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通过辨析时间框架可以更好地把握当今流行的世界文学理论，因为不同的时间框架对应着对世界文学的不同认知。卡萨诺瓦和莫莱蒂所建构的世界文学模型，主要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概念及其时间意识上，而达姆罗什则明确意识到包括自己在内的研究路径出现了理论单一化的倾向。不论是对比较文学的多维度反思还是对世界文学理论的“三重定义”，不论是从事世界文学教学还是编写世界文学选集，不论是在学术会议上还是在访谈中，达姆罗什始终主张将世界文学的历史上溯至数千年前的古代，尤其以《吉尔伽美什史诗》跨时空、跨国度的旅行作为观测世界文学史的重要支点。达姆罗什认为，复数形式不仅是理解世界文学更好的方式，也是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之政治性转化为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关键方法。然而，真正的难题落在实践层面：未来的世界文学史应如何在体例与结构上公正、平等地安置不同时间意识、规避阅读中的霸权无意识与平均主义误区。
关键词：达姆罗什/ 世界文学/ 比较文学/ 时间/ 现代性/
作者简介：高树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美学、文学理论、世界文学。
原文出处：《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6年第3期 第89-100页
1 引言
在当今世界文学研究领域，1999年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的专著《文学世界共和国》(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2000年弗兰克·莫莱蒂(Franco Moretti)的文章《对世界文学的猜想》(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以及2003年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的专著《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因被国际学界频繁地引用，而被学界评价为“一劳永逸地设定了世界文学论争的核心参数”(Helgesson，2017：34)。无论我们如何理解和看待三位理论家所提出的新世界文学假说和模型，都不应该忽视其中所暗含的一个重要维度，即他们所依赖的时间框架。不同的时间框架，对应着世界文学的不同理解。自歌德以来，世界文学通常被定性为与民族文学相对的概念，一种诞生于现代社会的现象。因此，以现代/现代性为时间框架来定义世界文学，似乎具备不证自明的合理性。卡萨诺瓦在建构其“文学世界共和国”的历史时就是以现代早期(16世纪中叶)为时间起点、以欧洲为空间基点的。在这个世界文学空间里，巴黎是“文学的现在之所在地和现代性的首都”(卡萨诺瓦，2015：99)，她为文学世界划定“授时尺度”即文学格林尼治子午线。2007年她在耶鲁大学法语系以《文学格林尼治子午线：论文学信仰的时间形式》为题所做的演讲，进一步系统地论证了这条子午线的标准时间是文学“现在”(present)即现代性(Casanova，2008：6-23)。《对世界文学的猜想》批评比较文学绕着西欧和莱茵河打转，辜负了世界文学这一伟大理念的初衷，并基于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和小说的国际流通数据将世界文学界定为一个“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不平等体系，而这个唯一的世界文学体系的中心则是西欧文学。2005年莫莱蒂(Moretti，2005：228)在《世界体系分析、进化论、世界文学》一文中强调世界文学不是单数，而是有两个世界文学：18世纪前的世界文学是彼此孤立的本土文化构成的拼图，以内部多样性为特征，适合用进化论来解释；18世纪后的世界文学(即世界文学体系)是统一的国际市场的产物，以相似和趋同为主要特征，适合用世界体系理论来解释。尽管有此区分，但他始终聚焦于后一个时段的世界文学。卡氏和莫氏的法国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受到各方的批判——达姆罗什(Damrosch，2003b：228)曾直言，卡萨诺瓦的著作更适合取名为《文学的巴黎共和国》，尤其是他们所秉承的单一现代性观念。达姆罗什认为，世界文学“可以用三个点定义一个平面的方式完成全球视野下的教学目标”(郝岚，2025：98)。相较而言，达姆罗什对世界文学的界定较少受现代时间框架的限制——典型操作是把尘封之书《吉尔伽美什史诗》作为一部世界文学作品，考察其跨时空、跨国度的旅行。达姆罗什(2025：272)不仅意识到他们三人“出现了趋于理论单一化的倾向”，而且试图通过调整时间框架及其结构来重塑世界文学的历史和未来。总体而言，达姆罗什认同复数形式是理解世界文学的更好方式。
