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藩镇作为地方治理的形态，不同时代对它的认识殊异。宋初吸收唐末五代经验，士人多认为藩镇不利于国家治理。随着外患频仍，特别是辽人南牧，封建酋豪和设置藩镇逐渐成为主流观念。两宋之际，建镇又被反复言及。元、明承平之时，防范藩镇的观念为主潮。明、清之交，藩镇可御外敌的呼声四起。民国年间，面对军阀混战，藩镇跋扈之观念成为不刊之论。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开始重审藩镇，藩镇观呈现了多元化的态势。总体上而言，在外敌侵凌、乱民四起之时，建镇的观念就开始浮现。但是，在什么区域建镇、藩镇是否世袭、藩帅的人选、藩帅权限范围等诸多问题，各个时代观念皆有差异；当地方权力影响中央集权之时，藩镇跋扈的思想就成为主流；而在大一统、中央集权之际，士人对藩镇的认识往往更为客观。宋以降的藩镇观，在嬗变的同时，又有诸多恒定的面相：在内容上，历代皆是围绕中央与地方关系展开，同时又以国家兴亡为主线，延伸出宦官、党争等诸多内涵；在目标上，任何藩镇观念皆以“大一统”“中央集权”为最终目标。
作者：秦中亮，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6年第7期。
自藩镇设立之初，士人对于藩镇的认识就不断改变，唐代系统性阐释藩镇观的是柳宗元《封建论》，它将封建的藩国借喻为藩镇，提出了“有叛国而无叛郡”。其后，千余年的时间，关于藩镇的认识就一直在讨论。及至光绪三十年（1904）最后一次科举，仍然以“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为题，这里的唐代外重就是藩镇。晚近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藩镇观的议题已经是唐史乃至于整个中古史的显学。
就目前成果而言，关于藩镇观的论述，宋至明清时期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成果，对于民国时期藩镇观的检视反而不多，横跨数朝的长时段藩镇观的研究更是鲜见，“尚需更加深入系统的论证”。本文尝试将藩镇观置入宋至当代的长时段视野进行观察，呈现不同时期藩镇观的样态，并揭示藩镇观变迁的具体原因。在此基础之上，以期对藩镇观变迁作规律性总结。
一、宋至晚清藩镇观的变迁
宋初关于藩镇的认识，主要是基于唐中叶以及五代的政治经验，“唐中叶以降，藩镇擅命，征赋多不入于公家，下陵上替，经制隳坏”，“五代姑息藩镇，有司不敢绳以法”。为彻底解决外重内轻的局面，宋太祖采取了一系列整肃藩镇节度使的措施，“惩唐末藩镇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赋入，自节度以下，第坐给奉禄，或方面有警，则总师出讨，事已，则兵归宿卫，将还本镇”。
在以上政治语境下，注意到藩镇的危害，自然是宋初君臣的共识。赵普认为想要天下安定就必须削弱藩镇，“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孙甫对于藩镇的论述也多用“跋扈”，并注意到唐末节帅与权臣的勾结，“方镇借大臣为援，大臣欲固权位，亦结藩镇为重”。此时，对于藩镇负面影响的认识，往往置入唐代衰亡的探讨之中，常将藩镇、宦官、贪政等合观，“是以藩镇强而王室弱，宦者专而国命危，贪政多而民心离。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从来者渐矣”。
随着辽人南牧以及西夏的军事威胁，士人的诸多抗章皆是为应对辽、夏而作。士人逐渐认识到，宋初的“强干弱枝”政策导致了边镇无力防御外患，“以屡易之将，御不练之士，故战必致败。此削方镇兵权过甚之弊也”。士人认为要加强地方权力，其中封建酋豪具有代表性，“任土豪为众所服者，以其州邑就封之”“因选酋豪以镇之，足以断元昊之手足矣”。
以藩镇为着眼点，北宋以尹源《唐说》影响最大，该文以整个中晚唐中央与藩镇权力博弈为出发点，侧重河朔藩镇的诸多史实，认为“世言唐所以亡，由诸侯之强，此未极于理。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尹源的一生仕宦多在边镇，“历知芮城、河阳二县，签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郑县，通判泾州、庆州，知怀州”，并直接参与了抵抗李元昊入寇。因而他主张藩镇对中央的维护，既是外患频仍的时代产物，又是个人政治经验的直接反映。
尹源之后，许多宋人开始摆脱旧有的唐亡于藩镇的思维。张方平《藩镇》就说：“是故唐之倾危不自藩镇，皆自萧墙之内也。”李清臣《唐论》指出：“使唐之君皆能如杜牧之言而自治，任得其人，政得其道，则藩镇为我之手足耳目。”张唐英在《唐藩镇论》之中，认为唐代的藩镇之间已经形成了相互的平衡制约关系：“唐之藩镇，各萌问鼎之心者多矣，然而卒不能遂其逆谋者，盖彼同则此异，左逆则右顺，轻重相制，小大相维，忽恭王命以效顺，忽矜兵势以相临，所以然也”，进而得出了和尹源一样的结论：“唐之治，由藩镇之未专地也；唐之弱，由藩镇之强盛也；唐之亡，由藩镇之削灭也。”
当然，这些观念出现，并不意味着支持藩镇已经成为主流，在北宋中晚期仍然存在大量反对藩镇的观点。吕陶认为，“唐之衰自穆宗而后，方镇之势，日益暴横，兵强地大，盘结于外，乱根逆本，深不可拔，百余年间，唐祚因之以亡……昔者唐之祸既始于方镇，终于盗贼，而遂为梁之所乘”。张耒则指出，“盖自唐之末，始有藩镇之强，而唐以之亡。历五代而不能改”。
