人开设的建筑事务所对会场和展馆进行了精心设计，融中外建筑风格于一体。与过去成都、天津、武汉等地召开地方博览会主要利用花会、庙会、道观、商场等旧有建筑不同，南洋劝业会完全是另辟开阔新地，重新规划设计，以塑造两江和南洋的宏大气象，力求做到“体制亦崇”。

根据陈琪等人的建议，南洋劝业会最初准备在江南公园附近一带“购地六百亩”，“以六个月为率，合农工商品蔚成巨观”，[41]复经端方上奏朝廷之后，最后确定会场规模为700余亩。根据设计方案，整个会场呈椭圆形，“宽约二里，长八、九里，东抵易家巷，南抵丁家桥，西抵将军庙口，北抵公园”，周围建轻便铁路相连，所占面积实达千余亩，系“我中国五千年未有之盛举，亦为近世祺来东亚赛会之特色焉”。[42]主会场设在位于玄武湖附近的紫竹林，以丁家桥到青石村的连线为主轴，入口处设松枝门、牌楼，其后是正门、喷水池、纪念塔、奏乐亭、公议厅、审查室、美术馆，沿中轴线左右两侧则分列各展览馆，整个建筑群可谓蔚为壮观，“极形壮丽”。[43]整个会场给人的观感是“区域甚广，各馆甚多，一入其中，恒苦茫无适从”。[44]

能否将展品从各地运入江宁(南京)顺利布展，同时方便参观者来宁观会，交通至关重要。“凡经博览会闭会以后，该地方每因之发达。美国芝加哥博览会以后，而该市之高架铁路、电车因之而设，荒芜一变而为通衢，人口遽增至六十万”。[45]随着沪宁铁路和津浦铁路的修建，两江地区的交通有很大改善。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在沪宁和津浦两条铁路即将开通之际，端方提出修建连接下关江边码头、津浦铁路、沪宁铁路车站和市中心的城区铁路，由此将沪宁与津浦两大铁路联为一体，共同服务南京的城市交通。《申报》对此计划作了专门报道：

江督端午帅近以下关轮埠至城内民居稠叠之街市，无虑十数里，路径纡远，行旅不便，拟自城中碑亭巷起，直至下关，建筑铁道一小支，行驶汽车，以便往来，将来与沪宁干路接通，则于商务亦大有裨益。前日已倩沪宁铁路洋工程师格林森估工，此路共约五英里，每里约费五万余金，闻已决定由官自筹款项，不日即须开工。[46]

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二十六日，南京城区铁路首期路段顺利建成通车。受城区铁路效益的鼓舞，端方计划将城区铁路向南延伸，进而修建宁芜铁路，把沪宁、津浦、宁芜三条铁路和长江航线串联起来，构筑两江以至整个中国南部的快捷交通系统。[47]为进一步便捷交通，有利于南洋劝业会的召开，江宁专门修建了宽敞的劝业路，增开了专门的公共汽车线路，铺设了直达会场的轻便铁路，建有两个车站直接同劝业会连通，后又特地增设了丁家桥车站，“入场游览更属便易”，并由丁家桥修筑了一条支线直通会场中的通运馆，“后凡有赴赛机器及重大物品起运，亦称便利”。[48]筹办南洋劝业会对两江地区尤其是南京市内和周边交通建设的促进，引起了当时美国驻南京领事的注意，他向美国商务部报告南京动态时说：

端方总督已经决定在南京成立一个筹办工商博览会的组织。这个工商博览会的目的是向全世界展示各种中国产品。

计划正在顺利进行，筹办处忙着确定地点和设计无数的建筑物。人们普遍认为，上海至南京铁路的开通、有效的河运服务、有价值的中国产品、中国旧都和总督所在地南京的魅力为这次工商博览会的举办创造了条件。人们可以通过不同寻常的交通设施到达上海和访问南京。[49]

为了真正做到“货畅其流”，方便各地展品运往南京展览，两江总督衙门还与清朝度支部沟通，以减免参展物品的厘金等税收，下令各地税卡一律放行。此事虽屡经周折，但最终还是得以达成。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制订的《南洋第一次劝业会简章》，对赛品(出品)运输中的税收问题做出了原则性规定：

