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江瀚与黄侃皆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学者，世人关于他们二者的关系了解者并不多，直接文字记载更少。文章藉助史料，厘清二人既是世交，且为师生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新见四通黄侃致江瀚信札进行释读、系年。通过对信札的释读，揭示了黄侃对江瀚执弟子礼甚恭、二人书信往来密切的客观事实。同时，这四通信札皆不为现已披露的日记、年谱等资料所载，可补学术研究资料之不足，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黄侃 江瀚 章黄学派 信札整理

近年来，笔者从事《江瀚全集》整理及江瀚学术思想研究，故广泛搜罗江氏相关文献资料。其中有四通黄侃致江瀚的信札，散见于近年拍卖市场。因二人均系近代学术史上重要人物，且内容可补二人日记、年谱之遗缺。遂考释如下，以飨读者。

一、黄侃与江瀚之关系

关于江瀚与黄侃及其父亲的关系，数年前高福生先生已有专文论及[1]，一则高文尚有可生发之处，二则释读黄侃致江瀚信札，也应首先清楚他们的关系。故略述如下：

黄侃（1886-1935），谱名乔馨，字梅君。后更名侃，字季刚，又字季子。在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任教时，筑室九华村，名其书斋曰量守庐，因自号量守居士。湖北蕲春人。黄云鹄季子，庶出，向人称“黄十公子”。[2]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音韵训诂学家和经学家，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山西大学、武昌华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校，著有《音略》、《集韵声类表》、《日知录校记》等。

江瀚（1857-1935）字叔海，号石翁、石翁山民，室名石翁山房、慎所立斋，亦称慎立斋。福建长汀人，是近现代著名学者、教育家、诗人。

江瀚一生横跨政治、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但主要成就还是在于教育与文化领域。江瀚于光绪十九年（1893）起，任重庆东川书院山长凡四年，兼致用书院教习一年；后被湖南学政江标聘为长沙教经堂主持。光绪二十四年（1898），经湖南巡抚陈宝箴、江苏学政瞿鸿机保送经济特科；光绪二十八年（1902）复经署兵部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仁黼奏保经济特科，均未应试。光绪三十年（1904），经江苏巡抚端方咨送日本游历。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充江苏高等学堂监督兼总教习，代理江苏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任学部总务司参事；同年七月，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监督兼教务提调。宣统二年（1910）正月，充京师大学堂经学分科教授兼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总理等职。入民国后，曾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四川盐运使、大总统府政事堂礼制馆总编纂、参政院参政、总统府顾问、山西大学毛诗教授、故宫博物院维持会会长，京师大学校文科学长、代校长等职。著有《慎所立斋文集》《慎所立斋诗集》《慎所立斋存稿》《吴门消夏记》《南游草》《北游草》《东游草》《三旬草》《宗孔编》《论孟要义》《孔学发微》《石翁山房札记》《片玉碎金》等。

提及黄侃的师承，大多数人都会想到的是章太炎和刘师培，如《黄侃文集》出版说明中就说“黄侃先生师承章太炎先生，长于小学并兼及文学、经学，著述颇丰”[3]。但是关于黄侃与江瀚的关系，学术界了解者并不多。以至于有人疑问“叔海究竟是不是季刚的老师？如果是的话，那又是何时何地从其问学？”[4]

其实，要想厘清黄侃与江瀚的关系，还要从他们二人的父辈说起。

江瀚之父江怀廷（1818-1882），字献卿，号兰皋，福建长汀人。咸丰元年（1851）辛亥科举人，咸丰三年（1853）进士，授四川温江知县，今属四川省成都市。江怀廷为官清廉，勤于政事，慎于办案，历任温江、蓬州、南溪、双流、崇庆、南充等地，授璧山知县加同知衔。[5]江瀚即出生于其父温江任上，为其第三子，儿时随宦四川。

