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发表于《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第15—22页。
摘 要：刘知幾《史通》的《疑古》《惑经》篇因其对儒家经典的质疑，长期被视为“妄诬圣哲”之作，而随着近代“科学”观念的风靡以及西方史学理论的输入，《疑古》《惑经》呈现出饱含怀疑和批判的科学精神以及与西方考证暗合的形象，之后，近现代史学的发展确立了其作为“学科典范”以及“蕴含多元价值的史学经典”的学术地位。这一历史形象变迁过程不仅映射出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化路径，亦可为当下传统史学遗产的创造性转化提供借鉴。
关键词：刘知幾；《史通》；《疑古》；《惑经》；经史关系；史学遗产
刘知幾的《史通》是中国传统史学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其学术价值与历史影响在千余年的接受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动态特征。其中，《疑古》《惑经》两篇因其尖锐的批判对象与大胆的学术立场，成为争议的焦点，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决定《史通》形象和历史定位的关键因素。
《疑古》篇援引《左传》《汲冢琐语》等典籍，质疑《尚书》记载的尧舜禅让、汤武革命等十大核心史事；《惑经》篇则依据《左传》等史料，指出《春秋》存在“十二未谕”与“五虚美”，直指其“为贤者讳”的叙事局限与“褒贬任情”的史学缺陷。这种将儒家经典视为史学文本进行审视的学术实践，与传统社会“经学至上”“圣典不可议”的主流观念形成尖锐冲突，其形象的嬗变本质上是不同时代学术范式、价值观念与经史关系重构的集中体现。
正如金毓黻所说：“《史通》为综论史籍之书，见仁见智，古今殊难一揆。刘氏有《疑古》《惑经》二篇，为纪氏所呵斥，故必去之、删之而后快。不悟二百年后正有人主张古实可疑、经实有惑，大扬子玄之波，举世以为无斁。”因此，梳理《疑古》《惑经》的历史形象嬗变，不仅是对一部经典文献接受史的考察，更是对中国传统史学遗产现代化路径中核心问题的深度反思。
明代张之象《史通》刻本，现藏国家图书馆，2018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
一、“妄诬圣哲”：传统学术语境下的负面形象与批判逻辑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经学的正统地位后，儒家经典逐渐成为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与学术研究的核心准则，“经尊史卑”，史学附于经学成为传统学术的基本格局。到了唐代，《五经正义》使经书文字、经义统一，知识秩序和社会伦理进一步确立，崇经尊儒成为权威的学术生态。此时诞生了第一部专门批驳《史通》的著作——柳璨《史通析微》，书中直指刘知幾“妄诬圣哲，评汤之德为伪迹，论桀之恶为厚诬，谤周公云不臣，褒武庚以殉节，其甚至于弹劾仲尼”。刘知幾以史学的“实录”标准要求经学，被视为“以史乱经”的越界行为，该书后虽亡佚，但这种观点成为传统时期批判二篇的核心论调，影响深远。
宋代以降，经学的神圣性进一步强化，对《疑古》《惑经》的批判也更为激烈。宋祁称刘知幾“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以著书立言尊崇儒术为佛事”的赞宁，著《非史通》六篇，“折子玄之邪说……使圣人之道无伤于明夷，儒家者流不至于迷复”；孙何则批评刘氏“恃其诡辩，任其偏见，往往凌侮六经，诟病前圣”，“子玄方欲捃拾遗缺，刊正疑误，而先逆经悖道，拔本塞源，取诸子一时之言，破百代不刊之典，多见其不知量也”，更指出其“乱我彝训，以妄证实，以曲矫直，懵晦狂简，莫此为甚”；还有人评价“此乃刘子议天地之不大，笑日月之不明，多见其不知量也”。