2 达姆罗什对比较文学的反思
达姆罗什(同上：297)始终抱持“文学是接触世界文化、探索其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最佳方式，是提供理解力和判断力的有效基础”的观点。其职业生涯涉足的世界跨越千年时空，涵盖全球范围，甚至是那些很少人知道的地方、很少人知道的人物所写的文本(Xavier，2010：60)。他的成长经历、学术理想与现实境遇，使其对比较文学学科始终保持着审慎的态度。因此，其世界文学理论的提出，与他对比较文学的反思互为表里。他在与斯皮瓦克的一次对谈中说：“不管我们身在何处，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用世界文学将比较文学从教条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Damrosch & Spivak，2011：463)他的相关论述囊括学科体制、学科性质、课程设置、教学资料编选等方面。美国比较文学学会的第三篇《学科标准报告》即《伯恩海默报告》(1993)是达姆罗什反思美国比较文学历史和现状的重要背景。《伯恩海默报告》的结尾部分作出如下论断：“比较文学正处在其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点上。既然我们的研究对象受制于民族疆界与语言壁垒，从来就不具备固定属性，那么比较文学亟需重新自我界定，也就不足为怪了。……文学研究正朝着多元文化的、全球的和跨学科的方向发展，这个趋势本身就有比较的性质。”(伯恩海默，2015：51-52)
1995年出版的专著《我们学者们》(We Scholars)既批评现代大学体制的过度专业化，又在专业化的基础上，寻求新的互动、协作方式。达姆罗什(Damrosch，1995b：4-5)认为，学术专业化的扩张导致人们基本采取单一视角——文学系的表现是集中于重建经典，每个群体都甚少关注其他群体在同一问题上的写作，而只有彼此充分接触，才有利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那么，专业化的胜利在文学研究领域有什么后果?文学研究盛行着本土主义，民族文学优于所有外来文化。即使那些旨在通过教授诸多伟大文学著作以摆脱种族特殊主义、开启更广阔世界的课程，最终也不过迎合了主流的“更优版美国世界主义”(ibid.：117)。而过去30年来使用最广的《诺顿世界文学杰作选》(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1956)一直把“‘世界’文学定义为古典文学及后来的欧洲文学”(ibid.：113)。即便是为贯彻《伯恩海默报告》提出的“多元文化”精神而开始大量收录非西方文本(增加了2000页非西方作品)的新版《诺顿世界文学作品选》(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1995)，也没有达到达姆罗什本人的世界主义及其对总体化(generalization)的期待。同年发表的《椭圆时代的文学研究》(Literary Study in an Elliptical Age)一文，除结合自身治学经历剖析学科制度对学者的规训、约束外，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回应了一项关键议题：学科发展中的历史维度这一议题，由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格林报告》提出、《列文报告》予以警示，却在《伯恩海默报告》中被忽略。
在达姆罗什(Damrosch，1995a：127-128)看来，倘若学者的视野仅囿于现代，不仅会陷入言说乏力、论辩失色的困境，更终将直面时间赋予现代的终极悖论：一切现代终将沦为过往。须知“现代”不过短短两三百年光阴，这一时间维度，远远不足以支撑深刻的学术研判与文明溯源。达姆罗什的多元历史观强调应研究遥远的古代历史，因为古代资源对当下研究具有积极价值，即使像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帝国主义研究等现代领域，古代案例的加入也有助于改善对有关问题的讨论。他用数据说明了过去的长度和我们的阅读量：“如果文学史大约运行了5000年，那么多数时候我们只读了过去50年或100年的作品。