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迭代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代背景下， 其在宗教领域的应用正推动宗教呈现出新形态，同时也给我国宗教工作带来了一系列潜在风险与挑战。这些挑战集中体现在政治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剧、意识形态领域形势更趋复杂、 技术滥用与社会风险相互叠加等方面。因此，我们需要从整合多学科力量深化前沿理论研究、贯彻多维治理与敏捷治理相结合的原则优化治理格局、建立技术导向的安全监管体系、 完善法律法规提升法治化水平、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来引导“智能向善”等多个方面系统谋划宗教工作对策，加强前瞻预防与约束引导，做好风险防范。
【关键词】人工智能 宗教工作 风险 防范
【作者简介】张晓晨，北方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党和国家对人工智能领域给予了高度关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人工智能视为“新的增长引擎”;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深化人工智能的研发应用，并首次部署开展“‘人工智能+ ’行动”; 2025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 ”行动的意见》，系统阐述了以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战略部署，标志着我国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应用进入新阶段。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应用于经济、文化、军事、生态等多个领域。那么，人工智能在宗教领域的应用，会给宗教带来哪些变化，是否会给宗教工作带来风险，会衍生出哪些治理问题，无疑是亟待思考的时代课题。
一、人工智能时代的宗教变化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是指通过计算机系统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 技术及应用系统的总称。其核心在于使机器能够胜任一些通常需要人类智能才能完成的复杂任务，主要技术分支包括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与计算机视觉等。从本质上说，人工智能是对人类认知与决策过程的信息化模拟与超越性探索。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 AIGC) 日臻突破，标志着人工智能由1. 0迈入2. 0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基于算法模型、大规模数据训练与多模态学习，自主生成高质量的文本、图像、音频、视频乃至代码等内容，极大地拓展了人工智能的能力边界与应用场景。这一飞跃不仅体现了技术自身的演进，更是深刻反映了其从专用性工具向通用性赋能平台的转型。当前， 人工智能已呈现出与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深度融合的趋势，作为一项具有广覆盖性、 通用性特征的技术，它正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生产、公共服务、文化传播、社会治理等诸多领域。人类科学技术的变革，往往会给宗教带来变化。例如，在印刷技术的影响下，宗教由口头传播进阶至文印传播;伴随互联网技术的飞驰，互联网宗教成为宗教在当代世界生存的一种重要方式。每一次技术跃迁都意味着宗教在表达方式、传播路径乃至与信众互动关系上的适应性演变。那么，在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迭代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代背景下，其强大的内容生成、智能交互与数据分析能力，会使宗教产生哪些变化呢?
(一)人工智能在宗教领域的应用路径
1. AI “参与”宗教传播
AI “参与”宗教传播，主要是指人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应用到宗教传播过程中。一是通过AI增强宗教经典的可访问性。AI技术支持的在线平台和移动应用程序，不仅能够使个人方便地获取宗教典籍，而且AI的语言翻译工具还支持个体以多种语言访问相关内容，这不仅打破了地域界限，也打破了语言界限。二是将AI嵌入到应用程序中。以2018年正式上线的，名Bible-Daily Bible KJV的App为例，它是一款面向基督教徒的电子圣经App，除了能帮助信徒更为便捷地在线浏览《圣经》外，它还引入了人工智能技术。AI承担了简单的知识问答和生成“日签”功能。所谓的“日签”是指生成带有圣经内容的精美图片，用户可以从App内将相应图片分享至其他社交平台。虽然AI在这款App内占比不大，但是，它为用户提供了线上参与宗教活动的平台。三是利用AI模拟宗教仪式。人们通过人工智能算法捕捉宗教仪式中的复杂细节，如歌曲、手势等，并进行分析，创建出高度逼真的线上宗教仪式，为用户在线上体验不同宗教传统仪式提供可能。
2. AI “主导”宗教活动
