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近十年来西方学界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编撰呈井喷式发展，在观念与体例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成为海外学术界的热点与亮点。张英进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指南》与《世界中国文学史》（2024）、邓腾克（Kirk Denton）主编的《哥伦比亚现代华语文学手册》（2016）、罗鹏（Carlos Rojas）与白安卓（Andrea Bachner）主编的《牛津现代中国文学手册》（2016）、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2017）等著作受到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等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域外视角审视全球化思潮中的现代中国文学，展现了海外学界独特的研究思路与学科面貌，对于撬动僵化的文学研究模式、形塑文学史书写新范式、提升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力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以上诸多范式建构与谱系交叉的探索中，文学史书写的世界文学转向是标志性的理论革新。2019年顾明栋等主编的《卢特利奇中国现代文学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立足于世界文学视野，开创了文学史研究世界文学转向的新格局。在20世纪探讨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界性并非一个全新的话题。例如，1948年李广田在《人民文学和世界文学》中认为：“中国的新文学所受的外来影响却特别清楚，因为那是有意地学习，是有意地吸收，虽然经过了若干的自己创造，但其中总还包含了并发展了多少世界文学的因素。现在我们提倡‘中国人民的’文学，这所谓人民文学的创造却也不是关起门来创造的，姑不论我们能不能关住，即使能关住，也绝不应当关住……从中国的文学，到世界的文学或国际的文学，这正是一条大道，正如同从民族的国家到大同的世界是一样，乃是我们人类的共同理想。”70多年前的这种愿景在今天中国文化走出去、文学传播国际化的时代已逐渐变成现实。洪子诚的《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讨论外国文学创作与理论如何影响当代文学，对于外国文学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又如何影响、制约着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随着世界文学理论的复兴，国外学界的世界文学史编纂也将中国文学包括在内。经过始自2004年的筹划、商讨与编撰，达姆罗什与古尼拉·林德伯格-瓦达、安德斯·彼得森、德汉、波乌塔斯、张隆溪等编纂的《文学：世界史》四卷本于2022年问世，张隆溪主编了第三卷，并参与撰写了中国文学部分。其后踵事增华之作还有2022年张隆溪独著的《中国文学史》、2024年张英进主编的《世界中国文学史》。顾明栋等主编的《指南》“所有章节均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展开话题”，在全球化及民族文学国际化的语境中，对现代中国文学进行整体概述与深度分析，从“中国性”与“世界性”两个层面来定位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坐标，依据共通历史人性把握文学史在当今文学空间内的叙史线索，呈现文学史书写的世界文学转向趋势，构建了国内外学界的对话平台。
顾明栋曾对现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进行精辟论述：“现代中国文学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本质上是在世界范围的全球化及民族文学审美国际化的大语境中致力于中国意识和文学传统现代化的持续发展过程。”从事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应该自觉地从全球文学现象的普遍关联中寻求本民族文学在思维方式、审美观念等方面的特质。《指南》从客观、公正的知识生产与学术研究角度擘画作为全球化过程中世界文学有机组成的中国现代文学景观，试图确立一种会通古今、融通中西的世界主义书写范式。目前《指南》的导论已经翻译发表，但是全书尚无中文版。此外，除了焦鹏帅曾撰文对《指南》作出兼顾理论与批评、适应多种需求的评价之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关于该书所体现的文学史书写的世界文学理念与中国文学之于世界文学转向的意义则缺乏专门论述。因此，本文从《指南》所确立的世界文学的中国坐标、民族文学的世界意义以及文学的共通历史人性着眼，对世界文学转向的意义进行多维阐发，求教于方家。
一、世界文学的中国坐标
文学史的世界文学转向导源于全球化思潮对文学观念与实践的深刻影响。全球化不仅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引发国家间日益增强的联系，文化领域同样如此。发轫于晚清的现代中国文学可以说是在消化吸收西方两千年文学养分的淬炼中逐渐成熟，当前伴随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国际对话而积极融入世界文学潮流的。海外汉学作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思潮之间思想对话的桥梁，反映了全球范围内研究者对于中国文学的欣赏与阐释，以跨文化的视角彰显出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与开放性。