这一时间跨度仅占文学史的2％左右”，并鼓励读者关注其余98％，因为“这些较早的时期告诉我们更多有关世界的信息”(Lenfield，2019a)。如何接近它们?阅读原文还是译文?单个比较文学学者需要精通全部语言吗?《伯恩海默报告》重新强化了通晓多门外语之于学科的意义，但达姆罗什却提出，比较文学学者的核心特质在于“比较”思维本身，而非单纯的语言能力。他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下，翻译虽非万能之策，却足以解决诸多语言层面的难题。这一观点实则意味着，单个比较文学学者只要具备良好的协作能力，便可摆脱学界普遍存在的语言焦虑。那么，在去中心化的后现代浪潮下，如何避免才出中心—边缘的传统，又掉进中心—新中心的两个极端呢?达姆罗什建议启用一种新的文学几何学即椭圆模型。椭圆模型拥有两个焦点，比较视角的本质正与此契合，即一种多焦点视角。他以《诺顿英国文学选集》为实例，剖析该选集秉持的托勒密式“高度中心主义视角”，如何刻意遮蔽了爱尔兰文学、威尔士文学与苏格兰文学对英国文学整体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而依照他提出的椭圆模型重构研究视野，不再将伦敦的文学文化视为英国文学的绝对中心，仅将其视作椭圆结构中的一个焦点，便能彻底改写英国文学既有的地理叙事与版图格局。他甚至呼吁单个比较文学学者及整个学术研究体制都接受椭圆视角、椭圆模型(丹穆若什，2015a：139-140)。他在2000年发表的《今日世界文学：从旧世界到全世界》一文中，直接批判以往各类文学文选存在核心缺陷，使得世界文学研究始终在同化与断裂的两极之间摇摆不定。他同时着重申明，当下的世界文学研究绝不能再局限于中心化结构与去中心化模式的二元选择，转而提出应借助几何学思路，采用具备双焦点的椭圆形模型来重构研究框架。换言之，在此文中达姆罗什正式将“椭圆模型”作为分析世界文学的概念工具。他后来与他人共同主编的《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2004)便是以其椭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产物。
他在2003年刊发的《比较文学?》一文中进一步申说，“比较”思维才是比较文学的学科内质，而理解特定文化独特性的天然路径，正是将其与其他文化展开比照与辨析。然而，达姆罗什也不无遗憾地指出，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研究，在学术期刊刊发成果与学者研究议程中始终未见显著增长。20世纪的比较文学学者，试图将研究立足点置于民族文学与全球空间的中间地带，可即便开展跨民族比较，依旧难以摆脱以西欧主流文学传统为核心根基的局限。面对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密不可分的纠缠和彼此互利的潮流，比较研究怎么办?达姆罗什(Damrosch，2003a：326)写道：“在原则上不断强调世界文学为比较研究提供了新场地。”那么，民族文学传统拥有的持续活力对理解世界文学意味着什么?通过检视比较文学的起源、20世纪的比较文学状况以及后殖民和全球研究的关键理论，达姆罗什为比较文学研究制定了一套折中主义方案：同时关注民族和国际语境、结合翻译和原文本、连结专家圈和总体方法，即民族的国际主义、文化的翻译、专业化的总体主义。
达姆罗什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诸问题进行的思考，为其专著《什么是世界文学?》奠定了基础，该书出版后，他的注意力完全转到了“世界文学的‘问题’”(Suher，2015)。达姆罗什希望通过组织和参与文本层面的出版协作，筹划全球比较文学学科和文学研究学者的对话，持续扩大世界文学的领地，以延续千禧年之交对世界文学概念焕发的新热情，化解西方把世界文学等同于欧洲文学的顽固误解，应对某些仓促的批评和抵制(Lenfield，2009b)。
3 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之问和答
有论者指出：“达姆罗什的理论是有趣的方案，可以解决文学专业学生如何应对世界文学的问题。然而，他的理论回避了世界文学的历史问题。尽管那是方法论问题，但大多数文学学者必定认为其是必要的。”(Gáfrik，2009：30)在卡萨诺瓦和莫莱蒂的世界文学理论代表作中，历史问题毫不含糊地被放在相当突出的位置，而且后者尤以世界文学史学见长。那么，达姆罗什在理论上真的忽视了历史问题?事实上，他对世界文学的思考贯穿历史维度，而且时间在其中并不是一种修辞。如前所述，《椭圆时代的文学研究》强调了历史议题的重要性，而《什么是世界文学?》则有言：“文学既是多元文化的，也是多时序的。”(丹穆若什，2015b：19)达姆罗什旨在矫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研究中盛行的当下主义(presentism)倾向。当下主义“厚今薄古”“抹掉过去”，考察的历史范围最长仅500年，短则几十年。鉴于此，《什么是世界文学?》的内容“在时间上，上至四千年前的作品，下及20世纪90年代晚期的文字，在论述方面，包括对希腊化时代的埃及、13世纪的欧洲、17世纪的墨西哥的重新理解”(丹穆若什，2015b：20)。这种囊括漫长历史时段的做法与卡萨诺瓦、莫莱蒂聚焦于现代性的模型形成鲜明对比。
