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德意志政治家对“Einheit”（统一性）与“Einigkeit”（一致性）的区分，揭示了德意志近代统一道路的内在张力。“一致性”指各邦主权独立但行动协调，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传统模式。“统一性”指向中央集权式的民族国家建构，源于启蒙思想对现代性的追求。19世纪，“统一性”观念在政治领域历经多重转换：拿破仑战争后虽有“邦联式统一”构想，但1815年德意志邦联实际上回归了保守的“一致性”；1848年革命试图将“统一性”与自由主义结合，却告失败；最终，普鲁士以武力建立排除奥地利的“统一性”，但埋下“德国问题”隐患。因此，“统一性”观念在近代德意志的演变并非线性更替，而是新旧概念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竞争共存。这一过程既印证了概念现代转型的若干特征，更揭示出上述两个概念的相互界定与“历史性的体制”的时间层叠性。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连续性与和平性不同，德意志“统一性”存在一定的断裂性，且表现出咄咄逼人的争霸思维。

关键词：统一性  一致性  德意志  时间层叠性

作者：孟钟捷，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 （上海 2016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6年第5期P167—P185

在19世纪，德意志国家形态从中世纪的邦国分立体制转向了现代统一国家。这一过程始于1806年“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谢幕，经过几十年的“德意志邦联”（Deutscher Bund，又译“德意志联盟”），直至1871年“德意志帝国”（Deutsches Kaiserreich）成立。在国内外学术界的讨论中，这条现代转型之路被称作“德意志特殊道路”（Deutscher Sonderweg，又译“德意志独特道路”），长期备受关注。但大部分研究者忽略了这条道路在历史时空里并非线性坦途。与此相反，德国历史学家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提出过“历史时间理论”（Theorie der historischen Zeiten），指出有关“现代”的时间意识蕴藏在日常用语的一系列缓慢变化中。正是在1750—1850年的所谓“鞍型期”（Sattelzeit）里，“老词赢得了新的意义内涵”，“一切概念史都证明了一种新的事实，与自然和历史、世界以及时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这说明，德意志地区迈向统一国家的道路是曲折的，甚至连“统一性”这一观念的形成也充满着矛盾和冲突。

本文首先从1849年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辨析两个有关“统一性”的德语词语入手，进而考察“统一性”这一概念在德意志地区的出现及其在各领域内的延展历史，随后聚焦于19世纪上半叶“统一性”观念在政治领域内的多重转换，以此来为梅特涅及其同时代政治家的认知形成和观念冲突提供一种理解框架。在此基础上，我们结合“统一性”观念在德意志后续历史进程中的发展，从概念史角度进一步探讨有关现代国家形成的若干理论问题。

一、从梅特涅的备忘录说起

1849年9月3日，梅特涅在给他的学生、时任奥地利首相施瓦岑贝格（Felix zu Schwarzenberg）寄去的备忘录上开宗明义地写道：“‘Einheit’还是‘Einigkeit’，这是围绕德意志使命运转的关键词。”

在德语中，这两个词都有“统一”之意。但显然，这位曾经叱咤欧洲政坛的“正统主义者”并没有将它们等同视之，而是从概念史角度特别作了区分。他从德意志历史出发，明确表示：“德意志区域内的 ‘Einheit’从未存在过。在古老的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邦联中，它不过是在政治意义上的呈现形式。德意志各邦之间的‘Einigkeit’存在于这种政治形态的根本设想里。”在这里，梅特涅用“Einheit”指向德意志“统一”的形式，用“Einigkeit”界定德意志“统一”的本质。在他看来，如果要实现德意志的“Einheit”，必将导致构成老帝国和德意志邦联的各邦国及自由城市消亡，取而代之为普鲁士的“扩张体系”。这种“统一”是“邦国联盟”（Staatenbund）中的“联邦国家”（Bundesstaat），是把“一种状态套嵌到另一种状态”中，实质就是“分裂”（Getrenntheit）。正因如此，他认为普鲁士的努力绝不会成功，而且即便普鲁士暂时获胜，德意志也会在过度扩张中自我解体。

尽管这段文字不过是19世纪中叶德意志政坛的一位失败者留下来的，但它并非毫无作用。后世的研究者发现，梅特涅在1848—1851年间通过大量书信和备忘录的方式“教育”他在奥地利政界的学生们，并且确实对奥地利后续处理与普鲁士的关系（如否定普鲁士提出的“同盟政策”），特别是有关德意志统一事务产生了持续影响。就此而言，这种有关“统一”含义的区分，实际上体现了19世纪中叶德意志地区在民族统一问题上的观念之争。在梅特涅眼里，德意志的政治传统是“Einigkeit”，中文可译作“一致性”，即各邦各有主权，但在形式上遵从一个中央首脑（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皇帝、德意志邦联时期的邦联议会），保持行动一致。与此相反，当时受人追捧的“Einheit”，中文可译作“统一性”，追求的是受普鲁士完全控制的德意志新国家——这是梅涅特及其保守派阵营无法容忍的。

