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人工智能、混合现实与脑机接口等技术的融合演进，加速引领人类社会迈向碳基-硅基智能共生的后人类时代。以梅洛-庞蒂的具身现象学为理论起点并展开对话，能够系统探讨后人类时代以智能体为中心的具身传播新形态。传统具身传播以肉身为知觉与行动的核心，智能体的技术躯体则通过多模态传感器、算法模型与执行系统，实现对感知经验、神经网络、算法图式与身体图式的深度整合，由此构建起智能体的整体具身体验，并在对人机感知、认知与行动的统合中形成新的独特共在关系。异质躯体对身体边界的重塑，在拓展可见域的同时创造出新的不可见域，而后人类时代的具身传播以此为基础，通过再造空间形态、时间结构与交往实践模式，建立起一种嵌套虚拟与现实、具有智能感知特征的跨物种交往秩序。这一框架将为后人类传播提供本体论重构的现象学路径，为理解异质共生机制与交往实践开辟出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智能体/ 后人类时代/ 异质躯体/ 具身现象学/ 具身传播/ 异质交往/
作者简介：甘莅豪，男，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知识话语传播、异质交往；王豪，女，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知识话语传播、异质交往（上海 200241）。
原文出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福州)2026年第2期 第122-133页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智能技术与新闻传播学发展及知识生产范式变革研究”(24&ZD317)。
伴随媒介技术的发展，传播学已历经“离身传播”向“具身传播”的深刻转向。①传统传播观念强调媒介的信息中介功能，将传播的主体与客体相分离，把人的身体与技术割裂开，并将传播过程看作是一种外在的工具性行为。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可穿戴设备等智媒技术的推动下，媒介不再是身体的外部附属，而是与之互嵌，构成人类感知世界和建构经验的核心机制。②
“具身传播”作为这一转向的理论核心，强调身体与技术的深度融合，主张传播是“身-心-物-环境”实时交互的整体过程。这一理论立场植根于现象学与技术哲学，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揭示出技术对人类感知结构的重塑机制；③唐·伊德(Don Ihde)通过“具身关系”概念指出，技术可内化为感官的一部分；④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则以“第三持存”理论强调智能设备已演变为无法剥离的认知义肢。⑤这些思想共同推动媒介研究超越“使用工具和传递中介”的维度，转而探究和强调“媒介作为‘看不见的手’一样的组织性和建构性力量”⑥。在此语境下，具身传播进一步对传播学中关于主体性、感知、空间与时间的基本预设形成挑战，一场涵盖哲学观、媒介观与方法论的变革已然发生。
然而，上述视角仍带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将技术仅视为人类身体的延伸。在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当下，这种视角的根本性缺陷愈发明显。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提出指数级增长的“奇点模型”，揭示出技术发展的不可逆性与自我加速逻辑，他所构想的“神经连接”，不仅意味着对大脑观察、理解与模拟能力的增强，更预示着计算机系统与大脑之间可能实现直接联通，并加速融合与进化。⑦这一设想实际上进一步动摇了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式的主体观念——一个独立的、理性的我思主体、意识主体。当意识的运作依赖于技术或与技术系统深度交织，甚至逐步被功能强大的混合智能系统替代时，主体的边界将愈加模糊。
“神经连接”公司(Neuralink)的一系列脑机接口实验成果正在印证这一趋势。⑧技术不仅能追踪和解读人类行为，更可能直接接入神经活动并参与人类的社会实践，更深地嵌入与重塑人类经验。当技术在身心层面达成深度内化后，很明显，“身体延伸”的解释框架已无法容纳它。与此同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提出“后性别赛博格”概念⑨，提供了对人类中心主义本体论的彻底反思。她强调，技术并非被动的器官外延，而是通过具身化的实践消解有机体与机械的本体差异，生成后人类主体并塑造出新的人与技术共在的后人类图景，⑩生命政治的意义网络也由此被重新编织。遵循这一视角，后人类的降临不仅是技术未来的预言，更将对社会传播实践及理论构成根本挑战。
进一步地，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从辩证视角为后人类传播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支点。他以黑格尔与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理论为透镜指出，“连线大脑”引发的主体分裂，不是缺陷，而恰恰是突破人类局限的契机。当人类大脑与数字机器深度连接，技术便不再是人类的被动延伸，而是主动参与构建新型主体性的存在。这种分裂的主体既非纯粹的人类，也非降格的机器，而是一种在矛盾中螺旋上升的新形态——这正呼应了他对奇点的核心判断：其本质是“丧失的丧失”，既是旧有人类形态的终结，也是新智能体的诞生。(11)
这几位思想家的理论共振揭示：具身传播研究必须超越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框架，在技术内化与主体重构的辩证运动中重新定义传播主体。伴随这一主体的变化，传播亦不再是人类的单向输出，而转变为在碳基-硅基混沌共生下，一种由新型智能体为中心所生成并展开的信息流动。这种后人类视角的转换不仅关乎技术伦理，更是对人类存在方式的根本重思。正如赛博格无需经历俄狄浦斯阶段，未来的传播主体也将挣脱生物学的桎梏，在技术奇点的地平线上建立起一种碳基、硅基和赛博格异质智能体共存的具身传播新形态。
