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民生思想以仁民、足民、教民为内核。“物吾与也”“民吾同胞”的观点构成了古代民生思想的哲学基础和实践要求，在此思想的指导下，古代民生实践主要包括改革赋税、兴修水利、赈济救灾、兴办学校等。古代民生思想作为政治统治的基础，在维护古代政治稳定方面具有重要影响。新时代民生建设与古代民生思想一脉相承，其贯通性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夯实民生基础，促进生存权、发展权有效实现；切实保障民生，创新促进民生的政策体系；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新时代的民生建设中，需进一步遵循“人民至上”的思想和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打下坚实的民生基础。
唐克军，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邹丽芬，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教育。
“民生”一词，古已有之。《尚书·夏书》有“九歌”之说，所谓“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左传·文公七年》）。其中的“厚生”则是“厚民生”的略语，这一时期已有“民生”的观念。随着社会发展，民生思想有了丰富和发展，主要表现在孔子“仁治”、孟子“仁政”“爱民”、荀子的重民说等观点，为后来一系列民生观念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到了近代，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将民生当作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不断丰富民生内容，为民生注入更多权利因素。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生实践，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工程，其民生理念与中华传统民生思想一脉相承并实现时代升华。本文主要从“物吾与也”“民吾同胞”的宇宙观和政治观来分析人与万物共生于天地之间的逻辑，从足民、爱民、化民等方面提出古代民生实践对新时代民生建设的重要启示。
一、“物吾与也”：宇宙观下的民生意涵
“物吾与也”指天下万物自然共生的理念，强调万物和谐生生不息，万物共同遵循普遍的价值——“道”，最终实现天人合一。张载认为，阴阳二气化育了人和万物的形体，而天之自强不息、地之厚德载物又化育了人和万物的心性。既然人和万物都是天地所化育的，则“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同胞繁荣富强、万物生生不息即是天地共同愿景。
（一）万物化生的哲学内蕴
人与万物源自于“生生”之理。《说文解字》对“生”的解释为“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北宋程颢讲“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在他看来，天地共生于“仁”，所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程颢从本体论的高度提出了“生生”之谓“仁”，“仁”之理即“生生”之理。人和万物离不开生生之理，天地万物的发育流行，便是生生之理的体现。“仁”并非具体的事物，是抽象的本体，是形而上的东西，“形而上为道”，因此“道”即“仁”，“生”即“道”。“民”是宇宙存在的重要元素，“民”也由“生”而生，只有“生”，“民”才有追本溯源的可能。张载继承《周易·说卦》中“乾父坤母”的思想，认为人与万物共存于宇宙，万物皆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当然，“民”也是乾坤的产物，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因此，古代民生思想的萌芽就与“万物化生”气魄宏大的宇宙观息息相关。
“万物化生”形成宇宙万物。道家对宇宙的生灭有较为完善的论述，将宇宙存在分为他生、相生、自生和化生。“他生”认为“道生万物”；“相生”指万物相生相克，是“阴阳气化”的产物；“自生”强调万物生长都是由内在动力推动；而“化生”即万物生生不息，你生我灭，我灭你生，在整个宇宙里没有僵局，万物一体，“化生”的主体依然是自身。“化生”是一种质变，可以突破物与物之间因为分别而造成的种种界限和隔阂，使一切相通。随之“化人”的观念也不断出现，认为由人之成心建立起来的世界也属于被“化”的范围，生活中形成的难以逾越的形神、内外、物我、人己局限，乃至生死藩篱都能被“化生”，从而真正参与“物化”之中，实现“通天下一气”。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理解人也是宇宙化生的一分子，才能理解“民”得以“生”的哲学基础。
（二）合乎天道的宇宙遵循
合乎“天道”是民生思想的基本遵循。“天之道，利而不害”（《道德经·第八十一章》），执政者要像“天道”一样，遵循万物的本性，社会才能进步，政治才能和谐，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老子是“道治”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主张通过“道治”达到“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的理想社会。如老子所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老子》第十六章）。要求统治者奉行自然的法则，宽以待人、公正无私、思虑周全，符合社会和谐之“天道”。孔子也强调“天命”，指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把天道和天命结合在一起。墨子在关于“天道”的阐释中，指出统治阶级的腐朽专制违背了“天命”，展现出“命”的伪善性。他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由上天创造、主导、安排的，所以“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有之；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亦有矣”（《墨子·天志》）。