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明的标志包括文字的诞生、金属器使用、城市的出现、私有制起源、阶级的形成等，但只有国家产生才最终表明文明社会——大型复杂社会组织的到来。因此，可用出现文明现象、呈现文明状态和进入文明社会这三层迭进式内涵来推展文明形成的过程。文明发轫于农耕区，但并非在最早的农耕带即原始刀耕火种林地农业区，而是与稍后的大河流域灌溉农业兴起相关。文明形成路径呈现多元化，大致有五种模式，即原生型，次生型A、B，派生型A、B。自然条件直接制约和影响着人类的生产生活生存方式、生理和心理状态等，由此造成不同地理区位和不同自然条件下的早期文明各有特色。
文明研究是人文社科研究的一大热点，相关成果汗牛充栋。然而，既从大宏观维度进行一般规律性总结、又具体解析世界历史上文明形成逻辑过程的研究却不多见。这是一个可以不断讨论、不断深化和丰富认识的论题。
笔者认为，以下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其一，文明形成的起点问题。人们习惯采用几个常见的标志。然而无论哪一种文明，在人类社会变化节奏和发展步伐相对缓慢的上古世界，其形成本身应是长期的过程，每个文明从极小的地理原点上萌生后，都有一个空间上不断扩大、内涵上逐渐加厚、形态上逐渐完整的动态历程。一两个标志可能标示文明的最早萌生，但终极性标志才能表明其进入文明社会。其二，文明最先诞生于农耕地带，因此最早文明的诞生必然与农业相联系。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最早的文明体与最早的农耕带在时空两个维度都发生了位移：新石器农业革命（1万年前）几千年后才出现文明社会（最多在6000年前），两者间有三四千年时间差；最早出现农业的是西亚“新月形沃壤区”，稍后是中东及其附近的湿润林区，而最早的文明社会则出现在大河中下游相对干旱的平原区，两者存在空间差异。如何阐释这一时空位移现象？其三，世界历史上文明的诞生虽然有先后之别，但都是作为文明创造主体的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由于与外部因素接触的程度不一，就文明产生路径这一视角看，文明的类型呈现多样化。最早的文明或在独立地理单元上诞生的文明，受外部因素介入较少；晚出的文明、开放地带的文明，受他者因素的影响要更多些；先诞生的文明扩张至其他地区而兴起的新文明，与其母文明有承继亦有区分。其四，无论哪一个文明，都会在形成过程中以及兴起后一段时间内，逐步凝练自身的特色。那么，文明特色形成的主要条件和动能是什么？本文力图围绕上述问题展开探析。
从文明现象到文明社会
当人类社会诸多维度的发展推进到较高程度时，各种文化创造活动便会自我整合、升华，促使高阶的、精密的、复杂的人类社会体凝结，文明即这个高级社会体的习惯表达。故19世纪晚期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和几乎同时的美国社会学家摩尔根，都有人类社会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之论。
“文明”首先表示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泰勒、摩尔根表达的就是这一内涵。“文明”概念探索的先行者之一、19世纪早期法国的基佐更是指出，文明就是进步，其包括两个方面：社会发展的事实和人的发展的事实，或社会的进步与人的进步。社会发展的事实主要指人与人结成的社会存在越来越高级，关系越来越复杂，社会显得有活力。而这种活力与人的发展有关，人的发展是“个人的发展、内心生活的发展、人本身的发展，人的各种能力、感情、思想的发展”。基佐将人的发展置于社会的发展之上，体现了西方文明的个体本位思想，与唯物史观主张的个人发展有赖于社会发展的思想显然相悖，但其关于文明就是进步的看法还是可取的。
“文明”也被用来指称文明体，即高级的人类社会体。文明体的形成必须以社会全面进入文明状态为前提。文明体有两类。一类是纯粹的精神共同体，即某一人类社群共同拥有的精神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体系，其往往以这一社群具有的共同精神品质或信仰命名，如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等。另一形态则有实体特征，指具有共同精神品质基础的精神共同体所覆盖的较大地域，并以这一地域的范围命名，如古代埃及文明、中华文明、欧洲文明等。
具有共同精神品质的地域共同体，是一个大型的复杂社会组织。这个“大型复杂社会组织”也就是文明体。“复杂社会组织”在一个较大地域内出现了，文明社会也就在这个地域形成了。那么，怎样判断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呢？其底线就是它不再以血缘为纽带（虽然仍可能有一定血缘关系），社会事务不再以辈分高者、年龄长者的意志为准。
当前学界已达成基本共识，认为文明形成有六个方面的标志：文字的出现，金属器使用，城市的兴起，私有制起源，阶级的形成，国家的产生。其中第一、二、三、六项能通过考古发掘而具象可见，是物化的；第四、五项则是根据具体实物的抽象分析。当然，并非每个文明一开始都具备这六项标志。上述有形物化标志只要有所显露，便可认定文明现象已然出现；如显露了若干项，即可认定该社会组织已走向复杂化，进入了文明状态。
文字的出现，习惯上被当作进入文明状态的第一要素。文明，某种意义上就是用文字来表明。文字诞生于语言基础之上，语言虽是交流工具，但缺乏固定性和可记忆性。文字则是将语言用符号标记在物体上，有形可见。复杂社会组织成员之间，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组织及成员与外界之间，需要用可视形态将交流的内容和结果固定下来，便于记忆，也便于履行和监督。
