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宜芳，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徐万胜，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原文刊载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26年第2期，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有所删减
一直以来，海洋安全都是美日澳印开展合作的重要议题。自2017年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QUAD）重启之后，为实现主导“印太”地区秩序的目的，四国重点依托QUAD这一平台不断推进在“印太”地区的海洋安全合作进程。2022年5月，美日澳印在东京“四方安全对话”首脑峰会上联合推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the Indo-Pacific Partnership for 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 ，IPMDA）倡议，旨在建立覆盖印度洋、东南亚到南太平洋的海上态势感知网络系统。而后，随着对这一倡议的逐步落实，美日澳印构建起基于“印太”地区全域监控数据基础上的情报体系，并不断利用对这些情报信息的“借题发挥”扩大地区“安全焦虑”，致使“印太”海洋安全问题跃升为全球关注热点。
一、 美日澳印“印太”海洋安全叙事的基本内涵
近年来，随着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不断提级，四国通过系统扩建“印太”海洋安全的叙事内涵，持续强化在该地区的话语影响。
（一）描绘共通地区框架。美日澳印以联合打造“印太”概念为起点，在地区战略的顶层设计上采取协同叙事行动，相继出台各自版本的“印太”战略，以期塑造共同战略愿景来对接彼此政策现实。在“印太”战略叙事的包装下，四国不断巩固与扩大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优势，并进一步追求塑造于己有利的海洋秩序。
（二）协调涉华威胁认知。涉华威胁认知是美日澳印共同的战略关切，但四国在具体认知程度上却存有差异。为此，在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动下，美日澳印通过积极协调涉华威胁认知，将中国在“印太”地区力量的持续增长塑造为四国海洋安全合作深化的战略借口。
（三）塑造集体身份认同。美日澳印共享海洋国家与民主价值观的集体身份认知，这为四国在“印太”地区开展海洋安全合作奠定了根基。在地缘特征层面，美日澳印共同强调海洋国家的身份定位。在价值取向层面，美日澳印重点强调四国西方国家的政治属性。但美日澳印“海洋民主国家”联盟夹杂着明显的意识形态对立取向，四国通过搭建“海权与陆权”、“民主与威权”的复合二元对立叙事框架，在“印太”地区构建起排他性身份认同。
（四）构建规则话语体系。为重塑“印太”海洋秩序中的话语权格局，美日澳印通过话语塑造将权力竞争转化为规则守护。在此过程中，四国的“规则”叙事致力于制造“威胁”与“维护”的情景冲突。美日澳印在“规则”上的共识是借战略合谋绑定对外立场，借力重塑“印太”地区规则话语权。然而，美日澳印不同的战略考量使该共识的脆弱性明显，其带来的地区对抗性行动反而成为“印太”海洋安全的最大隐患。
二、美日澳印“印太”海洋安全叙事的操作策略
叙事的基本内涵构成了叙事传播的理论基石与意义内核，它定义了美日澳印塑造“印太”海洋安全叙事竞争的根本立场与价值诉求。然而，在话语竞争的国际场域中，精炼的内涵本身并不足以自动转化为影响力。为此，在构建“印太”海洋安全叙事框架时，美日澳印结合选择性设定叙事结构、煽动性渲染情感认同和多元性融合传播路径三种策略，系统推进其叙事剧本占据“印太”地区的话语主导。
（一）选择性设定叙事结构。为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合法化与行动隐蔽化，美日澳印在叙事建构中优先采取选择性设定叙事结构的策略。一方面，利用话语聚焦，选择性使用地区概念。美日澳印通过对“印太”次地区的能动划分，试图依据地缘政治风险等级和区域敏感程度构建分层叙事设计，从而逐步引导国际社会依据其预设框架，对“印太”各次区域形成符合其战略意图的差异化认知。另一方面，利用信息筛选，选择性设置地区议题。在东海、南海和台海等地区，美日澳印不断强化安全性话语指向。而在印度洋和南太平洋海域，美日澳印为推进权力扩张更倾向于借助利益捆绑与科学伪装的修辞策略来塑造区域议程。