由此可见，古代思想家认为“天道”是天地最高的标准，要坚持“德合天地”。一方面，统治者要按照“天道”来关心民生。“天”是大公无私的，孔子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礼记·孔子闲居》），所以需要按照“天”的旨意和要求培养合乎天德的人德。天德的“贵生”体现在“生生”“好生”之中，君主应博爱无私，布施恩德和仁爱以厚待人民。而“秉承天德”则会形成人德。儒家认为，人在从天地中禀受生命的同时，也将天地之德秉承下来，成为“人之为人”的内在德性。当统治者将天德之恩施给百姓，百姓也应接收并秉承天德且发展自身道德，由此来巩固国家的道德根基。另一方面，在“德合天地”“秉承天德”中，“仁”是最基本的标准。王阳明认为：“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仁”的真正含义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生”或“生生”是仁的最核心之处。统治者要发展民生，不仅要按照“天”的尺度和规范为民谋利，享受天德；也要修养道德“仁”心，让人民发展生生不息。
（三）天人合一的宇宙境界
“天人合一”是古代民生思想的最高境界。张岱年曾指出，中国哲学中所谓“天人合一”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天人本来合一，二是指天人应归合一。一方面，关于“天人本来合一”，是指天人本为一体。其一，道家将天人合一归于“道”。老子认为，“道”是生长万物的，其中，人是万物之首，人事要顺应天道，天道造福人民，二者合为一体。其二，儒家将天人合一归为“仁”。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天人合一”说认为天人归于“义理”，“义理”即为“仁”，是人和义理之天的合一，强调人通过道德修养来彰显潜在的道德品性，以把握天命。其三，宋代新儒学将儒家“天人合一”说延升，归至“理”。北宋程颢从天下一“理”的哲学立场出发，反复强调“天人不二”的思想，即“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无分别”，认为天和人不存在“合”之说，因为天人本来就只有一“理”，即天人的存在只有同一个要素。程颐认为“性”和“命”二者是合一的，即“天所赋予的，即是命；物和人所秉受的，即是性”，性命合一，他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性”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依附“善心”与“天”一道归于“理”。另一方面，关于天人应归合一，是指人要符合天意行事。“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商代占卜中就有体现，凡遇狩猎、征战等重大事项，都要进行占卜，天的旨意就是人的行动指南。《周易·乾卦》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就是要“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与天地相似，故不违”。汉代董仲舒说“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他认为事物有其固有的规律，而这些规律又顺应着天地自然之道，强调天意的绝对和不可违抗性，把“天”看作主宰万物之至上神。张载在《西铭》中写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曹聚仁将张载的宇宙观理解为“有形从它自然的无形中生出，又回到无形中去”。张载也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正蒙·大心篇》）。朱子用“物物具一太极”与之呼应，充分体现天人合一宇宙观。无论是何种“天人合一”说，都强调万物共生于宇宙之中，万物生生之意最为可观。
二、“民吾同胞”：政治观下的民生旨要
“生生”之理即“仁”之理，万物生长体现在民众身上是满足人民生存的需求，体现为“仁”。“民吾同胞”体现古代以民为重的思想。人民乃一国之根本的思想从齐国管仲提出“以人为本”后逐渐发展起来，人民在古代政治发展中的地位逐渐显现。思想家们主张通过“仁民”“足民”“教民”来保障民生，维护政治稳定。其中，“仁民”是古代民生思想的内核，“足民”是基本目标，“教民”是重要内容。
（一）“仁民”是古代民生思想的内核
仁民是“仁”的表现，是民生思想的重点和核心。古代“仁民”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重民。在周朝以前，统治者将自己的政治权力看作“神”授，敬天而保民。而从周朝开始，统治者们从夏、商的灭亡中得出了“天命靡常”的道理，从而悟出了人民在政治稳定中的重要性，把人民与政权稳定直接相连。管仲认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老子认为，统治者要有宽广的胸怀，以民为上，他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老子》第四十九章），就是要谦逊地对待每一位百姓，做到以民为上。荀子则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的铿锵名句。李世民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贞观政要·君道》）。这些论述都体现了统治者重视人民的作用。第二，爱民。兵书《六韬》中记载周文王问太公国之大务，太公回答“爱民而已”（《六韬·文韬·国务》），强调治国之要就是爱民。儒家主张爱民、利民、施恩于民，提出“仁者爱人”，反对统治者的压迫与剥削。爱民体现为亲民，“亲民”包含着以德为本的“仁民”意蕴，是由“仁”发出的实践品质，有仁德的人，就会生出亲爱的心。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思想，亲亲、仁民、爱物实则是一个整体，但是包含三层意思：其一，小范围的“仁”。家族内部的亲近、孝悌是亲民的基础，所谓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其二，泛爱众。将小范围的孝悌、亲近发展到以广大人民为亲、泛爱民众。其三，爱万物。儒家把仁爱之心推向天地万物，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爱物”是仁的最终完成。第三，保民。保民是古代政治观中的重要思想。《尚书·周书》常提到“用康保民”“惠康小民”“恤民”等，如《尚书·周书·康诰》说：“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义”，即主张君主要像保护孩子一样保护臣民，使民众安居乐业。对统治者自身则要求其勤政修德，力戒荒淫；对犯罪者则要施以宽缓的政策。北宋新儒学代表程颢和程颐认为民生的本体在“仁”。程颢明确提出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论断，“人之至善”的本性“仁”源于“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一体”，说明“仁”是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根本所在。这些民生观念无不在说明“仁民”的重要性，也只有“仁民”才能为民造福、让民生落到实处。
