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南亚东南亚地区英法作家笔下的文学叙事中的空间，始终是殖民权力渗透与文化互动博弈的核心载体。本文以20世纪英法作家（福斯特、毛姆、奥威尔、杜拉斯）的南亚东南亚文本为研究对象，梳理其在“接触地带”中的精神、自然、社会空间叙事，发现其存在“规训、失序与重生”三重变奏：规训维度既彰显殖民权力对空间的显性控制，也暗藏本土文化对思想殖民的隐性抵抗；失序维度通过空间表征展现殖民体系的崩溃与权力话语的消解；重生维度则聚焦文化混杂场域中多元碰撞催生的新生力量。研究表明，殖民空间叙事内嵌思想殖民的话语逻辑与叙事复杂性的深层纠葛，其价值在于为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流中的本土叙事主体性建构提供历史镜鉴——警惕西方文本中“客观叙述”掩盖的殖民权力逻辑，最终指向本土文化自信的重建。

关键词：20世纪英法作家；南亚东南亚文本；接触地带；空间叙事；思想殖民

引言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ry Louise Pratt）在《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Imperial Eyes: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中提出的"接触地带" （contact zone）理论，揭示了殖民语境下不同文化在权力不平等空间中通过符号协商、抵抗博弈形成混杂性场域的动态过程（普拉特，2017：4-9）。这一理论为本文提供了殖民文化互动的宏观框架，而本文聚焦的“精神空间”（宗教场所、神圣符号），“自然空间”（丛林、河流、洞穴），“社会空间”（俱乐部、家庭、城市），正是“接触地带”在文化心理、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层面的具体投射——三者共同构成殖民权力与本土文化“规训、失序、重生”的三重博弈场域。将这一理论视角引入20世纪英法作家对南亚东南亚的空间叙事研究，可发现其核心命题：文学作品中的空间并非静态地理容器，而是权力与文化交织的动态产物，既承载殖民统治的规训逻辑，又孕育文化协商的可能性。

三大空间场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各有侧重地呼应这一核心命题：精神空间层面,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笔下的佛塔暗含"辉煌与朽败”的悖论，构成失序的预兆；E.M.福斯特（E.M.Forster）文本中清真寺、神庙等神圣场所，既被殖民者赋予“他者化”的神秘色彩以实现规训，又成为本土文化身份重塑的符号载体，孕育着重生可能。自然空间维度，马拉巴山洞的混沌、伊洛瓦底江的流动，既被帝国凝视构建为“需驯服的蛮荒”以承载规训意图，又以其不可规训性解构殖民理性，显现失序的裂痕。社会空间领域，白人俱乐部的排他性，菲尔丁、维拉瓦密医生等的家庭空间陈设中的东西方文化艺术共存形成张力，揭示殖民隔离与文化渗透的二律背反，暗藏重生萌芽。

本文聚焦20世纪20至80年代英法四位代表性作家的核心文本：福斯特的《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毛姆的《客厅里的绅士》(The Gentleman in the Parlour),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缅甸岁月》(Burmese Days),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的《情人》(L'amant),《抵挡太平洋的堤坝》(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以殖民历史进程为线索,梳理三大空间场域中权力与文化的互动演变。这一研究不仅为殖民文学的空间政治学提供了“理论→文本→现实”的完整阐释路径，更通过揭示“接触地带”的互动机制，为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流中的本土叙事主体性建构提供了历史镜鉴——警惕西方文本中“客观叙述”掩盖的殖民思想逻辑，最终指向本土文化自信的重建。

精神空间：殖民叙事者从折服、拒斥到重生的矛盾心理呈现

美国学者爱德华·W.苏贾（EdwardW.Soja）在其《后现代地理学》 （Postmodern Geographies）中提出，空间性是社会产物，它既作为社会行动和关系的中介和结果，又作为前提和具体化的体现（Soja，1989：129-130）。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进一步深入分析了“空间—知识—权力”之间的关系，认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福柯，2001： 13-14）。例如，精神空间如教堂、神庙等，通过建筑和仪式等手段，综合表达空间，使人们获取神的知识，认可神权和教权的确立。

本文所探讨的“精神空间”，特指文学文本中对承载宗教信仰与文化认同的象征性场域（如佛塔、清真寺、神庙等）的叙事呈现。这些场所绝非单纯的地理或物理空间，而是殖民权力与本土文化展开精神博弈的核心载体。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宗教文化尤为盛行，在毛姆的《客厅里的绅士》中，佛塔、寺庙的风景是他重点描写的对象：蒲甘有名的佛塔在晨雾中，阿兰塔里的大佛“莫测高深”（毛姆，2010：14）。毛姆用细腻的笔触描摹神圣空间的庄严与神秘，使读者感受宗教建筑所承载的精神重量，表达了一个帝国旅行者对殖民地精神空间的认知。