金属器如青铜器作为礼器使用时（如中国商代），该“礼”一定施用于调整复杂社会组织的成员和成员之间关系、成员与组织间的关系，或代表组织向自然或“神灵”表达某种诉求（如求雨）；青铜器作为某种标徽或象征使用时（如三星堆），是为了凝结本族群认同，展示本族群标识，与他者相区别。而且，锡砂铜矿的采挖、青铜的冶炼、青铜器铸造，其工序众多而复杂，工艺精良多样，需要很多人力的参与和配合，这些只有依靠“复杂社会组织”才能进行。很难想象，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却未发现文字的文化遗址不被认为进入文明状态。
城市的兴起，最初就是为了将较大社群的成员集中起来，更好地开展社群内成员间的各种交流与交往，更好地保护本社群成员免遭外来攻击和侵掠。而且要修建城市，其规划、设计、建造等，非通过复杂社会组织的群体力量而不能完成。
私有财产最早起源于氏族公社时期。由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农业部落与畜牧部落之间需要交换农牧产品。执行交注换者往往将用于交换或交换来的物品慢慢地、暗暗地据为己有，于是就产生了私有财产。其最初主要是占有牲畜、粮食、工具等动产，“真正的私有制只是随着动产的出现才开始的”。待到明目张胆地公开占有房屋土地等不动产时，私有制度已经形成并开始固化。
由这一途径也就形成了氏族内部的阶级分化。氏族公社的生产活动中原本有领导者和执行者的分工，生产的领导者如氏族长老、部落酋长，逐渐演变为氏族贵族，生产的执行者即氏族普通成员便成为氏族的平民。除了氏族内部的阶级分化外，原始部落之间经常争夺土地等资源，直至发生战争，战俘便成为最早的奴隶。这就是阶级形成的两条道路：一条是氏族内部分化为贵族和平民两大阶级；一条是部落战争产生的战俘被迫为奴，形成奴隶和奴隶主两个阶级。
只有到了复杂社会组织阶段，才会形成私有制和阶级。反过来，私有制和阶级形成又促使复杂社会更加复杂化。社群内矛盾激化，复杂社会组织必须用强有力的公权来调节、消弭这些矛盾，这就促使国家机器设立，形成公权与多数成员的对立。而由于对外战争的需要，临时性的军事首领演变为固定的专权国王。作为完整文明形态的国家就这样产生了。可以说，只有最终出现了国家，才算完全进入文明社会。前面五个标志更多表现在从文明现象到文明状态再向文明社会提升的历史链条的不同点上。
完整的文明社会必须拥有国家这种政治实体，尽管文明并不能等同于政治实体。国家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迭次出现了城邦、王国、帝国等由小而大的形态。不过，当谈到某个文明的诞生时，那些地域过窄、人口过少的单个城邦还难以承载文明这一称号。文明体一定是覆盖了较大的地理范围，或者说，文明应在较大地域范围内普遍化、同质化。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相似，地理上相接、族源上相近的众多城邦（如两河流域下游的苏美尔城邦，古代希腊城邦），依循了相似的生长路径，奉守着相似的信仰，相互间还有盘根错节的纠缠，这就易于形成共同的精神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体系，也就成为所谓文明体。
由此，对“文明”兴起的过程可予以三层递进式理解。最初是出现“文明现象”，即零星地出现了已达到文明级别的文化现象，甚至是那些属于上述文明标志的现象，譬如某地遗址发现了几件金属器皿，某个遗址发现了若干文字符号。其次可递进为呈现“文明状态”，即上述文明标志在某个遗址中较多地出现，如在三星堆发现了大量青铜器；或某个文明标志在特定地域范围内较普遍地发现；或某个遗址中发现有青铜器，有文字符号，有陪葬物多少的区别（可分析为私有制形成和阶级差异的表现），但还未发现国家存在的痕迹。最终则是进入“文明社会”或“文明时代”，或结成文明体（大型复杂社会）。这时候各种文明标志齐备，文字已成体系，城市规模较大，青铜器之类金属器广泛使用，陪葬品之类财富分化现象普遍，而且这些文明标志相互映衬，互为烘托，构成社会肌体，还发现有表明国家这种最终标志存在的物品（如王冠、国王权杖头之类）。我们分析文明历史长度时，应当以进入文明社会为起点，而不宜以出现零星文明现象为起点。
文明并非起源于最早农耕区
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均发端于发生新石器农业革命的地区，即中东和东亚、南亚，因此文明起源与农业存在有机的、必然的联系。我们可以说文明必然最先起源于农耕区，但不能反过来说一出现农耕就有了文明。最早的农业出现在一万年前，即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时，而迄今发现的文明社会最早出现在五六千年前，比农耕的最早出现在时间上晚了四五千年。地点上也不完全一致：最早的农作区是山区林地，而最早的文明社会则起源于河谷农耕区。
已确认的农业最早发源地是作为亚非欧三洲枢纽的西亚，即东起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中上游，中经叙利亚，西至腓尼基、巴勒斯坦的所谓“新月形沃壤区”。这一地区生长着野生的大小麦等谷物，“具备由狩猎采集生活过渡到畜牧农耕生活的有利条件”。最有代表性的新石器农业革命遗址耶莫、耶利哥都在这个新月形沃壤区内。
从作物种植看，西亚最早驯化和种植大麦、小麦、扁豆等；从家畜饲养看，西亚最早驯养猪、牛、狗、山羊、绵羊、单峰骆驼、双峰骆驼等。西亚农耕文明出现后，成为世界农耕文明的源头，向四周扩散。向东有两条线路，一是经伊朗高原，到达阿富汗、中亚等地；二是沿波斯湾、阿拉伯海沿岸，到达伊朗南部、印度河流域。向西南则跨红海进入北非的埃及、利比亚等地。向西分两条线路向欧洲扩展：一是沿地中海北岸，最终到达伊比利亚半岛；二是从小亚细亚半岛跨海峡至巴尔干半岛，到达欧洲腹地，往西至不列颠，东北至俄罗斯。毋庸讳言，西亚是最早、最有影响的农耕发源地。
