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发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5年第6期。
摘要：除了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内藤湖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日本对华关系的评论者。内藤一向强调，他有关中国时局的建议，都建立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之上。将其学术与政治分开，是对内藤湖南最大的不尊重。内藤支持日本对外扩张，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唯一希望，是放弃政治、经济的自主权，由列强组成共管机构以取代中央政府。与此同时，他讴歌中国的文化成就，认为这代表了领先世界各民族的文明最高境界，主张中国人应当专注于继续发展文化。唐宋变革论乃至他对中国历史的整体看法，为这些观点提供了坚实后盾。本文从内藤自身的思考理路、论证逻辑出发，发现在文化史理论、中国人的形象、日本的现实目标这三个层面，其学说都存在尖锐的不自洽之处。内藤的唐宋变革论、中毒说及文化中心移动论，隐藏着种种自相矛盾的观点。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和对中国文化的推崇，也是如此。
关键词：内藤湖南 中国文化 唐宋变革 近世 文化中心移动
一、问题的提出
内藤湖南是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其“唐宋变革论”蜚声学林，迄今仍是中国学者热议的话题。
内藤生于1866年，明治维新开始前两年，亦即清同治五年。他在南部藩偏僻的山区长大，受祖父、父亲影响，崇尚实学，认为学问的根本目的是解决现实问题。1885年，内藤毕业于秋田师范学校。两年后，他来到东京，成了佛教杂志《明教新志》的撰稿人。此后二十年，内藤作为记者，声誉鹊起，以具有历史深度的时事评论见长。其间于1896年，作为短命的松隈内阁书记官长（秘书长）高桥健三的秘书，内藤代其起草了新内阁的政纲。这是他一生中最接近权力中枢的时刻。
1907年，京都帝国大学设立史学科。没有大学学历的内藤，凭借其在时评中展现的史学素养，获得了京大东洋史第一个教席，从此变为学者，直到1926年退休。在这二十年中，他继续发表关于时局的评论，其《支那论》与《新支那论》影响极大。1934年去世前，内藤正密切关注新成立的伪满洲国。1938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二年，《支那论》《新支那论》合为一本刊行，出版仅十天，就重印了十次。
内藤的学术与现实政治密不可分。他宣称中国无法靠自身力量实现现代化，建议中国放弃政治、经济的自主权，由列强组成共管机构以取代中央政府，并不无得意地认为自己是这一主张的首创者。内藤强调：“我对中国的观察，说到底是以中国的漫长历史为主要依据。” 从根本上说，唐宋变革论乃至他对中国历史的整体看法，都是为了论证国际共管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另一方面，内藤又激烈批判西方文明，认为中国文化代表了文明的最高境界，预示了世界所有民族的未来。
二战结束后，日本学界一度将内藤湖南视为帝国主义的帮凶。1984年，美国学者傅佛果（Joshua A. Fogel）出版了《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为内藤翻案。傅佛果认为，内藤湖南对现代中国的激烈批判，“绝不意味着湖南在心底里有任何轻蔑中国的意思。他的愤怒只是由于对中国的现状感到一种类似恐怖的绝望感的表现而已。……他的骂声应该说更像是一种痛苦的哀嚎，体现的正是湖南对于自己所敬爱的文化母国——中国的衰落和濒危感到担忧的心情”。
与此相呼应，日本和中国学者也频频主张重新审视内藤。比如京都学派第三代掌门人谷川道雄，就对内藤推崇备至，认为他是“近代日本汉学界第一人”，“即使从世界范围来考虑，如果说他是20世纪首屈一指的学者亦不为过分”。谷川指出，内藤希望“日本以和平的、经济的方式进入中国，进而破坏其古老的体制，促成中国民众势力的成长”，不能将这一观点和军国主义相提并论。他还谈到：“读过《支那论》《新支那论》的人按说都能够从湖南的心情出发，感受到其对新生中国所抱有之热望。”这一观点近来不乏支持者。内藤对中国文化的肯定，尤其得到了高度评价，被认为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发现了“另一个‘近代’”， 进而超越西方现代性，提出了西方“中国化”的前瞻命题。另一方面，也有一批学者深入检讨内藤的学术主张与其政治立场的关系，坚持批判内藤。
本文尝试解决这一学术分歧。二至五节大体依时间顺序，复原内藤的政治和学术观点，六至八节则分别从文化史理论、中国人的形象、日本的现实目标这三个层面，揭示其学说中诸多尖锐的不自洽处。我们有理由怀疑，内藤湖南在利用其史学素养，编织关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谎言。内藤本人及其衣钵传人如宫崎市定等所谓学者的史学贡献，有必要进行全面的重新评估。
二、从甲午到《支那论》
1894年8月，甲午战争爆发。此后数月间，内藤湖南极为振奋，接连发表了四篇讴歌日军的评论文章，最著名的是《所谓日本的天职》一文。
文章颂扬“丰太閤奄有四海之雄图”，即明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太閤是尊称）侵略朝鲜，试图以此为跳板征服中国的计划。但是，“现在我们即便奋发空前的雄略，夺取辽东、燕京的山川土地，扼吭拊背，控制禹域（中国）全境，而怎么能够在胡服辫发之后移风易俗呢。使四亿人口以我国富有灵泽的国语，来代替他们南北的官话，谈何容易”。他反对全面侵华，仅仅是担心占领中国后日本人被中国同化。
文章还鞭挞了西方文明，认为欧洲列强“诉诸功利之情，期望无穷尽地开发实用的、便利生活的方法。这是形而下的文明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而它的弊端也存在其中”。弊端之一即“轻视道义”，“征于他人，征于异邦，但求使自身和自国安乐富饶，偶尔阻塞不通，便爆然轰发，相为无情残虐”。因此主张日本超越国家主义，拥抱各国“相资相生”的世界主义。 既然如此，内藤应该是个和平论者，怎么会支持日本的扩张战争呢？
关键在于他对世界主义的独特理解：“给富贵者增加富贵，正会促使他们从内部自己腐败，而搜刮穷困者，倘若他们不死，一定会有过激的行为。所以，割有余以填不足”，是“天道”，“个人是这样，国家也是这样”。内藤认为，甲午战争的发生，“我们某种程度是接受了天命，需要尽我们的天职”。中国地大物博，而日本资源匮乏，通过战争从中国获取资源，即“割有余以填不足”的“天命”、“天职”。
《所谓日本的天职》完成于内藤三十岁之前，是其一生思想的缩影。他批评西方文明是沉湎于物质享受的“形而下的文明”，为了一己之私，动辄发动征服战争，残酷暴虐，故而提倡世界主义。奇妙的是，他的世界主义不排斥战争，相反，在世界主义的名义下，缺少资源的国家有权发动战争，从拥有资源的国家掠夺资源。日本缺少资源，成了可以为所欲为的护身符，而欧美国家资源丰富，所以欧美发动的殖民战争是不义的，和日本发动的战争判然有别。后文将证明，这是内藤终身尊奉的语言策略。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中国赔款两亿两白银，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时隔六天，俄国联合法、德，逼迫日本放弃辽东。日本最终妥协，但又向清政府索要了三千万两白银的“赎辽费”。内藤对“三国干涉还辽”极为愤慨，发表多篇评论抨击政府，认为日本之屈辱，“盖称足利义满以来所绝无仅有”——大概是指足利义满承认日本是明朝的朝贡国一事，且声称日本军民通过巨大牺牲获得的成果丧失殆尽。
甲午战争后，日本开始与俄国争夺中国东北。1902年底至1903年初，内藤第一次踏上了东北的土地。实地考察后，他非常亢奋：“这次考察使我们对满洲问题充满了信心，并认为以后无论我们遇到什么问题，绝不能向俄国的南下政策让步。我们的主张是，即便赌上整个国家的命运，也要与之相争到底。”这不是军国主义，又是什么？
随后内藤发表《迂谬的非战论》，主张对俄开战，斥责“因为没有胜算就主张回避战争”的反战论者，“把国家的面子、利益放在哪里呢”？他表示：“虽然战争造成一时的悲惨灾难，但由此能将东亚大陆几亿民众从毁灭中加以挽救的话，暂时忍耐这场战争也是不得已的。” 内藤真是出于对“东亚大陆几亿民众”的爱，主张日本“赌上整个国家的命运”吗？
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于1905年3月10日占领奉天（沈阳）。月底，内藤发出号召：“占领奉天，意味着掌握了东三省政治的中枢，同时，也意味着打开了东洋学术的宝库，这应该引起我邦学者的深重注意。……这是作为学者能够与赫赫战功的我军相比附的事业，也是我辈不得不奋发有为的所在。”将“学术”与“战功”相提并论，是内藤的一贯主张。十多年前，《日本的天职与学者》一文就有这样的表述：“四海无事，烽火不扬，虽难以由武力向欧洲显示我之实力，则清平之臣民，弘耀国光者，莫若学术。”这次战胜沙俄，日本既以武力向欧洲展示了实力，又得到了以学术“弘耀国光”的机会，其欣喜可想而知。随后内藤自告奋勇赴奉天进行民政调查，年底被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紧急召至北京，为与清政府谈判缔结“东三省善后条约”出谋划策。
由于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于1905年底将朝鲜变成了保护国，随即刻意挑起“间岛”（位于今吉林延边）领土归属权争端，以讹诈的方式从清政府手中攫取了若干特权。其间内藤湖南接受了日本军部、外务省的任务，从文献角度考察间岛历史，捏造间岛属于朝鲜的证据，为日本向清朝施压提供助力。