多数评论认为，《什么是世界文学?》理论性最强的地方是导论“歌德创造了一个新词”和结语“足够的世界和时间”，而由九章构成的主体部分对文学文本和作者的分析都是例证。高利克(2016：20)则表示，该书的结语比其他部分“更具理论性”。达姆罗什对诸多来自不同传统、背景及时代的文本和图像的创新阅读确实是该书的核心成就之一。书中导论抛出了一连串问题：“谈论‘世界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什么文学，谁的世界?与民族文学(被歌德宣布为落伍，但至今势头不减)有何关联?在西欧和世界其他地区、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在新兴大众文化与精英创作之间，又有哪些新的关系?”(丹穆若什，2015b：2)达姆罗什欣喜地发现，虽然当今的世界文学以“可变性”为主导特征，但不同的流通形式和新模型之间表现出家族相似性。在该书结语中，他“以世界、文本和读者为中心”提出了世界文学的三重定义：“(1)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之间的椭圆折射；(2)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3)世界文学不是指一套经典文本，而是指一种阅读模式——一种以超然态度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同上：309)它被盛赞为目前最著名、最令人信服的定义(Tabaszewska，2019：4)。
“三重定义”构成一个集合，每个子集指向不同的维度和问题。从达姆罗什的整个阐释来看，定义(1)统领着定义(2)和(3)。或者说，椭圆折射论是翻译论、阅读论能够成立的前提。按照艾布拉姆斯(1989：5-6)为文学批评设定的经典“四坐标”，达姆罗什的定义缺少作者或曰创作维度。为何如此?可以进一步把问题转换为有没有世界文学的创作，或有没有以世界市场为目标的创作?什么因素构成一个文本的世界性?尽管达姆罗什以北岛和帕维奇为例讨论过创作问题，但其侧重点仍在翻译和读者维度。有人由达氏的观点推导出，世界文学近似于文本从源语境到外国语境的轨道系统(Hodapp，2015：71)。
鉴于民族文学仍然是当前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根基，所以比较文学学者必须正确地对待它。椭圆形折射之喻有助于厘清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之间的长期纷争。有观点认为，椭圆折射(elliptical refraction)是达姆罗什参照“光学术语椭圆反射(elliptical reflection)及英文‘焦点’和‘关注点’(focus)同义双关”而生造的一个短语(吴永安、刘洪涛，2015：131)。综合达氏的《什么是世界文学?》及其他著述，本文把椭圆折射理解为椭圆和折射这两个术语的组合。达姆罗什的折射理论源自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勒氏指出，折射在文学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或者说文学一直伴随着折射，但文学理论没有对它进行深入研究，甚至将其视为糟糕的、不忠实的。他把折射作为文学系统的一部分和重要的概念框架：“折射(无论是翻译、批评还是史学)试图将文学作品从一个系统转入另一个系统。它表征着两个系统间的妥协，而且其本身是两个系统的主导约束条件的完美显示。两种约束条件之间的等级差距，解释了为何某些作品在输入系统中不被接受，或充其量占据着模糊位置。”(Lefevere，2000：237)如前所述，椭圆比喻一直是达姆罗什的关键词，但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世界文学的椭圆被完全重新校准”(Hamilton，2014：8)，折射被具体化到翻译层面。归根结蒂，椭圆折射被用来解释文本在跨语境而非源语境里的生存能力，文本加入不同于本民族的文化循环系统的能力，以及文本的转换能力(Tabaszewska，2019：4)。因为接受方的文化会主动选择甚至抵抗输入文化，所以参与国际旅行和流通的文学作品始终承受着新时空、新语境的压力。进一步说，世界文学的椭圆折射空间充满着矛盾和张力。
