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陌上桑》“三解”部分的若干诗句，可以从制度史角度重新审视。罗敷赞美夫婿时所称说的骏马、鹿卢剑，颇有特征性，恰好是郎官装备之标配，因而可以同“三十侍中郎”一事联系起来，而“东方千余骑”也与禁军郎骑之数相合，由此证据链得以闭环。“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一向被释为郡太守的舒缓“官步”，其说有部分不妥。“冉冉”为疾趋貌，系卑者步态。这一段所说的，实为身居县令的罗敷夫婿，在郡中的集会上时而徐行、时而疾趋，因事事得体而赢得赞誉之事。诗句“坐中数千人”也是有现实制度基础的，郡国中的礼仪活动，尤其是军事集结，是可以达到近千人或数千人的。
关键词：乐府诗；陌上桑；三解；制度史视角
乐府诗《陌上桑》第三段即“三解”部分，包括三小节内容。居中的小节是“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四句，用以陈述罗敷夫婿的仕历。这四句诗的前后，又各有一段夸夫之辞，前一节展示其夫婿在阵列中骑马佩剑之姿，后一节记述其夫婿在某个府中赢得盛赞之事。
对“三解”，清人沈德潜评论说：“末段盛称夫婿，若有章法，若无章法，是古人入神处。”所谓“若无章法”，大概是说三小节没什么内在联系，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吧。不过他觉得“若无章法”其实很不错，反倒更传神，更合乎小女子口吻，另有妙处。沈氏这段评论，时不时仍被今之诠释者引用，大概在“若无章法”一点上抱有同感吧。不过我觉得，三小节之间其实是存在某种逻辑关系的。
对“三解”居中的那一节我已有专论，认为“十五府小史”是做郡府小史，“二十朝大夫”是升为郡府大吏，“三十侍中郎”是经察举入宫为郎，“四十专城居”是出补县官，这与现实官制无不密合，代表了东汉士人的一种经典仕途。至于此前与此后的两小节，近来我又萌生了新想法，相信可以用制度史手段，让这三小节里潜藏的“章法”显影现形。
大致说来，我认为“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那一段，其实是与“三十侍中郎”相关相对应的；“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居”那一段，其实是跟“四十专城居”相关相对应的。随后一一论证之。
一、关于“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
首先来看“十五府小史”之前的那一段诗句：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
有学者根据“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一句，提出罗敷的夫婿是“镇守辽东一带的郡守和边将”。但若绳以原诗，这论点是比较飘渺的。原诗只是说其夫婿“居上头”，却没说他是那“千余骑”的长官。所谓“居上头”，也可以是其夫婿在队列中居于前列。在检阅时以居于前列为荣的，更可能是军士而不是统帅吧。
罗敷又以夫婿的战马、佩剑为夸，为此我觉得她所描述的，是其夫婿担任“侍中郎”时的场景，因为郎官的装备标配，恰好就是鞍马、绛衣、佩剑。这些东西价值不菲，都由郎官个人掏腰包自购。可参《史记》如下记载：