AI “主导”宗教活动，主要是指人设计、运用AI来扮演教职人员或者神圣人物，并由AI主持或开展宗教活动。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 NLP) 技术和机器学习算法使AI不仅能够实现人机对话，而且使它能够处理与宗教活动相关的查询和问题，为个体提供个性化精神指导和支持。2023年，由美国OpenAI公司开发的ChatGPT，就曾在教堂扮演神父并主持布道活动，实现“AI教堂服务”。 “AI神父”既能够对经典教义进行深入浅出的解释，还能根据信众的需求进行个性化的祷告、咨询，生成定制化的布道内容，让信众在短时间内获得量身定制的教诲。此外，AI还可以为个体提供“一对一”的精神慰藉，甚至为用户模拟出与神圣人物的相遇。HOTOKE AI就是一个基于ChatGPT生成的“AI佛祖”，它以佛教教义为基础，可以为用户提供烦恼咨询服务、相应的见解建议，推动用户开展精神探索等。而且，无论是“AI神父”还是“AI佛祖”都可以提供全天候 “服务”，使用户能够在任何方便的时候参与宗教活动，寻求到“即时性”精神指导。
3. AI成为一种“新宗教”
“AI宗教”是指人将AI神格化，以AI本身(或者AI创建的角色) 为神祇，以虚拟现实为圣地，以数字信仰为核心的一种“新宗教”。2017年就有媒体报道， 以自动驾驶汽车而闻名的美国硅谷工程师———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 发起了AI造神运动。在他看来，AI将以互联网为神经系统、以信息数据为大脑、以全球范围内所有联网手机(或电脑等其他传感器) 为感官，遍布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整个世界全新的掌控者。他将AI赋予神性，视为 “造物主”，而人对“造物主” (神明) 施加影响的唯一方式，就是顶礼膜拜。莱万多夫斯基还筹建了第一个AI “教会”，名为未来之路( Way of the Future) ，并规划着这一“AI宗教”的典籍(名为The Manual) 内容、礼拜仪式如何进行以及礼拜场所在哪里等。此外，近年来涌现出的宇宙工程师秩序教( the Order of Cosmic Engineers)、永恒生命教( Church of Perpetual Life) 等也都是“AI宗教” 的代表。人工智能在宗教领域的应用路径包含着人与AI的三种关系。一是AI “参与” 宗教传播，体现的是，人为主宰，AI是附属品，AI只是人制造的并使用的一种工具。二是AI “主导”宗教活动，体现的是，人与AI等同起来，AI承担着人的某种责任、职能;三是AI成为“新宗教”，体现出科技异化的意味，AI是主宰，人变为“附属品”，成为对AI崇拜的信徒。那么，上述这些关系将给宗教领域带来哪些变化呢?
(二)人工智能+宗教使宗教呈现出新形态
1.宗教观念传播方面的变化
宗教观念是各种宗教阐明其信仰体系的一整套世界观。各种宗教的观念无论在内容上有何差别，都要通过一定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并逐步传播开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浪潮来袭，首先，宗教观念在传播内容上能被进一步深度挖掘，从而促进传播对象对宗教观念的深刻理解。比如，AI可以通过主题建模和单词嵌入技术，对大规模宗教文本进行分析，从文本中提取基本的语言单元和结构信息，捕捉语义关系和上下文信息，从而为传播对象揭示宗教文本中的潜在含义和概念框架。此外，AI也能用于推测宗教文本的作者或年代，使传播对象能够从历史、文学等多个维度加深对宗教观念的理解。其次，宗教观念的传播渠道有所拓宽，能以更有效的方式传递给传播对象。比如，AIGC就具有强大的翻译能力、 表达能力、视频及音频的编辑能力，它可以自动转录、翻译宗教演讲或讲座，即便是有听力障碍或语言障碍的人，也能够有效获取宗教演讲或讲座中的宗教观念信息。
2.宗教体验方面的变化
宗教体验是“宗教信仰者对于神圣物的某种内心感受和精神体验”。一方面，个体的宗教体验更为丰富。AI可以通过书籍、图片、音频、视频等为个体提供沉浸式的宗教体验。AI还能连同AR技术，在虚拟平台创建宗教遗址、历史地标和神圣建筑，使个体与之有身临其境的接触，从而丰富宗教体验感。 2018年12月正式上线的App——— “Hallow”，就是一款将AI与基督教、天主教进行挂钩的宗教应用程序，它为信徒创建了一座“电子教堂”。“Hallow”有专业的教职人员为该应用程序创建的内容，有与天主教会每日弥撒相一致的弥撒读物，还有庞大的圣歌音乐库。 “Hallow ”的创始人亚历克斯·琼斯( Alex Jones) 讲到，这款App可以帮助人们加深与上帝的情感连接，帮助他们灵命的成长。另一方面，个体的宗教体验的世俗化程度有所加深，宗教神秘感相对削弱。在AI技术的支持下，个体随时随地都能踏上宗教之旅，进入“神圣空间”。 但是，这个个体行为本身是缺乏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而且这个体验过程可能会伴随商业化、娱乐化倾向。因而，个体对于神圣物的敬畏感、依赖感、神秘感均会有所削弱。
3.宗教行为活动方面的变化
宗教信仰者的宗教行为活动一般会通过一定的宗教仪式呈现出来。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一方面，宗教仪式的规范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加强。AI可以为重要的宗教活动、宗教禁忌、宗教祈祷时间作出提醒，可以准确地指导个体或群体完成相应的宗教仪式，确保宗教信仰者履行宗教义务。另一方面，个体参与各种宗教行为活动的便捷性大幅提升。宗教教职人员可以利用AI完成布道内容的写作， 可以更容易地制作出高质量的宗教信条、宗教教义的学习视频与音频;宗教团体可以利用AI以低廉的价格生成相关宣传图像。AI还可以为个体或群体提供在线远程参与宗教仪式或活动的服务，为那些碍于时间或地域所限，不能参与线下宗教仪式的宗教信仰者提供便利。需要强调的是，宗教行为活动往往是象征性地表现人与神之间的“关联”，其目标指向是强化宗教信仰者对某个宗教的信仰。当前，AI恐怕不能真正地理解人类宗教的内核。那么，过度依赖使用AI进行宗教行为活动，很可能是“程式化”，消解了宗教的神圣性。
4.宗教组织方面的变化
