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子“觚不觚”语中之“觚”，今人多释为青铜觚。实际上包括青铜觚在内的一批青铜饮酒器，到西周中期就消歇了，削木而成的、包括漆木觚在内的漆木酒器取而代之。在春秋礼乐人员承用爵、觚、觯、角、斝等青铜器名、用以转指五等容量的漆木筒形杯时，其依据一是器物组合，二是容积大小。觚本名为“同”，商后期四棱、八棱的青铜同大量出现，它们因为有棱而特称为“觚”。觚字源于柧字，原指棱柱形物体的棱角。

关键词：觚;觚棱;五爵;五器

一、削觚：青铜觚与漆木觚

《论语·雍也》：“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孔子所为之感慨的这个“觚”，今人通常释为青铜酒觚， 例如这样的注释：“觚，音孤，gū，古代盛酒的器皿，腹部作四条棱角，足部也作四条棱角。”[1]这所说的就是青铜洒觚。青铜圆觚会有四条扉棱，青铜方觚还会有八条扉棱，参看后文图一。

汉宋注疏也是把孔子所说的这个“觚”释为酒觚的。北宋姚宽却另造新说。他在《太平御览》中读到了这么一条：“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时成。故曰‘觚哉，觚哉’。”于是他提出“觚，木简也”，还引用《急就篇》颜师古注以证之：“觚者，学书之牍，削木为之。”[2]姚宽大概觉得青铜酒觚不能削，木简木牍才可以削吧。

明人杨慎却说木简不能削，酒觚才可以削：“酒觚可削而圆，木简不可削而圆也。木简而规圆，岂不成赶面杖邪?”酒觚怎么“削而圆”呢? 《宣和博古图》中的铜觚“腹之四棱，削之可以为圆。故《史记》云‘破觚为圆’也”[3]。可知杨慎所谓“可削”，不是就材质，而是就形制、用途而言的：木简削去了棱就成了圆柱，不适合书写了;铜觚把四棱去掉，盛酒功能毫发无损。

刘宝楠又根据礼图礼书，认定觚是木器，反指《宣和博古图》中的四棱铜觚为伪作：“聂崇义《三礼图》谓觚用木，惟用木，故《考工》梓人制之。《宣和博古图》载商周觚三十五，其形如今铜花瓶，而腹起四棱，与《礼注》不合。且皆以金为之，则非梓人所司，后世伪作，此无疑矣。”[4]觚若是木器，那么就是可削的，系削木而成。

宋人沈括已看到了这个木礼器、铜礼器之争：“或曰：《礼图》樽、彝皆以木为之，未闻用铜者。此亦未可质，如今人得古铜樽者极多，安得言无?”[5]这因为宋代金石家搜集、著录了大量商周青铜礼器，包括青铜酒器，包括青铜觚，有物为证，眼见为实。同时先秦礼书所见、礼典所用、注疏家所论、礼图所画酒器，大抵都是漆木器。聂崇义《三礼图》言之凿凿，“六尊”献尊、象尊、著尊、壶尊、太尊、山尊，“六彝”鸡彝、鸟彝、斝彝、黄彝、虎彝、蜼彝，“五爵”爵、觚、觯、角、散(散即斝，后文径称斝)等，皆木制。《三礼图》叙述礼器，“用木”“刻木”“以木为之”字样屡屡而有;若称某种器物有“刻画”、某器“漆赤中”，那么所说的也是木制礼器[6]。礼家满眼漆木酒器，金石家满眼青铜酒器，孰是孰非呢。

在20 世纪30 年代，高本汉指出了这样一场变动：方鼎、鬲鼎、觚、爵、尊、卣等器物，自公元前947 年以后 (按即周穆王卒年) ，就不再用青铜铸造了;周中期以后的文献中名为“觚”“尊”“爵”的那些容器，显然已不像人们所相信的那样，仍是严格意义的专名了;那些器名业已泛化到了多种日常用具上去，不一定是专用品;而且未必是铜制品，而是木制品和陶制品了[7]。

高本汉这个阐述，给了李济很大震撼：“这个扫荡式的论断与近代考古学的发现，实际上可以扣合到什么程度，是一个尚须大量的小心工作方能解决的问题。……所谓‘爵’‘觚’‘尊’等等，所指的是哪一种形制的实物? 周朝人，汉朝人，宋朝人，清朝人以至现代的中外学者，所用的同样的名词是否准确地也指同样的器? 这个大前提不解决，高本汉教授推断的价值是没法估计的。”[8]

高本汉的“扫荡式的论断”，其要点有二：第一，周初以后，一批青铜容器退出了历史舞台，木器、陶器取而代之;第二，这个事件随即带来了一场器名变迁，东周文献中那些器名之所指，已非昔日之旧。假若高本汉之说能够成立，则先秦古礼器的现有称谓体系的调整修订，就势在必行了。

本文也相信，周初期一批青铜器的“集体退役”事件，造成了青铜酒器和漆木酒器的此起彼伏;夸张地说，这个事件还触发了一场酒器的“器名大革命”。眼下还是先看第一点，即从铜到木的变化。