各省赴赛物品，凡由出产处运至南京，请南洋大臣奏定概免厘税，轮船、火车、水脚减半。并请农工商部通知各省督抚，另由部颁三联运单发给南京，由坐办加用关防，再有由上海董事会签字为凭。遇有各省商人前来报告，由某处转运某货若干件来会陈赛，则给以三联运单一纸，沿途所过关卡，验有此项运单，毋得留难阻滞。[50]

但当出品“概免税厘”的要求上报朝廷后，却遭度支部驳回，理由是“当经本部行查税务处据复，赴赛物品彼此售卖，核与寻常商货趁赴市场无异，该会场所拟报运各省赴赛物品，沿途概免厘税之处碍难照准等语。既经税务处核驳，本部未便准予照办”。[51]端方根据陈琪等人所请，再次同江苏巡抚陈启泰联名上奏，重申要求赛品免税，“惟查各国通则，无论大小赛会，从未有招人赴赛而转征赛品税之例。中国即仿行赛会，似此紧要关键，若首先与各国办法显有不同，因足贻人口实……将来赛会之功效，何若会视厘税之征免以为转移。若因此一事阻碍，必使全局解散，群情观望，且恐已集之会款难与收齐，未来之实业无由发达。功废半途深为可惜！”[52] 宣统元年八月二十八日，清廷发布谕旨，“所有赛品，准其分别豁免税厘”。[53]南洋劝业会送赛物品全部予以免税终成定局，“凡有运赛物品，均由各会监督查明件数，限定运期，填发三联单饬令运宁。沿途经过关卡，一律呈验盖戳放行”。[54]此外，南洋劝业会经邮传部同意，特别制定了减免赛品运费的政策，给予相应优惠。凡参赛物品凭三联单从起运地运往南京时，所有轮船、铁路各公司运费、水脚费均实行“减半征收，以示优待”。[55]

为召开南洋劝业会而实行的上述税收和运费改革，对两江地区的商品流通意义重大，至少在南洋劝业会召开前后打通了该地区的众多税收关卡，保障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出品征集和运输能够顺利进行，“收舍旧谋新之益，为改良竞进之图”，为“劝励农工，推广商业”，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56]也使两江内部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

有人参观两江举办的农业馆和武备馆后评价：“农业馆苏常之米、通太之棉、通州无锡之丝、海州之茶、如皋农会之九谷塔，与棉制黄婆像；武备馆中陆军之测量模型、工程模型及各种之枪炮药弹，海军之战舰模型、雷炮模型；至机械馆之起重绞车机、制造火柴机、绞丝机等，皆有可观。”[57] 考虑到两江三省之中，江苏经济最为发达，江西和安徽相对落后，劝业会还特别留意帮扶江西和安徽，在两江本馆之外，特别建造了江西馆和安徽馆，专门展出两省的各种物品，以助其产品的展示和流通。江西馆位于劝业会会场东马路，建筑面积为七十六方丈，主要陈列江西省的各类出品及其成绩。“馆与安徽馆相邻。建筑之法，独具匠心……陈列之物分教育、天产、工艺三大类，每类之中，又分若干部……天产品则分蚕桑、矿采、狩猎、药材、农业制造、水产、农业诸部。工艺品则分化学制造、笺扇、五金、玉石、髹漆、韖革、农具、染织、瓷器诸部”，尤其展出的景德镇瓷器更是美轮美奂，大受青睐，“他如景德镇瓷业公司之瓷器，质颇细净，陈列三间，巨细毕具”。[58]安徽馆位于劝业会会场东侧马路旁，江西馆右侧，建筑面积为八十六方丈五分，主要陈列来自安徽的各项出品及其成绩。“馆口为高大牌楼，内为中式楼屋，惟楼上非陈列之所。入门，左为平屋三间，陈列安庆工艺厂之木竹桌椅及亳州皮椅垫、寿州竹器，尚未能全行改良。正屋三间，教育品不多，男校仅有图画手工，女校仅有编织物数种。天产品甚富，以六安茶为美产；工艺品则以工艺厂之漆器、皮件为佳，竹、丝器皿编织细巧，他处少见之……胡开文之墨，名不虚传；宣纸犹未改良，销路恐将锐减。吴鲁衡之日晷，精确适用”。[59]

