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中国金融》2026年第12期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正身处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历史节点。在这一交汇期，“全面提升金融适配性”不仅是破解金融体系“大而不强、大而不精”的精准路径，更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面对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其核心使命始终在于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提升金融适配性，意味着金融供给必须精准匹配经济结构转型、科技自立自强及社会民生改善的多维需求，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能”的根本转变。这种根本转变，亟须一场贯穿认知重塑、深度适配、共生共荣与防御筑基的系统性变革。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必须同步构建科学稳健的调控体系与自主可控的基础设施，以此筑牢国家金融安全的底线。

“十五五”时期，我们要以金融“五篇大文章”精准滴灌新质生产力，推动金融体系完成从“规模保护”向“创新保护”的转型，在系统性的提质升级中真正筑牢金融强国的坚实根基。

认知重塑：打破对规模崇拜的“均衡幻象”

告别以资产规模和网点数量衡量强大的“均衡幻象”，是我国金融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起点。尽管我国多项金融指标已稳居全球第一方阵，但“大而不强”的供需错配痛点依然存在。

在过往的追赶期中，我们有着优先“做大”的强烈驱动。然而，正如“规模报酬递减”规律所示，当体量扩张越过临界点时，边际效益必然下滑，甚至陷入“规模不经济”的境况。因此，唯有彻底打破规模崇拜，才能真正走出幻象，聚焦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来重塑资源布局。

从世界经济学思想史的维度进行审视，这种对静态完美的追求有着深远的理论渊源。19世纪7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斯在《纯粹经济学要义》中，以联立方程组构建了宏伟的“一般均衡理论”。这一理论的逻辑起点最早可追溯至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经典隐喻——市场能够通过价格联动，自发实现整体均衡。而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对价值分配（工资、利润、地租）进行了系统推演，进一步揭示了各要素间此消彼长的动态关联。

这些思想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假设：在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的理想条件下，整个经济体系中所有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需均能通过价格的自动调整同时达到出清状态。这一理论谱系后来经过帕累托、萨缪尔森的拓展，直至20世纪50年代由阿罗和德布鲁完成公理化完善，最终铸就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硬核”。

然而，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创造性破坏”，是不断打破旧均衡的动态变迁。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早已击碎了市场自动修复的神话，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无情地证明，缺乏微观活力与结构弹性的庞大体量，不仅无法带来真正的安全，反而可能因为“大而不能倒”的绑架，积累起更深层次的系统性危机。

“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金融强国”纳入五年规划，意味着在认知上，金融业要完成从“规模扩张”到“质效优先”的转型；在制度包容性和适应性上，要主动求变，从“规模保护”转向“创新保护”，让金融体系真正成为适配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深度适配：以发达的资本市场增强全球资产配置能力

打破规模崇拜之后，金融强国建设的首要命题是重新回答“金融究竟该服务谁”。金融“五篇大文章”正是这套新坐标的五个方位轴，分别对应着我国经济转型中最具结构性张力的领域：创新驱动、低碳转型、共同富裕、人口老龄化与数字化升级。校准功能坐标的本质，是让金融供给从过去“铺摊子”的外延扩张，转向与经济肌理深度咬合的精准适配。这是一场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适配性革命。数据印证了这一转向的力度：截至2025年末，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余额已达108.8万亿元，同比增长12.9%。与此同时，银行业总资产已攀升至480.01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但行业净息差已降至1.42%。

精准适配的真正难点在于，经济肌理本身时刻在变。科技创新的路线在迭代，绿色转型的节奏在调整，人口结构的变化在加速——如果没有一套能够实时感知、动态反馈的机制，再精准的坐标也可能在落地的瞬间就已过时。这正是金融科技进入适配命题的关键入口。人工智能（AI）为金融适配装上了一双“动态感知的眼睛”，它能够穿透传统财务数据的表层，从产业链关联、专利图谱、碳排放轨迹等“暗信息”中，捕捉经济主体的真实状态与演变趋势。一家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可能在资产负债表上尚无亮点，但它在技术路线上的卡位、在供应链中的节点价值，恰恰是判断其未来成长性的关键——传统风险管控模型看不到这些，但AI可以。更进一步，AI改变的不仅是感知能力，更是适配的响应速度。过去，金融机构对产业变化的认知存在天然时滞，链条较长，而当大模型能够实时解析政策文本、产业链动态与企业行为数据，并将这些信号在数秒内映射为风险评估与资源配置的调整参数时，金融体系就从“事后跟随”迈向了“实时校准”。这种能力在绿色金融领域尤为显著，AI正推动碳核算、绿色资产定价等环节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AI不是金融适配的答案本身，但它让适配从“一次校准”变成了“持续校准”的过程。

要将精准适配转化为高效资源配置，离不开强大的资本市场枢纽。相比天然偏向成熟行业的间接融资，资本市场在长期资本与风险共担上的比较优势，恰好契合科技创新与绿色转型的迫切需求。截至2026年6月初，A股头部效应显著，共有8家上市公司总市值突破万亿元人民币，带动A股总市值站上120万亿元的新台阶。2026年4月末，中国债券市场托管规模已达200.7万亿元。中国资本市场正由体量大变为能力强，不仅在全球资产定价体系中逐步掌握了与中国经济体量相匹配的话语权，更在投融资功能日益协调的良性生态中展现出穿越周期的内在韧性与强大的财富效应。随着制度型开放的纵深推进，中国资产正以其独特的价值吸引力，成为全球投资者不可或缺的“避风港”与“增值地”。

