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曲铁华，女，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海冰，男，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24）。

文章来源：教育学术月刊 . 2025 (02) : 83-92

摘要:国家治理视域下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具有其内在的价值意涵。在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掣肘于“先天失衡”的历史基础、结构失调的人才因素以及技术“黑箱”的现实境况。因此，探析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治理结构，应充分考虑治理目标、治理过程与治理机制的统一，厘清一体化发展的共生逻辑，以一体化发展实现“善治”的治理目标，完善有机统一的治理过程，强化有益驱动的治理机制。立足全局发展，实现对全方面、多领域、多层次的统筹规划，在时代方位、价值导航、制度统合、主体行动方面实现国家治理路径的优化与治理模式的变革，为切实全面地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提供强劲而有力的实施路径。

关键词:国家治理 创新 人才 一体化发展 强国建设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百年中国教师教育制度变迁及当代关照研究”（编号：21YJA880052)。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1]。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议题，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所在，更是生成、发展、保障与维系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环。从制度逻辑的层面上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被纳入国家战略发展规划的报告中，其作用在于深刻地回答了新时代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2]。从现实逻辑的层面上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面向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经济需要，既能够推进先进生产力的进步与跃迁，又能破除影响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机制障碍与功能梗阻，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之间的良性循环，以此提升国家创新的整体效能。基于此，以国家治理理论为视角，进一步探析国家有目的、有意识、有组织地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治理结构与实施路径具有重要的价值意涵。

一、国家治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理论视角

从马克思主义辩证观的视角来看，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其理论基础根植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念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过程中形成的以“国家—社会”为中心议题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3]。新时代，全面统筹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工作的核心理念源于国家，得益于“治理”，在国家治理的时代语境之下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与现代化强国建设相统一。

（一）理论审视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现代化理论基本生成以后，“治理”（Governance）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开始作为学术话语逐渐深入学术视野之中，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二者的学术话语内涵频频体现在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之中。相较于“管理”，“治理”的内涵及语境更符合现代化发展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生产力的变革，“治理”既成为了“现代化的产物”，又是为了“现代化塑造”[4]。与此同时，作为一种通用性概念，“治理”往往与“社会”“国家”等主体性词汇连用，“国家治理”逐渐成为具有“国际共性”与“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5]。并且，国家治理逐渐衍生为一种理论视角，其本质上是“国家公共权力权威性、市场化、公平公正配置公共资源和公共利益的政策过程”[6]。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可以发现，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政治统治与国家管理的两大职能，而国家治理就是要处理好各种职能之间的关系[7]。

近年来，聚焦于“国家治理”的相关研究可谓成果显著。或从理论层面出发，探究“国家治理”与“大一统理论”、国家治理体系等方面的内在联系；或从实践层面出发，探析“国家治理”视角下新时代我国现代化治理体系建构、财政制度变革、社区治理发展等问题，并基于现实困境探索发展理路。除此以外，也有相关学者开展跨学科研究，从人类学、教育学、民族学等角度探究“国家治理”理论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应用。由此可知，目前基于“国家治理”理论的研究成果相对充足，但缺乏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方面的理论审视。因此，本研究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出发，探究新时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治理结构与实践路径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二）发展困境

在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下，国家治理首要面对的挑战即“治理规模以及由此产生的治理负荷”，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治理目标、内容、过程都将影响治理的效度与进度。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表现为“人民幸福、高科技化、人的现代化、经济结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的现代化”[8]。然而，基本实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已经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主要目标，并不意味着我国当前的发展困境已经全面破解。国家治理的过程必须以问题为导向，正视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短板与不足，要有目的地补短板、强不足[9]。为此，在国家治理视域下探究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问题，势必要明晰我国现阶段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困境。

1. 先天失衡的历史逻辑制约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十八世纪以来，以工业革命发展推动生产力变革的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迈向了世界强国的行列。英、法，美、德等国在技术革命中，先后掌握先进的生产力，在近代世界发展的格局之中谋取一席之地。从这些国家的发展史上可以看出这些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家史”离不开教育、科技、人才之间的相互关联与互动。然而，彼时的中国还困囿于传统的农业经济之中，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儒家经典在激发和促进人的创造性实现方面存在“先天不足”，在传统儒家的理论视野下“学而优则仕”是对人才价值的标准解读。因此，和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在早期的科技探索与现代化转型中，我国相对处于落后的地位，“先天失衡”的历史境遇为当下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提供了镜鉴。