黄侃之父黄云鹄（1818-1898），字祥人，一字祥云，又字翔云、缃芸、藏云，室名实其文斋。咸丰三年（1853）进士。在四川为官数年，历任雅州知府、成都知府、永宁道、建昌兵备道、四川盐茶道，署按察使。[6]晚年任江宁尊经书院山长，继任湖北两湖、江汉、经心等书院山长。著有《学易浅说》十四卷、《群经引诗大旨》二卷、《实其文斋文钞》八卷、《实其文斋诗钞》六卷、《祥人诗续钞》十二卷等。[7]

江怀廷与黄云鹄出生于同一年，且同为咸丰三年（1853）癸丑科进士，二人有同年之谊，又都在四川为官，二人遂为知交。从现有史料中也能印证这一点，如黄焯《黄季刚先生年谱》云：“先生初从江叔海（瀚）先生问字。江先生之父与翔云公有旧，时在蜀中侯补，病将殁，以瀚讬公，故尝居公家。”[8]江怀廷在病重时，将幼子江瀚托付给黄云鹄，可见二人交情至深。

而黄云鹄也不负老友之托，对江瀚给予了一个长辈极大的关爱与照护，对江瀚早年成长和学术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慎所立斋文集》卷三《答友人书》云：

余年十八九时，尝作《五弊》一篇，首陈驱夷之议，年丈黄翔云兵备评之曰：“大言炎炎，得之未冠，令人想见贾傅、终童。”[9]

一位一边苛责江瀚年少轻狂，一边又以汉代贾谊、终军这样的少年英才殷殷相期的师长形象跃然纸上。而江瀚对于这位亦师亦友的长辈，也同样终身抱有亲近之感，黄云鹄去世五年后，江瀚再翻检其遗稿时仍“阅之不胜知己之悲。”[10]

此外，在江瀚的诗集中，还有四首与黄云鹄唱和往来的诗歌，分别如下：

《慎所立斋诗集》卷一，《八月朔日怀黄翔云观察丈建南》：

去岁今朝在锦城，南郊祖道不胜情。油溪此日空相忆，秋雨秋风别恨生。

《慎所立斋诗集》卷二《奉简黄祥云年丈》：

大隐东方朔，官贫道自高。摊书忘乞米，对客喜挥毫。一月不相见，我心何郁陶。只应载尊酒，潭上共嬉敖。

《慎所立斋诗集》卷三《百花潭奉和黄祥云年丈原韵》：

胜地追陪四隔年，风光依旧为周旋。鸟声向客好如许，潭水映人清可怜。关树重重蕲水远，野烟隐隐草堂连。谁教此老成闲放，韵事流传徧蜀川。

《慎所立斋诗集》卷三《祥云年丈招集宝云庵赏菊遂宿潭上》：

寒螀嗁残时已冬，黄花尚作秋色浓。千枝万枝映绀宇，香气扑满琉璃钟。却忆平生赏菊处，下斜街头蜀冈路。就中难忘盛家园，清游苦被花留住。朅来未减狂生狂，依然走马碧鸡坊。百花潭上一杯酒，还酌金刚不坏王。中央正色谁堪比，名高原不因栗里。但教有力傲风霜，何须一埽赪与紫。蕲州先生经世才，投闲酒惹旁人猜。一朝陈臬惬民望，余事更将花竹培。坐令吾党二三子，相羊永夜心悠哉。花开花落年年在，镜中一任朱颜改。愿与风月同死生，世事尽付浮云轻。

从这几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江瀚对黄云鹄浓厚的尊敬、亲近之意，不但离开这位父亲的好友后会经常想念，甚至达到了“一月不相见，我心何郁陶”的地步。如非至亲，岂能如此。

