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背景下，高等教育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其实践效能与变革方向备受关注。“可持续大学”作为高等教育响应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载体，承载着关键支撑、核心杠杆和制度载体的价值内涵，形成了功能优化导向、联合行动导向和制度调整导向三类实践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可持续大学作为回应外在政策要求“发展工具”的局限性逐渐显现，需要向以可持续性为内在原则的“发展本体”转变。未来，可持续大学应当重构本质属性，革新运作模式，转变价值取向，从而转型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示范性枢纽。

关键词：可持续大学；高等教育变革；可持续发展目标

作者：黄宇，男，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中心研究员；何博韬，男，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引用本文：黄宇,何博韬.超越工具性响应：可持续大学的本体性转型[J].比较教育研究,2026,48(6):65-72.

自2015年联合国提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来，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框架，也深刻影响教育领域的变革方向。随着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预定期限的临近，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已经成为未来5年全球高等教育的政策重点,受到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方的广泛重视。如何推动自身和社会更好地适应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已成为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使命与担当。

可持续大学（Sustainable University）是把可持续性理念纳入自身组织活动的高等教育机构，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传播逐渐发展起来。可持续大学最初强调大学需通过优化职能最小化自身对环境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承担环境责任^[1] ；后来又提出“持续批判自身价值观与实践”的要求^[2],将社会公平纳入核心目标；自2025年以来，又进一步强调以高等教育革新驱动社会可持续发展转型^[3]，逐渐发展为一种国际性的高等教育思想潮流和现实形态。根据主要的高等教育排名和倡议估算，当前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大学”约有 2000多所，中国也有百余所。

目前，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中国已被纳入国家总体战略，“生态文明”“碳达峰、碳中和”“教育强国”等重大部署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中国高校推进可持续大学提供了政策基础与制度空间。但已有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个别高校或特定领域的实践案例，缺乏对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大学的系统性梳理，难以形成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框架，影响了对高等教育转型方向的深刻理解。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日益紧迫、中国教育强国建设加速推进的关键时刻，可持续大学作为高等教育响应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载体与实践形态，成为理解高等教育定位的重要切入点。基于此，本研究将从系统文献和国际案例分析出发，探讨当代“可持续大学”的价值内涵、实践模式和发展路向，着力回应如何面向可持续发展议程推进高等教育变革的问题。

一、可持续大学的价值内涵

作为前后相继的全球发展议程，联合国201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2000年千年发展目标（MDGs）在目标结构和治理逻辑上存在显著差异。千年发展目标以减贫、教育与卫生等分领域目标为主，主要依赖部门推进，高等教育在其中多作为边缘性支持工具，服务于特定领域目标。而可持续发展目标则构建了涵盖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多维目标体系，强调目标之间的相互关联与整体协同，高等教育的定位由边缘性支持工具上升为支撑多目标协同与系统性治理的关键性工具。^[4]由此，可持续大学形成相互关联的三重价值内涵，反映出高等教育在全球发展议程演进中的现实角色定位。

（一）高等教育目标的支撑

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中高等教育定位的根本性转变，标志在于目标4.3提出，“到2030年，确保所有男女平等获得负担得起的优质技术、职业和高等教育，包括大学教育”将高等教育本身确立为一项独立的全球发展目标。由此，可持续大学作为高等教育响应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载体，成为支撑目标实现的重要依托。

与2000年千年发展目标仅把高等教育作为实现分领域目标的辅助工具相比较，201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不仅承认高等教育作为基本人权的内在价值，而且同时强调高等教育驱动经济社会进步的工具价值，体现出双重价值的统一。为此，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求消除基于性别、经济地位和地域的准入障碍，主张“平等”（equitable）而不是“均等”（equal）的准入标准，推动世界各国通过扩大财政投入、调整招生机制、优化技术和资源分配等方式，实现高等教育机会普及和均衡。在这一过程中，可持续大学通过系统性整合核心职能、改变治理架构和调整资源投入，在多个维度上为高等教育发展目标作出直接贡献；同时，通过环境、经济、社会的耦合机制，推动整体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同实现。^[5]近10年来，高等教育公平取得实质性进展，全球高等教育机构注册学生总数从2015年的2.13亿人^[6]增加至2023年的2.64亿人。其中，女性占比不断提高，甚至超过男性^[7]，均体现高等教育作为可持续发展独立政策目标的重要作用。

