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性别平等与环境保护是当代全球治理的两个核心议题。在过去数十年，谋求妇女/性别与环境的联动进而发挥两者的协同效应，已逐渐成为一个国际共识。然而迄今为止,尚未有针对两者关联的国际政策框架及其嬗变所进行的系统梳理。本文力图勾勒整合妇女/性别与环境的全球政策议程的嬗变及对其中国的启示。过去半个世纪，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在全球政策框架中从分离到逐渐交织，并走向整合。从时间轴来看，20世纪70-80年代，在妇女政策中从几无交集走向“妇女与环境”的松散关联；迈入90年代后，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引领之下，环境政策和妇女政策分别朝对方靠拢，与此同时，“性别与环境”话语逐渐占主导地位。跨入21世纪伊始，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在同一张国际发展蓝图中被整合起来。伴随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问世，两个领域的整合被推上了一个新高。这一探索历程可谓渊源有自，一脉相承。一路走来，妇女/性别与环境的交织互动亦从国际发展议程的边缘俨然走到了中心。对这一嬗变的系统梳理，不仅有助于提升意识和理解，亦有益于为中国促进性别平等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双赢”提供国际参照。

关键词：妇女与环境；性别与环境；国际政策；可持续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是当代全球治理的两个核心议题, 也是中国的两项基本国策。在现实生活中，妇女与环境(women and environment)和性别与环境(gender and environment)之间都存在变动不居的动态关系。这种流变关系对性别平等和环境可持续性都有繁复而多样化的影响[1] [2]。在学术文献和政策文本中，妇女与环境和社会性别与环境常常交替使用。从政策走向来看，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性别与环境的话语逐渐占据优势，即便仍冠以妇女与环境之名，实际上已引入了性别视角。譬如，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将“妇女与环境”确认为12个关切领域之一，但同时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被确立为促进性别平等和赋权妇女的一个关键性战略。

谋求妇女/性别与环境的联动进而发挥两者的协同效应，已逐渐成为一个全球共识和国际发展的一个优先关注目标。在过去半个世纪，妇女/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在全球政策议程中由分离、逐渐交汇，到走向整合。在上个世纪70年代，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几乎同时被纳入了全球政策议程。1992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将性别平等植入了通盘考虑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之中。自那时起，国际社会既从环境视野审视性别问题，也从性别视域检视人与生态系统间的关系。性别与环境的交互关系在可持续发展的话语体系和政策体系中于是被逐渐构建了起来。

若从时间轴来审视，在20世纪70-80年代，国际妇女政策从两者几无交集走向“妇女与环境”的松散关联；迈入90年代后，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引领之下，环境政策和妇女政策分别朝对方靠拢，与此同时，“性别与环境”话语逐渐占主导地位。跨入21世纪伊始，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在同一张国际发展蓝图中被整合了起来。伴随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问世，两个领域的整合被推上了一个新高。这一探索历程可谓渊源有自，一脉相承。一路走来，妇女/性别与环境的交织互动亦从国际发展议程的边缘俨然走到了中心。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问世，翻开了性别与环境整合的新篇章。当前，旨在变革世界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成为推进国际发展的“重中之重”。联合国系统为此加快了在所有政策和方案中推进性别主流化的干预[3]。它旗下的一些实体单位和专门机构成了在环境领域推进性别主流化的“急先锋”。例如，就联合国系统2014-2019年间贯彻执行北京《行动纲领》情况展开的评估揭示，在22个致力于环境保护和恢复的实体单位中，有21个（占95%）都支持将性别观点更多地整合进环境政策；17个（占77%）力图将性别观点纳入减灾和气候减缓的政策[4](P71)。再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年推出了《全球社会性别与环境展望》报告，专门就可持续发展和2030年议程情境下的性别与环境联动做了一个全方位的综述，以期人们可以据此用性别棱镜更好地理解环境问题，也希望以此助力将性别观点纳入国际与国家环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5]。在联合国系统主导的环境项目和方案中，性别观点和性别主流化可以说几乎成了一个标配[4]。

生态环境危机既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也每个国家须单独面对的主要威胁。然而，在将国际承诺转化为现实方面，世界各地都比较迟缓或软弱无力。中国何尝不是这样呢？须知，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环境保护就被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作为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东道主”，中国政府在1995年妇女大会期间毫不迟疑地将男女平等宣布为又一项基本国策。这足以彰显中国政府对环境保护和性别平等的高度重视。

但令人遗憾的是，环境保护和性别平等至今仍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两块“短板”。诚如，《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2000-2015》坦诚承认的：中国“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生态建设仍然面临巨大压力” [6](P53、P55) 。《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19）》也直言不讳提到：“男女平等的性别意识尚未在我国完全普及，女性的家庭地位及社会对家庭工作的认可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受资源、信息等因素制约，农村贫困地区女性保护力度仍然不足” [7](P19) 。不论环境保护抑或性别平等方面的滞后，毋庸置疑，都会掣肘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推进。