明代“研究《史通》成为一门学问”，但在理学已经完全主导官方话语的背景下，《史通》争议的焦点依旧集中于《疑古》《惑经》等篇。如对明代《史通》研究有较大影响的陆深指出，《史通》的缺点是“是非任情，往往捃摭贤圣”。胡应麟在《史书占毕》中多次批评刘知幾：“考刘《史通》前后议论，务以春秋乱臣贼子臆度前圣……恣其臆喙，真所谓言奸而辩、记丑而博者，其能免仲尼之诛乎？”郭孔延更是对《疑古》《惑经》两篇中提出的“十疑”“十二未谕”“五虚美”逐条进行了批驳，称“子玄《惑经》，尤属缪戾”。
进入清代，《疑古》《惑经》篇非但没有摆脱此前的形象，还被官方多次批判。严书开直言，刘知幾属“上侮先圣犯罪无等者”且“窃史才虚名，所著《史通》一书有《疑古》《惑经》等篇，其设心阴贼残险，其言悖恶不道”。黄叔琳认为，“《疑古》一篇似是有为而发，不应悖谬至是，惜哉，为全书之玷”。黄本骥也称，《疑古》篇为“全书之玷，论者惜之”。钱大昕认为，刘知幾“疑古惑经，诽议上圣”，是“名教罪人”。而四库馆臣虽对刘知幾有难得的诸如“于史学最深”“其缕析条分，如别黑白”“深通史法”等赞誉，但对《疑古》《惑经》篇的批评频率和力度极高。如四库馆臣评论道：“性本过刚，词复有激，诋诃太甚，或悍然不顾其安。《疑古》《惑经》诸篇，世所共诟，不待言矣”，“惟《疑古》《惑经》诸篇，更助颓波，殊为好异”。四库馆臣对黄叔琳等批评过刘知幾的学者加以肯定，如“惟起龙于知幾原书多所回护，即《疑古》《惑经》之类，亦不以为非。此书颇有纠正，差为胜之耳”。同时，又在他处借机驳斥，如评价邵泰衢“明白正大，深中理解，非刘知幾之横生臆解，惑古疑经者可比”。作为四库馆臣之首的纪昀甚至作《史通削繁》，删除了《疑古》全篇以及《惑经》部分内容。作为清代官方话语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述评价可以看作是当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学术对《疑古》《惑经》的普遍看法。
纵观中国古代学术史，《史通》之《疑古》《惑经》篇所遭遇的持续诘难，其本质并非文本考辨之争，而是经史权力结构的深层角力。唐初出于统一政权、加强思想文化统治的需要，唐太宗命孔颖达等人编纂《五经正义》。“自《五经正义》出，而后经义无异说，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天下士民，奉为圭臬。盖自汉以来，经学统一，未有若斯之专且久也。”《五经正义》使《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完成了内容上的统一，经学一统局面由此形成，强化了史学附于经学的观念。此举不仅确立了儒家经典的神圣性与解释的权威性，更将史学牢牢固定于“经学附庸”的从属地位，使历史书写沦为阐释经义的工具。刘知幾于《六家》《叙事》《疑古》《惑经》诸篇中，以史家理性将《尚书》《春秋》等经典“历史化”“文献化”，视作可被史料批判、叙事检视的普通文献，这绝非简单的疑经惑圣，而是中国史学史上首次系统性的学科自觉宣言——标志着史学试图挣脱经学桎梏、确立自身方法论与价值体系的理论突围。后世斥其“离经叛道”“妄诬圣哲”，实则是维护经学正统的意识形态对史学主体性萌芽的压制性回应。这一冲突深刻揭示了中古以降经史关系的张力：当史学开始追问“何为可信史料”“如何客观叙事”时，便已触及经学权威的根基。刘知幾的批判虽在千年间被主流话语边缘化，却如暗流潜行，为清代考据学的实证精神、近代疑古思潮的理性锋芒埋下火种。其真正价值，正在于吹响了史学走向学科独立的第一声号角，成为中国学术由“经学时代”迈向“史学自觉”的关键路标。此一历史定位，亦为下文探讨近代学者如何重释《史通》、激活其现代价值提供了逻辑前提。
二、“科学先驱”：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形象重释与价值重估