恰在此时，内藤遇到了一个麻烦，因为没有大学学历，文部省不同意京都帝国大学对他的聘任，除非提交一篇有相当学术水准的论文。于是，内藤在很短的时间内向文部省提交了《韩国东北疆界考略》，这篇论文和一个月后他向外务省提交的《间岛问题调查书》十分接近。可以说，考察间岛历史是内藤职业学者生涯的起点。这一研究不仅让内藤赢得了京都帝国大学的教席，还拿到了外务省的一笔丰厚资助。1909年，即将寿终正寝的大清，最终和日本签订了《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条约内容与内藤的政策建议极为相似。
此外，甲午战争后，内藤开始关注中国的现代化。在他看来，不论这一过程是否需要日本军事力量的介入，日本都必须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他的文章中，本应用“我”的地方都代之以“我们日本人”，提出有关中国的种种主张时，都以“我们日本人应该如何去做”来描述。从此直到1934年去世，日本如何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影响，一直是他思考的核心。
与有类似关怀的其他日本人不同，内藤坚持认为，只有透彻了解中国历史，才能有效解决这一现实问题。辛亥革命的发生，促使他系统思考中国的过去与未来，在1914年出版的《支那论》中他正式提出了唐宋变革论。内藤认为，“像支那这样以巨大惯性潜移默运的国情，不是人为矫正所能奏效的”，“了解这种惯性的方向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唐宋变革论（又名“宋代近世说”）就是阐释这一“巨大惯性”的学说，主张早在宋代，中国就已经踏上了现代化之路，标志是平民的崛起。此说在中外学界引发了诸多讨论，迄今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要准确把握内藤的这一历史诊断，前提是厘清《支那论》给现代中国开出的药方。
在《自叙》中，内藤批评袁世凯“日复一日要将其国运投入无底深渊”，举出的例子是1914年初北洋政府为淮河水利与油田开发得到的两笔美国贷款，认为这“近乎否定了自己（中国）存在”，即丧失自主权。但他同时声称：“前此的五国借款，尚是考虑到本国财政权独立的借款。”所谓“五国借款”，即臭名昭著的“善后大借款”，北洋政府交出了盐税和关税的管理权，从英、法、德、日、俄五国组建的银行团获得的贷款。同为丧权辱国的列强贷款，内藤为什么厚此薄彼，对美国贷款义愤填膺呢？
陶德民指出：“对于当时缺乏对外投资资金的日本来说，参与这种与各国协调并均沾利益的政治贷款是最有利的。而如果对华经济贷款实行自由化，日本就很难成为西方列强的对手。”内藤尤其担心美国在中国势力的增长，因此对袁世凯接受美国贷款大发雷霆：“虽然我自己完全是代替支那人，为支那着想而撰写此书的，但是在今天这样的状况下，或许不久便没有为支那人着想的必要了。”言外之意，中国很快将被美国控制，乃至沦亡。正是出于这一担忧，他建议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或许可以说，国际共管论的提出，至少部分是为了应对美国的威胁，保护日本利益。
内藤还提到：“列国在支那的利益错综复杂，因此我自己也不认为应该迅速将其分割（占领）。”在稍早的一篇文章中，内藤曾对列强在中国的霸权发表过评论：
当今若比较在支那的列国势力，日本和俄国两国很明显地具有支配支那命运的实力。而英国也很明显地在贸易上拥有对支那内部事务的发言权。……日本提出支那保全，与（美国等）出于一己之私而主张支那保全在立场上是不一样的。……因为在支那不能保全的情况下，日本将是获得最大权利，并有能力获得最大利益份额的一方，而且也握有发言权。
陶德民指出，内藤设想的国际共管，“当然是由日俄两国或者日俄英三国主导的”。而从上文最后一句来看，日本还应该是两国或三国中的主导。换言之，内藤反对肢解中国，提倡国际共管，其实是为力量尚有限的日本主宰中国另辟蹊径。还需注意，这篇发表于1913年的文章，和二十年前的《所谓日本的天职》遵循了同一逻辑：同样的强盗行径，日本和列强的出发点完全不同，是无私的。
内藤这样解释：
若抛弃所谓的国民独立之体面，于支那人民而言，这种都统政治（即国际共管）应是再幸福不过的了。……在都统政治之下，支那人可以享受比支那官吏更廉洁、更有能力的外国官吏的统治，不必增加负担即可以享受善政的恩惠。连袁世凯这样的人都可以拥戴为大总统的国民，应该没有对都统政治表示不满的道理吧？
上述看法就建立在内藤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之上，他宣称已成功处理了“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把握支那的“巨大惯性”：“在支那，有生命力与体统之团体，无有出于乡党宗族之上者。而此最高团体之代表者，即父老也。”“所谓父老者，并不十分重视面对外辱的独立之心、爱国之心。对他们而言，只要乡里安全，宗族繁荣，日日安居乐业，则无论谁来统治自己，皆无条件顺从。”因此，“收揽父老”是“支那成功之秘诀”，“即使恶人恶法，若得此秘诀，亦必定成功”。他向政府进言：“想要推行都统政治的日本”，“很容易就能知道该做什么样的准备”。
由此可知，《支那论》的立论基础，是以父老为代表的乡党宗族——毫无国家观念的基层社会。唐宋变革论正与此遥相呼应。不过，我们先来谈谈《支那论》及相关文章对中国领土与国防的看法。
辛亥革命爆发仅一个月，内藤发表如下评论：“外蒙古受俄国的保护，不会服从新共和国。西藏的法王等毋宁说更依赖于俄国或英国。而内蒙古又有与日本关系甚深的王族，也是个问题。……离弃这些麻烦事，对支那之经济反是有益的。”他强调：“此实乃千载难逢之时，若能巧解此间问题（指列强在中国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东洋之和平即可永继，动辄便沸沸扬扬之日美战争亦能绝对防止。”
内藤一直对美国存有戒心。早在1898年，当美国击败西班牙，夺取距台湾仅一步之遥的菲律宾时，他就撰文呼吁政府出面干涉：“若菲律宾脱离西班牙之手，转归某个国家（指美国）主权之下，日本国民果能袖手旁观吗？”日俄战争取胜后，内藤就将俄国引为同道，而美国则被视为日本的头号敌人。因此他向政府建议：“无论如何亦须逐步先发制人，于各式怨言四起之前作一了结。”也就是说，利用中国爆发革命的良机，在其他国家干涉前，尽快与英俄协调一致，瓜分满蒙藏。
翌年他又向中国人建议：“支那没有必要按近来提出的五族共和的口号来统一清朝留下的这个大版图，蒙古、西藏等徒增财政损失的地方毋宁现在先去除掉，只统一纯粹的支那，这对支那或许倒是幸福之事。”
《支那论》对此展开了详细的历史论证。内藤认为，自古以来，疆域过大一直是中国发展的严重障碍。他广征博引，讲述汉、唐、元、明如何因领土过大而导致财政危机，结论是：“不管蒙古的土地成为谁的领土，不管西藏的土地成为谁的领土，也不管满洲的土地成为谁的领土，这都无碍汉人的和平发展”，这些领土“从经济来说是新政府的巨大负担。从政治上的实力来考虑中国的领土问题，今天应该缩小”。
和对袁世凯深恶痛绝相对照，内藤对李鸿章赞扬有加，认为他是“清楚自己实力的政治家，任何时候都把保证与外国之间的和平放在首位，即便牺牲部分领土”。接着就对中国的国防发表意见：
当今有真知灼见的政治家首先应该认识到，未来二十年左右，支那绝无国防的必要。即使英国侵占西藏，俄国侵占蒙古和部分东北地区，支那也绝无兵力与之对抗。托列国势力均衡之福，支那即使完全废弃国防，其被侵略的土地也是有限的，绝不会有完全丧失独立的危险。再者，即使支那有四、五十个师团（师）的兵力，其素质之低亦可想而知。若日本或俄国决心灭之，则根本无法抵抗。因有日、俄存在，其他列国还不敢对支那主体下手。故而对于外国，支那没有维持军备的必要。
这一主张同样建立在内藤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之上，即所谓“巨大惯性”：“强兵不是苦力有了枪就能马上实现的，真正强的兵靠的是国民性。国家观念是必须的。支那人整体上有国家观念需要几十年还是问号，一百年或一百五十年也未必。”关键还是基层人民缺乏国家观念。
内藤认为，宋代以降君主独裁，视天下为私产，而官吏则成了天子的奴仆，一味讨好天子，毫无对人民的责任感。“知县及其上各种不同级别的官员，并没有什么（人民的）利益观念，只是被派来收取税贡。这和殖民地的土著人被外国的官吏统治没什么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社会形成了毫无国家观念的自治传统。有鉴于此，尽管革命已经成功，但中央集权在中国不可能有效，唯一的出路是基层自治，然后逐步建立松散的联邦制，维持最低限度的统一。
而新形势下的地方自治，关键是财政独立，这样就可以减少中央集权造成的财政负担，健全的财政体制才有可能。总之，中央政府的权力应当大大缩减。
即便中央政府职责大为缩水，鉴于君主独裁下官、民都“没有德义之心”，即毫无操守，这一传统根深蒂固，“若任由其本国人统治，局势非但不会好转，反而将愈加恶化乃至堕落”， 国际共管势在必行。在内藤的操纵下，中国历史就这样成了日本统治中国的依据。
早在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当年，内藤就发表评论，认为中国近来热衷于收回利权（交给外国的铁道、矿山及其他种种特权），伤害了与列强的关系。他强调中国有所误会，比如以盐税和关税为代价的善后大借款，“六国（后来美国退出，变成五国）银行也不一定就抱有政治上的目的，虽然我辈也不能说他们全无政治上的意图，但至少日本和俄国加入六国借款同盟，是全然没有为了保护既得权利并获取新的利益的考虑的”。有趣的是，内藤不仅为日本辩护，同时还替俄国粉饰。
假定内藤湖南的确不是帝国主义者，的确热爱文化母国，但他难道不清楚，银行团的背后是列强政府，而日本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帝国主义者操控的吗？我们再假定这个有过多年记者生涯、曾经以秘书身份进入权力中枢的学者，已经丧失了对日本现状的清醒认识，但他断言沙俄没有政治意图，依据何在？我们不能不怀疑，内藤在编造谎言！