达姆罗什称赞勒菲弗尔的论说是中肯的，即翻译从未真正“反射”原作，而是折射原作。达姆罗什洞察到翻译不仅是语言层面的协商，更是文学价值观转移的证据。新的文学价值观不以译作是否忠实于原作为绝对的衡量标准，尽管译作的质量有好有坏。翻译之于世界文学，就像原作之于民族文学。世界文学是跨民族边界的流通，翻译所具备的全方位跨界能力正是世界文学必需的。达姆罗什说：“翻译可以使作品超越各种边界：不仅是地理和时空的边界，而且包括社会边界，也包括社会性别边界。”(丹穆若什，2015b：191)这些边界既是有形的，也有无形的。因此，“世界文学研究应当比现在更为积极地包容翻译”(Tabaszewska，2015b：318)。定义(2)之“受益”一词扭转了翻译的负面形象。德汉(Theo D’haen)对“受益”的解释更加直接：“如果文学作品不被翻译，就不会被阅读，所以翻译是必须做出的选择。”(何成洲，2017：4)翻译的世界文学给读者提供了接触和参与不同文化世界的机会，诚如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2016：750)所言，翻译是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创建跨国影响力网络的重要机制。当然，翻译文本与源语言文本不能相互抵消，毋宁说，两者处于不同的价值评判系统。达姆罗什既强调维持和促进外语学习的必要性，又敦促批评家不要再因接受翻译而感到羞耻和抱歉，因为这种必不可少的手段有助于他们超越语言专业的范围和界限。
虽然无意构造一种普遍的翻译理论，但达姆罗什还是区分了翻译对文学语言和非文学语言的影响。条约、合同和信息文本在文字转移中一般能保持原有意义，即它们在翻译中既不获得什么，也不失去什么，“因为它们使用的语言简单且简洁”(O’Dea，2005：281)。文学作品则截然有别，特别是诗歌，因为它们与源语言和时代密切相关，以致它们在翻译中不可避免地丢失意义，从而在另一种语言中读起来寡淡无味。我们要为此沮丧吗?达姆罗什认可文本在翻译中受损也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相反的情形是翻译可以改善源文本的传播，例如，《吉尔伽美什史诗》《哈扎尔辞典》以及帕慕克的小说，正是因为在翻译中实现了意义的增值与扩容，从而跻身世界文学之列，并得以面向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体。在翻译中获益并不意味着文学文本在客观上变得更好，而是由于双重转移即语言和疆域边界的改变，一个文本累积了新意义(Tabaszewska，2019：4)。据达姆罗什的损益平衡之说，一些文学文本注定不会在民族文学的框架或特定的文化圈之外发挥作用。这意味着不是每个文学文本都能成为世界文学体系的一部分。如果想评估一个文本成为世界文学体系之部分的潜力，既要考虑其可译性，也要重视源语境的知识。从实践效果来看，用一种知名度高的语言写作的文本更容易进入国际文化圈流通。
翻译在本质上是广义的阅读和阐释。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定义总体上是世界文学的阐释学，整合了卡萨诺瓦的翻译和莫莱蒂的阅读两个维度。全球化加速带来的多元文化时代和世界文学的可变性，使阅读的价值被强调，读者的参与被鼓励，而不再是“帝国价值”优先(Chun，2015：71)。在导论里，达姆罗什旗帜鲜明地说：“世界文学不是一套无边无际、难以把握的经典系列，而是一种流通和阅读的模式，这个模式既适用于单独的作品，也适用于物质实体，可同样服务于经典名著与新发现作品的阅读。”(丹穆若什，2015b：6)这句话不是对定义(3)的重复(反之亦然)，而是对它的补充。除了译者的再创性阅读和比较文学学者的批评式阅读外，普通读者的阅读接受，对世界文学的建构与存续而言，无疑是不可或缺的。达姆罗什对此有分疏：“在某种意义上，世界文学的存在，也许是作为一种理想的法则，一种假想的思维建构，但在实践中，对于世界文学的经验，是学生与普通读者在课堂、坊间、课表、选集中所能读到的作品。”(同上：124)虽然世界文学的作品要么是源语言，要么是翻译语言，但是达姆罗什批评了两种偏执之见：完全脱离文学作品的产生空间的阅读和只有阅读原著才是有效阅读。
世界文学的阅读运行在椭圆形空间。多读和少读同样有效，但需要一系列阅读策略，需要超然的态度和想象力。这不仅要求读者在新语境中遭遇文本时坚守对话和差异原则，而且他或她还要超越自己的母语文学和母语文化参照系。按照达姆罗什的说法，世界文学起作用的先决条件是接受者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身份，与他或她耳熟能详的时空、传统保持适当距离(Damrosch，2003b：299-300)。这似乎意味着读者超功利地对陌生文本感兴趣。这难道不是一个悖论?无论如何，达姆罗什的定义强调了文学文本阅读的动态性、复杂性和优先性，指出世界文学实为相互关联的现象集合，并归纳出文学研究的同类核心问题(Pokrivčák，2013)。