一些来自两江的展品研究人员，还特地将两江展品同其他地方的展品进行比较，提出改进之法，旨在提升两江物品的竞争力。如将南京生产的宁缎与杭州生产的杭缎从染色、织工、货身、花样、用途等多方面进行比较，指出各自的优长与局限，以及工艺改良的方向。在各自产品特色方面，“宁缎以元青色著，杭缎以杭青及浅色称；宁缎以厚重擅长，杭缎以轻巧见赏；宁缎惟朴实耐用，杭缎惟华丽夺目。故体质之坚韧杭不如宁，而组织之新巧宁不如杭，光泽之耐久杭逊于宁，而颜色之明媚宁逊于杭”。在改良工艺方面，“愿江浙业缎诸君互相观摩，益求精善。宁人于朴实之中修饰其外观，杭人于华美之外坚韧其体质，然后培植蚕桑，以储原料，置办机器以省人工，减少成本以廉价格，改良花本以新眼界”，如此方能与洋商角逐于商场，使“市场漏卮稍塞于万一，而数百年脍炙人口为世推重之缎业蒸蒸日上”。[60]再如通过对江西和湖南两省瓷器的比较，指出湖南瓷因注重工艺和花色品种的创新，实已有超过江西之势，“去年武汉劝业会，江西反败于湖南，坐失千百年之荣誉，非不求进化遂致退化之过与？”深望能通过南洋劝业会而使江西瓷与湖南瓷取长补短，共谋中国瓷业的进步。“劝业会者，又交换智识之大市场也，若能使两方面镕铸一炉，而各效其天功人力，为吾国瓷业界谋进步，恢复已失之利权，则湖南实为江西之良导师”。[61]有人论南洋劝业会上各省之间的相互借鉴，称“此会之得益者有二：一曰学，一曰教。所谓学者，以己所无，学他人所有也。譬如此省所无，彼省所有，从前不相闻问则亦已耳。现在则江苏之种植家，得睹汉阳铁厂之钢铁；北方之栽小麦者，获睹上海之面粉，互相比较，则互相兴起，而学由是出也”。[62]这些均为提升两江产品质量和重塑两江产品品牌提供了可行之法。

南洋劝业会对两江的重塑，还体现在对城市功能与环境的改造上面。以南洋劝业会举办地南京为例，在劝业会举办期间，除公共建筑和展馆外，许多服务于劝业会的市政设施和娱乐场所也同时建立起来，如邮政局、电报局、电话厅、医院、消防局、巡警局、劝业银行、保险公司、公共厕所、劝业场和自来水站、电影院、游戏场和动物园等，这些都需要相应的城市配套功能来配合。如邮政分局系商请金陵邮政总局为劝业会专建，“以便邮传”；邮政局旁所设电报分局系商请金陵电报总局专建；电话系商请南洋德律风总汇敷设，并在丁家桥建筑房舍，“以谋电话应用之便”。[63]举办南洋劝业会的目的之一，是要“建造南京市面”。这一目的，经过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开会期间会场附近新建店铺达二百余家，“会场内外分设商店，皆系本会所招徕，将来为南京城北开辟市面之预备。现在本会租地建设商店，计有数百处。一大宗商店在劝业路两旁，自三牌楼至董家桥不下百有余家，皆系沪商开设。一在丁家桥口租地建设商店四五家，亦系沪商开设。一在场北一带，如湖南美术工艺商店及醴陵磁业公司分店、江西磁业公司分店等”。据称，在南洋劝业会后，整个南京城北一带，“另辟新市，俨然有欧洲特立之市场风焉”。[64] “各商店向日以亏本为虑者，近日皆有获利之望”。[65] “新立市场，极形繁盛。则是前日荒废之地，一变为商贾云集、往来辐辏之场”。[66]两江各地先后召开的物产会，对促进当地的商业流通和城市环境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晚清时期，上海在东南沿海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从上海开埠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上海人口增加了一倍，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上海商贾云屯，人知爱国，将来(南洋劝业会)会场能否生色，以上海官商能否踊跃从事为断”。[67]为了将上海实质性纳入“两江”范畴，陈琪等南洋劝业会创办者对上海格外重视，多次前往上海游说，希望上海能助力南洋劝业会，成为两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南洋劝业会事务所假福州路一品香旅社召开上海报界招待会，由上海商务总会会长周金箴担任会议主席，上海报界《中外日报》《时报》《神州日报》《舆论日报》《时事报》《申报》等均派记者出席。陈琪专门赴会介绍了劝业会筹备的大概情形以及赛会的历史沿革，说明“南洋劝业会午帅(端方)已积极提倡……今所要求于诸公前者，即欲使社会上人人皆知宗旨之所在也”。[68]在四月十一日上海协赞会成立时，陈琪莅会发表了题为《南洋劝业会经营之大概》的长篇演说，强调劝业会是“全国之太钟表”“世界之大学校”“商界之大广告场”，通过举办劝业会，“农得之而种植牧畜之法进，工得之而制作装饰之法进，商得之而揣摩风尚、扩张销路之法进”，“示竞争之趋势，发爱国之精神，有益于一切国民”。[69]五月二十二日，南洋劝业会事务所还专门在上海召开了实业界茶话会，会上陈琪发表了题为《上海与南洋劝业会之关系》的演说，鼓励上海各界应尽快设立出品协会。他认为南洋劝业会有助于上海发展，上海若能够组织一个完善的出品协会，不仅有助于南洋劝业会，而且能自助于上海：

