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近代同业公会的经济与政治功能:近五年来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7 次 更新时间:2017-08-07 17:07

进入专题: 同业公会   经济功能   政治功能   研究述评  

朱英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近五年的工商同业公会史研究,表现出明显的对同业公会经济功能的重视,同时仍兼顾其政治功能,也体现出了行业案例研究更加丰富、深入与细化的特点,并重点揭示了同业公会的行业性、市场性的经济特质,由早期的行会史及商会史路径向行业史、市场史路径转移,以行业经济及市场秩序为研究重点,弥补了过去对于同业公会经济职能关注不够的偏向。另外,研究的区域进一步扩展,除了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如上海等,其他以前很少涉及的区域也相应地受到了关注,对于同业公会研究的行业类别也逐渐增多,涉及到多个行业领域。同业公会研究在今后的进_步拓展,有赖于“走出同业公会看同业公会”以及“从同业公会看社会”等更宽的研究视域。


关键词:同业公会;经济功能;政治功能;研究述评


工商同业公会是民国时期新式的行业组织。同业公会维护同业利益,保护行业发展,同时也是具有民间性的资本家阶级的同业组织,还是政府进行经济管理的市场中介组织。工商同业公会的出现与传统行会组织在近代的发展演变不无关联,是行会在民国时期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体现了行业组织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同业公会与商会也有着密切联系,大多数学者都肯定同业公会是商会的基层组织这一观点。因此同业公会既与行会有着渊源关系,又与商会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同业公会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商会史和行会史研究不断深入的基础上扩展出来的新领域之一。在2010年至2015年近五年期间,学界对于同业公会史的研究兴趣仍然浓厚,推动了其研究继续向前发展,取得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新的学术成果。本文即对近五年来同业公会史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总结,以了解和窥探同业公会史研究的最新动态、学界关注的新视角及其发展方向。


早在20世纪90年代,同业公会就进入了学界关注的视野。由于同业公会史的研究受到商会史研究的密切影响,所以需要了解商会史研究的以下几个发展阶段。第一,早期商会史研究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分支领域,学者利用资产阶级视角或政治史、革命史视角来研究商会,更多地关注商会的性质、政治态度进步与否等。第二,随着西方现代化理论传入中国,商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也发生了转变,开始使用现代化的视角来看商会。这方面的学术成果很丰富,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有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该著系统地利用现代化理论研究商会,还有马敏、朱英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也利用了这一现代化视角进行个案分析。第三,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理论的运用。这一来自西方的新理论方法的引进对于商会史的进一步开拓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尽管对于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商会史研究,学界存在着多年的争议,但新的视角无疑有利于商会史研究开辟新的研究视野和空间。后来这一理论经过国内学者的本土化修正,渐渐发展成为“国家与社会”理论分析框架。最早使用这一理论方法研究商会的是朱英,他在《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一以近代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中运用国家与社会理论分析框架解释商会与政府的关系。这一视角有利于对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第四,还有其他视角如网络论、中介论、结构-功能视角等等,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总之,商会史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多元化,最终逐渐往“总体史”的方向发展。


以上关于商会史研究理论方法的梳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后来兴起的同业公会史研究。因为同业公会研究同样受商会史研究理论方法的影响,比如将现代化理论也引用到同业公会和行会的研究之中,考察了行业组织在近代变迁过程中的传统与现代因素等。另如后来的“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也运用到了同业公会史的研究中,进一步扩展了同业公会研究的视野,更深入考察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另外,近些年来值得关注的新趋向是,行业个案分析的研究成果增多,凸显了使同业公会研究回归行业与市场的经济特质。魏文享在《回归行业与市场: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的新进展》中对此进行了全面详细的分析总结,认为新近的同业公会研究由早期的行会史及商会史路径向行业史、市场史路径转移,回归行业与市场,也并不意味着与行会、商会的切割,恰是需要以整体史的眼光,来关注商会、同业公会及其它商人团体的互动,关注、政治、经济及社会活动之间的关联。(1)


学界以往关于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成果之全面总结已经比较丰富和深刻,本文不再多述,主要对2010年至2015年近五年期间学术界对于同业公会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概述,并就同业公会史研究在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几点建议,供学界参考。


一、行业史与市场史视野下的同业公会研究


近五年的工商同业公会史研究表现出明显的对同业公会经济功能的重视,也体现出了行业案例研究更加丰富、深入与细化的特点,并重点揭示了同业公会的行业性、市场性的经济特质,由早期的行会史及商会史路径向行业史、市场史路径转移,以行业经济及市场秩序为研究视角,弥补了过去对于同业公会之经济职能关注不够的不足。另外,不仅研究的区域进一步扩展,除了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如上海等,其他以前很少涉及的区域如广西、河南、包头、云南、新疆等地也相应地受到了关注,而且对于同业公会研究的行业类别也逐渐增多,涉及到多个行业领域。


过去国内学者比较集中于民国时期的上海同业公会的研究,而对于建国初期同业公会功能研究相对薄弱,但近五年来学者们不仅继续关注民国时期上海各类同业公会,也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并选取建国后到公私合营期间的上海同业公会为对象,取得了一些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并且随着上海地区各类同业公会档案资料的充分挖掘,学界对上海地区多个行业同业公会的研究成果可谓更加丰富。


