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锐，全球能源互联网经济技术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当代世界》2026年第7期
内容提要：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时代背景下，地缘冲突与低碳转型成为影响全球能源安全的主要因素。地缘冲突强烈冲击全球能源秩序，使能源基础设施成为军事打击优先目标、海上能源通道安全风险高企、油气市场剧烈震荡、能源供应链加速阵营化重构。低碳转型重塑全球能源安全内涵，既衍生关键矿产供应、新能源装备制造、网络安全、气候变化风险等一系列新型安全关切，也依托清洁能源、跨国电网及分布式系统拓展安全保障路径。中国需推进全球能源治理与安全治理跨界联动，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能源安全协作，深化能源转型国际合作，推动全球能源治理机制创新。
关键词：全球能源安全 地缘冲突 低碳转型 全球能源治理
全球能源安全是关乎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能源保障对各国均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近年来，地缘冲突与低碳转型构成影响全球能源安全的主要变量，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世界能源版图，多国能源供应链遭到严重冲击或深受能源价格波动影响，能源安全内涵亦从资源保供向系统韧性维护加速演进。这一变局既带来空前挑战，也孕育着重构能源体系、革新国际能源合作模式的宝贵机遇。
地缘冲突对全球能源安全的冲击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缘冲突频发、大国博弈加剧，能源日益成为施加地缘政治胁迫的工具，全球能源格局由市场逻辑驱动、要素高度自由流动的互利协作，逐步转向由战略安全逻辑和地缘政治阵营主导的断裂分化，多国面临日益严峻的外源性能源供应风险。近年来，地缘冲突对全球能源安全的冲击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能源基础设施成为军事打击优先目标。近年来爆发的多场大型武装冲突均显示，能源基础设施加速脱离传统战争法中“民用目标”的保护范畴，演变为“现代冲突中被优先锁定、反复争夺的‘高价值靶标’”。在消耗战与混合战重塑冲突形态的当下，打击军事目标往往见效慢、代价高，而摧毁能源关键节点更易在经济、社会乃至军事层面制造链式崩塌效应，控制对手经济命脉，削弱其战斗意志。而且，现代能源系统一体化特征放大了军事打击破坏力，比如，电力系统一旦受损，将即刻导致油气开发活动停摆。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大型电厂和输变电网络进行持续高强度打击，乌克兰基荷电源的装机规模由危机爆发前的38吉瓦降至2024年春末的12吉瓦。乌克兰将俄罗斯炼油厂、油库和油气出口终端作为无人机打击重点，据开源信息统计，其对俄攻击次数从2022年的18次飙升至2025年的142次，范围延伸至西伯利亚腹地。2025年俄罗斯炼油厂的产品交付量降至近15年来最低水平。2026年美以伊冲突爆发后，美国、以色列空袭伊朗海上天然气田、哈尔克岛石油出口枢纽和多个储油库。伊朗为增加冲突成本、倒逼美国止战，对海湾多国能源设施实施大范围反击，造成近30处严重受损，其中既有牵动全球市场的液化天然气生产线、炼油厂等核心资产，也有多座海湾地区特有的“发电—海水淡化”联产厂，直击当地民生命门。在多方势力介入的苏丹内战中，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围绕3个主力油田、喀土穆炼油厂的控制权多次爆发激烈交火，该国石油基础设施遭受归零式摧毁，主要产油区近乎全面停产，成品油炼制能力彻底丧失。
第二，海上能源通道安全风险高企。在地缘冲突影响下，多个关键海上能源通道处于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重的高压区间，能源运输船队遭遇封锁、扣押或武力袭击的风险居高不下。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也门胡塞武装以声援巴勒斯坦为由，多次在红海和曼德海峡对关联以色列的商船发起导弹、无人机袭击，严重干扰中东对欧洲的油气出口、俄罗斯对印度和亚太国家的原油出口。美国非但不推动停火止战，反而牵头组建多国海上联军并联手英国实施报复性空袭，令红海局势进一步复杂化，致使地区冲突长期延宕不决。