南洋劝业会之设，受益者非一方，而其足以扶助上海，昭昭然也。上海者，全中国之代表，上海之出品不足观，则外人将举之以概其余，而南洋劝业会之声价为之锐减……上海出品协会之组织，可见竭诚赞助，他日必能为会场生色，是上海出品协会之设，为益者非一端，而其足以扶助南洋劝业会，又昭昭然也。[70]

陈琪等不仅期望南洋劝业会成为凝聚上海与“两江”各地的黏合剂，而且期望能在两江的引领下，动员全国各省破除“民界”“省界”和“域乡界”，联合创办各地物产会、出品协会、协赞会，力促南洋劝业会成功“做我们中国农工商三种实业的鼓动总机关”。[71]有研究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南洋劝业会可被视为“官方有意识地创造的一个公共空间，这个空间试图容纳存在着灭种危机的所有中国人，包括汉人，也包括东三省的满人，这是已经超越了‘同乡’，‘宗教’所形成的新的共同体，这是国民(nation)的概念初始形态”。南洋劝业会正好扮演了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成长的“有形空间”。[72]在劝业会相关文献中，有关“国民”的概念和提法随处可见，该会实际上已被视作针对所有中国国民的全国性博览会，是为全体国民提供的公共空间，如同西方博览会那样，“为工商之广告场，国民之大学校”。[73]可见，劝业会无形中变成了吸引并凝聚“国民”的平台与纽带，催生了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

事实上，正是利用南洋劝业会，以张謇为首的东南绅商社会化和组织化程度进一步增强。会上，在张謇等人的推动下，上海、江宁和苏州三个商务总会联合发起召开江苏省商界联合大会，讨论如何在江苏全省实行裁厘认捐的税制改革。[74]张謇还在南洋劝业会上发起组织全国农务联合会、工业演说大会、报界俱进会等全国性社团组织。全国农务联合会宗旨为“联络全国农业机关，调查全国农业状况，规划、劝导全国农业改良与进行”，实际上是以东南绅商为主的各省农会的联合体。[75]张謇为该会会刊作序，云：“于会明农，于农蕲通，则杂志之作之不可以已也。士大夫皆知其不可以已，则输彼之说以牖此，征此之说以饷彼。传田父野老终身辛苦不能自达之阅历，为农科学子口耳相授短于实习之导师，证合发明，辗转相益，岂非联合会士大夫之责乎？”[76] 以南洋劝业会为契机，张謇等人还致力于开展商人外交、实业外交，扩大东南工商界的国际影响力，经南洋劝业会事务所和江苏谘议局、商会等的邀请，日本和美国都曾先后派出实业代表团前来劝业会及各地参观考察。日本实业代表团由12名团员和2名随员组成，团长为日本邮船会社社长近藤廉平。[77]美国实业代表团由23名团员、17名同行夫人和2名随员组成，团长为前洛杉矶商会会长威廉·H.普慈(William H.Booth)，但核心人物系大来轮船公司董事长罗伯特·大来(Robert Dollar)。[78]