先秦文献的现代注译者，往往根据考古实物，把“觚不觚”之觚，以及“五爵”中其余四器爵、觯、角、斝，都释为青铜器;还把爵、角、斝三者释为三足器。然而青铜酒器和漆木酒器的此起彼伏，却表明那些注译需重新推敲。郭宝钧：“殷商盛用的爵、觚、斝、觯、角到西周中叶即中绝”，“但《仪礼》中宾主酬酢之间，仍记饮器，这些饮器，当已改铜用木了。……是铜酒器虽绝，而木酒器并未尽绝。”[9]又马承源：“西周觚趋向衰落，很可能用漆木觚替代了青铜觚，考古发掘中已有此现象。”[10]

文献也表明，东周以来人们偏好精美轻巧的漆木礼器了，包括觚。《三礼图》卷十二：“爵，刻木为之，漆赤中”;“觚……漆赤中。”[11]则此爵、此觚都是漆木器。《考工记·梓人》：“梓人为饮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12]梓人是木工，他制作的爵与觚，只能来自削木。《潜夫论·相列》：“夫觚而弗琢，不成于器。”[13]此觚可琢，必是木觚。《盐铁论·殊路》：“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人事加则为宗庙器，否则斯养之爨材。”王利器论曰：“盖觚以木为之，言木加以人事刻镂，则为觚，荐之宗庙;否则为弃材，斯养取以为薪给爨烹而已。此盖西汉《论语》经师古义，与何氏《集解》及皇侃《义疏》引王肃等说并微异。”[14]由此回头再看《太平御览》那条孔子“削觚云云”，我们恍然大悟：孔子生活的时代，已是一个削木为觚的时代了。

铜觚、木觚之异，事涉时代之异——商周初流行青铜饮酒器，而在礼书所记载的春秋礼典中，主流饮酒器已变成漆木器了。当然不能忽略林沄之如下论述：“中国先秦时代考古发现的饮酒器虽多为青铜铸造，从铭文来看大多是宗庙供设的祭器。贵族中实用的酒杯恐怕是以漆觚为主，只是易朽而不容易保存至今。”[15]据此再做一修订：铜觚、木觚之异，还包括二者并行不悖、但用途有异的情形。沉重庞大的青铜酒觚用于宗庙陈设，轻巧精美的漆木酒觚用于日常生活。在周前期一批青铜酒器“集体退役”之后，就连宗庙陈设的酒器，包括觚，也逐渐变成漆木器了。前引《盐铁论》有“故人事加则为宗庙器”之言，又《新语·资质》有“大者治罇，小者治觞，饰以丹漆，斁以明光，上备大牢，春秋礼庠”之语[16]，都说明东周秦汉的漆木礼器，是广泛用于宗庙祭祀及各种典礼的。

在诠释“觚不觚”时，以及在诠释先秦文献中的酒器之时，人们不妨留意，以往释为青铜器者，改释漆木器也许更好。

二、从五器到五爵：器物组合与相对容积

高本汉察觉到了周初一批青铜容器之“集体退役”，还曾触发了一场器名变动，可称敏锐。这就意味着东周文献所见酒器之名，可能另有所指，并不一定是商周初的青铜原物之名了。可想而知，若其说不误、确有其事，那将影响很多译注和论著的相关叙述，在那些叙述中，先秦礼器之名一脉相承，东周文献中的酒器之名直接对应着商西周的青铜器。而从高本汉出发，则商西周的青铜酒器本名是什么，东周礼书中的酒器又是什么，就需要先分为二事，再综合考虑了。

对那场可能发生过的器名变动，高本汉一时所能指出的只是器名之泛化，即旧有礼器之名扩大到日常用具之上了。而笔者近期提出了一个理论，或可把高本汉的推断推进很大一步。我用“从五器到五爵的转型”，把那场酒器的“器名大革命”具体化了，其关键词是“容量化器名”。详下。

商周初的爵、觚、觯、角、斝，本来对应着五种器形——为此可以名为“五器”。在青铜“五器”不再铸造之后，爵、觚、觯、角、斝这些器名投胎转世了：东周礼乐人员把它们拿过来，分别转指一升、二升、三升、四升、五升之五等酒爵，以此来贯彻“以小为贵”的礼制原则，给礼乐工作增加便利度。爵、觚、觯、角、斝之名，由此“容量化”了。“五爵”都是漆木器，并非青铜器;它们外形相同，全是筒形杯，具体说皆为觚形杯，仅容量有五等之别而已。战国宴乐图所见酒杯皆为觚形杯，礼家还有一个“凡诸觞皆形同”的古老传述，皆是其证明。概而言之，“器名大革命”的内容之一，就是从“五器”转化为“五爵”;这并不仅仅是“器名泛化”，还包含着“称谓原理”或“命名策略”的转型——五个器名由器形之称，变成容量之称了。够得上“革命”二字吧[17]。

宋人拿了礼书中的爵、觚、觯、角、斝之名，为商周青铜酒器命名。可是礼书的写作始于春秋末战国初，其所反映的，应是到春秋末年为止的周礼发展成果。那么礼书“五爵”之名，在商西周真的存在吗?先不管宋人定名是否正确无误，礼书所见爵、觚、觯、角、斝等等器名，我们假定商代已经有了，并不是东周新创的。甲骨文有三足爵的字形，则爵先有其名。东周铜器有自名为耑、鍴的，被认为是觯的同音假借字[18]，西周初器铭上雚字、鑵字，也有学者认为通觯[19]。则觯本有其名。角字为兽角象形，兽角形饮酒器的起源很早，且饮酒器名多从角，尽管宋人名之为“角”的三足器是否真的称“角”，学者有疑问[20]，但“角”总归是一个古老的酒器之名吧。甲骨文有个三足器象形字，被认作“斝”字[21]。若然，斝也是商代的某种酒器之名。倘若爵、觯、角、斝都是商代旧有的酒器名称，则“觚”不当例外，我们认定，它必定也是商代某种器物的旧名。