（二）“足民”是古代民生思想的基本目标
民生关乎人民最基本的生计，人民富足是民生建设的基本追求。古代足民思想极其丰富，主要体现在富民、养民、崇俭三方面。第一，富民。孔子主张通过“富民”来实现“道”。《孔子家语·贤君》中记载，“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孔子将为民致富视作为政的目的，并且强调通过使民“足食”，将民众是否富裕作为符合天道的基本要求。此外，荀子也是富民富国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认为只有考虑到广大人民的利益，才能维护封建统治，民富则国家强盛，民贫则国家衰败。“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荀子·王制》）。可见，富国和富民是息息相关的。第二，养民。孟子将“使民养生丧死无憾”视为“王道之始”（《孟子·梁惠王上》），强调通过“制民恒产”的方式稳固人民的收入。“制民之产”的根本原则就是要给人民固定的产业，让民众在生产的过程中满足自身的基本生存需要。他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上》）。人民在物质上“恒产”，才能在精神上有“恒心”，切实改善人民的生存状态。同时，孟子还强调通过减轻赋税，让百姓深耕细作，过上富足的生活。法家主张国家通过制定奖惩政策来引导百姓专心农业生产，达到富民富国的目的。第三，崇俭。老子把节俭当作“三宝”之一，他认为：“我恒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第六十七章），主张执政者不要误入歧途，追求奢华。他说：“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非道也哉”（《道德经》第五十三章），主张执政者行于大道，崇俭戒奢、体恤百姓。孔子主张去奢从简，民心之所得，要考虑人民物质利益的需要，强调要使民富裕起来。因此，统治者要通过节俭使百姓足食，注重发展商业、手工业等来增加人民收入。古代“足民”的思想主要包含了以“富民”为目标、以“养民”为方式、以“崇俭”为主要措施，共同构成了古代民生思想不可缺少的部分。
（三）“教民”是古代民生思想的重要内容
教育既是民生之需，又是民生之基。一方面，通过教育化民成俗、优化道德行为。化民成俗是指要教化百姓，使其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百姓道德品质的修养和提高是古代民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晏子提出“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的观点，孟子强调人在饱食暖衣逸居后，必须“教以人伦”，通过道德助力良好的社会风尚。“教以人伦”的首要目标是提升百姓的道德水平，因为无论是“先天人性论”还是“后天环境论”都不能完全保障人的善性，必须通过教化和修养来完成。比如，孟子“性善论”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强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人所具备的“四心”即是“善”之始也，但是“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即是说善心只是萌芽，必须通过扩充、存养等方式来完成“善”的修养。荀子认为人之性恶，他主张的核心命题是《性恶》篇开篇提出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因此更需要教化来完成道德修养，成为“善”人。另一方面，通过教育稳固民情、服务统治。古代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维护统治，主要通过教育培育出拥护政权的百姓。百姓安居乐业之余还能接受教育，就会对社会、政治更为满意，国家便会安定团结。孔子开创了“集体教育”这一理念，培养了一大批贫富不一、士民多样的弟子。孔子被问到“既富矣，又何加焉？”他说：“教之。”百姓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就会不断进步。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认为好的教育比政令更重要，提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荀子认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太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所以导之也。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王事具矣”（《荀子·大略》），旨在强调民富之余也要教民，富民是立国的基础，而教民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无论是个人修养还是社会稳定，都需要通过教化来实现。
三、中国古代的民生实践
中国古代民生思想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历代统治者在众多思想家民生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认识到民生的重要性，积极在政治、经济、道德教化等方面展开了民生实践。具体的民生实践归结起来表现在减轻赋税、兴修水利、赈灾救济、兴办学校等方面。
（一）调整赋税，减轻人民负担
