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您长期担任国学院的院长，对国学学科建设贡献良多，在国学教育、国学推广方面您也做了很多工作，想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关于国学与文化自信，国学与文化认同和伦理共识的关系问题，也向您教您。
郭齐勇：国学的学科建设我们提倡了很多年了，但国学学科现在并没有列在学科目录上。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提“国学”呢？其实还是希望发展出本土的文化。
有人批评“国学”大而无当，其实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才提出来的，因为现在的学科标准全部是西化的。但是，按照西方的学科标准来看待国学，的确是削足适履。在西方这套学科体系里面，人文学科被分化了且被边缘化了，而社会科学又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做法，这是与人文学大相径庭的。源自西方的现代学科的划分，与中国古已有之的学术学科方式是不同的。过去我们有经史子集，虽然只是一些部类，只是一个图书的分类，但它仍是我们了解中国传统学术的方便之门，还有义理、考据、辞章、经世之学诸路向。
郭齐勇：国学的学科建设我们提倡了很多年了，但国学学科现在并没有列在学科目录上。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提“国学”呢？其实还是希望发展出本土的文化。
如何在现代的学科分类中，还体现一点传统的东西呢？特别是经学，它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无处安立。经学是中国过去最大的一个传统，现在没有经学了，子学、史学、文学还可以勉强在文史哲分科中体现一点，但是经学被裂解了。现代学科的分类基本上是将传统学问当作死物，而且越分越细，肢解分离，不是像我们过去的学科，文史哲不分家，传统学问是一种整合的“生命的学问”。
《史记》就只是历史的资料吗？《诗经》就只是文学的资料吗？我们现在将史部和经部的这些经典看成死物，当作史料去研究，这就将经学、子学、史学和文学的活的传统、整合的传统都丢掉了。过去的学者，在他们心中传统学术是一个整体，他们的研究既有很精深的研究，又不脱离一个大的学术背景。所以我们设立国学学科，主要是想重振经学，并由此带动整个中国人文学的重建。西方的学科建制在某种程度上是肢解了中国的人文学术。现在文史哲各学科培养人才太过单一化了，我们希望未来的学科发展不要太过于褊狭，希望文史哲兼通，儒释道兼通。过去我们讲，学中国文化要“通”，实行通才教育，西方也有通识教育，所以我们倡导培养传统文化的通人。
国学里有华夏文明的主要精神，也有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道。国学不只是精英的文化，它具有很强的草根性，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与下层老百姓的生活有密切的关联性，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在。过去的老百姓，包括我的父亲和母亲，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他们的做人做事之道基本上还是五常——仁义礼智信，以及四维八德等儒家的价值。方才我提到王阳明说的“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虽然老百姓是日用而不知，但他们基本上还是依照礼义廉耻、孝悌忠信而行的，体现在他们行为方式中的其实就是这一套价值观。所谓的儒学的复兴，正是要自觉地让养育了我们几千年的文明，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去。前面我说过，即使是在“文革”时期，底层老百姓还是按照这一套价值观在行事，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儒学并没有脱离老百姓现实的生活，只是没有自觉，现在我们要自觉。
西方人有1500年的基督教教化的历史，中国人有2500年儒家教化的历史。过去在家庭，有家信、家书、家训、家礼、家谱、家教，儒学由私领域到公领域，渗透到家国天下的各个方面。延续了2500多年的儒家教化的传统，是不能随意丢弃的，它是可以转化的正面的东西。健康的现代化成果的取得，离不了儒家的这一套教化，它是春风化雨，培育真人。这里有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日用常行之道，是现代化生活所必需的。目前的状况有点糟糕，比如财大气粗、为富不仁的心态，过去我们说“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我们失去了“富而好礼”的传统。这一套文明的教化，与我们的现代化的前景是有关系的。
我们讲文化自信，文化自信要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没有文化自觉的自信是盲目的自信。我们拿什么自信呢？我们对自身的文化了解多少呢？我们的传统里面有糟粕，有负面的东西，有需要时代汰洗的东西，但也有一些养育我们心灵的东西，有正面的东西，有可以现代转化的东西。这既不是文化自戕，也不是文化自恋，而是超越自戕和自恋的一种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是有分析的、有理性的，它是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之上的。其实文化自觉就是自觉利弊、自觉长短，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文化自信基础还在文化的自觉。当然，现在我们提倡国学复兴，提倡儒学复兴，并不是抱残守缺，回到过去，而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文化认同是解决“我是谁”的问题，而伦理共识是解决法治社会的基础的问题。认同问题不是官方一个指令就可以解决的，单靠法律运作也不能调节整个社会。假如我们对真善美、假丑恶没有一个共识的话，法律是不能彻底运作的。法律一定要有道德的基础，需要伦理系统的滋润。所以，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需要解决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问题，需要解决伦理共识和终极关怀的问题。我们需要在传统文化中，在现代化转进过程中，找到一些公约数。实际上，即使是在全球化的现时代，世界各国还是要调动本土的族群的文化，使之成为民众的安身立命、终极关怀之所在，成为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的基础。从世界文化的比较来看，中国不能没有养育了我们几千年的文明，特别是儒家文化，不能不从中调动一些资源来做创造性的转化。