毛姆所描写的寺庙与佛塔，既体现出异域风情，同时又充满殖民帝国权力凝视与控制的隐喻。毛姆在仰光的大金塔描写中提到：“大金塔高耸现身，模糊、严峻而堂皇”，“黑夜之中，它孤耸，超然，令人难忘，神秘莫测。”（毛姆，2010：8）这种对寺庙和佛塔的描绘不仅呈现了一种异域的视觉冲击，也隐含了殖民者对东方文化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佛塔“密实、尺寸与华丽更为惊人，因为惟有它们留存”（毛姆，2010：14）下来；而座座佛塔都有“光彩熠熠的塔尖”（毛姆，2010： 139）。另一方面，“巨像上的金叶早已剥蚀，塑像化为尘土。守门的怪狮在基座上腐朽”（毛姆，2010：15），“朽败的庙堂，坍塌的佛塔”，“到处一截截雕刻华丽的碎片”（毛姆，2010：117-118）。佛塔美和寺庙破形成鲜明对比，辉煌与朽败交织成时间的史诗。其次，缅甸寺庙不仅是宗教场域，也是殖民关系的投射点、文化冲突点与文化羞辱感的起点。例如，叙述者身患疟疾出现幻觉时，“脑子里满是怪异的佛塔，镀金大佛向我压来”（毛姆，2010：138）。“欧洲人再没进过佛寺……遵守这些规定将令西方人蒙羞——它们旨在羞辱西方人。”（毛姆，2010：8）这一表述折射出帝国旅行者在面对异质文明时的深层焦虑：既渴望占有其神秘与美感，又必须通过贬抑来维护自身文化的优越性。毛姆笔下的佛塔因而成为权力与审美的双重符号，其辉煌激发敬畏，其衰败则被用作证明东方没落的证据。

霍米·K.巴巴（Homi K.Bhabha）认为殖民者试图通过同化或规训被殖民者，却不可避免地受到被殖民文化的影响和反作用力。混杂性的核心理论效应体现为对殖民话语稳定性的消解机制：“以碎片化、去中心化的混杂文本形态内嵌于殖民话语体系之中。”（Bhabha，1994：116-119）毛姆对缅甸寺庙的描写正是这种文化张力的体现，一边被震撼，一边在排斥。另外，毛姆小说中详细描写了缅甸寺庙中的日常活动，如信众送米饭、僧侣诵经等细节。这些描写展示了宗教仪式如何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但毛姆的感受则是“隐约浮现，硕大、遥远而神秘，就像幻梦的模糊记忆”（毛姆，2010：13），它凸显了殖民者对当地人生活方式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本质上源于殖民者无法完全理解或融入被殖民者的文化逻辑。这种认知的断裂，正是帝国精神结构的缩影——在强势扩张的同时，深藏着对异质文明不可言说的恐惧与误解。

印度是全球宗教种类最为繁杂的地区之一。关于神圣空间的叙事在福斯特的小说《印度之行》“清真寺”和“神庙”的章节中有较为突出的表现。尤其是对清真寺的描述最为典型。通过阿齐兹的视角，福斯特将其描述为高雅而神圣。他非常喜欢这座清真寺，其布局使人赏心悦目，“里面的水清新、洁净，一直流动着···象征宗教和人类之爱的真理”（福斯特，2003：15-16）。这显然是福斯特个人对这段清真寺描述的总结性评价，带有鲜明的世界主义色彩，它隐含了作为英国知识分子的福斯特对平等观念的理解。叙述者借助波斯伟大诗人哈菲兹（Hafiz）、哈里（Harry）、伊克巴尔（Iqbal）等人的作品，表达了对印度往昔辉煌的回忆。这些宗教场所作为精神空间叙事的首要功能是塑造对神的信仰，该功能在福斯特笔下蜕变为抵抗殖民文化、重塑民族精神的空间。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首先，空间具备生产力的功能……空间蕴含着某种积极的潜能。”（Lefebvre，2003：209）福斯特在其作品中将这些寺庙视为代表性的神圣空间，巧妙地将辉煌的古代印度与现代印度国家独立、民众苦难等议题转化为一个严肃且至关重要的议题，“他们听到诗人为时代的逝去而写的挽歌，好像又回到了那逝去的伟大时代”（福斯特，2003：10）。读者即便未亲临该神圣空间，也能通过这种神圣空间内历史与现实重要议题的符号化展现，深刻感受到福斯特所传达的深层含义——既真实地反映了古典神圣空间在现实中的衰微，又唤起了读者对印度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文化身份的共鸣。