尽管从当前国外发达国家的政策文本之中尚未发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政策话语，但是从现实举措来看发达国家充分协调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加快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的体系构建与政策制定，力求在当下日益复杂的世界格局之中保持原有的话语权。例如，日本于二十世纪末开展“COE”计划（Center of Excellence Program），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加大科技与教育投资，以强大的物质基础保障人才的发展与科技设施的完善。之后，日本又先后出台“IUE项目”（Inter-University Ex⁃change Project）、“构建亚洲高等教育共同体”计划等相关制度[10]。再如，美国为了增强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先后制定了《构建未来——投资发现和创新》与《在发现与创新、STEM人才开发与研究收益交付方面领先世界》两份加强科技创新与基础教育人才培养的政策[11]。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也在不断重视人才的培养与科技的创新，都期望在数智化发展的背景下谋求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的契机。鉴于此，我国加快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正是在新时代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如此方能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

2. 结构失调的人才因素掣肘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不断提升，人才培养的规模不断扩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科技实力显著提升[12]。我国经济发展已从高速发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然而，制约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的缺失以及人才结构的失衡。例如，2017年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随着数智化时代的发展，我国新一代技术产业、新材料等领域将产生大量的人才缺口，预计在2025年将达到3000万人才需求[13]。再如，2023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学者指出：“国内人工智能领域人才总缺口达500万。”[14]产生这种迫切人才需求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调整与优化具有相对滞后性的特点，高等教育的“第三职能”属性并没有实现有效地发挥，使得当前的人才教育体系与人才培养体系并不能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15]；另一方面传统的培养观念，使得学生从入学伊始就产生了“重普教，轻职教”“重学历，轻技能”的观念，使得我国在职业技术领域的人才培养上严重受挫。

此外，人才结构的不协调性还表现在区域之间人才规模与数量的不均衡、高精尖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储备不足，人才队伍建设中年龄比例失调，青年拔尖创新人才的比重相对落后。尽管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人才队伍的建设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乃至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北上广深等地区科研人才规模、结构、效益都普遍优于国内其他地区，而西部地区则在人才吸引力与人才培养规模上相对落后[16]。对此，为了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应然态势，高等教育应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与期许下着力推进筹划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加快高质量人才队伍的建设，保障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诚如，西安交通大学在人才培养的长期过程中，积极推进“百千万卓越工程人才培养项目”，构建校企合作的创新联合体，面向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积极培养具有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的卓越工程人才[17]。

3. 技术“黑箱”的现实境况削弱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所谓“黑箱”,就是指为人所不知的、那些既不能打开,又不能从外部直接观察其内部状态的系统[18]。而技术“黑箱”则是指技术内部的“结构层次、结构形成的过程及技术整体的演化机制被遮蔽起来”[19]。对于科学技术而言，如若不能从内部结构解剖技术运行的内在机构与一般原理，就难以推进技术的优化、整合与重组，进而言之就无法实现创新。正因如此，我国高端产品制造和技术研发依旧面临着“卡脖子”的困境，迫切需要实现从“0到1”的突破，技术“黑箱”的现实境况使得我国在科研与生产探索的过程中，一旦遇到未知领域就会出现阻碍抑或停滞[20]。

事实上，和国外相比我国在人才储备、资金支持、要素投入等方面不亚于任何发达国家，且科技成果的产出在世界有目共睹。科研技术却没有实现“质”的突破，这并不单单是个别因素的考量，更是一项系统性与复杂性共存的工作，除了要素的准备，更需要组织的支持与制度的保障。一方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并没有确立，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之间形成的“系统性”有机体难以实现有效运行，科技发展依旧受阻，创新性的不足与创造性的缺失使得技术“黑箱”的现象难以有效破解，科技力量的整体实力难以实现大幅度的提升。另一方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缺失组织协调、制度保障等客观要素的支撑，这就需要国家积极完善科技创新的科研体系，依托高校与科研组织机构着力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开展跨学科科研交流，鼓励科研工作者主动探索传统技术的核心原理，探究传统技术与新技术之间的内在关联，进一步打破技术“黑箱”的困扰，加快产业转型的步伐。