进入近代，西学东渐悄然重构着中国学术的肌理。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止，使依附经学的史学骤然失去制度根基；京师大学堂史学门的设立、《史学杂志》等专业平台的涌现，则为史学挣脱经学桎梏提供了制度载体与话语空间。梁启超《新史学》引介兰克“如实直书”之旨，胡适倡导“拿证据来”的实证精神，与新文化运动“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潮相互激荡，催生出以史料批判为核心的现代史学范式。毛子水批评前人对《疑古》《惑经》篇的指责，认为当下应该“用现代历史的眼光”重新研读。梁启超称赞刘知幾“事理缜密，识力锐敏；其勇于怀疑，勤于综核，王充以来，一人而已。其书中《疑古》《惑经》诸篇，虽于孔子亦不曲徇，可谓最严正的批评态度也”。此二人均道破近代学人重审《史通》的思想契机——当“科学”成为潮流，刘知幾对《尚书》的考辨、对《春秋》的剖析，其采撰必审源流、直书不避强御的史学自觉，不再被视为“妄诬圣哲”的异端，而被重新锚定为与西方实证史学遥相呼应的方法论先声。《疑古》《惑经》由此完成从“离经叛道”的负面形象到“中国史学主体性觉醒之嚆矢”的价值重估。这一转变，实非简单的文本平反，而是中国学术在古今中西的激烈碰撞中，对自身精神谱系的艰难寻根与创造性转化。
（一）怀疑精神的现代诠释与辩护
近代学者对《疑古》《惑经》的价值重估，首先聚焦于其怀疑精神的现代诠释与辩护。在新文化运动与疑古思潮的背景下，打破圣贤经典神话、重建可信古史成为学界的核心任务，刘知幾的怀疑精神与批判态度恰好契合了这一时代需求。
其一，确立刘知幾的疑古先驱地位。钱玄同指出，自汉代以来，儒家经典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学者们深信不疑，敢于质疑经典的学者寥寥无几，而刘知幾在《疑古》《惑经》中明目张胆地怀疑《尚书》《春秋》，批判孔子修史的弊端，其勇气实属罕见，堪称“开宋明以来疑经的先路”。诚然，在整理国故运动以及之后的古史大讨论中，《史通》被提及的次数较少，但刘知幾的“疑古”“惑经”“辨伪”与“疑古学说”打破长久以来不可触动的圣贤经典、重建可信的古史这一宗旨有着精神上的契合，从这个意义上看，《史通》不仅是有唐一代辨伪者的先驱，亦是近代疑古思潮的先驱者之一。黎子耀进一步将刘知幾置于思想史脉络中，认为其不仅打破了汉代以来儒者恪守家法、笃信旧闻的思想桎梏，更开辟了中国古代疑古辨伪的学术路径，其“谨守求真之意，甘犯侮圣之嫌”的先驱精神为后世学者的学术探索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二，回应传统批判并为之辩护。针对传统学者指责刘知幾“妄诬圣哲”“以史乱经”的观点，近代学者从学术独立与史学客观性的角度进行了有力辩护。陈同仁认为，《史通》“多讥往哲，喜述前非”正是其“勇于疑古”的求真精神的体现，其质疑尧、舜、禹、汤事迹的真实性，直指儒家“托古尊古”的思想局限，展现了非凡的学术勇气。曹聚仁批评纪昀《史通削繁》删除《疑古》篇的做法，强调该篇“是最精彩的部分，在学术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这种正大光明地怀疑孔子，直面“‘褒贬’的流毒”，敢于“纠正古代史家主观的态度”，正是其对史学最大的贡献。詹文浒强调刘知幾评史具有“严正态度”和客观的精神，“抛弃自我，置自我于史中，就事论事，评其得失”，既有严厉的批评，又有建设性的意见，“评史书如此，才配称为评论家”。张绵周更是指出刘知幾的《疑古》《惑经》“完全为尊重史例而作”，如《疑古》篇，刘知幾认为古者言事有别，轻事重言，因此“言虽尽美，事未必善”；用《汲冢琐语》《逸周书》《山海经》等书佐证；认为古代对尧有“因其美而美之”的因袭习惯，并且史书直书不讳，经书多隐晦，都是刘知幾进行合理疑古的根据，不应受到批评。上述学者从不同角度力证《疑古》《惑经》非但不应受到苛责，反而是《史通》价值所在，正如何炳松所说，因为直书这一“最重要最切实之主张”而发疑古惑经之论，称得上“有胆有识”。
其三，提炼疑古方法与学风。近代学者不仅肯定刘知幾的怀疑精神，更注重对其疑古方法与学风的提炼与总结。詹文浒指出，刘知幾疑古的方法“尤称合于逻辑”，包含了四种“伟大壮勇”的科学方法：“根本寻求最古史料所自出之书本之谬误，以为其疑古之立足点”；“参用别书寻一事之反证，以证其事之谬误”；“以推论之法，因一事而怀疑别事之同此性质者”；“寻事之反于常情者，反复推证，以疑其事之不确”。傅振伦评价刘知幾具有“事理缜密，识力锐敏；勤于综核，勇于怀疑”“实事求是”等学风，足以媲美“科学方法之客观的态度”，并将刘知幾的方法概括为纠偏史料矛盾、借他书反证、逻辑推理质疑等三种。张绵周则肯定刘知幾“大胆的疑古，小心的求证”，指出其“读书不依傍古人，不肯落前人之窠臼”的独立治学态度。翦伯赞从唯物史观出发，评价刘知幾“富有怀疑的精神”“具有唯物的思想”，其“敢于怀疑”“敢于非圣”的科学精神，契合“历史是具体的科学，要承认客观的事实”这样的认知，称其为“一个客观主义的历史家”。金毓黻亦称赞刘知幾“持论甚正，足破千古之惑，其笃信左氏尤有特识”，可见“实事求是”的治学风范。