中国在妇女/性别与环境互嵌的公共政策方面亦明显滞后。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可持续发展的旗帜下，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在各自领域都取得了斐然成就，然而，这两个国策领域一直以来都各行其是地平行推进，鲜少有交集。肇始于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筹备和召开，环境问题开始进入了女界视野，妇联系统向环境议题靠拢的趋势渐趋明显，妇女发展政策也为之悄然改变。虽然兼顾性别平等对环境保护具有不言自明的惠益，但环境界对妇女/性别的关注却几无起色，仿佛一直在原地踏步，主流环境政策的性别敏感度因而也乏善可陈。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中国一些社会政策甚至经济政策力图去认识、理解并解决性别歧视问题，国家层面的政策立法很少从环境维度审视妇女或性别问题，更谈不上从性别视域切入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凡此种种足见，以可持续性原则整合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在中国远未达成共识。

妇女/性别-环境的链接同样是中国亟需回应的一个学理课题。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对生态环境的研究急剧升温，渐成一门显学，相关学术成果洋洋大观，但妇女/性别议题却很少被触及。与此同时，妇女/性别研究的著述层出不穷，但涉足环境议题的成果较为薄弱，迄今仅有为数有限的著述和微弱的声音。在妇女研究圈里，除了译介相关成果或学理性阐述，扎根本土的经验研究屈指可数。而且，既有成果多半瞄准妇女与环境，较少触及妇女和男性在家庭内外的权力结构与环境可持续性的交互作用。资源与环境毕竟是一个相对新近的研究议题。各种全球大会通过的国际协议作为国际政策的重要载体，无疑是国际发展议程的一个主要“风向标”。但迄今为止，境内外不曾有人系统探究过妇女/性别-环境的国际政策框架及其演进。

在全球如火如荼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背景下，对这一主题的纵向考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 “可持续发展”概念提出以来，联合国系统始终站在推进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最前沿，在推进性别-环境整合的全球议程方面起了“领头羊”的作用。关涉性别平等、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政府间会议及其通过的全球政策框架，都致力于这种整合性努力。无论基于中国现实抑或着眼于未来，这一梳理不仅有助于从全球视野增进对性别-环境整合的认识和理解，也有可能为履行这两个发展领域的国际承诺与义务尤其是为中国构建 “双赢”的可持续发展之道，提供一些国际参照和依据。

二、从“妇女与环境”到“性别与环境”的跨越

（一） 对“妇女与环境”关注的发轫

联合国促进男女平等的努力可追溯到它创建伊始，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注意到妇女与环境议题。1972年，联大宣布1975年为“国际妇女年”。不过囿于当时的认知，同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竟只字未提妇女或性别。1975年，史上第一次世界妇女问题大会在墨西哥城举行，主要锁定在“平等、发展与和平”三个主题上。这场世界精英妇女的对话，正式拉开了全球妇女运动的帷幕。

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仅在少数场合轻描淡写地触摸一下与妇女相关的几个资源环境问题。譬如，大会通过的《实现国际妇女年目标的世界行动计划》阐述了安全饮水的供给：“应提供改善的、便利和安全的饮水（包括水井、水坝、蓄水池、水管输送等），污水处理和其他卫生设施，以改善家庭的健康状况并减轻主要落在妇女和儿童身上的取水负担（第119段）。它还一笔带过提到应努力衡量“妇女在粮食生产（经济作物和生计农业）、水与燃料供应、销售和运输等方面活动的范围（第168段）[8] （P26、P32-33) 。

国际社会彼时将妇女与环境勾连起来的意识较为模糊。1975年，联大宣布1976-1985年为“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为了审查和评价妇女十年前半期取得的成果，1980年，联合国在哥本哈根召集了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此次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妇女十年后半期行动纲领》触及了更多与资源环境相关的议题，诸如妇女获得土地、安全饮水、能源、卫生条件以及参与林业经济的平等机会等内容均囊括其中。《行动纲领》尤其凸显了对健康与环境的关切，要求“在国家和地方各级制订明确方案，以改善卫生、环境卫生，取得安全供水和住房的情况，并以此作为国民健康的基础”（第154段）；“制订法律以消除有可能影响生育功能的职业健康危害，减少环境污染，控制有毒化学制剂和放射性废料的处理”（第156段）[9]（P33）。这次大会通过的第9号决议便直指撒哈拉地区荒漠化与干旱问题。这不言自明是有意联结妇女与资源环境的一个信号。