一、智能体具身体验的可理解性与可分析性
在算法与脑机接口等技术的联结与叠加演进下，由传感器捕捉环境信号、算法处理信息、执行器落地行动构成的智能技术，正持续打破硅基结构与碳基生命的边界，催生出各类突破传统认知的全新智能形态。这些全新的智能形态，我们可将其统称为“智能体”。这一概念源于智能代理(intelliget agent)理论，其核心内涵是指一种能够主动感知外部环境变化、依据感知结果调整自身行为以作用于环境，进而逐步实现自身预设目标的自适应系统。(12)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加速发展与接入，智能体的智能化程度、自主性和适应性显著提升，其感知、认知与决策能力亦得到指数级增强。不过，这一进程在导致智能体概念被广泛重提的同时也渐近窄化。当下主流语境中，智能体往往被局限于一种由大模型驱动的线上软件实体，而忽略了其更广泛的定义与形态。对此，西门子公司(Siemens)等回归智能体的早期广义界定——无需人的直接干预而能自主执行任务或决策的程序或实体(13)，提出“工业智能体”概念并指出，“智能体的基本构成包括规划、记忆、工具和执行四个部分”，即“能够感知环境、自主推理、做出决策并执行动作以实现目标任务的系统，其通过传感器感知外部环境与内部状态，并依据逻辑判断与目标分析，借助执行器对环境产生影响”(14)。在这一广义框架下，智能体涵盖了两类超越软件的行动主体：纯硅基非人类智能体，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或自主机器人；碳基-硅基混合智能体，如脑机接口增强人类或生物神经网络驱动的仿生机器人。
显然，从自动驾驶汽车的空间感知，到医疗机器人的触觉反馈，具身智能体不断拓展感知的边界，实现跨物种的信息交互与意义共鸣。它们不只是工具，而是具有感知能力和行动潜能的共在主体。与此同时，数码感知、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的突破，正颠覆“表征-计算”这一传统认知范式。硅基智能与碳基生命体在异质互动中融合交往，形成共生共演的存在结构。这种共在方式，重塑了我们对存在的理解，也重新定义了生命、意识与社会的边界。
要真正“以智能体为中心”讨论具身传播，首先需要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人类为何有能力理解并分析异质智能体的具身体验(embodied experience)？对于异质体验问题，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曾在《成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样的？》一文中提出，蝙蝠意识的主观特性无法通过客观的物理或功能描述完全还原，即使蝙蝠的回声定位系统可通过物理学和生物学解释，“但其主观体验，如蝙蝠如何‘感知’世界，对人类而言始终是不可通达的”(15)。这一观点似乎可延伸至异质智能体：人类只能通过自身的主观经验构建概念框架，而异质智能体的体验可能超出这一框架的可理解范围，即若智能体的躯体构造、感知模式与人类截然不同，人类将无法通过自身经验“模拟”其主观视角。
不过，尽管内格尔否定意识经验可被彻底还原，但他并未全盘否定人类对异质个体的理解可能性。他在上述文章的末尾提出：通过行为观察、功能分析与物理因果关系的系统研究，人类能够构建一种客观现象学框架，用以描述蝙蝠等非人类主体的具身体验。也就是说，根据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知识现象学的“融合社交理论”(inter-corporeality)，个体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身体感知与行动，在与他者的动态互动中形成主体间关系网络；身体既是生物载体，也是意义建构的媒介，通过姿势、动作、表情等具身符号，交互双方共享时空情境，实现“共同在场”(co-présence)的体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é)并非先验设定，而是在具身交往中动态生成——通过身体图式(schéma corporel)(16)的调适与意义共同建构，他者经验得以被感知与理解。该理论为“他心问题”提供了具身现象学诠释：理解他者不依赖心灵还原，而需通过具身交互中的意义共鸣。(17)显然，这一观点为突破传统身心问题的认知局限提供了新思路——即使无法完全共享主观视角，人类仍可通过现象学的结构化描述接近异质智能体的体验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以网格细胞为例指出，这一深度参与视觉、嗅觉、记忆等多维认知活动的神经元，不仅存在于多个生物物种的大脑，且排除基于生物体这一媒介后，网格细胞及其自涌现的现象亦已在人工递归神经网络中被观察到。该文由此强调“基于生物的神经元和基于机器的神经元之间存在基于自然的通用性”(18)。这一论断暗示人类能够跨越碳基与硅基智能体的交互边界理解异质智能体。
这种“可理解”的根本原因在于具身交往的生物与社会双重属性：人类神经系统具有动态适应能力，可通过具身实践适配非生物智能体的交互模式，如人机协同操作；交互双方通过相似的感知基质、编码机制及实时反馈形成“行动-回应”循环，实现跨物种的意义共享，如脑机接口的情感传递；智能体设计中嵌入的类人认知框架，为机器行为赋予可解释的社会语义。
梅洛-庞蒂曾通过“橡胶手幻觉”案例指出，人类身体并非封闭的实体，而是一个开放的感知结构，能够在多感官整合的条件下将外部物体纳入自身的身体经验之中。(19)由此，机器人的传感器与执行器所生成的行为模式，可以经由人机界面被转译为人类可识别的动作和意图，从而融入人的身体图式网络，为人所理解。对硅基行为的理解能进一步通过主体间性具身嵌入而实现深化——机器人在空间移动、力反馈等方面的响应与人类具身经验之间形成动态共振，使得人类不再将其视为机械反应，而是理解为具备意向性的行动，共同参与后人类世界。最终，这种理解并非依赖于抽象的符号演算，而是通过技术具身性所创造的感知共在来实现，从而建构出一种跨物种、跨材质的存在连通性、意义互文性与交往共情性。