《指南》的编纂目的是，“将现代中国文学呈现为全球化过程中的世界文学形成的一部分”。顾明栋从中西与古今两个维度构想其文学史框架。第一，从中西文学关系来看，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外国文学的滋养与影响。“《指南》的编写理念将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发轫、发展和成熟置于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这个语境下进行考察。从肇始之日，现代中国文学来到这个世界便是外国文学和知性思想影响的结果，因为早期大多数作家在欧洲、美国、俄罗斯和日本留学，受到所在国和地区文学思想和作品的熏陶。在对外国文学作品消化吸收之后，这些作家将新学到的主题内容、形式风格、写作技巧与中国相对应的传统范畴进行整合，由此宣告了现代中国文学的诞生。”这是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行文化接触与化合反应的基本事实，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特点。第二，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来看，重视中国文学传统在思维、审美、文体方面的持久影响力。“尽管强调西方文学的影响和现当代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一部分的本体状况，我们亦不能忽视现代文学中另一个不怎么清晰可见的维度，该维度表现在现代文学的角角落落一再出现的承载传统观念、价值、视野和情感的古代主题和形式。由于历史悠久的文学传统对全盘西化的长期抵制的影响，有理由相信，现代中国文学虽然完全不同于传统文学，但并未完全摒弃其固有的渊源与根基，因而并非西方文学移植后的一种形式。”这一观点反映了中国文学现代性自我革新的内生性特点。对文学的历史观照并非简单重复历史轨迹，而是要重视历史的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本国文学与文化的时代价值，从而推动优秀传统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现代中国文学经历了国内和国外、精英和大众、传统与先锋的冲突与融合过程”，“最终发展成一个风格鲜明的全新文学传统：在主题、形式和审美上，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既是本土的，也是全球的”。
《指南》既注重现代文学对外国文学精华的吸纳与融合，又强调对传统文学深厚底蕴的传承与弘扬，从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呈现文学本土性与世界性的内在张力。顾明栋介绍了该书的体例与思路。第一，针对用途进行体例设计。“为了使本《指南》更好地发挥工具书和教科书的作用，本书每一部分均有一个导言，对这部分的中国文学内容做一概述；各大部分由几个主题群构成，每一主题群均由一个副标题点题，总结这部分的主旨。每个主题群由相关的几章构成，各章有三层组织结构：（1）作者生平简介；（2）文学成就；（3）代表作深度研究。所有的章节均尽可能避免使用晦涩难懂的行业术语，尽可能让更多的读者轻松读懂。”第二，紧扣世界文学展开论述思路。“为了激发更深入的研究，所有章节均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展开话题，所有的讨论尽可能与如下问题相关：（a）西学东渐是以何种方式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发轫与成熟产生正面影响的？（b）传统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相遇在哪些方面成效不佳？（c）未来中西作家从外国文学的译介吸收营养方面可吸取哪些教训？（d）对渴望进一步研究中国文学的学生和学者，各章能提供哪些启示与参考？”世界现代性参照系在中国形成了危机与机遇并存的复杂情境，该书立足当下现有的研究，细读文本、钩沉历史，勾勒晚清以来中国文学与世界相遇所形成的冲击效应，激活本土文化的原创力。
晚清西学东渐带来的巨大冲击与五四时期异国文艺的大量涌入，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在接受、参与世界文学的洗礼中发生、发展并走向成熟。文学作品作为精神产品并非外来观念的纯粹移植，而是创作主体生命体验的表达。《指南》兼顾本土与外来两端，既敏锐考察现代作家的异国经验，又充分尊重植根于作品深层的本土意蕴，在中西纵横交错的世界文化体系中定位中国文学。《指南》的每一章节均从作家生平起笔，以传记式的笔法涵盖作家留学旅行、书籍译介等异国经验，以及乡土记忆、传统教育等本土经历，其目的是以世界文学的视野还原作家从国内与国外、传统与现代中汲取养分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复杂现场。
何彤的《郁达夫的浪漫小说：危机中的青年意识》，从郁达夫从小接受的儒家教育与日本留学的生活经历展开，考察两种经验在作品中的合流路径。传统文化的纷繁与现代观念的多元，使得当时的中国青年难以与过往的历史彻底决裂。在这种背景下，他们的自我意识面临多重危机。作为青年才俊的郁达夫，通过文学创作深刻揭示了青年一代在心理困顿、身体困境以及民族身份认同迷茫中的挣扎。他巧妙地将个人经历融入创作中，在《银灰色的死》《沉沦》等作品中揭示了留学生在儒家传统与西方现代性的双重压力下所产生的身体缺陷与精神危机，直指主人公所代表的一代中国青年在自我建设与民族认同上所感受到的张力：在现实中切身感受着西方的诸多先进理念，但在情感上还依恋着文化中国的传统形象。这种矛盾与冲突既表现出文化冲突的深刻主题，也展现了作家在东西方文化交融背景下两种截然不同的经验之间的激烈对抗。史耀华的《戴望舒的诗歌：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特别强调戴望舒的翻译生涯与他所受到的传统教育之间的相互作用。首先，译者戴望舒所进行的翻译活动无疑为诗人戴望舒引入了现代主义元素。他对象征主义诗歌的深入阅读和热爱，促使其在创作上摆脱传统韵律的束缚，其代表作《雨巷》显著体现了这一转变。