自然空间：从规训到溃败的权力叙事演变

本文所探讨的“自然空间”，特指未被或未完全被殖民权力规训的地理场域——它既包括原始自然地貌，也涵盖虽经人类活动改造却仍保留自主性的地理环境。这一概念在20世纪英法作家的南亚东南亚叙事中具体呈现为：福斯特《印度之行》中神秘幽深的马拉巴山洞、奥威尔《缅甸岁月》中野性未驯的缅甸丛林、毛姆《客厅里的绅士》中浑浊奔流的伊洛瓦底江，以及杜拉斯《情人》中作为文化边界的湄公河、《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象征殖民野心与自然反噬的沼泽地。

自然风景作为叙述对象，确实比“寺庙”这类人造空间更具客观性，然而，对象的客观性无法掩盖讲述方式的主观性。经过叙述者视角过滤的风景呈现，本质上仍是叙述者自身意识形态的鲜明体现，同样不可避免地被隐含作者的殖民思想意识编码与重构。“风景”不仅仅是对权力关系的表征或象征，它实质上是文化权力的工具，甚至可能成为行使权力的手段（米切尔，2014：2）。温迪·J.达比（Wendy J.Darby）认为风景与权力始终不可分割，前者作为一种象征性载体，从来都并不单纯，它为权力所构建，为权力所操控。同时是“‘社会和主体身份赖以形成’，阶级概念得以表述的文化实践”（达比，2018：12）。西方作家对南亚东南亚地区风景的叙述不仅映射了20世纪初期，来自宗主国的殖民者作家对该地区的新视角，同时也体现了帝国主义扩张和历史演变的具体化，并在叙事作品中的空间呈现中完成了文化的互渗与重生。18世纪到20世纪的西方作家，他们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殖民叙事从规训到溃败的权力叙事演变。

以罗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为典型代表的早期英国殖民文学作品，如《在丛林中》（In the Jungle），充斥着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从动物叙事的角度来看，狼孩毛葛利冒险旅行中所体验的“丛林之民”“丛林之法”与“丛林之时”，明显是一个西方现代世界观压倒东方传统观念的过程。吉卜林刻画了一个从混乱无序的蛮荒之地逐步转变为井然有序的丛林空间的过程。

然而，随着20世纪西方殖民活动的逐渐衰退，作家笔下的南亚东南亚的空间景观经历了显著转变。这一过程呈现出从秩序井然到混乱无序的演变轨迹。在福斯特《印度之行》对马拉巴山洞的描述中，这一现象尤为明显。马拉巴山洞，作为自然雕琢的洞穴，对阿德拉小姐而言是一个完全陌生且充满未知的自然领域，象征着一种失序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之前的火车旅程以及昌德拉普尔城，阿德拉小姐所处的环境对她而言是熟悉的，充满了殖民地文化的秩序感。在维多利亚时代进行纪实性旅行书写的英国贵族女性伊莎贝拉·L.博德（Isabella L.Bird）以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女性的身份进入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她被殖民当局正式邀请并受限于官员护送。博德在书中多次指出，铁路、海关与殖民官署构成的“公共—殖民空间”将英国官员家庭与当地华人、马来社群分割开来，旅行者只能在这些被划定的空间内活动（Bird，1883：111，117）。因此与博德小姐类似的阿德拉小姐等人，长期处于被隔离的环境中。在福斯特笔下，对于阿德拉小姐而言，在殖民地的活动获得了一些自由，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对殖民地人的不信任依然遗留于其身。阿齐兹医生显然不是一个陌生人，相反，是阿德拉小姐所深深信任的长相帅气、知识丰富的本地人，“她们对待阿齐兹像对待和她们友好往来的英国青年男子一样”（福斯特，2003：142）。在秩序的笼罩下，阿德拉小姐未能察觉阿齐兹医生潜在的危险，而一旦踏入纯自然的空间，她便完全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甚至幻想出被侵犯的情节。马拉巴山洞呈现出的空旷与幽深特质，其存在本身就代表着一种难以被规训的自然力量。山洞内部所营造出的压迫感，那种难以直观察觉却能深刻体悟到的混沌与陌生感，恰是殖民者在遭遇未知本土文化时心理崩解的象征。

在另一位反对帝国主义的作家奥威尔笔下的丛林空间叙事中，殖民文化的溃败充满了讽刺性。在20世纪“最重要的反帝国主义小说之一”（Fenwick， 1988：17）《缅甸岁月》中，弗罗利与伊丽莎白在丛林中打猎，弗罗利帮她驱赶了水牛，所以她倾心于他。讽刺的是，这里仅仅是一头家牛就让极为不自信的弗罗利脱颖而出，让弗罗利成了救美的英雄。作品中充满了对缅甸气候及丛林空间的厌恶。这个本来可以驯服野兽的东南亚丛林与吉卜林的书写一脉相承，是对殖民者征服殖民地的合法性隐喻。但奥威尔有意无意之间以一头耕牛解构了这种象征，揭示殖民者所谓英雄气概的荒诞与虚妄——自然空间的失序：以家畜取代猛兽的讽刺，暴露了殖民规训秩序的脆弱。