有趣的是，历史充满着吊诡。不久之后发生的一切，似乎证实了梅特涅的这番说辞完全偏离了德意志发展大势。在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谋划下，普鲁士依然用武力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而奥地利则被排斥在统一国家之外。然而果真如梅特涅所言，这种“统一性”并不能长久维系。它不仅没有实现真正的德意志民族统一，甚至还由此制造了“德国问题”（即德国的“统一”对欧洲安全构成了威胁），进而挑起两次世界大战，以至于德意志民族在20世纪不断经历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跌宕命运。时至今日，一些历史学家在回溯神圣罗马帝国时，重拾梅特涅的“话头”，认为正是“一致性”而非“统一性”才是德意志人的“民族美德”，甚至还应该是欧盟政治稳定性的保障。

由是，有关“统一性”还是“一致性”的观念之争，成为我们理解德意志近代历史发展的一把钥匙。

二、“统一性”概念的出现及其在各领域内的延展

在欧洲中世纪，拉丁文的“统一性”是“unitas”，最初指向基督教信仰中的绝对一致性，如“三位一体”的神学理解。在古高地德语中，“unitas”的对应词有“einhafteinsamina”“einacheit”“einigheit”。到中古高地德语时，对应词统一为“einecheit”。高地德语（即标准德语）转变为“Einigkeit”。在路德（Martin Luther）的译文中，“三位一体”（trinitas）这一概念就被译为“dreieinigkeit”。

这种“绝对一致性”的观念曾从宗教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成为所谓帝国普世权力的体现。在神圣罗马帝国早期，中央政府的控制力较强。在11世纪中叶，亨利三世（Henrich Ⅲ）对内恢复“大不敬”（crimen laesae maiestatis）这个罗马法概念，强化中央政府权威，对外四处征伐，攻城略地，被人们誉为“上帝在地球上的总督”。

随后德意志地区的政教斗争持续不断，僧俗两界的统一性不复存在，神圣罗马帝国在欧洲的威望也逐年下降。与此同时，地方权力慢慢坐大，邦国分立态势日趋显著，教皇的干预不断增强。到1356年《金玺诏书》颁布，事实上确立了一种新的政治架构：德意志地区的最高领袖是国王，他作为形式上的领袖，由七个邦的君主选举产生；教皇须承认选举结果，并将其加冕为帝；选侯会议就是“僧俗两界的最高领袖”，皇帝必须同选侯在重大问题上共同决策。由此达成的“一致性”，在德语中的表达就是“Einigkeit”。其实质是皇帝与各邦君主形成较为松散的联合体。在这种语境里，“Einigkeit”虽然对应拉丁语“unitas”，但其核心理念明显不同于“unitas”的最初内涵，而是多样性与统一性共在的“叠加态”。

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德意志地区的这种“一致性”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15世纪30年代皇帝西格蒙德（Sigismund）的改革旨在整饬教会，但并没有设计出强化中央权力的体制机制。15世纪末16世纪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的帝国改革创建了一系列中央治理机构，解决了中央政府的部分财政问题，但最终仍未达到提升皇权的目标。1519年，查理五世（Karl V）登基后，一度把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及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连成一体，以至于同时代人把他视作“最后一位普世皇帝”“世界征服者”。其实不然。1517年爆发的宗教改革不仅撕裂了帝国内部的信仰统一体，还进一步加剧了帝国中央政府与各邦之间的对立性。尽管如此，帝国的“一致性”政治传统依然在接下来的重大冲突中得以维系。如1618年波希米亚发生“掷出窗外事件”后，新教各邦最初听从了信仰天主教的皇帝之命，共同组成讨伐军。此时，“帝国的凝聚力远远强于预期，而且诸多难题也有望迎刃而解”。

三十年战争的惨痛经历，的确让德意志人对本国的政治结构产生了疑惑。特别是，同时代西欧显现的巨大变化极大冲击了德意志社会。绝对王权的理念及其实践出现在法国，君主成为国家统一性的核心符号。这种新治国术“让军事、外交、政治、财政、经济与文化手段相互协调，以便于增强由一位全权国王所代表的法国之权力、威望与辉煌”。神圣罗马帝国虽然无法照搬邻国的这些做法，但在思想层面也出现了波动。17世纪德意志地区的伟大法学思想家普芬道夫（Samuel von Pufendorf）认为，“皇帝的轻率纵容、邦君的野心勃勃、教士的诡计多端，使得（帝国的）正规君主制发展成为一种如此不协调的政体”，而这正是“帝国致命病症与内在变革的根源”。他从自然法学说入手，重新思考了国家的政治结构。只要民众（自然人）愿意组成国家，这个国家就是拥有自身意愿的个体。它的意愿不是各民众意愿的简单综合——因为这种综合几无可能，且无法达成永恒和谐——而是明确表现为主权决断性。由此来看，包含着多样性的“Einigkeit”已无法满足如普芬道夫等改革者的未来期待。

这便为“Einheit”这一德语新词的出现打开了大门。据考证，这一概念最早是由17世纪初德意志哲学家波墨（Jakob Böhme）发明的，旨在表达“神秘合一”（unio mystica）的意思。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Einheit”通过德意志启蒙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及其弟子沃尔夫（Christian Wolff）正式进入学术语言。他们认为，启蒙运动首先要解决哲学上的统一性问题，而这种统一性必须表现为绝对的一致性，即不可分割性。