从“五器”到“五爵”的转变过程中，到底发生什么，还值得继续探索。考古学家早已揭示，“爵─觚”组合曾是商代主流器物组合。那么再看：“五爵”恰好以爵、觚二器居首。在东周礼乐人员打算废物利用、借用旧名为五等容量的饮酒器命名时，他们脑海里第一时间浮现出的器名，便是爵与觚，随即以“爵”为一升饮酒器之名，以“觚”为二升饮酒器之名。东周礼乐人员这个做法，跟商代“爵─觚”组合毫无关系吗?

考古研究又告诉我们，在殷墟末期，“爵─觯”组合与日俱增了，还有二爵配一觚一觯的情况;进入早周，觯在青铜酒器中的占比逐渐达到30%，觚只占11%。“爵─觯”组合后来居上，居然有夺席之势。这一情况又引发遐想了：继觚之后的三升饮酒器，恰好以觯为名。

进而在“爵─觚”组合之外，还有“角─觚”“斝─觚”组合存在着。这些与觚相搭配的青铜三足角、青铜三足斝，在东周被用作四升、五升饮酒器之名。很神奇吧：礼书“五爵”之名，同商周初的青铜酒器组合，竟然息息相关。凡此种种，都强化了“觚是旧有器名”的猜想。

进一步说，如果“五爵”礼制的形成，跟商周初的青铜酒器组合真的息息相关，那么宋人取“五爵”之名为“五器”命名，其“命中率”可以说相当之高。当然宋人并没有特异功能，其“命中率”高，原因之一是商代酒器也就那么几种。青铜觚、觯、杯是饮酒用的，青铜三足爵、角、斝大约是温酒用的，与饮酒器搭配使用，而宋人误以为三者也是饮酒器。把“五爵”五个器名分配到这五六种器物上去，很容易“歪打正着”，何况宋代金石学者还有其他参照点呢。

下面再来看五等容量的形成机制。对礼书所见五等容量之说，李济曾尝试证实或证伪。他对殷墟小屯出土的18 对“爵─觚”组合进行测量，比较其容积。进而还做了爵与觯的容积对比、爵与斝的容积对比[22]。现以最简方式，把李济的两份表格概括如下：

如何看待这些测量结果呢? 李济所用资料，是殷墟小屯的青铜酒器;而爵一升、觚二升……之说，却是春秋时使用漆木酒器的礼制。因晚商与春秋之异、殷礼与周礼之异、青铜器与漆木器之异，所以不能直接用上表来证实或证伪“五爵”容量。然若善加利用，这份统计仍有价值。觚比爵大1. 4 倍到4. 4倍，这毕竟表明了爵的容积较小，觚的容积较大;觯比爵大2. 3 或3. 0 倍，则觚、觯容积大致处在同一层次;斝比爵大5. 4 倍到25. 7 倍，看来斝容积最大。虽然其绝对比值与“五爵”容量并不一一对应，即，觚的容积并不一定正好是爵的2 倍[23]，斝的容积也并不一定正好是爵的5 倍，然而大小次序却没有错乱，即，爵小于觚、觚小于斝;觚大于爵、斝大于觚。

由此推断，在周代礼乐人员借用青铜酒器旧名，来为五等漆木筒形杯命名时，其参照点有二：一是组合关系，二是相对容积。组合关系影响了器名取舍，相对容积影响了大小排序。由此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恰好是存在组合关系的爵、觚、觯、斝、角五器之名，而不是其他什么器名，被用作“五爵”之名;为什么组合中最重要的爵、觚二器，恰好在“五爵”也名列前茅，爵居首，觚次之。进而还可以猜想，“五爵”由小到大的排序，应同商周礼乐人员对“五器”容积的传统认知，相去不远。不妨想象，他们习惯认为爵<觚<觯<角<斝，后来便有了爵一升、觚二升、觯三升、角四升、斝五升。再打个比方，假设我要借用碟、碗、锅来指代一升、二升、三升之容量，我将不假思索地采用碟一升、碗二升、锅三升的排序，而不会相异相反，因为在我家的厨房里碟<碗<锅。

当然，宋人所定名的三足无流、两翼似尾的“角”，在考古实物中与爵的容量大致相等。马承源：“宋人所言之角，容量与爵大致相等，故不是《礼器·礼器》注和《韩诗》所云之角。”[24]“角”是个象形字，本指兽角。商代的角，首先应指兽角形器，进而是否某种三足器或筒形器也称角，不得而知。在“五爵”礼制中角容量四升，从“相对容积”角度看，商代的某种角应大于爵、觚、觯;然而再把“组合关系”考虑在内，问题又复杂了。“五爵”遵循“以小为贵”的原则，也许角在组合关系中不重要，所以被用作等级较低的四升酒器之名。线索不足，不宜过度推论。本文采用宋人所定“角”名，只是为了叙述方便，不等于认可其定名。