对于缅甸至关重要的伊洛瓦底江，奥威尔曾写道：“澎湃的伊洛瓦底江赭色的江水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钻石般的光芒，江对面是一望无际的水稻田，一直延绵到天际黑漆漆的山脉。”（奥威尔，2017：15）与明确反对殖民主义的奥威尔不同，毛姆在审视殖民地风景时，常常将其置于帝国文化的审视之下，“试图建立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权力和文化等级”（綦亮，2014：28）。这种规训视角在殖民旅行叙事作家笔下比比皆是。例如，美国旅行家伊莱扎·鲁哈马·西德莫尔(Eliza Ruhamah Scidmore)在<爪哇,东方花园>(Java, the Garden of the East)中把爪哇的自然景观描述为“东方的花园”，但同时指出这些景观在殖民时期被“荷兰化”，即通过荷兰官员建造的行政建筑、种植园和交通网络，本土环境被重新包装为殖民展示的舞台；而当地华裔、马来族群的生活空间则被排除在这种审美化的公共空间之外，形成旅行者在官方及私有规训空间与本土空间之间的隔离(Scidmore,1899:22-25)。

毛姆也曾多次描写伊洛瓦底江的风景，“伊洛瓦底这一名字，就以其浑浊巨流使人敏于想象”（毛姆，2010：24）。但毛姆笔下的伊洛瓦底江具有更加明显的规训与失序的双重性：一方面是帝国凝视下的审美规训（折服于隔岸观景美）；另一面是对本土生活的失序讥诮（冷眼观世间的吵闹与无序）。对景色的喜爱和对民间生活高高在上的讥诮冷淡形成明显对照。

河很宽，很混浊，两岸平坦。不时见到一座塔，有时是整洁的白塔，但更多时候则是倾颓的；而船不时地行到安卧于浓荫之中的河边村落。栈桥上密密麻麻都是身着艳服的人，吵闹着，比划着，看似集市摊子上的丛丛鲜花；一堆小人儿带着行李下船了，另一堆小人儿带着行李上船了，一阵骚乱与叫喊，慌慌张张，跑来跑去。

（毛姆，2010：4）

毛姆以冷峻的笔触完成了对自然空间的规训式凝视序，江水悠悠被纳入帝国审美秩序，人群熙攘却被视为失序的符号。在毛姆的作品中，占据小说舞台中央的始终是西方人，伊洛瓦底江在文字中被征用为帝国精神的倒影——江流、河岸被剥离了原住民的呼吸与记忆，纳入一种单向度的审美规训；而当地人插秧时的弯腰成了迟滞的符号，孩童戏水的欢笑被标记为风景中喧嚣的杂音和无序的象征。这些生活场景本具尊严，却被叙事悄然异化，成为需要被“治理”与“教化”的荒芜地带。因此，伊洛瓦底江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条被书写的精神边界：一边是殖民规训下的审美，另一边是被漠视的本土生活，凸显了审美规训对当地生活现状的失效。

在法国作家杜拉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堤坝”的双重隐喻构成殖民规训与身体政治的互文性投射：一方面，混凝土堤坝对沼泽的切割与改造，是殖民权力对自然空间实施暴力规训的物质化表征——它试图以线性的、理性的工程逻辑驯服混沌的、流动的自然地貌，将原始生态纳入殖民经济的生产秩序；另一方面，堤坝的建造过程与女性身体的规训形成镜像关系——母亲无休止的劳作（如搬运建材、监督施工）将身体异化为殖民规训的工具，而女儿的反抗（如拒绝参与堤坝维护、逃离种植园）则构成对这种身体规训的解构，二者的张力直指殖民体系下性别权力的结构性矛盾。杜拉斯笔下的沼泽正是以其不可驯服的流动性成为自然权力的具象化，隐喻了本土文化对殖民话语的“沼泽化”抵抗——这种抵抗以柔克刚，通过混沌、模糊的文化实践消解殖民话语的线性叙事与二元对立，最终在权力缝隙中孕育出超越殖民规训的混杂性文化形态。