1734年，《通用辞典》（Universal-Lexicon）第8卷收录了“Einheit”这一新词。它开宗明义地用“Einheit”来对应拉丁语“Unitas”，并说它“是形而上学中事物所具有的一种属性”。它对“统一性”进行了各种划分，其中一种是：（1）“本质的统一性”（wesentliche Einheit，拉丁文“unitas per se”）或“理性的统一性”（拉丁文“unitas rationis”）；（2）“偶然的统一性”（zufällige Einheit，拉丁文“unitas per accidens”）或“实在的统一性”（würckliche Einheit，拉丁文“unitas realis”）。前者关乎事物内在本质的统一性，如同“一”（eins）那样并非由多个部分复合而成，因此是“简单而不可分割的”。后者是由多个具有不同本质的事物“仅在外部相互联结，且其本质之间不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因而联结中的每个事物都能保持自身本质而与其他事物分离。前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如精神的统一性、元素的统一性、人的统一性。后者是通过结合而形成的统一性，如一幢房子的统一性、一件镀金品的统一性。“本质的统一性”是最高的属概念，是普遍的统一性。这里把老概念“Einigkeit”与新概念“Einheit”一并吸收进来，并且进行了有意识的区分。“偶发的统一性”或“实在的统一性”就是包容多样性的统一性或多样性前提下的统一性，在德意志历史中就是“Einigkeit”的状态。相反，“本质的统一性”就是“Einheit”的状态，在18世纪上半叶的学者眼中属于理想的目标。

事实上，“Einheit”的出现，恰恰体现了当时德意志地区发展的重大问题。与法国正在不断推进的统一国家建构相反，德意志地区的分裂状态变得越来越明显。1648年后，帝国内部的信仰分裂带来了严重的文化分裂，南北差异加大。不仅如此，帝国政治的微妙平衡被迅速崛起的普鲁士打破了。普奥争霸成为德意志历史的焦点，帝国权力进一步衰落。“尤其是当帝国证明它无法将处于异乎寻常的发展状态的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大独立强邦纳入体系之内时，宪政失衡更加明显。”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认为帝国宪法“陈旧又奇特”，并判断“倘若邦君们联合起来，依托法国壮大自身实力，形成足以抗衡皇权的势力”，那么“皇权的衰落是必然的”。

于是，在语言、文学、艺术等领域塑造“Einheit”，成为接下来一个世纪德意志人不断奋斗的目标。“丰收学会”（Fruchtbringende Gesellschaft）、“德意志思想协作社”（Deutschgesinnte Genossenschaft）等语言团体致力于清除外来词，统一德语语法。文学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在《汉堡剧评》中严厉批判了法国戏剧的形式统一性，要求恢复古典作家提出的实质统一性，以此为德意志人“创造一个民族戏剧”。

历史学家提出了“历史书写的统一性”问题。1752年，克拉登尼乌斯（Johann Martin Chladenius）就提到了用“人物的统一性”来整合传记式的各种细节。1768年，默泽（Justus Möser）在《奥斯纳布吕克史》（Osnabrückische Geschichte）中就主张“从全德民族主义的角度，而不从主张‘各邦独立’的地方主义的角度来进行思考和写作”。1780年，他提出有关帝国史的整体观，批评了此前把个别历史事件“偶然串联起来”的做法，认为这是把德意志历史处理为“一条被切成上百块碎片的蛇”，每段身体仅靠一点皮肤才与其他部分相连。他力图把德意志史视作一个“统一体”（Einheit），每个时期都“自有其风格”，但属于帝国历史整体变化的组成部分。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把“统一性”概念推进到民族建构的战场上。对他而言，德意志民族缺少自身意识，“一会儿是宗教派别，一会儿是某个等级”，在精神层面上未能意识到共同的文化遗产，并由此形成民族的“文化—政治统一体”。众所周知，他极为重视民族语言的统一化，终其一生都希望通过共同的语言和习俗来凝聚“民族统一性”。他这样写道：“最自然的国家也是一个民族，拥有一个民族性格。”

“统一性”这一概念最终从语言和文化领域拓展到政界。国家法学者普特（Johann Stephan Pütter）在1784年就曾批判帝国“仅由松散联合的主权国家构成”，各邦“彼此毫无关联”，“且只有仍存在皇帝作为共同最高首脑的意义上，才能称其为一个国家和一个帝国”。就此而言，所谓帝国的“持续统一性”是极难为人理解的。在这里，普特使用了当时已经流行开来的“Einheit”一词。黑格尔在1802年发表的《德意志的宪法》（Die Verfassung Deutschlands）中写到，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德意志就不再是一个国家”，因为它的“国家性”已陷入“组织失序的状态”。人们不再争论德意志宪法究竟为何形态，“若德意志保持这种近乎无政府的解体状态，就不该被称作国家——它更像是对昔日邦联的怀旧式念想，而非真正的联合体”。黑格尔认为：“显而易见的是，国家不能只存在于理念中，现实里却徒有其表；形式与实质不可分割，空有形式无实质，便等同于国家的消亡。”