（二）中西学术视野下的价值印证
近代学者通过中西比较的视角，进一步凸显了《疑古》《惑经》的普遍学术价值，使其形象从“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之作”提升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学术经典”。
在精神层面，梁绳筠指出，“西洋人治学最讲究怀疑”，正是“怀疑”“不笃信古说”才造就了西方的近代文明，在中国唐代的刘知幾不信传闻，不惑于古，洞察“著述的人全有私心”，明辨“众善之未必是善，众恶之未必是恶”，与西方科学怀疑精神一脉相承。西方学者从哥白尼质疑地心说，到达尔文提出进化论，都是以怀疑精神为基础，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推动学术的进步。而刘知幾在千余年前就能够质疑儒家经典，批判传统史学的弊端，其“必要寻出一个‘自我’来”的“怀疑”精神与西方科学精神高度契合，是中国思想界稀缺的学术要素。
在方法层面，包寿眉以牛顿、瓦特的科学探索为例，推崇刘知幾善用“怀疑的本领”，并引用西方史学格言“无考据即无史学（no frudition， no history）”来印证刘知幾“暗于千载后之西史家的主张相吻合”，高度评价其考证精神和敢于批评的勇气。刘知幾通过比对不同史料、辨析叙事矛盾、质疑反常史事等方法，对《尚书》《春秋》的记载进行考证，这种方法与西方近代史学的史料考证方法基本一致。如果能传承此精神，中国古代伪书与史著谬误或早已被系统厘清。
三、“学科典范”：现代史学体系中的形象确立与学术定位
（一）史学概论与方法论著作中的价值固化
随着近代史学学科化的发展，史学概论、方法论著作涌现，从科学方法、史家修养、精神内涵三个层面，系统固化了《疑古》《惑经》的现代学术形象，使其成为现代史学体系中的重要典范。
在科学方法层面，现代史学强调史料考证与逻辑推理的重要性，《疑古》《惑经》中所运用的考证方法被视为中国古代史学方法的典范。陆懋德高度评价《疑古》《惑经》等篇展现的考证方法“足以开发心思，养成判断的精神，实为治史学之基础”，“尤合乎近时西人之说”，“与近世德国史学派论调，完全相合，此为最谨严之考证方法”。他结合西方史学理论，在其《史学方法大纲》中将考据学分为两种：一种是属于“外考证”的校勘法和辨伪法，另一种是“内考证”，即从记载者的习惯、性情、地位以及时代背景等一切因素的联系中推理出史实。乾嘉考据学接近西方的“外考证”，训诂虽接近于“内考证”，但范围较小，“惟刘知幾《史通》《疑古》《惑经》《曲笔》等篇，略为近之”。刘知幾的考证方法与西方近代史学的“内考证”方法基本一致，是中国古代少有的系统考证实践。何炳松在《历史研究法》中，运用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将传统的考据学转化为较系统的史料搜集和考订体系，这种“处处怀疑”的原则和考订方法与《史通》有着内在的契合。
在史家修养层面，现代史学强调史家应具备独立思考、客观公正的治史态度，《疑古》《惑经》中所体现的批判精神与求真态度，成为史家修养的重要标准。罗元鲲《史学概要》指出，“史德”即史家据实直书，通过宣示过去事实，使读者“明了人类过去之真实状况”，“循乎大公至正之道”，保持客观公正是为天职。但要保持这样的品德很难，很容易犯偏激的错误，鉴识有高低差别，还要受立场和世途的限制。《春秋》为了避贤者讳，避亲者讳，“不惜颠倒事实，变乱是非，任情笔削以迁就之”，有悖史德，这也是“刘知幾所以有《惑经》之说”的原因。就如杨东莼所说，刘知幾反对隐晦、追求客观、注重兴废行事，是“史家应有的史德与史识”。
