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20年前，科举制被清政府废止。而在落幕前夜，科举制却引起了西方的关注，并成为英美等国建立现代文官考试制度的模仿对象。就德国而言，尽管普鲁士早在18世纪便着手建立现代行政官员选拔与培训制度，其制度建设受科举西传的直接影响有限，但作为颇具异域特征的文化元素，科举制依然是近代来华德意志人观察和书写的重要对象。本文聚焦于学界尚未充分发掘的19世纪来华德意志人书写中国科举制的文献，还原当时科举制向德语世界传播的路径和主要面向，并尝试解读书写者评价科举制的观点倾向与思维逻辑。
关键词：科举制；来华德意志人；文官考试制度
中国的科举制初创于隋朝，于1905年被废止，历时1300年。清末以降，科举制一度被视为禁锢文明发展与进步的旧制度毒瘤而遭到批判。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学界对科举制的评价渐趋客观，不仅褒扬其在维护统一和文明传承方面的积极作用，更关注到作为晚清时期“最后的东学西渐”的科举制对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影响。早在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就曾提出欧美考试制度源于科举制的观点：“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溯流穷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
关于科举制的国际影响，学界的关切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从知识生产与流动的视角梳理科举西渐的历史沿革，把握16、17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科举制知识建构的历史轨迹。其二是从制度比较的维度解析科举制与西方现代文官考试制度之间的关联。尤其自张沅长、邓嗣禹以来,学界对19世纪英美文官制度的确立与科举制渊源的考证颇多建树。相形之下，专注于科举制与德语世界关联的成果较少。为此，本文聚焦于19世纪来华德意志人的中国书写文本，重构科举制在德语世界的知识建构与传播，并解析文本所反映的书写者的利益向度、价值尺度和思维底色。
一、科举制的公开竞争原则与中国的教育普及
在来华德意志人向德语世界介绍中国科举制的文本里，科举制公开考试、平等竞争的原则是最受书写者关注的内容之一，也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肯定。科举考试不重出身，“每个人参与公开的竞争以获取功名”。所以在中国，“即使是家境最贫穷的男孩，只要他有才华，肯努力，就能成为国家的部长”。科举考试同样不对考生年龄设限，“有70岁的老人一直在尝试，到考场里来碰运气”。汉学家夏德不无幽默地写道：“70岁时还在学习希腊语的老加图会经常在今天的中国找到和他相似、上了年纪又掌握新学科的人。”而在德意志书写者看来，公开竞争的价值不仅在于打破门阀贵族对抡才选官的垄断，更在于其推动中国教育普及的社会影响。
科举制通过竞争性考试建构了从学堂到朝堂的通道。对于能在考试中脱颖而出的人，社会报之以声名和荣耀，国家许之以官阶和地位。因此，渴望蟾宫折桂转化为追求阶层跃迁的普通百姓努力求学的内驱力。巴色会的普雷斯维克感叹道：“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令‘博学’受到如此高度而广泛的重视。……如果一个中国人能尽可能多地背诵厚厚的经典古籍，那么他就实现了那个伟大的目标：他成为一名有学问的人。作为回报，他得到的不仅是学者的声誉。不，对于讲究实际的中国人而言更重要的，是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地位以及国家的官位都在向他招手。”夏德则认为，求学、科举、出仕既是中国读书人的人生规划，更是刻入其基因之中的思维底色。为帮助西方读者准确理解教育和科举在中国的意义，他还将其与美国人的仕途梦相比较，称：“就如同每一个美国人从出生的时候起就被赋予成为美国总统的权利，每一位体面的（中国）父母的儿子都能自由地通过天赋和努力去争取最高职位。”《德文新报》主编纳瓦拉同样认为，中国人将接受教育、参加科举考试并获取功名“视为比所有其他所谓的人权更高的权利”。
