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工厂”的既有叙事已难以充分解释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结构性位置的深刻变化，为此，本文提出“全球供应链枢纽”这一分析框架。其关键机制在于：外部对履约确定性与合规通行性的偏好持续上升，中国依托超大规模产业与流通体系的支撑，并在数字化调度与规则接口服务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形成全球供应链枢纽。这一转变所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在国内层面，推动效率外溢与产业组织重构；在国际层面，加速全球供应链网络重组与区域协同进程；在治理层面，促使中国由规则适配者向治理引领者转变。
作者：史本叶，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郝瑙敏（通信作者），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摘自：《经济学家》2026年第4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7期
在贸易政策工具化、地缘政治摩擦和突发事件冲击等因素交织作用下，全球供应链仍保持基本联通，但运行逻辑已发生深刻调整。企业配置供应链时，愈发重视持续交付、风险缓冲和规则通行能力，单纯以制造规模和出口能力概括中国角色，难以揭示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结构性变化。中国长期积累的制造体系、流通网络和跨境履约能力，正在通过数字化调度与规则接口服务转化为连接多元主体、协调交付过程、衔接制度规则的综合组织能力。围绕这一变化，本文提出全球供应链枢纽分析框架，阐释中国由生产型节点向组织型枢纽上移的内在逻辑，并进一步分析这一转变对国内产业组织、全球供应链网络和供应链治理格局的深层影响。
全球供应链枢纽：概念提出与核心内涵
传统“节点”概念主要用于说明一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嵌入位置，即其承担何种生产环节、提供何种要素投入以及形成多大规模的出口供给。“世界工厂”概念则概括了经济体依托劳动力成本、完整制造体系和大规模出口形成的生产承接地位。在全球化快速扩张阶段，这一框架具有较强解释力。随着全球供应链重构持续推进，单纯强调参与位置和制造规模的分析框架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关键节点中断、外部需求波动、运输受阻和贸易规则分化等因素相互叠加，使跨境经济活动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一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竞争力，不再只取决于能否低成本生产，更取决于其能否在多元主体、多重约束和外部冲击并存的条件下，维系跨境分工的连续性、可预期性和可调适性。供应链竞争的重点由静态生产能力竞争，转向动态组织能力竞争。
所谓全球供应链枢纽，是指在全球生产、流通与履约网络中，能够持续连接多元主体，协调跨境交易与交付过程，吸收并缓冲外部扰动，并衔接不同制度规则体系的关键位置。它强调多环节、多主体、多重制度环境中的组织能力，尤其是由制造基础延伸出来的网络协调能力、稳定供给能力和规则接口能力。“节点”对应分工链条中的位置属性，“世界工厂”对应制造承接意义上的供给属性，“枢纽”则对应网络运行中的组织属性。
全球供应链枢纽至少包含三项核心内涵。其一是跨境连接能力，即一个经济体能够联通不同生产环节、区域市场和物流通道，并在外部扰动下维持网络可达性和路径替代性的能力。其二是交付协调能力，即通过产业配套、流通体系和组织机制安排订单履约，降低协同摩擦，维持连续供给，并在需求波动或局部受扰时实现再调度和再组织。其三是规则接口能力，即将关务、税务、标准、认证、退换货、绿色合规等要求转化为可衔接、可执行、可处理的流程安排。从“节点”到“枢纽”的转换，意味着对一个经济体在全球供应链中角色性质的重新界定。前者强调一国处于分工链条的何处，后者强调一国如何维持跨境网络运转。只有当跨境连接、交付协调、规则接口这三类能力在同一经济体中持续累积，并共同作用于全球供应链运行效率、稳定性与可调整性时，“全球供应链枢纽”才成为具有独立解释力的分析概念。
中国从“世界工厂”到“全球供应链枢纽”的演进过程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是动态演变的。一方面，全球分工逻辑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国内在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和供应链组织等方面的能力逐步积累。根据枢纽能力形成路径，可以将这一演变过程概括为四个阶段。