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世界约四分之一的海运石油贸易、两成左右的液化天然气贸易。2026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宣布禁止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海湾国家能源出口由此陷入史上罕见的阻滞状态。自3月下旬起，伊朗转向“选择性通行”模式，允许部分船只在获得其许可并缴纳通行费后通过，但实际通行量十分有限；美军于4月中旬实施反向海上封锁。双方行为均严重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规范海战行为的国际法原则。截至7月上旬，随着美伊谈判取得进展，霍尔木兹海峡暂时恢复通航。在以往数十年地缘博弈中，伊朗惯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对外威慑筹码，因顾忌自身能源出口利益受损及潜在军事反制，未真正付诸实施。然而，此番冲突已触及伊朗政权存续红线，海峡封控成为其不对称制衡战略的关键手段。实践表明，海峡通行的全面截断并非达成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具有可信度的封锁威胁和间歇性袭扰足以引发国际能源市场恐慌，迫使对手与国际社会承受重大政治经济代价。由于伊朗坚持要在海峡收取通行费，谋求与阿曼实施共同管理，伊朗在海峡主航道布设的水雷尚未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回归安全常态仍存较多变数。
围绕马六甲海峡的军事布局不断加码。作为中国进口原油及液化天然气的必经之路，该通道的“咽喉”属性使其成为外部势力对华战略钳制的关键锚点。美国推行海洋霸权，声称已制定战时封锁马六甲海峡、切断中国能源进口大动脉的军事预案，并密集拉拢地区国家举行针对性的联合军演。印度强化在安达曼群岛多地的军事存在，尤其是在距马六甲海峡西口40海里的大尼科巴岛扩建军民两用机场和海军后勤中心，其将地缘区位优势转化为航道干预能力的意图不言自明，也与美国“印太战略”下对华钳制的布局形成呼应。
第三，全球油气市场剧烈震荡。美以伊冲突是自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以来对全球油气市场冲击最为严重的地缘政治事件。长期以来，当某个主要油气出口国出现贸易中断或产能减少情况时，“运转良好且互联互通的跨国市场能够通过价格信号高效调配资源，从而缓解冲击”。然而，本次冲突的冲击对象为海湾油气国整体的稳定供给能力和闲置产能，且全球无法找到同等规模量级的替代供给来源，传统调节机制基本失效。战事引发的区域油气产能受损和海峡封锁造成全球日均约600万桶原油、24万吨液化天然气的供应缺口，布伦特油价突破100美元/桶的关口，亚洲原油进口实际到岸成本一度突破150美元/桶。实物供给冲击沿金融链条快速外溢，全球油气现货、期货市场及套期保值机制严重失灵，海湾地区关键基准油价的价格发现功能紊乱，世界不同区域的价格分化进一步加剧。市场波动、油价飙升最终转化为各国沉重的民生压力。据欧盟委员会2026年6月初的统计，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国家为进口化石能源的新增直接成本达470亿欧元，其中还不包含各国为应对能源价格上涨所支出的巨额补贴；2026年4月底，美国普通汽油平均价格较2025年同期高出1.12美元，创下近4年来新高。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油气超过八成流向南亚和亚太市场，这些区域国家承压最大、损失最多。印度受高油价拖累，贸易逆差自3月以来迅速扩大，工矿、餐饮等行业因无力承受进口油气成本而大面积停工。在东南亚，菲律宾于3月下旬宣布全国进入能源紧急状态，马尼拉约六成加油站一度断供；越南天然气库存在冲突爆发后仅够维持11天，全国实施燃油限购；老挝、柬埔寨成品油缺口较大，农业生产与民生用油告急。
第四，能源供应链加速阵营化重构。能源供应链阵营化的实质，是地缘政治逻辑对市场经济逻辑的系统性压制或替代，迫使原本基于效率与互补的全球跨国市场依照价值观与同盟体系发生强制性断裂。在乌克兰危机延宕不决的背景下，欧盟将能源“去俄化”作为对俄罗斯战略施压的主要手段，不断削减从俄罗斯的能源进口规模。2021—2025年，俄罗斯天然气在欧盟进口总量中占比从45%降至13%，俄罗斯石油占比从26%跌至不足3%，煤炭占比则从50%归零。2026年1月，欧盟通过法规，明确从2027年1月1日起禁止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从2027年9月30日起禁止进口俄罗斯管道天然气，这标志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穿越冷战“铁幕”的俄欧能源纽带走向终结。为填补供应缺口，欧盟只能更多依靠西方能源出口国，尤其是舍近求远扩大从美国的油气进口，付出高昂成本。同时，油气供应链涉及的计价结算、风险管控、航运等环节同样出现阵营化分裂，西方国家依托“石油美元”运作机制、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金融报文网络和由其主导的海运保险体系，肆意构建针对竞争对手的制裁网络；俄罗斯、伊朗等国则通过构建平行支付体系、运营“影子船队”和海上储油浮舱等，力推贸易“去美元化”和物流链自主可控。“两个市场、两套规则”的双轨制格局，日益加深全球油气贸易体系的结构性裂痕。