（二）跨领域发展的杠杆

可持续发展目标标志着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认知的深化，即从单一目标向综合目标、从局部关注向全球视野演进。在这一体系中，教育目标被视为核心要素，表现出和其他16 项目标强烈的协同关系。^[8]由此，高等教育不仅服务于单一发展领域，而且在多目标体系中承担跨领域联通与协同推进的功能。

在这一结构中，可持续大学处于多个发展目标的交汇点，通过组织联通与知识整合，成为撬动多维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杠杆，使微小的政策干预在校园乃至更广阔范围产生显著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9]这种杠杆作用既体现为对单一目标的推进能力，也表现在多领域的联动效应。

首先，通过整合分散的知识体系，可持续大学将单点研发投入转化为应对复杂可持续性问题的系统能力，从而对与人类福祉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实质贡献。^[10]其次，通过重构课程与教学体系，可持续大学赋予毕业生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的核心能力，使个体行动能够引发行业系统变革，推动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11]再次，可持续大学通过平台搭建，依托学术公信力与组织中立性，促进多主体合作，推动跨领域的系统性变革。^[12]研究表明，可持续大学已经对贫困、卫生、性别平等、经济增长、负责任消费、气候行动等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产生了显著影响^[13]，印证了高等教育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中的联通和放大作用。

（三）全球共识落地的载体

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全球统一框架，指标设计常与具体的地方文化、经济及资源条件存在脱节，导致“纸面目标”难以落地。在这一背景下，可持续大学通过将全球目标嵌入具体情境，推动在地方层面的转化与实施，实现“全球本地化”（glocalization），从而在全球议程与地方实践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14]

这种中介作用主要通过两方面的转译机制实现。一方面，可持续大学通过环境友好改造，不仅体现其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在要求，而且更将抽象的全球发展目标转化为可感知的本地实践样本，使可持续发展由理念层面进入日常运行体系。由此，可持续大学既在校园范围内直接落实可持续发展要求，又作为“微观实验室”为社会转型提供可复制的技术路径与制度蓝本。另一方面，可持续大学通过整合现代科学、土著知识和地方经验，将全球性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转译”为符合地方文化认知和实际需求的操作方案，确保地方社群有效接纳和内化可持续发展理念。^[15]在此基础上，大学进一步通过与社区及地方政府的互动，将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与政策层面的调整路径，使局部创新得以扩散并嵌入更大范围的发展体系之中。^[16]

由此，可持续大学在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承担起制度载体的关键功能。通过组织化的知识转译与协同机制，可持续大学将宏观目标转化为可操作的行动方案，将分散资源整合为协同能力，并推动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地方性可持续实践。^[17]这一过程不仅构建了全球共识在地实现的基本路径，而且也构成可持续大学的重要特征。

二、可持续大学的实践模式

价值内涵揭示大学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中的现实角色定位，实践模式则体现这种角色定位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的行动转化。由于各国高等教育制度、资源条件与治理传统存在差异，可持续大学并未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单一路径，而是在不同领域发展出多样化的实践样态。从比较教育类型学视角看，当前的可持续大学实践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种并行且互补的基本模式，共同构成其全球实践图谱。

（一）功能整合模式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可持续大学首先通过课程体系与校园运行的调整，将可持续性嵌入既有功能结构，体现出以功能优化为特征的实践取向。