作为传统行业的丝绸业之同业公会继续受到重视,张玮对上海绸缎业同业公会进行了深入的行业个案研究,重点凸显其经济功能,将市场、社会组织、产业发展三者结合起来理解近代中国市场和产业发展,强调同业公会对于节约市场交易成本的重要性以及其可为会员提供区分信誉的制度化渠道。(2)宋涛则研究了抗战之后上海市棉布商业同业公会,认为棉布商业同业公会作为行业自治组织,以维护行业发展与同业利益为根本,通过组织完备的公会结构,明确各自功能,制订业规,规范市场交易,协调政府与同行业间的经济关系,为棉布商业创造内部发展空间与外部发展环境。(3)除了上海外,也有学者考察了苏州的丝绸业同业公会。对于抗战后苏州丝绸业的衰落原因,侯丽华进行了综合分析,并着重对苏州丝绸业同业公会的行业自救作了探讨。(4)以上三位学者对丝绸业公会的考察,共同点是都注意将公会组织与行业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加以研究。


对于建国初期的上海各业同业公会,学者近五年来关注较多,弥补了过去对建国初期这一时间段研究不足的缺陷。例如张立方对建国初期上海市面粉麸皮商业同业公会进行了研究,肯定其在推进行业经济发展、联系私营工商业者以及恢复国民经济方面的作用,但随着后来新政权决定对其进行重组和改造,上海市面粉麸皮商业同业公会的性质和功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5)又如严跃平考察了建国初期上海熟水商业同业公会价格协调,分析了建国初期该同业公会协调会员价格竞争的方式和特点,认为其价格协调具有鲜明的新时代特点,可以起到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作用。(6)在贸易业方面,王明安对1950—1958年的上海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进行了分析,探究了1950年代同业公会的消亡原因,客观评析了功能弱化是同业公会消亡的内因,展现了同业公会在1950年代的历史变迁和生存状态。(7)很显然,对于建国初期这一特殊时间段的同业公会史研究,学者们都注意将公会组织与政治、市场制度的演化联系起来加以分析。


钱业公会作为近代金融业的行业组织,也非常具有研究价值。魏忠选取近代上海钱业公会的维权机制进行了探讨,他运用了重复博弈理论证明,以多边声誉机制为基础的行业协会制度是一种有效的市场制度,能够防止政府侵权,扩大市场交易,从而增加社会收益和政府税收。(8)另外,王小宝、唐婧等研究了上海书业公会与出版业同业公会;龚敏、杨庆武、黎霞等研究了上海旅店业同业公会;徐涛梳理了近代上海民族自行车业同业公会;陈文文讨论了上海咖啡馆业在近代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同业组织——西菜咖啡商业同业公会;庄蕊蕊讨论了1945-1956年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王琳对沦陷时期的上海市百货商业同业公会进行了研究;王琨在对上海营造业群体的研究之中,对营造工业同业公会与行业发展问题有所讨论等。不难看出,学界近五年来对于上海地区同业公会的研究,呈现出行业类别或行业个案研究越来越多样化的特点。


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学者樊卫国在《民国上海同业公会与企业外部环境研究》这部学术专著中,系统考察了民国上海市场进化、同业公会兴起与企业群体环境变迁以及三者间关系演化,认为同业公会是这三者关系的结纽。该书以同业公会为焦点,折射企业外部环境及其制度形态,以此拓展了近代同业公会史的研究内涵和阐释空间。(9)他还研究了民国上海各业营业规约,认为民国以来,随着市场竞争展开和业规细化,许多行业组织除了价格管理以外,对一些交易环节亦予以规范,制定了一些有关营业环节方面的规约以约束同业的经营行为。他以档案资料为凭,对于民国上海同业公会有关市场交易方面的营业规约作了具体阐述。(10)另外,陈正卿在《浅析同业公会业规与社会经济运行几方面的关系》中也讨论了业规问题,认为同业公会业规有利于社会经济有序运行,也有利于维护商业诚信。(11)有关同业公会的价格协调机制问题,樊卫国与严跃平论述较多。严跃平在《大萧条时期上海旅业同业公会的价格协调述论》中,认为因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上海经济萧条对旅业形成巨大冲击,旅业同业公会为了整顿行业秩序进行价格协调,规定同业价格折扣的标准,有利于避免同业恶性竞争,对维护同业整体利益具有重要意义。(12)他和樊卫国还共同考察了棉业统制与上海棉纺织同业公会的价格协调机制,认为在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对棉纱布实行联合配销政策,上海第六区机器棉纺织同业公会在政府与会员之间发挥了比较重要的协调作用。通过史料分析,他们发现在统制经济时期,同业公会并没有丧失独立性,在经济社会中仍然发挥着中间部门的协调作用。(13)除此之外,他们还一起系统讨论了1937年之前上海同业公会的价格协调机制,说明近代上海同业公会曾经发挥过比较重要的经济协调作用,其中价格协调是其调解政府、企业和市场关系的功能之其运行机理包括价格生成机制、价格执行机制和违规处罚机制,这三个方面构成的有机整体共同制约和影响同业公会的价格协调功能。(14)


