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以来，泰国政党政治在民粹主义、民权主义、民族主义三大思潮影响下，终结了20世纪中后期“中小政党林立”格局，并在持续的保革冲突中，逐渐形成“橙红蓝鼎立”大党竞争格局。他信家族领导的红色民粹主义政党，曾依托福利民粹主义政策与他信领袖魅力长期主导政坛，但终因福利民粹主义专属优势丧失、政治斗争性弱化及经济模式难以持续，失去革新阵营主导权。依托Z世代民权运动崛起的橙色民权主义政党，虽曾跃居国会第一大党，但因路线分歧而发展受挫。蓝色保守阵营的自豪泰党借逆全球化下的民族主义回潮，依托忠君立场、强硬对外姿态及庇护制资源整合，在2026年大选中跃升国会第一大党，促成“保守复兴”政治态势。随着保革双方攻守易势，泰国新一轮保革冲突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
关键词：泰国政党 保守复兴 民粹主义 民权主义 民族主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泰国研究所名誉所长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6年第7期，注释略
泰国政党政治始于1946年，但历史上党禁活动屡见不鲜，政党制度化建设长期处于滞后状态。迄今为止，泰国大多数政党依然奉行“恩主—仆从”庇护制关系，即作为“恩主”的党魁与作为“仆从”的党员之间遵循“利存则聚，利尽则散”的功利主义原则，缺乏统一的政治理念与信仰。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泰国政党可持续发展，并使其国内政治长期呈现“中小政党林立”格局。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民粹主义、民权主义、民族主义三大思潮相继涌现，泰国政党政治迎来大党兴盛时期。以红色党徽为标识的民粹主义革新政党、以橙色党徽为标识的民权主义革新政党、以蓝色党徽为标识的庇护型保守政党相继崛起。2026年2月，泰国举行新一届众议院选举。从大选结果来看，泰国政坛延续“橙红蓝鼎立”政党格局，但不同的是，自豪泰党以压倒性优势跃升国会第一大党，使保守阵营在长达20余年的保革冲突中首次通过民选方式掌握政治主动权。随着保革双方攻守易势，泰国政坛将迎来新一轮保革冲突与结构重塑。
民粹主义与魅力型政党的政治兴衰
从2001年首次参选开始，他信家族领导的政党依托民粹主义思潮，占据国会第一大党地位长达20余年，2005年甚至赢得众议院3/4议席，从而组建泰国史无前例的一党内阁。然而，随着民粹主义赋予他信的领袖光环褪色，近年来为泰党陷入结构崩塌的下行螺旋，不仅在2023年大选中失去国会第一大党地位，而且在2026年大选中进一步沦为议席不足15%的中型政党，彻底失去在革新阵营中的主导地位。
一、发展失衡与民粹主义兴起
20世纪末泰国民粹主义思潮兴起，其根源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失衡问题。作为“亚洲四小虎”，泰国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跨越式”发展过程中，人均GDP从1976年的405美元增至1996年的3054美元，跨过中等收入国家门槛。然而，在以首都曼谷为代表的中心城市经济高歌猛进之际，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持续扩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经济衰退，使泰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经济裂痕进一步加大。
泰国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建立在“上下矛盾”二元对立的价值体系之上。泰国社会被有意识地划分为“人民”与“权贵官僚”两个对立的社会集团，在政治生活中主张“人民意志”与“人民民主”，在社会生活中强调“人民利益”和“分配正义”。不过，相较于政治体制层面的民主化改革，泰国民粹主义更强调福利分配的合理性与公正性，属于典型的福利民粹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泰国民粹主义核心的“上下矛盾”，很大程度上发端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泰国左翼社会主义思潮尤其是阶级斗争观念。因此，泰国民粹主义思潮具有较明显的左翼色彩。这不仅为激进民粹主义的“红衫军”运动提供重要思想指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左右翼分野，并引发保革双方大规模街头冲突。