另一大农耕中心区是东亚和南亚，包括中国、印度、泰国等主要中心，驯种稷粟、水稻的时间也不少于7000年。虽然目前学界尚未能准确探明东亚、南亚的农耕文明扩张路线，但有两点不可否认：一是农耕生产在食物获得上具有稳定、可靠等优越性，一定会被邻近的采集者们所认识和仿效；二是农耕中心的人口增长和移徙，必定要向周边扩大农耕之影响。历经几千年后，在亚欧大陆南端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地方，逐渐形成一条弧形的农耕地带。文明最先就是诞生于这一农耕世界。
从生产发展角度看，文明在农耕区发轫有一个历史过程。农业最初是原始的“刀耕火种”，都在雨量较为丰沛的湿润林地里进行，如底格里斯河中上游山地林区。农民们将林子里的树剥掉树皮，树木自然枯死，树叶落到地下，阳光照到地表，种子植入死树周围松软土地里生长。种了几茬庄稼、地力有所耗尽，农民们便将枯死的树烧掉，灰烬撒入地里，肥力又可持续一段时间。几年后这块地的地力耗尽，农民们搬到别的林地，开始新的循环，如此周而复始。这种简单农业，个体农民都可独立进行，无须由社会来组织生产。所以农业出现并不意味着文明一定产生。然而，最早的农耕中心和最早的文明摇篮都在西亚，这绝不是巧合，而必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进行“刀耕火种”农业的林地，初夏时节大雨滂沱，为农作物生长准备了足够水分。年复一年，由于农业能稳定地获得生活资料，促使人口不断增长，原有林地已不能满足需要，人们便转向新的土地。农民们在移徙中发现，河流下游冲积平原淤泥肥沃，更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于是纷纷迁居河谷，如两河流域下游、尼罗河谷地及三角洲等。然而，平原的夏天雨量较少，保证丰收的唯一办法，就是拦河筑坝抬高水位，修渠引水，灌溉两岸农田，而这样的水利工程绝非一两家农户所能建成。
于是，原先在林地能一家一户独立耕作的农民，现在不得不集合起来，共同完成这些巨大工程；进行工程建设的农民们生活在一起，形成了最早的人类聚落——村落，进而产生了更高级的聚落——城市。过去松散的社会关系，现在演变成集体性强的复杂社会组织，并由一小部分人实施管理。作为管理者的“祭司”除了要像先前的巫师那样主持祈雨之类的仪式，还要负责记录洪水泛滥情况，设计和实施坝渠的建造及维修，将退潮后的土地及水源分配给各家各户。渐渐地，他们由管理者演变成统治者，从社会公仆演变为社会主人。
对河水涨退后淤泥地块的再分配，难免有些不公正；对水源的分配也可能不尽合理。所以，复杂社会内部的矛盾越来越激化。祭司们为维系稳定而采取强制性措施，建立与社会大多数相对立的管理机构。当本组织抵御外部组织抢夺土地和水源时，必须有人指挥对外作战。战争的频繁使临时军事首领的职能永久化，最后成了国王，还和祭司集团展开竞争。国家机构和国家管理阶层就在这些过程中形成了，文明社会由此诞生。
因此，文明并非产生于最早的农耕区——“刀耕火种”林区，而是在邻近的大河下游。两河流域最早出现文明的下游苏美尔地区，埃及最早出现文明的尼罗河中游河谷和下游三角洲，都不在西亚最早的农耕区“新月形沃壤区”内。反过来看，新月形沃壤区也并未产生世界最早的文明。印度河文明的起源过程与中东如出一辙，“发祥于印度河河谷外围东俾路支斯坦群山中，然后扩展到平原地区”，“接着是大村庄在印度河河谷成长和城镇兴起，然后是大城市的涌现”，形成城市文明。中国最早的文明中心也诞生于河谷，如陕西渭河、山西汾河和河南洛河组成的枢纽地带，向文明过渡的代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城头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多在江河流域。
而与“新月形沃壤区”刀耕火种农业差不多同时存在的亚非欧许多林地农耕区，由于附近没有大河流淌，因而没有发展成最早的文明起源地，如西亚的叙利亚北部、黎巴嫩、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半岛北部、西部和南部沿海，亚美尼亚、伊朗高原南部，阿拉伯半岛的也门，中亚的里海南岸、伊朗东部、阿富汗东南部，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东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等。
就社会发展来说，从农耕出现到文明形成，也有个历史过程。农业革命使人类交往多样化、多元化，也就促使社会关系复杂化、社会组织扩大化。社会管理难度增加了，需要有更高的管理水平、更完整的管理机构、更严谨的管理制度。这体现了一种必要性。另一方面，农业革命使生活资料有剩余，可以养活一批脱离农业的人员，由他们专门实施管理，并将各种管理机构、管理形式和管理方式固定化与制度化，文明形成便有了可能性。
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也促使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早期的原始农业是锄耕农业，妇女皆可从事。因此新石器农业革命初期，社会组织特点一是原始公有，二是妇女为公社管理者，三是实行族外群婚制，“民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而进入金属时代后，锄耕农业演变为犁耕农业，只有体壮力强的男子才能役使牲畜犁地，人工拉犁更需强壮男性，于是男子在生产中渐居主导地位。生产水平提高，剩余产品增多，以往少量的私有物现在逐渐积蓄成一定规模的私有财产。土地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男子成为财产的主要拥有者。男性需要确知的后代继承财产，让子女既知其母、更知其父，婚姻制度便由族外群婚向临时性对偶婚转变，最后过渡为一夫一妻婚。这是向文明社会过渡的一个重要转折。