该作品自由运用内部押韵而非传统的结尾押韵，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节奏模式，开启了中国诗歌韵律的新时代。尽管形式上具有鲜明的创新，该诗在内容上仍保留中国传统诗歌的某些特质，如丁香意象与忧郁情绪的结合，这一手法在中国古典诗歌中颇为常见。可以说，戴望舒的诗歌在形式上倾向于象征主义，而在内容上则体现了传统的韵味。其次，翻译并非单向、被动的过程，而是一个积极乃至激进的再创造过程。在翻译象征主义诗歌时，因其与中国古代诗歌在意象性和音乐性上的相似性，他大胆采用中国古典风格来渲染瓦莱尔等诗人的作品，实现了对原作的二次创作。这一实践体现了他对中外诗歌传统的深刻理解与融合。世界文学在各个民族之间架构的交流了解之桥往往不能缺少翻译工作这一重要环节，戴望舒的文学成就同样得益于其翻译和创作所展现的跨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能力。“作家唯有看到其跨国族角色，才能在作品生成之时就把握住使作品成为世界文学组成部分的机会。”他的翻译与创作体现了中外经验的互动与影响，为其作品跻身世界文学行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郭沫若大量接触外国文艺而受到惠特曼、泰戈尔、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等巨大影响。保罗·马加宁（Paolo Magagnin）的《郭沫若诗歌中的新汉语想象》，探讨郭沫若自小对于中国传统文学与哲学的广泛兴趣，并将其作品中泛神论的哲学传统追溯到了中国萨满教元素、道家庄子思想以及新儒家学者王阳明心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他还通过《女神》《凤凰涅槃》等诗歌探讨中国的神话元素、佛教的涅槃概念、尼采的超人哲学、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的主体性是如何共同参与到诗人全新宇宙的建构当中的。
海外汉学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间的桥梁，引领全球读者深入理解中国文学的思想、情感与技巧。在研究者的具体实操当中，往往存在着观念、方法、材料与价值方面的认知错位，针对这一现象，季进从中国性、当代性、文学性、世界性四个方面对其进行辩难，与本文此处的论证直接相关的是“中国性”问题。“如果强调‘中国性’不是一个定性概念，而是一种描述的方法，那么应该从哪些维度来开展这种描述？当代文学的中国性和现代文学的中国性、古典文学的中国性，是不是同质的，它们之间有何联系与区别？以上这一系列提问，或许可以表明：‘中国性’不仅是变动的、生成的，更是一个问题的集合，是一种提问的方式，应该成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动力装置。”可见，作为世界文学组成部分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需要诘问中国性的内涵，并由此获得重新定义的问题意识。《指南》的编撰者致力于在更为广泛的世界文学背景中呈现中国文学史的海外书写，聚焦于现代文学文本进入世界文学的途径，在中外文学的紧密关系中锚定世界文学的中国坐标。这类细究中外经验合流过程的微观写法，分解了西方前卫思想、现代主义技巧与中国哲学观念、传统文学形式等在具体作品的语言、主题与美学等多个维度发生的涵化。既厘清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渊源关系，又不抛弃作品的传统文化背景，而后者正是协助世界读者快速定位现代文学之中国坐标的重要手段。海外学界对中国文学的阐释和定位与本土学界之间存在多个维度的分歧，只有正确认识中国文学本身所包蕴的丰富复杂的思想与美学资源，并且尤其重视发掘本土经验的内在根基，才能准确定位世界文学的中国坐标，为中国文学赋予多元形象与意义，阐释其熔古今中西于一炉的文化价值。
二、民族文学的世界意义
现代文学的中国性体现在悠久的民族传统上。张隆溪认为，“流通本身并不能区分流通的作品之高下优劣”，而且“文本的活跃流通有时掩盖了其认可度或声望的缺乏”。确立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坐标应该认识到文学的“超民族性”，即民族文学得以超越自身、走向世界的重要属性。“经典性和超民族性对世界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标作用。”这里的世界文学是指世界文学史上文学经典的集合，一般而言，文学文本如果要进入这一意义的世界文学之列，就必须历经历史变迁中经久不衰的经典化建构过程。“如果说文学史是关于文学作品的历史，而文学经典（canon）是作品被遴选的结果，那么如何处理文学经典的历史叙述，是所有文学史、批评史研究都绕不过的话题。”当考量经典文学作品的坐标系不再局限于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而是扩大到世界范围之时，作品范围、评价标准等就会发生变化。现代中国文学如何成为世界维度的经典作品，在何种程度上开始了世界文学经典化的进程，成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以及文学史书写必须正视的问题。当这种文学经典的范围由一个民族国家扩大到世界不同民族与国家后，就形成了具有世界共识的经典作品。《指南》通过考察具体作品在世界文学背景中的经典化与跨文化认同过程，确立民族文学超越地理疆界与文明隔阂的世界意义。
1.经典建构与跨文化阐释
文学经典建构的一个关键途径在于深入探索现代中国文学作品中那些获得了世界文学认可的元素，包括经典形象的刻画与经典母题的呈现等，这是中国文学的文化基因，也是通往世界文学殿堂的通行证。