士人认识到只有加大地方权力，才能有效抵御侵犯，毕仲游、富弼、吕大钧等皆是代表。然而，提议地方封建并不意味着倡导藩镇，这一时期主要还是以“崇树宗室”为主。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提倡加大地方权力者，一方面推崇宗王封侯，一方面又要防止藩镇的出现，“藩镇节度，势长而力矫，故无朝贡之礼，无生杀之请……小其权，则与郡县无异，而不足以蔽难；大其权，则徒有封建之势，而无君臣、民庶、邻国之畏。此唐亡之计，而五代求祸之涂也”。
如果说整个北宋中晚期“唐以藩镇昌”只是诸多观念中的一种，那么两宋之交倡议藩镇就成为主流。面对金人的南渡侵逼之势，宋人愈加感知到强干弱枝的弊端，“金寇长驱中原，边帅不能抗，而腹心郡县兵力弗支，类皆望风遁逃奔溃”，重建藩镇已经是御敌的共识，“夫唐之方镇，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今之郡县，其弊也，手足不足以捍头目。事迫矣，其亦取方镇之制”，其中李纲就是代表性人物，他在《议守》《论方镇》《备边御敌八事》《论封建郡县》等多篇文章，反复申论建立藩镇的重要性。
同在抗金前线的张浚，提出了“江北之地，其势须变为藩镇，然后可守”的御敌之策。范宗尹也有类似之言，“今日救弊之道，当稍复藩镇之制。况诸郡为盗所据者凡十数，则藩镇之势骎骎已成。朝廷虽不为，人亦自为之矣”。这一时期的建镇，许多士人认为应该允许世袭，“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间建为藩镇，择帅付之，许之世袭”“今京东、西及江、淮，悉为榛莽，难用常法，宜建藩镇，文武并授，令得便宜从事，财赋亦听自用。如捍御有功，则许世袭”。
关于重新建立藩镇，宋人魏了翁就有详细的概括，“臣尝历观中兴诸臣，如李纲尝欲分长安、襄阳、建康为三都；胡舜陟尝欲析三京、关陕为四巨镇；张所尝欲以大河州郡仿唐藩镇，付之帅守；范宗尹尝欲分画诸镇，更不除代；李弥逊尝欲假帅守事权，以销奸宄”。两宋之交的建镇之议，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徽宗、钦宗与金人对峙时期；高宗复国时期。因而这些区域性建镇带有“战时”特色，随着金宋之间的战事变化，论者会改变建镇的区域。相形于徽宗、钦宗时期建镇之议主要是纾金人之祸，高宗践祚之初的士人建镇设想，在御外敌之功效外，还起到安抚地方的作用。
以上士人的建镇之议，有诸多值得措意之处。其一，无论是主战的李纲还是主和的范宗尹，皆提倡建镇，这是一种共识。其二，就个人而言，关于建镇，在不同时期的设想不完全相同，代表人物是李纲。其三，要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理解观念。李纲与李弥逊关系甚笃，李弥逊与胡舜陟是同年的进士。张所经略两河，为李纲所推荐。观念在特定群体中，更容易达成共识。其四，要注意倡议者的身份与仕宦。范宗尹等为宰执，与胡舜陟等人的战略设想或有差异。李弥逊有抗金经历，“金人犯河朔，诸郡皆警备，弥逊损金帛，致勇士，修城堞，决河护堑，邀击其游骑，斩首甚众”，其设想又与他人不同。
在南宋政权逐渐稳定，外患压力减轻，特别是苗刘之乱之后，宋高宗意欲削弱地方军权，这一时期建镇的呼声开始隐匿，而代之的是要谨慎处理中央与地方武将的关系。胡寅就说，“若因循今日之事，更加以岁月，则唐末五代之祸真可驯致……太祖、太宗栉风沐雨，东征西伐，以平藩镇之祸，收养民之功。而陛下倒持太阿，高拱熟视，以成不掉之势，为失民之事，臣窃忧之”。
相形于北宋，南宋对藩镇的认识较为复杂多元，因为北宋士人以唐末、五代为经验，而这两个时期论述藩镇的文章仅柳宗元、白居易等数篇而已，可供参照的较少，然而南宋士人可全面吸收唐末至两宋之交的观点。这一段时间涌现了大量的争论，既有与削弱地方权力相匹配的认识，“至于亡唐，藩镇亡之也”，又有继承北宋张方平“唐亡于自乱”说，尹源“藩镇维护中央”说，“诸侯、藩镇非能亡周、唐也，而其所以亡者，实自乱也”，“藩镇天下之弊法，唐亡犹赖以不速”，“五代之乱，帝王屡易者，非藩镇也，士卒也。虽然，藩镇尸士卒之上，而士卒依藩镇以为名，见者不察，而以为其患专在于藩镇”。
在宋元易代之际，南宋士人逐渐认识到，只有设立藩镇才能抵御蒙古人的南侵，“仿方镇以建守”成为一时之构想。随着蒙古一统天下，关于藩镇的认识也迎来了划时代的变化。元以后的士人逐渐在宋金对抗、宋元争衡的故事中总结出“宋衰于夷狄”的教训。在宋代绝对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下，地方实力弱小可能会导致无法抵御外敌。由于金人的南下，赵宋仍有偏安之机。相形之下，元代则是彻底覆灭了赵宋政权。职是之故，元代的建立，彻底让“藩镇”与“御外患”建立起了逻辑关系。“元代以郡县治中土，以封建固边陲”的郡县与封藩的双重地方治理模式，使得关于藩镇问题的探讨缺少了现实的必要性。因而有元一代，士人群体没有呈现过多藩镇的探讨。
明代立国，朱元璋分封诸王，藩王在边镇的权力又大受限制，并不能与唐代藩帅相比。永乐至嘉靖时期，为了防止藩王复制靖难之役，明廷通过各种措施压制藩王势力。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士人关于藩镇的论述，也多以藩镇威胁中央的论调为主，“唐自中叶，郡置镇兵，主将有擅兵之势，而刺史无专城之任，是以郡县愈弱，藩镇愈强”“唐世藩镇之祸，有识者愤之”。总体而言，明初至中叶，士人关于藩镇的专门论述并不多，这一现象的改变要到嘉靖、万历年间。