同时，人们发现，为农业服务的灌溉工程需要依靠集体力量，但播种、田间管理和收割等纯粹的作物种植事项，各家庭均可独立完成。因此，人类巧妙地将集体力量和个体力量结合起来，实行农村公社这种特有形式：土地公有，定期分配，各自耕种，收获归己。由于农业劳动的个体化特征，由一夫一妻及未婚子女组成的个体家庭便成为基本经济单位。小家庭移动性强，他们迁居到河谷平原或新农业区后，与不一定有血缘关系的其他家庭聚居在一块，组成新的社会组织即农村公社。氏族公社的那种血缘联系不再重要，地缘成为农村公社的联系纽带，这就为以地缘联系为特征的国家的产生打下基础。土地公有制下的定期分配若期限过短（如一年），耕作者就不会对土地多加投入（如深耕、施肥），土地便会日趋贫瘠。为改变这种状况，土地分配便从一年一分演变到五年一分、十年一分、三十年一分，最后不再分配，转变为私人所有，土地这种农耕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便转化为私有财产。
保护私有制导致国家这种强大管理机构的产生。人类有过氏族、胞族、部落等递进式的社会组织。部落之上又出现了部落联盟，血缘纽带渐退其次。社会关系趋于复杂，需要更高层级的管理机构、更加严密的管理制度、更高水平的管理人员。“军事民主制”是部落联盟的最优制度选择。部落间战争越来越多，军事首领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重要，最后成为最高统治者——国王，部落联盟则演变为国家。国家设立了众多机构，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帮助国王进行统治。文明体（国家）就这样产生了。
与原始农业同时产生的还有原始畜牧业。当人们使用“畜牧文明”时，与使用“农业文明”“商业文明”一样，只是表达各种比原始经济更高级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已。在雨量和热量适宜的地方生长的农作物，果实可以为人类直接食用，因而当地发展出了谷物种植农业；在雨热条件不利于粮食作物生长的地方，季节性生长的青草则可用来饲养食草牲畜，人类再将牲畜的肉、奶转化为食品。这是人类为适应自然而创造的伟大生产力之一，因此从生产水平来看，不能说畜牧业一定比农业落后。
那么，为什么畜牧区没有出现最早的文明，也就是说畜牧部落没有上升为文明社会，畜牧区未能形成文明体？对此可作如下分析：其一，文明社会必须是定居生活的，这样才会使社会成员比较稳定地结成团体，也便于管理；而游牧族群是游动的，“逐水草而居”，没有固定住地，难以形成居民聚落，缺乏文明体所必需的人口聚集基础；其二，游牧部落处在游动状态，跨越的地域过于广袤，因此即使出现了国家之类的组织，也因难以有效实施管理功能而夭折；其三，游牧业放养牲畜，以个体家庭为单位便可独立进行，如同个体农民可独立进行刀耕火种农业一样，不需要依靠社会组织来创造生产条件（如水利工程）、协调生产；其四，游牧部落成员散布广、不集中，相互间依靠天然的血缘纽带来互相帮扶即可，无须更多人员介入，无须社会组织复杂化。
世界历史上确有一些游牧民族建立过文明国家甚至大帝国，但那多是他们离开了游牧地带后才有的现象：要么是他们占领并控制了广大地区后才建立国家，然后依靠攫取控制区内农业民族的资源而维系，如金帐汗国与罗斯各公国的关系；要么是他们进入农耕区转变成农耕民族，或者统治农耕民族，为顺应农业文明而按照农业国家模式来构建国家机器，如西欧各日耳曼王国、中国东晋时期的“十六国”等。如仍停留于游牧区，或仍以游牧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那么这样的国家要么是短命的，要么是较为落后的，如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等。
文明兴起的多元类型
进一步研究文明的起源，需关注文明兴起的不同类型。在世界历史上，各文明兴起的时代背景和传统条件不尽相同，因此文明产生的路径是多元的，文明由此也呈现出多种类型。从文明兴起的路径看，大致可归纳出原生型、次生型（A、B）、派生型（A、B）等三大类、五种具体类型。
（一）原生型文明
原生型文明是完全由创造者主体族群依照自身谱系、在其特有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中生发出来的，是文明创造者自身社会进程的自然结果，其文明各要素的产生都属原创。原生文明起源时基本没有外部参照系，也很少有外来因子介入，或基本未受到外部因素的刺激和影响。原生文明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虽然不断有外部要素参与进来，但多被融化在本土文明的框架里。外来因素加持虽可能使原文明的内涵更为丰富，但未能撼动或损害原文明的本初特性，不会对原文明进行超越或突破。原生型文明基本奠定了世界文明范式。
世界上最早兴起的亚、非、美洲文明基本是原生型文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发祥于苏美尔地区，后来扩大至阿卡德地区，再形成古巴比伦文明；其后又扩展至北部亚述地区，最后复归新巴比伦时代，直到公元前539年被波斯文明征服。漫漫三千年历史长河中，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秉性一直未有大的改变。