与此相反，政界的一些保守主义者仍对过往模式心存幻想。1808—1809年间，浪漫派政治哲学家米勒（Adam Heinrich Müller，又译“缪勒”）在德累斯顿作了题为“论作为一个整体的治国术”（Über das Ganze der Staatskunst）的系列讲座，后结集成册，即《治国术的要素》（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他用“整体性”（Totalitaet）这一浪漫主义术语来思考国家理论。他认为，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有活力的有机统一体”，其本质是“生命、多样性和运动”。后来的研究者称米勒思想的核心是“寓于多样性前提之下的统一性”（Einheit in der Vielheit）。很明显，这种观念实际上就是此前的“Einigkeit”。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在米勒这部著作里，共有35处使用“Einheit”，仅有2处使用“Einigkeit”，且“Einigkeit”主要指向宗教的“团结”、希腊众神家族的“一致性”。这表明，此时，“Einheit”已成为德语区的流行语，浪漫主义政论家只是使用了新词旧义。

三、19世纪上半叶“统一性”观念在政治领域内的多重转换

从19世纪初到梅特涅撰写备忘录的1849年，这半个世纪见证了“统一性”观念在德意志政治领域内的多重转换。

第一次转换出现在拿破仑战争爆发后。法国式的“统一性”观念席卷而来，单一制君主国的架构及其民族精神成为不少德意志人的理想。1806年，政治活动家、后来曾担任梅特涅秘书的根茨（Friedrich Gentz）在德累斯顿发表论著，声称德意志重新崛起的道路是唯一的，即“德意志的国家力量若想实现统一，必先凝聚民族意识”。1807—1808年，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在法国人占领的柏林大谈“真正德意志的国家管理艺术”。他呼吁德意志民族的全体人民“对祖国的高度热爱无论如何必须和应当在每一个特定的德意志国家中占有最高的主导地位”。普鲁士改革家施泰因男爵（Freiherr von Stein）这样写道：“我只有一个祖国，德意志，根据古老的体制，我只属于德意志，而不是德意志的哪个部分，因此我将献身于德意志，而非德意志的哪个部分。”他强调，“一个单一的、独立的德意志在10—13世纪出现过。我们的伟大皇帝曾有力且明智地统治过”。当然，中世纪的邦国分立体制也是一种德意志遗产，必须得到创造性转化。施泰因拿出的方案是通过一种尽可能有效的邦联关系来实现未来的“民族统一性”。在这里，“邦联”被视作通往“统一性”的“过渡”。简言之，所谓德意志的“统一性”就是“邦联式的统一性”。在此类新国家里，各邦继续拥有主权，但邦联也拥有高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权。

除了“邦联”这种形态外，当时也有人提到了“联邦”（Bund）这一政治体制。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宗教改革年代，含有“上帝主导下的联盟之举”。18世纪末19世纪初，该词拥有了越来越明晰的世俗性国家法意义，如“Staatenbund”（邦国联盟）、“Bundesstaat”（联邦国家）、“Bundesrepublik”（联邦共和国）。普鲁士军官施泰因梅茨（Karl Friedrich von Steinmetz）在给元帅格奈泽瑙（August Wilhelm Anton Neithardt von Gneisenau）的信中提到，未来“联邦”应该是以普鲁士—德意志为轴心，德国的统一性是由“普鲁士—德意志联邦”来保障的。

教育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这一进程中明显出现了转变。在其1791年的著作中，洪堡虽然认为国家是统一的、拥有“绝对权力”的，但明显不赞成绝对主义国家以及“革命国家”。但到1813年，他希望德意志统一国家更为强大，因为“这不仅是为了能保护自己不受这个或是那个邻国的侵略，或者说不受任何敌人的侵略，而且也是因为对于外部世界来说，唯有强大的民族才能维护由国内幸福产生的所有精神”。在他看来，“邦联”是“与德国历史和特性最相符的解决民族统一问题的办法”。与施泰因男爵不同，洪堡在1813年的备忘录中还明确表达了他不希望因政治统一而完全终止精神多样性的传统。他说：“德意志人拥有这样的自我意识：他是一个德意志人。在这种自我意识中，他感到自己还是一个在共同祖国之中特殊邦国的成员。”

由此可见，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不少德意志思想家、政治家都已在谋划统一国家的可能形态。无论是“邦联”还是“联邦”，都是调和德意志传统政治体制与法国大革命后新型国家的产物，基本表现为在凸显统一性的前提下保障多样性，以此来应对时代挑战。

第二次转换出现在德意志邦联成立后。德意志地区的新国家虽然用了“Bund”这个名称，但其实质依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这是由38个主权邦国和4个自由市组成的松散联合体，没有中央政府和国家元首，不拥有外交和军事权力。各邦组成的邦联议会代表着形式上的中央权威，奥地利在11个主要邦国组成的“小议会”中担任主席。它不仅没有实现此前百年启蒙思想家们所追求的那种“统一性”，甚至连神圣罗马帝国晚期的状态都有所不及，因为帝国当时至少仍有皇帝作为名义上的领袖。但这是“正统主义者”谋划的结果。早在维也纳会议期间，梅特涅就坦承：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终结，“使一个名叫德意志的政治实体自行从地图上消失了”。如果要恢复老帝国，就得重构皇帝的自主权，而这些权利早已让渡给了各邦诸侯。在这一意义上，梅特涅的“正统主义”并不想完全回到过去。正因如此，新的德意志国家没有设国家元首。与此同时，出于对普鲁士崛起的忌惮，他又不愿意在德意志地区维持霸权式的统治结构，因而他设计了诸邦共同参与的邦联议会，以便形成“牵制与平衡”。1818年，他在面对普鲁士的批评时，特别论述了“德意志邦联”这一政治形态给欧洲带来的好处。他将之称为“强有力的国家联合体”，以防御性的方式来维护欧洲和平。它的功能是“为受到威胁者向威胁者发声”。在这种国家里，和平时期不需要常设的军队和统帅部，战争期间则能从成员国的军队中迅速组建部队并任命一个共同的总指挥。奥地利和普鲁士结成了特殊的联盟关系，从而既不会让外国害怕，又能够稳定邦联内部的其他小邦。历史学家黑伦（Arnold Hermann Ludwig Heeren）明确表示，德意志不应该成立一个拥有严格政治统一性的强大君主国，否则会对欧洲产生“威胁”——这正是后世所谓“德国问题”的早期版本。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后来回忆说，德意志邦联事实上为德意志政治统一性设置了“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他当时认为，德意志人应该承认现状，即国外所生成发展的自由制度（即法国体制）不适用于德意志地区，“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政治”，德意志人的任务是创造一个与民族精神相符的真正的德意志国家。在兰克眼里，德国就是存在多样性的，“谁能在概念上或是言语中界定什么是德国的？”他并不质疑各邦国内部不断强化的集权趋势，但竭力维护当时较为松散的邦联模式。