在《支那论》中，内藤发表了更耸人听闻的言论：“清朝灭亡的一大原因就是收回利权。”他认为，中国回收利权后，不懂得如何有效经营，纯粹是“为了维护体面”，对自身毫无益处。相反，“像支那现在处于明显的财政危机、没有守护领土的兵力、而且缺乏经营人才的时候，扩大和外国的纠纷是最危险的途径”。
中国不仅不应当收回利权，还应当将中央政府的政治、经济诸职能通通交给外国人，才是最明智、最有益的做法：
由数十年来的实绩观之，支那的政治交给外国人是成功的。财政上，海关交给外国人成功了，随后厘金和盐税等由外国人经手后余裕日增。今日，支那人无不承认财政委托于外国人给政府和人民带来的利益。……北京曾组织过以日本人等为主的警察，那是支那人民从未见过的值得信赖的警察。如果支那把全国的警察都交给外国人管理，便可以最小费用获得最大的安全。军备亦然。若将一个大队（营）的军队交给日本军官管理，其保安的效力将大于支那人组织的一个师团的军队。
这里需澄清一个事实。清末海关总税务司长期由英国人赫德担任，当代一些学者对其评价甚高，乃至目为中国外交现代化第一人。赫德的确很有才干，作为清政府雇员，为雇主付出了极大心血，其贡献无可否认。不过，清政府给赫德的回报也极为可观，他拥有一支享誉北京外交使团的私人铜管乐队，这样的生活即便在英国也是难以想象的。再者，赫德毕竟是英国人，在不损害其个人利益的情况下，一旦中英利益发生根本冲突，他毫不犹豫站在英国一边。
回到内藤湖南的视角。他断言：“若下定此决心（国际共管），支那的安全、东洋乃至世界的和平便可永久维持，此乃支那人最好把政治机关交给外国人的最大理由。若支那无此决心，则任何时候都难以享受真正的和平与人民幸福。”当然，“最好是利用日本人”，“与其模仿遥远的外国、模仿遥远的外国的制度，不如利用近邻日本的制度更有实效”。
《支那论》出版两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陷入僵局，而中国的国际共管仍未实现。内藤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
如今欧洲交战正酣，日本国内有人提出利用此机会在支那肇事，以便摧枯拉朽。这确实也是一种办法。但是日本在贸易上的损害，以及所有的费用，都不得不加以忍耐。……从目前情况来看，如果日本政府无论如何要收拾支那的混乱局面的话，最好是以一个理由把支那各地的政客整合在一起，成立一个中央政府。……其后在日本人的指导下或者根据外国人的忠告进行彻底改革。
二十多年来内藤并没有改变，他反对全面侵华，建议日本政府在中国组织傀儡政权，仅仅是因为担心日本付出的代价太大。
五年后，内藤湖南又撰写了《支那的国际管理论》，进一步阐发这一观点。开篇声称：“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就是支那问题。”“列国与支那之间的关系可谓形形色色。对日本来说，支那是过剩人口的移居地和原料供应地；对美国来说，支那是资本的投资对象国；而对英国来说，支那则是产品的销售地。”如果某个国家妄图独霸中国，必然引发战争——这显然针对的是美国。因此，国际共管是唯一的可行方案。
内藤强调：
数年来我曾多次指出，与其说国际管理是我的意见或希望，不如说是自然的进程。站在支那或日本的立场，是不希望这一道路的。但我的警告是：从维护世界和平及帮助支那人民的角度考虑，除此道路外别无它途。
在这篇短短五千字的文章中，“自然的进程”出现了10次，还出现了一次“归于国际管理的自然进程”。
理解内藤的支那国际管理论，他对朝鲜的看法可资参照。
1910年8月，朝鲜正式被日本吞并。内藤湖南随即发表文章，盛赞政府允许李朝王室留居已成日本领土的朝鲜，“显示了日本的宽宏大量”。他指出，“近年来在文明国家统御殖民地及统治殖民地人民方面，存在着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文明国家促进了殖民地的进步。如果没有日本，朝鲜“这种下等人民的国家的自治统治只能使其国家处于极其下等的状态”。
朝鲜人“究竟属于能够改良的人种，还是不能改良的人种，现在还未可知。迄今为止，他们在智力等各方面均与支那人有着很大的差异”。而且，“朝鲜人的确不具备与外国人竞争的力量”。因此，朝鲜人的唯一希望，在于归化日本。
鉴于日本曾通过朝鲜接受中国文化，有日本学者认为“以往日本有赖于朝鲜文明之处甚多”。内藤反驳道：“根据我自己仔细研究的结果，情况绝非如此。”他警告说：“将来在教育上提到日本与朝鲜的历史关系时，也有必要慎重考虑，不能使朝鲜人产生无聊的自负心。” 内藤还批评殖民地当局在朝鲜推行历史教育，认为这是“将我国的教育方针妄用于朝鲜的无识之见”，建议摈弃历史教育，采取以朝鲜传统道德教育为基础的教育方针。
据此看来，内藤在阐释中国历史时，也会“慎重考虑”日本的现实需要，大概不是荒谬的推论吧？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设想：如果日本成功征服了中国，在教育方面，内藤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1919年3月，朝鲜爆发了非暴力独立运动，遭血腥镇压。内藤担心日本政府在压力下改变政策，发出了坚定立场的呼吁：“众所周知，合并（这是日本举国上下描述吞并朝鲜的用语）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诚如我政治家所屡屡阐明的那样，我国对朝鲜的态度以自卫为第一要务。”他同样以史学家的身份，为此作证：“从大约六七百年之前的高丽末期以来，其进步就完全停滞了。尽管我国以及支那在那以后经历了种种变迁，然而朝鲜国民则依然故我地经营着与其六七百年前同样的生活”，因此，“朝鲜国民在其内心世界里，原本就没有将独立自治描绘为自己的理想”。尽管此处内藤强调“支那”和朝鲜不同，但我们有理由怀疑，《支那论》所描绘的“巨大惯性”——毫无国家观念的基层社会，同样是帝国主义的话术。
三、唐宋变革论
回到《支那论》的历史依据——唐宋变革论。关于内藤此说，黄艳已经从史实依据与政治意图两方面做过详细、精到的分析，本来没有笔者再置喙的余地，但激烈争议尚存，如与那霸润认为，根据今天的国家平等、民族自治等“政治正确”的价值标准批判内藤，是一种“肤浅的问题意识”。再如林晓光云：
作者的这种思想在客观上确实有着为日本扩张侵略、入主中国服务的一面，应当予以批判——但是仍然值得注意的是，在作者的论证逻辑上，却是将日本当作了中国文化中弱势后进的一环来理解的，他的理想与其说是最终日本侵占了中国，莫如说日本最终真正成为了中国，就好像广东最终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一样。这个逻辑今天看起来谬妄之极，但作者自有他从历史经验进行思考的理路，似乎也不宜从定型后的现代国家观出发，简单论定为军国主义阴谋论。
因此，仍有必要从内藤自身的论证逻辑、思考理路出发，重新审视其学说。
有必要先说明一点。钱婉约“力求在对于内藤学术的具体评判中使学术与政治的双重标准并存不废”，即在批判其帝国主义主张的同时，抛开政治意图，单纯从学术角度肯定其卓越成就。即便激烈批判内藤的杨栋梁，依然称内藤是“泰斗级‘汉学家’”。笔者以为，这种学术与政治两分的态度，是对内藤湖南最大的不尊重。内藤屡屡声明，其政治主张源自学术研究，鄙视没有实用性的学问。将其学术与政治割裂，仅仅探讨所谓学术价值，完全违背他本人的意愿。
内藤认为，如同个人生命，所有国家、民族都要经历“幼小时期，然后是壮盛时期，再然后是老衰时期”。中国历史被划分为上古、中世与近世，分别对应幼年、壮年和老年。从宋代开始，中国即进入老年，也就是近世。所谓近世的普世标准，首先是平民的崛起。中世表现为贵族政治，随着贵族政治的崩溃，君主独裁与平民主义一同兴起。
如前所述，在内藤看来，中国近一千年的君主独裁，导致官吏极度腐败，且造成民众毫无国家观念，形成了“巨大惯性”。而基层的自治传统同时代表了平民的崛起，又是未来希望所在。因此，在中央层面，不得已只能实行由日本主导的国际共管。就这样，在《支那论》中，中国历史与日本扩张的现实取得了奇迹般的和谐一致。
后来内藤的思想又有进一步发展，提出了近世的第二条普世标准，即“政治的重要性下降”。“‘唯有政治乃是民族生活中最为主要的条件’，抱有这种观念的时代过去了，于是平民时代就来临了。”而这一点也和国际共管密不可分。
在《支那的国际管理论》中，内藤这样说：“中国人从一般平民到国家中坚阶层对于政治都不甚热心，他们所热衷的无非是文学、艺术等生动有趣味的领域而已。”他又在另一处盛赞中国人的文化素养：“中国人的智慧，自古以来就在文学、艺术方面表现突出，而且领先世界，无人能及。……但对于自身不足的领域，或许该委托给他人，才是最明智的。”
为了说服中国人接受国际共管，内藤苦口婆心：
政治这种东西，乃是人类生活中原始低等的存在。所谓政治，并不仅仅是人类才有的东西。政治的核心在于统治，而对“统治”有所理解的决不仅仅是人类。诸如蜂蚁之微，都无不充分拥有统治权，牛犬之流，也都有高度的统治权。所谓统治，说到底不过也就是动物生活——用现在的话说——的延长而已。因此在我看来，政治这种东西，不但未见得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而且作为动物时代的延续，其实也就不过好比是人类的尾椎骨一样的东西罢了。
既然这样，内藤本人如此关注政治，格局未免有些低下吧？
和以往一样，中国历史成了内藤宣传其政治学说的利器：
（宋以后）中国人并不是为了当官而当官的，当官只不过是为了保证生活而已，在吏事之暇著书立说，流传于世，这才是官吏的目的。……当官不论好官坏官，都不过是一时之事，只要能有好的著述传之后世，当官时候干的坏事也就都一笔勾销了。这就是近代中国人的官吏本性。……连官吏自己也都已经不把政治看作是重要的东西。
有哪个严肃的学者，会相信内藤是出于严肃的学术立场，提出这一观点的吗？
四、从“二十一条”到“满洲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甫一开始，日本就利用列强无暇东顾，对德宣战，于1914年11月占领了胶州湾，随后于次年1月展开了关于“二十一条”的秘密外交。