二、民粹主义领袖与魅力型政党
作为新兴资本集团的政治代言人，曾被誉为“电信大亨”的他信·西那瓦敏锐察觉到民粹主义思潮涌动，并在1998年创建泰爱泰党过程中主动引入这股力量。例如，作为泰爱泰党创始成员，曾是泰共学生领袖的左翼社会活动家普坦·威乍耶猜不仅全面参与组织建构、党章起草以及民粹主义政策设计，而且历任泰爱泰党副秘书长，为泰党秘书长、副党魁，佩通坦政府第一副总理、代理总理等要职，协助他信将民粹主义理念嵌入一脉相承的泰爱泰党、人民力量党、为泰党体系。
不过，他信在创建泰爱泰党之初，并未打算将政治生涯与民粹主义绑定，而是将民粹主义作为争取选民的政治工具。因此，泰爱泰党党章并未将民粹主义明确写入政治纲领，而是通过“泰爱泰党坚信，治国理政的最高目标，是提升人民生活质量，创造并保障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机会”等委婉表述阐释民粹主义立场。
随着“乡村基金”“农民缓债”“三十泰铢治百病”等民粹主义政策问世，他信如愿以偿赢得泰国农村中下层选民的认可与支持。这一方面显著提升他信的领袖魅力，使其摆脱传统庇护型政党的结构性约束，构建起“党魁—党员/议员—选民”与“党魁—选民”并行的政治动员路径，将泰爱泰党转型为不必依靠庇护制关系也能直接开展全国性政治动员的魅力型政党；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政策引起保守阵营的质疑与打压，保守阵营试图迫使他信放弃业已达成的“民粹主义政策换取中下层选票”政治契约。面对不可避免的保革冲突，他信最终选择与民粹主义绑定，并扛起革新阵营领袖的政治大旗。
尽管接连遭遇2006年他信政府被政变推翻、2007年泰爱泰党被宪法法院裁决解散、2008年人民力量党被宪法法院裁决解散等沉重政治打击，但流亡海外的他信依托国内“红衫军”运动，不仅成功保持高效的选举动员能力，而且进一步提升民粹主义领袖的政治魅力。为激发“红衫军”的政治认同，为泰党在注册时登记的党章中提出，“全体泰国民众之愿景，即为泰党之立党宗旨”，并强调，当前国民“思想被刻意分化对立”，曾被压制的“官僚集权体制有复辟趋势”，为泰党将着力“提升民生品质”，促成“社会财富合理分配”，从而颇为直白地阐明二元对立的民粹主义立场。
得益于“红衫军”运动的政治支持，为泰党在2011年大选中再次以压倒性优势胜出。作为政坛新人的他信妹妹英拉·西那瓦，也在“他信思考，为泰落实”政治口号助推下，顺利登上泰国总理宝座。
三、领袖政治祛魅与为泰党崩塌
作为魅力型政党，为泰党的政治兴衰与他信的领袖光环密切相关。在2006年他信流亡海外后，泰爱泰党、人民力量党、为泰党推出多位党魁或总理，但在选民看来，他们都不过是他信的政治代言人。近年来，随着他信领袖光环日渐暗淡，为泰党在大选中节节败退。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福利民粹主义的专属性弱化。他信执政之前，泰国政府很少为外府农民提供福利保障，因此在他信兑现大选承诺且逐一落实民粹主义政策后，其成功赢得中下层农民政治信任，并成为民粹主义的同义词。对于“红衫军”而言，“挺他信”既是遵从传统庇护制原则的政治报恩，也是为了守护来之不易的福利保障。但保守阵营上台后，不仅未改动原有的民粹主义政策，反而更频密地推出“福利卡”“消费补贴”“分拨国有土地给无地农民”等一系列福利保障政策。这大幅削弱了“挺他信”的必要性。
其二，政治斗争性弱化。泰国民粹主义的底层逻辑是“人民”与“权贵官僚”的对立斗争，“红衫军”更是在大规模街头冲突中付出血的代价。然而，2023年他信为结束流亡生涯，选择与保守阵营进行政治妥协，以认罪受审方式换取国王特赦。这对激进民粹主义支持者而言，无异于政治背叛。于是，为数不少的“红衫军”开始转而支持更具斗争性的Z世代民权运动以及极左翼政党。