从吉卜林到奥威尔、福斯特、毛姆，再到杜拉斯，20世纪英法作家对南亚东南亚自然空间的叙事轨迹，清晰勾勒出殖民权力从规训巅峰到失序裂痕再到反噬显现的历史嬗变。早期殖民文学中，自然空间被赋予明确的规训使命：吉卜林在《丛林之书》中将原始丛林塑造成西方理性秩序征服蛮荒的试验场，象征着西方文明对原始生态的“驯化”。随着殖民体系的结构性动摇，这种规训逻辑逐渐失效：奥威尔在《缅甸岁月》中以一头耕牛解构殖民英雄叙事。弗罗利驱赶耕牛的“壮举”本是帝国叙事中“征服自然”的经典桥段，却因耕牛的非猛兽属性暴露出殖民权威的虚妄，暗示自然空间对规训的隐性抵抗。至毛姆时代，自然空间虽仍被置于帝国凝视之下，却已显露出权力失控的裂痕：《客厅里的绅士》中伊洛瓦底江的浑浊巨流，既承载着殖民者“东方奇观”的审美想象，又因叙事者对沿岸东方人生活的漠视，暴露出文化等级的荒诞。自然空间在此成为殖民权力与本土抵抗的角力场，规训与失序的张力已难以掩盖。而杜拉斯笔下的沼泽，则将这种抵抗推向反噬性高潮：《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沼泽以不可驯服的流动性，如洪水冲垮殖民堤坝，直接解构殖民规训的理性神话。以柔克刚的韧性，使自然空间从“被规训的对象”彻底转变为“反抗的主体”。

这种演变不仅是殖民现实的历史镜像，更揭示了自然空间作为权力场域的双重性：它既是殖民者实施文化霸权的工具，也是被征服者反抗与解构的战场。当自然空间叙事完成从“规训象征”到“失序见证者”再到“反噬主体”的角色转换，殖民权力的内在矛盾与历史局限性便昭然若揭。自然从未真正被驯服，它只是在等待反噬的时机。

社会空间：隔离渗透中的权力悖论

本文所探讨的“社会空间”，特指殖民语境下由人类活动建构的动态场域——它既包含白人俱乐部、家庭居所等微观互动空间，也涵盖殖民城市、租界街区等宏观社会结构，是列斐伏尔将空间看作权力与文化实践的共同产物理论的具象化呈现。在南亚东南亚的殖民叙事中，这类空间既被殖民者用以实施隔离政策（如白人俱乐部的排他性准入规则），又因文化渗透的不可避免性（如家庭居所中东西方器物的混杂陈列），成为隔离与渗透交织的“第三空间”——它打破了殖民与被殖民的绝对二元对立，却又因权力结构的不平等，陷入“隔离意图与渗透现实”的权力悖论。

巴巴提出的“第三空间”理论认为，隔离与渗透的交织会产生超越二元对立的混杂性文化空间，“它打破了殖民与被殖民的绝对界限，成为新身份与新文化的诞生地"(Bhabha,1994:121)。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在《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中描述了吉卜林小说<基姆》（Kim）所展现的英帝国在印度殖民过程中的种族隔离状况：“白人与非白人的界限在印度和其他所有地方都是绝对的，并渗透在《基姆》和吉卜林的其他作品中”（萨义德，2016：191）。近现代英国作家中，在吉卜林的“拉合尔集市”、奥威尔的“小镇”“白人俱乐部”、福斯特的“昌德拉普尔城”“菲尔丁家”“阿齐兹家”，以及毛姆的“曼德勒”、杜拉斯的“西贡”“码头”等南亚东南亚殖民地社会空间书写中，种族界限的绝对性和白人种族优越性都无一例外获得了充分展现。然而，这种绝对的种族隔离并非铁板一块，在殖民地社会空间中，渗透与交融的现象同样存在。殖民者虽极力维持其种族与文化的纯粹性，但在实际生活中，不同种族间的接触与互动不可避免。这种渗透不仅体现在物质空间上的混杂居住，而且深入到文化习俗、语言交流乃至情感认同的层面。殖民城市的市场、影院、码头等成为不同种族人群交汇的场所，商品与信息的流通促进了文化的间接交流。同时，殖民地教育体系在传播西方知识的同时，也无意中为被殖民者提供了接触并了解西方现代文明，以及在比较中理解自身本土文化的场域，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种族与文化的绝对界限。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渗透并未改变权力规训的本质，反而往往成为殖民者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手段，文化重构在此过程中呈现出复杂的悖论性。

殖民城市空间呈现出肮脏混乱与秩序井然并存的二元特征。首先是肮脏混乱。《印度之行》中当地人的城市生活空间环境是“卑微而败落”“单调而无生气”的（福斯特，2003：3）。奥威尔的《缅甸岁月》也明显将小镇描写为不堪的所在：“曼德勒是一座很不适宜居住的城市——烟尘滚滚，而且炎热难耐。据说那里盛产五样东西：佛塔、流放者、猪、牧师和妓女——日常的医院工作极其枯燥无聊。”（奥威尔，2017：304）毛姆在《客厅里的绅士》中描写缅甸曼德勒的风景亦如此：“曼德勒的街道多尘拥挤”，有轨电车上的乘客“就像苍蝇群集于一枚烂熟的芒果”，“带阳台与走廊的房子，有遭逢不幸的西方城镇的大街房舍那种邋遢外表”（毛姆，2010：24）。曾在越南生活多年的法国女作家杜拉斯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将堤坝描绘为“白色的墙”“钢铁的脊梁”，将白人种植园与本土沼泽区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殖民官僚的办公楼坐落在堤坝的高地上，俯视低洼的原住民村落，形成空间上的统治优势（Duras，1958：23）。同样，在《情人》中，法国租界与本土街区的并置、湄公河作为交通与文化交叉的边界，以及别墅内部的法国画作与外部潮湿红砖的对比，都揭示了殖民者在城市空间中占据高位，并与本土空间的边缘化形成对比（Duras，1984：45，52，58）。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杜拉斯对殖民空间的独特书写，使读者能够感受权力、隔离与冲突在空间层面的具体呈现。