于是，科举考生宽泛的社会覆盖面成就了体量更大的受教育群体。特别是下层民众，出仕的愿景点燃了他们的受教育需求。来华德意志人纷纷证实，受教育在中国并非城里人和富人的专利。“在大多数中国的村落和庄园里都有中式的学校，孩子们在那里读书写字，学习典籍。”巴色会传教士韶波将中国与印度相比较，批评印度贵族垄断教育和知识，而“在中国却没有这种情况。这里根本就没有阶层，甚至没有像欧洲那样的世袭贵族或阶级差别”。相反，统治阶层鼓励地位低下者通过教育改变境遇。对于基数庞大的普通读书人而言，尽管成功的概率不高，科举考试却是他们最主要甚至是唯一改变命运的契机。国家对学者的旌奖与回馈令中国人致力于凭教育和学识出人头地，“由此也就不会再觉得奇怪，按比例来看，（中国）下层百姓所达到的教育程度是我们的文明国家几乎无法实现的”。
由于受教育成为社会的普遍需求，中国各类学堂数量庞大，几乎遍布了中国的每一座村落。在这种情况下，师资短缺往往会成为妨碍教育普及的桎梏。但德意志书写者却认为，受科举取士驱策的大量读书人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并没有政府主导的教师培训和教师资格考试，教师由学生家长自行聘任。于是，有科举经验的读书人成为受青睐的教师人选，因为“对于一位中国人，只要家长对他有足够的信任，愿意让他为自己的孩子授课，那他成为老师就没有什么阻碍。如果其他条件允许，一个已经取得功名的人（来执教）当然更受欢迎”。而且，教师也会尽心教学，因为“如果他的学生中有人考取功名，回来拜谢恩师，这就会带来巨大的骄傲和喜悦，而这位教师的成功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由此可见，科举制下的读书人即便无缘入仕，也会不受限制地回归教育体系并欣然为之服务。在实践中，这种看似放任的教师聘任政策却能快速填补教师岗位的空缺。这也是中国传统教育体系得以稳定、持续运作的重要原因。
二、“择优取士”的激励作用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赓续
同样令来华德意志人关注与感慨的，还有科举考试复杂的流程和严格的纪律。巴色会传教士黎力基详细介绍了中国读书人历经童试、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的层层选拔，一步步从秀才、举人、进士直至进入翰林的艰辛历程，并强调舞弊的考生和考官将面临严厉的惩罚，甚至有高官因在科考中照顾熟识考生而被处极刑。而考生在答题后，还须写明涂抹或改动过多少字，若字数超过一百，按规定会被取消考试资格。此外，有书写者关注广州乡试的结果，指出中举考生仅勉强超过全部应试者人数的1%,考试竞争之激烈、淘汰比例之高可见一斑。而这一切，都服务于科举制“择优取士”的原则。
巴勉会传教士叶道胜指出，科举制选拔的优秀人才“必须熟记并背诵孔子及其学生的所有著作，必须全面了解本国的历史，必须有能力撰写一篇风格优美的文章，最后还必须能轻松地作诗，而且这一切都不能借助任何一本书来完成，因为中国有一句成语说：‘好的学者’应当‘满腹经纶’”。“择优取士”以才学为选官标准，令其成为撬动人们社会地位升降的杠杆和收获声望与敬意的价值载体，从而大幅提升中国社会对学识的推崇。尽管卖官鬻爵无法避免，但中国社会对官员的尊崇并非一视同仁。“他们也许可以将国家公职和荣耀的职位卖给无知的人，但他们无法保护这些人免受公众普遍的蔑视。”换言之，缺少学识、凭借纳捐授官的官员无法赢得世人的真心尊重。于是，科考出仕被视为人生正途。黎力基强调，在中国，能参加科举考试便是荣耀之事。落第不是耻辱，而是激励读书人继续拼搏的动力。而且他认为，正是这种激励机制将中国的社会风气导向正确的方向：“这种治学方式对国民性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有理由认为，对于社会的福祉，这样的争斗场比营地、封建宫廷、训练场或者修道院有益得多。”纳瓦拉同样认为，科举考试与选官制度的联动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良性竞争，“有些考生，尽管一再地失利，而且年龄渐长，却依然不懈追求备受热爱的文人荣耀。这种韧性显示了科举制激励力度之大”。