（二）煽动性渲染情感认同。为提升情感认同度，美日澳印试图通过构建话语体系激发“印太”周边国家的群体危机感，并结合威胁建构、政治隐喻等叙事策略渲染区域话语环境，以便于增强四国在“印太”地区的动员效能。在此过程中，美日澳印以“贴标签”和“污名化”策略对“印太”域内国家进行情感煽动，激发对华敌对情绪。此外，四国还通过塑造自身“规则维护者”的角色定位加强集体情感认同，旨在提升内部凝聚力。
（三）多元性融合传播路径。在搭建叙事传播体系时，美日澳印通过整合多种传播渠道资源，利用不同平台之间内容的相互引用和补充，充分扩大了话语投射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在四国实施多元性融合传播路径的过程中，其传播主体呈现“官方”与“民间”相结合的特点，其传播方式呈现“硬传播”与“软传播”相结合的特点，而其传播载体则呈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结合的特点。
三、美日澳印“印太”海洋安全叙事的逻辑矛盾
美日澳印构建的”印太”海洋安全叙事旨在塑造自身在区域安全治理中的主导地位。然而，这一叙事体系在逻辑建构环节却存在显著矛盾，集中体现为四国在规则叙事上惯用双重标准、威胁叙事中颠倒因果关系、身份叙事上进行自我预设这三个方面。
其一，从规范层面审视，美日澳印在规则叙事中展现的双重标准，其核心特征在于规则适用的不对称性。对规则的双重标准充分暴露出美日澳印“印太”规则秩序的话语工具属性，当现行条款有利于制约他国时便行之有效，当限制自身行动时则又刻意无视。同时，规则适用的不对称也体现在四国针对规则解释权的垄断性方面，即美日澳印常以自身利益为尺度诠释规则内涵，将特定行为模式标定为“符合规则”或“违反规则”。
其二，美日澳印在“印太”海洋安全议题上的威胁叙事中，通过颠倒行为与反应的时序关系、混淆防御与扩张的性质区分，将自身的安全焦虑外化为对他者的威胁建构，最终为其地缘政治议程提供“合法性”论证。
其三，美日澳印在“印太”海洋安全议题上的身份叙事中，以“海洋民主国家”和“‘印太’秩序维护者”的集体身份为叙事起点，构建了一套“自我”合法化与“他者”污名化的认同政治框架。但在这一叙事框架下，四国对“自我”和“他者”的身份设定均缺乏明显的经验事实支撑，致使其身份建构面临深刻的合法性危机。
四、美日澳印“印太”海洋安全叙事的消极影响
首先，四国海洋安全叙事设计加剧大国战略竞争。美日澳印通过持续对华实施负面叙事宣传与针对性舆论造势，助推中美战略竞争由传统安全领域向非传统安全领域延伸，从而增加了大国战略竞争向多领域、多维度泛化与外溢的风险。
其次，四国海洋安全叙事设计造成地区安全局势紧张。美日澳印在“印太”海洋安全领域所构建的叙事体系中，刻意采用安全化的模糊用语，提升域内国家误判的风险，对地区安全局势的稳定性构成了显著冲击，尤其是在加剧既有海洋争端方面呈现出系统性消极影响。
再次，四国海洋安全叙事设计导致地区走向阵营对抗。美日澳印围绕“印太”海域构建的安全叙事，在话语策略与实际行动的相互强化下，正显著加剧地区内的阵营化对抗趋势。四国在“印太”的二元对立叙事体系不仅固化了战略上的敌友划分，更在认知层面推动区域内国家选边站队，加速了“印太”地区安全形势走向对抗。
最后，四国海洋安全叙事设计冲击地区安全秩序。美日澳印操纵话语工具重构“印太”地区海洋安全规则体系，一边系统性地推翻“印太”地区原有的多边安全架构，一边又强力推出美日澳印主导下的排他性安全联盟作为替代性新秩序，引发“印太”地区战略环境波动。
当前,在多重因素的综合驱动下，美日澳印塑造“印太”地区海洋安全话语叙事的内在动力显著增强。一定程度上，这一趋向势必会成为影响“印太”地区战略环境进一步复杂化的重要变量。值得注意的是，在面对美日澳印明显以中国为靶向构建的“印太”海洋安全叙事设计时，为避免陷入西方叙事陷阱，中国需要提供一套替代性叙事方案以消解其不利影响。为此，中国应充分发挥其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战略姿态创新对外叙事体系，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可以改善国际舆论环境，提升国家软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