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几天，断断续续的小雨，对夏季的西安来说有一些反常，不过倒是凉爽舒适了很多。一看时间，距离史学家张岂之先生去世整整过去两周了，谨以此文作为纪念。
倾力扶掖，惠泽深长
高校出版社大多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社长也多由副校长兼任。张岂之先生自1983年起兼任西北大学出版社社长，1985年任校长后，仍兼任社长至1991年，前后历时七年多。之后先生与西大出版社的交往与合作多是由于这一缘分。
2018年前后，张岂之先生在图书发布或学术研讨等多个公开场合为西北大学出版社说好话，其中有一次他说：“今天我们西大出版社办得好，很不错。”彼时我与总编均在现场，听罢既深感鼓舞，也颇觉汗颜。因为我们深知，与大社、名社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不过是在“小而精”上做文章，打造品牌、凝练方向罢了。先生随即又说：“我曾经担任西大出版社的首任社长，我们那一阵儿没搞好，不如他们现在……”此言一出，令在场的我们既局促不安，又深受触动。先生曾为西大校长，如今更是名满天下的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在如此公开的场合反躬自谦，我们如何承受得起？会后我向先生表达愧意，他却坦然道：“这有什么，实事求是嘛！”也许是关爱，但确实有过誉。
初创期的出版社，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从头学起。尽管条件有限，但在先生兼任社长期间，出版社仍推出了一大批优秀学术著作。2003年，出版社组织社庆活动，曾与先生搭班子的副总编辑符景垣先生专程来社，并带给我一份1991年的《新闻出版报》，其中专题报道了西北大学出版社建社初期支持学术著作出版的做法。报道还引述时任新闻出版署图书司司长杨牧之先生的话，肯定了初创时期的西北大学出版社面对学术著作出版难，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部分图书被海外图书馆收藏的典型经验和做法。可见，出版社起步虽有艰辛，成绩斐然！先生如此自谦，或许是对后辈的鼓励，也是借此告示学界同仁，更多地支持今天的西大出版社。
我于2001年接任社长之时，先生已离任赴清华讲学。此后，每至北京学习或开会，我总前往拜望，汇报社务，请益请教，先生始终热情相待，不吝赐教。
先生继承并发扬侯外庐学派学术思想的研究生教材《中国思想史》，始终由西大出版社出版发行。其间有一段插曲：本世纪初，教育部推进高校教学评估，研究生教育亦列入评估范围。我任社长不久，学校研究生处负责人找我商议，希望将此教材转交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理由是“高教版”在评估中得分高，而其他版则评分低，这是评分细则规定。这种评估“打分歧视”当时屡遭诟病，不少高校出版社因此忍痛让出本校教师编写的品牌教材。然而，在2003年本书再版之际，张先生坚持仍由西大出版社出版。
2015年，先生知道出版社已开始做大型文献整理项目，随之转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的一期《简报》，在便笺上说，“《简报》中有吴小如先生1985年写定的一篇文章《古籍整理中的点、校、注、译问题》可读”，意在请出版社组织相关编辑研读这篇文章。
2018年3月，张先生来电告知，经一年多的努力，他已完成三十年前与侯外庐、邱汉生先生共同主编的《宋明理学史》的修订工作，并决定交由西大出版社出版。时年先生已逾九十高龄，鲐背之年仍深怀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使命的召唤，躬耕不辍，一丝不苟地修正原书中因时代局限存在的资料、观点以及理论缺陷，提升学术表达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先生的治学精神与信任令我们感佩不已。
2019年3月7日，经过差不多一年的编校和引文核对，新修订的《宋明理学史》出版。三位主编中侯外庐、张岂之两位先后任西北大学校长，学校提议将此书纳入《西北大学名师大家学术文库》，随后召开发布会。会上，先生深情回顾了与侯外庐、邱汉生等诸位先生的合作，表示了对他们的怀念；接着在介绍修订过程和主要内容后，再次提到西大出版社：“我曾兼任首任社长，对西大出版社是有感情的。此书修订版交由西大出版社出版，希望出版社在学术出版上做出品牌、做出特色、做出影响。”斯言谆谆，情深意切。如今，先生虽已远去，但那一声声叮咛与期许，依然时时回响在我们的耳际，成为西大出版人“只争朝夕”、奋力前行的不竭动力。
不囿成见，鼓励支持关学研究
2007年，在选题调研的基础上，我与分管总编拜访了长期从事关学研究的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赵馥洁先生，商议策划出版关学文献与研究方面的丛书，决定将这一长期不被学界充分关注的理学学派及其传承，以《关学文库》的形式立项出版。随后组织专家学者进行选题论证，大家形成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即关学产生、形成于北宋，经历了明代的中兴、清代的传承及至清末民初的转型，绵延八百余年。以往研究——包括张岂之先生参与、侯外庐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以及《宋明理学史》——均认为关学至南宋已经衰息；也有学者依据研究认为关学终结于明末清初。
对关学概念的界定理解、传承历史，学界一直存有如是争论。随后，我们拜访张岂之先生。先生说，学术观点有分歧是正常现象，提倡以不同的形式开展争鸣，图书出版也是一种形式。这次拜访，展现了先生摈弃门户之见对我们开展此项工作的鼓励。
2010年春天，文库编撰正式启动。张先生亲临启动会，听了大家的讨论发言之后，就关学的概念与传承谈自己的看法，“期待诸位作者以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成果，对关学的历史做出新的结论”。