在“联合国妇女十年”期间，环境议题尽管已跻身妇女政策，但总的来说仍着墨不多。其时，国际社会须直面的妇女问题林林总总，除了锁定在“平等、发展与和平”三个主题之外，还有“就业、发展与和平”三个次主题。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资源环境的议题被边缘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妇女与环境”被提上了政策议程

到1985年在内罗毕召开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时，环境问题被明确纳入了对妇女事务的讨论。这次大会通过的《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率先提出了“所有发展问题都是妇女问题”的洞见。有关妇女与环境的笔墨零星分散在不少段落之中。较为密集主要包括第174－188段“粮食、水和农业”、第218－223段“能源”及第224-227段“环境”。毋庸说，对于妇女在农业生态系统保护、安全饮用水供给，燃料供应、环境卫生及调节人口增长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连同生态环境退化对妇女的负面影响等问题，国际决策者的认识和理解此时已变得更明朗化了。《战略》在阐述“应特别关注的领域”时涉及14个问题，“旱灾地区的妇女”被赫然摆到了第一位（见第283段）。

如此等等，国际社会有意识勾连妇女与环境的倾向至此已颇为明显。事实上，不管是资源耗竭、环境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抑或气候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妇女来说，皆为日常生活中必须直面的现实挑战。《战略》分明为此做出了一些积极回应。譬如，第226段明确阐明：“应提高妇女个体和各类妇女组织对环境问题及妇女与男子管理其环境与维持生产性资源之能力的意识。应调动一切新闻传播手段来提升妇女保护和改善其环境的自助潜力。国家和国际上应强化对生态系统管理的重视，加强对环境退化的控制，并应承认妇女是这一过程积极且平等的参与者” [10]（P53-54）。由是观之，到内罗毕大会召开之际，国际社会不单注意到环境变化给妇女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更加强调妇女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

在努力连接妇女与环境的国际探索中，不能不提及联大1979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际人权公约，向造成并维系以性别为本的各种歧视发起了全方位挑战。《公约》虽未专门触及环境主题，但它将与自然资源密切打交道的农村妇女单独剥离出来，直截了当要求缔约各国保证她们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并受益于农村发展。专为农村妇女量身定制的《公约》第14条载明了农村妇女享有的8项权利，其中包括：参与各级发展规划的设计与执行；参与一切社区活动；有机会获得农业信贷和适宜技术；在土地改革与土地开垦计划方面享有平等待遇以及享受适当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在住房、卫生、水电供应等等[11]。这些颇富远见的条款与农村资源环境的管理都直接或间接相关。综上可见，在国际妇女政策中，妇女与环境已从几无交集走向了松散的关联。

在迈入90年代的门槛之前，代际公平的永续发展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关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写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正式面世。该书将原本分离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编织为可持续发展的一股绳子。这本开先河之作也注意到了妇女在农业中的关键性作用及其面临的障碍，并对妇女的土地权利等问题深表关切 [12]（P124-125、P41）。这个报告在国际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持续性国际政策框架的雏形在此已初露端倪。

（三）“性别与环境”开始走到国际发展的前台

国际发展政策在环境领域促进性别平等迈出的第一大步，当推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这次峰会通过的《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的第20条原则载明：“妇女在环境管理和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们的充分参与对于实现持续发展因而必不可少。”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则全面勾画了一幅令人向往的可持续发展蓝图，旗帜鲜明地将相互依存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提并论。在这份多边国际协议中，国际社会也首度系统地界定了妇女/性别-环境的关系。

妇女/性别问题成为《21世纪议程》的核心议题之一。在共计40章的《议程》中，多达33章都提到了妇女与可持续发展各个维度的关系。不仅如此，在“为妇女谋求可持续和公平发展的全球行动”的第24章，还专章详述了行动依据、目标、各项具体活动以及实施手段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阐述贫困、人口动态、管理脆弱的生态系统以及教育与职业培训时，《议程》先后17次使用了“社会性别”这个此前较为陌生的新概念[13]，由此拉开了性别走向国际发展舞台的序幕。由此可见，以往妇女政策中零星出现的妇女-环境议题，开始被系统化地嵌入这个国际环境政策的框架之中。而且，妇女与环境和性别与环境首次双双“出镜”。这一切在国际政策文书可谓史无前例的新突破。

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开启了可持续发展元年。《21世纪议程》以其全观性、整合性和前瞻性改写了人类发展范式。性别平等也成为此次峰会上通过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内的“里约三公约”的一个关切事项。始于这次峰会，可持续发展包括环境领域的国际决策者开始关注更多性别议题，妇女/性别问题的国际决策者则开始向资源环境主题靠拢。这次全球大会也为将性别平等纳入可持续发展的各个领域定下了基调。滥觞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这次峰会，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涉及人权、人口、妇女、人居、气候等发展议题的全球大会上一脉相承。