嘉靖年间，倭患频发，士人开始关注边防问题。特别是万历年间，随着西北、东北、西南边患的兴起，明廷开展了万历三大征。基本上在同时，努尔哈赤在东北起兵，后金将长期威胁明朝的边防。有基于此，士人多以藩镇可加强边防，防患夷族，“自古天下之有胡久矣……宋南渡将亡，而思藩镇之策，晚矣”“藩镇弱而边备日弛”“河北强而唐弱，河北弱而唐亡……唐之藩镇诚足以弱唐，而夷狄之祸浅”。
通过建立藩镇来抗御边患的藩镇观，明清鼎革之际表现得尤为明显。士人不仅在观念上意识到藩镇的有利一面，“藩镇强而唐存，藩镇弱而唐亡也”“夫唐之方镇所以兵强而食足者，其将士皆能自择，功成而请于朝命，故所任必良也”，同时也是抵御后金的现实策略，“仿古藩镇法，亦当在大河以北开屯设府”。在这一时期，陆世仪的影响较大，他提出“予观之太平之时，郡县治之而有余；危乱之世，非建镇控之则不足。”李雯和陆世仪的观点一致，“议者以为非藩镇不足以制之，此其言诚是也”，他的藩镇观主要有两点，一是正确处理郡守与藩镇的关系，“屏翰之寄，莫若以郡守寓藩镇也”，一是建立藩镇的区域在边关，“寇虏相邻之境……在东西二省及河北诸郡”。
“明代之患，大略与宋同”，明清鼎革之际的士人，希望在宋人应对外族的故事中寻谋答案，他们的藩镇观深受宋人影响。在藩镇与中央关系的论述上，倪元璐说“藩镇弱而唐亡”，严首升提炼尹源之说认为“唐之弱，弱于藩镇之强；唐之亡，亡于藩镇之弱”，黄宗羲称“唐之所以亡，由方镇之弱，非由方镇之强也”，顾炎武《藩镇》则以“尹源《唐说》”为开篇引言，这些都直接受到尹源的影响。在藩镇设置的区域上，多认为在边疆为宜，前文所引李雯的观点，以及黄宗羲《方镇》篇所论的“宜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延绥俱设方镇”皆为代表，这些受吕大钧《世守边郡议》以及李纲等人的影响。在处理藩镇与郡县的关系上，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李雯的“屏翰之寄，莫若以郡守寓藩镇也”，顾炎武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黄宗羲的“欲去两者（封建与郡县）之弊，使其并行不悖，则沿边之方镇乎”，这些论述和杨简“择贤久任”说多有共通之处。
明清易代之后，就面临三藩问题，康熙朝士人自然容易将三藩比附为唐代藩镇，徐元文在《请除叛藩虐政疏》就说，“唐之藩镇，不过节度使耳，然祸乱相煽，终唐之世：惟优假之过以至此”。在这一时期，鲁之裕以整个中国历史为考察，认为“至唐则又革焉，以方镇主兵，以州邑主民，继体频仍，镇将坐大，虽无封建之名，而实踵其辙，卒以覆唐”。朱奇龄《藩镇论》，阐发了各个藩镇的割据事实，并说，“唐置节度使，握重兵，居方面，连城数十，带甲数万，俨然帝制自为，自非忠贞天授者，其谁肯弃其爵土，束身归命乎？”。
平三藩之后至鸦片战争之前，关于藩镇论述较多，藩镇观念呈现了多态化的格局。从内容上而言，主要分为四类。一是，将藩镇纳入整个唐代兴亡加以讨论，如法式善《唐论》，赵翼《唐节度使之祸》《方镇骄兵》。二是，将藩镇制作为历代兵制的一部分，如杨潮观《兵制》，凌扬藻《府兵原委》。三是，在讨论封建与郡县之时，将藩镇作为分封制的代表，如李富孙《封建论》。四是，专门讨论藩镇的文章，如夏之蓉《唐藩镇论》。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藩镇观受到宋代以及明清鼎革之际的影响较大。尹源、叶适、顾炎武的藩镇观念，常被论者作为引言。
二、晚清民国“藩镇”相关概念使用与藩镇观的形成
晚清时局阽危，外有列强环伺，内有民变迭起。“危乱之世，非建镇控之则不足”，藩镇外可御侮、内能防止民变的功能，再次被士人所提及。陈绍箕言，“由朝廷无是非，非必藩镇不可立也。宋以后不考其本末，务以弱中国为善策，能禁外国之不强乎？”唐才常的《唐宋御夷得失论》，以唐宋的地方治理为对比，认为宋代削弱藩镇解决了尾大不掉的问题，却让地方过弱，导致“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破”，他认为要模仿唐代建立藩镇，并对如何建镇提出了自身的设想。
文廷式的言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吸收了尹源的观点，“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余谓论唐藩镇者，当以此说为最确”。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说，“余以为使河北强，则契丹必不能得志，无论朱温也”。这里，契丹是外患，朱温是内乱。最终他说，“然封建之世，外患必不亟，流寇必不起”，这里的封建对应的就是藩镇。
晚清新型军队兴起，学人就将时局类比为藩镇时代，“湘军与自强军旧部而能方行如泽潞之师乎？”及至民国，军阀割据，学人多将时局类比为唐末五代的藩镇时代，闵尔昌言及北洋的局势就说，“内轻外重几有藩镇割据之形”。相关论述，在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前后，讨论尤为激烈，“今日之中国，中央政令不能出都门，无异于唐之末叶。吾读唐史，有鉴于唐代藩镇为祸之烈，而不禁为今日之中国危也”，“今之督军，固一辙也。但进而言之，则唐代藩镇之祸国殃民，犹不敌今日督军之剧耳……今日督军之祸国，实较唐代藩镇为剧矣。藩镇之乱，一变而为五代十国”。
从概念上而言，学人自然就将唐代的“藩镇”对应为当时的“军阀”，“中国历史上所谓藩镇乃指那些名为属于中央政府而实际上形同独立的军阀而言”。周谷城从中央与武人的关系出发，运用军阀这一概念，阐释了军阀的危害，“不过武人势力大，因着历史的、地理的、以及社会一般的条件之限制，随即成了军阀……唐自安史乱后，政治重心，全在军阀。中央政府并没有控制军阀之能力”。金兆梓在《中国史纲》中反复运用了军阀的概念，“节度使便成了制造军阀的制度……于是遂成五代十国的局面。这又是由有军阀而内乱，由内乱而军阀益盛、内乱益剧的第三幕”，他在梳理历史史实的基础上，特意制作了《唐代军阀渊源表》。