近五年来,学界除继续关注上海地区的各类同业公会外,对于一些偏远或内陆地区如保定、广西、包头、河南、新疆等地的同业公会也相继开展了研究。保定地区商会、同业公会的丰富档案资料问世后,相关研究成果明显增加。葛宝森研究了1928年至1937年保定商会、同业公会改组及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并探讨了保定商会、同业公会与日伪政权的“合理化”抗争,以及沦陷时期保定同业公会的恢复及改选等问题。(15)唐晔考察了保定杂货业同业公会,他以1944年“保定杂货业同业公会商店名簿底册”为中心,发现其反映了20世纪中叶保定商业在企业组织形式以及市场网络等方面的进步。(16)王宏杰则通过保定商会档案中显示出来的保定商会领导群体的籍贯构成和各同业公会代表构成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保定商会及同业公会的人事构成可以看做是旅保晋商优势的全面外化一即表征于在保定的地位。(17)


刘爱新探析了民国时期广西经纪业同业公会,他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广西经纪业同业公会以法人地位为基础的制度化网络与非制度化人际关系网络,为经纪业交易提供了重要保障。(18)刘志英、杨朋辉研究了抗战爆发前的重庆银行公会,认为重庆银行公会自1931年建立后就成为稳定重庆金融市场、协助国民政府整理川省金融及辅助地方工商发展的重要力量。(19)另外包头地区也有学者开始了研究,韩丽琴对近代以来的包头蒙古行进行了系统梳理,以1846-1949年间包头蒙古行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蒙古行在促进行业发展、沟通蒙汉贸易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揭示了包头蒙古行从行社组织到同业公会演变的历程,以及蒙古行在沟通蒙汉民族贸易上发挥的作用。(20)贾秀慧则系统研究了民国后期新疆的工商同业公会,从新疆工商同业公会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内部运作模式、经济社会功能、与商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各业公会是商会的基层组织,尽管新疆的工商同业公会产生的时间晚,发展也很不完备,但在推动新疆行业近代化和稳定市场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还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成为政府和商民间进行沟通的中介平台。(21)对于民国时期河南地区的同业公会,张丹瑞进行了系统分析,探讨河南经济和社会的大格局下同业公会的设立背景、发展阶段、机构制度、组织功能及其与地方政府、工商业界的复杂关系等。(22)雷蕾对民国时期以咸阳为中心的陕西地区同业公会组织进行研究,通过对其同业公会组织的设立、组织运营、行业管理和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探讨了陕西地区同业公会组织的各种特点,以及对加强行业管理所起到的作用。(23)以前很少关注的云南地区,也有学者进行了探讨。如李辉源等在《突破传统的尝试——民国时期云南凤仪县下关镇的商人节》一文中,提出云南西部下关镇在民国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成立了商会和众多的同业公会,商人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日益显著。(24)王喆对民国时期昆明银行同业公会的研究,厘清了昆明银行同业公会在民国时期的发展轨迹,并对其中间组织功能及生存机理进行了探讨。(25)对民国时期济南的同业公会,马德坤进行了开创性的全面系统研究。(26)张福记认为马德坤的新著《民国时期济南同业公会研究》是第—部系统研究民国时期自开商埠一济南同业公会的研究,该著作为解读民国时期内陆“自开商埠”城市工商业组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个案研究范例。(27)孟玲洲则着眼于济南近代手工业行业组织,讨论了其从行会到同业公会的演变过程,通过济南手工业行业组织的变迁,表明行业组织的近代演变受到诸多传统因素的制约。(28)从以上归纳可以看出,近五年来学界对于以前很少涉及的内陆或边远地区的同业公会开始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这有利于国内同业公会史研究的地域范围进_步扩大和延伸,从而走向更加完整和丰富的各地同业公会史研究。


在行业类别方面,学界对于一些以前很少关注的行业或新兴的行业也开始进行研究,比如书业、旅店业、自行车行业、电影院行业、药店行业等等,行业个案研究明显增多,并取得了一些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成果。


王小宝、唐婧的研究涉及20世纪前半期出版业同业公会的组织建构,侧重于对同业公会与版权纠纷问题进行研究。王小宝认为上海书业公会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体现在组织制度上,而且反映在功能作用上。从1930年到1937年上海书业公会致力于促进出版自由、文化发展,营造良好之文化环境,推动了书业市场建设。(29)唐婧则选取1905年至1937年公会组织的版权维护活动为中心进行考察,肯定公会在协调同业版权纠纷,协助同业查究伪版,解决涉外版权活动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认为同业公会在行业经济波动及面临困境之时,其行动能力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在行业交易制度中的地位。(30)另外,黄宝忠分析了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同业公会赖以成长的外在社会生态环境因素。(31)


旅店业同业公会研究在近年来开始受到关注,但研究总体比较薄弱。在近代旅店业方面,龚敏认为近代旅馆业完成了传统旅馆业向近代旅馆业的转变过程,并说明上海旅馆业公会在建立营业规则、强化住宿管理、配合政府管理和促进行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2)杨庆武对上海旅业同业公会进行了系统探讨,肯定其在行业自律、维护行业利益、兴办公益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但认为由于客观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旅业自身的局限性,旅业同业公会在加强行业自身建设、提高行业竞争力等方面也留下更多的遗憾。(33)郑思亮则系统研究了北京的旅店业同业公会,关注其在剧变社会中的演化。(34)此外黎霞也在《民国时期上海旅业同业公会浅析》中对此进行了分析。刘家辉、杨庆武探析了上海早期的旅业公会。(35)严跃平认为上海旅商业同业公会为配合政府实行限价,在行业内成立了房价评议委员会,评议价格成本和市场行情。(36)