继里约大会之后跨上的另一个大台阶要数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与《21世纪议程》精神相呼应，这次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直截了当地宣告妇女和男性要作为受益者和能动者充分而平等地参与三维的可持续发展：“在持续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正义的基础上消灭贫困需要妇女参加经济与社会发展，妇女和男性拥有平等机会，并作为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动者和受益者充分而平等地参加其中”（第16段）。《宣言》还掷地有声地阐释了赋权贫困者尤其是贫困妇女利用环境资源的意义：“我们深信，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相互依赖并且相辅相成的构成部分，这是我们致力于使所有人实现更高生活质量的框架。公平的社会发展承认赋权贫困者尤其是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妇女可持续地利用环境资源，乃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必要基础。我们也承认，在可持续发展情境下实现基础广泛并且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维持社会发展与社会正义所不可少的……”（第36段） [14]（P3、P5）。

建立在《21世纪议程》的基础上，北京《行动纲领》将此前碎片化的妇女/性别-环境的散论，融汇并提升为“妇女与环境”的全球12个关切领域之一。除了散落各处的零散描述，《纲领》在“妇女与环境”的246-258段做了集中阐述。这部分的信息量较大，它首先用了6段篇幅从多个面向勾画了三个方面的行动依据：①资源耗竭、环境退化及飓风等自然灾害等对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生产、生计、生活、健康、福祉及生活质量的负面影响；②妇女在可持续和无害环境的生产与消费，自然资源利用与管理及环境保护中的作用；③妇女在资源环境政策制定和决策中的边缘化处境。《纲要》明确指出，“除非承认并支持妇女对环境管理的贡献，否则可持续发展将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见251段） [14]（PP103-109） 。

《行动纲领》据此提出了三个战略目标。它分别是：①妇女积极参与各级环境决策；②将性别关切事项和观点整合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方案之中；③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加强或建立机制，以评估发展和环境政策对妇女的影响。每个战略目标之下提出了应采取的一揽子行动。由上述分析可见，北京《行动纲领》中嵌入了诸多生态环境元素，而且，妇女/性别-环境关联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史无前例的。妇女的主体能动性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诚如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所概述的，妇女不再仅仅被当着改善其福利的发展干预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参与社会变革和转型的能动主体[15]（PP188-191）。

概而言之，20世纪90年代可谓承上启下的一个过渡期。在统筹兼顾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影响之下，环境政策和妇女政策各自都朝对方靠拢。时至北京大会，“性别主流化”战略也被推到了国际可持续发展政策与实践的前沿。与此同时，“性别与环境”的国际话语开始占据优势。这一切都是性别-环境开始整合的重要标志。

三、统筹兼顾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整合

（一）“千年发展目标”中的交汇

在迈入新世纪的历史时刻，分散在环境政策和妇女政策中的环境保护和性别平等问题及其关联性，终于在同一张发展蓝图中被整合了起来。2000年9月，189个国家的政要及主要国际发展机构的领导人相聚联合国总部出席了千禧年首脑大会，并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宣言》。后者阐述了21世纪国际发展议程的价值理念、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全球决策者决心“促进性别平等和赋权妇女，以此作为战胜贫穷、饥饿和疾病及刺激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16] 。

翌年，联合国据此提出了八个鼓舞人心的“千年发展目标”。它们分别是：①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②普及小学教育；③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并赋权妇女；④降低儿童死亡率；⑤改善孕产妇健康；⑥与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疟疾及其他疾病作斗争；⑦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⑧全球合作促进发展。千年发展目标锁定了此后15年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八大着力点和路线图。

“千年发展目标”堪称上个世纪90年代各种国际发展目标的集大成者。贫困、教育、性别平等、健康和环境等关键性的全球发展议题被聚拢在一起。其中，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不仅本身被当作一个核心发展目标，而且被当作支撑其他七个发展目标的交叉性主题。这个全球发展蓝图原初涵括18个具体目标和48个监测指标，嗣后分别扩展为21和60个。在千年发展目标中，性别平等和环境可持续性都赫然在列。可见，国际社会第一次跳出了环境政策或妇女政策，在一个发展框架中将具有互补性的两个领域整合在一起。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鉴于指标体系比较庞杂，与此前的《21世纪议程》和北京《行动纲领》相比，性别-环境整合的内容明显窄化了。我们不难发现，目标三“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男并赋权妇女”只设置了一个教育的具体目标：“最好到2005年在小学和中学教育中消除性别差距，而且不迟于2015年在各级教育中消除这种差距。”它的4个监测指标都与资源环境无关。目标七“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下面设计的四个具体目标，也都没有在字面上明确提及妇女或性别。这四个二级目标分别是：①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整合到国家政策和方案之中并扭转环境资源的丧失；②降低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到2010年显著降低丧失率；③到2015年将无法持续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减半；④到2020年使至少1亿贫民窟居住者的生活有重大改善。