大致说，在这场“扫荡式”的“器名大革命”中，爵、角、斝遭受冲击最大，被彻底改造、重新做人了，由三足青铜器之名，一变而为某一容量的筒形杯之名。觯的形状很接近筒形，转作三升觚形杯之名，尚未面目全非。觚身形依旧，只是其质地由青铜变为漆木了。

西周前期那一批青铜酒器的消歇，是一个渐进的自然变迁，还是一次人为事件呢? 对之笔者一无所知。倘若是一次人为事件，那应是一场制礼作乐、破旧立新的事件吧：统治层决意改革饮酒礼，便依据“以小为贵”的礼制精神，制定了一至五升的“五爵”容量标准，并以漆木酒器取代青铜酒器。随“五爵”礼制推广普及，青铜爵、觚、觯、角、斝逐渐停止铸造，其器名转用于“五爵”了。

三、觚棱与觚名

十余年前，西周早期的一件青铜觚，因其自名为“同”而吸引了学者的视线。其器形参看图一2。吴镇烽、王占奎据此认定，觚的本名是“同”，并把这件青铜器名之为“内史亳同”。他们指出，“同”者“筒”也，古人以竹筒为饮器，同字的初形作，像截竹而成的竹筒;后来这个字被加上了意符“口”，遂变成了“同”字;又令其字从竹，形成了筒、筩等字。吴镇烽：“此类青铜酒器本名应当叫作‘同’。至于古文献中的‘觚’到底是什么样的器物有待进一步研究”;王占奎：“当改正以往张冠李戴的错误。以往叫作觚的东西，应该正名为同。”[25]

随后一个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 字，也被注意到了。学者认定这个上同下爵的字，恰好是商代“觚爵组合”的反映：“‘同’是为觚，‘同爵组合’即是‘觚爵组合’”[26]。铜觚与铜爵的组合，原是商代最重要的饮酒器组合，爵以温酒，觚以饮酒。而 字表明，与爵相组合的那个器物，其名为“同”。

一向称“觚”那种筒形器本名是“同”一点，已无大疑问，被普遍接受了;觚名的纠葛却没有结案：先秦两汉文献中“觚”屡屡出现，孔子还有“觚不觚，觚哉觚哉”之叹;礼书中明文记载着“五爵”爵、觚、觯、角、斝的各种用法。传世和考古发现的实物觚，当然可以全部改称为“同”;而古文献中的众多“觚”字，则是一个都不能改为“同”字，必须保持原貌的。“觚不觚”不能改为“同不同”，“献以爵而酬以觚”也不能改为“献以爵而酬以同”。东周文献中那么多的“觚”字是何酒器，仍在未定之天。

前文提出，春秋“五爵”之所以以爵、觚居首，跟商代酒器组合以“爵─觚”为主，息息相关。现在“同”这个自名面世了， 字又表明跟爵组合的是同。根据这种组合关系，本文推定，“五爵”中的二升之觚来源于同，具体说来，我们认为“觚”是同的一种，本是商周初有扉棱的青铜同之特称。

宋人把今人称“同”的器物命名为“觚”，依据之一，就是它的扉棱。朱熹已经用有棱无棱，来解释“觚不觚”了：“觚，棱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简，皆器之有棱者也。‘不觚’者，盖当时失其制而不为棱也。”[27]觚字的本义就是“棱”。饮酒之觚与用于书写之觚，都因“棱”而得名，失去棱便有名无实了。“觚不觚”之叹，在朱熹看来就是个“觚无棱”之叹。

南宋朱熹的看法其来有自。北宋金石学者李公麟在为“觚”命名时，觚棱已被他用作依据之一了。吕大临《考古图》收录了一件觚(参看图一1)，注明此觚来自庐江李公麟，跋曰：“李氏《录》云：此器口可容二爵，足容一爵。《礼图》所谓‘二升曰觚’。腹作四棱，削之可以为圆，故曰‘破觚为圆’。足之四棱，汉宫凤阙取以为角隅，故曰‘上觚稜而栖金爵’。下为四象，《礼》所谓象觚也。”[28]“李氏《录》”，大约就是李公麟所作的《考古图》或《古器图》。李氏把这件器物名之为觚，其依据有二，一是容量二爵，二是腹有四棱。

吕大临接受了李公麟之定名和他的两个标准，并据以解释孔子的“觚不觚”。其《考古图》卷五录有一件觚形器，容量三升，超过了礼书所说的二升，吕大临遂云“按此器与前觚形略相似，其容受有加，与礼书不合”，便名之为“癸举”，拒不称觚;同书卷四录有一件觚形器，吕大临因其“若觚而无棱”，便名之为“彝”，拒不称觚[29]。

王黻《宣和博古图》描述青铜器，时时把隆起的棱称为“觚棱”。如其书卷三述周节鼎：“纯缘之下起六觚棱”;卷四述周蟠螭鼎：“腹间饰以蟠螭状，隐起觚棱。”卷十五对两件无棱的周小圜觚，特别说明“形制似觚而四隅无棱”;其论周素觚：“凡觚之形，必为觚棱状。”[30]这些描述的话语，全都遵循“觚，棱也”之义。

图一　有棱青铜觚

1.四棱圆觚，商周。吕大临：《考古图》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113 页。

2.四棱圆觚(内史亳丰同)，周初。吴镇烽：《内史亳丰同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图版1。