另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对后世藩镇观影响最大的就是“藩镇割据”。罗香林《藩镇制度沿革考》是一篇系统研究藩镇时代的数万字长文，其中在论及五代与宋初的藩镇局势，就几次用到“藩镇割据”，“与藩镇割据无异也……自宋太祖赵匡胤于建隆元年（西元九六〇）代后周为帝，分遣诸将，统一各藩，而藩镇割据之局终”。另一篇系统研究藩镇发展史的文章是曾资生的《唐代藩镇发展的趋势与概况》也说，“元和十五年宦官陈弘志弑帝。自后局势逆转，藩镇割据转盛……（宪宗之后）朝廷军力衰微，而藩镇的割据复乘机而起”。此外，刘掞藜、吴泽等也都使用了这一概念。武进、潘抑强《中国历史韵编》作有《唐藩镇割据源流及五代十国由来表》。
“藩镇割据”宋人就已经明确使用。但是，将这一概念明确化，且“藩镇割据”取代“方镇割据”成为专有名词与学术概念，则是肇始于民国。这一方面是学人面对军阀割据的现实，自然的学术表达。另一方面，“方镇割据”中的“方镇”更偏向于只有军权的军镇，而“藩镇割据”中的“藩镇”这一概念偏向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藩镇节度使领有数州之地，集军事权与行政权于一身，这显然与民国的军阀更为相近。
与“藩镇割据”含义相似，也常被民国学者使用的是“藩镇跋扈”“藩镇之祸”。“藩镇跋扈”的概念，宋人就用，“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后世对此概念的大量使用，还要到民国，李葆兴《中国的藩镇政治（唐朝和五代）》集中勾勒了“藩镇跋扈的原因”，金兆丰也同样考察了“藩镇跋扈”的成因，“帝且以公主妻田承嗣子，承嗣益骄慢不奉朝请，陷昭义诸州，李正己李宝臣等俱按兵不进，此藩镇跋扈之由来也”。钱穆主要论证了藩镇的影响，“藩镇跋扈，另一个影响，使朝廷亦不得不竭财养兵”。“藩镇之祸”也是宋代就有，“艺祖承五代藩镇之祸，能使之拱手以趋约束”，民国时期被大量使用，“其后府兵澈底败坏，中央失其控御地方之实，藩镇之祸遂乘虚而发”，“于是藩镇之祸，与唐相终始矣”，限于篇幅，在此不赘。
这一系列概念的出现，又催生了另一个概括性的概念：藩镇时代。就笔者目力所及，国人较早运用这一概念是在1931年，李葆兴在《中国的藩镇政治（唐朝和五代）》中提出了“藩镇政治时代”“藩镇时代”的概念，并对藩镇政治时代的时段、官制、特质、弊害、中央与藩镇关系、藩镇跋扈原因、藩镇割据原动力等多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所谓藩镇时代的时段，是“唐朝及五代”“中唐至宋初乃是一整个的藩镇时代”。其特质是“是个国家、异姓世袭、任用胡人”，也就是藩镇割据与胡族武人政治。
除了相关概念以外，民国时期藩镇观呈现了多重趋势。民国学人延续宋代以降的观念传统，将藩镇与宦官、朋党等联系，分析唐亡之原因，陈登原认为，“穆宗、敬宗、文宗藩镇之势加烈，而朝中宦官朋党，又相交哄……盖有憾于牛李之党争。驯至昭宣帝天复（天祐。引者注）二年而有朱温投士浊流，以殄清流。未几而唐亡已。盖自天宝以迄唐亡，中间凡百五十年，外有权藩，内有蠹宦；于斯时也，实外族可以乘机激发之时也”。
尤其是宦官与藩镇并列的最多，费明君论述中晚唐历史，尤其关注藩镇与宦官两个集团，“武将（方镇）的权力，极度强化起来，而那职位，实质上是成为世袭的了。被宦官弑逆宪宗皇帝以后，（八二〇年）各帝王只是他们掌握中的傀儡而已”。金兆丰也是将“藩镇之强”与“宦官之祸”两大标题相继讨论，“然未几而有宦官之祸，藩镇势力复盛，表里为奸，盗贼乘间而起……及朱全忠与李克用有隙，以帝为孤注，崔胤召外兵以诛宦官，全忠遂得入据津要，窥窃神器”。其中，吴泽《中国历史简编》最为明显，专门设置一节为“唐代藩镇宦官之祸”，“（宦官）可用以为维护统治，对抗军阀势力集中政权的‘活塞’……宦官揽集大权在手，君主反被宦官所制约，君主的废立，都为宦官所操纵”。
民国的相关论述，既继承了宋代以降关于朋党、宦官的论述，同时也弱化了关于女祸与唐亡的关系。这固然与当时女性解放思潮下，学人能够更为客观地看待女性史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宋人的相关论述常是将整个唐代合观，将女性政治与中晚唐藩镇、宦官联系，就容易理解，民国学人则将安史之乱至五代结束视作藩镇时代，而中晚唐恰逢党争兴起与宦官专权，侧重党争、宦官的论述，自然在情理之中。
民国学人侧重藩镇骄兵问题的阐释。藩镇内部的骄兵，尤其是牙兵，常常“变易主帅，有同儿戏”。曾资生就说，“（牙兵）不但为藩镇的割据之资，即节度使镇将自身的废立生杀留逐，亦操持于其手”。“由是军士骄横，动辄废立主帅”，“先是镇将挟兵以抗朝命，渐次镇将亦为骄兵所制”，皆为相同论述。“天子不能制藩镇，而藩镇不能制部下”，揭示出了藩镇跋扈的本质——“士兵是藩镇政治的原动力”。因而，要彻底控驭天下，本质上是要处理底层士兵的问题。
民国时期，兵祸四起，学人反复揭示骄兵对镇将的反噬，具有当代史的价值。金兆梓论述藩镇时代，标题就是“藩镇之乱与军士之骄纵”，他直接使用了“军阀”这一概念，“军阀虽不受中央的政令，而军阀自身却又为部下的军士所劫持”。同时，学人也看到，士兵也有忌惮的对象，“然骄兵未尝不受胁逼也……叛兵受制于悍胡”。