顾明栋在《张爱玲的小说：异化人性研究》中将《金锁记》的主人公七巧与《简·爱》中被关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儿子与情人》中的莫瑞尔太太等并肩纳入世界文学“疯狂女性”的群像之中，她们通常都具有自私、狡猾、邪恶的特点，且拒绝接受父权强加给她们的女性角色。张爱玲曾说过，在她的小说世界里，七巧是唯一的“英雄”，她拥有“疯子般的分寸和智慧”，用最变态的手段来报复伤害她的社会，这初步展现了这个形象所具有的女性主义意识与张爱玲的女性主义视野。更为可贵的是，该作品写作的时间距以女性反抗男性统治为特征的女性主义写作有几十年，张爱玲在无范本效仿的年代里以其独特的视野塑造了这个角色。与英国女性作家的惯常手法相异，张爱玲在塑造七巧这一角色时，并未使她直接以疯女人的形象出现，而是着重叙述了七巧如何从一名身心健全的女性逐渐沦为疯女人的过程，深刻揭示了女性在父权社会的压迫下，逐渐丧失真实的自我，最终异化为性别政治中压迫者的事实。张爱玲向读者生动直观地展示了女性疯狂的根源，实则是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无情压迫；七巧的变态与疯癫也不是女性对父权的无意识反抗，而是经有意识的探索后对父权社会的公然宣战。在这个意义上，七巧以世界文学中“疯女人”的共性与自身独特性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女性形象，对世界范围内的女性主义写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葛良砚的《曹禺的戏剧与〈雷雨〉》阐发了《雷雨》背后蕴含的经典母题。作者认为《雷雨》并非仅是一部简单描绘中国上流社会家庭罪恶的戏剧，它更是一部从全人类视角出发，探讨生命意义与文明困境的杰作。在这部作品中，曹禺展现了人类情欲与文明规则之间的激烈冲突，而这些规则如同一种永恒而神秘的统治力量，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中屡屡被提及，曹禺称之为“天地间的残忍”，而希伯来的先知们则将其赞誉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则称之为“命运”。然而，在近代社会，人们开始摒弃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概念，直接将其称为“自然的法则”。它在不同的地域与时空中曾引起人们思想的共振，以至于成为世界文学的母题，《雷雨》的经典性正在于此。
在左翼作家专章《左翼作家们在意识形态与审美追求之间的写作》中，妮可莱塔·佩萨罗（Nicoletta Pesaro）分析了萧红的作品。尽管萧红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早期成员，但她认为“作家不属于任何阶级，只属于人类，不论何时，作家写作的出发点都是拯救人类的愚昧”，所以萧红作品的文学追求与社会意识并没有受限于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例如，在其代表作《生死场》中，萧红精雕细琢的中国东北农民的鲜活群像之所以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始终站在这些人物中间，而不是凌驾于他们之上。这种主体与现实融合的创作，使得文本以生动的真实性超越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历史和地理边界，全人类关于战争的苦难、饥饿的绝望、流行病的恐惧、性虐待的痛苦以及社会政治暴力带来的压迫等跨文化的共同记忆，在萧红的文字里得到鲜活体现，激起世界读者对于人类苦难遭遇的相似情感。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情感共鸣，萧红的作品才得以显示其在世界文学中的重要价值。
“超民族性”的普泛意义本身也是诺贝尔奖评定标准的一部分，《指南》深度呈现了现代中国文学获得国际声誉的作品在全人类意义上的经典性。如李同路的《莫言的小说：凌驾于善恶之上的人性》，谈到《丰乳肥臀》中现代母亲形象同家国隐喻与革命话语的勾连，与世界文学尤其是第三世界民族寓言中母亲形象的象征产生互文。经典作品由于超越了本土语境而具有世界性意义，现代文学最终是作为中国经验而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总之，《指南》从“世界性”的角度，为跨国读者建构了走进世界文学殿堂的中国形象，阐释了世界文学母题的中国思想，可见中国经验的经典性的建构意味着民族文学世界坐标的锚定。
2.“世界性”与世界坐标
如果说《指南》通过把握世界文学的中国坐标来为海外汉学“中国性”的辩难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那么民族文学的世界坐标则是针对“世界性”这一辩难的积极尝试。
《指南》在世界文学语境下考察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相影响时，通过挖掘现代文学的经典建构与实现跨文化共识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流通”与“经典”，以广博的世界文学知识与开阔的文学视野确定具体文本的坐标。世界文学的中国坐标指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验向现代文学输入的过程，民族文学的世界坐标则指向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经验向世界输出的过程，最终由一部部作品共同构成现代文学的壮丽景观。这种书写实践使得《指南》体现了文学史书写中的世界文学转向，即世界文学作为明确中国坐标的一种方法，在中外经验通过文学作品进行动态交流与经典建构的过程中，揭示了中外文学的紧密关系。这种对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坐标系中地位的准确体认为文学史的世界读者与研究者进一步推进平行研究、影响研究奠定了基础。