内藤对日本政府与袁世凯交涉颇为不满，他主张：“要从另一种意义上来根本解决支那问题。不能将支那当作一个已经成立的国家来看待，事实上即便今日支那也没有形成国家，因此日本为了东亚的和平应当立即承担起处理支那事务的责任。”
对于“二十一条”提出的时机，内藤也持有异议：
去年（1914）岁末支那政府的财政难关得到缓和，稍微看到一点光明前途的时候，日本政府就在没有任何铺垫的情况下突然在一月十八日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去年年中没有开始和支那交涉，绝对是一个失败。……如果按照我的办法（即趁支那财政危机尚未缓解时施压），支那哪里还会考虑什么选择的方法，肯定会三跪九叩全盘接受。
这不是帝国主义，又是什么？我们能从中感受到谷川道雄所谓“对新生中国所抱有之热望”吗？
对于“二十一条”的内容，内藤也不赞同：
我国处于不从本国立场向亚洲大陆发展则难以发展国力这样一种相对的困境之中。近来对支那的协约问题（即“二十一条”），虽然我也认为日本政府的措置完全错了，但无论谁主持政府，都绝对不能阻止日本向亚洲大陆伸张国力。然而我们的每次行动都为外国所牵制，甚至连同盟国（英国）也以怀疑的眼光相视，以致造成我们不能放手发展，这样的状况要忍受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请问，还有讨论内藤是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必要吗？
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处理一战善后事宜，中国提出了收回德国在山东的非法权益的正当要求。内藤对此嗤之以鼻，指责中国“为了拿回山东半岛不惜伤害日本的颜面”。他认为，日本为了保护东亚和平不惜一切努力，应当从保证东亚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出发，将山东交由日本管理，因此建议日本代表团坚定立场，“不必在意支那政治家们的小花招”。
《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移交日本。五四运动就此爆发。内藤极为震惊，在5月末的文章中为日本辩护：“山东问题的失败原本完全没有憎恨日本的理由。日本用自己的兵力从德国手中夺取了山东。”他认为，“一部分中国人借此机会所发泄的排日感情，只不过是藉山东问题把平日嫉妒日本进步的劣根性暴露出来而已”。
中国代表团拒绝在条约上签字，内藤评论道：“若支那不在讲和条约上签字并退出（国际）联盟，于联合国又有何损，于支那又有何利?”并断言：“若支那毫无觉醒之意，今后依然采取与数月来的盲动同样的方针冒进，只会加速其自我灭亡。”
他认为，中国代表团的举动，意味着中国政府在向“疯狂的”“学生的俗论”屈服。“如果日本像支那一样为俗论所支配，日本并非没有使支那吃苦的复仇机会。然而，吾人绝不希望日本采取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
七月底，对中国激烈的反日运动忍无可忍，内藤宣言：“支那今日既已灭亡，仅是其残骸在蠢动而已。”这是一个年将六十的“学者”负责任的言论吗？
1923年，日本政府以“二十一条”为依据，拒绝归还租期将至的旅顺和大连湾沿海租借地，长沙、武汉等地的学生、市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内藤受到很大冲击，于是有了翌年出版的《新支那论》。
他感慨：
当支那政治家们一味纠结于毫无意义的主权论时，就会从轻侮日本人的心理出发而影响到对待其他外国人的态度，并进而逐渐发展到蛮不讲理时，当日本一再隐忍，但结果仍然不得不陷于破裂时，最痛感其中利害关系的日本将如何与支那相安无事，这的确是超乎人类智慧的考验。
天下还有如此颠倒是非的言论，不能不让我们对内藤刮目相看！
他的结论，是日本早就应该动武：
如果日本与支那冲突而不幸用兵，致使支那土崩瓦解无法收拾，日本岂非要负全部责任……日本人的这种杞人之忧，源于对支那国家的成立及其社会组织的历史全然不知。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日本的国情如支那人的比喻，是“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国民非常敏感，哪怕是小笠原（日本在太平洋和菲律宾海之间的群岛，位于东京都以南1000多公里，总面积仅104.41平方公里，不到笔者居住的北京市朝阳区的四分之一）被外国占领，也必然会引起日本国民全体沸腾。支那则与此相反，宛如蚯蚓般的低级动物，是切掉其一部分而其他部分无动于衷继续生活的国度。譬如去年排日骚乱时，因汉口是排日中心地，故假定日本以兵力驱之，则更不必担心湖北一省也陷入骚乱。
他认定美国是中国反日的幕后黑手，向美国发出了威胁：
（美国）应下一决心把到某一地点为止的支那土地让给日本做市场，这将非常有利于国际和平。若认为日本十分软弱可欺，永远继续其欺压日本的政策，曾经拼死维护过自己在朝鲜和满洲的利益的日本人，也将会拼死与其他国家抗争来维护自己在支那的利益。
同时内藤驳斥日本推行军国主义的指责，强调日本在中国的行动是和平的，是在帮助中国：
在支那人看来，以往外族的努力完全是以暴力推行的政治，然而如今外族的努力是从经济上和平推进的。……旨在改变支那现状、或许也是不自觉的日本的经济运动，对于延长支那民族将来的生命，实际上有莫大效果。支那民族若阻止这一运动，恐将自取衰死。
就日本革新中国的伟大使命来说，认为这种使命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或是军国主义的野心，全都不值一驳。……社会主义认为，如果有人拥有大量财富，有人却身处连生存都受到限制的苦境，那么身处苦境的人就可以通过暴力要求生存权。……支那继承着祖宗留下的过多财产（指土地与资源），又不为世界充分利用，正所谓暴殄天物，而其身旁的日本却为人口过剩苦恼，遇到了国民生存权问题，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邻国的继承权，此等现象甚是矛盾。
这就是谷川道雄推崇的“和平的、经济的方式”！内藤再度祭起了三十年前的“世界主义”法宝，并以“社会主义”的名义，为日本“通过暴力要求生存权”正名。而两年后，当他发现中国人以共产主义为武器，“对抗以日本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时，却摇身一变，对中国“从日本大举输入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面的理论”表示不满，宣称：“共产主义思想也只是打击外国资本家而已，纵然能使外国资本蒙受暂时的打击，但对本国产业的振兴却没有任何效果。”
在《新支那论》中，为了证明“革新中国的伟大使命”非日本莫属，他将日本和美国做了对比：
由日本全体人民的发展来看，一般人都把日本对于支那的经济活动，看作事关国民生存的问题。而美国对支那的事业完全交给企业家，并非出自全体国民的需求。作为国民，美国人在本国还有充分发展的余地，至少不会感到有危及生存的危险。只是近年来美国因为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国家，受资本主义的利益所驱动，许多企业家活跃在世界各地，投机者中的一部分人也面对中国走来，这是资本家贪得无厌的欲望使然。
还是三十年前的理论：美国资源丰富，所以扩张是非法的；日本缺乏资源，所以扩张是正义的。但在前引两年后的文章中，内藤却没有讳言，日本和欧美列强是一丘之貉，而且就中国而言，日本还是最具压迫性的资本主义国家！
《新支那论》进一步为军国主义辩护：
不能完全否定有时动用了武力。为了开拓大片田地，需要挖掘灌溉的沟渠。疏通沟渠碰到巨大岩石时，往往必须使用巨斧或炸药。但是，这样做就是忘了开拓田地的真正目的并由此断定炸毁其土地是目的吗？
更有趣的是，他将日本资本家一笔带过，浓墨重彩地描绘日本小商人的英雄形象：
一方面，日本人与欧美大商人一样，在中国各地开放港口与机场，运送大的资本；另一方面，日本小商人仅仅用自己的双腿进入到可以去的内地，与中国的小商人或需求量很小的中国人接触，他们盯住中国的经济基础，因此，这种大量的商业活动也在改变中国的经济习惯上发挥了很大作用。……那些日本的小商人，不仅在他们的前面有中国商人这一竞争的对手，而且有时自己用双手辛辛苦苦在中国开拓的事业还经常受到来自背后的日本大资本家的袭击，使他们处在一种内外夹攻的位置。不仅如此，这些大资本家还夺取他们的工作，以致这些小商人只得再次奔赴新的地区重新开拓自己的事业。
日本政府的殖民扩张，俨然成了小商人顽强不屈的奋斗史，可歌可泣！
和《支那论》一样，为了证明日本在中国的使命，《新支那论》的要害也是内藤最擅长的历史分析。这次他提出了在中日学界影响深远的“中毒”理论：
如果没有五胡十六国的刺激，支那民族恐怕早已老死。因为有了五胡十六国这样新生的、年轻的民族的加入，支那的生命恢复年轻，从而复活出唐代这样辉煌灿烂的文化来。……（蒙古、满族等）向当时已倾向于政治老衰期的支那人民，加入了朴素的、诚实的品质，在不知不觉中使支那人老衰的生命恢复年轻。
支那的论者特别是近来的论者，总以为外来民族的侵略是支那人民的不幸，其实，支那之所以能维持这么长久的民族历史，全靠了这屡次外来民族的侵入。……这对于支那人民，不能不说是非常幸福的事。
和“中毒”理论相配套的是文化中心移动说：
曾经是文化中心的地方，唐以前，是在河南、陕西一带；宋元间即移到直隶、河南的东部；及至明朝，江苏、浙江一带文化极盛；最近和外国的交通发达之后，文化中心又几乎已经移往广东。……文化中心的移动是无视国民的区分而进行的。就接受支那文化这点而言，比起广东等地也绝不迟缓的日本，在今天将要成为东洋文化的中心。
内藤生命的最后，萦绕心头的是“满洲国”。他对中国东北的关注，由来已久。在1913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谈到：“在针对支那的外交政策上，没有必要过分顾虑支那人的感情，但也没有必要发表毫无益处的伤害支那人感情的议论。”并举主张日本放弃中国东北的京都大学教授末广重雄为例，称其“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以及不向大陆扩张领土的方针，所以按理应该会给支那人以好感。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内藤的解释是：“正如罹患不治之症的病人不愿谈论关于生命的话题一样，支那人近来亦不喜欢议论自己力所不及的地方的统治权问题，以避免伤害自己的自尊心。”