3.兽面纹四棱觚，下方上圆，西周。山西省绛县衡水西周墓地1006 号墓出土。山西省博物院网站。

4.八棱方觚(亚址觚)，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1992 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版，图版12。

5.八棱方觚( 亚醜觚)，商。陈芳妹编：《故宫商代青铜礼器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98 年版，第496 页。

6.镶嵌螺钿雕漆木觚(复原品)，西周。楼朋林：《琉璃河出土的漆器与复原》，收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文物与考古》第5 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 年版，第319 页。

现代学者采用了宋人所定“觚”名，却往往不相信其“升数”之标准，也不相信其“觚棱”之标准。不相信其“升数”标准，是因为青铜觚的实测无法与“五爵”容量印证。然而本文也已指出，容积标准并非没有意义，青铜酒器的容积实测，可以协助理解“五爵”爵、觚、觯、角、斝的排序。

至于“觚棱”标准，陈梦家的反驳如下：“觚之有棱柧，非其所以为觚之必要条件，觚言其弧也。‘中央研究院’于安阳小屯所发掘之陶觚，无棱柧，可证棱柧为后起。……觚有棱柧，生于铜范之接筍，故尊及其他铜器皆有之。”[31]又容庚的反驳如下：“其所以定名为觚的原故，有谓因其四面有觚棱。但孔子当时已见有无棱的觚，遂有‘觚不觚，觚哉，觚哉’之叹。但现传世的觚不尽有棱，尊、卣、斝等酒器也有棱的，可证棱不是构成觚的必要条件。”[32]除开陈梦家“觚言其弧”之说，陈、容二先生对“觚，棱也”之反驳，要点有二：第一，“棱柧为后起”，“觚不尽有棱”;第二，“尊及其他铜器皆有之”，“尊、卣、斝等酒器也有棱”。此后青铜觚的研究者，大抵都沿袭了这两点意见。

笔者认为，这两个论点尚不足以排除异议，“觚棱”标准仍足以分庭抗礼、自成一说。

若“同”字来源于竹筒，则这个器名一定相当古老。细腰侈口的木制或陶制筒形器，在新石器末期就已出现，其器名大约已是“同”了。商前期的青铜同还很粗糙简陋，到了商后期，精美的青铜同大量出现了，上中下三段的形制基本形成，腰间两个竖棱发展为四条羽状棱，扩展到了足部、进而是口沿。方同甚至会拥有八道扉棱，尤显高贵。有棱青铜同的华美富丽的扉棱，在宗庙殿堂上夺目耀眼。我们推测在这时候，有棱青铜同就特称为“觚”了。

在宋人为这种筒形青铜器定名之时，已感觉其扉棱非常抢眼了。甚至现代辞书也把“棱”作为觚的特点之一[33]。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宋人如此，殷商之人的观感想来相去不远。最初的“觚”，可以看成有棱青铜同的一个“别名”，由此，有棱青铜同便跟无棱的青铜同，以及木同、陶同、象牙同，区别开来了。图一6 是西周琉璃河墓地一件漆木觚的复原品，它下部镶嵌的螺钿，应即模仿扉棱的。似乎在青铜觚已趋消歇之时，继起的漆木觚对扉棱恋恋不舍，仍按照老习惯以扉棱为饰，以求名实相符，无愧“觚”名。

“觚”字源于“柧”字。《说文解字》：“柧，棱也”;“棱，柧也。”[34]浑言之柧、棱互训，二者为一事;析言之，则如服虔《通俗文》所云：“木，四方为棱，八棱为柧。”[35]段玉裁因谓：“柧与棱二字互训。殳以积竹八觚。觚当作柧，觚行而柧废矣。”[36]棱、柧字从木，通指木棱。有棱木材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可想而知，棱、柧二字必定比觚字起源更早。当有棱的青铜同因棱得名时，最初的用字大约是“柧”，随后“柧”字被改从角旁作“觚”，以表明这是一个酒器之名。段玉裁：“凡觵、觯、觞、觚字皆从角”，“许云兕牛角可以饮。其他不以角为而字从角者，盖上古食鸟兽之肉，取其角以饮，饮之始也。故四升曰角，犹仍角名，而觚、觯字从角欤?”[37]又朱骏声：“疑古酒器之始以角为之，故觚、觯、觞、觥等字多从角。”[38]按，觯本有自名雚、鑵或耑、鍴，觞字原先从爵不从角。觚、觯、觞、觥(以及觵、觛、、觗)等表示饮酒器的字“批量”从角，似乎也是个一次性事件，也许同“器名大革命”有关，是“五爵”礼制的副产品。

细腰侈口的筒形器通称为同，商后期的四棱或八棱的青铜同特称为觚，本文这一论点，足可绕过或化解对“觚棱”标准的第一个驳论，即“棱柧为后起”，“觚不尽有棱”之说。至于对“觚棱”标准的另一驳论，即“尊及其他铜器皆有之”，“尊、卣、斝等酒器也有棱”，应该怎么看呢? 其实，不光尊、卣、斝， 此外瓿、罍、盉、壶、彝、鼎等容器，也不乏有扉棱的。那么，为什么独独有棱青铜同被特称为“觚”呢? 我想在古人心目中，相比于其他有棱容器，有棱青铜同一定最接近于柧或觚形。

