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社会科学，一个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必然根植于本国的历史传统、社会制度与经济实践之中。相较于西方经济学基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的理论范式，中国经济学发展始终与中国社会变革、经济转型深度绑定，需要我们在科学思维的回顾中，梳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路径。
一、回顾中国经济学发展历程的思维方法：时段划分
中国古代基本上没有完整的经济学，我曾散读过 “重农、抑商、均赋、官控” 等碎片化的短文，其实，他们大都以奏折的形式留存，思想大意都是在维护皇权统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注释83中提到一位中国学者王茂荫 (1798—1865)，安徽歙县人，他曾任清朝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给天子的奏折中，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但在 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马克思通过俄文文献读到了这份奏折，将其作为东方专制国家滥发纸币的典型案例作注，佐证货币流通理论。经查证，《资本论》全书引证过680余位人物，王茂荫是仅有的一位中国人，而且是通过俄文转述，可见与马克思同代，中国古代经济学思想相当贫乏。
但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始终置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即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次重大经济制度的转型之中，在这实际历史进程的时段中，一直存在着外来理论范式与本土经济现实、经典文本教条与改革发展实践的磨合。但经济实践的内在矛盾始终是驱动经济学理论迭代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经济学原理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两大范式的博弈、融合、对立，贯穿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全部学术史，而在不同发展时段，都有该时段的核心理论命题、代表学者、标志性文献、学派分歧与方法论的特征。
因此，确定中国经济学发展历程回顾的科学思维方法，应该是四段论法，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即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四次重大经济制度转型的实践。
二、20—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立足国情，马克思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觉醒
1897—1901年严复翻译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原富》为中文书名，1902年刊行，译本痛斥了古代 “重农抑商”、“贵义贱利” 的经济主张，指出打压商业是近代中国贫弱的根源，但这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与中国国土不符。与此同期，李大钊、陈独秀公开撰文系统译介马克思经济理论，特别是王亚南、郭大力 1938年合译的《资本论》全三卷，打通了马克思经济理论在中国完整传播的通道。他们把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引入中国经济学分析框架，指出中国一切社会矛盾，都根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结构，而中国农民是经济变革核心力量，从此，开创了结合中国土地经济现实解读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路径，明确反对单纯照搬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
孙冶方经济思想的形成与中国社会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段的实践密切相连。1925年11月—1930年9月，孙冶方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系统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担任政治经济学讲课翻译。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以他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透彻理解，与陈翰笙、薛暮桥等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开设新知书店、中国经济资料室、发行《中国农村》月刊，深入农村开展大规模实地调研，系统测算地租分成、高利贷利率、土地分配、小农破产等经济问题，以第一手实证数据证明：近代农村贫困是封建剥削与外部资本双重挤压的制度性结果，通过实践资料，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批判王明和 “托派” 夸大中国社会资本主义性质的左倾观点，孙冶方以此核心命题，曾撰写过多篇文章，比如：《上海纺织厂中的包身制工人》(载《华年》第4期)、《论农村调查中农户分类方法》(载《中国农村》第一卷第10期)；《财政资本的统治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载《中国农村》第一卷第12期) 等文章，这些标志性文献，为中国经济学发展确立了一个核心准则：经济学分析必须以一国独特社会制度、经济结构为前置条件，不能直接套用外来的理论框架。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大论战，是中国经济学第一次本土化的理论自觉。孙冶方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由此把马克思经济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并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三、50—70 年代，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敬畏价值规律，推动计划经济体制转型