在英国作家笔下，殖民城市又秩序井然。在福斯特的《印度之行》中，“印度人即使作为客人也不准进昌德拉普尔俱乐部”（福斯特，2003：21）。在奥威尔笔下的《緬甸岁月》中，乔卡塔俱乐部是殖民规训的核心符号：它是“这座小镇的真正的权力中心”，且宣称是缅甸唯一未接纳东方人会员的俱乐部（奥威尔，2017： 15）。谁能成为会员成了故事冲突的焦点。拒绝本地人加入的铁律，本质上是殖民规训的重要手段——通过空间隔离划分“我们”与“他们”的身份界限，强化种族优越性的规训秩序，成为思想殖民控制的关键一环。萨义德曾分析英国统治印度的困境：数量悬殊迫使殖民者“保持自信乃至傲慢的心态”（萨义德，2016： 11），而白人俱乐部正是这种傲慢在空间上的具象化。

小说中殖民地家庭空间叙事，客观呈现了殖民地民众在殖民文化与本土文化双重影响下的真空空间实践——通过对殖民空间的抵抗性改造，完成了其本土化重构的过程。巴巴认为，混杂性是“第三空间”的微观体现，它打破了殖民与被殖民的绝对界限（转引自赵稀方，2009：83）。《印度之行》中菲尔丁的家庭空间是东西方文化荟萃之地（重生的萌芽）：拱廊下的印度传统雕刻被精心保留，通透精美，阿齐兹甚至称“你此刻才算真的到了印度”（福斯特，2003：74）；而阿齐兹的居所则被描绘为令人厌恶的简陋房子，这种对比体现殖民规训下本土空间被贬低的失序状态——英国人的居所被塑造为“文明”象征，本土空间则被标签化为“落后”，“文化殖民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被殖民者的心理图景和精神世界”（石崇，2025：50），反映了思想殖民对本土文化认同的压制。

在欧洲和北美广泛流传着一种观点，即“三C”——“文明”“商业”和“基督教”——是帝国殖民成功的关键要素，然而，这只不过是“合理化掠夺的借口” （Thompson，2011：145）。在《缅甸岁月》中，维拉瓦密医生家和吴柏金家的陈设可见西方文化和当地文化的融合：维拉瓦密医生家里有许多莎士比亚、艾默生的作品，在他的诊所还挂着歪歪斜斜的圣母像，吴柏金家里有沙发、啤酒···然而，小说主人公弗罗利对这种“模仿”行为显然持有嘲讽的态度。这种傲慢不仅体现小说对居所布置的评价，更渗透在殖民规训对本土文化重构的压制中：当地精英试图融合文化的努力，被殖民者视为“不伦不类”，凸显了规训与重生之间的张力。

实际上，当地精英试图融入殖民者的文化体系却始终被排除在外，这种排斥是结构性权力关系所导致的。正如弗罗利对维拉瓦密医生的讥讽体现殖民规训对本土文化重构的压制。帝国主义的文化控制通常借助语言、教育、媒体等象征性系统，尤其是描写殖民地生活的作家们，他们会将殖民者的意识形态自然化、普遍化。然而，在这些小说的家庭空间叙事中，家庭空间陈设的混杂性，解构了殖民规训空间的二元性。两种文化的相遇与融合催生了文化重生的萌芽。殖民者尽管试图通过物理隔离，比如街道和俱乐部来维护其文化优越感，但在琐细的日常生活叙事中，其统治的合法性显露出脆弱的特征，家庭空间叙事中，形成了既非纯粹本土、亦非完全外来的混杂文化形态——这恰是文化重生维度的具象体现。鲍尔（Bower， 2017：1-2）在《建筑与空间的重新想象》对西方中心主义空间叙事进行了隐性批判。其强调从“差异、多样性和他者性”中学习，这本身就是对单一、权威叙事模式的解构，并倡导一种基于在地实践和多元价值的、重新获得独立性的空间书写方式。在全球化时代，当地民族文化的新形态已从西方被动承认和接受的“事实性存在”，升华为殖民体系失序后文化重生的必然趋势。这一进程既是巴巴“混杂性”理论的时代印证，也呼应了英法作家南亚东南亚空间叙事的三重变奏的历史脉络：殖民规训的绝对权威消解后，不同文化在权力平等的“接触地带”碰撞交融，催生了超越二元对立的新生文化形态。