在刘学智、方光华教授主持下，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开始了四年多的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作者团队除在陕西的多所大学的专家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山西大学、郑州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将重大项目的专家团队扩展至陕西以外更多省份，既体现了相应的专业性要求，也包含在地域上扩展学术参与面、在某种程度上提高研究结论可靠性的考量。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对这一地域性重大文化基础工程实施给予重要支持。
2014年，书稿基本编写完成，张岂之先生年届八十八岁，时值盛暑，出版社决定在秦岭山中一家名为秦润度假山庄的酒店召开审定会。我们心中虽有诸多顾虑，但仍贸然前往张先生家中邀请他参会——除对书稿内容把关外，更重要的在于对关学传承与发展的历史期限做出结论。没想到先生欣然应允。
山庄距西安八十多公里，位于秦岭深处。这里凉爽舒适，离开高温烘烤的城市入此幽境，人的精神状况大为改观。张先生对工作环境非常满意。审定会上午分头审稿，下午集中讨论。张先生主持讨论，听主编介绍，听作者讲解，再听专家意见，而后共同研讨，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两个系列先后推进。先生始终保持着矍铄焕发的精神状态，原本担心的健康问题，我们很快就放下心来。先生参加了整整8天的审定会，全部四十种、四十七册书稿由此基本审定，意见、问题一并理清。他在集中审稿最后总结时说：“看来《关学文库》所定义的关学是成立的，接下来进一步打磨提高，把书出好，向主编及编撰团队的成功表示祝贺。”审稿会结束后，先生还特意叮嘱，就有些重要文献整理请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高克勤总编辑帮助审定。
2015年10月，文库出版发行。作为编委会主任，他在为《关学文库》所作总序中写道：“过去，我们在编写《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宋明理学史》上册的时候，在关学学术旨归和历史作用上曾作过探讨，但是也不能不顾及古代学术史考镜源流的基本看法。需要注意的是，张载后学，如蓝田吕氏等，在张载去世后多归二程门下，如果拘泥门户之见，似乎张载关学发展有所中断，但学术思想的传承往往较学者的理解和判断复杂得多。”“关学没有中断过……由宋至清的关学，实际是中国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动态的且具有包容性和创新性的概念。”
为关学传承与历史期限划分这一争讼已久的学术问题做出结论。这无疑体现了张岂之先生不拘成见、不存门户之见、以学术为本位的胸襟与现代学术人格。
2015年11月，作为文库重要组织实施单位的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馆）和西北大学，联合在京举办以“传承关学精神，彰显文化自信”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与发布会，陈祖武、陈鼓应、张立文、杨国荣等专家学者先后发言，充分肯定文库出版的价值和意义。张先生发言，其中对80年代编著《宋明理学史》时形成的关学传承观点做了说明；最后，他就文库的成功出版激动赋诗：“百折千回鸣翠响，横渠活水泛新光。太平日里读关学，四句教中觅续章。”
陈来先生在后来发表的评论中讲道：“关学在历史上的不断发展……积极参与了各个时代主流思想的建构，是‘地方全国化’的显著例子。”
2016年，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公布，《关学文库》获著作奖（同届评奖中张岂之先生获终身成就奖），随后该文库文献整理系列再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光明日报》等评选的“2020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张载思想的现代价值”赫然在列。从学术普及的角度看，体现关学精神与价值追求的“横渠四句”从此开始变得广为人知。
文库出版被陈祖武先生称为是“学者+政府+出版”成功的典范，其中无不包含着作为编委会主任的张岂之先生的重要贡献。
特立独行的人格与风范
清人贺瑞麟曾概括关中士风：“关中之地，土厚水深，其人厚重质直，而其士风亦多尚气节而励廉耻。”此语道出北宋以降关中士人的精神底色，而先生一生治学为人，正是这一传统在现代学人身上的生动映照。
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面对社会转型加速，先生敏锐地认识到，提炼、转化、活化传统文化的合理因素，梳理总结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将其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对进而形成正面、积极、健康的力量参与社会建设是有重要意义的。
先生系统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练出人文化成、刚柔相济、厚德载物等中华人文精神的七大精髓，并将其纂著成《中华人文精神》，1996年交由西大出版社出版。把纯学术的研究转化成通识的读本，借以实现时代变局中社会责任的担当，正如先生所言“我并不认为高深的学术专著才是人文学术研究的唯一成果形式” 。其人文学说通过学生、弟子和广大读者传播开去，影响深远。先生去世后，以此为主题的纪念文稿引发强烈社会反响，主流媒体与自媒体编发的短视频“铺天盖地”，留言区学生评价与社会评价交相辉映，足见人文通识教育的广泛影响——这是纯粹学术专著难以企及的社会广度。
处理日常事务与待人接物无不包含着“为学”基础上的“致用”，持身正大，保持独立人格就是最直白的表达。张先生任校长期间，在多个场合曾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决绝。“学者”是一个有特定内涵的群体概念，而作为个体的作为在不同位置标示的意义不同，其精神相关的群体效应亦不同。
张先生在回答中央有关部委媒体提问时曾指出：“古代的‘经世致用’之学，主张做人与做学问统一，且前者比后者更加重要。将学问用于匡时济世，首先须有高尚人品、气节和操守，尤其在国家和民族大节上不容有污点。否则，‘经世致用’便失去了灵魂。”此言正道出了他为学与为人的内在贯通。“经世”与“独立”一体两面，他给我们留下了以学术回应时代、服务社会，在“经世”中守护作为学者保持应有独立与尊严的人格风范。
（完稿于2026年8月4日）
（作者系陕西省出版协会理事长，原西北大学出版社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