调整赋税是促进民生建设的重要方式。中国古代有诸多减轻赋税、为民造福的实践：其一，调整征税对象，根据土地多寡征税。古代有些赋税以人丁为计税基础，导致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负担沉重，不少改革家因此将征税重点转向土地多寡。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的土地税收政策，要求根据土地的好坏来确定征收税额的多寡，使赋税趋于合理，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唐玄宗改变了自战国以来的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改为按照田亩缴纳。其二，征税制度简化并合并。古代一度赋税种类繁多，诸如田赋、人头税、徭役、户调、杂税等，为减免民众压力，宋代王安石变法提出“募役法”“方田均税法”等，明代张居正提出“一条鞭法”，清丈土地，扩大征收面，统一赋役，完善征收赋税的方法等。这些政策的简化使百姓“明白易知”，减少了官吏在其中的额外盘剥，也降低了征收成本，有效改善了民生状况。其三，减轻税率与税额。历代减轻负担的直接手段是降低税率或固定税额。比如汉代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提出减田赋，息徭役，与民休息；唐朝更是在减轻徭役等方面颇有作为，唐太宗主张“常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薄赋，不夺其时”（《贞观政要》）；清康熙年间，颁布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这些政策有效减轻了百姓的经济负担。减轻赋税和徭役是古代最典型的民生实践，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并间接增加了其经济收入，从而保障了人民生活。
（二）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
古代常通过惠民保障民众基本生活。古代民生实践除了轻徭薄赋、发展生产之外，还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保障民生，主要有兴修水利加速农业发展和修建水运交通保障民众生活等。一方面，通过兴修水利发展农田灌溉。先秦时期，大禹率众疏导江河，开挖沟洫，治水以利农耕；春秋战国时期，孙叔敖引期思（今淮河支流）之水灌雩娄之野（今河南固始），修建了塘堰工程芍陂（在今安徽寿县）；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引岷江水灌溉成都平原；唐代各级官吏通过主持修建沟渠、陂堰等水利工程，合理调配水量，增加农田灌溉面积，防治旱涝灾害，推动着当地农业的发展。北宋程颢在扶沟任地方官时遇水患，带领县民挖渠排涝，打井灌溉，以“经画沟洫”的方法来施行水利工程。他说：“以扶沟之地尽为沟洫，必数年乃成。吾为经画十里之间，以开其端。后之人知其利，必有继之者矣。”由此可见，古代采取了诸多具体实践治理水患，发展了农业生产，保护了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另一方面，通过兴修水运交通发展生产。古代对修建水运等交通道路也较为重视。隋唐时期，以都城为中心的大运河体系逐步形成。隋炀帝集中民力开凿通济渠、永济渠，贯通南北，江南粮米、盐铁得以北运，民众赖以谋生；唐代更是设转运使专司漕运，整修汴河、淮河等河道，既保证了京师供需，又活跃了民间贸易。古代统治者通过开凿运河、疏浚航道等一系列水运交通工程，不仅加速了物资流通与商品交换，更为民众创造了谋生机会与便利，成为保障基本民生的重要途径。
（三）赈灾救济，加强社会保障
赈灾救济是中国古代社会保障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十分重视通过赈灾扶困来保障民众的生命安全与基本生活：其一，在赈灾方面，通过直接物资救助、减免赋税、社会救助等方式展开实践。北魏宣武帝在位期间发生地震后，朝廷“出太仓粟五十石，以赈京师及州郡饥民”（《魏书·帝纪·卷八》）；隋朝开设“义仓”，即为备荒而特设的粮食仓储设施，目的在于储备粮食以救济水旱之灾；清前期到乾隆初年，对赈灾的期限、银两都有了具体的政策规定。比如，康熙十八年（1679）北京发生特大地震，户部主事到达灾区后指出“散赈乡村穷民九百四十一户，户各白金一两”。其二，在扶困方面，通过慈幼、养老、振穷等方式存恤孤寡。慈幼即爱护儿童。《周礼·地官司徒》中讲保息六养万民，首先就要慈幼。古代官府慈幼的方式较多，如赐钱、设仓等。官府在国、都设立“掌幼”之官，负责对多子家庭提供救助。如明代洪武七年（1374），“嘉兴县民李中妻一产三男，命给赐钱米俾求乳母养之”（《明太祖实录》卷八十九）。还通过专门机构收养抚育孤幼，北宋的福田院、居养院负责育幼和养老事宜，设立举子仓、慈幼局等专门的收养机构。养老即敬养老人。《礼记·乐记》规定，“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酯，冕而总干”，要求天子每年都要举行养老礼，而且针对不同的老人要采取不同的养老方式，比如对“三老五更”“子孙赴国难”“政士之老”“庶人之老”等老人的帮扶政策各不相同。振穷即救济贫穷和无依靠之人。《尚书·无逸》说：“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周朝开始就强调恩惠鳏寡；宋代在减免灾民赋税的同时，还给无税可以蠲免的人家发放救济。历代统治者虽动机各异，或为稳定政权，或为贯彻儒家“仁政”思想，但其核心始终未脱离养民的主张，造就了古代民生思想的生动实践。
（四）兴办学校，施以道德教化
教育对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是治国兴国之要。古代兴办学校主要分为设立官学和创办私学，其核心内容是道德教化。一方面，通过官学培养优士。官学开端于汉代，汉文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在京都设立太学，讲授儒家思想。中央官学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地方官学从汉景帝时期兴起，汉武帝时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其后，各地方不断出现地方官学。比如北宋程颢在出任地方官时，非常注重当地的教育事业，在晋城的每个乡里都设立了学校，有空就去学校了解情况，看到不称职的老师就马上换掉。其弟子记载：“先生择其秀异，为置学舍粮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厉，诱进学者，风靡日盛。熙宁、元丰间，应书者至数百，登科者十数人。”程颢通过教化改变了晋城文化落后的面貌。另一方面，通过私学扩展教育范围。官学主要为国家培养官僚人才，私学的出现则为文化传承、学术研究、科举补充等做出了额外贡献。随着“士”阶层兴起，私学不断兴盛，比如宋代书院发展使得私人讲学不断涌现。朱熹创建并修复众多书院，在武夷山下创办武夷精舍，聚众讲学，以“二程”学说为基础创建“程朱理学”；范仲淹及其生徒门人在创办书院、改革教育、扭转学风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极大地促进了教育民生的发展。古代民众伦理道德与高尚人格的养成离不开官学与私学的教化活动，这是中国社会和教育发展的宝贵财富。