在《支那论》中，他这样描述当地居民对侵略者的看法：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来，满洲的居民就接受了随着强者势力的风云变换，统治者发生改变的局面，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明白的。在日俄战争之前，满洲的支那人都是接受俄国人的统治。日俄战争后，满洲形势发生了变化，日本人军事力量强大，但是日本人却是极为淡泊的种族，与之前俄国的统治施行完全不同的政策，这就使得满洲土著在感情上对日本人不存在恶意。
日本是“极为淡泊的种族”，日军在东北的统治仁慈宽厚。谁会相信，这是一个严肃学者的真实看法？
内藤同时指出了日本经营中国东北的失策之处：
日本当局也有一处不慎。日俄战争后，日本并没有利用那些从大势上已经觉悟到不能不屈服于外国势力的满洲土著来支配满洲，反而把那些没有经历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南方支那人，特别是把近来以旨在变法自强的新教育培养出来的南方人移入满洲，充当官吏。……因此，日俄战事以后来到满洲的官吏，其对日情感和政策都不免对日本非常不利。
培养的中国傀儡不合格，这就是内藤对日本政府的指责。
“九一八”事变后，策划者石原莞尔有意在东北实行直接军事占领，建立类似于台湾、朝鲜的总督制，但迫于国际压力，转而扶植傀儡政权，提出了所谓建设“和平乐土”的设想。内藤完全赞同这一计划。日本学者五百旗头真指出，内藤关于中国的学术观点，对石原莞尔影响很大。
1932年3月1日，“满洲国”成立当日，内藤开始在《大阪每日新闻》发表《关于“满洲国”的建设》的长篇连载。尽管并不主张照搬，但他认为应以日本为主要借鉴对象，设计其统治理念和方法。他强调：“这次建立的新国家，并不是在军国主义的企图下建立起来的，而是要在这个肥沃的土地上建立起世界民族共同的乐园。”
具体来说，内藤高度评价伪奉天市长赵欣伯的意见：“应该以满洲广大的未开发土地、日本的过剩人口以及过剩的受过教育者为根本，通过日本人的资本与事业能力来开发满洲土地，以此为建设新国家的基础。”与其中国史观一致，他非常重视地方自治组织：“地方自治组织的构建是训政时代的一个重要方面，日本人在自治组织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在进入满洲以后自然形成的。”
由日本来训练东北的各级统治者，就是所谓“训政”时期的特色。这是“自然形成的”，因为日本“豪杰”是开发东北的先驱，筚路蓝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进入施政时代后，这些豪杰可以为满洲民政的安定平和提供援助，可以把建设中出现的弊端、意外降到最低。当然从训政到施政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至少需要数十年的努力。”换言之，即便到了数十年后的“施政”时期，“满洲国”仍需要日本“豪杰”的看护。
内藤还不忘献上对日本军人的礼赞：
满洲新国家能够这么快速地建成，完全是日本军人之功劳。军人对新国家的组织建设至关重要。这一点有些类似于在台湾统治的时代，根据建设台湾的经验，军部的力量是行政有效实施的保障，今天文官总督在政事上能够有如此威信，确实与军部关系匪浅。满洲将来在国防组织上也离不开日本军人中的知识人的指导，这一点毋庸置疑。
不过，担心“军人由于单纯，往往容易自我陶醉，并产生凡事皆可以武力解决之妄想”，他建议“满洲国”尽快建立自己的军部，“切断与日本军部之间的关系”。这绝不意味着内藤主张“满洲国”脱离日本控制，而是生怕关东军鲁莽行事，强调对新攫取的领土实行柔性策略，如此而已。
这年五月，日本《斯文》杂志出版了“满洲国”专号，盛赞“满洲国”将实现“王道”理想，卷首是东京大学教授盐谷温的论文，其他文章也大都出自日本学者之手。内藤对此颇为反感，在六月写给学生稻叶岩吉的信中，让稻叶向石原莞尔等人转达他的忠告，希望伪满洲国的治理不要受到“王道、大同之类空话的约束”，首先应考虑当地的历史与现状。
翌年四月，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都成立了满蒙史学术研究班，京大以内藤湖南为负责人。十月，外务省组建日满文化协会。当时内藤已重病缠身，医生不允许出远门，但他声称“死都要去”，毅然前往东北参加了协会成立仪式。内藤“鞠躬尽瘁”，是为了与东大教授服部宇之吉争夺协会的主导权。
一生十次中国行的内藤，在最后一趟落幕不久，于1934年6月因胃癌去世。
据说，内藤湖南曾于1933年底做出预言：“以日本人之武力与狂热，暂时统治中国大陆应该是可以的。但中国的土地与人民拥有无限的潜力，所以日本的统治绝不可能长久。日本必然会因统治中国而灭亡。”和四十年前甲午时一样，内藤没有质疑占领中国的合法性，他仅仅担忧日本会为此付出太大的代价。
五、中国文化
部分学者之所以视内藤为思想大师，是因为他晚年激烈批判西方文明，主张中国文化代表了世界的未来。
在《新支那论》中，内藤对帝国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前景颇为悲观：
殖民地不可能永远无限地利用下去。如果全世界的经济陷入危机，那么作为缓和这一危机的方法，除了支那人从历史中得出的安分之法外，别无它途。所以，支那现在的政治或经济状况，可以说暗示了世界未来的状态。
所谓“支那人从历史中得出的安分之法”，是指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方式。
1926年，内藤发表《论民族文化与文明》，对西方文明进行了深刻反省：
在欧洲各国当中，英国是经济组织最为发达，最采用了近世文明的国家。……在仅仅两百年的时间里，财富就一下子发展起来，固然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不过这种急剧的财富发展，毋宁说对于文化的进步是非常有害的，到头来使英国人陷入到了无法成为有文化的国民的状态中。……
国民，或者民族，存在于世界之中的目的仅仅在于聚敛财富呢？抑或在于创造能使全世界人类向上发展的文化？……富强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创造文化的必要手段，然而一旦超过限度，就往往会中了财富的毒，而使得文化停止，甚或沦于消亡了。
他认为，未来属于“醇化自然”而非“征服自然”的民族：
从最初的原始生活出发，随着文明的进步，征服自然。然而“征服自然”绝不是真正的文化。绝不是民族生活的顶点。在此基础上醇化自然——也就是保护、育成自然，得以安居于自然之中，唯有达到如此程度，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文化生活。
陶德民以为，《新支那论》出版的1924年，标志着内藤思想的转变，“由执着于近代西方的价值观和游戏规则的立场转而质疑并挑战之，企图回归东方的文化及政治传统”。此说似难成立。
早在1893年，内藤就谈到，西欧文明“原有的力量业已衰竭”，“东方人种振兴东方新文明”的时刻即将到来，提倡日本、印度、中国携手合作，“弥补西欧所欠乏而且也是难以融通之处，从而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成就，这或许应是上天之明命”。前文也曾提到，1894年的《所谓日本的天职》严厉批评西方文明是沉湎于物质享受的“形而下的文明”。该文对近代西方思想还有如下论断：“始之以怀疑，行之以放纵……不惜破坏结构和谐、扰乱审美定理，不回避对伦理秩序的破坏和对善的法律的废除。”可见对源于西欧的现代文明的本质，内藤年轻时就有清醒认识。
不过，内藤湖南的思想——至少就其公开言论来看，确实有过不小的转变。1893年时，他设想的日印中文化合作，中方提供的资源是“礼仪”，而他最看重的“趣味”也就是艺术，则来自日本。在《所谓日本的天职》一文中，承担“风靡天下、光被坤舆的天职”的是日本文明与风尚，而且“天职的履行必须以中国为主要对象”。在文化上，中国是需要日本扶助的对象。
内藤鼓吹中国文化领先世界，大体是二十世纪一〇年代后期开始的，尤其是进入二十年代之后，且相关言论与国际共管论密不可分。比如他认为：
没有工业，不富强，然后在政治上也几乎没有优点，在中华民族的这种一无所有中，却反而令今天的世界预感到了一种永久性。……中国倘若果真要渐渐觉醒起来，回归到本来的中国，就必须抛弃数十年来泥足深陷的富强欲望，保全其文化。
中国应当抛弃富强这一理想，将政治、经济交给外国人，专注于“保全其文化”。
再如内藤强调“国之存立与否，与人民之幸与不幸并无关系”，并声言：
纵使支那国家灭亡，窃以为亦无过分悲哀之理由。若于支那民族之大局观之，所言支那灭亡，绝非侮辱支那之语，若高于民族之大局，立于世界人类之大处高处观之，其于政治经济之领域，国家虽濒于灭亡，然其郁郁乎文化之大功业则足以令人尊敬。与此大功业相比，国家之灭亡实无足轻重，毋宁说其文化恰能大放光辉于世界，支那民族之名誉，定与天地共存，传之无穷。
内藤希望说服中国人，国家灭亡，恰恰给文化“大放光辉于世界”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机会！
六、批判一：文化史理论
以上几节对内藤湖南的政治立场及相关学术观点进行了系统梳理，下面将从内藤自身的论证逻辑、思考理路出发，分别从三个不同角度审视其内在矛盾。
内藤的学问，一言以蔽之，可谓生物社会学。他认为，国家或民族与个人一样，都要经历幼年、壮年和老年。中国是“从开辟至今活了四千岁的国家”，日本则是“活了两千岁的国家”。中国已经进入老年，日本“尚属年轻，将来一旦进入成熟期，其前途还是充满希望的”。还要注意，“并非每个民族都是能够顺利发展，由幼少逐步进入老年”。也就是说，可能幼年夭亡或壮年去世。