有诏募择卫将军舍人以为郎，将军取舍人中富给者，令具鞍马、绛衣、玉具剑，欲入奏之。会贤大夫少府赵禹来过卫将军，……悉召卫将军舍人百余人，以次问之，得田仁、任安，曰：“独此两人可耳，余无可用者。”卫将军见此两人贫，意不平。赵禹去，谓两人曰：“各自具鞍马、新绛衣。”两人对曰：“家贫无用具也。”将军怒曰：“今两君家自为贫，何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于我者，何也？”
汉武帝下诏，在将军卫青家的舍人中选拔郎官，因郎中要自购鞍马、绛衣、玉具剑，所以卫青就挑了些有钱的舍人应选。前来选拔的赵禹却另行看中了田仁、任安，但这两人囊中羞涩，没钱自购装备。这就引起了卫青对田仁、任安的不满：你俩既然没钱，就不该凑热闹充数。入伍从戎时装备需要自购，今人可能困惑不解：这些东西难道不是国家发放的？不过古代就是如此。恰好《木兰诗》中也有一个应征入伍者装备自购的例子：“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郎中必须购买的“玉具剑”，是一种贵重的饰玉之剑，而罗敷夫婿的“鹿卢剑”，正是一种饰玉的长剑，显然也是一种玉具剑。代明先考察汉代佩剑制度，在排比文献与考古资料之后他发现，玉具剑的佩带者主要是诸侯王、列侯，再就是郎官（及诸王近臣）了。若然，在王侯之外，郎官居然是玉具剑的最主要佩带者。可以想象在汉人的眼中，佩戴玉具剑者若非王侯，那就是郎官（或诸王近臣）了。于是我们也就有了理由，把玉具剑视为郎官的身份标志物了。罗敷夫婿既非王侯，也不是诸王近侍，那么当时他最可能的身份，就是“三十侍中郎”吧？
图1 玉具剑外观示意
取自江西省博物馆：《惊世大发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98页。笔者改为横向。
由此不难推想，家境优裕的郎中就有钱购买骏马、华服、名剑。罗敷以其夫婿“居上头”为夸，又以其骏马、名剑为夸，其所夸耀的，便是其夫婿的家庭优裕多金，夫婿本人又人才出众，给皇帝做“侍中郎”时居于前列，装备华丽，英气逼人。
通过郎官最富特征性的经典装备，本文把骏马、鹿卢剑同“三十侍中郎”联系起来了。进而“郎官”这个判断，跟“东方千余骑”一句又正好吻合。现有史料表明，不同时期的三署郎官，约七百余人至千余人。请看如下史料：
1．西汉：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
2．约东汉桓帝延熹五年（162）至延熹七年（164）间：三署见郎七百余人。
3．约东汉桓帝和平元年（150）之后、延熹二年（159）之前：三署郎吏二千余人。
第1条为西汉制度，明言郎官的人数可在千人以上。后两条都出自东汉桓帝之时，时间相差不过数年，人数却差异甚大，一个“七百余”，一个“二千余”。如此之大的人数差异，无法用例行补入、迁出造成的郎官增减来解释，更可能是因为“七百余人”只是“三署郎”之数，“二千余人”则是“三署郎吏”之数。在此处，“三署郎”与“三署郎吏”是有区别的。“三署郎”特指五官中郎将及左右中郎将所辖之郎，他们是候选郎官的主体。但三署郎之外，还有虎贲郎、羽林郎等“郎吏”存在呢，他们也有候选资格。所谓“郎吏”，既包括三署郎，也包括虎贲郎、羽林郎，即：三署郎+其他郎吏=三署郎吏。
虎贲郎、羽林郎有多少人呢？请看：
1．蔡质《汉仪》：虎贲千五百人，无常员，多至千人。……羽林郎百二十八人。
2．《汉官》：（羽林监）主羽林九百人。