其三，经济模式的可持续性存疑。他信执政期间推行双轨制战略，既推行制造业出口导向的东亚经济模式，又通过支持农村和农业部门来刺激国内需求，此举不仅改善中下层选民生活水平，而且推动社会经济复苏，提前偿还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借款。然而，“他信经济”模式并不能克服福利民粹主义的结构性缺陷。近年来，随着美西方掀起“逆全球化”浪潮、新冠疫情引发全球经济衰退，泰国长期推行民粹主义政策的弊端逐渐凸显，家庭与政府负债居高不下，从而限制了民粹主义政策的可持续性。2023年他信归国后，为泰党再次上台执政，并推出规模庞大的民粹主义政策，但在高负债环境下效果差强人意，这不仅引发保守阵营与极左翼强烈质疑，而且令亟待摆脱债务困境的中下层选民深感失望。至此，福利民粹主义的影响力跌至谷底，民粹主义政策也失去曾经的社会感召力。
民权主义与运动型政党的路线分歧
极左翼政党在民权主义思潮推动下快速崛起，成为近年来影响泰国政党格局的重要变量。2019年，新未来党首次参选就跻身国会第三大党，成为“政坛黑马”；2023年，远进党跃居国会第一大党，开始取代为泰党的革新阵营“旗手”地位；2026年，人民党虽然大选失利，退守国会第二大党，但在为泰党全面崩塌的情况下，其在革新阵营中的主导地位反而进一步巩固。
一、代际更替与民权主义萌发
泰国传统民权主义发端于20世纪初的立宪运动。针对君主专制的阶级压迫，改革者们提出争取民权的政治诉求。1932年，民党发动立宪革命，促成泰国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的体制变革。不过，随着军方开始掌权，民权主义逐渐式微，民党文官派领袖比里·帕侬荣被迫流亡海外后，该党在政治上彻底边缘化。
近年来，随着出生于世纪之交的Z世代步入社会，民权主义思潮在泰国再次萌发。受城镇化、全球化、信息化影响，Z世代在认知与行为上都与父辈们存在差异。城镇化导致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大量Z世代脱离传统农村庇护制网络，但又未能融入城市社会圈层，从而产生强烈疏离感。全球化带来西方文化渗透，使Z世代对泰国传统政治体制正当性与社会规范合理性产生质疑，并将现实生活失意归咎于旧体制的不合时宜。信息化高速发展，使Z世代通过社交媒体可以近乎零成本完成即时信息交互与广泛结社动员。这为民权主义思潮产生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泰国民权主义的核心是“新旧矛盾”，强调新生代有责任也有能力对传统旧体制加以改造甚至重构，以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虽然泰国民粹主义也具有“反体制”特征，但主要体现为下层“人民”对上层“权贵官僚”的经济平权要求，更多是在传统秩序框架下进行结构调整，其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传统文化的道义认知。因此，泰国民粹主义并不“反传统”。为泰党在党章中明确指出，面对全球化，泰国应当“传承本土文化智慧”并“坚守自身文化立场”。但在主张民权主义的Z世代看来，泰国传统体制扎根于传统文化，因此要打破桎梏，除了“反体制”，更要“反传统”，并引入适合新时代的多元文化。
二、民权主义的政治路线分歧
依托社交媒体的线上传播，民权主义思潮迅速引发规模庞大的社会运动，其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广泛改革诉求，赢得Z世代选民，尤其是“首投族”增量选民的认可与支持。
2018年，年轻富豪塔纳通与新锐法学家披亚布等人依托民权运动，创建了极具民权主义色彩的新未来党，为极左翼登上政治舞台铺平道路。新未来党在党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人民是最高主权者”，并强调“新的世界、新的社会、新的政治模式，永远是可能实现的”，要求“废除中央政府单方面定义、评估艺术文化价值与撰写历史叙事的中央标准，转向人人共享的艺术文化价值体系”，旨在从意识形态上瓦解传统秩序的正当性根基。更重要的是，新未来党未同为泰党或其他政党那样在党章中遵循惯例写上“坚持以国王为元首的君主立宪民主体制”，而是写明“坚持宪法民主”，吹响了针对传统秩序下“泰王权威”的政治斗争号角。
新未来党的激进政治立场，引起保守阵营的高度警惕与政治打压。2020年，新未来党被宪法法院裁决解散，党魁塔纳通与党秘书长披亚布等人被禁止从政10年。然而，保守阵营的这一举措，非但未能压制极左翼力量崛起，反而进一步激发Z世代在民权主义思潮下的政治斗争热情。从2020—2021年泰国Z世代抗议运动，到2023年新未来党的继任者远进党在大选中胜出，极左翼开始成为泰国政坛重要政治力量。但其以民权运动引领发展的运动型政党模式，遭遇政治路线分歧的两难困境。
