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李猛老师2011年5月21日在北京大学演讲的录音整理稿，初稿由北大儒行社整理，由编者对照录音做了全文校订。

前言

　　 谢谢曾馨同学的介绍，介绍大部分都名不副实，所以大家将就一下。以前儒行社的同学就邀请我做讲座，我确实一直比较惶恐，不敢接受。当然，对儒行社的整个宗旨和所做的事情我是非常赞同的。我和儒行社各位同学一样，也是乃所愿则学孔子，只不过我是在椅子里学，各位实际上是践履孔子之道，所谓知易行难，所以我对各位非常之敬重，也非常佩服各位的努力。当然我说“行”也不仅是各位在下面所做的许多事情，外在的事业，而我想首先是自身的成人。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这些老师所做的工作呢，不过是为各位所做的真正的“行”，自身的成人的一个准备。因此，我们的事情做得好坏，其实最终是在各位身上能够看得出来。

　　 当然呢，这只是尊敬，但回到头我还是有很强的惶恐，这是来自我自身研究的性质。中国人说每个人都有一个职分或者说使命，而且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有运气的成分，也有机缘的因素，也有个人的某些选择。对我个人来说，我个人的职分就是研究西学的，今天来给大家做这个讲座，所以很惶恐的地方就在这里，我好比来见舅姑，中国古代婚姻叫“合两姓之好”，其中婚礼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婚礼的真正完成，不是洞房花烛夜，而是次日黎明要去拜见公公婆婆，这叫见舅姑。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研究西学就很像是在做这个事情，我们是研究一个非常不同的东西，它的来源不是我们中国自身的东西，无论说西方思想，还是西方哲学，总的来说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异己的传统。那么我个人面对这样一些异己的东西，研究它的来龙去脉和对我们中国当代生活和思想的影响，我想需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最终能把这样一个异己的传统中异己的东西变作我们自己的传统。这个研究，我个人认为比起你们面对的中国自身的传统来说，相当不成熟的一点，其实不仅是技术、体制、个人资质方面的原因，很大程度是我们如何面对这个异己的东西、如何看待这个研究本身，这还是相当不成熟的。

　　 我在这里只能简单地讲一些我个人的感受，我觉得一个成熟的、不那么妄自菲薄的西学研究，不是与国际上最新的潮流去接轨，比如像英国人那样去研究亚里士多德，或者像德国人一样研究黑格尔，甚至我觉得也不是像前辈学者所说的西方人最后会因为不懂汉语而感到遗憾，比如他要读亚里士多德的文献，发现我们有中文的文献，他因为不懂汉语而感到非常遗憾。我个人认为这也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我觉得研究能够真正成熟，就是通过对这个传统的研究，能够让他对理解中国人自身生活的可能性和理想有所帮助，让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参与建构自己的生活。所以我说这个比喻是把异姓的人带到我们的家里。

　　 当然，你让异姓的人进了这个家门，你就要让它能够接续这个家的传统，而不是仍然做一个“异姓”，这是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要“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无论是上还是下，传承的都是这个家里的东西，尽管是异己传统，它最终还要变成这个家的东西。所以见舅姑的时候，据说这个礼节，是见前要从西阶升，见完以后要从东阶降。我们知道古礼里面西阶是客阶，就是说儿媳妇在见舅姑之前实际上还是客人；只有见过舅姑之后才能从主人的台阶走下来，才真正成为这个家的一员。