二、国家治理视域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规划设计

教育的战略规划或设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规划与设计，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实践活动，其目的在于将系统的理性分析运用于教育发展进程中，使教育能更有效、更经济地满足学生及社会的需要[21]。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是国家战略规划的重要环节，其作用于国家力量的主导之下，以国家力量为依托，不关注于单一要素的功能实现，而是以整体功能的有效发挥来衡量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的发展与不足。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是嵌入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关键一环，是在国家主导下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主要内容。因此，在国家治理视域下探析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治理结构，应充分考虑到治理目标、治理过程与治理机制三个方面（如图1）。

图1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国家治理结构

（一）目标导向：促进教育、科技、人才共生发展，实现“善治”的治理目标

国家治理的过程并不是无序的，相反是有规律、有目的地推进，国家治理的目标在于实现善治。所谓善治，即国家充分调节社会利益，对公共事物进行调控、引导与支配，注重多元协作，最终实现公共生活中各个机制形态的平衡[22]。在国家治理视角下，审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发展，其内在价值指向即实现三者之间的共生发展，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实现“善治”的目标。

首先，“善治”的核心范畴是“多元协调”。从发展的语境来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包含教育、科技、人才三大要素，但并不是将三者简单相加重叠，而是力图实现这三种要素从内容到过程，从外发到内生，从简单到复杂的整体性推进，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价值效果。在我国，教育、科技、人才都有其相对应的发展体系与评价标准，尽管三者之间存在重叠或者耦合部分，但要想从根本上实现三种要素的一体化发展，在人类发展史上是首创的，是需要自我探寻与总结经验的[23]。时下，“创新”是国家发展与国际竞争的关键要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诉求就是充分利用制度规范与组织协调以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使命。工业4.0时代，高等教育已逐渐成为科技与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高等教育的变革方向越来越注重对学生基础知识、基础能力与实践知识、创新能力的培养与发展，意在通过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培养以实现科技的创新与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24]。鉴于此，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正是对三种要素地位与作用的发展回应，以整体取代部分，以多元实现统一，最终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其次，“善治”的价值指向是“人民满意”。国家治理视域下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正是希望通过“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以培养国家发展所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破除国外的技术封锁与解决“卡脖子”的发展难题，以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实现生产力的跃迁。并且，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应注重人才优势，尤其是对拔尖创新人才的挖掘与培养，观照时代发展过程中的难点、热点、焦点，有目的地推进教育的变革，积极构建新时代教育评价的体制机制，努力实现“人尽其用”的价值归属。值得注意的是，新时代以来，国家积极推动实现“双轮驱动”，一方面加强人才培养与科技自主发展的整体规划与战略部署，进一步推进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与战略科技力量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导向，充分发挥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培养支撑国家现代化建设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一流人才队伍，将人才的培育与成长凝结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之中[25]。

最后，“善治”的目标导向是“共生发展”。“共生”一词本是生物学中的概念，原意指不同生物之间相互竞争、相互依存的协作关系，延展于社会科学领域指共生主体在共生环境之中充分利用共生要素，通过共生模式推进共生系统的有机运行。基于此，若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看作一个有机运行的共生系统，其目标就在于充分协调教育、科技、人才不同共生单元之间的有生力量，激发共生主体的内部活力，实现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目标与使命。具言之，一方面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明确建设现代化强国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本价值遵循，各级各类教育组织机构以及科研院所不仅要承担人才培养的教育使命，而且也要担当技术革新与应用的大任。另一方面在教育、科技、人才相互贯通与密切发展的过程中营造出良好的共生环境，生发出生态创新场域，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外部客观环境，同时积极发挥各级各类教育组织的主导作用，尤其重视高等教育与科研院所之间的双向互动，着眼于现实发展需要，建立健全人才培养发展机制，为科技的创新与人才的培养提供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聚合要素：实现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完善有机统一的治理过程