第2条的“羽林九百人”指羽林士。虽然羽林士同羽林郎身份有别，但他们也可能加入“东方千余骑”的行列。把三署郎、虎贲郎、羽林郎、羽林士加在一块，最多可达二三千人。即：三署郎700余人+虎贲1500人+羽林郎128人+羽林士900人≈3230余人。那么在某种活动中，比如在校阅或陪驾之时，就有可能出现“东方千余骑”的场面，也就是上千名郎骑会聚的场面。
以往对“东方千余骑……”那四句夸夫之辞的辨析，颇嫌浮泛。而在努力发掘其中的制度信息之后，就能看到，骏马、鹿卢剑、“东方千余骑”“三十侍中郎”之间存在内在联系，由此证据链得以闭环。
二、关于“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
下面再来看《陌上桑》三解部分最后四句夸夫之辞：
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清人吴兆宜用“公府掾”来解释“公府步”与“府中趋”，显有望文生义之失。“公府步”只是一种步法之称，但不等于其人正在公府中任职；即便在公府任职，也不一定就是担任公府掾。今人不取“公府掾”之说，相当合理。至如近代学者的相关诠释，兹举三例：
1．闻一多：《楚辞·离骚》“老冉冉其将至兮”，王（逸）《注》曰：“冉冉，行貌。”案行迟貌也。……《后汉书·儒林周泽传》曰：“［孙堪］尝为县令，谒府，趋步迟缓，门亭长谴堪御史（应作吏），堪便解印绶去。不之官。”案古礼尊贵者行迟，卑贱者行速，孙堪以县令谒府而趋步迟缓，有近越礼，故遭谴斥。太守位尊，自当举趾舒泰，节度迟缓。此所谓公府步府中趋者，犹今人言官步矣。
2．萧涤非：盈盈冉冉，并行迟貌，二句一意，重言以成章耳。……闻一多先生云（中略）……则是官步之中，又有尊卑之别焉。
3．余冠英：盈盈、冉冉：都是美好而迟缓的样子，形容贵人的步法。“公府步”和“府中趋”等于今人所谓“官步”。“公府”是三公之府，“府中”指太守所居。
闻先生认为罗敷夫婿的“四十专城居”“谓为太守也”。此处继续以“太守”为准，把“府中”说成“太守所居”，把“盈盈冉冉”释为“行迟貌”，系“官步”“贵人的步法”，罗敷夫婿身为太守，当然“举趾舒泰，节度迟缓”了。萧、余二先生均承其说。继踵而来的注译，基本都是“官步+太守”之重述翻版。
把“冉冉府中趋”那个“府”视为郡府，肯定比视为“公府”“军府”什么的更好。但把“盈盈冉冉”笼统地说成“行迟貌”，把“冉冉府中趋”的那个人说成太守，恐怕还有很大推敲余地。
首先，“皆言夫婿殊”只是说其夫婿在府中鹤立鸡群、与众不同而已，并不等于说他是此府之主。“殊”是跟同列比较的结果，而不是赞颂长官之辞。县廷中不会有“皆言县令殊”之赞辞，郡府中不会有“皆言太守殊”之赞辞，朝堂上不会有“皆言皇帝殊”之赞辞。
再者对“盈盈冉冉”，吕华亮近年有文辩驳。吕文指出，“盈盈”固然指步态舒缓，众多证据却表明，“冉冉”其实是“疾迅”之意，“趋”其实是“疾行”之意。刘熙《释名·释姿容》：“徐行曰步，疾行曰趋”；宋玉《九辩》“老冉冉而愈強”王逸注：“年命逝往，促急危也”；吴质《答魏太子笺》“日月冉冉，岁不我与”李周翰注：“冉冉，疾行貌。”可见“冉冉府中趋”并不是步法舒缓，恰好相反，反倒是“快速疾行”的样子。
我认为吕华亮所论甚确，可以信从。在其之前，姚守亮已提出《九辩》“老冉冉而愈強”之“冉冉”，是“用来形容时光迅速流逝”的了。更早时候清人王闿运还提出，《九辩》“老冉冉而愈強”的“愈強”当作“愈驰”。“驰”意为疾行，此字与表示“疾行貌”的“冉冉”，恰好相应。
若绳以闻一多“尊贵者行迟，卑贱者行速”之说，那么这名在府中“快速疾行”的人，应推定为一名“卑贱者”，而非“尊贵者”。“趋”既是卑者谒见尊者的一种礼节，也是吏员的辛勤工作状态。“趋走”一词意谓执役奔走，也是执役奔走者的称呼。《列子·周穆王》：“昔昔梦为人仆，趋走作役，无不为也。”后人对“府中趋”一辞的运用，都跟《陌上桑》相去不远，而且很可能就是来自《陌上桑》的。只举三例：