古埃及文明亦是如此。公元前3500年左右古埃及文明诞生。古王国是古埃及文明的“第一个青春时代”，奠定了古埃及文明的基本精神，该文明还建造了金字塔群作为自身的突出象征。其后埃及历经内部生乱、外族入侵等。外族人建立的国家常被归入古埃及的王朝序列，哪怕波斯占领者也未能改变古埃及文明的底色。直至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入侵及其继承者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之后，古埃及文明才最终湮灭。
中华文明形成已五千年，炎黄、蚩尤子孙同为创造中华文明的主体。各地新石器遗址丰富的发掘物，彰显了华夏各族在东亚大地所创造文明的多样性，最终凝结成中华文明体系。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征是统一性，其始自早期的夏王朝。周王朝时一统天下之意识大为巩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秦始皇实践了一统天下之实质行动。汉代时完整的中华文明体系成熟，“统一”已完全内化成中国人的基本观念。虽多内变，然中华文明之本始终未动；外族闯入也为中华文明之熔炉所同化。艰难迈过近代至暗时刻，中华文明为迄今世界文明唯一延续五千年未中断者，目前正实现复兴。
古印度文明源自印度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文明系原住民达罗毗荼人创造，自公元前23世纪延续至前17世纪。前14世纪中亚游牧族雅利安人进入，在恒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创造自身文明谱系。然而3000多年的印度历史上，内争频生，割据分裂，外族入主，西方殖民，所以只能说印度文明是断断续续地延续、零零散散地存在。只有一点未变，即雅利安人始终是印度主体民族，其所创造的印度文明本性如宗教精神、种姓制度等始终未离其宗。
美洲印第安文明的诞生略晚，但也是原生型文明。其三大文明即阿兹特克文明、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都是由本地印第安人所创造，文明诞生及发展过程都未见外来因素介入。三大文明间基本相互隔绝，也未同先进的亚欧文明有接触。可以说，印第安文明是最纯粹的原生型文明，完全是自我发展的结果。16世纪欧洲殖民者到来后，印第安人遭疫病戕害和殖民者屠戮，三大印第安文明被西方文明灭绝。
（二）次生型文明
次生型文明基本是创造者主体按照自身谱系独立发展而成，形成过程中其本体特征和核心价值大都为自创，但受外来因子的渗入较多，在外部因素影响下也有较多的自身再创造。次生型文明可分为A、B两类。次生型A类以受外来因素正向影响为主。次生型B类则更多基于他者文明刺激下的反向回冲，也吸收了外部因素。
世界上大多数文明属于次生型A类。这些文明有创造者自身的发展轨迹，其本体特征多为原创，独立性强，文明特色鲜明，但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较多外来元素，有的甚至成了外部文明的效仿者、追随者。上古时代西亚的赫梯文明、腓尼基文明、犹太文明、波斯文明，地中海区域的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都属次生型文明。这些文明的诞生尽管是创造者自身历史进程的结果，但兴起过程中受到了既有文明较多影响。如赫梯受两河流域文明的直接影响。腓尼基是西亚陆上文明与海洋民族的接触点。创造犹太文明的希伯来人来自两河流域文明区，还一度生活在古埃及。波斯文明作为后起者，是古代中东文明的集大成者。希腊最早的克里特文明受西亚文明和埃及文明较多影响，其古典文化最先繁荣的城邦多地处小亚，受西亚文明较多影响。罗马的起源与东来的伊达拉里亚人有关，发展过程中也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移民城邦碰撞较多，故罗马文明中很早就有了希腊因素。
中古时代兴起的日耳曼文明（欧洲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斯拉夫文明（尤其是俄罗斯文明），东亚的日本文明，东南亚文明，也均属次生型文明。这些文明是创造该文明的主体部族社会自然进程的结果，同时也吸收了相当多的外部因素。日耳曼文明的主体自然是日耳曼元素，但罗马因素、基督教因素与日耳曼因素被并列为日耳曼文明三大来源。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主要由阿拉伯人创造，而阿拉伯人的扩张将亚非欧许多古老文明囊括在帝国版图内，其形成和发展自然受到这些古老文明的深远影响，从而形成兼容包纳的文明风格。斯拉夫文明的诞生和发展，则受诺曼文明和拜占庭文明较多影响。
次生型B类，可以20世纪现代非洲文明逐渐成形并形成自我认同为例。这是对近代西方文明扩张反冲的产物。西方文明在扩张中，将非西方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激起了这些地区的反应和反抗：或在未诞生文明的地区刺激新的文明朦胧成形；或刺激传统文明在反抗西方文明中脱胎换骨，凝聚新的文明形态。战后非洲掀起了民族独立浪潮，各新生国家一方面努力摆脱西方控制，另一方面又深受西方魔影萦绕。独立后的非洲各国更深切感受到彼此间的共同诉求、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文化认同感、文明认同感与日俱增。在亚洲，各古老文明国家在近代沦为西方附庸，于二战后获得了新生，它们都在摆脱西方束缚的过程中，探索结合自身传统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促使古老文明复兴。