厘清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联尤为重要。歌德于19世纪提出的世界文学观念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再一次引起学界广泛的讨论与思考。美国的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对其进行当代阐释，认为文学文本都是处于语际传播的流动过程之中，世界文学则是文本离开源语文化进入不同世界的一种流通和阅读的模式，而民族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过程则是文本经过流通进入周围世界的过程，这从概念上指明了全球化语境下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的紧密联系。除此之外，他还提倡将世界文学作为一种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来运用，这给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带来新的启迪，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从生产、翻译和流通等角度考察文学间的跨语际交流与跨文化动态发展。王德威提出了“‘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这一理念，进一步强调中国与世界互为主客的事实，并在其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展示了诸多中外文学互动与互通的个案，“期望向世界读者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之一端”，让中西读者体察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间的紧密关系。季进在反思中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存在观念、材料、方法和价值四个维度的差异之后，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反思，其中之一是世界性辩难。“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不仅意味着其书写的题材、技法、定位的目标群体有了更加国际化的表现，也表明它的经典化过程必须被放置在一个更为宏大的全球视域里来观察。因此，当代文学的世界性论辩，不单单是关于文学自身特质和形象的调整、扩容问题，更涉及如何在世界文学经典之林积极寻求有效的自我定位，发展民族性与世界性对话、探索经典和经典化的关联、思辨翻译在文化走出去过程中的重要中介作用。”他认为，正视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不是为了寻求高下之分，而是要实现充分的文学交流，这种交流不能只局限于对当代文学自我风格或成就的阐释，而是需要一种脚踏实地的跨文化实践。这一论述启示我们，挖掘民族文学的世界性意义是文学史书写的重要使命，其关键是不同文化之间在思想、情感、美学、形式方面的秘响旁通。
三、历史人性的世界共通性
如果仅仅专注于文学世界当中的具体文本的现象演示与审美剖析，而不去深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世界范围演变的本质及其规律，文学史的书写就很可能沦为一系列随机事件流。
1.人与文的共同现代化
顾明栋在《指南》的导论中论述了“历史人性”这一文学价值或标准的建构依据。“过去一百年的中国文学充斥着令人眼花缭乱的主题和写作手法。作为一项综合性全面概述，有必要找出一条贯穿本《指南》不同阶段的主题红线。什么样的主线可以串联起不同阶段和主题呢？现有文学史和研究中符合条件的可能主题包括：人性、民族救亡、知识启蒙、记忆与创伤、民主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重构、社会现代化等。但上述主题只与一两个时期和文学创作流派相关，没有一个能全面涵盖所有阶段的历史和美学发展。因此，本研究不采用上述任何一种单一主题，而是将上述主题全部归结为一个总主题：对特定人类境况的历史人性研究。人们普遍认为文学是对人的研究，这不仅适用于中国文学，同样适用于任何文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在本质上具有普遍性与一般性，也就是具有个体性与集体性相统一的共同人性。“从共同人性的角度来考察文艺，可以更贴近文艺的本体，从而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文艺的最终目标。”“由此提出的‘历史人性’与马克思提出的‘人性是社会关系总和’的提法既相似但又不同。这个术语关注的是：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特定文化中的个体、自我、主体性和主体间性与整个生活、物质、情感和精神方式的互动，它强调的是历史心理对于个体人性的塑造，而不是在纯粹社会条件下对人性形成的研究。”“文学即人学”的观念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历史人性也成为世界文学的共同主题。《指南》通过梳理文学史的逻辑发展，确证了“人”这一世界性文学主题的关键价值，阐述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人与文”的现代化。
在顾明栋看来，中国人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两个关键维度。“在与西方思想和文学遭遇的过程中，中国文学传统一方面在对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传统关注中，从语言、主题和审美方面的传统再现和叙事手法中汲取资源；另一方面按照人的本性、人的境况、人的自由、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等现代理念，运用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先锋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现代文学模式，通过对中国人进行全景式集体呈现的文学书写生产方式来寻求自我更新。”于是，顾明栋选择以文学中的历史人性变化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叙事主脉。韦勒克认为，文学史书写“必须以某种方式做到保持历史事件的个性，但又不是把历史过程简化为一堆连续发生的却又互不关联的事件”。那么，具体如何操作呢？