　　 在我看来，我们的西学研究还是处于“升西阶”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还没有完成“见舅姑”之礼。当然我今天和各位汇报我的一点研究，我想各位也不只是“舅姑”，因为你们在某种意义上和我有些地方也很一样，虽然你们是儒行社的成员，你们有时候也“身在曹营心在汉”，就是说你们的思想性情、精神气质，甚至整个生活之道，我认为在许多地方，仍然深受我们面对的西方思想的影响。这些东西在什么意义上是中国人的，我觉得这仍然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如何做一个中国人。尤其对我来说，我做的研究是准备性的，我想最终是为这个意义上的“成人”所做的一个准备性的东西。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仅要理解我们自身本原的传统，很大程度上要理解我们身上来自异己根源的这些东西，要最终驯化它，让它变成我们自己的某种东西。这是我举婚姻的例子的一个重要的想法，但具体来说怎样“合两姓之好”是一个相当麻烦的事情。我们有自己安身立命的所谓传统，而我们面对的是整个无论我们内心或外在世界都是来自异己的这样一个处境，“两姓”在思想上、生活方式上真正分歧在什么地方？

一、用具形而上学的形态及意涵

　　 在200年前，黑格尔在现在的海德堡，后来在柏林讲所谓“哲学史”，留下了著名的《哲学史讲稿》。这个讲稿很有意思，最初就是从东方哲学开始，黑格尔说：“我首先要讲讲东方哲学，但是东方哲学其实本来不属于我们的体裁和范围，因为它根本就不是哲学，严格来说只是一般东方人的宗教思想方式，但是我们还要讲一下。”当然，有些东方区域，比如波斯，就是今天中亚的一些区域，他们的宗教里面包含了普遍的本质、具有哲学色彩的观念，比如我们经常知道的佛教关于善与恶的对抗的这种观念，这种神，光明之神和黑暗之神，黑格尔看来是非常有哲学色彩的，所以值得提一下。但是更糟糕不是这种东方哲学，虽然没有符合哲学概念的哲学，但是仍然有哲学色彩，更糟糕的是在中国社会，连这样的带有哲学色彩的概念就相当缺乏。然后黑格尔就着手讨论孔子，很有意思，孔子是这本书里讨论的第一个哲学家，当然严格意义上，黑格尔认为孔子并不是真正哲学家，他说孔子是中国人非常尊重的权威，但《论语》讲的不过是大众道德，这种东西在全世界都找得到，而且在许多民族那里可能比孔子表达得更好。举个例子，比如在西塞罗的《论义务》这本书里就包含了比《论语》里面有关道德的教训内容更丰富，更精彩的表述，因此其实这个东西毫无出色之处。他说：“孔子这个人不过是一个通晓世事的智者，聪明人，有智慧的人在他那里完全找不到任何思辨的哲学。”黑格尔说了这个刻薄的话，就是：“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呢，他的哲学还不如没有翻译过来更好一些。”这是黑格尔关于中国哲学和孔子非常著名的表述。这不是偶然的，我们在他的宗教哲学、历史哲学中找到对中国思想和中国哲学类似的判断，其中一个重要的分界点，他认为中国哲学思想所欠缺的就是他说的这个思辨哲学。

　　 什么是思辨哲学？根据黑格尔的科学体系，不宜讲得太复杂，思辨哲学实际上是在精神现象学之后被黑格尔称为逻辑学的部分，他有时也按传统方式称之为形而上学。当然黑格尔说的逻辑或者形而上学非常不同于古代或者在康德之前被批判的所谓莱布尼茨到沃尔夫式的现代形而上学。但是呢，黑格尔整体的判断，我认为仍然是非常关键的，他认为孔子所欠缺的，或者整个中国思想所欠缺的正是这种形而上学或者思辨哲学。在《逻辑学》第二版前言里还有另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他说：“德语是最有思辨精神的一种语言，中国语言远远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因此中国人不能够发展出思辨哲学或者形而上学是由中国的语言决定的。”那么，这是从孔子思想以及中国思想在黑格尔笔下的一个重要的表述。

　　 今天要检讨的是，在中国思想中欠缺的形而上学究竟是什么？它的实质意涵是什么？

　　 “形而上学”这个概念是希腊学者后来编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把其中一部分编成为那些“在物理学研究之后”的东西。中文很贴切地，或者说非常有意识地翻译作形而上学，下面会再介绍这一点。因此，形而上学是什么归根结底是与希腊人理解的自然或者今天说的物理这部分努力的方式有着非常密切重要关系。在这一方面，希腊思想最重要的代表，最重要的经典仍然是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这本书，对自然的研究。