一方面，可持续大学通过课程改造和教学革新，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系统性纳入人才培养过程，使其由附加性内容转变为课程体系的组成部分。“渗透”“嵌入”和“链接”是这一过程的主要路径。例如，芬兰的大学把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所有课程的教学大纲^[18]，西班牙的大学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嵌入大学学位课程内容^[19]，南非的大学推动“黑人行星研究”（black planetary studies），把原住民知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链接起来^[20]，等等。此外，通过能力培养与学习环境重构，数字技术赋能的教学革新也进一步拓展这一路径，以提升学生应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综合能力。^[21]

另一方面，可持续大学通过校园运营与基础设施改造，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转化为可观察、可参与的实践场景。在世界范围内，围绕能源转型、资源循环、绿色建筑等方面，可持续大学的此类实践已形成众多案例。例如，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安装大规模太阳能电池板降低电力成本^[22]，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建设多座零能耗建筑^[23]，罗马尼亚奥拉德亚大学利用地热供暖系统降低化石能源依赖度^[24]，等等。相关实践表明，大学将基础设施改造与研究、教学等职能相结合，能够在提升自身可持续性的同时，为社会提供具有示范意义的应用场景。

（二）网络协同模式

相较于以功能优化为特征的实践路径，可持续大学在更高层面通过共识构建与网络协同，形成以跨组织合作为核心的实践形态。

面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高度复杂性与地域不均衡性，单一高校难以独立应对，多主体之间的协同机制由此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条件。在这一背景下，各类国际与区域性宣言构成了可持续大学合作的基础性共识框架。20 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领域已发布50多份国际性可持续发展宣言。联合国主导的《里约+20高等教育条约》（Rio+20 Treaty on Higher Education）是其中的代表性文件，也是高等教育参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执行平台。与此同时，不同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也联合发起多份区域性、专题性宣言。通过持续扩展的签署与传播，这些宣言形成具有“软约束”特征的规范体系，对高校实践乃至部分国家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25]由此，不同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围绕共同议题不断深化合作，使共识由文本层面转化为持续运作的协同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大学逐步发展出覆盖全球、区域与国家层级的网络化协作体系，形成各种大学联盟组织。例如，基于《塔卢瓦尔宣言》（Talloires Declaration）形成的大学可持续未来领导者联盟（ULSF）、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大学协会（IAU）共同发起的“全球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Global Higher 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Partnership）、欧洲大学基于《哥白尼宪章》形成的哥白尼联盟（Copernicus Alliance）、美国的“大学校长气候承诺”组织（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Presidents' Climate Commitment）、中国的绿色大学联盟和高校碳中和联盟等。这些联盟组织通过资源共享、经验互鉴与联合行动，将分散的个体实践转化为具有规模效应的集体行动。在全球层面，相关联盟整合不同国家高校的实践经验，构建跨区域信息交流平台；在区域层面，网络组织往往围绕特定地理情境和发展条件，形成协同行动项目；在国家层面，高校共同体则常常通过柔性合作机制，促进政策对接与实践扩散。

由此，可持续大学不但以单体形式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而且也通过嵌入多层级协作网络形成以共识为基础、以协同为路径的行动体系。通过跨组织联结与资源整合，可持续大学将分散行动转化为系统性推进能力，从而在更大尺度上放大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践效应。

（三）制度内化模式

在功能优化与网络协同之外，可持续大学还进一步通过重构治理结构和评估体系，把可持续发展目标嵌入组织运行的制度层面，形成以制度约束与激励为特征的实践路径。

经由制度规范转化，可持续大学把可持续发展目标从外部政策指标纳入大学决策和运行的内部规则。这种转变首先表现为治理结构的调整。大学通过设立专门的领导岗位，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大学章程和构建跨部门协调机制，逐步形成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组织体系。例如，瑞典立法要求所有的大学设立可持续发展副校长岗位，有的欧洲和美国大学已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写入大学宪章。^[26]与此同时，不少大学还重构问责机制，通过主动承诺、绩效评估、预算分配、采购审查等方式，将可持续发展要求嵌入具体管理流程，使其从倡导性目标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运行规则。