四、古代民生思想的时代新义
古代民生思想的丰富内核在中国历代发展中延续下来，要继续走好民生之路，必须赋予民生思想时代新义。新时代民生建设体现在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权发挥、创新促进民生政策、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
（一）以人民为中心，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以人民为中心是民生保障和改善的宗旨。古代民生思想中“仁民”“足民”“教民”等凸显了对人民的关注，形成了著名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人民放在江山社稷的高度，强调我们党要“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首先，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古代的“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淮南子·汜论训》）等思想就是强调治理国家最根本的就是要利民。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是其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要将人民利益至上贯穿于政策制定与执行全过程。只有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才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真正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与民族伟大复兴。其次，以人民为中心必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古代民众向往理想的“大同”社会。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前提是必须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让人民安居乐业；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不断实现人民更高的需求，将人民关心的民生问题一件件落实，一桩桩办好，保证党同人民同心同向。
（二）夯实民生基础，促进生存权、发展权有效实现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也是民生的基本内容。孟子非常重视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认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民意就代表天意，要从民之所欲，才能得民心，得天下。戴震认为“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情，而王道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古代的惠民保民思想对现代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坚持以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生存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础，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这是对中国古代民生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对于生存权，“生存”作为发展和享受的基础，主要内涵是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中国第一部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明确提出“吃饱穿暖，这是长期陷于饥寒交迫困境的中国人民的最低要求”。贫穷是实现人的生存权的最大障碍，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发展水平，逐渐让人民普遍富裕。对于发展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人民发展权得以实现的基础。高质量发展不能仅限于经济发展方面，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结构性问题也是发展的重点。我们不仅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要着力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切实维护法治中国建设所需的各项公民权利，充分尊重并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夯实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同时更要促进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三）切实保障民生，创新惠民政策体系