全球资产配置能力，是检验金融体系深度适配的终极标尺。真正的金融强国，不仅要具备为国内经济精准定价的内功，更需掌握将本国资产推向全球、参与国际定价的话语权。近年来，随着跨境互联互通机制向纵深扩容，境外机构持有中国债券的规模稳步攀升，人民币资产更是连续多个季度被全球主流主权基金与养老金纳入增配清单。这绝非偶然：当中国金融市场的适配能力与制度韧性持续增强时，全球资本增持中国资产的逻辑，已然从政策驱动下“买不买”的试探，彻底转向了风险收益权衡中“配多少”的战略抉择。

共荣共生：韧性是金融生态的自然涌现

从“深度适配”迈向“共荣共生”，本质上是从完成一次校准走向构建一套能够持续自我校准的金融生态机制。金融生态理论由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4年引入中国金融领域，后融合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形成体系。该理论借用生态学原理，强调金融系统的动态平衡、资源配置机制及自发性市场秩序，涵盖市场机制、法律规范与政府干预的边界划分，其内涵包含三重维度：聚焦宏观经济、法治信用等外部要素，解析金融主体与环境互动规律，关注系统动态平衡与演进机制；其核心特征表现为关联性、适应性、依存性和演进性，主张通过产权界定、信息透明与制度完善维持生态稳定。

金融生态共荣是国际金融演进并被反复验证的规律。在这方面，英国和新加坡具有代表性。1744年，爱丁堡两位牧师罗伯特·华莱士与亚历山大·韦伯斯特为寡妇基金计算生存概率，催生了现代精算学的雏形。劳合社、中央银行、交易所、长期国债等也都应运而生，“需要什么就发展什么”。每一次催生都不止于工具创新，而是新事物在实体经济中的深度嵌合——精算嵌入风险管理，债券嵌入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融资，中央银行嵌入经济体系的流动性中枢。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这些因需而生的制度在成熟后经由全球扩张，输出为现代金融体系规则的基础构件。新加坡承袭了这一原则导向的治理基因，在自觉构建中完成了独特的生态进化。监管沙盒机制以可控试错释放创新活力，使金融演化不必以系统性风险为代价；在淡马锡模式下主权财富基金形成跨越代际的长期资本池，与商业银行、资本市场的短中期资金构成时间维度上的风险接力。2024年，在极端压力测试下，新加坡银行体系资本充足率保持15%以上，正是这种生态结构将风险梯度吸收的结果。英国与新加坡金融生态的演进印证了一个结论：金融安全不取决于“堤坝”的高度，而在于生态的厚度。

经过二十多年的生态建设，中国金融韧性实现了从“外生约束”走向“内生涌现”的演进。存款保险制度为机构退出构筑了安全缓冲，利率市场化赋予价格信号以调节功能，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不同风险偏好提供了梯度承接，绿色金融激励机制让“做正确的事”也能够可持续——这些改革在微观层面各有侧重，在宏观层面却指向同一个逻辑：“培育生态”就是在“加固堤坝”。相关统计数据为本轮改革实践成效提供了实证依据：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本外币涉农贷款余额为54.32万亿元，同比增长6.7%，在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退出的背景下，涉农贷款余额逆势增长。在科创板领域一批硬科技企业跨过持续亏损周期、实现盈利落地的过程中，风险分层缓释机制在创业投资、证券二级市场与银行信贷体系间形成市场化的承接与分流。截至2025年3月末，绿色贷款规模突破40万亿元；截至2024年末，我国普惠小微授信户数已超6000万户，这两项业务的内生增长动力，已由政策外力驱动逐步切换为产业收益提升叠加数字技术压降运营成本所形成的市场化长效激励相容机制。上述业态与增长成效并非依靠行政指令刻意规划落地，而是在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生态环境中依托市场规律自然培育形成。

防御筑基：构建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是防控风险的重中之重。在金融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中，如果说“认知重塑”打破了规模崇拜，“深度适配”校准了功能坐标，那么“防御筑基”则为金融生态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生存底座。健康的金融生态具备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这种韧性的系统内在的“自愈力”会在周期性的调整中自我进化，确保金融血脉的持续畅通，为实体经济的长期繁荣提供生生不息的动力。

中央银行以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为双目标，要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化解金融风险。近年来，我国经济金融的关联性、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国内国际金融市场溢出效应和联动性日益增强，迫切需要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提高金融体系韧性，从而提升应对冲击的能力。

构建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的主要任务，涵盖了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工具、治理机制，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评估、预警、防范、处置机制与金融稳定保障体系等。真正的危险，从来不来自系统已知的脆弱之处，而来自那些在演化过程中被忽略的新结构、新连接、新依赖。因此，防御的边界必须随着金融生态的演化而动态拓展。我们要加强与开放水平相适应的安全能力建设，在有序推进金融服务业制度型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坚决维护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及海外资产的安全。

金融安全治理必须从“防御已知”走向“感知未知”。唯有建立起这种既能前瞻预警“治未险”、又能在风险萌芽第一时间从容调用丰富工具箱的机制，我们才能真正筑牢金融强国的安全底座，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行稳致远，从容迎接未来的每一次浪潮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