4 世界文学的时间问题
面对诸如“不完整”“不连贯”“模糊”“自相矛盾”等质疑和批评(Krajewski，2005：234；Terian，2013：17)，达姆罗什不断地修补、完善、系统化自己的理论。他在写给非专业读者的普及读物《如何阅读世界文学》里再次强调：“世界文学可以追溯到近五千年前，如今延伸至全球几乎每个有人居住的地区，它为读者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多样化文学乐趣和文化体验。”(Damrosch，2009b：1)《世界文学的框架》(Frames for World Literature)是其世界文学之思的转折。从歌德到莫莱蒂和卡萨诺瓦的这段历史时期，尽管有不少学者在寻求描画世界文学的概念边界和物质边界，但还没有一种定义或方法足以令人们达成普遍一致。达姆罗什致力于超越单一文化、单一时代，坚信世界文学的范围是无限的(人们可以忽视地理、文类、时间的边界)，而关键是如何理解在世界任何地方写作的文学作品。在该文中，他启用“五框架”范式替代“三重定义”模式，强调“必须在多种意义上理解世界文学。不管是作为一系列文本还是一种流通方式，世界文学都具有可界定的边界，但这些边界不能仅在一个维度、一个平面上绘制，相反，世界文学在多维空间运行，与四个参照框架有关：全球、区域、民族国家和个体。这些参照框架会随时间而不断变化，因此时间维度是世界文学不断生成与重构的第五个框架”(Damrosch，2009a：496)。从全球到个体，世界文学中的“世界”之规模不断缩小。世界的复杂化意味着存在多个世界文学。而一项合理的世界文学研究计划既要考虑空间的多维性，也要重视时间维度。达姆罗什(Damrosch，2009a：497)继续把作品在国外的流通能力、生存能力，作为明确世界文学界限的开始，并重申文学作品以源语言流通和依赖翻译语言流通并存，甚至激进地说道：“世界文学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它由翻译中蓬勃发展的作品组成。”那么，世界文学意味着翻译文学?这取决于读者。与前述定义(3)强调阅读的超然态度不同，达姆罗什意识到在椭圆空间发生的阅读行为受制于源文化和读者自身的文化。普通读者对异域文学的理解，难免受制于自身经验积淀，以及在本土文化传统中形成的知识体系与期待视野。而世界文学研究者与教育者的使命，正在于维系读者对文化差异的感知兴致，并深化对异域经典作品的启发性阐释与解读(ibid.：513)。借助“框架”概念，达姆罗什指出，全球化语境下的世界文学，正是在全球维度与个体维度之间复杂多变的互动关系中得以生成与重塑。全球资本流动、民族出版产业、学术建制与读者审美偏好层层交织，共同构筑起一种动态演化、具有历史生成性的文学图景。
尽管《世界文学的框架》明确把时间维度作为世界文学理论的框架之一，但它对“时间”框架缺乏详细的理论阐述。理解达姆罗什时间框架的关键材料是《走向世界文学史》(Toward a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和《时间视角下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s in Temporal Perspective)两文。
何谓世界文学史?一部包揽全部民族文学的文学史可能吗?它是世界文学作品的总和吗?如何平衡每个民族文学的篇幅?谁会实际阅读这样的文学史?它会不会沦为图书馆或电子图书馆里仅供人浏览的工具书?达姆罗什尝试通过反思过去和当下的所谓世界文学史著作来确证自己的答案。他首先指出，全球化时代既是撰写世界文学史最容易的时期，也是最艰难的时期。利好之处在于，民族范式的霸权减弱，开放的全球视角的膨胀，有利于考虑世界文学史计划。艰难之处在于，全球化可能破坏它承托的历史。世界文学的全球化进程，使得具备入选资格的文学作品数量呈爆发式增长。这要求我们必须同时兼顾本土文学传统，以及与之形成对话乃至竞合关系的多元文学文化。相反的观点是全球化的世界文学没有太长的历史，如布鲁斯·马兹利什的《新全球史》仅把作为现象的全球化追溯到五十年前。这并不妨碍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史设想，因为并不是所有历史学家都假设全球化是一个纯粹的当代现象。在达姆罗什(2013：4)看来，全球化的运行机制的例子早见于丝绸之路上的贸易路线和文化交往，因此“世界文学最初的形式很可能就是在这种贸易路线上互相讲述的故事，而这种形式比文字的发明要早得多”。他赞扬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洞察到“世界文学的最初形式早于现代民族/国家”(Damrosch，2008：490)。