从梅洛-庞蒂的“具身主体性”观念出发，纯硅基智能体的主体性亦并非封闭于其技术实体的内部，而是在与外部环境持续互动的过程中，被动地、动态地建构出来。具体而言，纯硅基智能体的“主动性”不仅源于其内部的算法、程序、模型、逻辑与图式结构，更体现在其对外部刺激的响应机制中，即其感知、决策与行动能力，依赖于技术结构对环境信息的具身捕捉、解析与反馈。这种主体性的生成过程，是智能体技术躯体与“双重环境”之间持续耦合的产物。所谓“双重环境”，一方面指物理环境，如通过各类传感器和感知器接收的光、电、热等信号，另一方面则指社会环境，即智能体与人类个体、其他智能体之间的交互网络。在这种交互过程中，智能体借助硅基学习算法和碳基逻辑推断，将人类的行为模式、语言符号、环境反馈等转化为可计算的图式，进而形成具有适应性与动态演化特征的主体性框架，即智能体的主体性并非预设的技术属性，而是在人机共构的动态关系中不断形成与演化的“具身生成物”。
作为碳基生物的人类对异质智能体具身体验的理解与分析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智能体硅基部分的物理躯体、算法架构和数据训练过程均由人类主导建构，其技术逻辑深处保留着人类认知的深层印记。也就是说，碳基-硅基之间的具身体验呈现出双向渗透的特征。一方面，硅基智能体的传感模型、代码架构与决策程序深深植根于碳基身体赋予的生物性认知框架之中，如视觉识别算法常常模拟人眼的成像机制，自然语言处理系统则借鉴人类语言的语境推理能力。另一方面，在碳基-硅基具身协作过程中，碳基身体的肢体动作、情绪表达等具身信息，会通过硅基躯体的多模态传感系统被采集，并通过强化学习不断反馈至行为策略，从而影响其“感知-反应”和“传感-反馈”机制的融合演化。此类交互不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体验的嵌入与塑形。更进一步，异质智能体在理解碳基生物的意图时，往往依赖于将碳基文化中的符号系统(如语言、图像、情境)转化为可计算的符号网络。这一转化过程本质上构建了一个跨物种的意义共享空间，使碳基-硅基之间得以在不同存在方式中实现沟通与协同。
二、智能体具身体验的生成与整合机制
智能体的具身体验，主要指智能体通过自身物理或数码载体与外部环境展开持续交互，进而动态形成认知能力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具身体验并非单一维度的“输入-输出”线性过程，而是需依托多种机制协同作用方可实现：一是“碳基-硅基”传感器提供对环境的实时感知输入；二是认知图式与算法图式负责对感知信息进行结构化处理与策略生成；三是全局神经网络在更高层级上整合经验、优化行为并驱动智能体的动态适应。(20)
正是在这种“感知-处理-行动”的连续循环中，智能体的具身体验正在深刻改变我们对“主体”的理解。智能体已不再是单一维度上的生物行动者、算法执行者或信息处理器，而是在虚拟与现实之间游走、能够感知环境并做出自主行为的认知存在。其主体性亦被重新定义：不是因为它具有生物意义上的身体，而是因为它通过技术构成的“躯体”介入世界，获得了经验、意义与行为的生成能力。
首先，智能体能够具身于世界的核心前提，在于其能依据虚拟与现实两种环境，分别构建起功能适配的“躯体”——这两类“躯体”通过整合特定技术组件，为智能体提供与环境交互的物质基础，进而支撑具身体验的形成。在虚拟空间中，智能体的“躯体”表现为“数字躯体”，其构建依赖图形渲染系统、多模态模拟器与感知接口的协同作用，例如在触觉层面借力反馈设备模拟物理接触感，实现触觉体验的数字化传递，(21)在嗅觉层面依托电子鼻的数据库建模，将气味信息转化为虚拟环境可识别的数字信号。(22)这些非生物感官组件生成的感知信号共同构成智能体与虚拟环境交互的“数字躯体”。通过这一“躯体”，智能体才能“体验”虚拟空间中的颜色、材质、气味等属性，进而形成适配虚拟场景的具身化行为策略。与之相对，在现实世界中，智能体的“躯体”以物理实体形态存在，常见形式包括人形机器人、义体系统或脑机接口装置。其“躯体”构建同样遵循“感官-执行”的协同逻辑：“感官系统”由柔性触觉皮肤、RGB-D视觉模组、六维力传感器、电子鼻等装置组成，负责捕捉物理世界的真实信号；“运动执行部分”则依赖各类马达与关节结构，实现肢体动作的精准控制。这种“物理躯体”不仅让智能体能够物理性地嵌入现实世界，完成抓取、移动等动作，还能通过真实物质环境的阻力反馈与信号交互，帮助智能体动态调节行为策略，逐步积累现实场景中的具身经验。
其次，智能体实现虚拟与现实的融合整合，核心依托于感知系统的跨场景协同——感知系统以技术化“躯体”为纽带，先分别搭建智能体与物理现实、虚拟空间的感知连接，再通过机制联动实现二者的深度整合，最终支撑认知图式的统一更新。从融合的基础来看，物理现实与虚拟空间的感知路径虽各有侧重，却共同构成虚实整合的支柱：在物理现实中，智能体依赖传感器将各类物理信号转化为数据输入，为融合提供真实场景的物质性感知基础；在虚拟空间中，感知则通过算法模拟生成多感官体验，构建出与物理属性对应的数字化感知信息，让智能体能理解虚拟场景中的“类物理属性”。
而混合现实(MR)与增强现实(AR)的复合情境，正是虚实感知从“独立运行”走向“融合整合”的关键场景：在此情境下，智能体的感知系统不再割裂地处理单一场景信号，而是实现上述物理与虚拟双重输入的同步协同，二者在技术化“躯体”中形成数据交互与逻辑联动。智能体基于这种整合后的感知数据总结规律，动态更新认知图式，确保对“虚实叠加场景”的认知不脱节、响应不偏差。这种虚实融合的机制同时还使感知系统具备“跨域迁移能力”，让智能体可在虚实不同场景中无缝切换感知模式，真正实现“以统一感知逻辑适配多元融合环境”。