由于中国文明的延续性，“在各国民当中，年龄最大的就是中国，因此我们无法借助其他国民的昔日历史来对中国进行判断。毋宁说，其他国民的命运，倒可以反过来，借助中国国民的昔日历史来获得判断”。就文化高度而言，“在世界各国的国民生活中，没有比支那更早一步实现这一水平的”。不仅如此，中国历史还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通观中国文化发展的总体，宛如一棵树，由根生干，而及于叶一样，确实形成为一种文化的自然发展的系统，有如构成一部世界史。日本人、欧洲人都以各自的本国历史为标准，所以把中国史的发展视为不正规，但这都是谬误的。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文化确是真正顺理成章、最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这与那种受到其他文化的刺激，在其他文化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文化，是不同的。
换言之，应当以中国历史为标准，反过来衡量日本和欧洲历史。与之相呼应，如上所述，内藤将近世（人类社会的老年）的特征归结为两条：平民的崛起、政治的重要性降低。尤其第二点，只在中国才能观察到。
让人困惑的是，内藤的观点无法自圆其说。
在提出近世两大特征的《近代中国的文化生活》（1928）一文中，内藤云：“平民时代大体上也就接近于民族生活的衰颓期了。近来我们往往热情讴歌民主主义之类的东西，其实从民族生活上来说，民主主义时代什么的，不过就是衰颓期罢了。”意思非常明确，平民时代或者说民主政治时代是人类社会的老年。日本、欧美显然处于老年。
他接着拿人的一生做类比：“小孩子的时候对食物的要求是很清淡的，然后要求做的也只是一些很简单的事情。但中年壮盛的时期，就要吃浓厚的食物，喜欢复杂的工作了。再到了老衰之时，渐渐地又开始要求简单的食物，吃不到单纯的东西就要出问题了。”“进入到平民时代以后，人工极度发达，结果就又从人工回归到……天然的状态了。”
就中国而言，“到唐代为止，可以说是人工方面逐渐进步的阶段”。“到了宋代以后，就反过来了”，“感到自然生活的必要，非得开始考虑在某些地方保护自然不可了”。“欧洲人还没有能够发展到这一步”，“日本人对此根本就缺乏理解”。这样说来，日本和欧美还停留在“要吃浓厚的食物，喜欢复杂的工作”的壮年或者说中世。这和这篇文章上面的观点自相矛盾。
关于政治重要性下降，《近代中国的文化生活》也存在类似的内在冲突。一方面，内藤明确宣称：“‘唯有政治乃是民族生活中最为主要的条件’，抱有这种观念的时代过去了，于是平民时代就来临了。”但他马上又说：“世人扰扰，到今天也还热衷于政治，什么事情都可以不管不顾，唯独对政治喧嚣不已。”似乎惟有中国已经步入近世，也就是平民时代。
更令人困惑的是，在《论民族文化与发明》（1926）中，内藤湖南又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近世判断标准：“在欧洲各国当中，英国是经济组织最为发达，最采用了近世文明的国家。” 而《作为中国人观的中国将来观及其批评》（1921）云：
不论哪一种古代国民，都处在宗教的支配之下，宗教组织乃是国民文化的主干。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宗教组织逐渐衰颓，权力，也就是武力政治组织取而代之。更进而发展下去，那么财力，也就是资本组织就又取而代之。……中国由于特殊的原因，资产阶级的发达并不显著。
从“宗教”到“政治”再到“经济”的支配地位，对应于上古、中世与近世，即国家、民族的幼年、壮年和老年。英国才是近世的典型代表，中国则是例外。
但这一近世观也存在无法跨越的理论困境。
首先，在这一模式中，“应当紧随资产阶级而来的趣味上的发达”，也就是文化支配的时代，实际上并没有位置。因为紧随着老年的是死亡。
其次，《论民族文化与发明》还谈到：
民族的进步，最初是从手工渐渐转移到工业，而当国民更进一步发展起来，工业就渐渐进入工艺，于是就再一次地手工化了。近世文明的倾向，是以工业进步作为标准，来衡量国民的发展程度，然而这种看法绝对是错误的。……最后必然进入工艺的手工化。
工业是近世文明的标志，“工艺的手工化”则代表文化支配的时代，在内藤模式中属于没有位置的幽灵般的存在，我们姑且称之为“后现代”。为什么中国跨过了以工业为表征的近世，直接进入“后现代”？这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作为中国人观的中国将来观及其批评》云：
中国的核心阶层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致力于创造以这种趣味，也就是以艺术为中心的时代。其他国民的政治阶级目前尚未完全衰亡，资产阶级正处在全盛期，趣味阶级还没有像中国一样成熟发展。中国人将逐渐失去的阶级文化转交给了其他民族，这也就是权力屡屡入于北方民族之手的原因所在。实际上蒙古人也好满洲人也好，最初都是因为拥有比中国人更合适的统治力，所以才在政治上统治了中国。因此在元朝、清朝，中国人虽然被异民族夺去了政治权力，却未必就是什么可悲的事情。从中国国民的时代现象来看，倒不如说，这是中国人为了专心致力于发展新文化，也就是艺术之类，而将不适合于自己的政治事业让渡给其他民族，让他们去承担。
可见在内藤看来，至少宋代以降，中国就已经进入了“后现代”，而非“近世”。而有资格承担中国的政治事业这一任务的日本，显然“资产阶级正处在全盛期，趣味阶级还没有像中国一样成熟发展”，与欧美列强同属“近世”。
《近代中国的文化生活》甚至认为：
日本今天和中国的生活方式固然很不一样，可要是日本也活到了四千年那么久的话，说不定也就跟中国一样了呢。照这么看的话，那些所谓的中国国民性，到了几百年、几千年之后也会在日本出现。……世界各民族生活的将来，往往可以从中国的状态得到启示。”
这说明两点。第一，中国人的独特性——专注于艺术而丧失了政治能力，其实是世界民族发展的普遍结果，中华民族不过是最早抵达这一阶段而已。第二，因为所处发展阶段不同，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面貌迥异。
但是，《论民族文化与文明》告诉我们：
中国、日本等地的文化生活，在数千年前就已经跨越了从原始生活进入文明生活的过程……早已开始考虑到了生活的趣味化、艺术化……致力于保护培育自然……欧洲人，尤其是美国人，还处在发展的中间阶段，以为能够利用自然来谋生就是最好的文化生活了。
日本和中国一起，站到了欧美各国的对立面，代表趣味与艺术。这是笔者无法理解的第一点。第二，中国超越“征服自然”的阶段，远在“数千年前”，也就是说，比宋代还要早得多，这只能理解为中国文化的特质，而非民族发展普遍规律的产物。这也令笔者非常困惑。
而《作为中国人观的中国将来观及其批评》也大谈“数千年来中国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自然倾向”，即“已经定型的国民性”，且强调“真正的国民性，必须是去除了时代特殊现象之外的东西”。而内藤找到的“真正的国民性”，正是钟情于艺术。
同样，《回归中国》（1926）认为：
中国自古以来，在国家组织上的显著特征，就在于其为文化主义，而非法治主义。从对中国制度等方面影响最大的唐代等来看，其制度的根本完全不在于法治的相关方面（指行政治理），而是为了适合于发扬文化而设置的。只是为了弥补单纯发扬文化的缺陷，才设置了一部分的法治机关而已，法治并不是根本的目标。尤其在近代的中国，一切的民政机关都是由民间自治制度来维持的。只是为了期于统一国家，作为中国民族整体来发扬文化，行政机关之类才会存在。因此行政机关和现实中的民政是没有关系的。理所当然，将来应当振兴的文化主义中国，也不能脱离这种精神。
内藤对唐代制度与“近代”（指宋代以来）行政机关的认识，与史实相差之远，令人瞠目。这且姑置不论，所谓“自古以来”，加之以唐代为主要案例，无疑意味着内藤抛弃了生物社会学，将“文化主义”视为中国文化的特质。
值得注意，《作为中国人观的中国将来观及其批评》针对的是梁启超的《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该文之出发点，即中国的“国民性”。内藤批评梁氏既主张顺应国民性，且认识到中国人以随遇而安为国民性，又说应当改变这种消极态度，提倡积极进取，“实在是矛盾之甚”。他强调：“中国国民数千年来，都顺从国民性的发展方向而进步，这基本上已经不是人力所能矫正的了。”因此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国际共管。
而在《论民族文化与文明》中，内藤通过比较英国和印度的手工制品的艺术性，提出质疑：“由英国人来统治印度这种拥有古老文化的国度，难道真是合理的吗？”遵从内藤的思考理路，我们也可以质疑：由日本等对中国这样拥有领先世界的文化的国度实行共管，难道真是合理的吗？
和《作为中国人观的中国将来观及其批评》一样，强调中国文化特殊性的《回归中国》，也是为了应对现实挑战：“近年来中国人呈现出急剧共产主义化的倾向……中国的共产主义论者，当然是希望以此来创造新中国，对抗以日本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而日英两国业已因此遭到打击。”内藤不是没有自知之明，在马克思的理论面前，他自己的民族发展阶段论实在太粗糙了。于是他试图换一个角度说服中国人：“从外国移植过来的东西毕竟是无法在中国生根的，如果不是中国自身所生长出来的思想和社会组织，毕竟没有办法在中国生根发芽。”结论就是“回归中国”：“不仅仅是中国，即使在我们日本，过去一直以来也把富强作为国家的唯一目标，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国家原初的目的乃是在于文化。而像中国这种拥有古老文化的国家，早晚会回归到以文化为国家首要目标的立场上去。”
这篇文章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怪异的观点：
不以法治为目的的结果，就是产生了种种的社会弊端。……然而这种弊端却是从非常古老的时代延续下来的，尽管使人民感到种种不便，中华民族却并未因此而衰亡。毋宁说事实上是，在弊端中获得了锻炼的民族，立于未尝体验过这些弊端的民族之间，反而总是能在生存竞争中巧妙地获胜下去。