1．权德舆《璩授京兆府参军戏书以示兼呈独孤郎》：见尔府中趋，初官足慰吾。
2．李商隐《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天官补吏府中趋，玉骨瘦来无一把。
3．袁枚《府中趋》：沉沉长官府，晨趋无已时。束带候鸡唱，腰笏事奔驰……
第1条诗题中的“璩”，系权德舆的大儿子权璩。《新唐书》记载权璩“元和初，擢进士。历监察御史”，而由此诗可知，权璩的初官不是监察御史，而是京兆府参军，其仕途是从“府中趋”起步的。第2条中的李商隐，先以正九品下的盩厔县尉“府中趋”，随后以京兆府的掾曹“府中趋”（有人推测是京兆府的法曹参军）。第3条的诗题迳作《府中趋》，其内容也是“府中趋”的卑微、吏员的辛苦。其实古诗文中的“府中趋”，没有一例指一府之主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不当视而不见啊。
我认为，“盈盈冉冉”既然叙在“四十专城居”之后，那么应是罗敷夫婿担任县令时的事情。诸公有“公府”，将军、校尉、郎将有“军府”，二千石郡国长官的官舍也通称为“府”。考虑到罗敷夫婿的县官身份，把“冉冉府中趋”那个“府”说成郡府，最为合理。在这时候，闻一多所揭举的那个《后汉书》孙堪的例子，就有特殊价值了。县令孙堪前往郡府谒见太守，因“趋步迟缓”而遭谴斥，这因为在上级机关郡府里县令是卑贱者，孙堪所触犯的，是“卑贱者行速”那个“政治规矩”。
闻先生“古礼尊贵者行迟，卑贱者行速”之说，于古有据，但也略失简单。下面引证《礼记》所载相关行步古礼，附以译文，以展示其“于古有据”之处，以及“略失简单”之处。首先请看：
《礼记·玉藻》：君与尸行接武，大夫继武，士中武。徐趋皆用是。
胡平生、张萌译：在宗庙中行路步法的规定：国君和充当尸的人行走两脚迈步很小，后脚的脚印叠压在前脚脚印一半的部位；大夫行走步子稍大，两脚足迹相继，后脚脚尖紧接着前脚脚跟；士走路步子最大，前脚、后脚之间能容下一脚的距离。国君、大夫和士徐行时都要用这种走法。
“武”是脚印，其长度以一尺二寸为准。古人把两脚各迈一次说成一步。宗庙祭祖礼上，国君与“尸”行进时采用“接武”步法，两个脚印叠压半脚，所以举足一次只前进了半脚（即六寸），行进一步（即左右举足各一次）只前进了一脚之长（即一尺二寸）；大夫用“继武”步法，两个脚印相接，一步前进了两脚之长，即二尺四寸；士用“中武”步法，两个脚印间相距一脚，一步前进了四脚之长，即四尺八寸。可参图1。徐行时都用这种步法。其时君、大夫、士三者步速，呈1∶2∶4关系。闻氏所谓“古礼尊贵者行迟，卑贱者行速”，由此具体化了，士在“趋”行之时，把步伐加速到大夫的2倍、君主的4倍，最合礼数。
图2 接武、继武、中武示意
取自笔者《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课程“乐殊贵贱礼别尊卑”一讲的PPT课件。
然而《礼记·玉藻》所云，主要是宗庙祭祀之步法，其他情境还有更多步法要求，也会有“不趋”的时候。兹举一例：
《礼记·曲礼》：帷薄之外不趋。堂上不趋。执玉不趋。堂上接武，堂下布武。
杨天宇译：在帏幔和帘子的外边不用小步快走。在堂上不小步快走。手中拿着玉不小步快走。在堂上行走应该脚印接着脚印。堂下则可迈步而行。