随着社会环境的日益复杂，在国家治理视角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需要秉持共生共在的价值理念，也只有在这种价值理念指导下才能实现国家组织或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26]。如图1所示，一体化发展的实质在于以“整体”的力量取代“部分”的功效，充分地聚合教育、科技、人才三大要素，正确地辨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内部张力，在国家治理的主导下，充分实现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的有机统一。

首先，明确教育是实现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的基础。世界发达国家的崛起之路，大都遵循“教育、科技中心—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世界强国”[27]的演进脉络，因此教育的基础性作用不言而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尤其在高等教育方面终于迈进了普及化的发展阶段，例如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2%，高等教育在校总规模为4763.19万人。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为推进新一轮产业革命与科技革命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为实现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战略规划提供了可能。并且，在实现教育资源均衡化发展的同时，国家不仅兼顾落后地区的人才培养，而且果断推进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更新人才选拔的标准。从2014年国家推进新高考改革以来，国家相继推出“强基计划”“双一流高校建设计划”等方案，改变以往的培养模式与选拔方式，将学生从“繁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释放学生的天性，注重过程评价，改变“以分数论人才”制度桎梏，选拔出真正具有创新性思维与特殊学科天赋的拔尖创新人才。

其次，明晰科技是推进教育变革与人才发展的手段。科技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28]。从农业时代到数智时代，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原因就在于技术的变革与进步，并且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与使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迭代升级，难以预测。对于教育而言，科技的发展为教育的变革带来了契机，无论是课堂教学、作业设计、课后答疑，还是课程建设、教学规划，乃至知识等教育资源的共享，科技为教育的变革提供了直接动力。同时，科技的发展也为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新的平台与专业选择，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发展，使得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需要及时调整专业设置与学科发展，为新兴产业的运行提供人才支撑。并且，从工具论视角出发，科技作为一种手段，一种为人才所掌握、应用、更新的手段，在人才培养的发展规划中，科技是人才得以试错、完善、成长、发展的有益工具。

最后，强调人才是支撑教育发展与科技进步的主体。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有机运行系统中，人才是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同时也是实现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核心力量。随着社会环境的复杂化，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经引申为人才与科技之间的竞争，故而人才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在人才培养方面，我国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涉及人才的培养、考核、评价、录取等多个方面，力图实现全过程覆盖人才的培养工作。并且，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与选拔更为重视，一方面给予高校人才选拔的自主权，推行“强基计划”，选拔在特殊领域或相关专业具有天赋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推进“双一流建设”，提升高校发展的国际影响力，推进高校学科建设，提高人才培养的水平与质量。随着工业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相关领域的技术突破，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态势必然对人才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质量要求[29]。

（三）联结纵横：加强教育、科技、人才主体协同，强化有益驱动的治理机制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以及建构与之相适应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举措。传统的治理模式难以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于一项系统性国家战略规划的开展，既需要不同主体之间的有效参与，开展跨部门合作实现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又需要明确不同主体之间的主体责任与内容边界，规范不同主体的价值行为。事实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不仅从话语层面明确了不同主体之间的责任、内容以及目标朝向，而且在实践层面上指明了协同治理的行动路径，通过建构教育、科技、人才之间的内部运行体系以达到从要素组合到整体建设的治理目标。进言之，这种系统而全面的一体化发展进程，既能够深层次探究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结与耦合机制，又能够充分实现不同要素的整合与使用，激发主体协作的活力，强化主体之间的有益驱动，而其背后的治理机制则体现为价值导向的协同治理。

首先，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实现主体的多元参与。“参与”是现代化治理的基础，在推进教育、人才、科技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从宏观视角出发的确是国家战略发展层面上国家主动治理的结果，从中观视角探微，也是国家有力支持下社会、学校、家庭共同协作的成就。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本就是一个复杂的运行机制，可以将其看作“一体三翼”的架构，要想充分地实现“一体”的作用，就务必要将“三翼”的实力充实起来。对于“一体”而言，在国家治理的宏观场域中就是要推进一体化发展，聚焦于我国科技创新不足的现状，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立与经济社会相适应的教育体系，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孕育与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三翼”而言，要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有效地加强社会、学校、家庭之间的协作，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发展。例如，在社会层面形成规范的奖励机制与保障机制，对于具有杰出贡献的科研工作者给予相关奖励，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再如，加强家校协作，尤其在高中志愿选报阶段，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新兴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简言之，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就是要有效地实现多主体之间的共同参与，锚定国家发展的远程目标，破除困扰我国发展的现阶段难题与困境。