作为新兴行业的自行车业同业公会也受到关注,徐涛利用上海市档案馆中国旧海关史料,对近代上海民族自行车产业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37)除了新兴的自行车行业,对于上海在建国后逐渐淘汰的人力车行业也有学者进行了研究,沈斐斐着重探究了建国初期人力车行业淘汰的过程。(38)咖啡馆是近代化西式生活的象征之一,陈文文认为上海咖啡馆业在近代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同业组织——西菜咖啡商业同业公会,公会规范各咖啡馆的营业、协调咖啡馆之间的矛盾,后也被纳入政府的管理之下。(39)庄蕊蕊对1945-1956年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进行了创新性研究,认为影院公会在实际的功能发挥中,由于国家力量、制度构建与影院行业利益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三者之间不仅存在利益契合,也常有分歧与矛盾,而这其中影院公会的调适和应对,不仅对政府制度构建、影院利益的维护产生了重要影响,亦影响着其自身效能的达成与发挥。(40)刘章则系统探讨了近代上海民营广播电台行业及其行业组织,着重考察了不同时段内该行业的发展特征及其行业团体。(41)在营造业方面,王琨在对上海营造业群体的研究之中,对营造工业同业公会与行业发展问题有所讨论。(42)王琳对沦陷时期的上海市百货商业同业公会进行了研究,肯定其在协助稳定物价、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成为了汪伪政府实行经济统制的工具。(43)王静研究了民国时期的航业同业公会,认为天津航业自公所到航业公会再到轮船业公会的发展,适应了近代经济规律,航业同业公会体现了新型行业组织管理特征。(44)吴娟不仅讨论了1946-1953年间商业性的新药同业公会的组织沿革及行业治理状况,(45)还具体研究了抗战后的上海新药同业公会与药品市场管理。(46)对于新兴的近代天津货栈业同业公会,杜希英则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作为_种新兴行业组织,天津货栈业同业公会在其组织设置与运作方面体现了明显的近代特色,但仍有诸多缺陷。它的成立,适应了行业发展的需要,不仅维护了会员的行业发展利益,而且也成为政府管理市场的重要中介。(47)罗开祥在《广州市机器工业同业公会初探》中,提出探究广州市机器工业同业公会的产生发展、内部治理结构以及管理效能,能使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近代广州机器工业的发展历程。(48)彭南生则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的组织生态,认为其与业缘性的同业公会、乡缘性的同乡会等形成“合纵连横”的互补关系,增强了商人的整体力量。商人组织的分群与结社,不仅受政治及法律的影响,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市场关系也是深层因素。(49)万立明对近代期货市场进行了探讨,他提出“受在华外商的影响和刺激,中国商人也尝试进行期货交易和筹设交易所。在交易所产生之前,同业公会、公所暂时充当了交易所的角色。”(50)在《近代中国票据市场的制度变迁研究》—书中,万立明肯定了同业公会作为制度变迁的有效组织对近代中国票据市场发挥的重要作用。(52)最后,孙睿的《市场秩序与行业组织:近代天津钱业同业公会研究》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在行业史与市场史视野下观察同业公会的学术成果,它集中于对行业组织与市场秩序关系的考察。(52)


总的来看,近五年关于同业公会经济职能方面的研究继续增多,学界对于同业公会与行业、市场的关系,讨论兴趣浓厚,通过行业与市场秩序的视角来看同业公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回归行业与市场的导向。同业公会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角色,必须深入到具体的行业类别中进行分别考察,近年来这方面的成果曰益增多也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向。


二、同业公会与政府、商会的关系研究


近五年来同业公会的政治功能也继续得到学者的关注,对同业公会与政府及商会的关系认识更加深入,特别注意用动态的观点对比考察不同时期、不同行业的同业公会自治与政府管理的关系,以及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问题。