所谓“趋”，是以小步快走的姿态向尊长致敬的一种礼节。杨天宇解释说，天子门外有屏，诸侯门内有屏，卑者觐见时，在屏外用不着“趋”，到了屏内才需要“趋”以致敬。大夫与士虽不设屏，但大夫有薄（帘子）、士有帷，卑者觐见时“帷薄之外不趋”，进入帷内、薄内再“趋”以致敬。“堂上不趋”，是因为堂上空间小，行步局促。“执玉不趋”，以免把贵重的玉器摔坏了。堂上空间小，应采用“接武”步法，举足一次只走半脚之长。堂下空间开阔，就可以改用“布武”步法，即脚印不相叠压，放开步伐了。
《礼记·曲礼》这段文字有何意义呢？这段文字告诉我们，是徐行还是疾趋，除了取决于身份，还取决于场景、时机与事由。对不同身份者何时“行”（徐行）、何时“趋”（快走）、何时“走”（跑步），《礼记》颇多记载，这里只能浅尝辄止，示例而已。假如步法只取决于身份，只遵循“尊贵者行迟，卑贱者行速”这一条规矩的话，那么县令谒见郡守，就是郡守永远“盈盈公府步”，县令永远“冉冉府中趋”了。可事情不那么简单，由《曲礼》可知，卑者并不永远“行速”，很多时候他也可以“不趋”，也会“行迟”，也需要改用“接武”步法，徐徐而前的。历代官场，大抵如此。罗敷夫婿所面对的，不正是这种情况么？
既往学者无不追随闻一多，把“盈盈冉冉”说成“官步”，而今本文征之古礼，你就看到这个解释的缺陷了。它不但误释了“冉冉”，错会了“府中趋”，还忽略了官场步法与场景、时机、事由的关系。其实情况是这样的：罗敷夫婿作为县令，难免赴郡公干，其时他比孙堪老到多了，审时度势，应付裕如，时而“盈盈公府步”、用徐行步法，时而“冉冉府中趋”、用疾趋步法，赢得一片赞扬，“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而步法运用之恰到好处，又暗示了夫婿待人处事无不恰到好处。罗敷向“使君”炫耀的就是这个，《陌上桑》所表达的也是这个。所以“最后是夸丈夫的相貌风采”“走起路来气度非凡”这类解释，皆未达一间，除了相貌气度，罗敷之所赞扬的，还有夫婿之精明强干、老成练达呢。
无论如何，“冉冉府中趋”表明了罗敷夫婿在郡府之中是一位卑者，其地位在太守之下，这就否定了“罗敷夫婿是太守”的既往成说。然而罗敷又刚刚说过，其夫婿已“四十专城居”了，做到县令了，那么请读者权衡判断：“罗敷夫婿以县令身份在郡中公干”，就是“盈盈冉冉”的最合理解释吧？
三、关于“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当然，又一个问题随即浮现了：“坐中数千人”是怎么回事呢？做研究理应一字不苟，“坐中数千人”都五个字了，更不能“苟”了。
闻一多有个很特别的观点，他认为“坐中数千人”是观看《陌上桑》这场歌舞剧的观众：“乐府歌辞多系歌舞剧，此曰‘坐中数千人’，斥观众而言也。”然而这么解释，令人疑窦丛生。首先，歌舞剧中的罗敷夫婿若能赢得数千观众的赞扬，那就意味着罗敷夫婿是歌舞剧中的一个角色了。可是在《陌上桑》中，罗敷夫婿本人并未现身，他并不是剧中角色，他仅仅存在于罗敷的绘声绘色之中。观众可以给罗敷或其演员叫好，可以给歌词或曲调叫好，怎么会给其夫婿叫好，出现“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的情形呢？次之，《陌上桑》真的是那种有情节、有角色、有对白、有表演、有音乐、有舞蹈、有舞美、有场次的歌舞剧吗？再次，若不计百戏，《陌上桑》之类歌诗采用“广场式演出”、有数千人大规模观剧，像古希腊、古罗马的大剧场似的，这种事情无史可征。
罗敷夫婿以县令身份赢得一片赞赏的场所，其最大可能仍是郡府。那么还得回到郡府中去，观察郡中集会是否能达到“数千人”。
东汉郡吏一般数百人，偶尔可至千余。严耕望有一相关综述，可资参考：
