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教授早前在访谈节目中抛出一个论述，指“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她进一步解释，这是“他们（灵活就业者）不像我们朝九晚五固定上班，虽然我们的工作有‘五险一金’等保障，但那是用时间与自由换来的。灵活就业者要的就是灵活和自主管理，所以社保等方面的保障自然会弱一些。反过来，固定工的稳定福利是用时间与自由换来的。所以，不能简单认为灵活就业什么好处都没有”。
这段话在内地舆论场引发爆炸，不少人看不下去。有网友直言，这不就是现实版本的“何不食肉糜”？更有人指出，张教授“不是不知道民间疾苦，而是用了一种冷漠，将几亿人在生存困境中的苦苦挣扎，将这种制度性的阵痛与结构性残忍，解构为个体自主偏好的尝试。她代表一部分知识分子，习惯性地使用专业术语，完成一次毫无道德负担的结构化脱责”。
“自由灵活就业” 实际上不自由也不灵活
笔者虽然长期做公共政策研究，但原来在学校的本业是工业与劳资关系。劳动经济学是这学科的基础，那也是张教授本行。让我跳离对张教授个人主观认知的长短是非议论，从这共同基础，谈谈这争议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
首先，什么是“灵活就业”？以上的议论主要指目前内地大量网约车司机及送货人员。据一些统计，灵活就业在现代经济里分量愈来愈大。在中国，随着互联网出现、网上平台企业迅速发展，出现了2亿多各种各样的接单驾驶网约车、送快递的“灵活就业”人员。这是近代生产关系的一个重大变化。这种聘用形式，严格来说并不新鲜，工业革命前就有大量自僱的手工艺工人。进入大规模工业生产后，僱主也有大量以件工计薪的生产员工，尽管他们的上班时间并不自由。以完成件工计报酬，也就是网约司机及送货员现时的补偿机制。
有学者指出，张教授说的“福利”，不是一般概念的福利，实际上是指这种工作安排方式也有一“好处”，就是张教授说的“自由、灵活、自我管理”。这是争议的核心问题。“自由、灵活就业”，实际上并不自由也不灵活。这种工作环境及条件，有高度规范及极大压力。平台对他们的监督、要求，比在工厂流水作业生产线上的员工更严厉，问问送外卖的小哥就很清楚。这些灵活职业一挂上平台，就不再灵活、自由了。
张教授指的自由，是指免于朝九晚五、每周5天工作的死硬要求。这是不当的比喻。灵活就业的员工，可以按自己情况，自由定时定日上岗。这种所谓自由，实际上只是这种职业的“弹性”安排。这些职位也可以是定时定点，但平台这种安排对资方非常不利。随时奉召、按件工计，对资方则是最有利安排。从另一角度来看，若没有这“弹性”，大部分这些员工可能也不会接受这工作，因为不少这些人员都有一份正常工作，或是正在上学。不少人主要是用这工作来补充收入。不自由、没有这弹性，平台企业根本不可能招聘到这么大量工作人员。
劳资双方 说不上公平交易
张教授的核心错误，就是认为这工作弹性、自由，是一种“福利”，又可以说是一种“好处”，这是以放弃或失去一些社会保障（即所谓“五险一金”）而换来。这观点缺乏任何事实根据，纯是张教授个人主观认知、推理。因为无论是资方还是劳方，或是公共政策制订者，还是学术研究，都没有对这两者之间说成是一种交换。
张教授这说法背后的道理，可能认为这就是自由市场的一般行为，是劳动市场里资方与劳方的自由、你情我愿交易；劳方欢迎或要求这工作岗位的弹性，或叫自由、自主管理，而这岗位欠缺的很多劳工保障及福利，劳方也是知道、接受的，双方在你情我愿的前提下完成这交易。张教授只是在道理上，将这说成是一个理性交换，不过实际上无论是买方或卖方，主观上都没有这个理解。
事实上，劳动力市场表面上是自由、公平的市场，但实际上双方是处于一个非常不一样、不对等情况，劳资双方交易说不上公平。资方在这交易里处于绝对优势，劳方则是“手停口停”，非常被动。经过工业革命初期的残酷经历，所有政府——无论信奉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变得积极介入劳动市场的交易。首先是对妇女及儿童的保障，随后是维护劳工健康，措施包括制订安全措施要求、限制劳动时间、制订最低工资。更发展到通过公权力，以各种形式向劳动者提供医疗、失业、社会、退休保障等，即张教授提到的“五险一金”。张教授没有解释的是，政府有关政策为什么只能应用到“朝九晚五”、有固定岗位上班的劳动人口，而不能应用到“灵活就业”员工上？进而将它说成是双方一种交易、市场上的正常行为。
公平一点，据说张教授也非常关注青年就业、灵活就业人员福祉问题，不应因为学者的一个错误，而抹煞她在同一问题上的工作，或将她塑造成“冷血动物”。倘这次事件能有一个好结果，就是认真地质疑《劳动法》目前各种刚性约束、各种保障，不论是对劳动合同的规范，对工伤、医疗保险，及在劳工权利受到侵害时，维护劳动人员的追索、维权资格，为什么没有应用到“灵活就业”劳动力人员群体上。积极地提出可行具体建议，弥补目前公共政策在这方面的缺口，而不是将这些职业的一些特色，讲成是换取放弃各种基本劳工保障的成本，为公共政策上的缺失制造借口。
保护劳动者基本生活条件 是现代政府责任
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出现，是一种新的生产（提供服务）方式，也出现一些新的生产关系。这些企业没有自己的科技，只是利用网络，以新形式向社会提供服务。无可否认，这些新方式的服务，比传统做法有很多优势；而其中一个理由是，他们利用数码时代的极度化监控，将这些服务及劳动力，压缩到实时、秒级的全面全程管控，形成一个对员工极其恶劣的工作环境。而在这过程中，企业赚了大钱。惟正因为这样，就更没有理由将这些企业的员工，排除在有关社会保障及福利政策之外。
政府保护劳动人民安全、健康，及生活基本条件，是任何一个现代政府的责任。奉行社会主义、标榜“以人为本”的中国政府，于这些方面更是责无旁贷。社会政策、劳工保护，当然也要考虑社会和经济条件，及维持良好营商环境等各方面限制；但在涉及数亿劳动人员、盈利非常高的平台网络经济上，这些约束并不存在。政府在这方面的失位、短板，是没有借口的。若因为这次争议，政府及公共政策研究学者——包括张教授——能够于这方面做出一些改善，也是一件好事。
作者是新范式基金会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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