柧、棱互训，而“棱”有数义：1.四棱木方;2.物体上不同方向的两个平面连接的部分;3.物体上条状的凸起部分。在觚字被创制之后，柧、觚二字经常混用。不妨看一看，古人以柧/ 觚相称的事物，大致是什么形状。

屋顶有棱，可以称柧/ 觚。《说文解字》：“柧棱，殿堂上最高之处也。”[39]说得不明不白。班固《西都赋》的“设璧门之凤阙，上觚棱而栖金爵”[40]一语，《后汉书》引作“上柧棱而栖金雀”[41]。宋人王观国释云：“所谓觚稜者，屋角瓦脊成方角稜瓣之形，故谓之觚稜。”[42]这样的解释就清楚多了。“觚棱”就是宫阙顶部(《说文解字》所谓“最高处”)的那一道脊棱，以及转角处的四道脊棱。图二1(见后页)就是班固《西都赋》所说的建章宫璧门之东的那个凤阙，虽系想象图[43]，其阙顶的脊棱仍然可供参考。

祭坛形制，有“八觚”之说。《汉书·郊祀志下》：“甘泉泰畤紫坛，八觚宣通象八方。”[44]颜师古把这个“觚”字释之为“角”，然而并不妥当[45]，因为甘泉泰畤并不是八角形的，而是一个圆坛[46]，它有“八通鬼道”[47]，“八觚”应由“八通鬼道”求解。又查东汉建武二年(26)制郊兆，“采元始中故事，为圆坛，八陛”;所谓“元始中故事”，见于《元始仪》：元始四年(4)定郊祀，“上帝坛圆，八觚，径五丈，高九尺。……用辟神道八通”[48]。“神道八通”也就是“八通鬼道”。这个上帝坛被记为“径五丈”的“圆坛”，那就不是八角形的;一称“八陛”，一称“八觚”，则“八觚”就是“八陛”，也就是用来“宣通象八方”的八条台阶。称“觚”，强调坛上有八道隆起;称“陛”，表明八道隆起上有台阶。所以它们别称“八阶”[49]，合称“觚陛”[50]。这一意义的“八觚”，与宫阙顶部的“觚棱”相似，都是“物体表面的条状凸起部分”。周隋唐圜丘有十二陛。图二2 即隋唐十二陛圜丘遗址，可供想象汉代圆坛的“八陛”“八觚”。

图二　各种觚棱

1.建章宫凤阙。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四《汉建章宫图》局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年版，第128 页。

2.西安隋唐十二陛圜丘遗址。来自互联网。

3.用于书写的木觚，西汉。甘肃文物工作队：《汉简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扉页，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1-4 觚图版。

4.积竹柄殳，战国初。湖北省博物馆：《随县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版，图版八二。积竹柄制作示意图，来自互联网。

5.八棱殳鐏，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井中伟：《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371 页。

6.“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截面示意图。

宫阙顶部之觚棱、圜丘之觚陛，代表了古人对柧/ 觚的一种认知，即物体表面的条状凸起部分称“柧”或“觚”。多棱柱，则代表了古人对柧/ 觚的另一认知。

史游《急就篇》“急就奇觚与众异”颜师古注：“觚者，学书之牍，或以记事。削木为之，盖简属也”，“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书。觚者棱也，以有棱角，故谓之觚。”[51]这种用于书写的觚，呈多面的棱柱之形。《孙膑兵法》：“将战书柧。”张震泽释云：“削竹曰简，削木曰牍，斫木而有棱者曰柧。”[52]这种棱柱形的书写用柧，已有很多实物被发现。图二3 就是例子。

又殳柄可以制成“八觚”之形。《说文解字》：“《礼》，殳以积竹，八觚，长丈二尺。”[53]这种殳的柄采用所谓“积竹柄”，这种柄由若干竹片或竹棍黏合裹缠而成，有八棱，故称“八觚”。图二4 就是一件积竹柄的兵器，及其制作示意。又，很多殳鐏也呈八棱之形，参看图二5。

又算筹可以聚为“六觚”之形。《汉书·律历志上》：“算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为一握。”[54]把271 枚算筹捆成一个六棱柱，即所谓“为一握”。这个六棱柱直径1. 9 寸，高6 寸，横截面作六角形，故云“六觚”。参看图二6。

上述书写用觚、殳柄(殳鐏)，“六觚一握”的算筹等，都作条形或柱形。由此再看《通俗文》“木，四方为棱，八棱为柧”之文，其所谓的棱、柧都应是木条、木柱，而不是木块、木板。《史记·酷吏列传》：“汉兴，破觚而为圜。”《集解》引《汉书音义》：“觚，方。”《索隐》引应劭：“觚，八棱有隅者。”[55]这个可以破而

为圆的觚，在汉人心目中，也应是条形物或柱形物，而不是其他形状的物品。

大致说来，先秦秦汉所谓柧/ 觚，通指有棱的条形或柱形物体，“棱”则是物体表面的棱角或条状隆起物。由此再来看卣、斝、瓿、罍、盉、壶、彝、鼎等，这些容器虽然也有扉棱，但都不是柱形物体。唯有细腰侈口的筒形觚，同时具备了两个特点：既有扉棱，又呈柱形。青铜方觚本身就是棱柱之形，其八道扉棱恰好符合“八棱为柧”的定义;青铜圆觚的腰身虽呈圆柱之形，但其所铸四道扉棱，作为“物体表面的条状凸起物”，也算合于“四方为棱”了。无论如何，铸有扉棱的筒形觚外观，最容易让人联想到有棱木条、木方以及各种多棱柱，换句话说，联想到柧/ 觚了。也许有人会提出，“尊”也呈柱形，也有扉棱。确实，比如有一件八棱亚醜方尊，就跟图一5 那件八棱亚醜方觚外观相似，只不过更粗而已。这种尊，当时也可以称“觚”吧。