胡族威胁汉族，或者说外族侵逼中华民族，是这一时期藩镇观的核心内容。1931年，日寇侵略已经是最大的外患，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就在当年，一系列围绕胡汉之别、外族入侵的藩镇文章相继问世。刘掞藜将唐代藩镇之祸称为第三次异族乱华，细致地分析了中晚唐不同时期面临哪些胡族的威胁，他认为：“唐代藩镇之祸，为世人所熟知；而藩镇之祸实为异族乱华，则为常人所不甚悉……藩镇之骄横跋扈者，称兵抗命者，擅地割据者，大半属于异族”。李葆兴则在阐释“任用胡人”是藩镇三大特点的基础上，论证了任用胡人的危害，“藩镇政治时代，天子以番人为藩镇，防御外番，虽可收‘以番人治番人’之效，但为祸很大”。
1931年以后，随着日寇的侵略加剧，相关的认识更是进一步深入，陈登原以“藩镇与外族”为标题，反复论证外族的危害，“玄宗肃宗间之安史之乱，实可证外族与藩镇，共起而紊唐之郡县制度……将则制君，兵则制将，胡则制兵，层层割据”。其中，以钱穆关于中晚唐胡族将领的种族考证影响最大，“习史者几乎人手一编”。钱氏还论述了胡族将领掌权的原因，“（玄宗）本用兵防胡，其后乃变为豢胡为兵，全失本意”，同时又阐释了影响，“唐代的中叶，一面好大喜功，无限止的开边。一面又宽大为怀，全泯种姓之防，宜乎食此恶果”。相形于同时代的学者，钱氏谈胡族的危害，不囿于政治与某个时代，而是从整个藩镇时代的文化角度出发，“藩镇政权下之社会文化水准之降低……这全是一百五十年武人与胡人兵权统治之所赐”。
姚薇元《与钱宾四论唐藩镇胡籍》是对钱穆相关考证的辨析，其主要思路还是为了凸显胡族的危害。同时也以种族文化来论述的，影响较大的还有陈寅恪，“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无论是钱氏的所谓“（胡人）大抵全未受到国家好好的教育”，还是陈氏陈述汉族“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的先进，他们将藩镇的胡族问题，上升到种族文化之别，主要是为了宣扬中国人和日寇的文化差异，具有五千年深厚文化的中华民族，显然不会屈服于任何的外来征服者。
除了学术成果以外，教材中有关藩镇内容也值得关注。《初中本国历史教本》运用了“藩镇割据”的概念。《中国历史讲义》将藩镇与宦官并视，“藩镇跋扈于外，宦官专横于内”。《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也有相同论述，“藩镇偏于内地，跋扈不听命令的很多……唐自中叶以后，其君又溺于宦侍”，同时还关注了军人的跋扈，“军人跋扈，是紊乱政治的根本，而亦是引起外患的原因”。部定大学用书的《隋唐五代史》，既认识到藩镇的“跋扈恣睢”，也注重到胡族将领的危害，“玄宗既偏任蕃将，而蕃亦异畴……禄山之兵，亦皆东北蕃人也。西北东北两军阀，派别釐然”。《高中本国史》则以安史之乱为考察，系统分析了它的影响：胡族叛乱、宦官揽权、财政紊乱、藩镇之祸。教科书与学术著作呈现了同质化，共同催生出当时的共同藩镇观。
一时藩镇观念之形成，皆为时代形势所塑造。从1925年姚学诚《今之督军犹唐藩镇其祸国家相较孰剧论》到1931年刘掞藜《唐代藩镇之祸可谓为第三次异族乱华》，民国时期的藩镇观前期注重军阀割据，后期则聚焦胡将乱华。“救亡图存”“振兴中国”是贯穿始终的核心主旨，姚学诚谈军阀割据，就联系最终赵匡胤的一统天下，“待赵匡胤出，剪灭群雄，天下又归统一矣。今之中国，他日未知果作何状，虽有如赵匡胤其人者出，而余恐其斫伤太过，不能复成一强盛之国家耳”。
民国藩镇观的形成，还与学人所能参阅的文献相关。除了《资治通鉴》等传世文献，学人受明清学者的影响很大，张大龄《藩镇指掌》、王夫之《读通鉴论》、赵翼《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等常被援引。张大龄《藩镇指掌》强调藩镇的割据以及武人的危害，戎虏等带有强烈民族色彩的词汇常被言及，张氏《晋五胡指掌》等著作，绪论中也带有一定的华夷之防。赵翼《廿二史札记》在唐代部分，着重论述了《唐代宦官之祸》《唐节度使之祸》《藩镇骄兵》，五代部分则集中阐释了《五代姑息藩镇》《五代藩郡皆用武人》，涉及的内容和民国学人的藩镇观高度契合。应该说，张大龄、赵翼等人的论述，深刻影响了民国学人的藩镇观。同时，民国学人通过援引《藩镇指掌》《廿二史札记》上的观点，来作为自身藩镇观的佐证。
一个时代藩镇观念的影响，并不是随时势变迁而立马转变，而是有一定时间的余韵。民国早期将藩镇比拟军阀，并不是随着日寇入侵而立马消失。后期将藩镇胡族隐喻日寇入侵，也不会因为日本投降而彻底结束。抗战胜利以后，关于胡汉之别的藩镇观，仍然持续产生影响，曾资生等仍然沿用藩镇割据、藩镇之祸等概念，注重胡汉对立的分析法。民国时期所形成的藩镇史观，不仅在抗战结束后的相当时间产生影响，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乃至改革开放至今都持续发挥着作用。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藩镇观念的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藩镇史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1958年，韩国磐《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分析了藩镇起源、割据条件等问题，将整个藩镇时代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安史乱后到宪宗暂时削平藩镇时，第二阶段从穆宗到黄巢起义时，第三阶段从黄巢起义失败后到后周时”。韩文呈现了诸多唯物史观的特点，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阶级分析法等等。特别是注重经济基础的分析，对后来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65年，傅玫《试论唐代藩镇割据形成的原因》在割据原因的分析上，和韩文略有差异，但是分析的视野基本一致，同时也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特色。