对于民国时期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问题,近几年来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系统研究成果有上海学者樊卫国所著《论民国时期上海同业公会的“政治行为”》,他认为上海各类同业公会大都参与或干预了许多国家层面及地方层面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运用其经济势力和社会影响,以合法路径阐述政治立场,表达舆论取向,公陈群体诉求,维护和扩展相关权益,取得了相当大的“政治绩效”,并认定上海同业公会已具有近代资产阶级“准政党”的属性和功能。(53)这—提法以往很少见到,值得重视。关于同业公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樊卫国认为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激烈的矛盾甚至产生冲突与对抗。他通过个案分析,在《民国沪地同业公会与政府当局间的一次公开较量一抗战后上海劫余纱布案述评》中,认为政府与行业公会因利益之争夺,也会发生激烈的斗争。早期的研究揭示,在抗税减税问题上,同业公会常常与政府抗衡。他则以抗战后上海的劫余纱布案为例,分析了政府在接收过程之中的抢夺及官员腐败行为也会引来公会的严重抗议,认为“私权”未能与“公权”制衡对抗,但抗争行为仍值得肯定。(54)马德坤对同业公会与政府的关系也有新的思考,他从近代工商组织的自治性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着眼,认为同业公会并非具备自治性,其所实施的一些职能也只是政府自上而下管理社会权力的延伸。同业公会并不是国家政权管理的“盲区”,其所拥有的一些权力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治。(55)在同业公会与商会的关系方面,樊卫国也进行了系统论述,他在《近代上海同业公会与总商会、市商会之关系》中,认为民初沪地总商会和同业公会两者无明确的隶属关系,虽时有争执,但总体上彼此配合,声应气求,彰显了两大工商组织的互动绩效。国民政府时期,市商会与各业同业公会关系则趋于程序化、正规化。在市商会上级组织地位确立的同时,市商会的政治化社会化活动逐渐偃息,两者关系不如总商会时期默契灵动,但仍有大量同业公会的经济诉求通过市商会向政府传递,其基本的组织功能仍能有效运作。(56)有学者也注意到同业公会与商会的关系不仅仅是合作或配合的协调关系,也可能因特定问题发生矛盾分歧甚至产生冲突对抗。朱英通过深入研究1934年发生的天津商会改选纠纷,分析了天津同业公会与天津商会在这场改选纠纷中的矛盾冲突,以及天津党政当局在调解纠纷中扮演的角色,认为透过此一案例可以对主动或被动卷入纠纷的商会、同业公会、地方党政当局之复杂历史面相获得新认识。(57)李大鹏对近代南昌商会和同业公会进行比较研究和动态分析,认为1929年国民政府改组商会和同业公会,成立南昌商会和同业公会,以法律的形式建立起了严格的政府、商会、同业公会之间的层第关系,使得商会曰益边缘化。(58)但是否真正产生这一结果,恐怕还需要进行慎重的分析论证。葛宝森也研究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年至1937年保定商会、同业公会改组及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但认为保定同业公会是保定商会的基层组织,两者密不可分;国民政府通过立法,给予保定商会、同业公会制度性空间,保证了其自主性和独立性。(59)


同业公会、商会、政府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环境下,具体表现并不一样,各地的同业公会和各阶段的同业公会与商会、政府的关系也有不同的特点。雷蕾讨论了民国时期咸阳同业公会与商会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同业公会与商会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关系,但同时又具有上下级组织的隶属关系,同业公会也是地方政府控制社会的重要基层组织。(60)陈文文认为民国时期上海咖啡馆业的同业组织——西菜咖啡商业同业公会也被纳入政府的管理之下。(61)杨庆武的硕士论文讨论了上海旅业同业公会的组织制度,认为同业公会是行业自治及对外联系的中心,与政府、商会等建立有密切联系。(62)魏文享则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同业公会承担着双重的政治角色,既有合作政治,也有自主诉求。(63)还有几位学者以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与市场调适关系为中心,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认为商会、农会、同业公会等民间经济组织及舆论自由构成经济发展的助力与保护,同时还促进政府及其决策之优化,政府与市场双向互动关系迎来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64)陈竹君则系统考察了从清末民初到国民政府时期的近代汉口工商同业公会,阐述了汉口工商同业公会经历了一个由传统行会向近代同业公会演变的过程,充分肯定了其在推动武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的政府所无法替代的作用。(65)


对抗日战争时期的情况,刘志英、杨朋辉研究了抗战爆发前的重庆银行公会,认为重庆银行公会协助政府整理川省金融,银行公会帮助国民政府统一四川金融,稳定了重庆金融市场,保障了重庆金融的有序发展,为抗战以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在金融上奠定了有利基础。(66)何茂讨论了抗战时期重庆机器工业同业公会,政府为利用同业公会协助市场管理,强化同业公会制度,为重庆机器工业同业公会的成立提供了政治土壤。但由于缺乏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重庆机器工业同业公会在1943年发生了急剧变化。政府实行经济统制,重庆机器工业同业公会虽较多地协助政府进行社会动员,但主动参与政治的空间却极为有限,政治职能受到压抑。(67)吴娟具体研究了抗战后的上海新药同业公会与药品市场管理,上海新药业同业公会在抗战之后竭力与政府交涉,在协调行业立场、组织药品配售、平衡会员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受制于政府之行业管制,公会的许多努力难以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68)左海军讨论了沦陷时期的保定商会,认为在沦陷区内,政治力量与同业公会的关系呈现出较为特殊的情形,日伪政府强化了对保定商会及同业公会人员的控制。(69)王琳对沦陷时期的上海市百货商业同业公会进行了研究,认为汪伪时期的上海市百货商业同业公会协助汪伪政府推行物资统制政策,损害了同业商人的利益,已经成为汪伪政府实行经济统制的统治工具。(70)王春英认为抗战时期日占区统制经济下的同业公会与日方处于服从与合作的关系。(71)刘程讨论了抗曰战争时期天津银行公会与日伪的金融统制,分析了其与日伪当局的关系,揭示了近代中国新式银行同业公会组织变迁的艰难历程。(72)对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一阶段之同业公会与政府的关系,魏文享分析了国统区的天津同业公会与日用商品之价格管制,通过天津日用商品行业同业公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讨价还价”说明政府管制与市场供需之间的内在矛盾。(73)