宗教组织是宗教信仰者对所信对象进行有组织信仰和崇拜活动的一种群体组合，起着沟通信仰者(人) 与信仰对象(神) 的桥梁作用。宗教教职人员作为搭建这座桥梁的人，在宗教组织中居于核心位置。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演进， 从宗教组织内部角度来讲，宗教组织需要完善制度规范，对如何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加以规范。鉴于AI已经可以承担起宗教教职人员的部分职责。那么，它是否可以完全取代或部分削减宗教教职人员的岗位，进而改变宗教组织的内部科层结构? 这就是宗教组织在自身制度建设方面需要思考的问题。从宗教组织外部角度来讲， 它可以扩大自身的外联范围。在AI技术的加持下，宗教组织既可以跨越信仰界限，与不同宗教信众建立联系;也可以实现与其他社会组织进行资源互动，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5.世界宗教格局的变化
世界宗教格局主要受“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行为主体’的世界诸宗教、它们的‘地缘分布’、以及它们的‘软、硬势力对比’” 等几个变量影响。首先， “AI宗教”进入了世界宗教体系。作为一种“新宗教”，即使它目前的信众数量有限、社会影响力不大，但它也是一个“行为主体”，加入到了世界宗教体系中来， 占据一定的信众份额。其次，宗教“地缘分布”概念的嬗变。传统意义上的“地缘分布”是指现实地理位置上的分布情况。随着AI与宗教的融合程度加深，在未来，“地缘分布”也可能涉及各个宗教在线上、线下所拥有的宗教组织、宗教信众的情况。如果这样的“地缘分布”成立，那么世界宗教版图将更新。再次，AI 是宗教“软实力”的重要支撑之一。由于AI技术更迭异常迅速，哪个宗教能够善于利用AI，就很可能利用新技术占据新赛道，进而大幅拓展其“软实力”，对传统世界宗教格局形成一定的冲击。
二、人工智能时代我国宗教工作面临的风险挑战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引领力量，它在宗教领域的应用，给宗教带来了全方位的深刻变化，同时，也给我国宗教工作带来了一系列潜在的风险挑战。
1.政治安全风险挑战加剧
宗教既是一种社会实体，又是一种意识形态。无论是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还是从社会现实角度看，宗教信仰都牵涉到复杂的政治问题，与国家的政治安全相关联。AI在宗教领域的运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宗教传播的渠道，但也可能引发政治安全风险。一方面，由于AI可以用于生成逼真的虚假信息，包括伪造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形成难以辨别的“深度伪造”的内容。一些别有用心者可能会利用AI制造涉及宗教领域的虚假信息，煽动信教群体，危害我国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以实现其政治目的。比如，他们可能会利用AI生成的虚假社交媒体帖子或评论，煽动宗教狂热或者传播宗教极端思想; 可能会利用AI 生成的虚假新闻报道，欺骗、误导公众舆论，挑拨我国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破坏社会和谐稳定;还可能会利用虚假信息制造宗教类网络舆情，挑衅党的权威， 责难政府，为其政治图谋铺路。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存在不完整性、局限性，当人工智能系统接收到错误或有偏见的数据，它可能会学习到错误的模式或做出不公正、不公平的错误决策，放大人类的偏见和歧视，进而引发政治安全问题。比如，2023年1月，ChatGPT就曾在印度互联网上引发争议。由于ChatGPT 在回答相关问题时，拿印度神祇克里希那( Krishna) 开玩笑，然而，这款AI聊天机器人程序在回答有关基督教、伊斯兰教相关问题时，却表现得“相当谨慎”。这种由AI引发的“宗教偏见”，在社交媒体上逐渐发酵，已经有印度民众认为，ChatGPT就是“针对印度教徒的国际阴谋”。类似的舆论一旦激化，其扩散面将触及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宗教等多重领域，甚至可能引起国与国之间的政治摩擦。
2.意识形态领域复杂形势加深
当今世界，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和斗争是复杂、尖锐的。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往往被裹挟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较量中。一些西方国家就曾利用宗教作为渗透工具，妄图在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策动破坏、颠覆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复杂形势时，特别提到“一些境外宗教组织以高校为重点开展渗透活动” 的情况，要求我们要提高风险预见、应对能力。那么，随着AI走进宗教，我们也应该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新形势的关注，争取掌握战略主动。人工智能技术主要是由数据、算法、模型等作为支撑的，它本身是缺乏透明度的。恶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利用算法“黑箱” (算法“黑箱”是指用户并不清楚算法的目标和意图，也无从获悉算法设计者、实际控制者以及机器生成内容的责任归属等信息) 来操纵和操控信息流。比如，境外敌对势力可能使用AI来操纵搜索引擎的结果，令特定的有关宗教方面的信息得到更高的曝光率，使互联网宗教信息传播缺乏平衡性;可能利用AI传播虚假新闻，并操纵公共话语的在线机器人，影响涉及我国宗教问题的网络舆论等。这都有可能削弱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宗教工作方针、政策的认知，扭曲人们的价值判断能力，进而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制造混乱。此外，借助AI的个性化推荐算法，境外敌对势力更容易将其目标群体，诸如青年群体、精英群体等，束缚在他们精心炮制的“信息茧房”中， 不仅方便他们利用宗教对这些目标群体进行西方价值观念输出;而且有可能使困于“信息茧房”而不自知的人们，逐渐“只跟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交流”，逐渐形成“群体共识”，甚至出现群体极化现象———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抗。这种意识形态渗透活动不仅具有隐蔽性，而且极具伪装性，这无疑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复杂形势加深。