而从历史纵向的角度出发，有书写者捕捉到“择优取士”和中国文化赓续之间的关联。为践行“学而优则仕”，勤勉学习、备考科举成为中国读书人的常态。作为学习和考试的核心内容，“直到今天，儒学典籍对中国人而言还是所有知识的源泉，一切教育的基础和唯一的权威”。担任德国驻华公使近二十年的巴兰德则以其经验证实传统文化在中国的生命力：“那些被推崇的语句今天仍在被引用，不仅出现在哲学著述里，也出现在国务文献、公文和私人写作之中。”黎力基援引一位英国人对科举考试的评价，认为科举制是中华民族维持其整体文化水平的保障：“这些考试的存在，足以令中国有资格成为开化的和有文学造诣的民族之一。只要这些考试还存在，治学的精神和对典籍的热爱就不会消亡。”而且黎力基认为，真正了解科举制的西方人会改变对中国人的看法，“不再轻视中国人，不再将他们视为只能过着粗俗和肮脏的日子的人”。关于科举制对中国文化存续与发展的推动作用，夏德也持相似观点。他强调，正是在科举出仕思想的鞭策下，中国人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达到了巅峰。“考生的成绩构成了未来国家官员们宦海生涯的基石。尽管这些考试墨守成规，但是它们在数个世纪的演进过程中成了中国文化的动力。它以官职、品级和公众影响力为奖赏，刺激着民众从事文化精神方面的工作。”可见，在德意志书写者看来，科举制是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发展却从未中断的关键。正是在科举制的驱策下，古老的典籍被一代代中国人广泛诵读和使用，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沦为博物馆的藏品或极少数研究者的专属。所以，包括祖先的文字和话语在内的传统文化也依然能保持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三、科举取士与晚清官场弊端——来自德意志书写者的辩护
自18世纪末起，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渐趋负面。尤其在鸦片战争以后，挟战胜之威的西方对近代中国的攻讦更是甚嚣尘上。而晚清官员因为身处华洋交涉的第一线，更成为后者嘲讽、批评的对象，从而令晚清官场形象恶化。旅行记者海司在其1897年出版的游记中写道：“如果所有近来有关中国官场的书写都是事实的话，那就必须建议皇帝，将绞死所有官员作为重组中国国家体制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措施。在欧洲，中国官员被视为受贿、懒惰、卑劣的化身。”显然，西方的评价夸张、失实且不无偏见。但其对晚清官场腐败的大肆渲染，却难免令人质疑科举制公开竞争、择优取士的实际效果，甚至将科举制视为晚清官场弊端丛生的根源。
德意志书写者不讳言科举考试只重儒学典籍的局限，并指出考生往往不具备担任公职所需的专业技术知识。但对于科举制与晚清官场乱象之间的关联，却有不少书写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比如海司认为，可以批评科举制对官员知识结构的负面影响，但不应否定其对官员基本素质的筛查作用。海司援引1895年1月18日《德文新报》的刊文，反对夸大晚清官场弊端：“在中国官员之中，能找到大量品格正直、富有才华和精力充沛的人。他们勤勉，真诚，重视人民的福祉。虽然不得不通过被现代科学嘲笑的考试，但他们能完成大多数岗位职责。”而且他认为，恰恰因为有科举考试存在，“许多人垂涎的职位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经过长年的学习才能获得，而不像在许多离我们较近的国家里，可以通过任人唯亲、亲属关系或有权力的朋友来占据”。
关于科举选官的制度优势与晚清官场弊端之间的矛盾，巴兰德从另一个角度做了分析。他指出，清廷官员并非全都出自科举一途。据他提供的数据，在中央和省一级的官员中，通过科举考试被授予官职的仅勉强过半，靠买官得职的占8.5％，3％的官员是承袭了父辈的职位，还有37％的官员则是因为其皇室贵胄、王公贵族或满蒙旗人子弟的身份获得官职的。在巴兰德看来，这些人与科举入仕者在文化水平、素质修养等方面都存在差距。至于数量庞大的下层官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无法确保基本的文化水准，也无法奢望能为这些岗位聘用科举出身的人才。因此，巴兰德反对将晚清官场弊端归咎于科举制。相反，称职的官员却大多是经过教育和考试的磨炼，并通过科举制输送到朝堂的。