在精神内涵层面，现代史学强调史学的批判精神与创新意识，《疑古》《惑经》中所体现的怀疑精神与学术勇气，被视为中国史学的宝贵精神财富。董允辉、曹聚仁均援引梁启超的评价，称刘知幾“事理缜密，识力锐敏”“勇于怀疑，勤于综核”，《疑古》《惑经》诸篇对孔子亦持不曲徇的“最严正的批评态度”，“王充以来，一人而已”。周容、杨鸿烈盛赞刘知幾对历代崇拜的《春秋》勇敢批评的精神，“是中国史学界的千古一人”，《史通》是“中国史学界很有气魄的大著作”。蒙文通则将其纳入思想史脉络，指出刘知幾疑古“应运而发”，对后世具有“启蒙之功”，其精神不仅推动了史学的发展，更对整个思想文化的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史学史专著中的学术定位与历史评价
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进一步确立了《疑古》《惑经》在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史学史专著的编纂者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系统梳理了“二篇”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影响，并给予了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
魏应麒《中国史学史》在第四章“隋唐之史学”后将“刘知幾”专设为第五章，并指出以往纪昀等人对《疑古》《惑经》的驳斥是缘于“不能脱封建思想之影响”，刘知幾受先秦以来尤其是王充疑古之风影响，“问不蹈虚，谳皆切实”，其学术价值不容否定。王玉璋在《中国史学史概论》中借助西方历史哲学如康德的知识发展阶段理论，将刘知幾考证史料“求真”的特质界定为“科学史观”，认为刘知幾在《疑古》《惑经》中所体现的史学思想，与西方近代史学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中国古代史学现代化的重要思想资源。金毓黻以现代史学学科规范为参照，肯定《疑古》《惑经》“不避非圣侮经之咎，更吻合近代学者为史学而治史之精神”，契合现代史学学科独立的特点，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二篇传统史学典范的定位。
刘知幾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并不限于《疑古》《惑经》两篇，但这两篇过去招致的集中批判，在近代得到了重新估定。通过近代史学学科文本从科学方法、史家修养、精神内涵等维度的解释，《疑古》《惑经》篇从传统语境中的非圣之作，蜕变为兼具科学理性、伦理勇气与启蒙精神的思想资源，并得到了后续如白寿彝、卢南乔、侯外庐、杨翼骧以及任继愈等史家的呼应和阐发。如白寿彝先生指出，刘知幾“把《春秋》《尚书》剥去了神圣的外衣，把它们同一般著作置于平常的地位，加以评衡。这一点上继太史公论六家要旨的优良传统，下开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端绪”。《疑古》《惑经》二篇“解构经典神圣性”的意义——将经书视为“史学文本”，而非“神圣教条”，这一认知为“经史分离”的现代史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历史依据，确立了“二篇”在史学史上的里程碑地位。
《疑古》《惑经》自此基本完成了在现代史学体系中的形象塑造，刘知幾和《史通》也获得了较为客观的学术地位。
（三）当代学者的研究深化与多元价值拓展
当代学者在继承近现代以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疑古》《惑经》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其当代形象在现代史学体系中拓展为“蕴含多元价值的史学经典”。
在学术定位上，当代学者赋予“二篇”史学独立以及史学转型里程碑的意义。如：代继华以经史关系演变为线索，动态解读二篇的学术价值，认为唐代经史尚未完全分离，刘氏以史学标准审视经学文本，是“经史分离”的早期尝试，其“以史证经”的实践为后世“经史独立”提供了思想资源；瞿林东从史学理论高度，将二篇的核心价值提炼为“史学自觉”，认为刘知幾对史学和史学工作的反省，明显反映出史学家自觉意识的发展。