殖民空间叙事的三重变奏：历史脉络、文化动因、策略演变

殖民空间叙事的历史演变，本质上是殖民权力从规训巅峰走向失序消解，最终催生文化重生的动态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吉卜林在《基姆》中以“丛林法则”为隐喻，将印度的自然与社会空间塑造成殖民规训的试验场——铁路、军营与集市构成的“帝国网格”，试图将多元文化纳入单一秩序，标志着殖民空间叙事的规训巅峰。20世纪20年代，福斯特《印度之行》中的马拉巴山洞打破了这种幻想：幽暗洞穴中阿德拉的精神崩溃，暗示殖民权力在“不可规训的自然”面前的溃败，空间叙事开始转向失序的裂痕。20世纪30年代毛姆的《客厅里的绅士》延续这一脉络，伊洛瓦底江的浑浊水流既承载帝国审美，又因对本土生活的漠视暴露出文化等级的虚妄，规训与失序的张力在自然空间中激化。20世纪40年代奥威尔的《缅甸岁月》以“白人俱乐部”的封闭性反讽殖民隔离的脆弱，弗罗利对本土精英的讥讽，实则是对殖民合法性的自我消解，失序维度进一步深化。至20世纪50至80年代，杜拉斯《情人》中的湄公河边界成为后殖民转型的象征：法国别墅与越南街区的并置、东西方器物的混杂，勾勒出文化交融的“第三空间”，空间叙事最终指向重生的可能。这一线性演变，既是殖民历史的镜像，也是空间叙事三重变奏的动态注脚。

殖民空间叙事的生产，核心动因是帝国意识形态的驱动与殖民者对自身文化优越性的建构。普拉特在《帝国之眼》中指出，欧洲人在殖民地的旅行书写，本质是为欧洲“国内”民众树立帝国意识和秩序，“使帝国扩张对帝国公民具有意义并引发他们的渴望”（普拉特，2017：4）。福斯特、毛姆、奥威尔、杜拉斯等作家的南亚东南亚叙事，正是这一动因的体现：他们的书写既满足欧洲读者对殖民地的猎奇心理，又通过“他者化”“浪漫化”的空间呈现，潜移默化地强化帝国文化霸权。例如，吉卜林通过“帝国网格”将印度空间规训为“文明征服野蛮”的舞台，福斯特虽揭露殖民裂痕，但其对“不可规训自然”的书写仍暗含西方对东方“无序性”的认知偏见，这些均是文化动因在叙事中的具象化。

殖民空间叙事的策略，本质是通过“接触地带”的权力博弈，构建既强化殖民规训又暗藏失序与重生的混杂性文本。普拉特提出的“接触地带”理论，即“迥然不同的文化彼此遭遇、冲突、格斗的空间，往往表现为非对称的支配与从属关系”（普拉特，2017：9），为理解这一策略提供了关键框架。作家们通过选择性再现异域景观、以中立语言掩盖意识形态等策略，将殖民地空间转化为权力较量的战场：一方面，吉卜林的“帝国网格”、奥威尔的“白人俱乐部”等叙事，通过空间隔离强化殖民支配；另一方面，福斯特的马拉巴山洞、杜拉斯的湄公河边界等书写，又无意间暴露殖民权力的脆弱性，记录被殖民者的隐性抵抗。这种双重性在毛姆《客厅里的绅士》中尤为明显：伊洛瓦底江的浑浊水流既承载帝国审美，又因对本土生活的漠视暴露出文化等级的虚妄，使叙事成为“规训与失序”张力的载体。正如巴巴所言，这种混杂性文本“以碎片化、去中心化的形态内嵌于殖民话语体系之中”（Bhabha， 1994：118），最终催生超越二元对立的文化重生可能。

结语

尽管西方国家对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殖民统治在形式上已结束，但其遗留的殖民思想和文化仍深深嵌入其社会结构、制度设计与日常实践之中。西方作家的叙事实践在书写南亚东南亚历史、文化与地理方面留下了深刻而复杂的印记，这些作家的空间叙事仅是撕开了殖民幻象的一角，暴露出帝国话语内在的裂隙。可以发现那些看似客观化、静态化的空间呈现中的主题、叙述手法以及叙述策略中都蕴藏了明显的殖民思想。通过对西方作家空间叙事“规训—失序—重生”三重变奏的考察，揭示了殖民话语在空间建构中的内在矛盾与不稳定性，是南亚东南亚地区殖民文化遗留复杂现象的映射。今天，这些叙事作品几乎都通行于世界，甚至被视为展现该地区文化和历史的经典作品，其认知框架仍持续形塑着世界对南亚东南亚空间的想象与叙述，也影响该地区人们对自身文化和历史认知，甚至损害了其文化自信心与自豪感。