在与友人的庚酬往来中，江瀚也会不由自主的想起黄云鹄。如《慎所立斋诗集》卷三《赠高曦亭编修二首》云：

矫矫黄江夏，（祥人年丈新以年老休致。遥闻已去官。）年华惜衰老，世路感艰难。今雨燕台集，浮云蜀道看。文章堪报国，珍重凤池翰。

可见，二人父辈已是挚交，在江瀚的父亲江怀廷去世后，黄云鹄给予了江瀚极大的关爱与照护。从这层关系来说，黄侃与江瀚首先属于世交。

江瀚年长黄侃二十九岁，二人在年龄上已经差出一代人。黄侃出生几年后，黄云鹄让这位“秉质聪慧，四岁能联句……年十五通六籍”[11]的江瀚来做幼子的启蒙老师。黄侃的侄子黄焯《季刚先生生平及其著述》云：“（黄侃）三岁即从江叔海先生问字。初授《论语》，每次才四、五句，方一上口，即能背诵。……自启蒙后，续得江叔海诸老宿训诲。”[12]此后，黄侃一直对江瀚执弟子礼。

综上所述，江瀚与黄侃，既是世交，又是师生。在了解了这层关系之后，更加便于我们释读一下几通黄侃致江瀚的信札。

二、黄侃致江瀚信札释读

（一）

信封释文：

送河道署

署藩宪

江大人安禀

侃敬上

信札正文释文：

叔海先生左右：侃以狷陿，致被谗诬，幸得自明，复遭横逞，贻羞左右，内顾惭惶，然犹得全性命以反故乡，莫非我师之赐。自维性气刚简，难以涉世，人情万变，未易豫观。方当杜门养亲，研寻玄义，虽伤贫寠，不患流离。樗散之材，祈毋系念。奉书告别，感愧交并。敬颂道安。弟子黄侃顿首顿首。初九夕。

这通信札从内容看，没有明确的作信时间。信中所云，亦缺乏准确定位时间断限的信息。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信封和信笺内容大致判断此通信札的大致作信时间。

首先，信封显示江瀚住址为“河道署署藩宪”。藩，在明清两代指布政使司，“藩宪”即对布政使的尊称。江瀚之子江庸（字翊云）先生去世后，其家人遵照江庸先生遗嘱，于1960年3月，将家藏文物、文献捐赠给了当时的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其中文献部分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内有一件《江叔海先生自书经历草稿》。据此《草稿》，江瀚于“宣统二年正月，充京师大学经学分科教授，复兼充女子师范学堂总理。四月二十六日简放河南开归陈许道，六月十二日接篆视事，兼会办清理财政局。十月，以霜清安润加二品衔。三年四月。奏署河南布政使司布政使。七月，交卸藩篆，仍回本任。”[13]黄侃称江瀚“藩宪”，显然此时江瀚应在河南布政使任上，即宣统三年（1911）四月至七月这段时间之内。

《黄侃年谱》载：

（1911年） 春，至河南，为布政使江瀚慕客，并在豫河旅学任国文教员。因在课堂上宣传革命，不到半年即被解职。

汪辟疆《悼黄季刚先生》云：“余之知先生也，在清末宣统年间，江叔海先生任豫藩时，汴省人士，率奔走惊相告曰：‘江公幕下有客黄侃者，革命党也。’后见其所为文，则朴茂渊雅，心固仪之矣。先生甫归自东京，叔海招之来豫。初处藩幕，继乃荐诸豫河旅学，任国文教师……及来豫膺讲席，犹喜谈革命。豫处腹地，风气痼蔽，闻先生言，皆惊走却步，避之若浼。教甫半载，旋解馆它适。”[14]

可见，江瀚署理河南布政使时确实曾经招徕刚刚从日本回国的黄侃为幕客，并为其推荐了豫河旅学的教职，但是黄侃却因宣传革命，很快就被迫离职。盖信中所云“侃以狷陿，致被谗诬，幸得自明，复遭横逞，贻羞左右”，当即指此事。

其次，信中云“犹得全性命以反故乡”，知此时黄侃已回到武汉。故此札应系黄侃回到武汉后，向招为幕客、举荐教职在前，护其周全、全其性命在后的恩师江瀚报告平安所写。按照常理，此札应作于黄侃回到武汉后不久。《黄侃年谱》云黄侃自河南回到武汉的时间是1911年7月25日，即六月三十。而信的落款时间“初九夕”，应系是年闰六月初九日，即1911年8月3日。

