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学术前沿》2026年第12期

【摘要】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分析经济发展的政治动因时，具有明显的国家中心主义倾向，缺乏政党政治研究视角。从政党研究的新视角比较分析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发展型政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一种发展型政党制度，具有明确的历史使命和发展趋向，其建立党政一体的强大领导制度与动员体制，注重提升执政能力与参政能力，在创造发展成就的同时，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信任；西方国家很多政党本质上是代表社会中不同阶级阶层和局部利益的政治组织，在向卡特尔政党转变过程中退化为争权夺利的分利型政党，政党恶斗直接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等严重问题，是西方之乱的重要根源。

【关键词】发展型政党 分利型政党 政党制度 比较政治经济学

【作者简介】郭定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上海（复旦）基地执行主任，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现代中国政治与现代东亚政治，主要著作有《政党与政府》《多元政治》《上海治理与民主》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拓创新，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大课题，人们试图从中探寻“中国之治”的政党密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不少西方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金融危机时有发生，政治运作效率降低，政党政府治理乏力。本文尝试在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引入政党中心主义的新视角，从政党宗旨目标、执政体制、治理绩效等维度对中西政党与政党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旨在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比较优势，为构建中国政党政治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一定启示。

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政党视角

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国家中心主义倾向。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政治动因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具体包括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等。随着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全球经济屡次遭受金融危机冲击，在回应和解决各类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得长足进展，涌现出诸多优秀成果。例如，彼得·古勒维奇的《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五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政策比较》、彼得·霍尔的《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彼得·埃文斯的《嵌入式自主性——国家与产业转型》。在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创造经济发展奇迹后，学者们不断加强对东亚发展奇迹和发展模式的研究，为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了许多鲜活案例和创新概念。例如，查默斯·约翰逊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罗伯特·韦德的《驾驭市场——经济理论和东亚工业化中政府的作用》。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推动比较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快速成长，对于我们加深对各个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认识也具有重要作用。

现有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聚焦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比较，分析经济发展的政治社会背景和制度结构，注重各个国家内部的政府、利益集团与市场的关系及其跨时空比较，具体探讨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制定过程、国家发展战略的政治影响、国家经济政策的政治影响、国内经济发展与国际政治环境的互动关系等多种不同的主题。[2]其中尤为重视国家或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学者们广泛探讨了国家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查默斯·约翰逊专门研究日本通产省在创造发展奇迹中的重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型国家理论，认为在日本这一发展型国家内部存在许多相互争夺权力的政府部门，其中“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的部门最有影响力”，“通产省的职权范围甚广，但它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权力在于掌握产业政策”。[3]与约翰逊强调政府官僚机构的作用不同，江时学分析军政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军政权为了增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重视发展经济，并在经济管理上大力依靠技术专家，以弥补军人在这方面的经验欠缺。[4]

以上分析表明，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分析经济发展的各种政治因素时，具有明显的国家中心主义倾向，缺乏政党研究视角。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忽视政党问题研究，一方面，是由于在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早期，政党确实并未产生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正如亚当·斯密等早期经济学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市场的竞争机制便能够推动经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世界市场的发展，认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5]另一方面，一些后发国家盲目照抄照搬西方政党政治发展模式，不仅无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反而导致水土不服、弊病丛生，不仅没有实现现代化，反而错失发展良机。韩国第一和第二共和国时期的政党政治，便是典型。韩国政治党派一度博弈激化，给国家治理的稳定性造成威胁。在此背景下，分析研究经济发展的政治动因便难以聚焦于政党的引领作用。

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强调政党研究视角的必要性。当今世界，政党已成为各国国家治理的关键政治主体，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应将其作为重要研究对象。因此，本文在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引入政党中心主义的新视角，从政党的宗旨目标、历史使命、组织体制、领导能力、治理绩效等多重维度比较分析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当前，这一政党研究新视角已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张春满曾经从政党领导力的视角对中美进行比较分析，认为美国的两大政党为了本党狭隘的党派利益而置国家整体利益于不顾，开展内耗性的政治斗争；中国共产党则始终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注重发挥执政党的政治引领作用，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6]燕继荣、李修科从“使命型政党”与“利益型政党”两种不同政党类型对比分析中西差异和中国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认为与西方的利益型政党重视选举周期与竞选承诺相比，中国的使命型政党更加重视长远目标和政策过程的闭环。[7]如此强调政党研究的新视角，主要基于如下三点原因。