在1974年，“四人帮”为了“评法批儒”的需要，臆造出了一系列围绕藩镇观的文章认为：儒家代表韩愈支持藩镇割据、分裂祖国，法家代表柳宗元赞成削藩，维护祖国统一，藩镇观完全是为现实错误路线服务的工具。粉碎“四人帮”之后，胡如雷、王志华等发表驳斥类文章，认为儒法之别“完全是没有历史事实根据的主观臆造”。其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文史学界关于柳宗元、韩愈藩镇观的研究，以及牛李党争的探讨，或多或少都受到这一时期的影响，都要在批判错误藩镇观的延长线上加以理解。
这一时期，中国台湾地区也有一系列的藩镇研究成果。其中一些，受民国时期的影响较大，傅乐成《唐代宦官与藩镇的关系》《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皆为代表。另一些则又摆脱了民国时期的思维，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影响最为深远，他关注到“唐末以前恭顺藩镇对李唐王朝政权的维持”，涉及了中央对藩镇的控制力、种族观念、宦官与士人对藩镇的态度等多种议题。此外，也有一些反思藩镇割据的成果，萨孟武就认为：“其所以尚能保存残喘，垂一百余年之久者，实因方镇布列于天下，势均力敌，任谁都不能吞并别方，因之任谁都不敢毁灭王室。历年既久，大并小，强并弱，残存几个强藩，于是唐祚便随之覆亡”。
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学者仍然致力于藩镇割据的研究，特别是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问题。袁英光分析了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认为解决藩镇割据问题的关键是在中央政权。杨志玖否定了“藩镇政权是代表地方豪强大地主的政权”的看法，指出“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在于割据地区的军士”。黄新亚则是从民族的视角出发，论述了河北藩镇割据的重要条件是“大量的内迁东北少数族及这些少数族对河北地区作出的重大社会影响”。
刘运承、周殿杰充分吸收范文澜、陈寅恪关于民族融合的观点，“各内附部落越来越和汉族融为一体，藩镇割据就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袁伯诚也是将藩镇割据置入民族融合的框架下进行理解，“这种国内兄弟民族之间的战争，视其原因、后果有正义与非正义的不同性质，不具有侵略与反侵略的性质。而这种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恰好是民族融合的主要形式”。这些成果的出现，标志着以阶级分析为方法的研究范式逐渐退居次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开始成为主流。同时，民国时期的一系列成果，诸如陈寅恪等人的观点，再次进入学界的视线，并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晚近藩镇观念变迁的历史上，张国刚《唐代藩镇类型及其动乱特点》具有标识性意义。他将唐代藩镇分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四类，“唐代藩镇割据主要表现在河朔，而河朔割据又集中在三镇”，其他类型藩镇“节度使的调任和派遣基本上由中央决定，其动乱只是内部兵乱，不是割据叛乱”。更进一步，哪怕是割据型藩镇和中央之间也不只是对抗关系，“河朔诸镇既企图游离于中央统治之外，又不能彻底否定中央政权”。张氏的这篇文章的标识性意义就在于，让民国以降的藩镇观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社会科学》杂志转载此文，将标题定为《如何认识唐代藩镇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
民国时期将藩镇与中央对抗同唐末五代视为一个整体的论述，对应的正是军阀问题。种族文化论则是日寇入侵的抗战必然。随着军阀消亡与日寇投降，民国藩镇观念必然会发生扭转。中国台湾地区萨孟武认识到藩镇和中央不只是对抗关系，王寿南论述河朔藩镇的特殊性，皆是对民国藩镇观的反思。只不过，中国台湾地区对民国藩镇观的反思要略早一点，而且是多个学者的点状反思，而大陆则是以张国刚为标识性学者。