由于各种禁锢，不少思想家不得不暂时转向讨论“民族精神”的统一性。如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当时就致力于在语言和文学中实现德意志民族的“共同精神传承”。十分凑巧的是，歌德本人成为这种“共同精神传承”的重要代表人物，因为他是历史上首个在所有德语地区都拥有作品有效版权的文学家。诗人威廉·豪夫（Wilhelm Hauff）在1822年大声“呼唤统一”（Ruf nach Einheit）。

如若“邦联”这种政治形态不再是通往“统一”国家的“过渡”，那么德意志邦联就应该成为必须推翻的对象。这就是声势浩大的“统一与自由运动”（Einheits-und Freiheitsbewegung）兴起的背景。这场运动把“统一”（Einheit）与“自由”（Freiheit）这一意识形态结合起来，让有关德意志“统一性”的塑造重新回到政治场域。所谓“三月革命前的知识分子”（Vormärzintellektuelle）用“刻薄辛辣”的讽刺语言批判了现存政治结构，表达了“身份构想的时间化诉求”，即期待在未来“能够同时拥有自由的精神和统一的民族这一身份”。政论家弗里德里希·冯·加格恩（Friedrich von Gagern）在1823年的备忘录中尖锐地批判各邦君主都力图抹去“祖国”“这一共同纽带的最后痕迹”，试图让德意志人“彼此疏远”。

自由派学者把“统一”和“自由”的同时实现作为德意志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巴登的历史学家罗特克（Carl von Rotteck）就写道：“期望中的彻底治愈，即建立一个满足民族利益的统一性和一个满足权力诉求的自由权”。为达此目标，必须推翻现存的“德意志邦联”，从“德意志邦联议会”中产生新的“统一性”。此时，“统一”由于和“自由”这一精神目标相结合，似乎又恢复了中世纪基督教信仰中的神秘力量。巴伐利亚的作家维尔特（Johann Georg August Wirth）曾在慕尼黑创办过《自由德国》（Das liberale Deutschland）期刊，他明确表示说：“德国的统一（Einheit Deutschlands）这一魔力词如一道电流作用于我们的国家。在短时间内，民族仿佛脱胎换骨。唯有一个理念、一种共鸣来驱动一切：这就是祖国的重生。”

当然，也有个别例外情况。1841年，诗人法勒斯莱本（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在撰写《德意志之歌》时，呼唤人们“为了德意志祖国”，争取“一致、权利和自由”（Einigkeit und Recht und Freiheit）。后来有研究者指出，此处作者之所以使用了“Einigkeit”一词，只不过是“因为Einheit无法融入诗句格律”。事实上，当时“deutsche Einheit”的确是同“权利”“自由”这两个诉求相提并论的。

在“三月革命前”时期（1830—1848），德意志地区的中左翼知识分子把实现“统一”国家与塑造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结合起来。此时的“自由”不再指向地方政权，而是成为理想中的每个人的权利。与此相反，右翼保守派政治家们则以保障地方权力为目标，既不愿意向上实现德意志的统一，也拒绝向下赋予民众以自由权。

第三次转换出现在1848年革命及之后。“统一与自由运动”推进了革命的爆发。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自由派议员们希望制定一部全国宪法。不过，无论是“大德意志派”（以奥地利为领袖）还是“小德意志派”（以普鲁士为领袖），大多数人都期待未来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依然能够保留“多样性”。换言之，1815年前出现过的观念，即把“联邦”这种政治形态与“统一性”这个政治观念结合起来的想法，再次成为1848年革命者的基本诉求，只不过他们更增添了“自由”这一目标的设定。

《德意志报》（Deutsche Zeitung）的主编施托克马尔男爵（Christian Friedrich Freiherr von Stockmar）在1848年4月就提出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合理地形成一种德意志强大的中央君主权力”，同时，为了防止拥有特别权力的皇帝对全德宪法产生威胁，则应把皇帝的原有领地转变为帝国直接领地，由此才能形成“纯粹的德意志精神”。这一方案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后来讨论的宪法草案已十分接近。