在此基础上，可持续大学还系统性地把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评估体系，形成有影响力的高校可持续性评测和排名体系，推动大学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升级为衡量大学卓越性的重要标尺，对大学行为产生持续影响。^[27]从早期的自评工具可持续发展评估问卷（SAQ）到后续发展出的可持续性综合评估体系（Sustainability Tracking, Assessment & Rating System, STARS），再到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影响力排名（THE Impact Rankings，即可持续性排名），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评估体系不断将可持续发展表现转化为可比较、可量化的评价指标。尽管相关评价体系在方法与数据方面存在争议，但仍然凭借巨大的影响力成为世界各地大学可持续转型的重要驱动。

三、可持续大学的转型路向

如前所述，当前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大学认同高等教育在可持续发展议程中作为目标支撑、发展杠杆和制度载体的价值定位，在课程融入、设施改造、共识构建、网络协同、治理改进和评估带动等方面开展行动，将自身标识为“可持续大学”。然而，无论是价值内涵确认，还是实践模式推进，其基本逻辑仍主要是在既有组织框架内回应外部任务。大学通过有限的项目嵌入、指标达成、政策响应和声誉建构参与可持续发展议程，而不是从根本上重新界定自身的存在目的、运行方式和价值依据，呈现出明显的被动性、外部性和技术性特征。因此，虽然现有的可持续大学提升了高等教育参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能力，但却仍停留在“工具性响应”阶段，即将可持续性主要视为获取外部资源、政策认可和组织合法性的重要手段，而不是大学存在和运行的核心目的。

在这一“工具”定位下，“可持续大学”虽普遍承认自己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重要作用，但侧重于强调自身对外部可持续发展的贡献，而未触及自身的深层组织结构、运行逻辑和价值体系。由此，可持续大学也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即可持续发展实践常以单点嵌入为主，缺乏系统整合，难以在教学、科研与治理之间形成合力；可持续行动服务于外部排名、资助审查或政策绩效考核，存在“为指标而行动”的逐利行为；组织内部缺乏可持续文化与价值共识，组织成员缺少对可持续目标的内在认同，难以形成长期的制度牵引力。由此，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宣言或宪章常常沦为“纸面承诺”^[28]，排名和评测成为“漂绿”工具^[29]，大学的社会引领作用反而被削弱。

如此看来，当前可持续大学的转型路向并不在于其能否在行动上响应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而在于能否在思想上转变高等教育的“工具性逻辑”。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背景下，大学需要突破“工具”定位，将可持续性从外部任务转化为组织存在的核心目的，从组织运行的边缘转移到制度中心，使之成为知识生产的根本逻辑、价值治理的内在准则和组织演化的方向指引。因此，可持续大学实际上应当是可持续发展目标中高等教育价值内涵的具体体现，不仅通过大学职能的深化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工具性），而且通过大学理念的转型，将可持续性内化为大学存在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形态（本体性）。

由此可见，当前可持续大学的核心局限在于功能定位主要服务于外部可持续发展目标，而未能深刻实现自身的根本性变革。推动可持续大学从“工具”向“本体”深刻转型，使其超越“工具”角色，真正成为催生可持续发展新文明形态的“示范性枢纽”，是高等教育面向2030议程、回应时代挑战的必然路向。这种“本体性”转型不是简单的改良或调整，而是要把可持续发展目标从外在的功能要求转变为大学存在的内在目的，涉及大学本质属性、运作方式和价值定位的根本性变革。

（一）重构本质属性

传统上，大学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核心机构，始终扮演着社会知识体系的守护者与创新者角色。在这一框架下，大学被定位为可持续发展的外部辅助“工具”，仅作为外部议程的执行者，可持续性仅以附加功能形式存在，游离于大学核心使命之外，难以有效应对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挑战。^[30]实践表明，这种变革需要通过制度性内化加以实现，需要通过基于问题、基于应用场景、跨学科、非线性的知识创造方式，让高等教育的所有参与者都能在真实情境中内化可持续行为，把可持续性从外部承诺真正转化为内部存在本质。