（一）生产节点阶段：以出口加工为主导的制造业嵌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扩大出口加工，快速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出口规模和全球份额显著提升，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中形成稳定的生产承接地位。这一阶段，中国主要承担加工、装配、执行生产计划和规模化交付等任务，功能定位以生产型节点为主。生产节点阶段的意义在于为后续功能升级奠定基础。持续积累的制造规模、工业门类扩张和出口企业网络，使中国逐步形成较完整的产业链、较强的物流组织能力和较好的跨境履约基础。虽然此时中国更多是被组织的生产者，但长期、大规模、深度嵌入全球制造体系，为后续参与全球供应链重构创造了条件。
（二）体系节点阶段：产业链完整性与集群协同推动系统配套能力形成
随着制造业规模持续扩张，中国供应链能力开始由单点生产向系统配套演进。此阶段最显著的变化，在于中国制造体系内部纵向延伸和横向耦合不断深化，逐渐由终端组装地转向能够提供中间品、零部件、工艺支持、设备配套和产业协同的综合型供给平台。供应链竞争力的核心，也由单个工厂的生产效率，转向区域、产业集群乃至国家层面的配套体系组织能力。体系节点阶段改变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可替代性结构。早期中国制造优势主要集中在末端加工环节，随着产业体系趋于完整、配套能力显著增强，中国的竞争优势逐步演进为工艺完备、配套齐全、转换效率高、区域协同强的系统性比较优势。这类优势具有明显的网络效应：企业集聚程度越高，分工越精细，供应链越完整，边际协调成本就越低，产业黏性也就越强。由此，中国开始具备围绕订单组织材料、零部件、设备、测试、物流和服务等完整配套活动的能力。
（三）交付节点阶段：国内流通组织能力提升与交付稳定性供给
伴随产业配套能力的增强，中国供应链功能边界进一步由制造端向流通端延伸。供应链竞争焦点由生产能力转向交付能力，核心在于能否以更稳定的时效、更低的不确定性和更强的网络弹性完成交付。这要求供应链能力从工厂内部拓展至区域之间、产业之间和不同运输方式之间，形成涵盖仓储、干线运输、分拨、配送、多式联运和节点衔接的流通组织体系。交付节点阶段的实质，是国内流通网络开始承担供应链稳定器功能。当市场需求波动、局部节点受阻、国际运输条件变化或订单结构调整时，能否在全国范围内迅速组织替代供给、切换运输路径和重建交付安排，决定了供应链的连续性和可信度。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和物流枢纽体系的持续完善，使其具备较强的国内再调度能力。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价值，由此超出传统加工出口边界，开始体现为能够重新编排供给资源并稳定送达的交付组织者。
（四）规则与履约节点阶段：跨境履约外延与接口能力强化
全球贸易竞争从工厂交货延伸到海外履约，供应链边界随之变化。企业竞争的重点，已经从货物能否出厂、能否出境，延伸到能否完成从口岸到海外仓、从海外仓到消费者、从销售到退换货、从运输到合规申报的全流程衔接。在这一背景下，全球供应链枢纽不仅要具备生产组织和物流组织能力，还必须具备规则适配与履约接口能力。中国在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变化，是跨境电商与海外仓网络快速扩张。中国企业出海方式已逐渐超出传统外贸中的离岸交货，越来越多地通过平台、仓网、物流、支付、退换货和本地服务等体系化安排，将供应链向海外终端延伸。海外仓网络不仅缩短配送时效，也通过前置库存和本地化履约等方式，将部分跨境交付不确定性纳入组织化管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数据平台和智能调度系统在物流供应链中的应用，提升了订单管理、库存监控、路径规划、关务协同和异常预警效率。规则与履约节点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供应链从物理基础设施的延伸，进一步转向数据、平台、流程和制度的多方协同联动。
中国成为“全球供应链枢纽”的驱动因素与实现机制
中国成为全球供应链枢纽，是需求侧变化、供给侧基础和能力转化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需求侧变化：从成本与效率到连续交付与可通行性