民生政策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工具，在推动惠民举措落地，增进民生福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古代已有诸多促进民生的政策，比如在如何富民方面，主张农桑为本、商业为末，主要是确保农业稳定来满足百姓的温饱。在如何赈灾救济方面，义仓制度、有偿赈贷制度等，都从制度方面保障了民生发展,对新时代惠民政策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借鉴。新时代党和国家持续加快建设完备的惠民政策体系。一要建立完备的惠农政策体系。三农问题始终是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党和国家要形成一套包括农机发展、农业补贴、农村建设、农民保险在内的三农发展政策体系，保障人民有基本的生存依靠。二要完善教育发展体系。教育是人民关心的主要问题。党和国家要不断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体系，完善扶困助学的政策体系，保障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有完备的助学政策和措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要把建设教育强国作为总抓手，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持续巩固基础教育脱贫成果，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构建完善的教育政策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三要健全文化创新体系。健全的公共文化设施和多样的文化活动有利于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向广大人民开放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实现无障碍、零门槛进入，还要广泛开展文化活动，让广大人民参与其中，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四要健全社会救济体系，扶持特殊人群就业创业，完善失业保险体系，健全基本养老制度等。救济政策要不断向青年一代倾斜，在社会保障领域为青年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更多薪酬待遇合理、发展预期良好的工作岗位等。五要建设完备的医疗保障体系，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医疗救助、保险制度等一体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保障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在此基础上，民生政策也要注重民生发展的公平性，向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地区的人民倾斜，不断缩小贫富差距，朝向共同富裕目标迈进。
（四）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中国古代民生思想中，把“生”当作万物存在的根源，强调天人合一，当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与其一脉相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将生态文明建设视为关系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将其与党的使命宗旨的政治问题、民生福祉的社会问题紧密联系，提出绿色发展的新理念，他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出了“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构成了新时代生态民生观的丰富内涵。实现生态和民生的协同发展，核心是让“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因此要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绿色生产和发展。一方面，保护现有的生态环境，减少污染和破坏。要提升全民的环保意识、节约意识和生态意识，引导人民主动贡献生态保护的力量；同时应以水源地、森林等重要生态要素为重点健全生态补偿机制，补偿居民因保护生态而损失的收入，充分保护河流上游水源以及生态脆弱地区。另一方面，加快推进绿色发展，扩充发展渠道。发展是民生建设的主要任务，推动绿色发展是生态保护与改善民生的关键路径。具体而言，要深化产业生态化转型，发展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等，提升人民的收益渠道。生态民生是美好生活实现的必由之路，必须在保护环境的理论和实践上下功夫。生态民生要求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形成保护环境与经济发展相统一、节约资源与开发能源相统一的良性循环机制，确保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不以污染环境为代价。
中国古代民生思想及其实践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重民利民智慧，充分体现了人民性的历史根源，诠释了民生建设的诸多经验。新时代党和国家对民生重视的历史渊源就在于古代民生建设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创新。当前，党和国家结合时代需求，呈现了一系列惠民措施，以人民性、创新性、实践性、时代性的要求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发展民生，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实践上取得了一系列瞩目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民生工作是生生不息的系统工程，在新时代、新环境、新机遇、新挑战面前，会存在新矛盾、新问题，要促进民生更好更稳发展，是时代课题，任重而道远。
载于《农业考古》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