作为“在弊端中获得了锻炼的民族”，中国只能接受被“未尝体验过这些弊端的民族”共同管理的命运，难道也是“在生存竞争中巧妙地获胜”的表现？
内藤接着说：
凭借着漫长的历史，中华民族从各种弊害中获得了免疫力，这种免疫性正是中国社会组织的重大根本。当然，随着猛烈的新弊害逐渐产生，中华民族最终能否对此战而胜之，仍然是个问题。好比现在的吸食鸦片，就是这种弊害的一个例子，但从历史经验上来看, 中华民族也未见得就找不到对鸦片免疫的办法。或者如果其他民族也遭受到同样的弊害，恐怕会比中华民族更早倒下，这也同样可以证明中华民族的永久性。
所谓“对鸦片免疫的方法”，内藤指的不是禁毒，而是在继续吸食的前提下不受鸦片的毒害。至于“如果其他民族也遭受到同样的弊害，恐怕会比中华民族更早倒下”，以此证明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从内藤自身的思考理路、论证逻辑出发，是否合理，读者自可见仁见智。最后，内藤一向认为，民族和个人一样，有生有死，为什么唯独中华民族拥有“永久性”？
他继续阐释：
例如贿赂无疑是清朝政治上的一大弊害，不知不觉间就产生了一种规则……大小官吏各有相应的贿赂定额，不会超过程度太多。革命以后废除了这种“陋规”，反而使得贿赂的数额连一定之规都没有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弊害，只要有秩序，就不至于太紊乱纲纪……我们只要再看一看《福惠全书》这类记载官吏如何在弊害中生存的书，却就可以知道自古以来，人们就一直在考虑各种方法，能够避免各种方面的冲突，作为官吏勤职而终。
对于中国传统官吏，这里提供的是在浊流中“考虑各种方法”避免冲突、“勤职而终”的可敬形象。但我们没有忘记，内藤一向抨击中国官民毫无操守可言，而这正是国际共管论的基石。
最后，内藤的结论是：
像是在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遭到外国势力打击的时候，这种政治组织的缺陷都明显暴露了出来，然而几十年来压迫中国的各种外国势力，在今天却几乎都已经失掉了左右中国的力量，最后总结算账的时候，外国并无所得，中国看来也终将并无所失。就此观之，这种对外方面的缺陷，毕竟也不足以称为缺陷了。
姑且不论“最后总结算账的时候，外国并无所得”，内藤是如何计算的，对中国“自古以来”的特殊性的强调，完全违背了内藤本人的近世学说（不论上述两种中的哪一种）。
不仅如此，著名的“中毒”理论，也与其近世学说相冲突。
我们先来回顾《新支那论》中“中毒”理论的要点。“如果没有五胡十六国的刺激，支那民族恐怕早已老死。因为有了五胡十六国这样新生的、年轻的民族的加入，支那的生命恢复年轻。”同样，辽金元清等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也“在不知不觉中使支那人老衰的生命恢复年轻”。总之，“支那之所以能维持这么长久的民族历史，全靠了这屡次外来民族的侵入”。
笔者有两个疑问。第一，按照内藤的民族发展观，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国尚在中世，即壮年，怎么可能“老死”？第二，如果“全靠了这屡次外来民族的侵入”，中国才有四千年的历史，那日本不依赖“外来民族的侵入”，完全仰仗自身的生命力，活了两千年，却“尚属年轻”，毫无中毒的征兆，该如何解释？
内藤又云：
所谓中古，大体可视为从后汉末期至唐末。在这一时期，从古代发展而来的中国文化在达到成熟后，由于自身文化的毒害，产生出一种分解作用而逐渐瓦解，其彻底瓦解大体是在东晋时期。此后在中国，又根据在本国萌生出的文化以及从外国传入的文化，生成一种新的文化。当这一文化逐渐成熟后又再次发生分解和崩溃。此次过程发生在南北朝时期至唐代末年。
换言之，唐宋变革代表宋代恢复了年轻，那又何来“近世”（老年）一说？
更有甚者，《新支那论》云：“（支那民族）受辽、金、元等北方民族的压迫，饱尝亡国之苦，但它们也改变了支那的民族生活，于是由国民政治生活转变为具有世界性的文化生活，其原因完全在于遭受北方民族暂时灭亡了支那祖国的一大刺激之故。”也就是说，中国转向文化主义，不仅不是自古以来的特质，甚至也不是遵循民族发展自然规律的结果，而是国家灭亡的偶然产物！
而在《作为中国人观的中国将来观及其批评》中，内藤却认为：“中国的核心阶层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致力于创造以这种趣味，也就是以艺术为中心的时代。”这导致中国人丧失政治能力，“是权力屡屡入于北方民族之手的原因所在”。因果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
又，《近代中国的文化生活》云：
因为遭到外族入侵，出现了一定时期内被金、元等统治的时代。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时代却和中国民族内部出现的复古精神偶然之间契合了。……金也好元也好，这些民族从荒野中育成的生活也注入到中国来了。这种生活，因为是这些种族从原始生活的森林中形成的，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他们就这么把自己的生活原封不动地带进中国来了。近代的清朝也是一样。可是从中国人的方面来看的话，这也就是回归到复古式的原始生活了。
在这篇文章中，内藤认为，宋代“复古”，即转向保护自然，是因为中国进入了“近世”，也就是老年，“又开始要求简单的食物”。这绝非本将“老死”又“恢复年轻”。金元清入主中原，并没有帮助中国延续生命，而是“因为中国的民族生活延续得太长，所以反过来出现了回归古代生活的倾向”。北方民族的贡献，只是在“偶然之间”和中国的自然发展趋势相“契合”而已。确如内藤所言，这令人“不可思议”。
再看内藤为了说服中国人接受国际共管于1921年发表的言论：
毫无疑问，支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但国民的老衰征候与国家的古老相伴。数千年来，由于相对说来国民不与其他民族混杂，且几乎未与其他国家竞争而经受磨砺，因此像荒野中的大树一样自由生长，充分发展而未受到外部伤害。但是，树木到了寿命，树身就会枯干，支那即是此种状态。支那是长期孤立的国家，其内部产生的弊病使其逐渐衰竭，似此老衰是不能依靠树木自身活力的，拯救它的办法只能是依靠外力遏制其腐败，或剪掉其寄生的枝条。
这完全否定了中国存在不断“中毒”又不断“恢复年轻”的历史。
而内藤的文化中心移动观，同样无法自圆其说。
政治中心不一定等于文化中心，这点内藤非常清楚。即便如其所云，日本具备了在东亚称霸的政治实力，既然中国文化领先世界，日本需要“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才能达到中国的高度，怎么可能取代中国，成为文化中心？
《新支那论》出版当年，内藤赴欧洲考察。在巴黎见到日本留学生松本信広时，他谈到：“文化从中心向四周传播开去。中央枯竭下去的话，边境地带则会开出文化之花，人才也会从边地辈出。这样，反而会从边境影响中央。”以此说明，现在日本文化反过来在影响中国。这里内藤明白无误地指出，中国本土的文化已经“枯竭”。
内藤湖南如此多变，到底该相信哪一个内藤？
七、批判二：既高贵又卑劣的中国人
内藤湖南认为：“支那已不年轻，采用现今世界流行的民族自治方针，已不能救济其老朽国民的政治及其机关。如同老人需要年轻人搀扶一样，支那的国民应该考虑让外国人居于其统治者的中心。”所谓“年轻人”，主要是指日本。
1922年6月，历时两个月的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大总统徐世昌下台。两个月后，内藤发表了系列文章，嘲讽“直奉战争如儿戏一般，却也有颠覆大总统宝座之效用”，“战端开启即休战，双方似乎无再战之力气。可见，支那人民竟然已没有使内乱持续下去的力气，这是其民族老衰的表现”。
一个“需要年轻人搀扶”、甚至“没有使内乱持续下去的力气”的“老朽”民族，怎么可能承担起“大放光辉于世界”的“文化之大功业”？
内藤又云：“支那人本来无节操，见机行事，趋炎附势，缺乏定见。”“在支那的国民性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就在于缺乏克己心和上进心，依赖性强，并且以利用机会为唯一的目的。” 还说国际共管“仅就矫正了支那人根深蒂固的盗窃根性这一点而言，支那人就应该充分了解外国人的管教之可贵了”。在《新支那论》中，内藤认为中国是“宛如蚯蚓般的低级动物”。
这样的中国形象，能和伟大的人类文化先行者联系在一起吗？为内藤辩护的人或许会说，“无节操”云云属于“政治德义”，这是内藤认为中国人缺乏的品质。但是，内藤不是强调，政治是“原始低等的存在”，专注于文化，不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费心劳力”，正是中国人的高贵之处吗？换句话说，在内藤学说中，缺乏“政治德义”与中国文化之高明正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论民族的文化与文明》谈到：
日本在最初开国，与外国人交往的时候……在外国人眼里，日本人当时在智识上是要落后于世界文明的。然而其人品却未见得就应该受到轻蔑。德川幕府的外交人员屡屡博得外国人的尊敬，也正表明了这一点。这多少还牵涉到个人自身的教养，而在思考整个国民文化的时候，则又需要从更复杂的标准进行观察了。像中国人那样，即使个人的人品未见得可取，但在民族文化的层面上，中国却毕竟还是有超越其他国家之处。
一个举国上下个人人品都有问题的民族，怎么可能“在民族文化的层面上”，“超越其他国家”？
在《新支那论》中，内藤设想过中国未来的文化生活：“例如，像《红楼梦》这部小说中表现出的贵族生活那样。”换言之，在内藤看来，中国的精英都是毫无自理能力的贾宝玉，只能生活在大观园中，享受或者创造精致的文化。但是，一个“趋炎附势”、有“盗窃根性”的贾宝玉，有可能存在吗？
更何况，富丽堂皇的大观园代表回归自然吗？