低碳转型对全球能源安全内涵的重塑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的能源安全关切锚定化石能源的可获得性与可承担性，安全风险的评估聚焦资源储量和集中度、进口依赖度等指标。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与集体行动，加之新能源技术日益成熟且具备经济可行性，以供给侧清洁替代、消费侧电能替代为核心的低碳能源转型不断提速。数据显示，2020—2025年，全球能源转型投资额从约5000亿美元增长至2.3万亿美元；全球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容量从2810吉瓦增长到5149吉瓦，其规模已占全球总发电装机规模的49%。随着全球能源体系变革，能源安全的内涵也将经历长期、深刻的重塑。
一、新型安全关切日益突出
低碳转型使人类开发利用能源的形态日趋多元，能源安全关切从单一的资源保供逐步升级为涵盖一次与二次能源、关键矿产、核心技术、基础设施韧性等要素的系统性安全。其中，若干新兴议题成为重构全球能源安全架构的关键变量。
其一，关键矿产的稳定供应。新能源装备制造，如光伏组件、风电机组、电动汽车及储能电池等高度依赖锂、钴、镍、稀土等关键矿产，低碳时代的能源系统呈现显著的材料密集型特征。但是，全球关键矿产供给深嵌于既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存在较多安全风险，如部分资源富集国政局不稳或推行较为激进的资源民族主义政策，主要经济体围绕海外优质矿权的地缘博弈日趋激烈，西方跨国矿业巨头强势控制资源开发和融资流向，不少资源富集国存在反对矿产开发的强大社会阻力等，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矿产供给规模对全球低碳转型需求的支撑能力。同时，美国对关键矿产霸权的追求有增无减，意图构建排除中国、全面“友岸外包”和本土化的供应链闭环。特朗普政府着力通过G7等多边平台，推行由美国主导的矿产合规标准和定价体系，试图确立对关键矿产流通秩序的掌控。
其二，新能源装备制造的自主可控。对于新能源开发大国，掌控装备制造主导权关乎能源转型进程与新型能源体系安全。尽管多国纷纷加码相关制造业的本土化布局，但在高端核心设备与关键零部件环节，既有技术路径依赖与全球分工惯性较为突出，短期内难以实现供给来源多元化与等效替代。例如，中国虽具备新能源领域的全产业链规模优势，但在一些关键环节上仍存挑战：风电领域的齿轮箱技术、变流器、可回收叶片技术仍需持续攻关；新能源汽车面临动力电池安全性与续航能力瓶颈，智能网联系统的自主可控度有待提升；电网领域的特高压套管、大功率IGBT芯片对外依存度较高，高端规划设计与电力电子仿真软件仍部分依赖欧美产品。
其三，能源系统的网络安全。现阶段，数字技术与能源电力产业深度融合，尤其是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高度依赖智能感知与网联控制架构，这在提升系统效率的同时，也使网络攻击面呈指数级扩张。典型的攻击方式包括向控制系统植入恶意软件或勒索病毒、远程劫持控制权限、蓄意制造系统故障、窃取核心运行数据等。例如，2022年4月，德国某大型风电运维企业遭遇勒索软件攻击，直接导致该国约2000台风电机组的远程控制系统瘫痪一天。更为严峻的是，针对电力系统的网络战已演变为混合战争的重要内容。2026年1月3日，在美国强掳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行动中，美军网络攻击加拉加斯电网，造成该市大面积停电，以阻断委政府指挥通信体系。
其四，气候变化风险。全球范围的气候异常频发严重威胁电力供应稳定。一方面，热带气旋、极端低温、雷暴等气象灾害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如山火、洪涝等）可大面积损毁电力电网设施，造成大范围断电。另一方面，气候变化进一步放大风光发电的间歇性与波动性短板，加剧电力系统供需实时平衡难度。例如，2024年11月，欧洲大陆经历较长时间的无风多云天气，多国风光发电量陷入谷底，触发区域性电力短缺危机，德国现货市场电价创下18年来的最高水平，奥地利、比利时等国电价涨至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新高。
二、能源安全保障路径更为多元
能源转型为各国提供更多夯实能源安全基础、拓展国际合作网络的新支点。
