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为作者在近期举行的的CF40青年论坛双周内部研讨会“新旧经济转换与产业机遇”上所做的点评发言。”
刚才听了几位专家的发言，我深受启发。有嘉宾从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产业生态的角度，对新旧动能转换进行了全景式描述，并提出打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路径，极具启发性。我认为，在智能化、绿色化背景下，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之间可能并非线性的递进关系，而是相互交织的。若采用简单的归集方法来界定这三类产业，可能难以准确概括。
还有嘉宾提出国有投资类企业从“钱袋子”到“连接器”的转变。我认为“钱袋子”这一表述含义深刻，不仅具有经济含义，还有社会含义，这一转变体现了本质上的变化。梁总提到的几个赛道，既具备发展前景，又面临资金短缺，同时部分赛道预期已被严重透支。在这一形势下，“连接”就显得尤为重要。科技研发同样面临连接问题。例如，基础研究是长周期，要耐心坐“冷板凳”，但坐“冷板凳”要有耐心资本，在发展过程中经常遭遇资金瓶颈，金融机构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贷款时，往往面临诸多现实困难。梁总发言中透露出的国有资本投资机构面临的困境，确实反映了现实中的两难选择。在这一过程中，专业能力建设显得尤为关键。
范总探讨了私募股权投资（PE）对新旧动能转换的作用，及其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关于退出机制，我们曾进行过深入讨论。当前市场普遍追求“快进快出”，但实际操作中退出存在困难。在这一轮AI热潮中，部分民营及个体私募基金确实获得了丰厚回报，这往往得益于着眼长期的早布局，而非短期投机。对退出问题的预期成为本轮AI热潮（无论是否存在泡沫）持续升温的原因之一。
朱鹤的研究具有很强的代入感。关于“新经济”的定义，早在2000年第一轮互联网浪潮时便已出现，当时主要指信息产业与网络产业，如今其内涵已发生显著变化。当前社会中，新旧经济的边界已难以清晰划分。以煤炭行业为例，传统上被视为传统产业旧经济，但其发展方向已呈现新经济特征：一方面是新能源，制氢、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氢电耦合及发展燃料电池技术、长时储能，可转化为新能源领域的新经济；另一方面是新材料，己二腈技术突破以后，煤炭就可以生产尼龙66等新材料，也具备新经济属性。光纤、碳纤维、玄武岩纤维等材料也是传统产业延伸的，光纤在集成电路制造封装中芯粒、堆叠、超节点连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氮化镓和第四代半导体氧化镓、氮化铝、金刚石等高耗能的前沿领域，同样难以用传统的新旧标准进行界定。因此，我们应当将其视为一种动态演进的发展语言，而非进行简单的静态归集。
下面我将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探讨如何把握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
回顾过去，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外部引进带来结构性变化的新技术与新产业；二是依靠自身科技成果转化，内生发展出新企业与新产业。我国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新经济（我们姑且使用这一概念）源于新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以及创新性应用。在以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产业变革持续演进的时代背景下，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呈现出四个趋势性变化。准确把握这趋势性变化，对于研究新旧动能转换具有极高的价值。
第一是科学研究的范式正在演进，强大的“AI for Science”（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登上了历史舞台。科研范式演进一路走来，经历了实验观察、理论推导、计算机模拟以及大数据归纳，而如今已发展到“AI for Science”阶段，有人称之为“第五范式”。许多科技成果的首次出现，不再完全依赖于传统的实验室或田野调查，而是先由AI和干实验室（计算模拟）生成，再由AI进行验证，最后由科学家在湿实验室（实体实验）中予以确认。这一变革使科研效率得到极大提升。“AI for Science”带来科研成果涌现的速度和数量是过去无法比拟的。投资者、企业家和创业者必须与“AI for Science”深度绑定，才能不断寻找到新的增长点。
第二是科学、技术、产业三者关系正在演进，过去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试验发展三者之间呈现线性传递关系，当下科学发现与产业发展之间几乎没有距离了。创业者要沿着基础研究总机关的主线，与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无缝衔接，快速找到切入的领域和时机。
依据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所提出的理论，基础研究催生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再催生产业发展；而“巴斯德象限”理论则强调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即从实验和应用实践中提炼出基础科学问题进行研究。钱学森钱老提出的“技术科学”理念也是异曲同工，即技术创新本身也包含基础研究。文卡特（Venkatesh）提出“发明-发现循环理论”，在当今时代，发明与发现之间已很难界定孰先孰后，发现推动发明，发明反过来也促进发现。科学认识与技术应用正在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融合、相互激发的关系。这一变化正是对前述科学、技术与产业发展关系演进的进一步印证。
在我国越来越多技术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并行的背景下，未来五年，我们需要更多地转向以原始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需要明确的是，技术创新、工程实现本身也有原始创新。去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增长9.1%，远超过GDP增长水平；研发强度约为2.8%，首次超过OECD国家，这是过去多年未曾有过的突破。在统计口径上，研发投入已由过去的中间产品转变为最终资本积累，计入GDP增加值，在近3万亿元的研发投入中，约80%以上可以计入GDP。近年来，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十五五”规划强调基础研究部署，总书记在上海专门召开基础研究会议，强调基础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基础研究带动研发链条延伸，有望成为未来五年我国寻找更多经济发展引擎的关键。