（二）里约峰会的后续行动

作为后续行动，1992年里约大会十周年和二十周年纪念之际分别召开了一次全球会议。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这次首脑大会通过的《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重申：“我们致力于确保妇女赋权、解放和性别平等整合到《21世纪议程》、《千年发展目标》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执行计划》所包含的所有活动之中”(第20段) [17]（P4）。这次大会通过的《执行计划》共计170段，有30多段落都提及妇女或性别问题。

2012年，世界各国领导人20年后再一次聚首里约。这次峰会达成了题为《我们憧憬的未来》的成果文件，重申了性别平等对于人类共同未来的关键性作用。《我们憧憬的未来》较先前更为强调以人为中心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这份成果文件贯穿了有关妇女/性别的描述，而且对妇女赋权和性别主流化也倾注了较多笔墨。这在阐述“性别平等与妇女赋权”的第236-244段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承认，性别平等和妇女的有效参与对于可持续发展所有方面都很重要 ”（242段）；“我们承诺使妇女在政治与经济决策及资源分配方面享有平等权利和机会，消除妨碍妇女充分参与经济的任何障碍。我们决心进行立法和行政改革，在获得经济资源方面给予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包括获取并控制土地及其他财产形式、信贷、遗产、自然资源和适宜的新技术”（第240段）[18]（P62） 。

（三）“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跟进

到“千年发展目标”行将收官之际，可持续发展俨然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一个时代潮流。2015年9月，193个联合国成员国和主要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出席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共同商定并一致通过了名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成果文件。这次盛会弥漫着扑面而来的可持续发展气息，无论是大会名称抑或成果文件的名称都冠上了可持续发展的字样。这个全球议程在其序言中开宗明义指出，这是“为了人类、地球和繁荣昌盛而制定的行动计划。”《议程》通盘考虑到了人类面临的经济、社会与环境困境，并呼吁所有国家不论穷富都要行动起来，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保护地球。为了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的未竞事业，这个雄心勃勃的重磅政策清晰勾勒了2030年前的全球发展路向和具体路线图。它还确立了“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链子”的核心原则。

《议程》将经济、社会和环境三维整合的可持续发展推上了一个巅峰。鉴于可持续发展的纷繁复杂性，这个升级版的议程聚合了对人类和对地球家园至关重要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 个具体目标。这个庞大目标体系中的所有目标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其中，环境可持续性成了“重头戏”。较之8个“千年发展目标”只有一个环境目标，在17个整合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与资源环境相关的目标增至8个，对环境支柱的重视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与千年发展目标相衔接，这个发展蓝图将性别平等当作可持续发展目标所有目标取得进展的一个加速器 [19]。《议程》明确重申：“实现性别平等和赋权妇女和女孩极大有助于在实现所有目标和具体目标方面取得进展。假如人类中有一半人仍不能充分享有人权和机会，就无法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第20段）[20]（P6） 。出于统筹解决发展问题的思路，《议程》总是将性别平等与环境保护相提并论。《序言》中的下面一番话便清晰地昭示了这点：“我们决心从现在到2030年在世界各地消灭贫穷与饥饿；消除各个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构建和平、公正和包容性的社会；保护人权；促进性别平等及妇女与女孩的赋权；确保地球及其自然资源的持久保护”[20]（P3）。

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性别平等再一次被确定为一个单独目标，即第五个目标：“实现社会性别平等，赋权所有妇女和女童”。这个交叉性主题也体现在40多个具体目标之中。有关妇女/性别-环境的监测指标也不在少数。譬如，指标1.4为：“到2030 年，确保所有男性和妇女，特别是穷人和弱势者，都有平等权利获取经济资源，并获得基本服务，对土地与其他财产形式的拥有与控制权，获取遗产、自然资源、适宜新技术及包括小额贷款在内的金融服务。” 指标5.a再次重申要“根据国家法律进行改革，给予妇女平等权利获取经济资源，拥有和控制土地和其他财产形式，获取金融服务，遗产及自然资源[20]（PP12-13、P15）。这无疑表明国际政策十分注重互为关联的型塑性别不平等和环境不可持续性的根本性因素。伴随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地，性别和环境的整合显然被推上了一个新高。