综上可见，南洋劝业会不仅展示了两江和南洋的实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塑造了两江和南洋，使两江、南洋这一过去较为松散的行政和区域联盟内部凝聚力更强、开放度更高、影响力更大，产生了短期的效应。对南洋劝业会的这层作用，过去研究似乎重视不够。

余　论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诸如南洋劝业会这样的大规模展会，不仅是该地区经济、政治发展的产物，而且会反过来对区域经济、政治发展产生刺激和带动作用，成为“激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这种“双向奔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或可解释近代中国会展经济发展或不发展背后的深层“隐秘”。“双向奔赴”得力，会展经济就能得以发展；反之，“双向奔赴”不得力，区域经济缺乏内在活力，会展经济就不能发展或举步维艰。

晚清时期，除与南洋劝业会密切相关的南京城区和整个两江地区外，会展经济与区域经济、政治相互促进的还有武汉和天津两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

武汉之所以能够率先于宣统元年举办最大的地区性博览会——武汉劝业奖进会，显然同张之洞早期在武汉和湖北地区推行的“洋务新政”密不可分。正是张之洞督鄂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振兴工商业的措施，使武汉成为当时中国经贸最为繁盛的城市之一。时人曰：“上海者，为外国贸易之总汇，汉口者，为内地贸易之中枢，扬子江流域其他各港，皆不过为此两地之附庸而已。”[79] 商贸的发展催生了武汉劝业奖进会，武汉劝业奖进会的召开又促进了该地区经济和商贸的进一步发展。劝业奖进会在会场南边开辟了较大营业场所，由湖北官钱局新建的数百间屋宇组成，招商承租，以会期为限，“各商初以时日无多，恐不获利，会场为之张灯悬彩，焕然可观。既而销场甚旺，各商颇有赢余”。[80]此外，武汉劝业奖进会的会场建设，包括水电、房屋、交通等，也带动了与之相应的市政事业发展。

天津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清末，天津系北方通商大埠，也是北方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在以李鸿章、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的经营下，风气早开，工商繁盛，不亚于上海、武汉。由此，天津在举办商品展览会方面亦起步甚早。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周学熙辖下的直隶工艺总局在天津首创类似于日本商品陈列所的考工厂，“考察本国外国商品，以激发工业家之观感”。[81]光绪三十二年举办的天后宫商业劝工会，不仅达到了“不惟工业以比较而精，即商情亦以团结而胜”[82]的初衷，而且取得了促进工商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实效，“核与未办劝工会之先，销货顿增多数。各商受益，诚非浅鲜”。[83]

就晚清中国情形而言，展会与经济的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展会与政治的关系亦至为密切。一个博览会能否成功举办，起决定作用的往往并非经济或社会因素，而是政治因素或政治的考量，即取决于个别封疆大吏或地方官员的开明程度，“人存政立”“人亡政息”的现象非常突出。张之洞、陈夔龙之于武汉劝业奖进会，端方、张人骏之于南洋劝业会，莫不如此。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南洋劝业会亦可视之为政治上“权势转移”的产物，与南北洋之间的关系，以及时任江督的施政意愿，均不无关系。

从晚清政治格局演变看，光绪三十二年十月，端方继周馥之后入主两江，意味着自曾国藩以来“湘人江督格局”的终结，也加快了清廷辛丑回銮之后“北洋下南洋”的历史进程。[84]随着南北派系之争的暂告一段落，以及在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政潮”中与奕劻、袁世凯联手扳倒风头一时的岑春煊，[85]端方终于可以在两江任上大力推行新政，将出洋考察中的诸多心得付诸作为地方大员主政江南的实践之中。除大力推行吏治改革与地方自治外，振兴工商亦成为端方在两江的一大执政理念。通过倡议开办工厂、兴建路矿、护商劝业和改善城市环境，提升了两江的综合经济实力。兴办南洋劝业会，正是端方振兴工商的举措之一，其目的一是要展示两江新政的政绩，二是要塑造两江乃至南洋的新格局，从而为其更大的政治图谋奠定基础。