此外，自孟德斯鸠以来，不少西方学者将中国的君主制定义为专制政体并大加抨击,而儒学、被儒学控制的教育体系和信奉儒学的官僚群体则被视为专制主义者和保守势力维护统治的工具。但是，有些德意志书写者对中国政体的专制属性有所保留。因为在中国，“只有当皇帝履行了他对人民的父亲般的义务，他才能要求人民像孩子般服从于他。如果他压迫人民，而不是像父亲一样照料他们，如果他仅以自己的意志为准则而不是上天的秩序，如果他沉溺于恶习，因而破坏了世界的平衡并损害到了人民的福祉，他便会失去其当皇帝的权力，人民便会被解除对其臣服的义务，并有权寻找另一位执政者”。赋予民众这一权力的，正是孔子及其儒学思想。而因为科举考试对内容的限制，科举出身的官员必须是儒学的坚定信徒。“通过对执政原则和管理形式的悉心教育和对被神圣化了的上古时代的不断援引，他们筑起了一道抵御当权者个人意志、经常反弹当权者情绪宣泄和愤怒狂涛的坚固堤坝。”需要指出的是，从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时代起，普鲁士官僚始终只是国王的仆人，是王权意志毫无保留的执行者。资产阶级为之斗争的行政官员独立性和政治性直到1848年后才得以缓慢实现。由此，也可以理解德意志书写者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共情，并为坚持儒学的中国教育体制和选官制度辩护。
四、来华德意志人书写科举制的三层心态
19世纪是西方生产负面中国知识并将其体系化的重要时期。当时，在文明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的西方通过全球殖民扩张攫取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向全世界输出西方认同的价值和规则，并以欧洲的区域秩序为模板打造由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为此，“不同文明被西方定义的现代性及其普遍标准划归为不同层级，世界文明的同一化和西方化成为文明等级格局的逻辑延伸”。西方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评述中国，难免产生东方主义的俯视感和源自文明布道使命意识的改造欲。尤其对于中国特色鲜明的文化元素，比如儒学，西方的贬抑与打压更为明显。因为这既是中国固有传统的重要支撑，也是自认为肩负文明布道使命的西方执意改变的异文化对象。但对科举制，来华德意志人从总体上给予了相对客观的正面评价，这首先是因为科举制本身蕴含的理念和文化价值令西方折服，所以从16世纪开始“欧洲便已响起对中国科举制的赞美之声。诸多来华的耶稣会士和欧洲旅行者认为，竞争性考试保证了选官程序的民主和公正，使得国家治理有方”。而19世纪的英美更借鉴科举制建构其文官考试制度，因为科举制比英美原有制度更契合上升中的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对权力和地位的诉求。但考虑到19世纪德意志暨德国的特点，笔者认为还应从以下三个心态层面解读来华德意志人对科举制的书写。
第一，共识与自证。普鲁士的选官机制改革始于18世纪初。至177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柏林设立最高考试委员会，将考试制度引入行政官员选拔。此后，等级、出身等对公职聘任的禁锢被逐步取消。到19世纪中后期，德国的公职原则上对所有优秀公民开放，并确立了兼顾修养、学识、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的官员考试和选拔机制。德意志书写者评价中国科举制，本国的制度自然是其参照标准和价值基点。在这方面，书写者褒扬的公开竞争、择优录取原则既是科举制超越时代的思想价值所在，也是德国已经通过实践证实同样适合西方的指导方针，更是中德双方都认可并遵循的理念共识和制度交集。而且，既然普鲁士是重视教育、第一个从教会手中收回教育权并提出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德意志书写者关注科举制对教育普及的推动作用也顺理成章。需要注意的是，基于差异性认知和对近代中国的文明俯视感，英美等国对科举制难免产生迎拒交织的矛盾心态，甚至出于偏见刻意否认科举制的先进性及其参考中国制度的事实。而德意志书写者的观察体验却以“自我”与“他者”的一致认同和跨文化共情为基础，并借助对科举制优势的肯定，自证同样拥有相似亮点的本国选官制度的先进性。