（四）整合妇女/性别-环境的跨越式发展的三个主因

由上述分析可见，在可持续发展语境下，促进性别与环境连接和联动的国际政策变得愈来愈彰显。其背后的驱动力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时代的巨变使妇女/性别-环境的关联变得愈来愈凸显。众所周知，环境退化、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多重全球危机，连同层出不穷的气候“黑天鹅”事件等，都严重威胁并削弱了地球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尤其不容忽视的是，亚非拉广大农村妇女的生计、生活和劳作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都密不可分。弱势妇女群体不成比例地遭受生态系统退化和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2] [21]。性别不平等与歧视已然构成为全球环境危机不断升级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特定的时空中，两者之间甚至形成了休戚与共的互惠关系。生态环境的性别化影响及赋权妇女的作用，遂成为国际决策者持续关注的一个议题 [5]。

第二、形形色色跨学科的女权主义环境理论丰富并完善了全球有关资源环境的学术理论和政策辩论，并为更公平而有效的国际决策提供了洞见。像生态女权主义 (Ecofeminist)、女权主义环境保护论(Feminist Environmentalist)及女权主义政治生态( 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等流派，都取得了斐然成就。新近的相关研究则致力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将性别、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链接起来。[22]- [26]层出不穷的女权主义分析和洞见，不仅使妇女/性别-环境的关联性得到了彰显，也为国际对话与决策提供了学理依据和支撑。

第三、环境女权主义先驱在实践领域筚路蓝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联合国召集的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及其后续活动，激活了一波波风起云涌的全球妇女运动，大大提升妇女在全球治理包括环境善治中的话语权。1990年，美国已故前众议员贝拉·阿布祖格（Bella Abzug）联合创建了“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这个非政府组织成立伊始便活跃在里约大会的各个区域筹备会议上。它还专门成立了名为“妇女核心小组”的游说网络，在里约峰会筹备和召开期间致力于对联合国秘书处代表和政府代表团进行游说。自那时起，该组织在各种全球发展大会的台前幕后不遗余力开展了大量组织动员和游说工作，以促成将性别观点纳入到全球大会的国际文书之中 [27]（PP60-61）。

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也有站在妇女环境运动前线的第三世界环境女权主义者。享誉全球的中坚人物包括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万加丽·马阿萨伊（Wangari Maathai）和印度科学家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等。万加丽·马阿萨伊教授1977年在肯尼亚发起了举世瞩目的“绿化带运动”，并将波及非洲很多国家的这场草根妇女环境运动的经验带上了国际论坛。范达娜·席瓦则是全球生态女权主义运动的引领者。1993年，席瓦也荣膺了被誉为诺贝尔替代奖项的“正确生计奖”（Right Livelihood Award）。

四、对中国的政策启示

（一）中国的妇女/性别-环境政策

回望中国，上述这些全球大会及其多边国际协议的影响不容小觑。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例，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并发表一个“谋共同永续发展做合作共赢伙伴”的讲话。他代表中国政府郑重承诺：“以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为己任，团结协作，推动全球发展事业不断向前！”同年9月,中国政府旋即发布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2015年10月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次亮相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显然与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蕴涵的理念高度吻合。2016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2020年)》宣告“积极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从而实现了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与这个全球议程的对接。2021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再次重申“积极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凡此种种足见，这个全球议程在推进中国发展战略制定上具有重要作用。这也表明了中国政府对于履行全球承诺的高度重视。

中国虽一直在努力与国际接轨，但在链接妇女/性别与环境方面几十年来来一直滞后于国际政策框架。促进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尽管都得到了明确的宪法保障，而且，两者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已有30-40年时间。但资源环境部门和致力于性别平等事业的妇联系统一直相向而行，平行推进。在立法和政策上，这两个核心发展主题至今尚未形成常态化和制度化的交集。

从环境保护制度来看，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汲取国际经验。伴随与国际接轨的进程，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全党和全国的一个共识和不断深入人心的理念。就环境法律和政策而言，“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设一直积极借鉴国际经验”[7]（P68）。2012年，生态文明进一步被确立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2018年，生态文明被写入了《宪法》。可持续发展俨然成了当下中国发展的“最强音”。

环境保护虽是一个性别化的发展问题，但性别平等和赋权妇女似乎成了环境政策的一个“盲区”。不断推出的各种政策和法律提及妇女的极为罕见，更甭提性别。但凡论及妇女或妇女组织时，环境方面的公共政策往往将它们抽离出来放大其作用。中央宣传部等六部门联合编制、2021年1月发布的《“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2021-2025年）》，便是最新的一个例证。毕竟有全国妇联的参与，在这个《计划》中妇女并不“缺席”。该《计划》号召“积极动员广大青年、妇女参与，引导公众自觉履行环境保护责任，力戒奢侈浪费，从绿色消费、绿色出行、垃圾分类等多个方面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它还呼吁“各级妇联组织要发挥妇女在家庭领域作用，依托妇女之家、儿童之家等阵地，广泛开展绿色家庭创建”。《计划》还特意强调要“发挥妇女作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妇联每年组织开展‘绿色生活·最美家庭’‘美丽家园’建设等主题活动3次以上，引导家庭成员提升生态文明素养、清洁生活环境、节约家庭资源、践行绿色消费、倡导绿色出行、开展垃圾分类等”[28]。诸如此类的政策话语我们“似曾相识”。