达姆罗什对20世纪的世界文学选集的批评不再赘述。那么，他如何评价21世纪编撰的世界文学史呢?他发现世界文学史的规模往往在“偏执狂”和“维基百科”之间摇摆。莫莱蒂主编的《小说》(2006)汇聚70位学者集体撰述，堪称远距离阅读与文本细读范式极具启发性的融合。然而，鉴于原版五卷本意大利文巨著阅读门槛极高、受众有限，其英译版不得不精简为两卷，便是明证。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持的“欧洲语言的比较文学史”系列专注于文学运动。其他文学史家重新思考了区域文学史，如由150人撰写的《欧洲文学史》提供的是泛欧洲的运动、文类和主题——作者们彼此孤立地工作所导致的不连贯，使它很难被通读。更大规模的《文学史：面向全球视角》(Literary History：Towards a Global Perspective，2006)意图向西方学者介绍非西方文学，探讨文化联系和跨文化的模型，但缺乏对文学史的总体概括，更像一种形态学而非历史。而维基百科模型借助超文本链接实现了世界文学史的深层嵌套，满足了不同层次读者对作者、文类、区域、时代的需求，但其“无政府主义”却朝着百科全书式的庞杂乃至无序化方向延展(Damrosch，2008：490)。
在电子化时代，编纂新的印刷本世界文学史有何意义?世界文学史有说服力的叙述基础是什么?达姆罗什的首要目标是用世界文学史遏制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漫无边际的全球主义。准确而言，世界文学史的书写，一方面能够规避民族传统在全球化浪潮中解体为虚无的超真实拟像；另一方面可以抵制诸多全球化相关论述中存在的当下主义倾向，进而着重强调，在全球化语境之下，地方与民族始终具备长久且持续的核心价值。立足长时段视角书写的全球世界文学史，不仅能够揭示不同文学文化之间广泛存在的系统性关联，还可以精准追踪兼具地方性与跨地方性的混合文学系统是如何实现协同发展的。综合达姆罗什枚举的各类历史事实来看，无论是环地中海文化圈内部的文化混杂与共生格局，还是汉语文化在亚洲地区的广泛传播(涵盖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均是世界文学漫长发展历程与多元交融的有力佐证。他主张差异性就是世界文学的优势。平行的、可选择的历史叙述不仅对恢复早期历史是重要的，而且有助于我们在单个地区和单个国家内习惯关系的多样性，尤其有利于抛弃有机联系和线性进步的叙述。质言之，全球化的世界文学史让我们在更大规模的世界文学生产下安置我们的研究兴趣(ibid.：494)。达姆罗什对各种跨民族、跨区域和集体合作的文学史的不满，使他重新拟定了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史的编写原则。我们能明显感觉到，如何协调“五框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边界，需要未来的世界文学史认真对待。然而，确定恰当的编写原则不能代替对历史和时间本身的反思。
《时间视角下的世界文学》是对历史和时间在世界文学理论中的地位的专题化探讨。达姆罗什(Damrosch，2013)表示，由于以“全球化”“星球化”等空间术语来绘制世界文学的广阔地图已经遭到挑战，所以重新思考历史视角变得异常重要。而此项工作的棘手之处在于：如何在将世界文学史塑造成清晰可辨的、有意义的同时，不把旧的西方模式强加给全球新时代语境以及地域文化迥异的遥远地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通常依循历史学的年代学结构，这导致文学史分期有时切分任意、边界模糊。从历史视角审视世界文学，通行的分期方式往往存在局限。原因在于，世界各地文化所沿用的年代划分体系大多源自西方或经西方改造，且长期缺乏必要的批判性反思。达姆罗什主张，若要真正理解世界文学史，需要思考一套复杂的、密切关联的年代学，即在文学研究中贯穿一种由自然时间、世俗时间和宗教时间矛盾地混合而成的时间框架。这意味着世界文学召唤历史视域的并置、融合。为此，他考察了犹太—基督教线性历史观与非西方(中国、玛雅人、苏美尔、埃及、中美洲、印度)的循环历史观之间远非水火不容的关系。可以说，非西方的历史观深层次地挑战着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