（河南尹）员吏多至九百余人，诚属可惊。此犹京郡特制也。据（《后汉书》）《陆续传》，东汉初年，会稽郡已有掾史五百人以上。又《史晨飨孔庙碑》，鲁府、薛县属吏及学官诸生与飨者九百七十人，则府吏当亦不下三四百。是即普通郡国属吏员额视西汉中叶以前亦远过之。又《吴志·朱治传》，建安中，为九真太守，“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盖末季养客之风使然。而《魏略·苛吏传》，宏农郡可享例假之吏二百余人（《魏志·梁习传》注及《杜畿传》注引）。
河南尹员吏之数，历史记载比较具体，总计927人，包括四百石吏、诸县有秩、官属掾史、四部督邮吏部掾、案狱仁恕掾、监津渠漕水掾、百石卒史、文学守助掾、书佐、修行、干、小史等。这927人是河南尹直辖的各地点各机构的吏员总数，也可以说是“诸曹”与“稗官”的总数，但不含各县县吏和各侯国的国吏。
另据尹湾汉简《集簿》，西汉后期东海郡吏员总计2203人，这个数字就把22个县的县吏和18个侯国的国吏包括在内了。至于太守府内的丞、卒史、属、书佐、啬夫之数，《集簿》有明文，仅27人而已。
我忽发奇想：《陌上桑》“坐中数千人”是否“坐中数十人”之讹呢。因为郡府中直接辅佐太守办公的吏员，只有数十人。可以参看本文图3中的两幅拜见图，画面上的在场人数，都跟“数十人”相近，却远远达不到“数千人”。此外山东诸城汉画像石中也有一幅谒见图，谒见在一个院落中进行，长官端坐堂上，前置案几；其身后有5个侍者，案前有7人跪拜；台阶下左右排列着侍者，中间也有两人跪拜；在东侧侍者的身后，是一群等候谒见的官吏。整个场面一共不到五十人，也是“坐中数十人”。孙堪也好、罗敷夫婿也好，在其因公谒见郡守时，在场者可能只有数十人。
图3 汉画像石拜见图
1.沂南汉墓出土，《中国画像石全集》1《山东画像石》，济南：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图一八六。
2.临沂市白庄汉墓出土，《中国画像石全集》3《山东画像石》，济南：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图四。
然而“坐中数十人”的可能性依然很小，顶多1/10，因为没有其他证据。这里只是录以备检而已。其余9/10的可能性，仍是郡中的大规模集会。
在秋冬岁尽之时，郡国有考课属县的活动，考课内容包括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等。史料表明，西汉诸县令长要到郡考课。但考课恐怕不会有“数千人”在场。而且有一条东汉史料称“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校其功”，却没提到令长。那么，是东汉在令长诣郡考课的基础上又新增了“丞尉以下，岁诣郡”的规定呢，还是说令长从此就不再“岁诣郡”了，仅由丞尉以下去“课校其功”呢？学者一般认为是后者，即，东汉令长不再诣郡考课了。若然，令长们也就失去了在考课场合赢得“坐中××人”赞扬的机会了。
前文所引严耕望，提到了《史晨飨孔庙碑》。此碑可供了解汉灵帝建宁二年（169）鲁国参与祭孔的官吏诸生之数：
时长史庐江舒李谦敬让，五官掾鲁孔畅，功曹史孔淮，户曹掾薛东门荣，史文阳马琮，守庙百石孔赞，副掾孔纲，故尚书孔立元世，河东太守孔彪元上，处士孔褒文礼，皆会庙堂，国县员冗，吏无大小，空府竭寺，咸俾来观，并畔官文学先生、执事诸弟子，合九百七人。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谐，荡邪反正。奉爵称寿，相乐终日。