时任国民议会主席的海因里希·冯·加格恩（Heinrich von Gagern）在公开演讲中曾表示：“我们要进行临时的中央集权……让我们尽可能地团结起来吧！……我们不会放弃自由，并且还要实现我们的民族与祖国的统一。”1848年6月28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一项特别帝国法律，正式设立临时中央政府。根据当时颁布的条例，该政府拥有“处理所有关乎德意志邦联整体安全与福祉的事务”等权力。

有关未来“统一”德国的形态依然处于热烈争论中。当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先后拿出过四份方案。第一份方案提出由奥地利继续领导德意志，但必须把那些非德意志人聚居区（如波希米亚、匈牙利等）排除在新德国之外。对此，时任奥地利首相的施瓦岑贝格明确表示反对。他公开回应说：“奥地利作为统一的国家的继续存在是一种德意志的需要，也是欧洲的需要。”随后，海因里希·冯·加格恩提出了第二份方案，即所谓“二元联盟”（Doppelbund），由普鲁士领导下的“小德意志”与奥地利建立一种“紧不可分的同盟”。施瓦岑贝格依然表示反对。他在回复中强调奥地利作为德意志的一员，“源于千年来的自然发展进程，是不容忽视的历史积淀”。为保障奥地利的利益，施瓦岑贝格提出了第三份方案，由奥地利（3票）、普鲁士（3票）、巴伐利亚（1票）组成中央政府，各邦议会代表组建邦联议会，帝国首脑由奥地利和普鲁士轮流执政。这一方案实际上与德意志邦联并无二致。最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转向了第四份方案，即“小德意志方案”，奥地利被排除在外，由普鲁士国王担任“德意志皇帝”。为了防止普鲁士专权，海因里希·冯·加格恩还设想让普鲁士“去集权化”，即逐步让普鲁士各省取得一定独立权，以便让新德国的各邦规模相当。简言之，此时的自由派在追求民族统一的基础上，还希望实现双重自由，即保障个人自由权，保留地方权力的多样性。这就是“多样性前提之下的统一性”。

1848年革命最终未能达到自由派的设想。普鲁士国王完全不接受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递交上来的皇冠。德意志统一不仅未能实现，各邦也相继废除了保障自由的宪法。甚至更为糟糕的是，保守派政治家还进一步地攻击“统一性”本身。一份巴伐利亚备忘录就把“统一性”视作令人反感的概念，说这种“完全中央集权”既损害了“真正高尚意义上的自由”，也威胁到全民族的福祉。事实上，保守派的话语不仅否认了每个人的自由权利，而且还以保障地方权力的名义推翻了民族统一的目标。倘若我们将之同1849年9月3日梅特涅的备忘录来作比较，就会发现，这两段文字的逻辑是完全一样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梅特涅想到了更为古老的“Einigkeit”这一概念，并把它同1848年前的“德意志邦联”这一政治形态结合起来，认为唯有如此，德国才能重获新生。

四、德意志“统一性”观念的后续发展

以上对梅特涅为何在1849年这个时间点撰写有关“统一性”的备忘录进行了概念史的梳理。把“Einheit”和“Einigkeit”这两个概念相提并论，且将之作为“围绕德意志使命运转的关键词”，清楚地表明，梅特涅作为19世纪上半叶纵横德意志政治舞台的重要人物，不仅十分了解当时政治话语转换的核心要素，而且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政治观念，即把德意志国家定位为较为松散的有机政治体——而这正是神圣罗马帝国的“Einigkeit”。事实上，1849年9月3日备忘录并非梅特涅的突发奇想。早在1848年8月的备忘录里，梅特涅就坚持把“重建德意志邦联”作为保持“奥地利、普鲁士和其他单一民族国家之间和平”的唯一解决办法。直到去世前，他依然辩称自己是“制度的一块岩石”，为的是“在大国之间保持和谐”。

这种区分以及梅特涅的“苦心”看来并没有被当时的知识界所接受。1860年，桑德斯（Daniel Sanders）编辑的《德语辞典》（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第1卷收录了“einig”和“Einheit”这两个词。在“einig”词条下，路德翻译《圣经》时曾使用该词来表达“统一且不可分割”的意思，但更多语用学表明，该词指向的是“一致的、协调的、无分歧的”，或者是“独一无二的”，如“Einiges Deutschland”（独一无二的德国）。不仅如此，桑德斯没有收录“einig”的名词形式，即中世纪以来被频繁使用的“Einigkeit”。在“Einheit”词条下，作者开宗明义地说它指的是（某物所拥有的）“单一特质”，与“多数”（Mehrheit）、“多样性”（Vielheit）、“差异性”（Verschiedenheit）、“不一致性”（Mangel an Übereinstimmung）等概念相对。桑德斯特别指出，即便自然界的一些物体呈现出“多样性存在”，但由于它们构成一个种类，所以在自然科学家眼里，它们是一个“统一概念”（Einheitlicher Begriff）。进一步而言，自然界也是“多样性前提之下的统一性”，即形态多样的自然界遵循统一规律。在哲学领域，他提到了思想的统一性，特别是莱布尼茨的“单子”概念。由此延伸至政治领域，他说“共和国虽在疆域范围上有所损失，却在内部联结的紧密程度、行动的统一性方面有所增益”。他有意识地把“Einheit”与“Einigkeit”两个概念作了简单对比，说“Einigkeit”是同“Einerleiheit”（千篇一律）相对立的，而“Einheit”则导向更高层次的统一性。在补充说明中，他首先解释了“Dreieinheit”一词，说它指的是三个部分结合形成的统一体，且只要缺少一个部分，其稳定性就会受到威胁。随后，作者举出“Nationaleinheit”（民族统一体）一词，但未作任何解释。不过，若结合前文，读者很容易理解该词的意义。同一页上，桑德斯还解释了“Einheitlich”这个形容词，说它是“体现符合统一性的、表现为单一整体的、作为完整整体呈现的（形态）”。