（三）派生型文明
派生型文明是主要文明扩张到新地域后形成的文明体，亦可分A、B两类。派生型A类承续母文明因素较多，为适应新的生存条件（自然的和社会的）又创造出一些有别于母文明的新元素。这类文明以作为欧洲文明派生物的美国文明最为典型。美国文明的精神起始于殖民地时期，是美利坚民族独特生存条件以及文明成长需要相结合的产物。它继承了以英国为主的西欧文明的衣钵，于18世纪末美国独立时基本定型。美国文明虽然只有250年历史，但因其是欧洲文明派生的子文明，故其文明本体的核心精神仍是欧洲元素，甚至还赓续了欧洲古典文明因素。其文明创造者即白人殖民者和移民，其作为母土的异动者，在将欧洲文明移植至北美并本土化的同时，也因自身条件和环境需要而培育了与欧洲不完全相同的价值观念，由此他们还大力张扬所谓“美国例外论”。
派生型B类则是扩张者结合了新入主地域较多的原有因素，与母文明有一定的异化趋向。其典型为同样是欧洲文明派生物，但形成路径、特性和发展与美国文明迥然相异的拉丁美洲文明。拉美文明之缘起与美国相似，但其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结果却完全不同。西班牙殖民者打断了当地印第安文明的正常发展，随之也出现了欧洲文明与印第安文明的碰撞、交流和融合。甚至在人种上也繁衍出新的族群，即欧洲白人与当地印第安人相结合的“克里奥尔人”，故拉美形成了一种混合文明结构。从文明特征看，拉美文明既具有欧洲文明的基本精神，又带有较落后的伊比利亚文明特征，更留有本土印第安文明的一定痕迹。总之，拉美文明是多元混合体，其中的欧洲因素要少于美国文明。
自然条件与文明特色
人是创造文明的决定性力量，这是无可争议的。同时，人类活动是以地理为舞台的，人类活动的程度、方式、结果，是以活动舞台提供的自然条件为转移的。越是在文明早期，自然因素在人类创造文明活动中的影响就越重要。
在汤因比的“挑战和应战”理论中，正是自然条件对人类的挑战才促使文明诞生。汤因比认为，对人类的挑战来自各种刺激，最先是自然环境的刺激，文明就是对挑战做出反应的结果。挑战必须适度，过度的挑战会使反应减少，故不能诞生文明。譬如太平洋对波利尼西亚人、北冰洋对因纽特人的挑战太大，以至于他们不能做出合适的反应，即使有文明现象也未能得到充分发育就夭折了。而挑战太小也不会引起多大的反应，如中国南方是气候湿润的“乐土”，居民安于适宜的环境，既无严峻的挑战，也就无创造的反应，随之也无文明的发生。汤因比在这里举中国南方为例，当然是错误的，因为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他还举中国黄河流域作例子，认为中国文明之所以发生于黄河流域，是因为自然挑战适度。黄河中下游多水患，气候酷寒、酷热，自然条件艰难，是一片“苦土”，这就迫使其居民对环境的挑战作出反应，因而诞生文明。汤因比所举的黄河流域的例子也有不当，因为远古的黄河流域气候未必像汤因比说的那样严峻，古代黄河流域也多见象、犀、水牛等温暖地带的动物。不过，汤因比的自然挑战必须适度才能诞生文明之观点还是具有启发性的。
每个文明都呈现出与他者不尽相同的差异，形成自己的特色。特色也好，差异也罢，均表现于文明的精神观念之中。极力宣扬西欧中心论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提出从东方世界到日耳曼世界各有不同的精神特征。他声称中国人注重实用事物，是“没有诗意的理智”。印度既是“狂想和锐感的区域”，又有僵化的区分（种姓制度）。波斯人那里精神已跳出自然实体的束缚，有普遍性概念。埃及则充满冲动力精神。希腊过分强调个体自由，导致民主政体瓦解。罗马的基本原则是“抽象自由”，要求个人在道德上为国家牺牲，强调法制和秩序。日耳曼世界则是“自由精神”达到最完美最和谐的境界。俄国文明史家丹尼洛夫斯基说，世界历史上出现过的12个文明都有自身特色，如欧洲型是科学，塞姆型是宗教，希腊型是美，罗马型是法律和政治，中国型是实用的事物，印度型是奇思、幻觉和神秘主义，斯拉夫文明将会是在社会经济方面。
文明各有特色，各文明间也必有差异。文明的特色和文明间的差异从何而来？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文明诞生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类活动，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再进一步推论，不同文明模式的出现，文明各自特色或特性的形成，也是由于人类活动的不同方式。人类活动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创造生产生活资料的物质活动，一类是创造思想文化的精神活动。那么，制约和决定人类活动方式的因素又是什么？可以说，在人类文明早期的物质和精神活动中，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常起着关键作用。或言之，对文明特性形成起重要制约作用的是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自然环境条件是文明特色得以形成的地理基础。