其一，清洁能源开发能够有效提升各国能源安全韧性。对于全球数量居多的化石能源净进口国而言，通过大规模开发本土清洁能源，能够更大程度实现“将能源饭碗端在自己手中”的发展战略，防范外部风险与价格波动冲击，提升能源系统抗风险能力。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启动名为“REPowerEU”的能源发展方案，进一步加大对风电、光伏、绿氢等领域投资，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2018—2021年，欧盟新增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累计92吉瓦，而2021—2025年，这一指标跃升至265吉瓦。2025年，欧盟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为47.7%，14个成员国风光发电量超过化石能源发电总和，区域天然气发电量连续3年低于风电发电量。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一些国家借能源转型保障能源安全的力度较以往更大，如印度2026年前5个月太阳能新增装机容量达到21吉瓦，刷新历史同期纪录；菲律宾启动20余个大型清洁能源项目，加之户用屋顶光伏出现爆发式增长，2026上半年成为全球最大太阳能装备进口国。有评论指出，巴基斯坦在2026年能源危机中受到的波及相对其他南亚国家较小，主要原因是太阳能在该国快速普及，其发电占比从2020年的2.9%骤增至2025年的32.3%，四分之一的家庭安装了屋顶光伏，构建起具有较强韧性的内生安全屏障。
其二，跨国电网成为构建新型能源安全共同体的关键纽带。随着多国能源体系电气化、清洁化程度提升，跨国电力互联的战略价值愈发突出，通过广域清洁能源的优化配置与多时空互补互济，各国能够在降低电力成本的同时，实现供能充足与绿色转型，携手构建普遍安全的共赢前景。当前，各大洲都在加强区域跨国电网的布局与建设，如非盟推进非洲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整合现有的5个次区域电网；阿盟提出“泛阿拉伯统一电力市场”目标，以埃及、沙特等国为枢纽，构建从波斯湾到大西洋的跨洲骨干网架；东盟设定区域电网扩容目标，计划将跨境互联容量从2024年的2.8吉瓦提升至2040年的13.7吉瓦；欧盟则在成熟互联基础上，重点推进南欧光伏外送、北欧风电外送等跨境工程。跨国电力互联的增强有利于各国构建更趋平等可靠的能源相互依赖关系，一是因为电力进口国在其所处区域通常面临多个可供选择的合作对象，而且能够保持开发本土清洁能源、增强对外进口的自主权，避免陷入对单一能源供应国的过度依赖。二是由于电网互联的物理耦合特性有利于抑制冲突升级。电网互联创造了风险共同体的安全范式，任一节点的破坏行为将瞬间波及整个系统，攻击者容易面临“回旋镖效应”，即针对他国的破坏行为会通过连锁故障反噬自身系统。
其三，分布式清洁能源对全球贫困、动荡地带的能源接入提供可行方案，帮助这些地区实现基本能源安全。分布式清洁能源最主要的形态是分布式光伏，也包括微型风电、沼气发电、小水电等，其具有安装和运行成本低、技术门槛低、在地化供应、运维简便等优点，能够在主干电网缺失或屡遭战火损毁的脆弱环境下发电，为医疗、教育、通信等基本公共服务提供韧性支撑，打破不少地区“能源贫困—发展停滞—安全失序”的恶性循环。近年来，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依靠分布式光伏与小水电，大幅提升偏远乡村地区通电率，在传统农业电气化、互联网普及、青少年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实现积极改善。在也门、巴勒斯坦、南苏丹、乌克兰等长期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民间自发安装的屋顶光伏系统已成为维系基本经济活动、保障民生底线及减少人道主义灾难风险的重要基础设施。
促进全球能源安全治理的中国方案
当前全球能源安全秩序处于深度调整与高风险并存的波动期，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同时，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呈现固化的“效能赤字”，在西方主导的治理框架下，议题设置长期服务于少数发达国家利益，既难以有效缓冲重大地缘政治冲击、构建公正有序的能源转型国际合作架构，也无力弥合大国分歧、缩小全球南北发展鸿沟。面对复杂严峻形势，中国应秉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能源安全治理中更加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充分发挥自身在化石能源保供、新能源全产业链塑造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持续深化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将全球领先的产业硬实力转化为制度性话语权与治理软实力。