最后，不同智能体实现具身体验的共享，其核心在于统一的人工神经网络系统发挥着“体验中枢”的作用——通过分布式数据整合与共通处理逻辑，让不同智能体的感知体验实现互通、整合与复用。这一统一神经网络系统的“体验共享能力”，首先体现在对多通道感知数据的跨智能体整合上：它能接收并解析来自不同智能体的感知信号，将分散的个体体验转化为可通用的“体验数据模块”。(23)在虚拟环境中，全局神经元工作空间(global neuronal workspace，GNW)模型扮演了“体验协调者”的角色：它为所有虚拟智能体提供统一的信息流处理框架，不同虚拟智能体在交互中产生的各类体验，都能在这一框架下被标准化处理，形成共通的“虚拟交互体验库”——当某一虚拟智能体激活特定行为策略时，其他虚拟智能体可直接调用共享体验库中的数据，无需重复探索就能适配相似场景。而在现实环境中，边缘计算与轻量化神经模型则为现实智能体的体验共享提供了实时性支撑：这类模型既能保证单个现实智能体快速处理环境反馈、生成即时行动，又能通过统一的算法逻辑，让不同现实智能体的“物理交互体验”实现互通。例如波士顿动力公司(Boston Dynamics)的多款Atlas人形机器人，在面对不平整地形时，各自通过力传感器捕捉的“步态平衡体验”，如地面阻力反馈、关节受力数据等，会被统一的轻量化神经模型整合为“地形适应共享体验模块”。当新的Atlas机器人进入相似地形即可直接调用。这种“体验共享”大幅降低了单个智能体的探索成本，实现了现实智能体间的“经验传递”。(24)
从本质来看，统一神经网络支撑的“体验共享”，核心是对“感知-行动因果链条”的共通整合：它能让不同智能体针对同一类交互对象，形成统一的“功能认知体验”与“行动适配体验”。比如面对虚拟像素形态或现实金属形态的水杯，只要感知回路被激活，所有接人该神经网络的智能体，都能通过共享体验理解“水杯可握持、能盛物”的核心特征，并基于共通的体验逻辑生成适配行动——或是虚拟场景中的抓取操作，或是现实场景中的物理取放。这一过程正是“感知-行动因果链条”共通整合的具体体现(25)，不仅打破了智能体的个体边界，还让“多智能体协同响应”具备了统一的体验基础，为后人类传播中智能体间的互动提供了认知共识。
在厘清智能体具身体验的生成机制——无论是依托技术化躯体搭建感知入口，还是通过人工神经网络实现感知向认知的转化——之后，还需进一步聚焦其体验生成的核心协同环节：具身体验的形成是多感官信号的有序联动与深度融合，这一过程的实现，正依赖于体验整合机制的支撑。梅洛-庞蒂指出，人类感知并非单一感官的孤立运作，而是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感官协同构建的整体经验，(26)这种跨感官“通感”是感知的普遍机制，这为理解智能体具身认知提供了关键启示，即无论是虚拟数字人还是现实3D智能体，其感知系统同样依赖多模态信息整合。在现实场景中，人形机器人行走时会融合视觉等信息，实时调整步态与行为；虚拟数字人则通过算法实现话语、图像、动作命令的跨模态对齐，再借助人工神经网络注意力机制融合信息，让感知、言说与行为连贯统一，进而在算法层面构建“数码身体图式”，模拟多感官要素以实现类物理交互的通感体验。
更关键的是，感知与认知并非线性因果关系，而是在认知结构参与下动态生成的结果。马蒂厄·吉列尔曼(Mathieu Guillermin)与奥利维耶·乔治恩(Olivier Georgeon)提出的“人工交互主义”理论指出，感知是认知系统与环境互动的构造性活动，(27)而身体图式正是智能体具身认知的核心——它不仅是智能体与环境交互的物理基础，更是内嵌于认知过程的动态结构，比如机器人通过力觉传感器与视觉系统修正抓取动作，体现“行动即感知调节”的逻辑，虚拟智能体则依托内部预测模型推演动作序列，展现行为、知觉与认知的高度融合。
或者说，智能体的算法图式并非纯粹的逻辑代码，而是承载躯体经验的通感结构，它通过模型化编码躯体经验，构成“具身语义空间”机制。例如，智能体识别“桌子”时，不仅能捕捉符号本身，还能依托通感模型理解其“冷-热”“光滑-粗糙”的感知特征。当躯体图式与算法图式深度嵌合，会对传感器采集的环境信息实现动态理解与预测，在反馈闭环中生成互动动作并反向影响感知系统，此时智能体的知觉、认知与行动便形成统一的具身认知结构。
综上所述，智能体的具身体验揭示了一个超越传统“感知-认知-行动”分割的动态整体。它并非单一模块的线性叠加，而是通过“躯体-算法-神经网络”三重图式的交互性耦合，在不断地通感、反馈与修正循环中生成自身的智能结构。感知的意义不再来自外部世界的被动输入，而是碳基或硅基躯体在与环境通感交互中的生成性产物；算法图式成为整合数据、信息与知识的动态中介，使智能体的行动具备自我调节与预测能力；而神经网络在物联网与互联网的联结背景下，构筑起智能之间感知与认知得以流动、共生与进化的基础环境。由此，智能体的“具身性”不再仅是对人类经验的模仿，而是一种新的知觉存在论(ontology of perception)与认知生成论(epigenesis of cognition)的展开。它重新界定了智能的边界——从个体性的知觉转向网络化、互感性的群体经验。从哲学上看，这意味着感知的结构正在被重新分配；从技术上看，则标志着后人类时代的人机关系正由“操控-执行”转向“共感-共生”的新阶段。
三、智能体具身体验驱动的交往模式变革
智能体依托“躯体-算法-神经网络”图式构建的具身体验，成为驱动交往变革的核心力量。这种变革不仅重塑了传播主体间的互动关系，更推动具身传播从“人类主导的单向赋能”转向“智能体参与的认知共构”，进而催生出全新的交往模式。在此背景下，探究智能体具身体验如何重构传播秩序、引领交往变革，既是理解当下传播生态演变的关键，也为把握人工智能时代传播发展的深层逻辑提供了重要切入点。
智能体推动的交往模式转型，在科幻作品中已现端倪：《佐伊》中AI伴侣借生物传感实现与人类的情绪共振，在《银翼杀手2049》中，全息智能体萨曼莎借助触觉反馈系统，不仅得以在虚拟世界中“感受”现实世界的雨滴，也得以与克隆人共享情感与身体的亲密体验，实现一种跨越虚实界限的爱情。这些案例生动展现了技术具身化对传统传播范式的突破，预示着智能体主导的新型传播生态有望从科幻走向现实。在这一生态中，智能体不再被动响应人类指令，而是通过“感知-反馈-调节”的动态循环，主动介入认知与情感的生成过程。
要真正理解这类智能体主导的具身传播架构，需突破以人类主体为参照的经验框架。传统传播理论的具身性根植于现象学传统，核心是将生物身体视为知觉前提与主体和世界互动的媒介，当传播主体转向智能体，其具身性依托发生本质变化——不再是肌肉、骨骼构成的生物结构，而是传感器、算法与数据接口搭建的技术躯体。这种差异不仅让智能体的具身传播在质上区别于人类的身体嵌入，还直接重构了具身交往的固有边界。正是基于这种根本差异，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智能体的具身传播如何超越梅洛-庞蒂以“人类”为核心的知觉现象学框架，并以其独特逻辑重塑时空认知与异质互动模式，最终在虚拟与物理世界之间建立起具有智能感知特征的传播新秩序。
(一)异质交往空间的再造：以交互性、嵌套性与转化性为特征