其一，这是全球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政党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又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党在不同现代化发展阶段和不同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具体来说，虽然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都有不同政党存在并开展政治活动，有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党还是学习和模仿西方政党的产物，但是其政治属性、组织特征以及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均存在重大差别。戴维·阿普特很早便意识到这一问题，他认为不同社会所走的现代化道路往往是由政党决定的，由于“发展中国家政党的许多特征与西方国家政党的特征完全不同”，政党在不同社会的不同作用使得在某个单一概念下进行分析困难重重。[8]与先发国家的政党是在政治革命与工业革命之后形成、是新政治秩序下新社会结构的适应者与分利者不同，后发国家政党通常肩负着推进现代化和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使命，要开展政治革命和解放战争，往往是旧政治秩序的破坏者和新政治秩序的创造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不仅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更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林尚立指出，“共产党主导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需要政党主导，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政治逻辑”。[9]这是明显不同于先发国家政党政治的逻辑。

其二，这是世界政党政治功能演化的必然结果。在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初并不存在政党，英国的政党在17世纪末产生之后一直被视为民间组织和志愿团体，国家法律没有相关明确规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各国虽然已有大量政党活动，但这些政党一般均以社团身份参与政治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西方的政党政治出现重大转型，许多政党逐渐从群众型政党转变为全方位型政党，有的甚至成为卡特尔政党。这一转变的本质特征是，许多西方政党逐渐脱离社会向国家靠近，并寻求更多的公共资源。欧美政党在吸收党员、赢得公众信任等社会联系方面日益陷入危机，而在提高组织管理能力、控制国家官僚机构、获取公共资源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这样，政党在国家政权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角色日益凸显，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政治主体，这些政党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治理型政党，因而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影响显著扩大。[10]

其三，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进行国家治理、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认为无产阶级在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的同时，必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在各个历史时期均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为基本任务。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1]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调整和优化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与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发挥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优势。202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12]这为我们从政党研究的新视角拓展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明确方向。

发展型政党与分利型政党的类型差异

随着现代化浪潮的推进与扩展，政党在很多国家纷纷出现并面临迥然相异的历史背景和政治使命。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政党更是肩负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的重任。于是，世界各地的政党在基本性质、宗旨目标、组织结构、权力关系等方面形成巨大的差异。从政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来看，存在明显的发展型政党与分利型政党之别。大而言之，后发国家会出现发展型政党，而先发国家的政党则呈现明显的分利型特征。

发展型政党与分利型政党的类型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13]这深刻揭示政党的重要作用，是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强调政党中心主义的新视角，并借此探寻中国之治的政党密码的根因。回顾党的百余年奋斗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大力推进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这种现代化发展奇迹的创造已成为一个世界级现象，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均力图破解中国之治背后的密码。兰小欢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是由政府强力推动的持肯定立场，认为中国政府具有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调整自身角色和作用方式的能力，并开始从“生产型政府”逐步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但是他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和宏观现象过程中，并没有注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而且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政府的过程中，党政二者在组织上紧密交织、人员上高度重叠，因此无须特别强调党政之分。[14]实际上，中国发展成就的深层奥秘远非如此简单。本文试图将中国共产党理解为一种发展型政党，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理解为一种发展型政党制度，进而分析政党在主导和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在研究东亚经济发展成就的过程中，一些学者注重强调国家官僚机构的作用，特别是政府经济领导部门的作用，于是提出“发展型国家”“发展型政府”等标识性学术概念。其实，即便在作为“发展型国家”典型代表的日本，政党在维持政治稳定、制定发展战略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虽然均有发展型国家模式的某些基本特征，但彼此各有特色，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政党主导并推动经济发展的现象仍比较突出。查默斯·约翰逊在论述“发展型国家”这一概念的应用范围时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开始将日本发展型的制度适用于列宁的遗产，开始尝试着消解指令经济”。很明显，如果说中国存在某种发展型的制度，那么突出特征一定是发展型政党和发展型政党制度。张长东在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的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认为，“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强大的国家能力，而这一能力根源于政党”。[15]唐皇凤在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时提出：“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驱动和主导力量，党以推动现代化发展为核心使命，具有鲜明的发展导向，是典型的发展型政党。”

比较而言，西方国家的政党则呈现截然不同的类型特征。西方政党起源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推动西方各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改革过程中曾经发挥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得到一些学者的积极评价。但是，由于西方政党本质上是代表社会中不同阶级阶层和局部利益团体的政治组织，在向卡特尔政党转变过程中，这些政党大都进一步退化为争权夺利的分利型政党，并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诸多消极影响。对于分利集团的影响，曼库尔·奥尔森曾经有过鞭辟入里的分析，认为这些分利集团具有排他性，为了扩大自身的特殊利益和确保本集团的特权地位，会提高社会交易成本、阻碍在全社会采用新的技术和重新进行资源分配，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率和社会总收益，并加剧政治生活中的矛盾与分歧，最终导致经济停滞和社会僵化。对于西方政党的分利型政党性质，米塞斯指出，“代表某一社会集团或阶级的现代政党明确宣布，它们的政治目标是为它们所代表的那些集团谋求特权”。“所有的这些政党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它们为了它们所代表的社会集团谋求权益的行为根本没有顾及全社会的整体利益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现代政党只为社会的某一部分人谋求利益，根据部分人的利益的取向来决定自己的政治目标和行动目标。这种现象在近年愈演愈烈。”[16]实际上，恩格斯曾具体分析西方这种分利型政党的性质，认为美国的“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为富有权势的部分，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的政治家“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17]西方各国的分利型政党不断争权夺利，直接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等严重问题，是西方之乱的重要根源。