学界对建国初期同业公会的研究,主要就与中共政府的关系及自身的政治参与联合起来进行讨论。例如朱江燕深入分析了建国初期的上海市同业公会,说明由于上海同业公会的性质与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相去甚远,中共运用了改造策略导致其1958年结束会务,经历了巨大转变。(74)张立方对建国初期的上海市面粉麸皮商业同业公会进行了研究,讨论了建国初上海市面粉麸皮商业同业公会与政府的关系,认为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前,一般情况下同业公会对于政府持配合、顺从的态度,但同业公会偶尔也会出于保护同业利益与政府发生对抗。但是,政府也并不打算一直依靠同业公会,当面粉计划购销走向正轨时,就开始限制同业公会的职能。在自身被改造的同时,面粉麸皮商业同业公会还要推动私营面粉店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同业公会的消亡,是国家权力强化而“公”领域衰落的一个具体表现。(75)王明安对1950—1958年的上海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与政府关系的认识是,同业公会承担政府赋予之行业管理职责,不过在改造中逐步丧失独立性,且政治任务所占比例上升。在“旧中国”与“新中国”的国家形态转换视野下,商人团体由立足于民间与市场到被纳入党政体系,其中也蕴含着建国初期政治、市场制度演化的内在逻辑。(76)陈晓慧研究了建国初期(1950-1956)上海米业同业公会,介绍了上海市米业同业公会的发展演进及中共对同业公会的政策,从上海市米业同业公会整个改组过程中,可见中共始终掌握着自上而下的行政领导权,并辅以自下而上的群众路线。改组以后的同业公会与政府的立场一致了,其代表和维护民间商人利益的职能相对弱化了。(77)庄蕊蕊认为1945-1956年的上海影院公会在实际的功能发挥中,由于国家力量、制度构建与影院行业利益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三者之间存在利益契合的同时,也常有分歧背离的矛盾存在,而这其中影院公会的调适和应对,不仅对政府制度构建、影院利益的维护产生了重要影响,亦影响着其自身效能的达成与发挥。(78)胡岭研究了1950年代汉口轮船公会的整改,他的观点是尽管从建国初期的发展趋势来看,汉口轮船公会与其他公会一样始终没有摆脱政府的干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对汉口轮船公会的态度是铁板一块的,而是根据时局和具体情境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政策。(79)抗日战争时期和共和国时期的同业公会状况比较特殊。郑思亮则系统研究了从抗战时期至共和国成立后这_长时段的北京旅店业同业公会的不同演变,从抗战前的民间行业代表到日伪时期转变为政府和行业的双重代表,从国民政府时期民间性的强势反弹到共和国成立后转变为政府的代表。这种转变在共和国初期表现得较为明显,但日伪时期已经开始了。(80)


综上所述,近五年学界对于同业公会与政治的关系研究更加深入,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更大,不仅对于民国时期同业公会的政治功能探讨更加全面系统,而且对于抗曰战争时期、共和国时期的同业公会史研究兴趣增加,虽然对抗战和建国后的同业公会研究水平有待提升,但已经取得了突破并处于发展之中。


三、进一步拓展同业公会研究的几点思考


笔者认为学界对于同业公会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研究日渐深入,视野也进—步扩展。当下的同业公会研究不仅主要表现在关注行业史和市场史领域下的同业公会,侧重其在行业经济及市场秩序中的经济特质,而且还注意将同业公会放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中作具体的考察,将同业公会与政府、与企业、与市场、与社会以及与商会等其他团体联系起来研究,日益体现出“走出同业公会看同业公会”、以及“从同业公会看社会”这种更加宽阔的研究视野和发展轨迹。


在现有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拓展同业公会史研究,是众多相关学者共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认为,首先仍然需要注重不断挖掘不同地区、不同时段、不同方面的同业公会新史料。在同业公会史研究中,对于相关史料的挖掘,学界已经取得了值得重视的成绩,也促进了同业公会史研究的发展,但还需要继续努力开发更多的新史料,特别是县市级档案馆收藏的丰富档案资料,值得我们用心挖掘。例如据我们调查访问得知,湖北松滋市的档案馆是湖北省所有县市级档案馆中馆藏资源最丰富的,其中收藏有包括基层同业公会各类档案,现尚未被学术界充分利用。而县市级档案馆的档案也是研究民国时期社会生活的宝贵原始材料,有些地方关于商会和同业公会的档案也比较完整,非常具有利用价值。因此,我们在关注全国各大中城市同业公会或商会研究资料的同时,不能忽略了县市级城市的同业公会。毕竟县域经济的发展前景广阔,县域社会经济也应该得到相应的关注,只有充分挖掘和研究更多县级同业公会或商会的原始史料,研究县级经济组织与县域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加强县级同业公会与省市级同业公会的联系、比较的研究,才能使同业公会史研究取得更多的创新性突破与成果。