在学术内涵上，当代学者挖掘了“二篇”背后多维度的思想体系。如杜维运着眼于求真的史学传统，指出《疑古》《惑经》“最见知幾求真史学所到达的境界及其批判精神的横溢”，并借此驳斥了某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发展批判史学的观点。又如其他学者聚焦开创善恶必书、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史学批评范式；以“理”为尺度批判经典，与近代西方科学史学思潮相同的理性主义内核；以及援经释史、引史论经，消解经学神秘性的经史互释方法等。
在价值拓展上，当代学者激活了“二篇”的实践价值。如，聚焦“实录精神”这一核心概念，将二篇的价值聚焦于“史家伦理”层面，强化“二篇”对当代史家“客观公正”职业伦理的启示意义；又如，“二篇”中所体现的“历史理性”与西方“逻辑理性”进行对比，彰显中国传统史学的独特性，为中西史学理论对话提供了重要支点。
四、传统史学遗产创造性转化：嬗变背后的启示与反思
（一）形象嬗变的核心逻辑与学术本质
《疑古》《惑经》的历史形象嬗变，从“妄诬圣哲”到“科学先驱”再到“学科典范”，其核心逻辑是学术范式的转型与价值标准的重构。
传统学术以经学为核心，价值标准是“尊经崇圣”“维护名教”，因此二篇的质疑与批判被视为“离经叛道”；近代学术以科学为核心，价值标准是“求真求实”“学术独立”，因此二篇的怀疑精神与实证方法被奉为“思想先驱”；现代史学以学科化为核心，价值标准是“方法科学”“精神传承”，因此二篇被确立为“学科典范”。
这种形象嬗变的本质，是不同时代学术共同体对“史学是什么”“史学应该追求什么”“如何评价史学著作”等核心问题的不同回答，反映了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进程。从学术本质来看，《疑古》《惑经》的形象嬗变，是史学独立意识不断觉醒与强化的过程。刘知幾在“二篇”中所体现的史学独立意识，是其最核心的学术贡献。传统时期，史学依附于经学，缺乏独立的学科地位与评价标准；近代以来，史学逐渐摆脱经学的束缚，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独立的学术价值与评价标准逐渐确立；现代史学则进一步强化了史学的独立性，强调史学的科学属性与社会功能。《疑古》《惑经》的形象嬗变，正是这一过程的集中体现。
（二）对传统史学遗产创造性转化的启示
其一，应超越“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深入挖掘传统史学的内在潜能。刘知幾的疑古思想与批判精神，并非西方学术的舶来品，而是中国传统史学自身发展的产物。近代学者通过中西比较的视角，发现了二篇与西方近代史学的相通之处，但其学术价值的根源在于中国传统史学的内在活力。因此，在传统史学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不应简单地以西方学术为标准来评判传统史学，而应深入挖掘传统史学的内在资源，同时打破中西史学研究的学术壁垒，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
其二，应注重史学精神与史学方法的传承与创新。《疑古》《惑经》之所以能够在千余年的历史中持续产生影响，关键在于其蕴含的怀疑精神、批判态度与求真理念具有永恒的价值。这些史学精神与方法，是中国史学的宝贵遗产，需要我们加以传承与创新。在当代史学研究中，我们应继承刘知幾的怀疑精神，保持独立思考，不盲目信从权威；继承其批判态度，勇于反思当下的问题与不足；继承其求真理念，注重史料考证与逻辑推理，追求历史的客观真实。在中西文明对话、中西史学交流愈加频繁的今天，这不仅对中国史学自身的学科发展尤为重要，也有力推动了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
作者简介
张杰，温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中国史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