建国后，中国实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经济学曾坠入 “全盘照搬苏联、理论教条化” 的误区，按照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搭建了全国统一学科范式。社会主义经济依靠行政指令计划配置资源，效率低下，经济短缺。
为改变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50年代初，南斯拉夫与苏联决裂，开始实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卡德尔等南斯拉夫的经济学家公开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管理体制展开了批判，他们提出社会主义自治理论，以社会所有制、股份所有制等为基础，倡导对国家集权管理体制下的国有制进行改革。那时，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界非常活跃。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科尔奈虽然还是学生，但在校学习期间就意识到了计划经济的弊端，1956年9月完成的博士论文《经济管理中的过度集中》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官僚式的集权主义，“短缺” 是这个体制一大特征。他以匈牙利为案例，对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提出了一整套改革理论。当年，东欧改革理论的中心论题是所有制问题。
我没有查到那时孙冶方是否阅读过东欧改革理论的文献，但他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思想，也始于50年代中期，也就是说，孙冶方和南斯拉夫的卡德尔、匈牙利的科尔奈，还有普鲁斯等经济学家对集权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理论研究，是不谋而合同期起步的。但孙冶方经济学思想理论的中心论题是价值和价值规律。1956年11月28日孙冶方联系经济建设中已经出现的问题，发表了恩格斯136周年诞辰的纪念文章：《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文章指出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政策上存在着的严重弊病，批评斯大林把价值规律和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须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同期，他还写了《从总产值谈起》(《统计工作简报》1956年29号)，批判总产值指标妨碍对企业进行科学管理，指出：利润指标是考核企业经营管理好坏的综合指标。1959年8月2日，他在《论价值——并试论 “价值” 在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经济研究》1959年第9期) 一文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经济学思想理论体系，批判自然经济论，以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为理论指向，倡导对集权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探索有别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经济学新体系，系统清算阻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各种有害倾向。
孙冶方在这个时期，也密切关注经济管理中的实际问题。1963年初，李富春委托孙冶方就利润问题做研究，他于1963年9月18日以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完成了研究报告的撰写，报告除报送三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外，同时也报给了主管意识形态的陈伯达、康生。但康生读了报告后，到处散布说：“经济所不食人间烟火，搞利别尔曼那一套”、“小小的一个经济所长竟敢公然拥护苏修利别尔曼的奖金挂帅和利润挂帅的主张。”(《孙冶方文集》第7卷，第225—227页)；陈伯达也到处煽风点火，说：“经济所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孙冶方文集》第6卷，第240页)。从1964年开始，孙冶方被戴上 “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者” 的帽子，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批判。1968年4月5日锒铛入狱，直到1975年4月10日出狱。1972年3月，他在狱中以给 “外调” 人员写材料为名，写了《我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的争论》长篇文章，驳斥了康生、陈伯达一伙政治骗子的谬论。七年牢狱，他以特殊的写作方法，将《社会主义经济论》22章183节默忆了85遍，他回顾说：我感谢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救了我，我的观点是我的精神支柱！1975年4月10日无罪释放，出狱对军宣队第一句话是：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