“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把历史过程同某种价值或标准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显然是无意义的事件系列分离成本质的因素和非本质的因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谈论历史进化，而在这一进化过程中每一个独立事件的个性又不被削弱。”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粹的无功利行为，宣称没有价值标准与其说是回避不如说是虚伪。而比价值立场更重要的是这种立场何以成立。“发展的系列可以依据价值或标准的系统构建起来，但是，这些价值本身只能产生于对这一发展过程的观照之中。我们必须承认，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循环：历史的过程得由价值来判断，而价值本身却又是从历史中取得的。这种循环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不然的话，我们要么不得不承认那种认为历史是无意义的变化的流的看法，要么不得不运用某些超文学的标准，即用一些绝对的、外部的标准来研究文学过程了。”以上韦勒克关于文学史叙述方法的论述表明，历史叙事如果没有价值立场就没有灵魂，立场来自历史，反过来历史叙述又必须有立场的引领。
顾明栋还将“历史人性”作为沟通和统辖世界文学的关键概念。“在现代中国文学的不同历史阶段，历史人性可简约为中国人性的各种属性之总和……由于本《指南》将中国现代文学视为在西方对中国文化和审美的影响下中国文学传统的现代发展，视为全球化过程中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本书将过去百年的文学对中国人及其主体性的描述、分析、心理分析、批判、想象的总体性努力视为现代文学最为集中的焦点。受西方社会、政治、伦理、美学等涉及现代个体的思想的启示，传统中国文学经历了从传统文学到现代文学的最根本转型，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指南》将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进一步考古这些体现在现代中国文学中全新的“人”的观念是如何被西方知性思想和文学作品的力量所影响的，并将种种历史人性的转变、共生与对话嵌入进对四个不同阶段作家作品的分析演绎之中。
具体来看，传统中国社会个体臣服于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权力之下，往往成为社会和文化权力的牺牲品。在现代中国文学的第一个阶段，一批青年深受德国哲学家尼采所倡导的个人主义影响，个人主义观念成为五四时期文学作品的主导性主题，如鲁迅在第一篇中国现代小说《狂人日记》中愤怒声讨中华文明是“四千年的吃人史”，呼吁中国社会出现“真的勇士”。《阿Q正传》则是为批判封建时期国人的民族劣根性而作，同时也是对五四时期新人性的呼唤。第二个阶段，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人”的观念由个人主义向革命集体主义转变，如“左翼”作家强调人的社会本质，在他们的作品中用革命阶级本质代替了抽象的人的本质，但发展至后期，又出现了回归。革命题材小说如《青春之歌》在讲述青年的现代个性向革命性转型的漫长过程中也可隐约可见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的影子。第三个阶段，几乎所有的文学流派中都出现了五四运动中“人”的观念的大规模回归和复苏，“人”重新成为文学的中心和目的，此时期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思想与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伤痕文学”揭示了小人物在政治动荡中受到的身体折磨和精神摧残，如《班主任》《伤痕》表达了对人性和人道主义遭受侵犯的担忧。“反思文学”吸收西方各种各样的叙事技巧，以多元表现形式拓宽了作家对人性问题的探索范围，如王蒙在《蝴蝶》和《布礼》中广泛运用意识流和倒叙手法以遵循中心人物的主观意识。先锋文学”以形式和技术策略压倒人性构想，彰显植根于当代社会文化体验中人性本身的荒诞。这些对人的异化、人的孤独和人生荒诞的描写以及对人性本质的探索和对人的尊严的呼唤，可以视为对存在主义人学观的某种反映。第四个阶段，文学作品对人性的叩问发生了转向，即主张人性的世俗观念，反对理想主义人性的崇高。“这种世俗的‘人性’观念促成了‘个性化写作’‘身体写作’‘青春写作’等观念。尽管这种基于人性观念的文学作品被批评为只是迎合受消费主义驱使的大众欲望，缺乏美感，但它们仍然揭示了严肃高雅文学所忽略和掩盖的人性的另一面。”种种人物群像与人格写照在文学史的场域激荡起复杂人性的众声喧哗，呈现了现代中国文学繁复多姿的面貌。现代中国文学广泛吸纳西方思想，通过丰富的手法表现历史人性观念的现代化进程，进而完成了自身的现代化。
2.历史人性与世界主义愿景
以历史人性作为中外文学交流与理解的主题，这一做法具有开放性、超越性、理想性。从以权力、资本、技术为世界运转轴心的现状来看，现实世界中的文学受到前述各种因素的制约。作为研究者，不应该为这种现状寻找合理化解释并固化这一所谓的自然而然，而是应该以人文主义理念揭示自由、平等、博爱的永恒意义。顾明栋曾提出一种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汉学主义理论，并把追求尽可能客观、公正、科学的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作为这一理论的终极目标，他认为：“汉学主义研究的终极目标是摆脱各种偏见、歧视、主观态度和任何政治干涉的影响，鼓励和推动客观的中国知识生产。这终极的目标似乎颇有点儿理想主义和乌托邦色彩，因为在后现代当下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一切知识都是建构而成的，即使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真理都难以摆脱主观性。尽管如此，笔者依然坚持认为，即使没有绝对客观的知识，但是让我们生产的知识尽可能摆脱主观性的影响终究是一种崇高、伟大的努力，应该作为不断追求的理想目标。”