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出版以后，学界对藩镇的观念发生了改变，程志就说，“做为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它的存在，保障了中央王朝的生存，维持了庞大国家机器的运转”。1989年《中国史研究动态》专门发表《唐代藩镇研究述略》，相关论述“讨论的热烈与研究的深入”，反映了唐代藩镇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显学之一。此后，出现了一大批个案研究的成果，河朔三镇的个案，以及归义军、朔方军、武宁镇、忠武军、宣武军等的个案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学界对于藩镇的深入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至20世纪末，除了对于藩镇的整体性认识改观以外，藩镇观延续了宋代以降的诸多议题。党争与藩镇的关系，出现了一系列论文。主要集中在牛党与李党对于藩镇的态度。这一议题还带来了藩镇研究的一大变化：藩镇研究不再是史学研究者的专利，大量文学研究者开始介入，呈现了跨学科的视野。还有宦官与藩镇的关系，许多学者仍然承袭旧有的史观，认为宦官专权主要是因为宦官群体在身体与人性上的问题，以污名化宦官为主流。
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10年以后，藩镇研究对于藩镇的总体观念，大体上承袭了张国刚等学者的认识。微观上而言，唐宋合观的认识较少，具体的认识步入了藩镇个案或藩镇区域个案的细部研究，冯金忠就说“在以张国刚为代表的学人的努力下，廓清了对河北藩镇社会的一些错误认识，但对于全面客观地认识河北藩镇社会仍有相当大的距离”。
一些代表性的成果，都是上述藩镇观的呈现。李碧妍在专著的开篇就说，“我也并不认为藩镇的存在就是必然会削弱帝国的政治权威与统治力并将其逐渐推向灭亡深渊的根源”，并对河南、关中、河北、江淮的个案进行了深入研究。仇鹿鸣认识到河朔藩镇内部宣扬忠义的价值，“‘忠义’依然是维系唐廷与河朔之间以及藩镇内部政治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而对‘忠于唐廷’形象的构造与展示也是河北藩镇构建自我权力合法性论述的起点”，并对魏博、昭义等镇作了个案分析。应该说，如果张国刚等学者开启了重新认识藩镇与中央关系的序幕，那么这一时期的藩镇研究者则更进一步认识到：节度使对于皇帝忠诚的诸多细节，以及皇帝—节度使—将校之间，关于忠诚的同构性。
由于文化教育的普及程度较低，宋代至民国时期的大部分民众处于文盲状态，观念史所呈现的主要是“精英观念”。哪怕在民国，藩镇观念的主导者还是大学教授等精英群体。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以后，文化的繁盛，“民众观念”开始与“精英观念”争鸣，在一些公共媒体平台，史学爱好者提出藩镇与中央是共生关系（symbiosis），这一概念的使用虽不甚准确，却反映出藩镇都是割据的传统思维，已经不是主流。除此以外，一系列的中高考试题，也围绕藩镇与中央关系展开，2018年的全国卷就是通过藩镇类型的胪列，得出藩镇“延续了唐朝的统治”的结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藩镇观之所以发生改变，是诸多因素共推的结果。万余方墓志的整理丰富了人们对于藩镇诸多细节的认识，仇鹿鸣就检视了“关于河朔三镇的碑志中却存有大量忠于朝廷意识的表述”，新出的一系列墓志也呈现了河朔胡族节度使家族对于华夏的认同。史实的丰富，无疑有利于史观的改变。需要看到的是，这一时期史实与史观的关系，是史观先行，人们开始认识到藩镇不只是割据与跋扈，然后在这一条延长线上去丰富相关的内涵。
研究成果的国际性交互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面。民国时期，日本学者有一系列藩镇研究成果，桑原骘藏关注到河朔藩镇的特殊危害，“为朝廷患者，号河朔诸镇”，佐野袈裟美《中国历史教程》、森谷克己《中国社会经济史》等中译本文字皆有藩镇割据的相关描述。民国学人不援引以上文献，一方面是日本学者的论述并不精深，更重要的是与当时背景下的民族气节相关。这种国际性交流的隔绝，使得藩镇观的交互影响较小，正如张天虹看到的那样，“杜希德先生、大泽正昭先生和张国刚老师分别在英语世界、日语世界和中文世界各自独立地系统分析了藩镇与中央的关系，揭示了藩镇和割据没有必然联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影响，国际性交互影响逐渐深入。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渡边孝关于牛李党争文章在国内的翻译与发表，其中关于藩镇与党争关系的论述，可以看到渡边氏能够充分掌握我们的成果。此后，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栗原益男、谷川道雄、堀敏一、松井秀一、大泽正昭、森部丰，西方学者蒲立本、杜希德、查尔斯·彼德森、梅兆赞的藩镇研究成果，进入国内学者的视线，一些代表性的成果，比如渡边孝对魏博与成德二镇藩镇性格的论述，被国内河朔藩镇研究论文反复援引，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然，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快速发展与文化的空前繁荣。民国时期，高一涵认为：“‘断代为史’……不得不在淘汰之列”。高氏立足民国经济与文化的实际，认为学界不可能有那么多史学工作者，此论无疑是知言。然而，高氏断难预料，当下经济文化的繁荣催生了一系列藩镇研究成果。时至今日，藩镇的个案基本已经做尽。大量相关研究成果，大大推进了藩镇细部研究，改变了人们微观的藩镇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藩镇观念能够更为客观、细部地对待史实，无疑是进步的。同时，学界在此基础上的相关研究，又呈现了一些窒碍现象。藩镇观的确立，概论性的方向开始坐实。同时，切入点主要是中央与藩镇关系，或者说是中央对藩镇的控制，结论也就叛逆、忠顺、共生等几个面相。这一方面导致大量的研究成果是同质性的，学理性价值较弱；另一方面，使得对于藩镇时代的认识呈现了不平衡性。武宗平泽潞之前的成果较多，之后中央与藩镇之间关系趋于平和，藩镇内部的民族相关问题减弱，总体藩镇观又是藩镇不只是跋扈，藩镇确立有利于中央与藩镇之间呈制衡关系。藩镇观导致认识的不平衡，学界充斥着大量武宗平泽潞前的成果，又反过来使得学者对于唐末相关认知愈加模糊。