发展型政党与分利型政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指导思想与意识形态方面。作为发展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18]在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锚定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总方向，并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需要制定适时的发展战略。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也是一个政党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指导，为增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统一提供了坚实思想基础。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在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强调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发展的手段。这就为我们党制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奠定基础、提供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沿革和时代要求，提出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全球经济发展大格局和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深化对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规律性认识”，[19]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遵循。

西方分利型政党则呈现明显的意识形态淡化趋势，有的西方政治家甚至扬言意识形态的终结。现代政党的意识形态长期以来一直是政党政治发展的基础，也是政党政治研究的重要维度。但是在近年来逐步向全方位政党和卡特尔政党的转化过程中，西方各国的一些政党为了追求选票最大化，淡化自己的意识形态色彩，希望以此笼络选民。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去意识形态化和思想路线调整。20世纪末，社民党通过修改党纲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位，为了争取大量新中间阶层的支持，进一步向中间地带靠拢。1999年，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和德国总理施罗德发表“布莱尔-施罗德宣言”，宣称要让欧洲社会民主政党跟上时代，实质上就是走“第三条道路”，放弃维护社会公正的传统价值观。[20]由于缺乏意识形态的价值基础，西方各个政党在选举竞争中不得不临时拼凑一些所谓政策主张，面对当今国际大变局和各种不确定性的增加，政党政策频繁调整、改变，政策主张的朝令夕改导致政府改革发展措施反反复复，缺乏长远规划。

发展型政党与分利型政党的治理效能比较

发展型政党与分利型政党更重要的区别体现在治理效能上，中国共产党作为发展型政党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发展型政党制度，是创造中国之治的基本领导力量和制度保障。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西方许多政党是一种分利型政党，西方的竞争型政党制度是一种分利型政党制度，这种分利型政党和政党制度是导致西方之乱的重要根源。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政治极化与社会撕裂不断加剧，导致国家治理形势险象环生，这与分利型政党政治有密切关系。理查德·波斯纳指出：“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而言，更大的危险在于经济一旦下滑，就会形成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21]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危机相伴随的是政府治理混乱与民主政治危机。发展型政党与分利型政党的治理效能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政党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的差异。如何处理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立法权与行政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各个国家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完善制度体系和强大执政能力推动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党政一体，议行合一，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具有系统集成的优越性。在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不仅党是高度统一的，国家权力也是高度统一的，中国共产党通过一整套的法治、体制与机制对国家政权实行全面掌控和有效领导，真正做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具体而言，在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国家政权机关设立党组，贯彻落实党的各项重大方针政策，领导国家政权机关的工作，并定期向党中央汇报。因此，我国实行的是党政一体化的政治制度，党的领导与国家制度相互嵌入，其明显优势便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执政能力更强。邓小平同志指出，与过分强调互相制约的体制比较，“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22]在我国党政一体、议行合一的制度安排下，能够确保政治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全国上下同心协力，不断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

西方很多国家由于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制度，在立法权方面有的实行两院制，在国家结构安排上有些实行联邦制或地方自治制度，国家权力在横向上和纵向上均被分割开来，以此实现相互制约与平衡。因此，西方政党在争夺国家政权的过程中会出现多党竞争、各霸一方、相互掣肘的局面。弗朗西斯·福山曾经指出，美国政治体制中“有太多制衡，以致集体行动的成本大大增加，有时甚至寸步难行。这是一种可被称作否决制的体制”。在当前认同政治甚嚣尘上、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相互催化的背景下，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形成日益极端化的立场和行动。根据美国政党研究专家的分析，美国的两大政党确实是不同类型的政党，各有不同的支持群体和组织网络，这种党派分歧导致两大政党经常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无法相互理解，从而破坏在美国政治体系中实现妥协与合作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共和党越来越倾向于采用高度对抗性方式而非寻求妥协，最大限度地扩大党派冲突，这种政治对抗战略在近些年已经引发了包括联邦政府关门在内的一系列执政危机。[23]