很早就有学者谈论地理环境对文化、文明的影响。16世纪法国政治学家博丹是西欧倡导地理环境论的第一人。在他看来，“某个民族的心理特点决定于这个民族赖以发展的自然条件的总和”。他认为，任何政治家都应该研究气候，国家最可靠的基础在于国家形式要适合人民的天性和气质，而人民的天性和气质又是受气候条件影响的。因此，“国家的形式必须根据其环境而有所不同，正如一个优秀的建筑师要使建筑物的特点适合它所坐落的土壤性质一样”。在他看来，法国属于世界的中部地区，与世界的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不同，中部的人最富有正义感，也很有理性。他对世界历史进行三阶段划分，基本以地理方位和自然条件为依据：第一阶段是爱好沉思的南方人的时代，出现宗教和哲学；第二阶段是气候温和地区占优势，注重政治和政府；第三阶段是富于天赋的北方人的时代，发明用于战争的机器。博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甚至气候决定论显然是片面的。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一个国家的立法者必须考虑包括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在内的许多因素，气候尤其是首要因素。他认为，在法国，南方气候炎热，人们容易懒惰，炎热的气候还会使人疲惫无力，削弱人的勇气，因而容易产生奴隶制。土壤条件也很重要。土壤肥沃，使人们埋头于农业生产，而不去维护自己的自由；相反，贫瘠的土地和寒冷的气候会使人们具有坚强的性格、勇敢的担当，使人们辛勤劳动，磨炼人的意志，甚至连山地和岛屿也有利于促进自由，因为地势险要使外部入侵者难以入侵国土。孟德斯鸠的论述，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典型代表。
19 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博克尔也阐述了自然条件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在他看来，对人类发展起作用的有三个定律：自然定律、道德定律、知识定律。自然定律也就是自然力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对人类产生有力影响的自然力有四大类：气候、食物、土壤及自然之一般现状。越是在古代，人类受自然力的影响越大。土壤之丰腴对亚洲古代影响最大，而从欧洲来讲，则是气候影响最甚。这样就造成了古代欧洲和古代亚洲的区别：在亚洲，是肥沃的土地造成了丰腴的收获；在欧洲，则是舒爽的气候造成了有效的工作。
自然之现状与思想观念的形成很有关系。在自然力显得有无比威力的地方，人会觉得自身太渺小了，因而窒息了个人意志的发展；反过来，在自然作用浅小而微弱的地方，人便显得有自信心，觉得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自然。有些自然现象如酷暑、地震等威力太大，人们无力抗拒，于是便产生了特殊想象。这种想象就是对自然力的迷信，而且想象力远超过理解力。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是欧洲发生地震最多的地方，因而那里的人们想象力丰富，这样，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便出大艺术家，而大科学家则很少见到。
博克尔较多地强调人的感官视觉接触自然现状时对人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自然面貌直接影响人的精神状态、思想活动乃至文明特征。森严可怖的现象令人畏惧，使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感到软弱无力；单纯宁静的景象则有助于探索精神和创造力的产生，有助于科学技术的发生和发展。
在博克尔那里，自然力对社会的影响力与人类文明水平成反比，也就是说，在文明早期，自然力作用较大；文明越发展，自然力作用越小。在他看来：其一，自然力只有通过人的思想才能起作用；其二，自然力量是有限的，人的聪明才智无可估量；其三，自然力对文明进程只是“干扰”因素。显然，博克尔已超越了博丹、孟德斯鸠，能够比较辩证地看待自然因素对文明发展的作用。
笔者认为，就一般规律来说，古代文明诞生时，除了创造文明的社群自身传统因素外，自然条件对文明本体和文明特色形成有着关键作用，决定了文明发展的最初方向。一方面，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决定了人类获取和享用物质资料的方式和手段，由生产生活方式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文化观念，譬如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稻作文化、麦作文化之类。另一方面，自然现象直接对人们的生理和心理产生影响，造成不同的文化心态乃至文明特色，譬如有热带文化、温带文化、寒带文化之分，有内陆文化、大河文化、海岸文化、海洋文化之别等。当然，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并非截然分开，很多时候是交织在一起，综合起作用。甚至一般的自然面貌也能影响人类心理，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气质。譬如人们常说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有较大的文化心理差异，这应该也有地理因素的一定影响。北方是大平原，风沙又大，天地混沌，这就熏陶出北方人豪爽大度的风格，如孔子就具有不计较利害的态度。南方丘陵多，山水分明，这就养育了南方人爱憎分明的性格，处事认真甚至较真，所以南方近代涌现的思想家、革命家较多。北方气候寒冷，地域广袤，人均拥地较多，早期多是粗放式农业，为人处事相对潇洒；南方山地多，耕田少，气候湿润，农业上很早就精耕细作，田埂地角都充分利用，易于养成精细性格。