3.技术滥用与社会风险叠加
人工智能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这项技术善用可以造福社会、惠及人民;滥用则会给人类社会带来风险和损害。当AI被用于制造虚假信息;绕过安全措施，开展网络攻击;利用系统漏洞，进行欺骗欺诈等，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安全稳定问题。 首先，数据、隐私安全风险。数据的采集、分析与应用若脱离有效监管，其风险不仅在于技术性的隐私泄露，更在于可能被用于操纵网络舆情、激化社会矛盾。 例如，一些别有用心者可能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规模化生产具有特定导向的宗教内容，并通过对特定群体进行大数据画像、情感分析与行为预测，实现伪造信息或煽动性言论的精准推送与情感动员。这一过程不仅可能加剧宗教议题的社会极化、助长非理性情绪，也为境外势力借宗教之名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新型技术工具，从而助长宗教极端主义蔓延，对宗教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构成实质性威胁。其次，经济、财产安全风险。人工智能技术自动化、精确化的特质使我们看到它能够承担起部分宗教教职人员的职责。但是，这个特质如果被不法分子恶意利用，则很可能会给信众带来经济财产损失。比如，不法分子可能利用AI伪装、冒充宗教教职人员，在互联网上私设宗教“聚会点”，打着宗教组织的旗号， 借机敛财;可能利用AI操纵线上宗教活动，对信众销售虚假宗教用品或宗教艺术品，非法牟利;还可能利用AI进行复杂的网络攻击，在接近信众的同时，对信众进行网络诈骗、诈捐或经济勒索等。
三、人工智能时代我国宗教工作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的对策
人工智能技术加速了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深度融合。人们对于AI进入宗教领域的接受度越来越高，AI对于宗教活动的优化与改进程度也逐渐加深。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固有的不确定性、不透明性、难以解释性等技术局限，也给宗教领域造成了诸多风险隐患。因此，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其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挑战，加强前瞻预防和约束引导， “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安全、可靠、可控”。
1.与时俱进，整合多学科力量，强化有关宗教工作的前沿理论问题研究
人工智能是全球技术创新最活跃的前沿领域。如何站好新赛道，迎接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未雨绸缪，加强战略研判” “要整合多学科力量，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这就明确了面对人工智能技术进入宗教领域的种种不确定性和广泛应用性，想要降低风险，就需要借助多个学科交叉融合的理论力量，分析人工智能时代宗教领域风险的生成逻辑，进而对宗教事务治理提出建设性意见，方能实现在变局中开好新局。当然，基于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整合多学科力量”尤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以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为基础，以电子信息、国家安全学为重要支撑，推动包括法律、伦理、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在内的跨学科对话。一方面，进行风险研判与清单化管理，运用多学科方法，系统分析人工智能对宗教组织形态、活动方式及社会功能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精准识别和动态评估不同应用场景下的风险点，形成分级分类的风险清单;另一方面，构建治理框架与协同机制，在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引导人工智能在宗教领域规范应用的指导原则、伦理边界、技术监测标准与跨部门协同监管方案，为提升宗教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决策参考。
2.前瞻布局，贯彻多维治理与敏捷治理相结合的原则，持续巩固多方参与的宗教事务治理格局