从这一理想目标出发，共通的历史人性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等级与不平等，超越文化传统和审美意识的差异，实现人性与人性在文学中的直接相遇。他还一直致力于世界文论和全球美学这一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并进行中西视域融合的构想与实践，为破除中西学术研究中的自利性的二元分裂思考方式，构建起一种融通中西的人本主义范式，而整个融合范式正是基于人类的感知能力，即“不同种族、阶级、民族、国家的人们所共有的对于其普遍经历进行感知、理解、想象、再现、阐释的能力”。《指南》为我们清晰地呈现了一种有价值的学术理想与思维路径——以文学史书写开展一场公平的知识生产的实验，期望以历史人性建构起世界文学对话的共通基础，弱化政治性和对抗性，淡化民族差异，实现中西鸿沟的跨越和世界文学愿景。
泰戈尔在《世界文学》一文中认为：“世界文学”是一座供奉普遍的人性的神殿，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作家来建造，他们在作品中表达人性的痛苦和人类的共同情感。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历史人性的演变，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个人自我的存在与个性主义的张扬，乃是‘五四’文学对人的最重要的发现；‘左翼’文学运动对‘阶级的人’的发现，成为与‘五四’人文主义人学观相对峙的人学观念；而近现代通俗文学所表现的是充分世俗化的人学观。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始终贯穿着两种或多种人的观念与人的不同话语间的对话。”查明建认为：“运用全球史方法撰写的世界文学史，它的外在形态表现为地方性和世界性的关系，但是它的深层逻辑是人性和文学性。文学是人性之学，人性的内容用艺术化的表达，就构成了整个世界共同的逻辑。”《指南》发掘了中国现代文学与全人类共通的情感从而具备世界性意义，世界文学作为一种具有普世人文关怀的人本主义范式，以“人性”为纽带汇聚和凝练世界共识，中国文学才能在以共通、共感、共振为指向的世界语境中被更大程度地理解、接受与欣赏。文学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文明进步的重要媒介。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具有各自的历史和特色，植根于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它们跨越时空、超越国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现代中国文学可以通过与全球其他文学之间的相互借鉴而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完善。
四、世界文学转向的意义
《指南》所体现的文学史书写的世界文学转向，既是海外汉学作为世界文学有机构成的内在要求，也是当今海外学人有关世界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视野、观念与方法的话语实践，更是未来中国文学获得世界性认同的必由之路。
1.《指南》作为海外文学史书写的世界意义
《指南》这样的中国海外文学史作为海外汉学研究的一部分，以文学史教材、参考书目等形式参与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流通。海外中国文学史本身即是达姆罗什“流通”概念中的世界文学的一环，其世界文学转向从一开始就自觉潜藏于海外汉学的学科形态中。顾明栋说：“本《指南》主要针对西方英语读者中的学生和学者，兼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读者、作家及学者而编写。以此性质而言，力图在更广大的世界文学的背景下呈现本书的主题似乎比仅仅提供中国文学本身的简要陈述要更显得有意义。本书以西方文学为背景更有助于熟悉西方文学传统的西方读者来理解、欣赏另一种不是属于自己的文学传统。”历史地看，海外汉学本身即是世界文学研究的一种形式，是中国文化国际化后所形成的世界精神的产物。《指南》书写的世界文学转向，实际上导源于海外学者开阔的世界文学眼光以及对于世界文学内涵的多维把握与兼收并蓄。随着后理论时代的到来，世界文学由于本身所具有的强大阐释力和跨文化特性而成为可持续探索的公共空间，产生了“文学总体论”“经典作品论”“共同价值论”“研究视角论”“阅读传播论”等多重理论，对传统文学观念的更新和文学研究范式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依据其目的、对象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写法。为中国文学专业学生写的中国文学史，就会不同于给普通读者看的文学史，当然更会不同于为国外读者了解中国文学基本常识而写的文学史。应该有不同的文学史，就像应该有对文学作品不同的阐释。在人文学科领域，往往没有唯一的解释或唯一正确的解释，但这并不等于漫无标准，不能做价值判断。同样，文学史也没有唯一正确的版本，但并不等于可以随意编造、篡改、歪曲历史。”《指南》依据文学史写作的实际需求，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将世界文学的多重内涵兼容并包，在寻求中国文学的坐标时灵活采取“研究视角论”与“经典作品论”，在把握文学史书写线索时则依仗于世界文学的“共同价值论”。总而言之，世界文学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为文学史书写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文学史因此也呈现出世界文学转向的开放性、未来性与对话性。
2.《指南》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认同