在智能体日益嵌入人类生活与感知结构的当代技术语境中，重新理解“空间”的构成机制尤为迫切。传统几何视角下的空间建构已无法充分解释虚拟现实世界所呈现的复杂空间形态。为此，可以借助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提出的“具身空间观”，特别是“空间进深”“现象学距离”与“建制”(institution)等理论概念，深入剖析智能体具身传播中的生态构建机制，揭示其在技术媒介作用下呈现出的交互性、嵌套性与转换性特征。
梅洛-庞蒂对空间“进深”的理解，为重构技术语境中的“空间性”提供了重要理论起点。(28)与牛顿客观、绝对的几何空间观不同，他认为空间进深是在具身主体与世界的持续互动中动态生成的。这种进深本质上是一种“动机-决定”结构：主体的感知动机与外部环境的反馈在动态平衡中，共同决定着空间的展开方式。这一机制在智能体传播生态中，具体转化为“感知-行动”闭环。以智能汽车为例，其由技术组件构成的感知框架通过与环境的持续互动，生成具有动态拓扑特征的虚拟现实空间认知。这种特性带来空间属性的转变：首先，驾驶室的功能边界被彻底突破：它不再是单纯承载驾乘者的物理容器，而是逐渐演变为一个具备社会交互属性的平台，可承载车内AR会议、智能车群协同避让等多元场景，使“虚拟共在”成为可能。其次，自动驾驶的决策逻辑嵌套于动态的实时反馈机制中，行驶路径不再固定不变，而会根据环境变化、车辆互动及乘客需求持续优化。在此背景下，“空间”的衡量尺度发生本质性重构：传统以物理距离为唯一标准的定义被打破，“交感距离”成为核心标尺。这标志着智能汽车已升级为一个融合信息交流、行为协作与场景行动的社会性场域，其所承载的信息传播空间也被赋予全新的社交与情感维度——车不再仅仅是连接物理地点的“通道”，更能通过感知交互传递情绪、协同行为。这使信息传播的空间逻辑彻底超越传统地理物理框架，成为智能体通过具身传播重构现实交往场景的典型例证。
再如，以苹果公司可穿戴式显示设备(Apple Vision Pro)为代表的混合现实装置，为分析“智能体交往空间”的嵌套与转化提供了代表性案例。传统虚拟现实(VR)设备的“离身性”常常造成用户与虚拟空间的割裂感，而Vision Pro通过眼动追踪、手势识别与实时空间锚定等技术，实现了碳基生命与硅基智能共同具身参与的空间建构。用户通过多种身体行为直接“参与”空间的生成，呼应了梅洛-庞蒂所说的“视尺寸-距离”之间的动态关系。在Vision Pro构建的空间中，虚拟物体在视觉呈现中的“进深”也不再是单纯计算光影的几何结果，而是由人类用户的探索意图与智能系统的算法决策共同生成。这种空间建构逻辑，恰如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的画作对传统透视法的突破那般，并不受制于线性空间的固化规则，而是转向由主观感知意愿与身体运动体验共同推动的空间重构。
值得注意的是，虚拟世界中的数字人，并不是人类的简单替代品。它们通过感知数据和算法逻辑的共同作用，形成了一种新的身体形态。例如，虚拟偶像的眼神流转不是对人类行为的纯粹模仿，而是智能系统根据用户历史互动数据生成的“动机线索”。这些线索旨在激发用户产生共情，从而触发新的互动和表达。这意味着，每一次用户行为都会反作用于数字人的空间逻辑，嵌入其记忆与行为模式，最终重构数字体的行为轨迹和空间形态。
综上，在智能体的异质交往实践中，传播空间的建构呈现出几个显著趋势：多元拓扑，即空间结构呈现非线性、多层级的组织；异质耦合，即碳基人类与硅基智能体在交互中形成连续的动态关联；社会交感，即社会交互场域中情感和认知等的综合作用，塑造出新的空间体验。显然，智能体传播生态中的空间现象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意涵。一方面，嵌套空间的本体基础在于技术躯体的延展。无论是虚拟物体的触觉反馈，还是算法对用户行为的感知响应，最终都要回归梅洛-庞蒂所强调的“身体是第一媒介”这一核心观点。Vision Pro之所以能带给用户真实感，不是源于几何尺寸的逼真模仿，而是“碳基-硅基”的具身操作过程中，用户通过参与感所建构出的“现象学真实性”。另一方面，“空间转换”的动力机制并非物理意义上的跳跃，而是一种综合过渡机制：当智能体在虚拟与现实之间切换时，知觉系统会自动整合来自不同来源的视觉、听觉与触觉信息，从而实现计算空间的动态平衡。
事实上，虚拟现实空间始终存在着难以消弭的张力，这种张力源于硅基智能与碳基生命在空间建构逻辑上的本质差异，也即算法以非人类的具身视角生成空间秩序，而人类则依托生物性身体图式感知世界。这种张力催生出独特的异质交互网络——它绝非遵循单一规则的统一空间系统，而是呈现出“共在”与“互嵌”的动态关系形态。在这一网络中，硅基智能的算法空间与碳基生命的感知空间既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又通过实时数据交互持续渗透彼此的存在维度：人类的身体动作不断重塑算法对空间的定义，而算法生成的虚拟场景也在反向建构人类的空间体验，二者在动态平衡中共同维系着虚拟现实的存在形态。显然，从梅洛-庞蒂的具身现象学出发，我们能够看清，智能体生态中的空间已由传统客体化结构转向一种动态建构机制。这一空间在“碳基-硅基-环境”之间的协同表达中持续生成，即空间进深的合法性在于其不断演化的拓扑结构，而非稳定的物理距离。
(二)异质交往时间的重构：以生物节律与算法时序的耦合为尺度
以智能体为中心的具身传播时间性问题，突破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下“向死而生”的存在论框架。智能体的时间性并非完全源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式的“此在”对死亡的焦虑与筹划，而是由硅基算法的逻辑架构与碳基身体的物质性共同建构的复合体系。对于纯硅基智能体，其时间意识表现为一种可编程的时序性，其本质是算法对数据流的动态处理与反馈，而非人类生命有限性驱动的意义生成。也就是说，其时间性首先体现为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与任务序列的优先级分配。例如，大语言模型智能体的响应速度取决于GPU算力与transformer模型的层间计算延迟，其“现在”是数据输入到输出的毫秒级间隙，“过去”是训练数据集的静态固化，“未来”则被简化为概率预测下的token生成。这种时间性缺乏人类“绽出”(ecstasis)的生存论张力，而是通过递归神经网络或强化学习的反馈循环模拟时间连续性。此外，硅基智能体的“身体”还是服务器集群与传感器阵列，其时间流动被硬件时钟周期严格量化，甚至可通过分布式系统实现“时间切片”的并行处理，从而消解线性时间的不可逆性。