新时代，对于宗教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党和国家高瞻远瞩，逐步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管理、社会协同、宗教自律的四维宗教事务治理格局。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引发链式突破，它使宗教领域呈现出由网络化向智能化“跃升” 的趋势和可能。面对新的复杂情势，如何充分发挥已有的宗教事务治理格局的效用，提升宗教事务治理能力?首先，贯彻多维治理理念，调动多方力量参与宗教事务治理。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作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性文件，其中明确指出，人工智能是一项颠覆性技术， 可能会冲击法律与社会伦理，将对政府管理和社会稳定产生深远影响，因此， 要形成多方参与，相互支撑的治理系统，前瞻应对风险挑战。2023年5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更是会同了六个部门的意见，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其中就“技术发展与治理”问题，尤其强调政府与行业组织、企业、科研机构的协同发力。这就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巩固多维宗教事务治理格局提供了政策指引。其次，引入针对新兴技术的治理理念———敏捷治理， 以实现宗教事务治理格局的快速反馈和政策的持续更新。从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角度来讲，中央统战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相关党政部门要对治理对象进行持续观测，关注“人工智能+宗教”发展的全过程，根据具体情境的变化及时作出响应，掌控治理全局。一方面，形成针对宗教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伦理指南，及时对人工智能技术在宗教领域的应用进行规范、监督，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充分尊重、保护广大信教群众、不信教群众以及宗教团体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在宗教领域应用出现的社会性问题，要开设“接诉即办”通道，弥合人工智能技术“狂飙突进”与已有政策、法律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从社会协同角度来讲，鼓励支持相关行业组织、企业、科研机构、教育机构等在宗教领域数据资源建设、人工智能技术在宗教领域转化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安全监测等方面开展协作。从宗教自律角度来讲，宗教界应有意识地提升人工智能素养。其中既包括了解人工智能相关的知识以及使用人工智能的能力，也包括明确人工智能融入宗教的相关主体的责任和权力边界，完善人工智能融入宗教的伦理准则和规范。综上，通过贯彻多维治理与敏捷治理相结合的原则，持续巩固多方参与的宗教事务治理格局，着力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水平，应对新的风险挑战，努力开拓宗教事务治理新局面。
3.技术攻关，坚持问题导向，建立人工智能在宗教领域应用的安全监管体系
宗教工作既是一项社会管理工作，又是一项意识形态工作。人工智能是一项既有技术属性，又有社会属性的前沿科技。人工智能在宗教领域的应用，在催生宗教新形态的同时，也给宗教事务管理带来了复杂的技术性监管难题。因此，我们既要有加大该项技术研发和应用的力度，又要有使用该项技术的风险防控意识，着力完善“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机制”，建立相应的安全监管体系。一是推动技术可控，夯实监管基础。鼓励和引导相关研发主体、行业主体将安全可信、合规可控的理念嵌入技术设计之初。重点提升应用于宗教场景的AI系统的可解释性、可追溯性与可靠性，从源头上降低“黑箱”风险，为有效监管提供技术前提。二是构建分层协同的监管结构。建立“设计问责”与“应用监督”并重的双层机制。在“设计问责”层面，推动建立针对宗教应用场景的AI模型与算法的安全评估、伦理审查制度。在“应用监督”层，监管机构需利用技术工具，对上线运行的AI宗教应用进行动态监测，重点防范其被用于制造传播违法有害信息、实施网络欺诈、进行不正当社会动员或侵犯个人隐私等行为，确保对潜在风险能够实时感知、及时预警、 有效处置。
4.约束引导，完善法律法规，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宗教活动应当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开展”，涉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宗教行为、宗教活动也不例外。目前，我国关涉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与应用的法律有4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行政法规有1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作为我国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的主要法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强调了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不得生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损害国家形象，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 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暴力、淫秽色情，以及虚假有害信息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内容”。