其次，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实现结构内部的纵横联动。诚如上述所言，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既是一个复杂的运行机制，也是一个复杂的结构体系。相对于传统的治理结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结构中既要糅合三个基本量的主要效能，实现“1+1+1≥3”的合力效果[30]，又要兼顾三个基本量两两之间的关系，充分实现不同要素之间的双向互动。从纵向发展的角度来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是一项长期推进的工程，在以往的历史经验中发现，教育、科技、人才之间缺乏有效地互动融合，以至于在教育体系、科研创新与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使得我国早期在科学研发与创新发展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从横向发展的角度来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核心议题在于破除技术的封锁，推进科技的创新与进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对此，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要关注时下的产业布局与科技发展，及时掌握科技的前沿动态，推进技术创新，实现生产力的跃迁。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成为迈向制造强国的关键，切实解决原始创新能力不强，技术的对外依赖度过高等问题，需要加快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步伐，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牢牢把握建设教育强国的顶层设计与底层思维[31]。

三、国家治理视域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实施路径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单一的、一蹴而就的工作，而是一项复杂的、多元的、涉及广泛的战略部署。新时代，我国已进入一个“顶层设计”的治理时代，力图从全局发展出发实现对全方面、多领域、多层次的统筹规划[32]，在时代方位、价值导航、制度统合、主体行动等方面实现国家治理路径的优化与治理模式的变革，为切实全面地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提供强劲而有力的实施路径。

（一）时代方位：聚焦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首要任务，是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重要议题。当前，国际社会的发展日益复杂，国与国之间的科技较量日益显著，以教育强国建设形成支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亟需的高水平科技自主[33]，是新时代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价值指引。

一方面洞察历史过程，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再到如今的数智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于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而科学技术的创新与进步则需归根于十八世纪以来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尤其十八世纪以来西方近代大学的建立与发展，为技术革命的实现提供了大量人才储备。近代大学逐渐成为一种“科学共同体”，人类的理性开始取代宗教的神性，人们开始选择科学的方法去获取知识。十九世纪的产业革命，从根本上促进了传统知识形态与价值诉求的转变，大学开始为社会培养完成各种具体职责的专业人才，大学从“象牙塔”中走出，开始关照社会的发展[34]。总体而言，在早期技术革命发展的过程中，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雏形已经显现，其中近代大学的社会职能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为知识的生产、应用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

另一方面聚焦当下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切实落实国家治理过程中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发展转变[35]。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加强关键领域与未来产业的科技研发，有效地推进新要素的使用，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与科研成果奖励机制，提升科研工作者的整体素质与创新意识，促进现代信息技术在科研创新领域的深度融合。并且，要充分认识到教育、科技、人才在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要同轨同向，同根同源，既加强三者之间的精准匹配与协同发展，又促进各类创新资源优势互补与同频共振[36]。

（二）价值导航：满足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战略愿景

科学有效的国家治理是实现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一环。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国家治理的路径设计是凝结于全面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之中。在此背景下，唯有统筹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才能实现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愿景。

首先，明确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过程是科学而系统的，需要充分挖掘与探索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发展规律。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根基是人才与科技，以英法美德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都曾是全球教育、科技、人才的中心，都遵循了“教育、人才中心—科技强国—经济强国—世界强国”的演进规律。因此，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关键应有计划、有目的地建设一支高质量人才队伍，培养一大批具有创新意识与发展意识的战略领军人物与大国工匠，鼓励科研工作者在未来产业的发展中提前布局，把握科技发展的前沿动态，力争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技术革命中取得优势。同时，着力发挥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优化学科布局与学科建设，推进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着力打造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为切实培养具有创新意识与问题意识的人才提供基础保障。