对于“新旧矛盾”的政治解决方案，Z世代虽然总体上支持“反建制、反军方、反王室”民权主义主张，但温和派与激进派在目标和手段上存在较大分歧。以中上层民众为主的温和派主张渐进式改造传统秩序，支持保留君主立宪体制，同时以瓦解“王军同盟”为前提条件；而以底层民众为主的激进派，则主张完成1932年未竟之革命事业，要求彻底废除君主制和一切封建残余，甚至不惜诉诸暴力手段。
随着2024年远进党被裁决解散，其继任者人民党为避免进一步的政治打压，拓展政治生存空间，开始转向温和路线，并在废除刑法第112条“冒犯君主罪”标志性政策上变得态度模糊，甚至在2025年为推动“修宪”，与保守阵营达成政治妥协，支持阿努廷接任政府总理。对此，激进派Z世代深感失望，甚至不少“首投族”重新恢复政治沉默，从而直接导致民权运动落潮。受此影响，人民党在2026年大选政党名单制议席投票中仅赢得1100万张选票，较上届选举远进党所得选票减少近1/4。
民族主义与庇护型政党的保守复兴
作为传统庇护型政党，自豪泰党成立于2008年。自豪泰党2011年首次参选仅赢得34席，2019年与2023年大选分别赢得52席与71席，2026年大选跃升为拥有193席的国会第一大党，其跨越式政治崛起主要得益于保守阵营民族主义赋能与政治资源整合。
一、逆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回潮
泰国传统民族主义起始于19世纪末殖民时代，其核心是“内外矛盾”，强调区分“自我”与“他者”，在面临外部威胁时主张通过凝聚内部共识维护共同利益。面对西方列强的殖民威胁，拉玛六世于20世纪初提出“民族—宗教—国王”立国三原则，将“忠君即爱国”内化为泰国民族主义的精神内核。
1932年立宪革命后，军人集团进一步拓展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二战时期，军人总理銮披汶提出“大泰族主义”，对内推行“泰化”以强化“自我”共识，对外武力扩张“收复故土”以维护共同利益，借此提升军方在传统民族主义中的地位。
冷战期间，泰国保守阵营组建“王军同盟”，并将传统民族主义固化为官方意识形态，以排斥外来的“异质力量”，其中既包括左翼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也包括西方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核心是“立国三原则”，强调泰王是国家统一、民族延续的人格化符号，是民族利益的最高代表、佛教的最高守护者、国民效忠的最终对象。同时，军人集团以“国王的士兵”身份叙事嵌入传统民族主义，并通过延续“大泰族主义”的“收复故土”话语塑造民族集体记忆，强化其“保家卫国”的政治使命感。
冷战结束后，随着地缘政治局势缓和以及全球化高速发展，内外矛盾的现实压力下降。这使泰国传统民族主义虽然占据主流话语，但社会影响力在衰退。不过，随着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推行右翼民族民粹主义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政策以及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泰国社会对全球化时代“和平与发展”的乐观预期开始动摇，担忧泰国能否保持独立自主。对外部环境的不安全感促成传统民族主义的社会回潮。
对此，新未来党早有认识，并在其党章中明确提出，必须“停止将国内政治问题带入外交政策，尤其是停止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制造对他国的仇恨，以及利用外交手段打击政治对手的行为”。然而，2025年泰柬冲突爆发，泰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被点燃，从而为保守阵营重掌政治主动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民族主义的政治赋能