针对妇女和妇女组织单独提出参与要求的环境政策和干预，需引起警惕和反思。照理说，这是一个旨在提升全体公民生态文明意识的行动计划，不论男女老幼，每个公民理应人人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个《计划》将占一半人口的妇女单独拎出来赋予其改变生活方式并致力于家庭建设的特殊角色和责任。这似乎暗含着家庭仍是妇女发挥作用的一个场域。而且，像这样狭隘的交集，顶多只能算是将妇女添列其中。在向可持续发展目标奋进时，妇女毫无疑问是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妇女的作用尤其是其独特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承认妇女的作用固然重要，但需要检视的是，该《计划》提倡的这种参与是否增强了妇女的能力和权力？是否增加了妇女无酬劳动负担？是否促进妇女在家庭内外的有效参与？这种参与能否发挥妇女和妇女组织作为领导者和决策者的作用？单单承认妇女的作用而不为她们提供发挥作用的机会和资源显然是不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凸显了中国政府早在1995年就承诺的将性别纳入决策主流的尴尬。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环境政策在连接妇女/性别-环境方面一直裹足不前。这个领域长期以来都秉持或沿袭性别中立的立场。这样的政策和法律虽未明确偏向某一性别，但由于未考虑到性别差异，实际上却有可能强化既有的性别角色或者关乎男性和女性的偏见或歧视，从而加剧现存的性别不平等和不公正。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无疑是要解决而不是强化不公平。迄今为止，资源环境领域的性别意识仅在国际合作项目和活动中有所体现。譬如，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8年曾就如何更好地理解性别议题、性别平等战略以及确保其体现在其研究及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政策建议中进行过专门讨论，随后通过了一个《性别平等指南》。国合会在《2019年工作计划》中也强调要将性别议题纳入其工作主流 [29]。

再就妇女政策来说，性别与环境的交织一直它的一个弱项。自1995年以来，资源环境议题成为妇女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似乎一直未能突破妇女与环境的“瓶颈”。以《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为例，它将“妇女与环境”作为其关切的七个领域之一，并设计了四个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目标。它们主要包括：全面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降低水污染对妇女健康的危害；提高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并使城镇公共厕所男女厕位比例与实际需求相适应；倡导妇女参与节能减排，践行低碳生活；提高妇女预防和应对灾害风险的能力等 [30]。这第三轮的《纲要》虽逐渐拓宽了环境议题，应对之策也更趋务实。但相较于其他社会经济举措，与环境相关的内容较为碎片化，其性别元素也有待强化。

中国在整合性别-环境议题上滞后于国际议程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妇女面临的诸多发展挑战的平衡常常分散了注意力，而且在实践中也往往难以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例如，较新一版的《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19）》，仅仅在两处提及同一个妇女-环境问题，即“确保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7]（P13、P22） 。在大量环境议题上，妇女/性别主题都是“隐身”的。这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设置的整合性目标和监测指标比相去甚远。此外，中国主流的环境政策和干预措施迄今仍偏重于技术驱动而不是社会性的解决方案。比起各种环境污染和能源问题等优先关注事项，妇女/性别问题被边缘化或淡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探寻可持续发展之路，应有更前沿而宽阔的视阈。过往数十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仅靠比较功利的经济考量，既不会自然而然改善环境，亦不会自动缩小两性之间的发展鸿沟。不论是环境善治，性别平等，抑或两者的整合，中国不单需要面向未来，更需要放眼全球，与国家接轨。环顾寰宇，处于人类发展全球领先地位的冰岛、挪威、芬兰和瑞典等北欧诸国，它们既是世界上促进性别平等的样板，也是环境保护的典范。这些国家性别平等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雄辩地昭示了两者整合的可行性和发展前景。作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我们理应与时俱进地汲取国际发展的成熟经验，并向国际上的先进理念和政策看齐。为了迎接十分棘手的生态环境挑战，中国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政策理念和制度上的创新。

在联合国与中国新一轮发展合作启航之际，联合国驻华系统和中国政府2020年8月签署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2021-2025年）》，提供了一个整合性的政策范例。这个框架融合了以下六项原则，即“不让一个掉链子”；发展与尊严的权利；性别平等与赋权妇女；环境可持续性；复原力及问责。《框架》还精准地确认了中国当前有掉队最大风险的社会群体：“城里的农村流动打工者、生活在恶劣自然条件下的边远地区的人们、残疾人、不断增多老年人口、农村留守儿童、处境困难的儿童和妇女、农村小农、非正规部门劳动者、贩卖人口的受害者以及HIV病毒携带者。”它还强调，“对于中国妇女和女孩而言，在应对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与经济驱动力方面依然存在改进的空间。这些人群通常是重叠的，交叉的脆弱性和累积的歧视致使某些人群特别边缘化。这些人群对于气候与灾害风险以及来自灾难性事件（如地震和塌方）的影响，通常具有不同的脆弱性” [31](PP6-7)。

