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东西方两大阵营长期冷战对峙，再加上受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政府对经济进行过度干预，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东西双方均已筋疲力尽，美英等发达国家经济陷入“滞胀”泥潭长期不能自拔；苏联经济也已陷入停滞状态；中国在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在这种形势之下，两大阵营中均出现了改革的呼声。当时，英国的撒切尔、美国的里根、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以及中国的邓小平，顺应历史潮流，积极推动了各自国内的改革。于是，在国际上形成了一种“改革共识”，但实际上也出现了改革竞争的局面，这种改革竞争既存在于两大阵营之间，也存在于两大阵营内部。
在这场改革共识下的改革竞争当中，撒切尔、里根的改革取得了实际成效，使英美经济摆脱了长期滞胀的困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落得个苏联解体、苏共下台的结局。而邓小平推动的中国改革，却取得了超出预期的硕果，本以求生存为目的的改革，如今却意外实现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骄人业绩。中国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对比一下这四大改革，有着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一、改革要处理好四大关系
通过对比研究发现，英、美、苏、中四大改革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改革的主题都主要是围绕着四大关系展开的，即：政府与市场，国企与民企，政府与国民以及中央与地方。
首先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四大改革都是试图改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都是朝着强化市场作用、减少政府干预的方向去努力的；然而成功的改革，如撒切尔、里根的改革，在放松管制、放开价格、搞活市场的同时，十分注意对货币供给的控制，以遏制通货膨胀。而中国80年代的改革，由于货币控制不当，再加上价格双轨制导致的腐败蔓延，招致广大民众不满，引发了“6？4事件”，改革的前途也几乎被断送掉。
其次是国企与民企的关系上，四大改革都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力度的改革。里根、撒切尔都曾积极推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苏联的改革也实行了私有化，并且采取的是“休克疗法”，但是，正如吴敬琏所指出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就好比是一架“独轮车”的那只唯一的一支“轮子”，苏联的改革就是直接把国有企业这只“独轮”拆下来进行修理，实行私有化，结果导致国民经济的“车身”趴了下来，造成经济停滞。相比之下，中国的改革路径则是在投入大量资源维持着国有企业这只“轮子”继续运转的同时，又引进了外资企业和培育出民营企业这两只轮子，如今，当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能够支撑起国民经济的“车身”时，再来修理国有企业这只“轮子”，就不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车身”趴下来的现象，就能够保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再次是政府与国民的关系上，撒切尔和里根都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了大力度改革，主要是强化个人责任，减轻财政负担。这些改革尽管在短期内使得部分群体的利益受损，但是从长远看，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复苏和财政康复，最终使全体人民受益，正因为如此，撒切尔和里根才能够实现连选连任。
相比之下，中国80年代的农村改革，一方面，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福利原本缺失；另一方面，土地承包制改革大幅度增加了农民收入，因而得到了广泛拥护。而苏联的改革虽然虽未对社会福利体系进行大的改革，但却未能避免苏联解体、苏共下台的命运。
最后，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里根的改革主要是在财权上改变了联邦政府资助州和地方政府的方式，实施“一揽子”资助方式。将一揽子援助项目从之前的5项扩大为9项，以增加州和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同时在支出责任上，将一些社会福利保障的责任由联邦政府下放给州和地方政府，将原来由联邦政府负担的食品券和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等44项交给州和地方政府负责，并由联邦政府在各州建立一种特别信托基金来解决；1987年后逐步减少到25%，到1991年时全部由州和地方政府自筹或干脆取消。
撒切尔的改革也主要是改革地方税制，征收“社区收费”（即所谓的“人头税”）。撒切尔认为，在社区收费制度下，所有的成年人都对社区做出了贡献，这样，选民就可以被激励起来去监督地方财政。
苏联虽然在名义上是联邦制，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单一制，到苏联解体前夕，当地方官员强烈期待中央政府能够提出新的方案、建立“新联邦”时，戈尔巴乔夫却拿不出新的方案来，最终人心离散，苏联解体。据克拉夫丘克回顾：“当我们聚集在新奥加廖沃讨论新联盟方案时，曾经提出这样一项任务：应当有一部新宪法，一个新联邦，也就是说，应当对20世纪20年代签署的条约进行彻底更新。于是，我们这些来自地方的人和当时很活跃的叶利钦，带着将真正建立一个新联邦的希望去了那里。但当我们开始讨论这个条约时才知道，谁也不提建立新联邦的任务。目的只是改头换面，其他一切照旧，包括政权和人。于是我们就产生了再开一次会，不让戈尔巴乔夫参加的想法。”
中国在80年代的财税改革也主要是向地方分权，实行分灶吃饭，财政包干，其结果是，一些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沿海省份财政收入增长很快，但是中央财政却日益拮据，甚至到了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举债渡日的地步，以至于在90年代中期不得不推行分税制改革。
二、改革要把握好三大平衡
从四大改革的经验来看，领导者的个人魅力和做事风格对于改革成败至关重要。经过对比我们发现，改革至少要有三大平衡必须把握好。