如前所述，就实际成果而言，端方、张人骏等通过举办南洋劝业会，在一定意义上也的确达到了展示和重塑两江的目的。南京作为两江总督所在地和南洋劝业会举办地，一度大放异彩；上海作为两江辖地，加速替代苏州成长为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江西、安徽这两个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状况也有所改善，其商贸、人文同江苏的联系一度趋于紧密。但很可惜，这些振兴两江的举措为时太短也太晚，随着端方于宣统元年八月匆匆“移掌北洋”，两江新政随之陷于停滞，南洋劝业会给两江带来的效应犹如昙花一现，为时甚短。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终使端方振兴两江、重整南洋之梦破碎。在辛亥江浙光复过程中，江浙两省民军的联合互动达到高潮，与此同时，江浙旅京、旅沪等同乡会大量涌现，成为省籍认同的制度化载体。由是之故，源于清代行政区划的两江，逐渐被经济联系更为密切、自然—生态条件也更为接近的“江浙”所取代。作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实际成为江浙两省共同拥有的新的金融、文化中心，也成为两省之间的黏合剂，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嘉兴和湖州为上海输送了大量移民。光绪三十四年沪宁铁路通车，宣统元年沪杭甬铁路沪杭段通车，1912年津浦铁路全线贯通，这些现代交通线路将上海与江浙腹地紧密连接，使上海与苏南、浙北的联系空前紧密，形成以上海为极核的“扇形”经济圈，却相对弱化了安徽、江西与上海的经济黏性。[86]民国时期，尽管有1924年江苏和浙江两省军阀争夺上海控制权的“江浙战争”，但原两江中的上海及苏州、无锡、常州与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的联系仍日趋紧密，“江浙”概念逐步取代“两江”，成为指代江南核心区域的称谓。之后，以江浙籍银行家、企业家群体为基础的“江浙财团”的形成，更标志着江浙地区经济整合达到了新的高度，江浙财团遂成为蒋介石统治集团崛起的经济基础和“钱袋子”。

由此观之，从“两江”到“江浙”的演化，实际折射出区域社会变迁从官方政区建制向经济联系及民间自觉认同的深刻转变。清朝政府隔离江、浙富庶地区，分而治之的政治图谋，终让位于经济地理和地缘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其后，更为广义的现代“江南”——即“长江三角洲”地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作者简介：马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

[1]参见马敏：《清末第一次南洋劝业会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4期；朱英：《端方与南洋劝业会》，《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马敏：《博览会与近代中国物质文化变迁——以南洋劝业会、西湖博览会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5期；马敏：《中国博览会通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等等。

[2]郑观应《盛世危言·海防上》载：“南洋起厦门，包汕头、台湾、潮阳、甲子门、四澳、虎门、老万山、七洲洋，直抵雷、琼为一截。”参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55页。

[3] (清)齐彦槐：《海运南漕议》，(清)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八《户政二十三·漕运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4辑，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699页。

[4] (清)昆冈修，(清)吴树梅纂：《清会典》卷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909页。

[5] (清)昆冈修，(清)刘启瑞纂，《清会典事例》卷一二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23页。

[6]参见吴福环：《南北洋大臣的设立及其与总理衙门的关系》，《河北学刊》，1991年第1期。

[7] (清)端方：《奏为江宁省城拟开办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并定奖励办法》(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军机处档折件》，档案号：168521，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8] (清)端方：《奏陈南洋劝业会筹备情形并请宣示开会纲要由》(宣统元年四月三日)，《军机处档折件》，档案号：178932，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9] (清)张人骏：《奏为南洋劝业会开会礼成并办理情形由》(宣统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军机处档折件》，档案号：189737，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0] (清)赵弘恩等监修，(清)黄之隽等编纂：《江南通志》卷四《舆地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507册第199页。