放眼文学史书写的未来，文学史依然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断上演“再生”与“重写”，因为书写历史总是为了回答现实的问题。就目前中国的文化战略而言，从今天到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进而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关键。
海外学人在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并让世界理解、欣赏与认同方面，功不可没、利在千秋。海外中国文学史的世界文学转向为中国文明的世界性认同提供了学术依据。第一，作为教材满足普遍的知识学习的需要。“《卢特利奇现代中国文学指南》旨在通过宏观1910—2017年期间的中国文学，并对其中一些名篇佳作做深入研究，以满足英语为母语的西方读者、学生以及学者对中国文学专业知识的一般需求。”第二，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文学意义。“本书带着对文学的广度和深度的双重关注，试图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中对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现状进行概述，重新定义现代文学现有的研究领域，突出现代文学新兴的领域，并为将来的研究项目提供新的见解与启示。”陈思和认为，所谓“愈是民族的愈具有世界性”的格言，使用的仍然是“世界”的标准，潜藏其背后的依然是被“世界”承认的渴望。只有得到世界心悦诚服的认可，中国的知识话语体系真正站立于世界文明与文化之林，我们才能获得充分的文化自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指南》是指向未来跨文化对话的典范之作。张隆溪认为：“不管文学史版图怎样千变万化，那个似乎难以言喻、但大家毕竟心知肚明的‘文学本身’依然很难被消解。”《指南》顺应了当代世界文学概念向文学回归的趋势，从文学史分期思想与文学史写作框架中开拓了向文学中心的回归路径，廓清了世界文学转向的内涵。世界文学作为回归文学本位的一种手段，其深层是消解意识形态对立，实现多元文化认同的愿景。《指南》并不偏执于这种“想象中的文学共同体”，而是以审美意识与历史意识并重的书写实践展现了文学史未来向文学本身回归的趋势。文学史是书写者从各自的意识形态出发不断建构文学的历史的过程，无论是文学知识的历史梳理，还是文学作品的选篇汇集，都离不开学者的价值判断，不同的立场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学史面目。在文学的主体性被种种话语遮蔽之时，世界文学以回归文学的方法架设了一座达成全球思想与审美共识的桥梁。《指南》的书写实践贯彻了世界文学这一核心要义，它所体现的世界文学转向揭示了海外中国文学史与世界文学在过去、当下与未来的紧密联系。海外汉学在诞生之时便包孕了世界文学意味，其概念的多重内涵体现在今天海外学人的文学史编纂实践中。时代要求与文化使命将使中国文学史立足于世界语境，以顺应世界文学转向的必然趋势。
结 语
在世界文学历史背景、思想视野与逻辑框架中，顾明栋等主编的《卢特利奇中国现代文学指南》致力于重构现代中国文学的跨文化形象，有助于熟悉西方文学的世界读者从比较角度欣赏一种异质的他者。该著作的基本理念是，以人与文的现代化作为线索概述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顾明栋明确指出其主要特色是，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下，考量其在历史、主题和审美等方面的特色，开创文学历史分期的“模糊重叠说”，将扼要概述与深度分析相结合，自觉平衡多重需求等。从需求来说众口难调，从观点来说莫衷一是，从设计来说百密一疏。“本《指南》不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一种新尝试。”其价值体现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面临着中国文学的民族性、独特性如何建构，又如何走进世界文学的问题。出于对“中国性”的思考，《指南》积极探索世界文学体系内的中国文学的主体位置。如果“中国性”无法纳入到世界之中、被世界民众所认识和理解，那就只能是本土的、单向度的“中国性”。《指南》以“世界性”为导向，挖掘中国文学的超民族性，梳理经典建构过程，在中国与世界双重坐标中展现世界文学作为方法的转向。其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前后经历了“进化论”“革命性”“现代性”等书写线索的迭代与反思之后，《指南》紧扣共通历史人性这一世界共同价值，以此引领文学史书写的新方向，以期使中国现代文学在最大程度上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接受。世界文学的理想愿景是，尊重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学的多样性，秉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态度，实现“各美其美”，以文学交流超越历史隔阂，以文学互鉴超越对立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论。虽然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无挫折，但是毕竟方兴未艾、远未终结，中国文学既要建构自身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传承文明传统，又要在世界文学的全球视野中同各个国家与民族的文学艺术展开对话与博弈并从中脱颖而出，也就是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时思考如何再造中国文学的历史与美学传统，就此而言，《指南》所作的努力并非终点而是开端。
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5年第8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