当前，东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既背负旧殖民主义的历史创伤负重前行，又面临新殖民主义在经济、文化及话语场域的隐性侵蚀，文化疆域内的博弈尤为激烈。撕开空间叙事生产中伪客观性的殖民思想的面纱，有助于提醒我们要始终保持警觉，重新审视西方国家殖民书写，警惕其隐含的权力逻辑对非西方文明主体性的消解。唯有通过重建本土叙事主体性，才能在解构殖民话语的同时，真正实现文化记忆的自主书写与精神空间的独立建构，才能在全球化语境中摆脱被凝视、被定义、被书写的被动位置。这一过程不仅是对殖民遗产的批判性超越，更揭示了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双重路径：既要通过叙事话语的解构消解殖民权力的隐性规训，更须发掘并赋权那些被边缘化的“实践知识”——在多重叙事的交织碰撞中，重新确立空间书写的自主性。在这片被多重话语撕扯的土地上，河流不再只是地理的脉络，而成了记忆流动的隐喻。城市街巷间回荡的喧嚣杂语，是未被驯服的诗意抵抗；田野里口耳相传的歌谣，暗藏断裂却未断绝的文明密码。当叙事本身成为战场，每一个词汇的选择都是对存在边界的重新划定。每一次叙述的重构，都是对殖民记忆的祛魅与主体性的艰难复位。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1］Bhabha, Homi K.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London: Routledge, 1994.

［2］ Bird, I. L.The Golden Chersonese and the Way Thither［M］. London: John Murray, 1883.

［3］Bower, R.Architecture and Space Re-imagined: Learning from the Difference, Multiplicity, and Otherness of Development Practice［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7.

［4］Duras, Marguerite.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M］. Paris: Gallimard, 1958.

［5］Duras,Marguerite.Nathalie Granger［M］. Paris: Gallimard, 1974.

［6］Duras,Marguerite. L'Amant［M］. Paris: Gallimard, 1984.

［7］Fenwick, Gillian.George Orwell: A Bibliography［M］. Winchester: St. Paul's Bibliographies, 1998］.

［8］Kerr, Douglas.George Orwell［M］. Homdon: Northcote House Publishers Ltd. 2003.

［9］Lefebvre, Henri.Key Writings［M］. New York: 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3.

［10］Meyers, Jeffrey.Orwell: Wintry Conscience of a Generation ［M］. New York: Norton, 2000.

［11］Soja, Edward W.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M］. London: Verso, 1989.

［12］Scidmore E.Java, the Garden of the East ［M］. London: John Murray, 1899.

［13］Thompson, Carl.Travel Writing: The New Critical Idiom［M］. London and New York: Taylor Francis e-Library, 2011.

［14］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2016.

［15］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印度之行［M］.杨自俭，邵翠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16］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M］.方杰，方宸，译.南京：译

林出版社，2017.

［17］毛姆.客厅里的绅士［M］.周成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18］米歇尔·福柯.空间、知识与权力：福柯访谈录［G］/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19］乔治·奥威尔.奥威尔文集［M］.董乐山，编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20］乔治·奥威尔.缅甸岁月［M］.陈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21］綦亮.劳伦斯的异域书写与“英格兰性”建构［J］.英语研究，2014（3）：26-31.

［22］石崇.“离别”非洲：微缩后的殖民创伤复现［J］.英语研究，2025（1）：43-53. ［23］W.J.T.米切尔.风景与权力［M］.杨丽，万信琼，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24］温迪·J.达比.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M］.张箭飞，赵红英，译.南京：译林

出版社，2018.

［25］赵稀方.后殖民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基金项目：202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近现代英国作家南亚东南亚旅行叙事与文化殖民研究”（22BWW02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舒凌鸿，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文学院副院长、云南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常务理事。长期进行叙事学研究和探索，涉及女性主义叙事学、诗歌叙事学、非自然叙事、旅行叙事研究等。已发表叙事学、比较文学研究论文30多篇。出版著作5部，包括专著《女性言说的自由与禁忌：现代女作家小说叙述声音研究》，主编《叙事学研究：多元阐释》，学术个人译著《非自然叙事：理论、历史与实践》，合著《女性小说十二讲》，合译《叙事理论：核心概念与批评性辨析》等。主持课题6项，包括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现代英国作家南亚东南亚旅行叙事与文化殖民研究”、省级项目“西方现代抒情诗的认知叙事学研究”等。

原载于《英语研究》2026年第1期5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