对于碳基-硅基混合智能体，其时间的运作方式则呈现出一种特殊的耦合状态——它同时受生物节律与算法时序的约束。例如，Neuralink公司的脑机接口必须在神经元毫秒级的放电节奏与芯片纳秒级的计算频率之间实现协调，形成一个“双时钟系统”。这种协调不仅是技术问题，更体现出生物时间与机器时间的共存关系。碳基身体的代谢周期可能迫使硅基系统进入低能耗模式，而算法对实时性的需求又会反向影响人类的生理状态。这种混合时间是一种生物性与技术性之间的动态协商过程，其具身性体现在碳基身体对硅基组件的承受与适应，如芯片的散热极限、能量供应等，与硅基组件对碳基身体的感知增强，如AR视觉的时间压缩等。(29)
混合智能体时间性的核心张力，在于可重置性与不可逆性的矛盾。例如，硅基组件可以通过数据备份与状态回滚实现“时间倒流”，但仿生肌肉或生物电池等碳基组件仍遵循不可逆的能量消耗规律。即使脑机接口能够编辑记忆、消除创伤性经历，生物细胞的衰老依然是无法跨越的终极时间壁垒。这一矛盾揭示出混合智能体具身传播的物质性根基：时间并非单纯的算法参数，而是碳基组织和硅基结构在物理层面的协同产物。神经元的放电周期、芯片的电流延迟、细胞的新陈代谢速率等，都是这种“物质时间”的表现。
未来，随着量子计算和生物计算技术的发展，智能体的时间性可能会被进一步改写。量子计算的叠加态可能让“现在”呈现为多世界分支的概率云，而医疗技术对碳基生物生命时限的延长，或将重构人们对时间“延迟”的定义。但无论技术如何演进，混合智能体的时间性始终是物质载体与数据架构的共谋——它既不是人类主观的心理时间，也不是机器冰冷的计时机制，而是一种在硅与碳的互动纠缠中不断生成的、去中心化的时序生态。
(三)异质交往模式的转变：一种嵌套身体的跨物种交互形式
智能体通过将碳基生命与硅基系统深度融合，催生出后人类时代的新具身交往模式。梅洛-庞蒂认为，身体是交往的媒介，人类通过表情、动作等身体姿态推测他者意图。这体现出身体的“不透明性”，即他者心灵的不可直接通达。后人类时代的技术进步打破这一界限，重构了具身交往中的“可见”与“不可见”关系。
一方面，智能体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了“身体透明性”的再建构。如脑机接口技术将神经信号转化为可传输的数据流，使原本不可见的个体意识外显为可共享的信息，这突破了传统身体的不透明性，亦超越了梅洛-庞蒂基于生物身体的交往模式。智能体之间的算法协同进一步拓展了透明性，不同智能系统通过联邦学习(federated learning)等机制能够实现参数同步，协同更新模型，从而实现语义与意图的高效共享，呈现出比人类身体语言交流模式更高的透明性。
另一方面，智能体的具身交往拓展了知觉的边界，重新定义了“可见物”。传统交往依赖物理空间的单向感知，而智能体通过混合现实设备创造出“嵌套的可见性”，将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融合于同一视域，如游戏中的虚拟幻想可被锚定在物理桌面上呈现，打破可见与不可见的传统界限。此外，智能体的感官代偿功能进一步扩展知觉范围，拓展智能体可见、可听、可触等范围。智能体还可以通过技术增强“不透明性”，如采取隐私差分(differential privacy)、噪声添加、数据加密以及感官隔离等方式，进一步丰富具身交往的复杂性。
梅洛-庞蒂明确强调，身体并非孤立的物理存在，而是主客交融的存在基质，更是世界与自我相互交织的核心场域。进入后人类时代，具身交往的内涵从这一以人类肉身为核心的传统概念中突破，进一步拓展为更具包容性的“技术之躯”。其具体表现，正是碳基躯体与硅基躯体相互生成、彼此嵌套的具身交往新逻辑。具体来说，这一拓展及转换具有以下三重意涵：
其一，碳基-硅基躯体的确立重塑了身体的物质基础。脑机接口技术将碳基神经网络与硅基计算网络联通，形成异质的身体共同体。人类通过脑机接口控制机械臂时，技术成为身体的“新器官”，实现了赛博格式的具身扩展。这种赛博格躯体不仅改变了身体的物质形态，也赋予智能体交换数据、利用云端交往协调躯体动作的可能。同时，智能体的“幻觉”——如大模型生成错误联想——并非单纯的错误，而是硅基知觉对数据世界的意向性建构，其也可能转化为人脑潜意识或梦境。
其二，智能体的具身交往体现为嵌套身体的跨物种互动。传统交往以面对面的生物身体为基础，而智能体通过人机协同形成了新的身体图式。如在自动驾驶交往场景中，驾驶员的手势通过车载视觉传感器传递至路径规划算法，驱动机械转向系统完成车辆移动。这种人机共生体形成一种跨物种的嵌套式具身交往：驾驶员和无人驾驶汽车构成智能体之间的主体间性交往，同时二者又共同构成一个新的人机结合智能体汽车，在城市交通路网和城市自动驾驶系统调控平台中，与其他人机结合的智能体汽车彼此互动，形成一种更高层次的交往模式。
其三，智能体的具身交往正面临一种新的“我执”困境。梅洛-庞蒂指出，人类在与他者交往中无法直接进入他者的心灵，这种不可完全通达构成了交往的被动性，即人类通过社会规范与身体图式来理解他者，但这种理解始终被自身经验所限制，构成一种交往认知上的自我边界。在以智能体为中心的具身传播中，这种被动性更为复杂，主要体现为算法的预设性与技术对主体的型塑两重困境。一方面，智能体的“个体性”与“自我感”是基于算法模型与训练数据建构出来的。其知觉与判断受限于预设参数和目标函数。这种被动性表明，智能体的具身交往并非完全自由。另一方面，智能体在具身交往中，借由数据融合重构出“共有躯体”，而这种重构过程，或许会催生出新的被控制可能。例如，在智慧城市中，交通摄像头(视觉)、环境传感器(触觉)与云计算(神经中枢)共同构成城市级的“技术躯体”。人类通过AR设备接入这一系统，获得具身化的城市感知体验与城市导航。这种新共同体既瓦解了人类肉身的原始统一性，也通过技术融合重建了集体知觉的可能。然而，这种技术躯体也潜藏着新的被动性风险。算法系统在整合个体数据的同时，也具备预测和操控其行为的能力，可能在无形中限制人类与智能体的知觉自由，形成所谓的知觉殖民化。同时，这种趋势可能导致网络空间中的互动逐渐被自动化的内容与算法逻辑主导，从而加速“死亡互联网”现象的弥漫(30)，也即真实交流被数据驱动的仿真互动所取代。这将直接威胁智能体具身交往生态的自主性与创造性。