由二千石国相史晨主持的鲁国祭孔，各县各侯国的员吏冗吏全参加了，学官的师生也全参加了，二者总计907人。严耕望估计鲁国府吏不下三四百人，若然，则学官诸生可以估计为五六百人。
由此推想，在郡国举行祭祀、乡饮等礼仪活动时，会有官吏与师生共同参与的情况。“坐中数千人”可以包含师生在内。汉魏地方官学规模，再看几个例子：
1．张霸：永元中（汉和帝时，89—105）为会稽太守，表用郡人处士顾奉、公孙松等。……其余有业行者，皆见擢用。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
2．刘梁：桓帝时（146—168），举孝廉，除北新城长。……乃更大作讲舍，延聚生徒数百人，朝夕自往劝诫，身执经卷，试策殿最，儒化大行。
3．管辂：父为琅邪即丘长，时年十五（约222），来至官舍读书。……于时黉上有远方及国内诸生四百余人，皆服其才也。
后两例虽是县学，但郡学与县学并无统属关系，其学生人数有一定可比性。各时各地的学校规模千差万别，学生多者可达数百，甚至偶有上千者。官吏与师生共同参与的礼仪活动，是有可能上千人在场的。
此外，若在孔子家乡祭孔，孔家成员还会到场。《史晨飨孔庙碑》所罗列的贵宾中，就有七位姓孔的，他们应系孔子后裔。其事又如：
1．汉章帝元和二年（85）春：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语》。……赐褒成侯损及孔氏男女钱帛。
2．汉安帝延光三年（124）三月：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阙里，自鲁相、令、丞、尉及孔氏亲属、妇女、诸生悉会，赐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
由第1条可知，皇帝祠孔子时有“赐褒成侯及诸孔男女帛”之事，其中“诸孔”中的男子为63人。第2条中又能看到“孔氏亲属、妇女”字样，孔家妇女也来了，到场人数就更多了。
由第2条又知，延光三年这次皇帝祭孔，各县“令、丞、尉”全来了。《史晨飨孔庙碑》所记载的那次建宁二年祭孔，皇帝没来，但也是“国县员冗，吏无大小，空府竭寺，咸俾来观”的。那么在郡国大型礼仪活动中，某位县令赢得了千余人赞扬的事情，就有现实基础了。
军事检阅与操演，是又一种大规模郡国集会。请看：
1．《汉官仪》：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水家为楼船，亦习战射行船。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
2．（韩）延寿在东郡时，试骑士，治饰兵车，画龙虎朱爵。延寿衣黄纨方领，驾四马，傅总，建幢棨，植羽葆，鼓车歌车。功曹引车，皆驾四马，载棨戟。五骑为伍，分左右部，军假司马、千人持幢旁毂。歌者先居射室，望见延寿车，噭咷楚歌。延寿坐射室，骑吏持戟夹陛列立，骑士从者带弓鞬罗后。令骑士兵车四面营陈，被甲鞮鞪居马上，抱弩负籣。又使骑士戏车弄马盗骖。
第1条告诉我们，都试时各县各侯国的令、长、相、丞、尉都要参加。“万骑”字样表明，边郡骑士可以多达万人，检阅操练可以非常宏大。第2条是东郡“试骑士”的盛况，可供想象郡国阅兵现场。
虽然东汉光武帝废除了内郡的都尉之官及都试制度，但郡国兵并没有销声匿迹。对这一点，严耕望所论甚详：