首先，改革既要有魄力，又要有凝聚力。一方面，改革要有魄力，要知难而进，要敢于啃硬骨头；那种试图八面玲珑、谁都不想得罪的所谓“帕累托式”改革（即只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局面）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即使是在中国，如果当初不把“四人帮”关进监狱，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启动。所以说，中国的改革严格意义上讲也算不上是真正的“帕累托式”改革。
但是另一方面，改革又要有凝聚力，要让大多数人受益、让大多数人满意，要能够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里根、撒切尔推进改革时都是大刀阔斧，不怕得罪人（以至于撒切尔有“铁娘子”之称），但由于整体经济转好，国家恢复了元气，因而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故而能够做到连选连任，甚至在下台以后仍被称之为“英国二战以后最伟大的首相”和“美国历史上离任时威望最高的总统”。
其次，改革既要有定力，又要有辐射力。一方面，改革要有定力，要聚精会神，不被各种干扰所动，不能东张西望、左顾右盼，不能像前苏联戈尔巴乔夫那样，一会儿说抓改革，一会儿又追求“加速增长”，一会儿又发动“反酗酒运动”，结果分散了各级领导的注意力。
但是另一方面，改革又要有辐射力，改革是纲，纲举目张。通过抓改革、促改革，推动各项工作向前迈进。中国在80年代，就是因为抓住了改革开放这个纲，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快速增长。
再次，改革既要有毅力，又要有驱动力。一方面，改革要有毅力，要坚持不懈，不能朝令夕改，不能虎头蛇尾。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前后总共提出过12项经济改革计划，但没有一件落实到位，全都半途而废，逐渐丧失了威信，失去了民心。
但是另一方面，改革又要有驱动力，要通过做好一项改革，积累一份业绩，树立起一份威信。有外国专家评价，与戈尔巴乔夫相比，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中国的领导者做好一项改革，积累一份业绩，增加一分威信，形成良性循环。而撒切尔、里根也都是通过改革取得业绩，获得更多人的支持，从而获得连选连任。
三、改革需要做好五大准备
首先，改革要做好理论准备。
撒切尔和里根一上台就一方面紧缩货币、紧缩财政、减少福利开支；另一方面又降低税率、放松管制、刺激企业生产。而这一切基本上都是以货币主义、供给经济学作为理论指导的。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讨论，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且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完善。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却始终没有提出既针对时弊又能够指导长远的新的科学理论，只是停留在喊喊口号、做做样子的水平上，最终导致“空谈误国”。
其次，改革要做好舆论准备。
在撒切尔、里根实施改革之前，围绕着滞胀的成因，西方经济学界展开了空前热烈的大讨论，各个经济学派纷纷拿出自己的分析，就连当时备受批判的凯恩斯主义者自己也拿出了一套新的分析框架。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的观点脱颖而出，渐成主流，从而为里根、撒切尔的改革奠定了社会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80年代实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同样也经历了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70年代末围绕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展开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营造了改革氛围，形成了改革共识，推动了第一轮改革开放高潮，进而带动了第一轮经济高速增长，以至于两度出现经济过热。
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虽然也提出了公开性等热点话题，但是却不仅没有达成改革共识，反而导致了社会分裂，最终是左中右派均不满意，民心丧失。
再次，改革要做好组织准备。
要想推动改革，必须有一个改革的协调机构，方案的制定机构。英美两国作为法治国家，改革通常是依靠立法来推动，所以不用担心部门利益的干扰。中国80年代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宝贵经验就是设立了没有审批权的国家体改委，聚集了大批精英人才，负责研究改革方案，制定改革计划，推动改革不断前行，这与后来的发改委有着本质的不同。
再其次，改革要做好干部准备。
要想推进改革，就要把正确的人，放到正确的位置上，做正确的事。正如毛泽东所说，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要想改革取得成功，就必须拥有一支立志推动改革的干部队伍，这些人要能够出以公心，思想解放，勇于进取，敢于担当。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启动时，从上到下，曾经涌现出一大批这样的领导干部，尤其是在沿海地区，正是在这样一批富于改革精神的领导干部带领下，中国才从重重困难之中“杀出了一条血路”，走上了小康大道。
最后，改革要做好方案准备。四大改革都有各自的改革方案。如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撒切尔的每一项改革也都有具体的改革方案。中国虽然在名义上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实际上也是有改革蓝图的，不过通常是以“三中全会文件”的形式表现的。而戈尔巴乔夫的问题是，改革方案一个接一个地推出，但大都不切合实际，难以执行下去。戈尔巴乔夫在位期间，前后总共推出了12个经济改革计划，但没有一个真正落实到位，大都不了了之。
结语
当今世界，欧债危机未了，美债风波又起，日本的债务问题其实更加严重，中国也同样面临着地方政府债务的困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面对如此局面，正确的态度不是隔岸观火，幸灾乐祸，更不是趁火打劫，加剧对抗；而是要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新的改革共识，推动新的改革竞争——不仅要推进各自国内的体制改革，而且要推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避免回到冷战状态或是重蹈大萧条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