其次,研究视野还应进一步拓宽。在关注同业公会的经济职能之余,对于同业公会政治职能的研究还应加强。同业公会与政府的关系十分微妙,在不同时期两者的关系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两者时而相互合作、妥协与利用,时而在特殊情况下因利益的争夺等原因,发生冲突乃至对抗。总体上说同业公会政治功能的发挥或者说政治参与受到当时经济关系的影响,但也并非绝对化。此外,今后还应对同业公会的社会事业方面作更深入的考察,因为迄至目前对同业公会社会事业的系统个案研究成果还为数甚少,深度也有待提升。2011年10月29日~30日在济南举行的“近代民间组织与社会救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对于同业公会的社会职能方面,学者们进行过较深入的探讨,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但仍然远远不够。(81)在这方面目前比较系统和深入的个案研究成果主要有范朝霞对民国上海同业公会社会事业的考察,他选取了民国时期上海棉纺织工业、银行业、棉布商业三大同业公会作为考察对象,认为这三大同业公会热心参与社会教育和慈善事业,为民众带来了福利,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稳定和上海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_定的积极作用,并且认为同业公会所作的社会事业数量和规模—定程度上可能与其行业效益是挂钩的。(82)杨卫民以同乡会、同业公会为例,探讨了近代上海社会组织与都市春节文化变迁,认为同乡会、同业公会等在都市春节的经济生活、市民休闲活动和集体结婚中,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并与政府的指导和规范形成有效互动。同乡会、同业公会等社会组织推动了上海春节文化的现代化与本土化融合,并显示出其协调和组织功能。(83)在学界对同业公会经济职能、政治职能继续重视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更多地关注同业公会与社会的关系、同业公会的社会事业,从而更加客观全面地揭示社会意义上的同业公会状况。


再次,在同业公会史的学术研究中,国内学者把主要关注点放在中国历史上的同业公会上,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却容易忽视了对国外同业公会史的探讨与比较研究。据笔者了解,近五年来对国外同业公会史的研究,虽有个别学者有所关注,但学术成果相对来说非常少。如苏小龙对16、7世纪英国的同业公会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同业公会的本质属性及其走向衰亡的历史命运。(84)笔者以为,今后的同业公会史研究,我们在继续关注国内同业公会研究的同时,还需要把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除了中国以前很少涉及的边远地区的同业公会外,还应该把视野扩宽到世界,加强对海外或西方国家同业公会的研究,从而强化国内外同业公会的比较研究领域。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国外同业公会史与中国同业公会史的差异性,吸取更多经验教训,进而认识到世界范围内同业公会史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最后,今后的同业公会史研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扩宽视野,不仅需要继续挖掘沉湮在各地档案馆里的原始资料,而且也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勇于尝试用多样化的视角或方法研究新旧问题。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同业公会的具体个案研究或“小”问题固然重要,也须从大处或整体着眼、以小见大,将同业公会置于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发现更多同业公会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或许这样能够帮助我们进_步推进今后的同业公会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本文刊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4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硕士仝宏博提供稿件。


注释:

项目说明:基金项目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近现代海外中华商会研究(南洋地区)”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ZD148。

1.魏文享:《回归行业与市场: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的新进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4期。

2.张玮:《市场、商人组织、产业发展:以上海绸缎业为例(1900—1930)》,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张玮:《历史的审视:商人组织对市场参与者类型的识别》,《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3.宋涛《抗战之后上海市棉布商业同业公会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4.侯丽华:《抗战后苏州丝绸业的衰退原因分析(1945-1949)》,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5.张立方:《建国初期上海市面粉麸皮商业同业公会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6.严跃平:《建国初期上海熟水商业同业公会价格协调考察》,《兰州商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7.王明安:《上海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研究(1950—1958)》,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8.魏忠《近代上海钱业公会的维权机制研究》,《上海商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9.樊卫国:《民国上海同业公会与企业外部环境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

10.樊卫国:《略论民国上海各业营业规约》,《史学集刊》,2015年第1期。

11.陈正卿:《浅析同业公会业规与社会经济运行几方面的关系》,《现代上海研究论丛》第8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

12.严跃平:《大萧条时期上海旅业同业公会的价格协调述论》,《兰台世界》,2013年第2期。

13.樊卫国、严跃平:《棉业统制与上海棉纺织同业公会的价格协调:以纺管会时期为中心的考察》,《兰州学刊》,2014年7期。

14.樊卫国、严跃平:《浅析1937年之前上海同业公会的价格协调机制》,《上海经济研究》,2012年第9期。

15.葛宝森:《保定商会、同业公会改组及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1928-1937)》,《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保定商会、同业公会与国民政府关系探析(1928—1937)》,《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沦陷时期保定同业公会的恢复及改选》《衡水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16.唐晔《抗战后期保定商业管窥——以1944年“保定杂货业同业公会商店名簿底册”为中心》,《经济理论和实践》,2011年第2期。

17.王宏杰《论晋商在近代保定的地位》,《衡水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18.刘爱新:《民国时期广西经纪业同业公会探析》,《广西地方志》,2010年第1期。

19.刘志英、杨朋辉:《抗战爆发前的重庆银行公会》,《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20.韩丽琴《包头蒙古行研究(1846-1949)》,内蒙古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21.贾秀惠:《民国后期新疆的工商同业公会刍议》,《西域研究》,2010年第4期。

22.张丹瑞:《民国时期河南同业公会研究》,河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23.雷蕾《民国时期陕西同业公会研究(1927-1949)——以咸阳为中心的考察》,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24.李辉源、李云雀、陶晓东《突破传统的尝试——民国时期云南凤仪县下关镇的商人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8期。