孙冶方出狱后，很快将《社会主义经济论》的腹稿追忆转写在小学生笔记本上，同时，还陆续撰写了大量文章、做演讲，比如：1979年3月，在国家经贸委企业管理研究班上，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和问题重新做了梳理，对经济管理上存在的紧迫问题提出了改革的建议，再次鲜明的呼吁：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对经济建设和改革中的紧迫问题，系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人们渐渐认识到了孙冶方经济学理论的正确性；实践也证明了孙冶方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孙冶方经济学理论中不少观点，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催化剂，比如：他的企业扩权理论把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定位为财经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主张按资金量划分国家与企业的权限，强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观点，这在1978年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十五年间，对国有企业改革、价格改革的实际操作有过深远的影响，起初的许多改革措施都基于孙冶方的经济学思想。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有关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的文字几乎就是孙冶方文章中的原话。
孙冶方在50年代形成并公开发表的经济学理论，大体上与东欧经济改革理论同步，甚至更为完整。80年代初，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去东欧参观考察，我国代表团非常虚心询问改革思路时，他们坦然的说：我们主要是学习了你们国家孙冶方的经济改革理论。
孙冶方以自己的生命敲击改革开放大门，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先知先觉者，是中国经济理论发展历程中让学人敬畏的一位大师。
1961年9月，我入大学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专业，但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深入骨髓的 “大饥荒” 伴随着不断的政治运动，总是让我们在知识获取的道路上迷惘。但图书馆的大门向我们敞开，我爱读书，有机会读到了大量的经济学文献，其中就有孙冶方的《论价值》，结合课堂上《资本论》的学习，开始趟入了经济学的浩瀚大海。1967年9月走出校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事农场农工、仓库搬运工、公社文书、干事等工作将近十年，在社会的最底层磨练，期间但没有间断读书、写作，比如：撰写了世界粮食问题、世界能源问题等系列文章。
1975年初，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开始对各领域进行整顿，与此同时，要求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代管学部”，创办理论刊物《思想战线》。当年，《思想战线》编辑部就开始筹办，除从本学部调人外，也从全国选调人才，我被于光远选中，非常幸运的从粮库调回编辑部，这是我人生轨迹的一大转折啊！1976年初，筹备中的《思想战线》杂志在 “四人帮” 的 “批邓” 中夭折了！但在1976年10月，“四人帮” 垮台，其控制下的口舌《红旗》杂志骤然停摆，第10期不能正常出版，我又被调去《红旗》经济组随苏星做编辑，怎么审稿？怎么改稿？受益匪浅。197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成立。1977年8月，我被指名调回院部，在邓力群的主持下，参与重要文章的撰写，比如；清算 “四人帮” 对文化知识界的 “两个估计”，砸碎政治上对知识界的精神枷锁。但我的兴趣一直是经济学基础理论，1978年7月，有机会返回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1978年底，所领导安排我做了孙冶方的学术助手，随孙冶方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我曾自问，孙冶方出狱不久，为什么会接纳我这个无名小卒？估计与对我上述经历的审视不无关系，包括经济学基础、文字写作功底。
孙冶方是 1975年4月10日出狱的，身体状况还很弱，1981年第1期《经济科学》刊登了一篇文章，人民大学的两位教师再次就价值与价值规律问题与孙冶方纠缠，孙冶方读后很不以为然，询问了作者的情况后对我说，我不回复他们了，你替我答复他们吧！我很快以 “关于价值概念的几个问题” 为题撰写文章，文章后来发表在《经济科学》1981年第10期，我在文章中，力求完整准确的以经典著作论述为依据，以孙冶方的价值理论为依托，回复了作者对经典著作的曲解和对孙冶方价值理论的误读。我一直认为，这篇文章是孙冶方对我阅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功底以及对他学术思想把控能力的测试卷，应该说，还算合格吧！因为就这篇文章，我能直观的感觉到孙冶方对我在学术上有了充分的信任、器重！