这不仅为人工智能技术在宗教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法律法规支撑，而且有助于统战部门、宗教部门、网络信息部门依法依规对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干预，并督促信教群众、宗教团体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有助于公安部门、司法部门依法打击利用“人工智能+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降低政治安全风险、经济安全风险、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信息安全风险。但是，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速度飞快，而相关的立法周期却较长，现有的法律制度体系不足以充分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在宗教领域所引发的问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滞后和空白。因此，完善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需要提上日程。一方面，着手开展立法工作，促进良法善治。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2019)、《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 2021) 等已有的政策文件为基础，推进宗教领域的相关立法出台，既要为宗教事务管理提供针对性强的法律依据，也要为信教群众、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和寺观教堂如何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法律指南、伦理指引。另一方面，对宗教事务方面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进行及时更新、修订，使之与已有的关涉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与应用的法律法规进行衔接。比如，在《宗教事务条例》《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增加有关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条款，阐明人工智能技术在宗教领域的安全应用、伦理道德约束，保护信教群众的个人隐私与数据安全等，进一步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5.国际合作，秉持“智能向善”的宗旨，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着深远影响，但该项技术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种种难以预知的风险与挑战。因而，人工智能的应用与治理问题绝不局限于某一个国家，它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2018年9月，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指出: “处理好人工智能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政府治理等方面提出的新课题，需要各国深化合作、共同探讨。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五年后，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系统阐述了人工智能治理的中国方案，尤其强调“各国应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加强信息交流和技术合作，共同做好风险防范”。2025年，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 ”行动的意见》提出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 ”全球合作的建议，并将合作导向具体领域与实操层面，如“深化与国际组织、专业机构等交流合作，加强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等对接协调”， “共同研判、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应用风险” 等。聚焦到宗教工作领域，要防范人工智能技术风险，就要秉持“智能向善”的宗旨，加强国际合作。一是深化中国与其他国家在人工智能法律法规、国际规则等方面的跨国合作，共同防范宗教极端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恶用滥用，坚决守护人类的安全。二是在充分尊重各国宗教工作政策和实践差异性的基础上，通过对话与交流，加强共性问题研究，诸如， 人工智能技术与宗教的关系、宗教数据信息平台的建设和运用、宗教领域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宗教信徒及宗教团体的人工智能素养等，从而有效进行政策沟通， 开展风险评估，分享治理经验，共同应对同质性风险挑战。人工智能是一项引领未来的重要技术。我们既要看到它给宗教带来的全方位变化，也要正视它给我国宗教工作带来的诸多潜在的风险挑战，更要从理论研究、治理格局、技术监管、法律规范、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系统谋划宗教工作对策，加强前瞻预防与约束引导，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
来源：《科学与无神论》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