《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七年诏曰：“今国有众军，并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似东汉郡国无兵者。然东汉时代，郡兵平乱，见于帝纪者不下数十次，足知地方兵力仍不甚弱也。今考《后汉书·廉范传》，为云中太守。“会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虏入过五千，移书旁郡求救。范不许，自率士卒拒之。”是虏入五千人以下，本郡太守当自拒之，是其兵力决不下于五千人也。又据《虞翊传》，武都郡兵三千人。此犹可曰边郡也。《酷吏李章传》，为琅邪太守，北海盗囚太守处兴，章擅发兵千人驰击之。《李固传》，太山盗贼屯聚，郡兵常千人追讨。固为太守，选留百余人，余悉罢归田。《西羌传》，永初元年，迁车骑将军邓骘将五营及三河、三辅、汝南、南阳、颍川、太原、上党兵合五万人，屯汉阳。是内郡兵亦常千人数千人也。
那么东汉郡兵仍普遍存在着，其兵员可达数千。帝纪中至少数十次的郡兵平乱记载，表明军事集结的频度最高，最容易在郡中造成“数千人”的会聚。西汉各郡都试时，“令、长、相、丞、尉”都要参加的，东汉也应如此。郡兵之检阅操练，或因内乱边患而集结出征，都是一郡大事，“令、长、相、丞、尉”不会袖手旁观、逍遥事外的。相应地，某位县令以其表现出色赢得数千人赞扬之事，最可能发生在检阅操练时吧。
至于“坐中数千人”的“坐中”二字，也不难解释。将士舍命出征或浴血凯旋，每每就有宴飨，用作壮行酒或庆功酒。就连日常守备的辛劳也会酬以宴飨的。例如各郡服兵役来京担任卫士者，在一年期满、即将返乡之时，就会有丞相、大鸿胪“飨罢卫士”的事情，此后还形成了“飨卫士仪”。无论是操练还是出征，郡中集结的数千将士不可能饿肚子不吃饭，枵腹从公。宴飨进餐就会席地而坐，那不就有了“坐中数千人”的场面了么？而进餐之时，不正是说长道短、评头品足的好时候么？此外如前文所见，郡国大型礼制活动如祭孔，也有“奉爵称寿，相乐终日”这样从早喝到晚的宴飨，从而也就会有“坐中数百人”“坐中近千人”之类场景了。
以上考述或过于细碎，读者不必深究。其实本文是很有分寸的，只要你接受这一点就可以了：在汉代郡国中，确实会出现千人集会、千人在坐，同时县令也厕身其间的场景。《陌上桑》“坐中数千人”这句诗是有现实基础的，并非海市蜃楼。“皆言夫婿殊”，是郡国集会时夫婿跟其他令长比较的结果。无论是中央“三府”“五府”还是少府，都不大会有“坐中数千人”的景象；地方上一位县令“府中趋”的“府”，最大可能是郡府，而不是度辽将军府、护乌桓校尉府之类幕府。一位官员是在郡中集会上赢得了数千人赞赏的，这样一点，《陌上桑》的诠释者也都认可，只不过他们认为这人是郡守，而我认为是县令，如此而已。
考述完毕，回头再看沈德潜“若有章法，若无章法”那段话，就有不尽相同的感觉了。人们已看到，罗敷的夸耀其实很有“章法”。罗敷先用一幅浓墨重彩的人物画，展示了其夫婿为郎时的夺目风采。这非常符合少女心理。其时少女的人生梦想就是嫁给一位英俊富有的男士，而且还是一位前程似锦的皇家侍卫。由“侍中郎”一事，顺理成章地引出了仕途陈述，从小史到县令拾级而上，无可置疑地一帆风顺。再后就是“专城居”之后的一次府中经历了，其时夫婿因处事得体、才干超群，赢得众口交誉。概而言之，《陌上桑》三解部分“盛称夫婿”的三小节，包括一幅画面+一组履历+一个事件，既参差错落、各有千秋，又无缝对接、熨帖丝滑。难免有人会说，本文对《陌上桑》三解的解说仍属猜测，但本文拥有制度史知识的强劲支持，依然比以往所有猜测都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