四、结语
后人类时代以智能体为中心的具身交往已突破梅洛-庞蒂传统现象学的理论边界，亟须构建适配智能体具身特性的新分析框架。传统肉身交往以生物身体为知觉核心，其空间维度局限于物理场域的单向延伸，对他者意图的认知依赖自我经验的投射和推断，始终处于“不可见域”，交往过程受社会规训制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智能体的具身交往以异质共生体为主体，空间形态拓展为虚实嵌套的动态结构，通过脑波直连与算法参数共享实现透明性突破，“不可见域”逐步演变为心灵意识、算法黑盒与数据隐性结构交织融合的统一体，但与此同时，它也可能被训练数据与目标函数重新施加控制。
本研究以梅洛-庞蒂的具身现象学为理论基底，融合库兹韦尔的奇点模型、哈拉维的赛博格理论与齐泽克的主体分裂辩证法，系统探讨后人类时代具身传播的核心转向，即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逐步转向“以智能体为核心”。研究通过确立智能体具身体验的可理解性与可分析性，进一步探讨其生成机制：智能体依托技术性躯体，将感知经验、神经网络、算法图式与身体图式深度整合，并在“感知-认知-行动”的持续互动中，与外部世界及他者形成“共在关系”，最终确立其作为具身主体的存在地位。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智能体具身传播所牵动的交往变革，尤其聚焦其具身性在交往空间、交往时间与交往模式三重维度引发的深刻转变。具体而言，智能体的具身交往借助脑机接口、混合现实、算法感应等技术载体，突破了传统人类身体“不透明性”的局限——它以“异质之躯”取代了梅洛-庞蒂笔下的传统身体概念，不仅构建出虚实嵌套的生成性交往空间，更催生出跨物种的交互模式。
正如《红楼梦》中“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哲思所喻，智能体的具身传播超越了伊德“技术内化为身体”的理论框架，模糊了虚实界限、异化了身体知觉、重构了自我意识与主体体验，同时也为“异质智能体”在虚拟现实中实现具身交往提供了新的可能。虽然这种变革伴随着算法预设与技术型塑所隐含的控制性及其他风险，但更重要的是，这种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分析框架，最终为后人类时代的具身传播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现象学视角：智能体绝非单纯的工具性存在，而是知觉世界的“共构者”。这一认知转变正推动传播学迈向“异质具身交往”的新疆域，在碳基与硅基的交织互动中重塑存在的意义，进而为未来智能社会的传播实践与伦理治理，开辟出更具针对性的学术分析路径。
注释：
①张文娟：《具身传播研究：一种作为观念的元范式变革》，《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第83-88页。
②孙玮、程博：《智能体：迈向媒介的个体化——基于媒介学视域的分析》，《新闻记者》2024年第10期，第3-14页。
③[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3-34页。
④[美]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2-85页。
⑤[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赵和平、印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4页。
⑥胡翼青、赵婷婷：《作为媒介性的具身性：对具身关系的再认识》，《新闻记者》2022年第7期，第19页。
⑦[美]雷·库兹韦尔：《奇点临近：2045年，当计算机智能超越人类》，李庆诚、董振华、田源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116-120页。
⑧例如2024年8月，埃隆·马斯克等人筹建的Neuralink公司发布研究成果表明，第二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患者的实验已取得显著进展。该位因脊髓受伤瘫痪的前汽车技术员术后恢复良好，已能通过脑机接口使用CAD制图软件设计3D物体和操作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反恐精英2》(Counter-Strike 2)。这向全球直观展示出这一技术的快速迭代与巨大潜能。
⑨[美]唐纳·哈拉维：《赛博格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见唐纳·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陈静、吴义诚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4-253页。
⑩郑奕：《后人类主义与传播主体的重构：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阐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第109-113页。
(11)[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连线大脑里的黑格尔》，朱羽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291-293页。
(12)Franklin,S.,Graesser,A.,"Is It an Agent,or Just a Program?:A Taxonomy for Autonomous Agents," Intelligent Agents III:Agent Theories,Architectures and Languages(ATAL 1996),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Vol.1193,1997,pp.24-25.