一是推进全球能源治理与全球安全治理跨界联动，形成应对挑战、破解困局的综合施策方案。将能源基础设施安全、跨境油气与电力通道安全、新能源供应链安全等议题作为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的优先议程，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抵制军事破坏、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扰乱全球能源市场。深化应对网络攻击、极端天气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国际合作，推动建立跨域风险预警与响应机制。在联合国、G20、APEC等多边框架下发起能源安全对话协调机制，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维护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环境，抵制能源领域的泛安全化、阵营化倾向。在国际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援助中加大能源救援，为战乱或动荡地区提供应急发电设备、微电网技术及电网抢修支持。
二是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能源安全协作，打造全球能源安全的“稳定锚”。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重启中美能源政策对话机制，增进双方在保持全球油气市场稳定、维护海上能源通道畅通、促进能源网络安全、扩大油气贸易规模等方面的战略沟通，为两国产业界、技术界合作创造条件，扩大合作增量。对欧洲继续加强“能源—气候”复合型治理合作，拓展双向开放与互利合作空间，推动绿色技术标准互认与规则对接，在美国低碳战略摇摆的背景下共同推进全球低碳转型发展。着眼长远谋划中俄能源合作，在巩固油气贸易的基础上，及早布局核能、关键矿产、极地能源、能源金融等新增长点。深化与大国的能源合作网络建设，以利益交融对冲零和博弈思维，为世界提供更加坚实的能源安全支撑。
三是拓展能源转型国际合作，以新能源、新技术、新产业为抓手提供维护能源安全的中国方案。依托清洁能源开发、设施升级改造、电力互联互通等全领域合作，为各国能源转型提供涵盖规划、投融资、建设、运营各环节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实现转型提速与安全增效互促共进。加强与发达经济体企业在新能源领域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共建南北协作、利益共享的生产型网络。支持中国新能源装备企业设立海外研发生产基地，快速响应属地化客户需求，促进全球价值链深度嵌合。完善面向全球南方的新能源技术转移机制，推进成熟适用技术规模化应用，努力弥合国际技术鸿沟。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全产业链合作，巩固新兴经济体的矿产供应国地位。
四是深化能源治理机制创新，提升全球能源治理实效。坚持问题导向，积极引导全球多边机制和能源类国际组织聚焦能源安全议题，深化合作共识，管控分歧差异，减少战略误判，切实增强对全球南方国家合理发展诉求的制度性回应。充分发挥金砖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合作等多边框架的建设性作用，围绕能源贸易本币结算、跨国电力贸易、能源绿色证书、能源集体应急、能源投资保护等加快构建国际通用规则，提升合作稳定性与可预期性。探索创设以清洁能源和电力为主要治理领域的新型政府间国际能源组织，校准全球能源治理方向，打造促进全球战略沟通、产业协同与技术协作的主渠道，构建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多边能源外交主阵地。
结 语
世界秩序之变与能源体系之变深度交织，推动全球能源安全格局步入关键重塑期。地缘冲突持续激化能源政治的对抗性逻辑，使传统安全关切回归并主导全球能源版图。低碳转型重塑全球能源安全内涵，既制造新的风险点与脆弱性，也为各国改善安全环境创造有利契机。中国是全球能源生产与消费大国，全球能源安全与中国能源安全休戚与共、同频共振。同时，中国能源产业实力与全球能源体系的生产实力具有共生性和互构性。在此背景下，中国应持续增强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快将能源发展优势转化为促进全球能源安全的强大动能，推动构建兼顾发展与安全、公平与效率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涉华安全议题‘去安全化’国际传播话语策略研究” （项目批准号：24YJC860021）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