[11]参见龚小锋：《两江总督的定制及职掌探述》，《史林》，2007年第6期。

[12]乾隆《江南通志》，(清)靳辅撰：《江南通志原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07册第8－9页。

[13] (清)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一二《舆地考八·江苏省》，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0555考。

[14]龚小锋：《两江总督的定制及职掌探述》，《史林》，2007年第6期。

[15]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47页。

[16]参见许安朝：《南洋大臣之裁改与江督洋务地位之变迁》，《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17]《候补道陈琪为创办博览会事上江督书》，《申报》，1908年4月21日，第2张第2版。

[18]《江宁公园办事处为创办博览会上南洋大臣端方禀》，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5－386页。

[19]《南洋大臣端方批文》，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年)，第387页。

[20]《江宁公园办事处为创办博览会上南洋大臣端方禀》，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年)，第384－385页。

[21]《南洋劝业会事务所详订各属物产会简章》，《中国早期博览会资料汇编》(一)，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版，第273页。

[22]《苏州府为创设物产会照会苏商总会》，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年)，第446－447、447页。

[23]《记事：南洋劝业会记事第九》，《东方杂志》第6卷第11期，1909年。

[24]《青浦出品会纪盛》，《新闻报》，1909年10月18日，第2张第3页。

[25]《松郡物产会开幕志盛》，《申报》，1909年10月23日，第2张第4版。

[26]《记事：南洋劝业会记事第四》，《东方杂志》第6卷第6期 ，1909年。

[27]《记事：南洋劝业会记事第九》，《东方杂志》第6卷第11期，1909年。

[28]《物产会近闻》，《时报》，1910年2月24日，第5版。

[29]《江宁物产会游玩之盛》，《时报》，1910年2月26日，第5版。

[30]《江督张会同南洋劝业会审查总长本部右堂杨苏抚程奏开会礼成办理情形折》，《商务官报》， 1910年6月21日。

[31]《南洋劝业会开会纪事》，《时报》，1910年6月8日，第5版。

[32]《本会经过之事实》，南洋劝业会研究会编辑：《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部甲(首编)》，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13年版，第1页。这部研究报告书其实也是晚清集各地物产之大观的物产志，其中对两江各地的展品讨论尤为详尽。

[33]《简章》，南洋劝业会研究会编辑：《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部甲(首编)》，第7页。

[34]《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目次》，《中国早期博览会资料汇编》(三)，第7－19页。

[35]《庄俞、蒋维高报告书(教育馆研究意见书)》，南洋劝业会研究会编辑：《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部乙(内编)》，第81页。

[36]宋寿恒：《上南洋劝业会审查长书》，《大公报》(天津)，1910年10月11日，第10版。

[37]《农工商部奏南洋劝业会开会请派大臣为审查总长莅会折》，《申报》，1910年5月1日，第2张第2版。

[38]《本部右堂南洋劝业会审查总长杨奏审查筹备情形暨开办日期折》，《商务官报》，1910年6月2日，第8页。

[39]《南洋劝业会审查职员录》，《中国早期博览会资料汇编》(一)，第91－97页。

[40]《上海出品人代表颂词》，《申报 》，1910年6月18日，第3张第2版。

[41]《候补道陈琪为创办博览会事上江督书》，《申报》，1908年4月21日，第2张第2版。

[42]《会场之大观》，南洋劝业会事务所编纂科编：《南洋劝业会观会指南》，南洋印刷官厂1910年版，第48页。

[43]《各馆暨各重要之建设》，南洋劝业会事务所编纂科编：《南洋劝业会观会指南》，第54－55页。

[44]《南洋劝业会场图》(广告)，《中国早期博览会资料汇编》(二)，第172页。

[45]向瑞琨：《论南洋劝业会之影响》，《中国实业杂志》第5卷第1期，1914年1月1日。

[46]《江宁省城将行电车》，《申报》，1907年4月27日，第3版。

[47]参见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0－311页。

[48]《各馆暨各重要之建设》，南洋劝业会事务所编纂科编：《南洋劝业会观会指南》，第56－57页。

[49]Proposed Exhibition at Nanking,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Labor Bureau of Manufactures No.334, Monthly Reports from the Consuls of the United State, July 1908,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8，pp.189－190.转引自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第320页。