可见，《合作框架》继续将性别与环境糅合在一起。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妇女在最易掉队的人群中占了相当大的份额。而且，气候变化存在很多变数和不确定性，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常使面临各种累积和叠加劣势的脆弱妇女雪上加霜。性别平等和赋权妇女对于可持续、公平及合理地管理生态资源并应对环境挑战的显然比不可少。在新一轮发展国际合作和十四五规划同步实施的历史关口，为了实现“不让一个人掉链子”的美好憧憬，到了该打性别平等与环境保护政策“组合拳”的时候了！上文对国内外政策的系统梳理至少给了我们以下启示：

第一，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公共政策需跳出性别中立或妇女-环境的传统思维，真正朝性别-环境的整合转向。谋求性别平等与环境保护的联动，进而发挥两者的互补或协同效应，业已成为一个国际共识。中国在这个方面亟需“补课”，以弥合与国际政策框架的差距，并实现性别平等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第二，为了实现向可持续性的转型，需在国家一级的环境政策和立法中切实推进中国政府早在1995年就做出的“将性别观点纳入决策主流”的国际承诺。尤其是在涉及气候、能源、水、农业、林业及渔业等部门的公共政策中。这就需要高层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的顶层设计与政治意愿，并将承诺切实付诸行动。

第三，可持续发展终究要以人为中心，并向面临多重结构性限制的掉在最后面的人群倾斜。妇女、男性、女孩和男孩的特殊需求和经验都应得到关注，以避免加剧现存的性别不平等或制造新的不平等。性别不平等往往与城乡、年龄等其他不平等形式互为交织，进一步加剧处于发展夹缝之中的边缘妇女的脆弱性。惟有以人为本并具有性别敏感性，才能使发展惠及每个人，尤其是最没有能力承受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的人群，也才能确保“不让一个人掉链子”。

第四，加强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尤其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分性别、年龄、收入、地理位置及其他特征数据与信息的收集、分析和利用。及时而可靠的数据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不同妇女群体的生活和生计，也有可能为促进性别平等并改善弱势妇女的处境提供决策依据。

五、简短的结语

回望历史，整合妇女/性别与环境的国际政策从初露端倪到全面确立，经历了三波政策突破。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妇女/性别-环境的交织从国际议程的边缘已然走到了中心，并深嵌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之中。紧跟时代的步伐，一路走来，沿途留下了可圈可点的一些成就。其中1992年里约大会和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可谓承前启后的两个里程碑。在统筹兼顾可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也基于21世纪以来新一波发展干预的累积性影响，2015年落地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性别-环境的整合推向了一个历史新高。

在可持续发展努力中，环境保护与性别平等在本质上是兼容的。作为实现性别平等的一种战略，性别主流化的推进有助将妇女的需求与权力置于全球治理包括环境治理的中心。毋庸说，这样的变革是过往数十年国际发展的一个宝贵遗产，也是从性别视野推进以人为中心可持续发展的产物。当然，链接性别平等与环境保护的国际议程一直与时俱进地走在不断变革的道路上，至今并非尽善尽美。事实就是地讲，性别平等和赋权妇女的作用在全球环境政治与决策中至今尚未得到充分承认。

作为致力于全球治理的最大一个政府间机构，联合国召集的各种全球发展论坛成为探究并思考环境与性别关系的最重要平台，并在促进两者整合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引领和先导作用。在一个全球化了的当代社会，国际政策框架不仅是刺激各国采取行动的一个外部动力，也是世界各国建构其公共政策的政策依据和行动指南。当然，任何国际政策惟有与本土元素有效“对接”方有可能取得成功。

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一个人口大国，将性别观点纳入环境公共政策的决策主流，已成为中国亟待补齐的一个“短板”。尤其是在努力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情境下，整合妇女/性别与环境的上述国际政策框架及其嬗变，无论在转变理念抑或构建政策上，都能给我们一些重要启示。性别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而且难以割裂的关联性，远不止于表浅的妇女参与，也没有简单化的标准答案。很显然，没有妇女政策与环境政策的双向互动，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和影响力势必大打折扣。为了实现更公平且更具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这两股力量的互嵌必不可少。利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契机，我们理应在整合性别-环境的公共政策方面迎头赶上。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气候适应与韧性的底层逻辑———对中国西部两个脆弱村落的比较研究冶(22BSH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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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