（二）

信封释文：

旧刑部街小沙锅琉璃胡同

江宅

江叔海先生詧书

寓京黄椷。

信札正文释文：

叔海先生左右：昨以褊心，窥测君子，既承明谕，愧悚莫名。漂泊之身，已蒙收恤，顽踈之罪，复见矜原。思德滋深，酬恩有日。南行抵里，再当疏闻。如有德音，毋遗幽远，先书引咎，想荷含弘。虔请道安。

受业世小弟黄侃临发上言。

此札可供直接判断作信时间的信息，仅有信封邮戳显示寄出时间为九月十三日，发出地点为北京。

检《黄侃年谱》，知黄侃一生有四次来京，分别为：

第一次到京，为1913年7月10日（民国二年六月初七），由上海出发，经南京、天津，于7月13日（六月初十）到京，仅逗留十余日即离京，于7月26日（六月廿三日）赴津，访江瀚。7月27日（六月廿四日）由天津乘船南返，经烟台、威海，于7月30日（六月廿七日）抵达上海家中。[15]可见，此时江瀚生活在天津，并未在京居住，故与信封所属“旧刑部街小沙锅琉璃胡同”不符，且黄侃离京时间与寄信时间亦不符。

第二次到京，为1913年8月30日（七月廿九日），由海路登船北上，经烟台、塘沽，9月2日（八月初二）晚七点到达天津，到达后立即拜访江瀚，不巧的是恰逢江瀚外出未归，第二天江瀚复约黄侃到李子香花园小坐，并以丰盛家宴招待黄侃。9月7日（八月初七）由津赴京，晚饭后到共和党本部，见章太炎等人。9月9日（八月初九）晚访江瀚，9月11日（八月十一日）又到江瀚家中小坐，并约好次日同游陶然亭。10月3日（九月初四）乘车赴津，次日乘船南下，经烟台，于10月7日（九月初八）抵达上海家中。此次北行过程，黄侃日记记述甚详，江瀚则先在天津居住，后回到北京，但寄信时间于信封不符。因民国采用公元纪年，故信封“九月十三”当为公历，则此时黄侃尚在京活动，并未南行；假设为农历，则此时黄侃已抵达上海家中，亦与信中所述“临发上言”不符。

且黄侃以上两次到京，均为参与革命，除了拜会故人，还多次到戏园子听戏，并未发生令其个人不快之事。

第三次到京，为1914年9月，应北京大学之聘，讲授文字训诂及中国文学史。此次到京，《黄侃日记》不存，惟《黄季刚先生年谱》云“秋，先生应北京大学教授之聘。”[16]此次到京，是黄侃为执教北京大学而来，也是其在京生活、居住时间最长的一次，直至1919年9月才离开北京大学，回到武汉。

遗憾的是，这段时间的《黄侃日记》不存。《黄季刚先生年谱》载：

当时门弟子有海宁孙世扬（鹰若）、永宁曾缄（慎言）、时与先生相唱和。广济刘赜（博平）、辽阳金逾绂（谨庵）、鄞县童第德（藻荪）、平湖张文澍（馥斋）等十余人尝集先生寓庐，为讲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先生于世扬特加奖进，竟以此见嫉于他师，乃诬世扬旷课时多（执教者在点名册中对世扬概施以旷课符号），依例应予除名，先生于是有南归之志。慈母田太夫人时年八十有三，尝思还鄂。适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屡速先生回省主讲，乃离京南下。计居北都五年。七月抵武昌。[17]

据此可知，黄侃此次离京，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因为学生孙世扬之事，黄侃与北大其他老师之间产生了不愉快；二是慈母田太夫人年事已高，思归故土。而离京的目的地也非常清楚，即回到武汉，就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之聘，与信中所言“南行”吻合。

《年谱》中所用纪年为农历，是年闰七月，第一个七月为公历7月27日至8月24日，闰七月为8月25日至9月23日。《黄侃年谱》亦云“是月（1919年9月），离开北京大学……16日，抵武昌”。[18]则黄侃离京南行、抵达武昌的时间应在“闰七月”。以此倒推，其9月13日出发，9月16日到达武昌亦合常理，故言“临发上言”。