某些文化观念的形成甚至直接与自然地理条件相联系。如古希腊文明的神话故事特别生动，这就与希腊的自然条件以及由自然条件所制约的物质生产方式很有关系。古希腊的自然条件既不是特别恶劣，也并非特别良好。人们须与自然作斗争，才能获得成就。这种斗争常常会因自然的不驯服而遭受挫折或失败。那么，在与自然斗争受到挫折时，或者在精神上需要寻求鼓舞时，人便创造了无所不能的神来代表自己，神就成了自然界与人之间的中间环节，“神人合一”、同性同形，便成了古希腊神话的基本特征。为了征服自然，希腊人重视同自然界的交往，对自然事物的崇拜也就更为突出。这可从古代希腊神话中窥其一斑。古希腊的神祇多是某种自然物的化身，如月神、太阳神、海神、大地女神之类。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是自然英雄，其行为可敬也可信，他们同自然魔怪搏斗时往往九死一生、惊心动魄，并非因法力无边就取得胜利。
西方文明中有“天人相分”的观念，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力，实际上也是对自然环境的一种反映。古代希腊人要取得物质生活资料，需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链条中多一道探究自然规律的环节。希腊的农耕条件并不优越，典型的地中海式干热气候不利于需要高温高湿的高产农作物如水稻的生长，于是人们便注意研究自然条件。土地种粮食不行，但可多种葡萄、橄榄等干热型经济作物来换取其他区域的粮食，因而希腊园艺业发达。希腊多山，多矿石，可制作手工产品与其他区域交换粮食，因而手工业、采矿业、冶炼业发达。要进行对外交换，在希腊的地理条件下必须跨海，希腊半岛恰恰海岸线曲折、优良港湾多，爱琴海海域岛屿众多，岛岛相望，利于航行，于是希腊航海业、造船业发达，同时也得探讨海洋知识、水文知识和气象知识等，并且培育了向外探险进取扩张的精神。
天人相分，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一种对立。而人要生存，又必须向自然索取物质资料；当自然条件不能遂人之愿、不能向人类提供充分的天然生活资料时，人就感到必须穷尽努力，发掘自然界一切对己有用的东西，于是就产生了对自然界的探索欲、征服欲，于是就有了科学。在古希腊，文明诞生初期的公元前6世纪就产生了科学，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也是第一个科学家。科学精神的实质是要真正地了解大自然，探寻大自然的规律，进而运用这些规律去征服自然。
宗教产生也与自然条件有关系。世界上有两个著名的宗教原产地：西亚和南亚。世界各大宗教多发端于这两个地区。西亚有拜火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南亚有婆罗门教、耆那教、佛教、印度教、锡克教，还流行外来的伊斯兰教。它们之所以是宗教原发地，和自然条件相对恶劣有关系。西亚是干旱半干旱地带，世人对大自然不满意但无力改变，希图有超人的神帮助自己；南亚则经常风雨大作、雷电交加，世人对大自然感到恐惧，产生敬畏之心，因而造出了众多神祇加以崇拜。印度还被认为是诗的国度，那也多半是因为大自然奇妙变幻激发了人们的浪漫情怀。
中国既非一个宗教的国度，也非一个充满神话的文明。其所以如此，与中国的自然条件良好很有关系。大平原一望无际，农作物生长适宜，气候较少异常，地震也不多见。人与自然容易达到和谐状态，因而人对自然不大恐惧、不大敬畏，而是感恩自然、崇尚自然，有“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态度”，“天人合一”便成了中华文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概括。所以，中国不是世界性宗教的原生地；在作为中华文明主体的汉民族中，也少有纯粹的宗教徒。中国的原生宗教只有道教。道教的特征恰恰是中国“天人合一”理念的表现，它强调顺其自然，回归自然，这也是因为东亚的自然条件给华夏民族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肥沃的土地，湿润的气候，充足的光照，使古代中国的农业能经常有好的收成。由此人们留恋生活，留恋人间，希望延年益寿。道教强调今生幸福，强调人世间生活的美好，这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罕见的。
总之，人类文化发展至金属时代时上升到了文明阶段。文明的产生包括文字诞生、金属器使用、城市出现等有形物化的标志，也有私有制起源和阶级形成等根据物质载体而得出的抽象分析，只有国家的产生才最终表明文明社会到来；从个别零散标志到国家产生这种最终标志，文明兴起应当经历了从文明现象出现到进入文明社会这样一个漫长过程。最初的文明都发轫于农耕区，但并非在最早的农耕带——原始的刀耕火种雨林区，而与大河流域灌溉农业的兴起密切相关。按照产生路径，文明大致可区分为原生型、次生型和派生型等多种类型，这也彰显了文明的多样性。早期文明诞生主要是人类顺应和利用自然的结果，因此自然条件制约和影响着人类生产生活生存方式，也影响着人类的生理和心理状态等，由此造成不同地理区位和不同自然条件下的文明各有其特色。
因此，文明史研究既要在宏观上关注人类社会的纵向提升、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也要在微观上洞悉各文明的精神品质，关注对提升人类文明有贡献的事件、人物和活动；要揭示各文明的地方性和独特性、突出特色和认同标志，认识人类发展的区隔性，认识各重要文明发展的历史和样态，这样才能加深对人类文明发展多样性、丰富性的理解。
本文原刊于《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