在相对稳定时期，跨国企业配置供应链更强调成本与效率；在冲击频发和政策摩擦加剧的环境下，企业不得不重新对供应链约束条件进行排序。能否持续交付、能否快速恢复、能否在不同规则体系下顺利通行，逐渐成为与成本同等重要的考量因素。制度摩擦进一步强化了可通行性的重要性。清关、税务、产品合规和末端履约等环节，已经从交易完成后的附属环节，逐步转变为决定供应链能否稳定运行的前置条件。需求侧变化的实质，是成本、连续交付和规则可通行性三者之间的权重发生变化。企业需要的已不只是低成本生产节点，还包括能够在波动环境中维持连接、支持替代、保障履约并衔接规则的关键位置。
（二）供给侧基础：超大规模产业与流通体系的支撑
枢纽需求上升，并不意味着任何节点都能够承接这一功能。对企业而言，枢纽至少需要同时解决三类问题：供给能否不断链，交付能否被组织起来，国内能力能否顺畅延伸到跨境交易。中国之所以能够承接并放大这一功能，关键在于其在产业体系、流通网络和出口通道三个层面形成了供给条件。完备的产业体系提升了供给连续性和链内替代能力；高密度流通网络为交付过程的组织化运行提供了基础；出口链条的可衔接性，则使国内组织能力能够外溢到跨境交付。上述三项供给条件共同作用，使中国能够满足订单背后的组织需求，为供应链枢纽功能的形成奠定了供给基础。
（三）能力转化机制：数字化调度与规则接口服务的作用
外部需求扩张与内部基础改善，只意味着节点具备成为枢纽的可能性。枢纽地位的真正形成，还取决于既有能力能否被整合为可持续调用、稳定预期和规模复制的服务化供给形式。数字化调度的核心，是把仓储、运输、口岸、分拨、库存和订单等原本分散的环节纳入同一协同体系，通过数据可视化、动态监测和滚动优化，使分散资源能够被及时整合和灵活调配。规则接口服务的意义，在于把通关、查验、单证核验、税务处理、标准认证和末端履约等环节，通过流程标准化、信息前置和环节整合，转化为较为清晰、可预期的操作安排，从而减少制度性摩擦对业务运行的干扰。由此，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越来越体现为在复杂外部环境下维持跨境连接、协调交付过程并衔接多重规则体系的综合能力。
中国供应链枢纽化的影响：效率外化、网络重构与治理引领
中国供应链枢纽化的意义已不局限于供应链运行本身，还进一步作用于更广范围的经济与治理关系。
（一）国内效应：效率外化与产业组织重构
供应链枢纽化在国内层面的核心影响，在于将原本内嵌于个别企业中的交付确定性与协同能力，逐步转化为产业网络可共享的公共能力，并据此改变企业组织方式与要素配置逻辑。企业在生产安排、资源调拨和区域分拨中，越来越倾向于将关键组织功能配置于履约更稳定、协同成本更低的枢纽节点，跨区域协同由分散决策和经验协调，转向依托规则、系统和平台的联动编排。枢纽化也会改变企业应对不确定性的方式。过去，企业更多依赖前置备货、分散冗余和路径固化来缓冲风险；在枢纽化条件下，更高频率的补货能力、更稳定的履约时效以及更强的可视化和调度能力，使企业能够更多依赖网络协同和动态配置应对波动。库存、通道和履约等安排逐渐从企业内部的静态缓冲手段转化为依托网络统筹配置和灵活调整的组织性资源。
（二）国际效应：全球供应链网络重构与区域协同
在国际层面，中国供应链枢纽化增强了对全球供给稳定和区域网络重构的影响力。全球供应链正在从单纯追求低成本配置，转向更加重视稳定性、区域协同和节点可靠性。中国依托产业配套、流通组织和跨境履约能力，能够为全球供应链提供相对稳定的供给支撑。在全球供应链加快调整的背景下，区域联通是否真正有效，越来越取决于能否建立稳定、可衔接的供应链体系。中国在跨境连接、资源调配和交付协调方面形成的综合能力，使供应链上下游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延伸到订单协同、履约衔接和产业配套等更深层次合作。其意义已不只是扩大外贸规模，更在于推动全球供应链由分散的点对点联系，转向围绕关键节点展开的协同化、层级化网络。
（三）治理效应：全球供应链治理引领与规则影响力提升
中国供应链枢纽化带来的治理效应，核心是在全球供应链治理中实现角色转变。过去，中国以适配和遵循既有规则为主；当中国逐步成长为全球供应链核心枢纽，其影响力便突破产品供给和物流保障范畴，向跨境协作秩序构建、履约规则对接和运行机制塑造等领域延伸。全球供应链治理并不只停留在规则文本层面，更关乎规则如何衔接、如何执行、如何在跨境经营中落地。伴随中国供应链枢纽化进程的深化，海量跨境货物流动、订单履约落地和经营合规办理，都需要依托中国的组织能力与流程体系来完成。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流程模式和协作规范被复制应用，逐渐成为跨境协作的重要参考。
总而言之，中国由生产节点转向全球供应链枢纽，表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意义，已由制造承接和出口供给，扩展到跨境连接、交付协调、规则衔接和治理参与等方面。未来，随着全球供应链继续在安全、效率、韧性和合规之间重新实现平衡，中国供应链枢纽功能的提升将进一步影响全球产业分工、区域经济合作和供应链治理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