1979年4月，孙冶方与《社会主义经济论》写作组住在无锡太湖饭店工作。同期，无锡还召开了全国价值规律讨论会，期间孙冶方接到他的老朋友平心教授的信，说：他的《论生产力问题》一书要由三联书店出版，希望冶方为书的出版写篇序言。老朋友盛情难却，但实在抽不出时间写作，他把这项写作直接委托给了我，派我去上海图书馆查阅平心有关文献。我欣然接受了，在上海图书馆钻了10多天，认真阅读了60年代平心发表在《学术月刊》以及其他刊物上的系列文章，并做了详细的阅读卡片。同时，我也重新思考了孙冶方自己在生产力理论上的基本观点，因为孙冶方出狱后尽管身体状况不是太好，但经济研究的战线却拉的很长，除了尽快将狱中《社会主义经济论》腹稿转化为文字外，还就斯大林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各种说法，联系中国经济实践进行了清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联共党史中宣扬生产力二因素论即劳动者与劳动工具，否认原材料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而孙冶方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第一节关于 “劳动过程” 的论述，主张生产力三因素论，他认为除劳动力、劳动工具外，原材料劳动对象在新的生产力发展中也有重要作用。平心教授在60年代曾论述了生产力三要素，但却受到了批判。这就是说，孙冶方与平心在政治经济学中有关生产力理论问题有着非常深厚的共鸣。我理清思路后，在图书馆以题《政治经济学也要研究生产力》为平心《论生产力问题》序完成了初稿写作，我带着稿件回无锡交给了孙冶方，他稍作修改后就转给了平心教授作为《论生产力问题》书稿的序出版。顺便指出，当今许多论述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文章，很少追根溯源 五六十年代那场劳动力二要素与三要素的论战以及平心因坚持三要素而受到的批判，当今经济学中完整的生产力概念最早实际就源自那场论战。
20世纪70年代末，“四人帮” 被粉碎，不少地方、部门急于大干快上，期望挽回损失，但实际上却造成了基建规模失控，积累率过高，消费品供应不足，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混乱。孙冶方委托我广泛收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资料，并命题文章：为什么调整？我执笔起草了部分初稿，后来孙冶方直接撰写成文，后来以题《为什么调整？调整中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发表在《经济研究》1982年第2期，孙冶方在文章的脚注特别注明：“这篇文章，曾由冒天启起草部分初稿，并帮助收集资料，特此致谢。” 这使我受之有愧，因为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是中央出台了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的方针，解决国民经济失调的结构性问题，孙冶方在对文章的修改和重写中，坚持实事求是，揭露问题，直述建议。就这篇文章，让我把握了如何在纷乱复杂的经济现象和资料中，抓住关键问题为主线撰写研究文章，使我受益匪浅。
1980年初，孙冶方病情恶化住在协和医院，我在他的文字材料中发现一页《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外因论》手稿，是在无锡全国价值规律讨论会上的发言，很简练，我就按提纲思路，将他对价值价值规律方面的观点以学术论文的格式做了系统的文字整理，并添加了重要概念的俄文、德文意译。成文后交给了孙冶方，他带病阅读了全文，没有做修改就投稿给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全文发表。后来，孙冶方深情的对我说：你可以替我代笔起草文章，但不能离开价值规律内因论的思路，否则，文章就不是孙冶方了！他以真诚的学术信任，将他《社会主义经济论》狱中腹稿的追忆稿，整整五本小册子转交了我，我很珍惜，经常阅读。
70年代末，我还是助理研究员，要想晋升上一阶，名额限定非常严格，孙冶方亲自执笔给所、院党组写了一封信，信中对我的学术水平做了评价，希望院里能另列一个名额，破格晋升！后来，全国恢复博士学位之后，他非常兴奋的召见了三位研究人员，其中有我，要我们做他的博士研究生，希望我们能成为中国自己培养的经济学博士。我非常兴奋接受了这样的安排，先去人民大学补习数学近一年，同时准备外语。
孙冶方的俄文功底非常厚实，我多次陪孙冶方学术出差，每次出差必带俄文版《资本论》，同时，也纠正我的俄文写作。这为我后来以非俄语专业参加教委全国俄语出国人员考试合格奠定了基础。
1983年2月，孙冶方病重住北京医院，医院已经下过几次病危通知，我按党组织的安排，写好了追悼词。一天晚上我陪住，他断断续续的给我聊了很多，其中，谈的最多的是对我学术进一步发展的指点，他说：写书要有体系，要有范畴概念，否则，不要轻易去写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你要好好读，那是你的看家本领；如果能到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一段时间更好，实地了解经济运行；有机会最好去苏联看看，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的这一套是从他们那里搬过来的。这些指点，无疑对我的治学有很深的影响。
回顾以往，我在孙冶方身边工作学习的经历，孙老以深邃而严谨的经济学思想对我进行了再教育，我醒悟到：经济研究，一定要广泛阅读、独立思考、敬畏规律。那几年，是我思想更新、知识累积并获得长足进步的时期。1984年，组织安排我去了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宏观经济政策；1986年，我参加了教委俄语出国人员出国考试合格并经苏联语言专家口语培训，多次去苏联、俄罗斯多所高校访问研究，进行中外经济转型的比较研究。这些都托福孙冶方的指点！
孙冶方经济思想根植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两大时段的制度转型中，经济实践的内在矛盾始终驱使孙冶方立足实践，坚持马克思经济学原理，提出了推动制度转型的核心命题，撰写了标志性文献。所以，孙冶方无愧是中国经济学百年进程中的一位大师。
2018年，在孙冶方诞辰110周年之际，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编辑出版了《孙冶方文集》10卷本，我为此书的出版撰写了序言，力求对孙冶方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段为推动制度转型而提出的经济学核心命题、标志性文献进行归纳整理，痛感计划经济体制转型的艰苦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