可持续大学的本体性转型要求将可持续融入大学的核心存在，把可持续性主动内化为大学存在的本质目的与行动逻辑。由此，大学须从以知识供给为中心的运行平台转向以可持续发展的精神、规范、秩序生成为核心的系统性组织。在这一意义上，可持续大学不再是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执行工具，而是以可持续性为核心原则重构自身的高等教育形态。这也使可持续大学与以往的“绿色大学”“低碳大学”等以局部改良为特征的高等教育形态区分开来。

（二）革新运作模式

当前，大学的运行逻辑呈现层级化、线性化特征，表现为职能分割与垂直管理结构。虽然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专业化效率，但也导致可持续发展实践在组织内部呈现出碎片化与割裂化，难以形成系统协同^[31]，最终造成整体效能的衰减。实践表明，线性化和层级式运作逻辑极易导致管理割裂和责任悬浮，使大学难以应对高度关联性挑战。在此情况下，大学虽可能通过外部承诺获得短期影响力，但由于缺乏内部结构支撑，往往陷入片面追求外部评价的“漂绿”陷阱。

可持续大学的本体性转型要求大学从根本上重构运行方式，将可持续性转变为贯穿组织运行的核心机制。为此，可持续大学需要实现“线性工具逻辑”到“网络本体逻辑”的转换，通过实施“学校整体参与法”^[32]，整合内部资源与外部伙伴，把可持续性融入大学的全生命周期，提升大学运作效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推进的乘数效应。

（三）转变价值取向

深受工业化和知识经济时代价值观的影响，当前高等教育体系过度聚焦效率优先和竞争导向，倾向于用短期目标和外部量化标准（如排名、就业率、论文和专利数等量化产出）来评价和衡量大学，量化指标甚至成为大学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在这一体系中，外部绩效标准逐渐成为大学合法性的主要依据，而生态正义与社会公平等维度则被边缘化。^[33]实践表明，当前大学在主动培育可持续发展价值观方面成效有限，导致内部价值体系与外部行动之间出现脱节，削弱了大学的可持续发展效能。

可持续大学的本体性转型要求大学从根本上转变价值取向，从以效率和竞争为中心转向以生态正义、包容共享和人文关怀为价值核心。可持续大学需要重新界定其发展目标，使社会责任与生态关怀成为评价大学的基本标准，并通过人才培养与制度设计，将这一价值取向转化为稳定的组织共识。价值取向的根本变革不仅是大学实现“本体性”转型的伦理基础，而且也是推动多主体协同和长期变革的前提条件。

可持续大学的本体性转型不能停留在理念层面的自我宣示，还需要在大学微观治理与日常运行中转化为可观察的制度实践。就知识生产而言，可持续性应从外部议题转化为科研选题、学科组织和成果转化的重要依据，推动大学围绕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协作。就评价机制而言，大学不能继续以论文、项目、排名等短期量化指标作为主要依据，而应将长期社会效益、生态责任和公共贡献纳入学术评价体系。就学生培养而言，可持续性不应停留在课程知识传授层面，而应转化为学生理解复杂问题、权衡多元价值并参与社会实践的综合能力。对中国大学而言，这一转向意味着可持续大学建设不能简单等同于绿色校园、低碳项目或指标排名，而应与教育强国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双碳”战略相结合，在大学整体性转型中形成回应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中国路径。

综上所述，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从“工具”向“本体”转型是可持续大学的必然路径。这一转型的核心不在于功能扩展，而在于大学本质属性、运作方式和价值取向的根本重构。三者相互支撑、协同推进，共同作用于大学的身份界定、运行机制和伦理基础，从而推动大学由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引领。只有可持续性内化成为大学存在的内在依据，高等教育才能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真正发挥其引领社会转型的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