其次，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短板，有意识解决发展过程中的“卡脖子”问题。一直以来，对于“卡脖子”问题的关注点主要聚焦于科技创新的不足，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创新型人才的缺失，而进一步探究其根本性原因在于我国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上有待提升。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议题中，教育是第一基础，没有坚定的基础难以实现人才队伍的建构与发展。当前，针对“创新人才缺失”这一问题，我国应积极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化教育改革。在基础教育阶段，继续深入实施“双减”，缓解学生的课业压力，开展综合性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问题解决的能力；在普通高中阶段，进一步推行高考综合改革，将考试的科目选择权赋予学生个体，鼓励按照兴趣与个体的职业规划自主选择学科；在高等教育阶段，国家加快推进“双一流”高校建设，关注基础学科研究，加大资金投入，推进科研成果转化，优化人才激励体制，积极构建新型人才评价标准。除此以外，国家在人才选拔、培养、应用等环节都相继出台文件，为培养高质量人才队伍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

（三）制度统合：积极制定具有前瞻性的政策体系

制度是稳定的、周期性的“行为模式”[37]。国家制度是国家治理的核心，也是国家治理的依据与尺度，更是支撑国家有序治理的有效手段。为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发展，国家出台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政策文件，其目标指向愈加清晰，突出表现为“教育主动适应科技发展的趋势更明显，科技对人才的需求更明确，对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激励更直接”[38]。

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制定具有前瞻性的政策体系有利于构建新型的创新体系，积极应对被动的发展局面，充分实现科技的自主自足，抢占国家博弈的战略先机[39]。为此，首先从教育链出发，国家一方面应积极构建基础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聚焦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创新办学模式与办学架构，夯实学生的知识基础，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另一方面要推进一流学科与一流大学的建设，推进优势学科、基础学科、交叉学科以及新兴学科的建设，积极构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体系。其次从人才链出发，应积极优化人才评价体系，建构因时制宜、与时俱进的人才培养标准，聚焦于发展过程中的难点、热点、焦点，鼓励人才培养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确立发展方向与科研选择，提升人才的培养素质与创新意识。最后从科技链出发，优化教育与创新人才的培养路径，为进一步增强科技的投入、产出提供了现实依托。在国家强有力的保障体系下，全面统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发展，推进产教研一体化发展，扩充人才培养的新赛道，不仅实现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量”的积累，而且推进高素质技能人才的“质”的突破。

（四）主体行动：整合社会要素实现多元协调发展

在国家治理视域下，改革效能与制度优势不仅可以转化为治理效能，而且也可以转化为发展效能与发展成果[40]。深层次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充分整合利用社会要素，有利于进一步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愿景。在此背景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能够有效地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大科技投入以及科研成果的产出，为进一步推进生产力的跃迁、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全面保障。

首先，充分发挥高校的主力作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协同发展。对于高校而言，不仅要承担着人才培养的社会使命，也是知识生产与科研成果产出的高地，在一定意义上是实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的主体力量。并且，从人才选拔、培养到实践、应用的过程中，高校应逐渐形成标准化与科学化的机制及体系，积极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加快优势学科建设与发展，厘清人才培养的权限与边界，加强校企合作，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此外，高校应鼓励并支持原创性科研成果产出，注重未来学科的建设，关注发展的前沿动态，推进校企合作，增加科研投入以及人才创新激励，从上到下实现“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的双向互动。

其次，优化科研创新的生态环境，保障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平稳发展。从生态系统的视角出发，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科研机构和科技领军企业构成了科研生态环境中的种群[41]，这些组织机构需要积极协作，主动承担科研任务，致力于实现技术攻关与科研突破，既关照基础教育的研究与学术探索，又侧重于人才选拔与培养。同时，在国家主导下，积极推进多主体之间的协作共赢、资源共享、技术优化与创新合作，既为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营造良好的科研创新生态，又为技术升级、科技创新提供适宜的“产床”。

总体而言，无论是从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或是内部结构来看，科技创新都已经成了国际竞争的主要构成部分，高质量创新型人才队伍俨然成为国家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力量与关键支撑。面对实现自主创新的时代要求，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能够为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劲的科技支撑与人才保障，对于提升国家科技战略核心力量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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