随着国外特别是日本相关藩镇研究成果的译介，催生了国内学者吸收日本学者理论与细部研究的双重特点。“唐宋变革论”无疑兼具理论与实证的特征。国内藩镇研究的兴起，基本上和“唐宋变革论”热烈探讨时间一致。这使得我们许多藩镇成果，到最后要强行嫁接到“唐宋变革论”的理论，从而使得藩镇观要置入在“唐宋变革”的视野中观察，诸多实证研究最终以空洞理论为结语。现在来看，藩镇研究与“唐宋变革论”的嫁接，除了出现一些理论对话的成果，在具体实证问题，以及长时段观察整个藩镇时代，意义都极为有限。
民国学人主要以通史见长，以整个中国史为观察，唐宋之间的变革就没有那么明显，“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但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宋之于唐，只好说像东汉之于西汉”。当代学者专精于断代，站在宋代看唐，或立足于唐视宋，就难免有鼎革之感。民国学人将整个藩镇时代齐观，论变革者少，谈一致性多。当代学者将唐、五代藩镇分视，反而多有变革之论。
民国学人将藩镇时代视为整体，主要基于国内军阀混战的现实。当代学者分视唐、五代，既是藩镇研究步入细部的产物，同时又受“唐宋变革”理论的影响。民国的藩镇观，前期侧重军阀割据，后期聚焦民族问题。当代的藩镇观，前期以藩镇割据为主要对象，进入21世纪则嫁接“唐宋变革”。同在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关注藩镇对于中央的积极意义，而大陆学者还要到80年代。不得不说，面对基本一致的事实，藩镇观念产生如此大的变化，主要是现实的需要与研究范式转移的产物。
结语
纵观宋代以降的历史，关于藩镇的史实是基本不变的，哪怕晚近以来墓志文献的大量刊布，关于藩镇史的一些未知细部得以呈现，史实的宏观整体并没质的变化。然而，建立在史实基础上的史观，却一致因国家形势的不同而嬗变。总的来看，在面临外敌、乱民之时，往往建镇的观念会成为主流。但是，在什么区域建镇、藩镇是否世袭、藩帅的人选、藩帅权限范围等诸多问题，各个时代皆有差异。而在军阀影响中央集权之际，藩镇跋扈的史观往往占据压倒性局面。然而，一旦以上因素消失，国家处于安定之时，史观不需要服务于现实，客观认识藩镇的有利一面就会是主流。尤其是大一统局面形成之后，藩镇的史观就会更为客观。
史观服务于现实，但也不一定能完全实践。明清鼎革之际的封建之议，就没有落实。特别是在民国之际，军阀混战导致藩镇跋扈是史观主流。随着日寇的外敌入侵，史观并没有立马转向建镇，仍然是强调藩镇的危害。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抗战时期又有多个战区，司令长官在辖区内又具有较为独立的军权与财权，史实—史观—实践三者之间呈现了复杂的关系。应该说，宋代以降藩镇观的嬗变，既有规律性的一面，同时也有复杂的面相。
藩镇史观的具体内容，除了藩镇和中央关系的总体认识以外，还有以国家治理为视角的诸多延伸内容，将藩镇问题，与女祸、宦官、骄兵等合观。藩镇史观的当代史价值，既体现在当朝的政局的影响，又是前朝兴亡经验的总结。宋人总结唐亡，就突出女祸，后世女性专权不重，就极少谈起。在对前朝兴亡史实经验总结的同时，偶尔会对前朝诸多的史观呈现了模糊印象，比如当代的藩镇观，往往会孤立地看陈寅恪等人对于藩镇的认识，很难将陈氏对于河朔藩镇的认识，与当时民族兴亡以及时人的整体藩镇观相联系。同时，当代学者常用“藩镇时代”这一概念，却很少知悉这一概念起源于民国。对前朝史实的清晰和史观的模糊，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史观的发展，并不是一直进步的，常有退步现象。比如藩镇与宦官的认识，早在民国时代，吕思勉就说，“政权根本之地，不可有拥兵自重的人，宦官亦不过其中之一罢了”，明确认为宦官专权主要是宦官群体掌握了权力，而不是宦官群体的特殊性所致。然而，当代学者许多的论述皆围绕宦官心理和生理的缺陷等问题展开，认为宦官专权主要是因为宦官群体的特殊性。这些史观，相形于吕思勉的认识无疑是退步的。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史观不再是精英的专利，史观的多元化会进一步催生史观出现停滞，甚至是局部群体的倒退。
总体上来看，藩镇与中央之关系，是相互利用的态势，还是藩镇跋扈破坏了中央集权，这两种史观很难明确哪种是绝对正确的。特别是将藩镇理解为地方治理“封建制”的范式，自宋代以降就反复存在争论。柳宗元《封建论》一度被认为是不刊之学说，然而进入宋代就被反复地批判。纵观宋代以降的观念史变迁，诸多观念已经不再讨论，藩镇则是长达千年的议题。然而，就藩镇观的嬗变而言，中国古代一些经典议题没有完美的定论，只有时代的答案。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卜宪群学部委员工作室建设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