第二，后发与超越。为了凸显西方文明优越论和以此为基础建构的西方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秩序的主导权，中国文明停滞论、倒退论成为西方人书写中国的常见话题，其目的在于论证“承载中国和印度支那文化的人民没有能力成就一种更高级、更进步的人性。……先进者将成为裹足不前者的主人；行动者将成为懒散观望者的主宰”。对于科举制，德意志书写者赞赏其与德国选官制度相似的理念原则，也批评科举考试内容的单一僵化，导致“被任命为公职人员的是那个经典背诵得最好、解释得最好的人”,而且这种批评与书写者对儒学的普遍攻讦紧密结合，服务于对西学优于儒学、应当取代儒学的论证。相比之下，德国的公职考试有更宽广的学科覆盖面，并通过实践培训和预备期等措施来确保官员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岗位适应性。由此，德国读者在了解科举制优点的同时，更会认为普鲁士暨德国发轫虽晚，却弥补了科举制的不足，在不到200年里成功超越科举制和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考试之国”,从而有效地建构德国暨西方对近代中国的文明优势和权力。正如传教士郭实猎沾沾自喜的自我标榜：“那时（指唐朝）中国人领先同时代的查理大帝多少，现在他们的后代就落后查理大帝的后裔多少。”
第三，竞争与领先。德国直到1871年才完成统一，是帝国主义俱乐部的迟到者。尽管如此，德国对自身的定位却是与英法平起平坐的西方文明体系成员。所以，普鲁士通商使团团长艾林波坚持与英法等国相同的公使驻京权力，因为“与其带着一份会让普鲁士在与其他大国的比较中相形见绌的合约回国，空手而归反而更爱国”。而到19世纪末，德国直接挑起与英国的霸权之争。这种追比老牌列强的竞争欲是19世纪德意志心态史的重要维度，也体现在德意志人对科举制的书写中。巴兰德提到，他曾向一位英国外交官询问，英国在公职部门引入类似科举考试的竞争性考试，结果如何。对方回答道：“过去有时需要安置的那些绝对的蠢货今天不会再出现了。可是与过去相比，公职人员的总体情况却毫无疑问地退步了。在英国，人们和在中国一样忘记了一件事：为了能够履行特定的职能，一定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而仅仅拥有这些知识在许多情况下还是不够的。”在这里，巴兰德不仅证实英国的选官制度借鉴了中国科举制，从而改变了英国公职被素质低下者侵占的窘境，而且揭示了英国未能及时发现并纠正科举制弊端，即科举考试仅测试应试者基本素质与基础知识而忽视相关职位所需的特别知识与能力。这也说明，在官员选拔和培训方面，德国不仅超越了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更在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处于领先地位。这种对比较和超越的执着，也是19世纪来华德意志人中国书写的总体特征之一。
结 论
科举制是中国杰出的制度文化成果，也是中国给予世界的重要贡献。19世纪来华德意志人的中国书写，是科举制西渐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较早建立近现代选官机制，不受制度引介动机影响的德意志人观察科举制的视角与英美等国不完全相同，对科举制的关注和评价也超越单一的制度层面，而向其社会、文化功能维度延展。他们对科举制的镜像呈现固然受自身利益向度和价值观念的局限，却从他者视角揭示了科举制的优势与不足。尤其是他们对科举制在理念维度先进性的认识，有助于国内学界去除加诸科举制的脸谱化标签，更理性、客观、公正地评价其历史功过，把握其现实意义和引领未来的文化内涵。作为中国教育和考试文化的核心元素，科举制无论在理念、形式还是内容方面都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而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明互鉴，通过对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价值赋能不断完善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才选拔机制，则是当代研究者的任务与使命。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