当今的比较文学学者面临双重挑战：一是从古至今的世界文学文化如此多样和庞大；二是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的交往和冲突加剧，世界文学视野迅猛扩张。对于悲观主义者的“不可能论”与乐观主义者的“轻而易举论”的两极分化态度，达姆罗什(2013：8)严肃地说：“所有世界文学的学者都必须面对方法、方式和视角的问题。”为了纠正比较文学的欧洲中心主义“通过笼统的普遍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异域想象来研究非欧洲的文学文本”，弥补东方主义知识方法的不足，达姆罗什(2023：96)提倡：“借鉴地方知识，开展对位阅读，将文化差异视为需要分析的事实，而非反常现象。”他重写比较文学史的代表作《比较的文学：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Comparing the Literatures：Literary Studiesin a Global Age，2020)就试图贯彻地方性与普世性、同一性与他异性的辩证法。虽然达姆罗什在许多著述中都否定欧洲中心主义，但我们禁不住疑惑：他是美国中心主义吗?自称是一名欧洲主义者的美国学者马歇尔·布朗(Brown，2011：353)说：“我发现达姆罗什的世界之原型就是美国式的。它首先是梭罗的美国。梭罗的世界向可能、发现和想象开放。”达姆罗什如何回复这种质疑?在上述那次对谈中，达姆罗什说过一段类似自辩的话：“在与佳亚特里所批评的‘多元文化’的美国例外主义作斗争中，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面临着一项特殊挑战，即存在一种未经审查的信念：无需努力了解其他文化的任何实质情况，一个移民国家就可以庆祝某些迪斯尼式的多样性。这当然是美国的问题，但我得说，很少有国家不存在隐蔽的例外主义、隐秘的民族主义，甚至公开的沙文主义，而且它们已深深地渗透于比较研究。”(Damrosch & Spivak，2011：463)一方面，这番话通过把中心主义指认为一个普遍性事实，而消解人们对美国例外主义的批评；另一方面，它通过给其附加限定条件以降低极端主义倾向的危害。作为一名秉持差异性立场、倡导多元文化视角的比较文学学者，承认现实与反思现实应该并行不悖。如果遗忘了世界文学本身所应蕴含的超越论维度，那么达姆罗什为世界的文学现象构拟的各种关系准则可能蜕化成遮蔽文学未来的力量。
5 结语
综上所述，不论是从事比较文学研究还是构建世界文学理论，不论是从事世界文学教学还是编写世界文学选集，不论是在学术会议上还是在访谈中，达姆罗什从来不曾让时间维度缺席。他注意到在世界文学这个总体概念之内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范畴，并在《比较的文学》中对许多相关著作做了概述和评价，尤其是两部质疑“分期问题”的著作引起了达姆罗什的共鸣。苏珊·弗里德曼以《行星现代主义》(Planetary Modernisms，2016)质疑了现代主义研究领域的当下主义倾向，其理论超越了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概念，将研究视域延伸至更久远的时间维度与更广阔的行星空间。艾米丽·阿普特的《反对世界文学》(Against World Literature，2013)揭示了学界普遍存在的“欧洲编年史”叙事范式。结合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查卡拉巴提对欧洲历史主义的反思，以及中国现代性经验的启示，阿普特得以重新审视现代性在时间、地域与民族维度的多重内涵。她借助本雅明的“当下时间”、吕克·南希的耦合伦理对时间框架做出批判和重塑。她不赞同卡萨诺瓦的文学格林尼治标准时间所固守的文学进步主义历史逻辑和分期结构，希望避免简单地以亚洲或非洲中心主义替换欧洲中心主义。她的理论独特之处在于，依托不同时间量度的不可译性，重新厘定了欧洲与非欧洲历史之间的伦理关系。她进而呼吁学界聚焦分期的不可译性，兼顾新旧时间单元的多元维度，以此破除欧洲中心的历史主义框架，从而让那些被遮蔽、看似过时的美学现象得以重新“显现”(Apter，2013：69)。相较达姆罗什，阿普特对世界文学的时间框架的思考更具哲学意味。阿普特的不可译性概念突出了同等对待不同时间框架的重要性，是对主导的文学世界体系论的颠覆，而达姆罗什坚持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在历史进程之中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重视的是翻译的权力。然而，真正的难题落在实践层面：未来的世界文学史应如何在体例与结构上公正、平等地安置不同时间意识，规避阅读中的霸权无意识与平均主义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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