据前述《江叔海先生自书经历草稿》：

（民国）三年一月经内务部聘充地方行政讲习所教务长兼编订礼制会会员；四月二十五日，奉令派充第二期知事试验主试委员；六月，复经政事堂礼制馆聘充总编纂。四年一月十三日，奉策令任命为参政院参政；八月奉批令派为京兆国民会议选举审查会会长；九月，兼充地方行政讲习所所长。五年六月十日，奉令特派为文官高等考试典试官，旋充总统府顾问。[19]

可知，这一时间段内，江瀚均在京任职。据上述史料，笔者推测，以黄侃与江瀚的交情，在黄侃因友生孙世扬之事受到其他教授排挤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向自己的启蒙恩师诉苦，而江瀚大概出于宽慰、爱护自己学生的角度，教育黄侃不要随意揣测他人。故黄侃有“昨以褊心，窥测君子，既承明谕，愧悚莫名”之语。

第四次到京，为1926年9月，因北伐战争爆发，适逢黄侃的同学兼好友吴承仕邀请其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一年后，因与吴承仕决裂，于1927年10月离开北京，就东北大学之聘。这次离京虽然也是在愤懑之中，但并未南下，而是继续北上沈阳，显与信札内容不符。

综上所述，这通信应作于黄侃第三次离京南下前夕，即1919年9月13日。考虑邮戳时间为邮局所加，黄侃作信或早于此一两日。

（三）

信封释文：

送旧刑部街小沙锅琉璃胡同

长汀江宅，呈

江老大人安启

示候 黄椷

信札正文释文：

江亭胜宴，共赏秋辰。归路孤吟，倍怜斜日，用裁长句，聊写羁心，自媿庸音，敢承嘉命。商隐《西溪》之作，曾无足观；仲宣灞上之篇，非无所感。倘蒙属和，尤见荣施。弟子侃启。叔海先生左右。

轩牕敞处好孤凭，西北高楼隔几层？已见铜駞卧荆棘，更无金爵上㭛棱。荣枯莫羡槐中蚁，饥饱难为架上鹰。却对秋风一长啸，从来系日乏长绳。（义山句）

萧瑟原知秋气悲，登临况值乱离时。虚舟巨壑长如此，落日青山最可思。高阁酒醒人去远，故园花发雁归迟。牛车试为王尼驾，沧海横流任所之。

此札首句“江亭胜宴，共赏秋晨”，以及黄侃给江瀚的诗中“萧瑟原知秋气悲”，均可知作信大致时间当为秋季。

细读此札，用典较多。其中，“商隐《西溪》之作”当指唐代商人李商隐所作五言律诗《西溪》，此诗意在表达无人相伴，独游西溪，孤寂寥落的心情。“仲宣灞上之篇”，当指唐代诗人胡曾的《咏史诗·灞岸》，该诗借用汉末文人王灿（字仲宣）因战乱离开长安前往荆州的典故，描绘了长安城外灞河两岸秋风萧瑟的景象，表达了对时局离乱的感慨之情。

是年，北伐战争爆发，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并迅速向湖南、湖北进军。七月中元节后，北伐军逼近武汉，城内居民纷纷出城，汉阳门为之堵塞。此时黄侃正在家中闭门读书，一开始并未获悉消息。不久，吴佩孚大败于贺胜桥，退回武昌，黄侃以为北伐军必不守此孤城，故仍无意迁居。直至二十三日（8月30日），才不得以携家眷渡江避难。恰在此时，吴承仕来信邀请就聘北京师范大学。遂于八月十八（9月24日）晚出发，取道南京北上，廿九（10月5日）抵京。九月初三日，定居于椿树上二条胡衕九号。