25.王喆:《民国时期昆明银行同业公会的中间组织功能研究》,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26.马德坤:《民国时期济南同业公会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27.张福记《近代“自开商埠”城市工商业组织研究的力作——评<民国时期济南同业公会研究>》,《理论学刊》,2015年第10期。

28.孟玲洲:《从行会到同业公会:济南近代手工业行业组织的演变》《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29.王小宝:《上海书业同业公会研究(1930—1937)》,东华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30.唐媾:《上海书业公会版权维护研究(1905—1937)》,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31.黄宝忠:《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成长的社会生态分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版),2013年第5期。

32.龚敏:《近代旅馆业发展研究(1912—1937)》,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

33.杨庆武:《近代上海旅业同业公会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34.郑思亮:《剧变社会中行业组织的演化——北京旅店业同业公会研究(1938-1956)》,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35.刘家辉、杨庆武:《上海早期旅业公会探析》,《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36.严跃平:《上海旅商业房价评议制度——基于政府与同业公会关系的视角》,《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12年第2期。

37.徐涛:《自行车与近代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38.沈斐斐:《建国初期上海人力车行业研究(1949-1956)》,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39.陈文文:《1920-1940年代的上海咖啡馆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40.庄蕊蕊:《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研究(1945-1956)》,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41.刘章《近代上海民营广播电台行业及其行业组织研究(1922-1949)》,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42.王琨:《民国时期上海华人营造业群体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43.王琳:《沦陷时期的上海市百货商业同业公会研究(1937-1945)》,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44.王静《略论民国时期天津航业同业公会》,《兰州学刊》,2012年第4期。

45.吴娓《从“自治”到“被治”——上海新药业同业公会研究(1946—1953)》,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46.魏文享、吴娟:《抗战后的上海新药同业公会与药品市场管理》《晋阳学刊》,2012年第4期。

47.杜希英:《近代天津货栈业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48.罗开样《广州市机器工业同业公会初探》,《华章》,2012年第21期。

49.彭南生:《20世纪20年代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的组织生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50.万立明:《近代中国期货市场的兴起与主要特点》,《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51.万立明:《近代中国票据市场的制度变迁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年。

52.孙睿《市场秩序与行业组织:近代天津钱业同业公会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5期。

53.樊卫国《论民国上海同业公会的“政治行为”》,《民国研究》,2014年第2期。

54.樊卫国:《民国沪地同业公会与政府当局间的一次公开较量——抗战后上海劫余纱布案述评》,《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

55.马德坤:《近代工商业组织“自治”性刍议——以同业公会为例》《学术界》,2015年第8期。

56.樊卫国:《近代上海同业公会与总商会、市商会之关系》,《上海经济研究》,2014年第3期。

57.朱英《1934年天津商会改选纠纷与地方政府应对之策》《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年第1期。

58.李大鹏:《商法、商会与同业公会:以近代南昌为例》,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59.葛宝森:《保定商会、同业公会改组及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1928-1937)》,《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60.雷蕾《民国时期陕西同业公会研究(1927-1949)——以咸阳为中心的考察》,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61.陈文文:《1920-1940年代的上海咖啡馆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62.杨庆武:《近代上海旅业同业公会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63.魏文享:《职业团体与职业代表制下的民意建构——以1931年国民会议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64.温锐、周海燕:《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与市场调适关系分析》,《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65.陈竹君《近代汉口工商同业公会的兴起与发展述略》,《兰台世界》,2013年第31期。

66.刘志英、杨朋辉:《抗战爆发前的重庆银行公会》,《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67.何茂:《抗战时期重庆机器工业同业公会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68.魏文享、吴娟:《抗战后的上海新药同业公会与药品市场管理》《晋阳学刊》,2012年第4期。

69.左海军《沦陷时期保定商会研究》,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70.王琳《沦陷时期的上海市百货商业同业公会研究(1937-1945)》,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71.王春英《服从与合作:抗战时期日占区统制经济下的同业公会》,《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6期。

72.刘程:《抗曰战争时期天津银行公会与曰伪的金融统制》,宁夏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73.魏文享《讨价还价:天津同业公会与日用商品之价格管制(19464949)》,《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年第6期。

74.朱江燕:《建国初期上海市同业公会研究》,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75.张立方:《建国初期上海市面粉麸皮商业同业公会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76.王明安:《上海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研究(1950-1958)》,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77.陈晓慧:《建国初期上海市米业同业公会研究(1950-1956)》,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78.庄蕊蕊:《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研究(1945-1956)》,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79.胡岭:《1950年代的汉口轮船公会整改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80.郑思亮:《剧变社会中行业组织的演化——北京旅店业同业公会研究(1938-1956)》,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81.郭常英,岳鹏星:《民间组织、社会救助与慈善事业—“近代民间组织与社会救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史学月刊》,2012年第3期。

82.范朝霞:《民国上海同业公会社会事业考察(1912-1937):以棉纺业、银行业、棉布商业为例》,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论文,2014年。

83.杨卫民:《近代上海社会组织与都市春节文化变迁——以同乡会、同业公会为例》《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84.苏小龙:《论16、17世纪英国同业公会》,天津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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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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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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