1862年，格林兄弟（Jakob Grimm and Wilhelm Grimm）出版了《德语辞典》（Deutsches Wörterbuch）第3卷。该书收录了“Einheit”和“Einigkeit”两个词条，但相关解释把两者在同时代的语用意义区分得更清晰了。“Einheit”是18世纪后才流行的新词，对应拉丁文“unitas”。它从“单子”这一概念中引申出“自然的统一体”和“人格的统一体”。在哲学上，它指的是“观念的统一性”，其中包括歌德提到的“亚里士多德的三种统一性”、康德提出的由零散经验统合而成的“统一”知识体系。在生活领域，它指的是达成一致和共识。“Einigkeit”既对应拉丁文“unitas”，也对应拉丁文“concordia”（和谐）。中世纪时，该词表示“一致性”，如“三位一体”（Dreieinigkeit）。此后大多与神学用语相关，主要解释为“和谐”或“和睦”。在生活领域，该词可用于方言的“一致性”或者表示“与世隔绝的独处”。

以上两例表明，至少在19世纪60年代的德语语境中，表达“统一性”这个观念的主要词汇已经转变为“Einheit”了。它部分吸收了此前“Einigkeit”的内涵，更加重视“不可分割性”这一特点。

随后实际发生的历史更超越了梅特涅的想象。普鲁士凭借经济优势（关税同盟）和军事胜利（普奥战争），很快实现了德意志地区的“统一”。新帝国既不是老帝国的简单翻版，也不是德意志邦联的延续。普鲁士在帝国统治系统里掌握霸权——它占帝国总面积的55%和总人口的61%，在联邦议会的58个议席里独占17个，且在陆军、海军、关税和货物税等问题上拥有决断权——这无疑构成了一种新的“统一性”。新帝国的皇帝更有权力，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更强，但各邦国还保留着警察、司法、财政和教育等行政权。我们或可称之为“包含一定多样性的统一性”。

当然，这种新的“统一性”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葬送了德意志帝国。企图建立“大德意志国”的纳粹政权也因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崩溃。德国再次分裂，直至1990年“再统一”。而此时的“统一性”，按照联邦德国的宪法，实际上又再次恢复了“多样性前提之下的统一性”。当代德国学者提醒人们必须始终留意究竟是“谁与谁、就何事、为反对什么”而达成的一致性，因为在“再统一”的德国，还需要保障“必要的多元性”，其中既包含地方权力的多样性，也指向个人的自由权利。

五、重思德意志的“统一性”

总体而言，德意志近代历史中的“统一性”形成了比较鲜明的三种观念：一是绝对一致性；二是多样性前提之下的统一性；三是包含一定多样性的统一性。

第一种观念来自人们对神圣罗马帝国早期历史的眷恋以及有关邻国近代发展历程的观察。启蒙运动初期，德意志思想家们重视“不可分割性”这一文化特质，反映了他们试图从“三位一体”的神学概念里找寻追赶邻国、完成现代转型的渴望。为此，这些思想家们特别愿意使用“Einheit”这一新词来代替“Einigkeit”这一老词。

第二种观念来自人们对神圣罗马帝国后期历史的理解，以及一部分德意志人对一条不同于邻国的现代化道路的思考。在概念的语用上，这两种路径出现了分野：前者如“正统主义者”梅特涅更愿意使用“Einigkeit”这一老词，后者如1848年革命中的自由派学者倾向于使用“Einheit”这一新词。

第三种观念形成于具体历史实践，并在普鲁士借助武力完成德意志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得以塑型。在此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Einheit”这一概念在德国人的理解中就被等同于“普鲁士道路”的重大成果。在纳粹时期，甚至连奥地利历史学家斯尔比克（Heinrich Ritter von Srbik）这样的“大德意志”观念拥护者，居然也对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之举表示欢迎。事实上，如同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统豪斯（Theodor Heuss）所言，纳粹政权实现的“统一性”是德国“走向极端危险的第一步”，它不仅没有实现“德意志民族的真正统一”，而且还是“对德意志民族的毁灭性执念”“对德国历史的反叛”，进而“摧毁了德意志的未来”，因为此举从根本上改变了19世纪以来“德意志迈向统一宪法国家之路”。

直到两德实现重新统一时，“Einheit”这一词汇的内涵才逐渐稳固下来。最终，第二种观念“多样性前提之下的统一性”赢得了更多认同。

长达数百年的语义转换、理解冲突以及实践探索，并非仅仅是“Einigkeit”或“Einheit”二者选一式的“淘汰赛”，而是反映了德意志地区核心政治思想从概念到观念的复杂纠缠与重大变迁。促成这一变化的第一个动力，是18世纪初到19世纪上半叶——大约是科泽勒克所界定的“鞍型期”内——西欧政治体制、经济结构乃至精神文化的现代转型。在这一进程中，对于不同历史时段的各种解读、有关当下形势的差异化认知、投射到未来图景的多种期待，推动着德意志地区的各式群体认真思考有关统一性的形式和方法，从而才有可能形成“统一性”观念的多重面相。