政党关系与利益代表范围的差异。政党是现代化过程中利益分化的产物，是一些特定阶级阶层利益的代表。中国与西方各国不同，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一种独具特色和优势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国有八个民主党派，由来自不同领域、不同界别的代表人士组成，代表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的呼声。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他们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形成一种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能够使人民群众更加广泛的利益和要求，反映到党和国家的决策过程中。与西方国家的周期性选举政治中，各个政党只顾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够更好兼顾国家发展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西方分利型政党竞争加剧，导致否决政治盛行、公共政策失灵和国家治理危机。近年来欧洲政党政治发展中的右翼民粹主义强势崛起，与此同时，右翼整体力量强化、左翼整体失落，直接导致新的左右失衡，进而冲击各国既有的政党体系并使之面临解体的危险。这种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强势崛起，直接导致欧洲政党政治特别是政府组织的不确定性增大。[24]政党政治极化和政党碎片化是当今西方各国政党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对各国民主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产生深刻影响。

政治支持与政治信任水平不同。比较政治学研究表明，公众对国家政治制度的支持和信任至关重要，直接决定该制度的绩效水平。罗伯特·帕特南在比较研究意大利南北地方政府绩效差异时发现，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积累会“形成高水准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和集体福利”。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取得发展成就的同时增强制度支持和信任，形成合法性与有效性的良性循环。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用实干推动发展、取信于民，具有信任强化的优越性。

与之相对，一些西方国家的分利型政党在加剧经济不平等、社会不公正的同时，导致广泛的信任危机，造成治理危机与信任危机的恶性循环。由于西方政党之间的恶性竞争和政府治理的低效，很多民众对政治制度失去信任。皮帕·诺里斯发现在民众的民主期望与政府的现实绩效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广大民众对民主政府的实际表现普遍不满，并将这种现象称为“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s）。在如今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的西方各国，民众对于政治制度的支持和信任更是每况愈下。根据2022年度的爱德曼全球信任晴雨表调查，2021年美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只有43%，比上一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德国的公众对政府信任度同样只有43%，比上一年下降了7个百分点。

总结与启示

本文在考察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国家中心主义偏向的基础上，引入比较政党研究的新视角，尝试性地从发展型政党与分利型政党的分野，探讨中西政党制度的差别及其对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作为发展型政党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发展型政党制度具有明确的历史使命和发展趋向，其建立党政一体的强大领导制度与动员体制，注重提升执政能力与参政能力，从而在创造良好发展成就的同时，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信任。由此可见，中国之治充分体现了政党主导和政党引领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与此相对，一些西方国家则呈现出另外一番政治景象，在普遍实行竞争型政党制度的影响下，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党在追求选票最大化的过程中，逐渐退化成为一种分利型政党。这些分利型政党逐渐丧失意识形态立场与价值主张，沦为一种只顾自己的党派利益和特殊集团利益的政治力量，政党竞争演化为日益激化和不断极化的党派恶斗，进而导致社会撕裂和治理危机。

从比较政党制度的新视角研究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尝试，是对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的一种创新。道格拉斯·诺思曾经提出一个悖论，认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25]这是一种典型的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对于经济发展中的政党作用视而不见。实际上，如果引入政党中心主义的新视角，我们就会发现，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效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不同性质的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影响。所谓客观中立的“中性国家”是不存在的，抽象地谈论国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说不通的，离开政党谈论现代国家的发展是不现实的。因此，从发展型政党与分利型政党的新视角比较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为我们更好地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崭新的路径。这一研究可以为比较政治经济学和政党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新的有益启示，在比较政治经济学中引入政党研究的新视角和中国政党引领经济发展的新经验，创造性地提出发展型政党与分利型政党的概念，为比较政治经济学和政党政治学研究开辟新领域。此外，发展型政党与分利型政党的比较分析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果的政党密码，为我们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增添强大的智力支撑。

注释

[1]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0年第13期。

[2]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15页。

[3]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金毅、许鸿艳、唐吉洪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27页。

[4]江时学等：《拉美与东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87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1～402页。

[6]张春满：《政党领导力与政治发展：中美比较分析》，见郭苏建编：《转型中国的政治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88～198页。

[7]燕继荣、李修科：《解析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之维》，《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10期。

[8]戴维·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3～144页。

[9]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第110页。

[10]郭定平：《百年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再认识——基于治理型政党的视角》，《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1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7页。

[12]习近平：《经济工作必须统筹好几对重要关系》，《求是》，2025年第5期。

[13]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6年第1期。

[14]兰小欢：《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83～198、13～14页。

[15]张长东：《政党、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北大政治学评论》，2021年第3期。

[16]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8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4页，

[18]石建国：《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历史回望与启示》，《人民论坛》，2025年第14期。

[19]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求是》，2023年第20期。

[20]伍慧萍：《德国政党体制的变迁（1990-202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75页。

[21]理查德·波斯纳：《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李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5页。

[2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8、377页。

[23]迈特·格罗斯曼、戴维·霍普金斯：《美国政党政治：非对称·极端化·不妥协》，苏淑民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第14～15页。

[24]周淑真主编：《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2024-2025）》，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5年，第341～342页。

[25]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