第三是科技能力建设路径正在演进，从单点突破走向体系实力塑造和系统级创新。企业家、创业家、金融家企业家、创业者要成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与“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纲要要求）细分领域的开拓者，发挥关键作用。无论从事哪个行业，与这一全链条深度绑定，都能增加事业发展与投资汇报的确定性。从局部领域突破发展到体系实力构建与系统级创新，这是中国科技发展的基本经验之一。用这种方式构建全创新链、全产业链、全供应链，将形成系统级创新优势，从一个方面讲也是在用体系的完整性和供应链规模为中国科技发展和经济竞争构建护城河。
最近欧洲考察中国新质生产力得出的结论：1、系统定义优势：真正的壁垒是一个国家、一个产业集群的系统性效率，先进的创新链，庞大韧性完整的供应链；2、规模优于盈利取胜模式：3、未来新范式：西方软件，东方硬件。这当然是一家之说，但也表明通过构建全链条、全产业链、全供应链，我国能够形成独具特色的系统级创新优势。
第四是新兴产业培育方式正在演进，从科技成果转化向场景牵引进化。企业家、投资家、创业者需要在各类场景创新中获取发展优势。场景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与市场的桥梁，对促进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发挥着重要桥梁作用，实质上也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
过去的科技成果转化是问题导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如权属不清，激励不够等，采取措施打通堵点。而现在的场景牵引则是供给导向，通过新供给创造新需求。“AI+”旨在再造千行百业，“AI for Science”则是再生千行百业。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产业培育方式正从成果转化向场景牵引转移，从问题导向打通堵点向供给导向创造需求转化。面向产业发展前沿和重大技术攻关需求，优先布局一批新领域新赛道场景、高价值小切口场景和跨区域跨领域综合场景，做好场景资源开放、中试验证创新、商业模式探索等工作，小场景验证价值，大场景催生规模产业，形成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闭环。
做好场景培育牵引改革措施非常重要。去年10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11月7日国办发文部署“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有关举措。这个场景引领文件和应用方案，具体起草工作由国家发改委改革司承担，表明了在场景创新应用中改革的重要性。要用改革的办法培育更多新场景，做好法规、制度、政策等“软件支撑”，加强部门协同，健全监管机制，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这样才能发挥好基础设施和平台等“硬件建设”的作用。
在智能经济形态的培育上，去年国务院“人工智能+”行动就是新的场景驱动的标志性重大部署。2022年8月科技部发布《关于支持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的通知》，提出10个示范场景。这是最早的场景牵引实践。塑造一个场景即是创造一个需求，在当前社会需求减弱的形势下，场景创新已成为推动重大时代性技术转化的试验场，符合重大时代性技术向新经济新产业转化的规律。
总结一下，我们要主动适应趋势性变化，构建完善的培育体系，打通创新链条以形成新产业。针对未来产业，需要在一个个赛道上打造场景闭环，将新旧动能转换走稳走实。
“十五五”规划提出八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六大未来产业：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6G（也包括5G-A）（这六个方面“未来度”是不一样的）。 十大新赛道：集成电路、具身智能、生物制造、新型电池、商业航天、国产大飞机、低空装备、绿色氢能、脑机接口、高端医疗器械。在八大新兴产业、六大未来产业及十大新兴赛道中，需要建立起涵盖前瞻感知、技术路线、场景应用、企业主体以及支撑平台、基础设施的完整闭环。其中，基础设施尤为关键，新基建的重点是计算和连接能力，高速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主流图景。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未来产业的成熟度与“未来度”存在显著差异。例如，量子计算的成熟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而生物制造已近在眼前，具身智能即将迎来爆发。在新能源领域，氢能与核聚变能在“未来度”上的差距比较明显。氢能的技术路线与工程实现已基本跑通，关键卡点也有解决方案，比如储氢、输氢和氢脆现象，在载氢能源（氢氨醇）、长时储能等应用场景开拓上也有进展。当前主要瓶颈在于成本，美国有实验室计划到2030年实验室级别绿氢成本1美元/公斤，我国有的地方目前已经达到12元/公斤，技术迭代促进成本下降速度快，一旦解决成本问题，载氢能源发展前景广阔，且高度契合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主流趋势。相比之下，聚变能工程进展虽然很快但距离实际应用仍有相当距离。美国实现了Q>1（能量净增益），中国相关团队也规划在2030年前实现Q>1。从全球研发与工程进展看，要达到规模化商用的起点Q>30，有专家预计需要到2040年以后。把握好未来产业的研究与开发进度也是新经济培育中重要的一件事。
最后，回到开头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新经济？我认为，只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理念相契合如创新、智能、绿色、低碳，与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相契合如气候变化、老龄化等，这样的产业就应当是新经济。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被大家认为是传统产业的制造业和材料业。传统产业能够与新经济共舞并可以转化进化为新经济，不需要截然地划分哪个领域是新经济、哪个不是。要用融合化的思维看待新旧经济，提出发展路径和经济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