　　 在《物理学》第二卷开头，亚里士多德这样说：“在这些存在的东西里面，有些是出于自然，有些则是出于别的原因。”下面他就讨论，出于自然的东西和出于别的原因的差别。我们知道他的著名的回答“出于自然的东西，其运动与静止的本原在自己之中；出于别的原因中，（这个表述非常含混）这个别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人工。”今天站在这个教室里，你周围几乎所有的东西，除了其他同学以外都是人工，你们各位是出于自然，那么窗外的树也是出于自然，因为在这些存在物里面，他们自身都具有运动和静止的本原。亚里士多德经常举的例子，自然的存在物最典型的代表是动物，其自身有动的原因，希腊语是生物；出于其他原因的技艺的人工的东西，比如床。到这里没有问题。

　　 我们来看这个基本的区分，亚里士多德说，我们认为的自然究竟什么是运动静止的本原，我们说各位都是自然物，你们都有运动静止本原，是什么东西称为其中的自然？亚里士多德检讨了各种意见，其中最普遍的意见是认为自然是这些东西原初的构成物，今天理解为原初的材料——元素，地气水火。元素究其本身来说是没有规矩、没有尺度的。亚里士多德举的例子，比如床，木头就是床的自然。但亚里士多德最终不同意这个学说，他最终说床的自然并不在于制造床的木头，而在于床的本性或者形式、形状。

　　 今天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个重要的分野。在这个时候亚里士多德举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例子，就是一个人的反对意见，这个人是希腊很有名的安提丰，安提丰说床的自然就是木头，比如把床埋到地里，木头烂了会长出幼芽，长出的不是一张床而是一棵树，因此是木头而不是床才是这个东西的自然。所有其他的比如说你把这个木头安排成一个床，这是一个习俗，技艺就是像习俗一样是人的外在的安排。而自然应该是始终在那里的东西，不管你怎么改造它，你把树做成木头或者桌子，木杯，那么它始终有一个自然，最终根本不变的东西。这是安提丰的逻辑，那么自然就应该是这个过程中始终不变的永久性的东西。但是这个自然实际上缺乏一个真正的规定性，这个规定性都是外在人为加的，木头本身是不变的。我们可以用木头本身做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这个规定性，外在强加的东西都不是自然的东西。这是一个对亚里士多德的很重要的反对意见。

　　 然而，有一个困惑，本来我们讨论的是自然的问题，但是亚里士多德举的例子和安提丰提的意见实际上都是人工物。那么我们有逻辑上的理由去批驳安提丰的思路，这个不难做出。我们可以说，实际上种到地里的不是那张床，而是木头，才可能长出是树。而树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本身就是对这个东西的规定，而不是木头。所以说如果长出来的恰恰是木头不是床，证明床的自然恰恰不是木头。这是非常重要的哲学本身的逻辑。

　　 我们要关心的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所判断的这个自然的根本含义究竟应该是这张床的形状还是材质？那么这个差别究竟在什么地方？

我们将看到这实际上是西方形而上学一个非常根本的关节点。那么这个外形和形状实质上是什么，亚里士多德所抓住的实际上是这个床的功用。床为什么要做成一个长方形而不能做成一个板凳的形状呢？你躺在板凳上面可能身体无法完全放在上面，床的形状是由它的功用所决定的。这将我们带到了《理想国》里一个很重要的讨论，大家都比较熟悉，也就是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十卷里有一个关于所谓哲学和诗以及模仿的著名讨论，也就是所谓的哲学和诗的争论，但是这里我们不关心诗的问题，我们所关心的是，在那里一开始就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苏格拉底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