“王尼驾”是指晋朝的王尼早年丧妻，仅有一子，因生活困顿，居无定所，于是让儿子白天赶着牛车，晚上则睡在车上的故事。黄侃原配王夫人卒于民国五年（1916），虽于民国十二年（1923）续娶黄氏，但北上时居无定所，经济拮据，携妻带子，境况艰难，却如王尼。

检《黄侃日记》之《居京日记》载：

丙寅重九（西十月十五日，礼拜五），晴暖。……六时偕检斋至北海公园（遇江师），晚饭小有天。

……

十二日（十八日，礼拜一），晴。上江师一书并九日登高诗。[20]

丙寅为民国十五年（1926），重九即九月九日，此时恰值深秋。日记所载，正与此札所透露的时间相合。因此，此札当作于1926年10月18日。

（四）

信封释文：

送河道署，呈

署藩台

江大人安禀

侃临发上

信札正文释文：

叔海夫子大人函丈：自前年敬祝生辰之后，诣候遂稀，深为惶恐。惟闻杖履顺泰，用以为欣。侃去秋以长子之殇，不乐更居燕蓟，爰之辽海，聊用息肩。冰霜惨悽，意复不快。适有友人自白门电召，今已泛海南还。值此横流，本无安宅，期毋恤饥寒而已。夫子以黄发之魁儒，俛长上庠之文学，诲人不倦，祗足心钦。侃从游有年，弥愿因依门下，但北都学制，如束湿薪，百辈才流，羣相排挤，窃虑吞腥啄腐，贻玷门墙，是以挈眷遄于不须审计。幽州一别，何日重来？伏愿养气颐精，长为仪表。侃身虽在远，何殊日日瞻依。至彼中学风，窳败已甚。施教者志存梁藻，只等凫鹥。侃幸已高翔，甘同饥凤，营营之说，想不足以扰神明。徒供夫子听然一笑耳。肃此敬候教安。受业侃鞠躬。

再启者，日内将还蕲省墓，赐覆可稍迟延。二月廿七日。

黄侃长子名念华，“性行和厚，能读父书。”[21]此札中云“去秋以长子之殇不乐”。据黄焯《黄季刚先生年谱》，念华生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廿九日（1909年1月20日），民国十六年七月十八日（1927年8月15日）“念华以瘵疾卒……卒时年纔十九”。[22]又据信末“二月廿七”，黄侃一般使用中华传统纪年，则此札作信日期当为1928年3月18日。

札中云“更居燕蓟”。杨伯峻《黄季刚先生杂忆》亦云；“念华因肺结核而少年夭折，听说季刚师极为痛心，还因此搬了家。”[23]

民国十六年四、五月间，黄侃因租赁吴承仕房屋，与吴绝交。而黄侃此次就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职，正是受吴承仕所邀。二人关系破裂后，导致黄侃“在北京师范大学受到排挤，正准备辞别北京的朋友到东北去。”[24]因黄侃、吴承仕同为章门弟子，故两人决裂后，吴承仕将情况报告老师，章太炎复信称：“季刚性情乖戾，人所素谂。……在都与诸交游断绝，欲来上海”[25]民国十六年九月（1927年10月），黄侃应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之邀，赴沈阳就聘，在该校讲授《诗经》《易经》，直至民国十七年正月廿五日（1928年2月16日）离开东北大学。故札中云：“爰之辽海，聊用息肩。冰霜惨凄，意复不快。”

札中又云“适有友人自白门电召，今已泛海南还。”白门，为南京别称。1927年，国民政府改组原东南大学为第四中山大学，任命张乃燕为校长，汪东为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26]汪东（1890-1963），原名东宝，后更名东，字旭初，号寄庵，别号寄生、梦秋。近代著名词人、文学家、书法家。黄侃与汪东同为章门弟子，二人关系始终交好。故此处“友人”应即汪东。

信封所书“侃临发上”，应系信中所言“日内将还靳省墓”，而非自北平南还。据《黄侃年谱》，黄侃已于1928年2月26日（民国十七年二月初六）抵达南京，故信中称“已泛海南还”，且此札所用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笺纸，说明此时黄侃确已在南京。显然，此处“临发上”不是指的自沈阳出发之时。