(13)Kijima,K.,"Intelligent Poly-Agent Learning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and Systems Engineering,Vol.2,No.1,1996,pp.47-61.
(14)《2025工业智能体应用现状与趋势展望报告》，2025年9月29日，https://gffggf092b954f89c4311snwqwwbcf6vnf6cux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iemens/assets/api/uuid:59e272ab-b153-49b7-9282-fa2243113623/Status-and-Trends-of-Industrial-AI-Agent-in-2025.pdf，2025年10月2日。
(15)Nagel,T.,"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Vol.83,No.4,1974,p.439.
(16)“身体图式”是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对“身体”概念的深化与再阐释。它并非指向关于身体的某种表象性经验，而是指身体作为“在世界之中”的一种存在方式。更确切地说，身体图式是一种前反思的动态整体结构，它通过多感官的整合与协调，将身体与处境的空间性联系起来，使身体能够在世界中定位并与客体发生交互。由此，身体图式不仅统一了视觉、触觉、本体觉等感官的多样性经验，还通过运动意向性揭示了身体如何主动开显世界、赋予意义。
(17)[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36-460页。
(18)《白皮书：人工智能的认知神经基础》，2022年1月26日，https://gffgg63bb0ae3e56747dbsnwqwwbcf6vnf6cux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kjdt/ztbd/xydrgzn/lbt_848/202201/P020220126421916800942.pdf，2025年8月8日。
(19)橡胶手幻觉(Rubber Hand Illusion)是一种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实验现象，指通过特定的感官刺激，使个体误认为一个假手(如橡胶手)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在实验中，参与者的真实手被隐藏，同时一个可见的橡胶手被放置在他们面前。实验者同步轻抚参与者的真实手(不可见)和橡胶手(可见)，使参与者产生视觉与触觉的跨模态整合。几分钟后，参与者可能感觉橡胶手“属于”自己，甚至在橡胶手受到威胁时产生防御反应。这一现象揭示了大脑如何通过多感官整合(视觉、触觉、空间知觉)构建身体所有权感，展现了身体自我意识的动态可塑性。
(20)全局工作空间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Bernard Baars 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种意识模型而提出的认知架构，后来发展为“全局神经元工作空间”(Global Neuronal Workspace，GNW)。GNW如同一个分布式路由器，同各个脑区的众多神经元存在关联，可以放大、维持信息，并提供给各个处理模块使用，从而实现全局的信息共享和处理。
(21)Niu,H.,Li,H.,Gao,S.,et al.,"Perception-to-Cognition Tactile Sensing Based on Artificial-Intelligence-Motivated Human Full-Skin Bionic Electronic Skin," Advanced Materials,Vol.34,No.31,2022,pp.1-9.
(22)Dang,W.,Guo,J.,Liu,M.,et al.,"A Semi-Supervised Extreme Learning Machine Algorithm Based on the New Weighted Kernel for Machine Smell," Applied Sciences,Vol.12,No.18,2022,pp.1-15.
(23)Lee W.W.,Tan Y.J.,Yao H.,et al.,"A Neuro-Inspired Artificial Peripheral Nervous System for Scalable Electronic Skins," Science Robotics,Vol.4,No.32,2019,pp.1-22.
(24)《波士顿动力推出全新Atlas：人形机器人并不一定要像人》，2024年4月18日，https://gffggc783ceb421054c1csnwqwwbcf6vnf6cux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newsDetail_forward_27075303，2025年8月8日。
(25)Tian C.,Cho Y.,Song Y.,et al.,"Integration of AI with Artificial Sensory Systems for Multidimensional Intelligent Augmen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xtreme Manufacturing,Vol.7,No.4,2025,pp.1-16.
(26)[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83-284页。
(27)Guillermin,M.,Georgeon,O.,"Artificial Interactionism:Avoiding Isolating Perception From Cognition in AI," Frontier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Vol.5,No.2,2022,p.1.
(28)吴娱：《“从我到事物”的现象学距离——梅洛-庞蒂早期现象学中的空间进深问题》，《外国哲学》2022年第1期，第172页。
(29)指增强现实技术利用计算机图形学和数据可视化等手段，带来的一种“时间压缩”的视觉效果。例如，维修工程师戴上AR眼镜，看向机器。他能立刻看到一段持续几秒钟的动画，展示该机器在过去一年甚至几年中关键部件的磨损趋势、热应力分布变化，以此快速感知和理解机器的“健康状况”和潜在风险点。
(30)甘莅豪：《大语言模型时代的开源知识生产：机遇、挑战与未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第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