采访者：您在向大众普及国学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是出于怎样的情怀，有什么样的体会和心得？还有您对于我们青年学生有一些怎样的寄语呢？
郭齐勇：这些年来，我也想好好向大众传播儒学和国学，但是实在是抱歉，因为年纪大了，七十岁了，再加上身体也差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做得很不够，只能寄望青年学人来接着做了。至于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呢？还是陆游的那首诗上说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儒家的学问不是纸上的东西，不是书桌上的东西，它要躬行实践，它是我们内在的修养，自然体现、呈现在我们的日常行为与待人接物当中。
我出身于一个普通小商人的家庭，我父母亲文化程度不高。我祖父读的书稍多一点，他在武昌高级商业学堂（清末叫武昌甲种实业学堂）毕业，学的是商科，后做点小生意，曾被选为武昌商会的会长，也做慈善，办至善堂，算社会贤达。我父亲上高小的时候，参加了童子军，很活跃，我祖父怕他参加革命就将他带回家，后来让他去汉口学做布匹生意。我就是出身于这样的民间小商家庭。
我的不少老师，小学中学大学的老师，给了我很多教诲。我们要继承阳明讲的身心合一、知行合一的传统，这是我觉得可以分享给青年朋友们的。我们一方面要好好读书，读经史子集的基本经典；另一方面要躬行实践。我校历史系有一位石泉先生，他是历史地理学的专家，他有两句话我很欣赏，叫“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我们一生还是“但求无愧于心”为好，真正的做人还是要对得起我们读的诗书，使自己的一生过得有意义！
对于文史哲专业的学生来说，我们还是要花力气、下苦功学习经典，一定要一字一句地读经典。一个人要有看家的本领，比方说经史子集各个部类的书，不可能读多，但一个部类精读一到两种是可能的。当然《四书》、《老子》、《庄子》、《坛经》、《近思录》、《传习录》等是基础之基础，大家都要学的，要化为自己的行为。这是钱宾四先生开的国人必读的书。在这个基础之上，至少还要把此外的，经史子集的每一部类的书，读一到两种，连注笺一起读，深入地一字一句地读，这是我们看家的本领。另外，还要读一点西方的经典，行有余力读一点印度的经典。我觉得治学要有广博的胸襟，要有多元文化的陶冶。就怕碎片化地阅读，所谓“标题党”，望文生义，只看手机不去读纸本。我还是希望人文学子能从认字开始，有古文字的基本训练，读纸本，以纸本研读为主。我们武大国学院的学生读书都是读纸本、读刻本，最好是读白文，自己句读。这是治学的基础。
为人上，我觉得还是一个“诚”字——实实在在，“诚”就是“真实无妄”。人要诚心，做什么事情都做得好，这也是王阳明与曾国藩的经验。王阳明一介书生，他怎么会打仗呢？曾国藩天资并不高，为什么能成为治世之能臣呢？他们只是将所学的，用到生命实践当中。我当过几年哲学系（院）的负责人，口碑不错，那是2000年底至2007年秋之间，据老师们评论说是该系（院）发展最好、人际关系最和谐的时期。最后我在离任时讲几句话，忽然蹦出一句话来，大家都很吃惊，我自己也很吃惊。我说我做院长其实就是按照儒家的精神做的，是“以儒治院”。因为学习了儒家的学问，自然就会按照它去做，以仁心、公心做事，兼善全院师生，调动各种积极性。如果我们真有儒家的修养，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做好各种事业，所谓内圣和外王是打通的，修己与安百姓是打通的。曾国藩也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中兴名臣，王阳明也没有想到他会平定宁王之乱。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学习儒家经典与为世所用并不是隔绝的。
我也希望同学们有各种本领，武大的国学班比较小，为什么呢？过去我们还是担心学生择业困难，因此人数较少。当然我们也考虑到小班授课，效果较好。同学们除了学习国学，也学了一些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好在从2001级开始，至今十七八年来，我们国学班的本科生，到目前为止还没听说过他们毕业后无法就业的。硕、博士生的情况更好。其实国学学好了，在社会上总会有立足的空间，所以我反倒不担心他们的就业问题。社会上亟须受过正规训练的国学人才，大中小学的国学师资有较大的缺口，应大力培养。
此外，现在有一些大学生在求学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心理失衡、焦虑，甚至是排解不开等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源自家庭问题，也可能是社会的因素，但我觉得是可以用国学智慧来加以调节的。中国传统的价值理想与人生信念，特别是儒释道三教与宋明道学（或理学）中的智慧，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心理调节的资源，首先是人生的目的与意义的贞定，乃至宇宙意识的开发。中国文化中充满着生命与生存的大智大慧，需要我们慢慢咀嚼、体会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