着眼于条形或柱形，否定“觚棱”标准的第二个理由，也能够绕行或化解了。认定或否定“觚，棱也”的观点，足以平分秋色，各成一家之言。

若“觚，棱也”可成一家之言，则朱熹“‘不觚’者，盖当时失其制而不为棱也”的说法，其可信度、合理性就将相应上升。由战国宴乐图所见，结合漆木觚实物，可以推知春秋典礼所用的“五爵”都是漆木觚形杯，而五等觚形杯都没有棱。孔子的“觚不觚”，也许就是在感叹它们称“觚”却没有棱，名实不符吧。又因周廷和列国的库府中往往藏有三代礼器，甚至不妨推想，孔子在鲁国的库府中见过商西周传下来的有棱青铜觚，以古之有棱青铜觚比之当今流行的无棱漆木觚，不禁为时移事殊而感叹系之了。

下面做一小结。本文从“五器”到“五爵”的转型出发，提出“五爵”之名来自“五器”之名的“容量

化”，进而推定“五爵”中的“觚”本是商代旧有的某种酒器之名，最大可能是有棱青铜同之名。相关论证计有四点：

1. 商周初以觚为主流饮酒器;而战国宴乐图等史料表明，春秋到战国初的主流饮酒器，仍是觚形杯。材质虽由青铜而漆木，器形则一脉相承。

2. 从器物组合看，商代“爵─觚”组合是主流组合样式，而“五爵”礼制恰好以爵、觚居首。

3. 从相对容积看，商代爵小于觚、觚大于爵，而“五爵”礼制中爵一升、觚二升，大小排序相符。

4. “五爵”中的觚名来源于柧，柧是四棱或八棱的木条、木柱;而商代的有棱青铜圆同与方同，正是四棱或八棱柱形物。

以上四点综合起来便构成了一条证据链，它们全都指向同一事实：“同”是细腰侈口的筒形杯之通称，“觚”是有棱青铜同之特称。把商西周的有棱青铜同称为“觚”，不算“张冠李戴”;但商西周的无棱木觚、陶觚，以及更早时候的无棱木觚、陶觚，应是只称“同”，不称“觚”的。在“五爵”礼制推广普及之后，“觚”就变成容量二升之漆木筒形杯的特称了，以及细腰侈口的筒形杯之通称了。

参考注释

[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62 页。

[2]姚宽：《西溪丛语》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版，第23 页。“孔子曰削觚云云”，见于《太平御览》卷七六一，第4 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版，第3377 页上栏。其文实出《论语郑氏注》，参看阿斯塔那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年版，第4 册第154、171 页。

[3]杨慎：《丹铅续录》卷一“觚不觚觚哉觚哉”，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30 页。

[4]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240—241 页。

[5]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九。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465 页。

[6]有“刻画”字样就是用木制成的，对这一点，可参《诗·卷耳》正义：“(罍)言刻画，则用木矣，故《礼图》依《制度》云刻木为之。”语中的“《礼图》”当即郑玄《礼图》(否则会明标“阮谌《礼图》”)，“《制度》” 即叔孙通所作《汉礼器制度》。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278 页上栏。《三礼图》屡见的“漆赤中” 一语，有学者释为“以朱漆画其中间部分”，不确，实为漆木容器内壁涂朱之意(外壁画有各种图案)。“漆赤中”最早见于《汉礼器制度》：“大槃广八尺，长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周礼·天官·凌人》郑玄注：“漆赤中，用朱漆其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671 页上栏、中栏。又《三礼图》卷十四叙鸡彝舟，先云“其舟外漆，朱中”，后云“此舟漆赤中”(前书，第445 页)。

[7]高本汉：《中国青铜器中的殷与周》，《远东古物博物馆学报》第8 份，1935 年，第143 页。(B. Karlgren：Yin andChou in Chinese Bronze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8， Stockholm， 1935， P.143)。按，此书有阎简弼译本，燕京大学1940 年铅印，但我未能找到原书。

[8]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国考古学报》1948 年，第81页。

[9]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年版，第121、144 页。

[10]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185 页。

[11]聂崇义：《新定三礼图》卷十二，丁鼎点校，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370—371 页。

[1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925 页下栏。

[13]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313 页。

[14]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版，第273、282—283 页。

[15]林沄：《古代的酒杯》，《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 年第4 期，第31 页。

[16]王利器：《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102 页。

[17]参看拙作：《礼书“五爵”的称谓原理：容量化器名》，《史学月刊》2019 年第7 期，第12—28 页。

[18]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觯、觛、卮、、》，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292 页。

[19]谢明文：《谈谈金文中宋人所谓“觯”的自名》，收入《商周文字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版，第344—353 页。

[20]朱凤瀚：“宋人《博古图录》已称此类形制的铜器为‘角’，可能是因其口缘两端左右对称呈爵尾形颇似两角，故以典籍所见‘角’为之名”，“宋人定名为角的铜器器名未必恰当。” 《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版，第166 页。