据笔者所见《江叔海先生自书经历草稿》，“民国十七年（1928）一月，聘充京师大学校文科学长。六月，代理京师大学校长。”[27]故信中云“夫子以黄发之魁儒，俛长上庠之文学”。从此札内容来看，江瀚在就任京师大学堂文科学长后，应是立即向正处于友朋决裂、生活困顿中的黄侃发出了邀请，请他到京师大学堂任教。但此时黄侃在经历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排挤之后，已对整个北方学制产生了厌恶之意，纵使有“从游有年，弥愿因依门下”的恩师照拂，但仍决意离开北平。

值得注意的是，此札信封显示的江瀚住址与第一通完全一致，而此时江瀚早已不在河南二十余年。因此，笔者认为，此札信封与信笺应系流传中错配所致。

三、结 论

此四通信札，时间从1911年至1928年，前后跨越十七年之久。无论是信札正文行文，还是落款自称，无不鲜活生动地揭示了黄侃奉江瀚为师，且侍师甚恭的客观态度，确实印证了高福生先生所言：黄侃的一生中，“不管身居何处，无论荣衰显隐，与江瀚一直保持联系，且师弟情深义笃”。[13]透过黄侃信中所述，我们还可以感受到江瀚始终视黄侃为友弟，世交笃深、关爱有加，为黄侃研究提供了另外一个鲜为人知的侧面。且这四通信札恰好都作于黄侃人生几个关键节点，除第二通在黄侃日记中有模糊记载外，其他均为二人日记缺失情况下的珍贵史料，可补黄侃、江瀚乃至近代史研究之不足。

注释：

*本文为国家图书馆重点科研项目“《江瀚全集》整理与江瀚学术思想研究”（项目编号：NLC-KY-2018-0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1]高福生：《江瀚其人及与黄云鹄、黄侃父子之关系》，《中国文化》第三十一期，2010年，第201-204页。

[2]江瀚编集，高福生笺注：《片玉碎金——近代名人手书诗札释笺》，中华书局，2009年，第97-98页。

[3]黄侃着：《黄侃日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1页。

[4]刘衍文：《江叔海与黄季刚、梁任公之世谊》，《万象》，2008年，第10卷第11期，第103-122页。

[5]高福生：《山樵邑梦录》，知识出版社，2017年，第204-210页。

[6]高福生：《山樵邑梦录》，知识出版社，2017年，第204-210页。

[7]丁忱编：《黄焯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44页。

[8]黄侃：《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93页。

[9]江瀚：《慎所立斋文集》卷三，民国十三年（1924）“长汀先生著书五种”本，第十二叶。

[10]江瀚着，马学良整理：《江瀚日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第510页。

[11]江瀚：《石翁山房札记》，民国十三年（1924）“长汀先生著书五种”本，第一叶a面。

[12]丁忱编：《黄焯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44页。

[13]江瀚：《江叔海先生自书经历草稿》，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14]司马朝军、王文晖：《黄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6-57页。

[15]黄侃：《黄侃日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3-6页。

[16]黄焯：《黄季刚先生年谱》，《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05页。

[17]黄焯：《黄季刚先生年谱》，《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14-1115页。

[18]司马朝军、王文晖：《黄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8-149页。

[19]江瀚：《江叔海先生自书经历草稿》，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20]黄侃：《黄侃日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280页。

[21]黄焯：《黄季刚先生年谱》，《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30页。

[22]黄焯：《黄季刚先生年谱》，《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30页。

[23]司马朝军、王文晖：《黄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7页。

[24]司马朝军、王文晖：《黄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7页。

[25]司马朝军、王文晖：《黄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1页。

[26]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三卷：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约出版社，2021年，第1-161页。

[27]江瀚：《江叔海先生自书经历草稿》，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28]高福生：《江瀚其人及与黄云鹄、黄侃父子之关系》，《中国文化》第三十一期，2010年，第201-204页。

【作者简介】马学良，博士，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明清文献整理，图书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