作为保守阵营多年来打造的主流话语，传统民族主义与“王军同盟”高度绑定，在2019年巴育军政府“还政于民”之际，保守阵营曾试图抓住民族主义回潮的“窗口期”，自主创建政党，进而在民选体制下延续政治主导权。然而，人民国家力量党的政治实践并不成功。在2019年大选中，该党仅赢得116席，虽跨过大党门槛，却未能取代为泰党的国会第一大党地位；在执政过程中，该党更是接连发生内讧，甚至出现党内派系与国会反对派联手“倒阁”的政治闹剧；国会任期届满之后，该党更是分崩离析，直接导致保守阵营在2023年大选中大败亏输。
在此背景下，保守阵营在2026年大选前，转而采取幕后“政治赋能”的选举策略。自豪泰党抓住这一契机，成功跃升为国会第一大党。具体而言，自豪泰党胜选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坚定拥护泰王权威。自豪泰党前身是武里南府地方派系，曾是泰爱泰党最活跃的党内势力之一。2008年，该派系在保革冲突加剧之际自立门户，创建自豪泰党，并放弃左右逢源的传统策略，坚定站队保守阵营。为彰显立场，自豪泰党在党章中提出必须“捍卫、尊崇并守护王室皇权体系”，并要“坚决防范、制止任何冒犯王室权威的行为”，“培育国民家国情怀，树立对王室的忠诚与敬仰之心”。2025年，自豪泰党在建党17周年纪念会上通过决议，将原先“红蓝相间”党徽改为代表王室的“纯蓝”，以示效忠泰王之意。自豪泰党的政治效忠得到保守阵营的积极回应，其党魁阿努廷成为泰王访华的特别随行人员。这使该党在“忠君即爱国”传统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背景下，相较于其他政党更易赢得保守选民的认可与支持。
二是坚决支持“收复故土”。泰柬冲突爆发后，保革双方采取不同的政治立场。为泰党选择息事宁人，党魁佩通坦以总理身份与柬埔寨领袖洪森私下通电话，引发震惊全国的“通话门”事件。人民党则坚持军队改革，要求削减军费，并大规模裁军。与此相对，自豪泰党坚决支持泰国军方行动，不仅在“通话门”事件后退出执政联盟以示抗议，而且阿努廷在接任总理后多次赴前线慰问，并为军方提供全方位支持。这为自豪泰党赋予强硬的民族主义色彩，提升了阿努廷的民族主义领袖感召力。
三是跨阵营统合地方势力。人民国家力量党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派系整合乏力。作为庇护型政党，自豪泰党在党魁阿努廷成为“王军同盟”政治代言人后，迅速在“利存则聚”庇护制传统下延揽地方势力，包括隶属人民国家力量党的保守势力、从为泰党“跳槽”的革新势力，以及面临极左翼竞争压力的中间势力。通过对地方势力选举资源的整合与调配，自豪泰党最大程度上避免了2023年保守阵营政党碎片化所导致的资源内耗，从而获得“小选区制”赢家通吃红利。2026年大选自豪泰党在400个选区议席中共获得174个席位，几乎是人民党的两倍。自豪泰党在地方选区优势明显，赢得大城府、攀牙府、甲米府等20个府全部席位。
结 语
2026年大选后，泰国政党格局呈现“橙（极左翼）回调、红（为泰党）崩塌、蓝（保守阵营）复兴”的结构性分化特征。随着保革双方攻守易势，泰国新一轮保革冲突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自豪泰党在泰柬冲突中的强硬立场为其赢得传统民族主义的情绪化红利，但在执政过程中能否兑现政治承诺、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化解群体性不安全感，成为影响其政治结局的关键因素。人民党虽大选失利，但民权主义思潮依然强劲。2026年“修宪”公投结果显示，约2/3选民支持修改2017年“保守宪法”，以构建更加公正与包容的政治环境。这为人民党以“修宪”为抓手弥合政治路线分歧、激发Z世代参政热情提供有利条件。无论为泰党能否构建新的政治话语体系、重新赢得选民支持，都会成为泰国政党格局的最大变数。若转型成功，革新阵营可重新掌握主动权，逆转当前“保守复兴”态势；反之，泰国政党格局可能从“橙红蓝鼎立”转为“橙蓝对峙”，从而加剧保革冲突态势。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命运共同体建设新阶段的澜湄合作‘非对称风险’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24BGJ067）、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优势学科“中国周边研究”（项目批准号：DF2023YS48）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