[21]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文字第五》，《殷虚书契考释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183、457 页。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说斝》，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145—147 页。李零：斝“名字是宋人起的，但器形与商代甲骨文中的‘斝’字相像，定为‘斝’ 还是有一定道理。” 《关于铜器分类的思考———自其不变而观之》，收入《出山与入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第255 页。

[22]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第80、83 页。

[23]罗福颐云：觚“容量还不到爵的一倍。”《青铜器名辞解说(五)》，《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第5 期，第40 页。其原意应是觚“容量还不到爵的两倍”。

[24]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180 页。

[25]吴镇烽：《内史亳丰同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10 年第2 期，第32—33 页;王占奎：《读金随札———内史亳同》，《考古与文物》同期，第35—39 页。

[26]严志斌：《说爵》，收入邹芙都主编：《商周青铜器与先秦史研究论丛》，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284 页;《瓒爵辨》，《三代考古》七，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191—192 页;《薛国故城出土鸟形杯小议》，《考古》2018 年第2 期，第104—105 页。

[2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90 页。

[28]吕大临：《考古图》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113 页下栏。

[29]吕大临：《考古图》，第114 页下栏、第69 页下栏。

[30]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图》，扬州：广陵书社2010 年版，第55 页下栏、第73 页上栏、第319 页下栏、第320 页上栏。

[31]陈梦家：《中国铜器概述》，收入《陈梦家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版，第354 页。

[32]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62 页。

[33]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觚条：“古代酒器。青铜制。喇叭形，细腰、高圈足，腹和圈足上有稜。” 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86 年版，第3923 页。

[34]许慎：《说文解字》卷六上，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版，第125 页上栏。

[35]《慧琳音义》卷五三引，《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第1443 页下栏。段书伟：《通俗文辑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年版，第74 页。

[36]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六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第268 页下栏。

[37]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四下，第187 页上栏下栏。

[38]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角部》，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378 页下栏。

[39]许慎：《说文解字》卷六上，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版，第155 页上栏。

[40]萧统：《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31 页上栏。

[41]范晔：《后汉书》卷四○上《班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1341 页。

[42]王观国：《学林》卷五《觚甬》，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版，第168 页。

[43]班固：《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 颜师古注：“《三辅故事》云其阙圜上，有铜凤凰。”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1245 页。“圜上”谓此阙下方上圆，而“汉建章宫图” 中的凤阙顶部却不是圆形的，误。

[44]班固：《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56 页。

[45]颜师古注：“服虔曰：八觚，如今社坛也。师古曰：觚，角也。” 按服、颜二说，均有可疑之处。唐代方丘很特殊，不是方坛四陛，而是八角形坛，八陛。唐人把这种方丘描述为“ 八角” “ 八隅” “ 八觚”，所以颜师古以“ 角” 释“觚”。然而西汉泰畤用于祭祀天神泰一、相当于圜丘，圜丘不宜跟方丘等量齐观;泰畤为圆坛，既不是四角形的，也不是八角形的。所以“圆坛八觚”之“觚”，不宜释“ 角”，颜师古之说不可从。再看服虔，他以东汉社坛比拟泰畤“八觚”。查《续汉书·祭祀志下》：“建武二年(26)，立太社稷于雒阳，在宗庙之右，方坛。” ( 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3200 页)可知东汉太社是方坛。建武二十一年太社搬到了上东门内，但方坛未闻有变。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方坛通为四陛，例外极少。那么圆坛八觚的泰畤，怎么会“ 如” 方坛四陛的太社呢? 此处当有讹误。我想服虔未必有错，更可能是颜师古摘引时出了问题。

[46]《三辅黄图》卷五《南北郊》：“武帝定郊祀之事，祀太一于甘泉圜丘，取象天形，就阳位也。”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版，第321 页。甘泉泰畤既称“甘泉圜丘”，又云“取象天形”，则必为圆坛。

[47]《史记》卷二八《封禅书》记汉武帝建薄忌泰一坛：“ 为坛开八通之鬼道。” 甘泉泰畤系模仿薄忌泰一坛而成，所以也“除八通鬼道”。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版，第1658、1667 页。

[48]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上》，及注引《三辅黄图》引《元始仪》。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3158—3159页。

[49]“八陛”亦称“八阶”，可参梁简文帝《南郊颂序》：“八阶弘丽，四维博敞。”《文苑英华》卷七七二《颂》，北京：中华书局1966 年版，第4062 页上栏。“八阶”与“四维”相对，亦指八条台阶。《汉语大辞典》释“八陛”为“八层台阶”(罗竹风主编，北京：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88 年版，第2 册第13 页右栏)。误，应改释为“八条台阶”。

[50]“觚陛”见《宋史》卷一四一《乐志一六》：“觚陛紫为坛”，“觚陛展躬祠。”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版，第3325—3326页。又苏颂《皇帝初郊大礼庆成诗》：“羽旄备物甘泉仗，觚陛层垓委粟营。”《苏魏公文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版，第7 页。

[51]史游：《急就篇》，长沙：岳麓书社1989 年版，第32 页;管振邦：《颜注急就篇译释》，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 页。

[52]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43、49 页。

[53]许慎：《说文解字》卷三下，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版，第66 页上栏。

[54]班固：《汉书》卷二一《律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956 页。

[55]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版，第3777 页。

原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