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昨闻朱镕基总理去世，虽有心理准备，仍然夜不能寐。本不想动笔，然而看到自媒体上的各种议论，还是忍不住拿起笔来写上两句。不准备长篇大论，也不评论功过是非，只想写几件我个人亲身经历的小事，并且只做客观描述，不做价值判断，仅与朋友分享。

我第一次听朱镕基同志做报告是在1993年7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按照发展中心的惯例，我的任务仅仅是去听会，没有发言的任务，也不需要回来汇报。记得那天早上会议一开始，就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根据中央决定，由朱镕基副总理开始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然后主持人便邀请新任行长朱镕基讲话。朱镕基一开口又吓了我一跳，跟我过去听惯了的领导讲话完全不同，他一没有说客套话，二没有摆成绩，而是上来就谈问题，讲当前金融形势的严峻性；在把形势和问题讲完之后，又具体讲了下一步准备如何应对，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加强宏观调控的“16条措施”。

或许是因为我在93年初曾经自主写过一篇形势分析报告，提醒中央政府要小心经济过热，所以对朱镕基的讲话非常认可。于是就连夜把笔记整理出来，第二天便交给了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尚清。孙主任看了以后立刻指示我说：“这个星期四有个局以上干部会，你来负责在会上传达一下朱镕基的讲话。”我当时听了目瞪口呆，因为当时我不仅没有职务，而且连职称都没有，也就是个普通的青年研究人员，领导居然要让我给局以上干部传达国务院领导的讲话？！但是领导指示，只好执行，于是到了星期四的干部会上，我就按照孙主任的要求把我记录的朱镕基讲话给局级、部长级领导们宣读了一遍。会后，时任发展中心顾问、著名金融专家徐雪寒徐老叫住了我，并拍着我的肩膀说道：“小魏！”“讲的好！讲的好啊！”我连忙回复道：“是朱镕基同志讲的好！”我当时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正是因为领导把问题说透了，又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反而让大家不再担忧了，怕就怕领导躲躲闪闪，掩盖问题——恐怕这才是真正的“预期管理”吧？！

1994年初，朱镕基启动了包括财税改革、金融改革以及汇率并轨在内的一揽子宏观配套改革。对于宏观配套改革我是完全赞成的，但是针对其中的汇率并轨，我在一篇文章中谈了不同看法，我主要认为时机不对。后来我听说，当时只有我们三个学者对汇率并轨提出了不同意见，另外两位学者都受到了朱镕基的严厉批评，但唯独对我网开一面。我听说之后多少有些感到后怕。后来我猜想，或许是因为我当时不是批评外汇储备太多了，而只是说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与当时的宏观调控目标——控制通货膨胀存在矛盾，所以朱镕基副总理才放了我一马吧？！

没过多久，1994年下半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召开专家座谈会，讨论《中国人民银行法（草案）》。在会上，不懂政治的我又放了一炮——我在发言时说道，“1993年朱镕基副总理兼任人民银行行长，作为临时措施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是这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驰——市场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应当是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而不是削弱它”。尽管当时一位来自人民银行的专家当场表示反对，但我依然不管不顾地接着说道，“如果一个领导左边兜里管着财政，右边兜里管着货币，财政的钱不够了就去发货币，再伟大的领导也会出大问题！”听完我的发言后，主持会议的人大财经委副主任李灏同志对我说了一句“小魏，你会后留一下”。我听了以后心里咯噔一下，心想一定是又捅娄子了。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会议结束后，等其他与会专家都走了，李灏同志跟我说道：“小魏，你刚才的发言不错，能不能给我写个书面报告？”我心里的大石头这才放了下来，于是我连夜就把我的发言写成了一份书面报告，第二天交给了李灏同志的秘书（好像姓钟）。报告提交之后不到一个星期，发展中心主任孙尚清把我叫到办公室跟我说道：“李灏同志说了，你那个报告写得不错，已经提交上去了”。之后不到半年，朱镕基副总理就辞去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职务，由戴相龙接任。让我感慨的是，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研究人员的一个简简单单的发言，高层领导不仅能够听到，而且居然坦然接受，我也没有因此遭到领导的报复！

到了1995年，我拉着我的同事张承惠一起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警惕金融风潮，早采防范措施》。报告送上去以后，发展中心的一位老同志好心地提醒我说：“人家朱镕基分管金融，你们却说要防范金融危机，这不是专往领导的腰眼儿捅吗？！”我听了以后也觉得此事可能有点儿悬。可是提心吊胆地等了许久也没有听到来自朱镕基的批评。不仅如此，不到两年——1997年的7月2日就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根据国务院领导指示，李克穆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成立了一个“国际金融风潮追踪研究小组”，几乎每周都要向朱镕基总理提交追踪研究报告。在这段时间，朱镕基经常看到我的报告就批示，有时甚至还在一份报告上批示两次。比如在我写的一篇有关处置不良资产的国际经验的报告上，朱镕基就批示了两次，而且具体写道参考美国的RTC模式等等。很多年以后，《中国经济时报》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说，1997年11月底，朱镕基还曾经派人到报社要了300份我写的《国际金融风潮启示录》的文章，分送给各相关部委的领导们去阅读。我听闻此事，不禁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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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一次聆听朱镕基总理讲话是在2002年底的全国财政会议上。当时，马上就要换届了，朱镕基总理已经准备到站下车了，所以会议最初并没有安排朱镕基总理讲话，只是说和大家合个影、照个相。但是在照相的过程中，大家一再要求朱镕基总理讲几句。朱镕基总理只好站着跟大家讲了几句。但是大家还觉得不解渴，一再要求总理再多讲讲。朱镕基总理只好跟会议组织者商量了一下，然后宣布大家转移到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坐下来慢慢讲。

于是乎我看到了一种久违的场面——所有与会者（都是厅局长级官员）像大学生抢座一样，都争先恐后往小礼堂跑，生怕晚了就没有好座位了。老同志们还在等电梯，我们这些年轻人就直接跑上楼梯，进到会场坐到了最前面，而上来慢一点的老同志们就只好坐在了后面（现在想来当时真不“懂事”啊！）。等大家坐下以后，朱镕基开始讲话，主要是回顾了一下他从当副总理到当总理这些年所做的一些事情，讲了当初为什么要推进财税改革——因为当时中央财政已经没钱了，要跟广东和福建省借钱度日。在讲到他担任总理这五年来所做的工作时，朱镕基说道：我担任总理这五年，除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也没有来得及做些什么，就是搞了三个储备——一个是粮食储备，一个是外汇储备，一个是社保基金。他接着解释道，搞这些储备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将来万一有个天灾人祸、兵荒马乱的时候，国家好有个周转，让老百姓好有个周济~我当时听了以后不禁感慨道：作为一任总理，想的不是如何再多干一届，而是想着给后人留下什么——作为后人的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学术顾问 魏加宁）

2026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