第二个不可忽视的动力是普鲁士不断推进的军国主义行径。正如梅特涅在备忘录里所担心的那样，“Einheit”的实现等同于普鲁士“扩张体系”的建立。的确，17—18世纪的普鲁士用战争改变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版图。“铁血宰相”俾斯麦还曾为普鲁士乃至德意志帝国的侵略行为辩护说：“在欧洲的大池塘里，各个邻国就像大鱼，我们不能做等着被吃的小鱼。”由此，军国主义精神受到追捧，民族国家的统一运动旋即转化为一场场对外侵略战争，并最终反噬德国的“统一性”。

第三个值得重视的动力来自德语本身的变化。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曾指出：“人类并不仅仅生活在客观世界里。事实上，真实世界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建立在人类群体的语言习惯之上的。我们以我们的方式观察、感知和体验世界，因为我们所处群体的语言习惯预先设定了某些解读世界的选择。”正是在我们所关注的两三百年间，创造“新词”（Neologismus）、强化理性主义语言风格中的逻辑特质、坚定对于语言与精神同一学说的信仰，以及确立“统一语”（Einheitssprache）的诸多实践，在德意志地区颇受欢迎。19世纪下半叶的两本德语词典对于“Einheit”的收录和界定，一方面是此前语言变革的产物，另一方面成为这一术语广为流传的加速器。当然，厘清德意志近代历史中的“统一性”观念，还有助于我们从概念史角度进一步探讨有关现代国家形成的若干理论问题。

首先，现代国家的形成绝非一蹴而就，革命、战争及社会动荡或许会在短期内改变国家的组织形态，但有关国家的现代性意识则需要更长时间来培育。“统一性”这一概念在19世纪德意志地区的流转便说明了这一点。它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科泽勒克所界定的“鞍型期”概念的四大特征：（1）民主化，即政治词汇从精英阶层扩散至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此处，“统一”已成为19世纪大众运动的动员口号。（2）意识形态特征，即概念服务于不同的群体和社会运动的利益诉求。在“统一与自由运动”里，“Einheit”显然比“Einigkeit”获得了更为强大的政治动员功能。（3）政治化，即概念开始成为政治动员的口号和标签。就本文讨论的议题来看，原本属于神学、哲学领域的“统一性”概念，在19世纪被系统地转化为政治行动的纲领性词汇。（4）时间化，即概念获得了历史向度。“统一性”不再仅指当下状态，而成为指向未来的期待与承诺。梅特涅与其他阵营之间的概念冲突，实质上是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的对峙。最终，代表未来的“Einheit”战胜了代表过去的“Einigkeit”。

其次，现代国家的“统一性”观念未必能通过单个概念的一次性转化稳定下来。就德国的案例而言，什么形态可以被称作“统一”这一问题经历了漫长岁月的反复拷问与不断实践。在这一点上，本文至少揭示了两个重要现象：一是在有关“统一性”的现代性理解中，一对相互界定的概念或许比单个概念更能够让我们看清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Einigkeit”和“Einheit”就是这样一对概念，它们的现代意义是在相互对照和相互排斥中被界定的。二是在现代国家的建构进程中，有关“统一性”的新旧概念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并行的、充满权力博弈的竞争性共存。特别是代表着前现代有机体观念的“Einigkeit”不仅没有在启蒙运动后迅速消亡，还能够被梅特涅等政治家用作一种抵抗普鲁士霸权的话语工具，甚至在今天成为描述欧盟实质的核心话语。由此，法国历史学家阿赫托戈（François Hartog）在科泽勒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历史性的体制”（régimes d’historicité）显得更有解释力。它指的是“过去、当下和未来这些范畴或普遍形态之间的扭合形式和模式”。具体而言，德国近现代历史中的“统一性”观念为我们呈现了一种“历史性的体制”在时间维度上的层叠性。看上去被“鞍型期”淘汰的“Einigkeit”并没有真正死亡，而是以一种潜伏的形态延续于话语传统的底层，直到历史条件发生根本变化后，它再以全新面貌重返政治话语的中心舞台。

最后，“统一性”观念并不是现代国家所独有的，且在现代国家形成进程中，对于“统一性”的理解也存在着空间上的多样性。在德意志地区，代表“统一性”的概念（Einheit）及其相关政治内涵是启蒙运动的新“发明”，反映了时人对神圣罗马帝国的“Einigkeit”（即松散的有机体）形态的不满，存在一定的断裂性。与此不同，在法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原本就是旧制度的产物，大革命更是“将民族统一作为重要任务”，加深了民族认同，促进了法兰西民族语言的统一。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观念及其实践拥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了56个民族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融洽民族关系，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由此可见，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美诸国的“统一性”观念多基于主客对立的世界观，凸显霸权思维，强化竞争思想；而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观念则始终把天人合一、消弭文明冲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这种对“统一性”理解的历史性差异与内涵异质性，既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客观反映，也是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