[50]《南洋第一次劝业会简章》，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年)，第393－394页。

[51]《农工商务局为赛品碍难免厘事照会苏商总会》，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年)，第406页。

[52]《附：端方、陈启泰原奏》，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年)，第407－408页。

[53]《上谕》，《申报》，1909年8月29日，第1张第3版。

[54]《农工商务局为赛品发单担保事照会苏商总会》，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年)，第414页。

[55]《南洋劝业会事务所拟订出品转运规则草案》，《中国早期博览会资料汇编》(一)，第21页。

[56]《农工商部会奏议覆南洋筹设劝业会及赛物免税等折》，《东方杂志》第6卷第9期，1909年10月8日。

[57]《南洋劝业会开会纪事》，《时报》，1910年6月8日，第5版。

[58]《江西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南洋劝业会游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年版，第10－11页。

[59]《安徽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南洋劝业会游记》，第9－10页。

[60]《江痩生宁缎与杭缎之比较》，南洋劝业会研究会编辑：《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部丁(附编)》，第8页。

[61]《葛廷杰湖南磁器与江西磁器之比较》，南洋劝业会研究会编辑：《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部丁(附编)》，第8、9页。

[62]《论南洋劝业会开会》，《时报》，1910年6月6日，第3版。

[63]《各馆暨各重要之建设》，南洋劝业会事务所编纂科编：《南洋劝业会观会指南》，第57页。

[64]《调查劝业会会务纪略》，《东方杂志》第7卷第2期，1910年4月4日。

[65]《劝业会之盛况》，《民立报》，1910年10月14日，第6版。

[66]《会场之大观》，南洋劝业会事务所编纂科编：《南洋劝业会观会指南》，第47页。

[67]《江督补救上海商业之远谋》，《申报》，1909年4月29日，第1张第4版。

[68]《南洋劝业会报界招待会记事》，《申报》，1909年3月28日，第1张第4版。

[69]陈琪：《南洋劝业会经营之大概(上海劝业协赞会席上之演说)》，《申报》，1909年4月14日，第1张第3－4版。

[70]陈琪：《上海与南洋劝业会之关系》，《时报》，1909年5月26日，第2版。

[71]《白话演说南洋劝业会与国民之觉悟》(一续)，《大公报》，1909年7月3日，第3张第1版。

[72]徐苏斌、[日]青木信夫：《南洋劝业会与近代城市空间的创出》，张复合主编：《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0页。

[73]《南洋劝业会观会指南弁言》，南洋劝业会事务所编纂科编：《南洋劝业会观会指南》，第1页。

[74]《谘议局为召开全省商界联合大会会商厘金改办认捐事来函》，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年)，第854页。

[75]南洋勸業會日本出品協會編輯：『南京博覽會各省出品調查書』、東京：東亞同文會調查編纂部、1912年、161頁。

[76]张孝若编：《张季子九录·文录》卷六《农务联合会杂志序》，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12页。

[77]《沪上官绅欢宴日本实业观光团志盛》，《时报》，1910年6月18日，第6版。

[78]《欢迎美国实业团预闻》，《神州日报》，1910年9月11日，第6版。

[79]茶圃：《中国对外贸易之大势(续念二号)》，《国风报》，1910年9月24日，第4页。

[80]张廷海编纂：《奏办湖北武汉劝业奖进会报告书》，上海经武公司1909年版，第177页。

[81]《天津考工厂试办章程》(1904年9月)，虞和平、夏良才编：《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82]《津商会拟改建天后宫举办商业劝工会文及工艺局复文》，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07页。

[83]《津商会禀报第一次商业劝工会开办情形并附天津商业劝工会一览表》，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812页。

[84]关于“北洋下南洋”，参见韩策：《清季“湘人江督格局”的终结与“北洋下南洋”的形成》，《史学月刊》，2021年第8期。

[85]参见张建斌：《端方与“丁未政潮”》，《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韩策：《清季江督之争与丁未政潮的一个新解释》，《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4期。

[86]参见岳钦韬：《以上海为中心：沪宁、沪杭甬铁路与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