内藤认为，传统中国人重视毛皮胜过人工织物，是重视自然的表现。他说：
要穿着毛皮，当然也可以通过牧畜获得羊皮之类，但在中国人看来，这不过是最下等的毛皮而已，最上等的乃是栖息在天然森林中的兽类毛皮，而且还只是切取其中最好的一部分。为了要造出一件衣物，需要将大量毛皮碎片缀合在一起，这样的衣服才是最贵重的。为了要得到这种毛皮，就必须要保护兽类栖息的天然森林。通过牧畜之类在狭小的地方养殖大量动物的手段，是达不到这种要求的，于是为了保护自然，还不得不花费巨大的费用。
传统中国为了保护自然，“不得不花费巨大的费用”？史实何在？
更令人惊讶的是，以天然兽皮为贵，“而且还只是切取其中最好的一部分”，“为了要造出一件衣物，需要将大量毛皮碎片缀合在一起”，这就是内藤所谓的保护自然！
《作为中国人观的中国将来观及其批评》云：“世界大势渐次向着超国界的方向发展，而这一方向的第一步，就由中国来踏出。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民族比中国更适合进行这一尝试，更有可能获得成功了。”连接受国际共管，都成了中国文化先进性的体现！
内藤湖南没有丧失理智，不指望这样简单的话语就能说服中国人。他接着解释：
将来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外来民族成为资产阶级，与作为劳工阶级的中国人之间形成新的阶级对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事情。但是外国人既已经历过资本主义的穷途末路，理应不会在作为产业新开拓地的中国，再次重蹈各国自己的覆辙才是。并且，如果现代劳动的新倾向也同时在中国得到实行的话，以中国劳动力之充足，也未见得就有必要担忧被资本主义的新进入民族所压倒罢。
所谓“现代劳动的新倾向”，可能是指资产阶级面对劳工的不断抗争，被迫妥协，劳工因此拥有更大的权力。如此一来，以中国劳工数量之大，还有什么必要“担忧被资本主义的新进入民族所压倒”呢？
如上所述，在粉饰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时，内藤对资本家一笔带过，突出强调“和中国的劳动者在劳动上有竞争，和中国小商人在买卖上也要接触，不用伙计，所有繁杂的工作全部个人承担”的日本小商人。而在这里，他倒是坦白承认了日本资本家的角色。
八、批判三：日本的天职
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之际，内藤湖南对提倡民族自决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极为不满：
这次讲和会议大有失态之处，即根据世界改造一类的空想，无视各国及各民族的历史，单就现在的状态加以表面观察，便要构筑国际和平的基础。这不过是出自美国一类没有自家历史而以人工造就的粗杂国家组织的空想而已，要靠今日这样无能的政治家的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的。民族的盛衰各有其历史，即使是为了调整国际关系而压此民族护彼民族，其结果还是要看该民族本身的力量如何，因为人工制造的平衡早晚总是要打破的。支那处于今日的如此境遇本是其自作自受，即便暂时将其国际地位提高，要挽回其渐次衰退的大势是全然不可能的。东欧各国亦然，其一旦灭亡的原因也是在于其各自的过失。
从中国到东欧，这些饱受帝国主义欺凌、侵略的国家全是“自作自受”！
当巴黎和会满足日本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非法权益移交日本时，内藤欢呼日本是“注定要发达的国家”，而中国则是“走向衰运的国家”，日本的成功是其五十年来努力的结果，“证明了天道酬勤的法则”。
仅仅两年后，内藤宣称：“作为当今世界的普遍趋势，以势力中心为主流的国家主义正在逐渐衰退，这是事实；日本正在试图从屡屡扰乱世界的军阀主义中脱身出来，这也是事实。” 这是事实吗？
内藤为日本辩护的一贯主张，就是中国占有天然资源“而妨碍其开发，将损害世界人类的共同利益”。为此他大力塑造日本的悲情形象，强调其与欧美列强不同，从而粉饰侵略行径，甚至把日本的帝国主义装扮成文化奠基的伟业：
为了达到（中国）这样的高度，必须要有长时间的民族修养。这正如个人一样，暴发户一代就可以暴富，然而却无法像对有修养的人一样，要求他有什么品位。为了要达到这种高度，反而不论在生活方面还是财富方面，都有必要徐徐发达起来，在这个长期过程中历经坚实的磨炼。……
日本连自然资源都很缺乏，和欧洲人，尤其是美国人比起来，艰难困苦的程度要超出好几倍，只能够最低限度地，一点一滴创造财富。然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应该说这反而却是一种莫大的幸运。无论如何，对于日本的这种贫乏，我是要致以最热烈的礼赞的。
与此同时，内藤强调，民族文化的发展必须与年龄匹配，不能盲目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比如有些日本人认为，连中国都采纳了共和政体，日本却保留君主制，被世界潮流甩在了后边。他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凡此诸种，都是忽视国民的‘年龄’，不从历史出发考虑问题的谬论。”
在1926年的《回归中国》中，内藤确曾提到，和中国一样，日本以富强为唯一目标是错误的，但我们注意到，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说服中国放弃富强。而且，两年后的《近代中国的文化生活》表示，日本像中国那样生活，即放弃富强，专注于文化，还需要几百乃至几千年。换言之，至少几百年内，日本无需改变目前的政策。这是民族发展的自然规律，非人力可以强求！
直至去世，内藤都没有改变他对军国主义的一贯支持。1902年，日本和英国建立同盟。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如前所述，此后内藤即将英、俄一并视为盟友；除了坚决排斥美国之外，他完全站在列强的角度发表言论。比如他宣称中国的国防，“只能靠外国（以日本为首的列强）本身的利益及其对支那的德义来维持”。但他一生的信念，不是西方列强只关注一己之私，毫无道德责任感吗？他不是一贯从“世界主义”出发，认为日本与西方列强截然不同吗？
1920年，因为中国舆论质疑日英同盟，内藤湖南指责中国人“对自己的立场毫不理解，叫嚷着日英同盟与支那的独立相抵触”。“在缔结日英同盟之初，支那已经是独立的国家”，“当时支那却没有提出任何抗议”。“归根结底，日英两国为了保护两国共同利益而缔结的条约，与支那是否为独立国没有任何关系。”
总之，内藤湖南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对欧美列强的霸道、残酷极为敏感。但他苦心孤诣，试图说服中国人接受日本统治的论述，除了强行嫁接对西方文明的批评与对中国文化的颂扬，不过是西方殖民者惯用语言的翻版。而他对中国文化的讴歌，丝毫不影响中国应当接受被殖民的命运，丝毫不影响日本的帝国主义行径。
甚至内藤本人的事业，也存在表里不一之处。内藤认为，文化的最高境界是艺术，专注于艺术的中国人，“定与天地共存，传之无穷”。 如果日本民族限于发展阶段，不能投身于艺术，但内藤作为个人，总还有选择的自由吧？事实上，内藤毕生从事的是“科学”的历史研究。
再如他说：“世人扰扰，到今天也还热衷于政治，什么事情都可以不管不顾，唯独对政治喧嚣不已。然而在我看来，政治这种东西，乃是人类生活中原始低等的存在。”请问内藤的一生，难道不是“热衷于政治”，“对政治喧嚣不已”吗？
1892年，内藤写过一篇悼文，纪念秋田师范学校的川名老师：
令我难以忘怀的恩情是先生的教诲，确实为我的学术思想开辟了一个全新时期。秋田地处偏僻，当时无法获得科学方面的最新理论，但先生总是热情地教给我们一些西洋知识，借书给我研读，我逐渐涉猎进化论的大致内容，并开始跟随先生学习英语。
内藤晚年曾对儿子耕次郎说，19岁左右是人生的关键时期。耕次郎认为，父亲在这一时期受到的决定性影响，来自西方哲学，尤其是进化论与自然主义唯物论。
可以说，内藤湖南终生信奉的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艺术何干！
再举一个旁证。对清代考据学，内藤推崇得无以复加。他认为清朝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最高峰，而清朝文化的最高成就是考据学，考据学的要义是“实事求是”。这充其量不过是科学，与艺术何干！
结语
内藤学说存在如此之多的自相矛盾，以笔者有限之学识，只能想到两种解释。其一，内藤湖南是个思想极度混乱的学者。其二，内藤利用史学素养，编织政治谎言。前者并非没有可能，但就笔者个人而言，难以相信，不论关于历史还是现实，内藤提出的种种学说，完全是其内心的真实想法。
首倡为内藤翻案的傅佛果，以“publicist”一词概括内藤的一生：
我所谓的 publicist，指的是那些不会时时卷入现实政治的漩涡之中，而始终就公共事务发表自己见解的人们。湖南确信，历史学家应该置身于政治世界之外而起到社会批评家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史记》的作者，在中国被奉为历史学家之祖的司马迁对湖南的思想影响最大。因为湖南认为，司马迁体现了不为国家最高权力者所左右，能就历史真相发表自己一家之言的精神的历史学家。对司马迁来说，历史学家与皇帝一样神圣，因为其所做出的具有历史性的价值判断地位崇高，不是那些试图篡改历史以颂扬自己及其家族的政治家们所能侵犯的。
日译者井上裕正击节称赏：“正因为傅佛果抓住了‘publicist’这一视角，才得以成功地并且十分精彩地描绘出湖南作为一名现代史学家的真正面貌。”但这个词的翻译，井上颇为踌躇，最终采用音译。而中译者陶德民斟酌再三，译为“政论家”。窃以为，尽管违背傅氏初衷，“宣传工作者”恐怕是更恰当的翻译。终其一生，内藤湖南是大日本帝国最忠实、最勤勉、最高明因而最有成效的“宣传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