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时代中国对非传播在机制建设、渠道布局、议题设置和效果转化方面虽取得积极进展，但仍受西方话语霸权牵制，同时存在宏大叙事多、传播对象泛化、本土共创和效果评估不足等问题。“中治西乱”的新生态为中国对非传播创造了良好条件。新形势下优化中国对非传播路径，需要以“携手推进现代化”为主题和主线，推动传播理念由“对非传播”转向“与非共叙”，进一步深耕区域国别研究，推进传播分众化表达，增强平台适配性，构建“现代化合作+日常生活变化”复调叙事框架，完善“共制—分发—技术—评估”传播闭环，以提升中国对非传播的亲和力、贴近性和认同转化成效。
关键词：中非关系 中国对非传播 现代化叙事
2024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主旨讲话中宣布，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并提出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的“十大伙伴行动”。这为新时代中国对非传播提供了重要遵循和指引。面对非洲社会年轻化、移动互联网普及和国际舆论竞争加剧等新情境，中国对非传播需要回应的问题不只是“中国声音能否抵达非洲”，更应包括中非合作的制度成果、项目经验和民生效应能否为当地社会所了解乃至认同和支持。换言之，对非传播不能局限于展示中国“做了什么”，更要阐明中非合作与非洲国家发展议程、非洲民众生活改善以及全球南方共同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
新时代中国对非传播取得显著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非传播取得长足发展，逐步嵌入中非合作论坛、媒体交流、项目建设和数字平台传播等多个场景之中，实现系统性提升。
一、机制建设不断完善，形成对非传播的制度性支撑
当前，中国对非传播机制已从立足外宣任务要求的阶段性推进逐步转入依托中非合作总体框架的常态化运行。一是顶层设计更加明确。中非合作论坛已超越政治经济合作范畴，升级为对非议程设置与资源统筹的战略平台。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将文明互鉴、人文交流、新闻与媒体合作等纳入未来3年合作安排，并明确提出支持非洲融媒体中心建设、继续实施中国—非洲新闻交流中心项目、鼓励中非新媒体和自媒体从业人员交流合作等内容。二是对接层次更加多元。对非传播除面向单个国家的双边沟通外，还在中非合作论坛统筹下，形成与非盟、非洲次区域组织和具体非洲国家相衔接的机制链条。例如，《北京行动计划》专门设置“中国与非盟”内容，通过支持其基础设施发展计划并建立广电合作机制，实现传播机制与非洲一体化议程深度对接。三是专项合作机制化常态化。自2012年创办以来，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已实现机制化，每两年举办一届。2024年第六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吸纳媒体、智库、企业和非洲广播联盟等多方参与，中国与多个非洲国家签署广电视听合作协议，标志着对非传播形态正由信息发布向媒体合作、能力建设与内容共制并重转型。总的来看，中国对非传播制度支撑显著增强，逐渐搭建起顶层论坛统筹、中层平台承接、基层联合制作的立体架构。
二、传播渠道持续拓展，构建复合型对非传播网络
中国对非传播的渠道格局日渐形成复合型网络。一是主流媒体在地化深耕成效显著。新华社、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台（CRI）等主流媒体依托驻非分支机构、非洲制作中心及本土语言节目，强化权威信息发布与重大议题阐释，其影响力正深度触达新闻精英、政策对象和城市受众。二是中非媒体协作由内容交换迈向深度共建。双方媒体合作范畴已从单纯的内容播发扩展至联合制作、能力建设及相关智库交流。2024年第六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期间，中方与多个非洲国家签署合作协议并发布20项务实成果，这标志着多方参与、协同创新的合作格局日益成熟。三是数字媒体平台建设取得一定成效。对非洲民众而言，Facebook、YouTube、TikTok等国际数字媒体平台仍是其主要信息来源。但近年来，微信、抖音、小红书等中文数字媒体平台在非洲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已成为华人社群、中资企业员工、留学生、中文学习者以及跨境消费者和旅游从业者等群体的主要信息来源。
三、传播议题更加丰富，初步形成多元化叙事层次
当前中国对非传播议题设置已经不再局限于经贸援助、工程建设和双边友好，而是逐渐把政治互信、发展协同和民生改善纳入叙事框架之中。一是政治议题更加突出自主发展和全球南方合作。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主题确定为“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峰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及全球发展倡议等融入中非共同话语体系。二是经济议题从单纯展示项目成果，逐步转向深度阐释产业链融合、基建互联、数字转型、绿色发展及人才赋能对非洲现代化进程的支撑作用。与过去强调“建成了什么”相比，当前更注重传播这些合作项目是如何提升非洲国家自主发展能力的。三是民生议题的重要性明显上升。中国对非传播中减贫、公共卫生、农业技术、职业教育、青年就业和人文交流等议题比重上升，使传播内容不再局限于国家间合作叙事，也能关照到民众日常生活。
四、传播效能局部显现，呈现分层释放特征
中国对非传播成效不断增强，但这种效果并不是均质释放的，而是在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和不同议题之间呈现明显差异。一是在总体认知层面，中非合作的成果逐步转化为非洲公众对华影响力的积极评价。2026年3月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在38个非洲国家开展的调查显示，6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本国经济和政治影响“比较正面”或“非常正面”，这一比例超过美国与欧盟。二是在国别维度，受众对华认知存在较大差别。非洲晴雨表2019—2021年对34个非洲国家的调查显示，非洲民众对中国经济辐射力的感知率及对贷款援助的知晓率明显不同。例如，肯尼亚受访者中，认为中国经济活动对本国经济具有“某种”或“很大”影响的比例为72%，对中国贷款或发展援助的知晓率为74%；而在尼日利亚这两项比例分别为55%和28%。三是在认同转化层面，中非合作积极影响会受到一些因素干扰。部分非洲受众即使知道中国项目、接触中国企业或认可中国影响，也会受到本地政治争论、债务叙事、就业期待和西方媒体框架的交织影响。因此，对非传播不能只满足于“被看见”或“被知道”，还需要进一步解释合作逻辑、回应现实疑虑，并将项目经验或成果转化为可持续的价值认同。
中国对非传播面临的主要挑战
当前，西方涉非话语仍在非洲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对非洲民众如何理解中国影响巨大，而中国对非传播在在地化表达、分众化适配、本土共创和效果评估等方面仍有短板，亟须从扩大传播覆盖面转向提升认同转化效能。
一、西方叙事仍占据先发优势
中国对非传播面对的是西方长期形成的话语霸权。一是西方语言和平台优势带来的结构性壁垒。非洲多数国家都曾经历漫长殖民期，英语、法语等殖民宗主国的语言至今仍是不少国家官方语言，在新闻传播和跨国信息流通中占据支配地位，部分西方媒体长期渗透非洲国家，在非洲公共舆论中保持较强议程设置能力。二是涉华议题极易被扭曲并推入既定的负面框架。部分西方媒体关于中非关系的报道高频使用“债务陷阱”“新殖民主义”及“资源掠夺”等叙事来抹黑中非合作成果，这直接影响非洲受众对中国在非角色认知。因此，当前中国对非传播面临的挑战并不只是“声音够不够大”，还包括议题设置和解释回应的效果如何。三是西方对非洲精英的长期和深层次渗透。欧美学术界与智库长期深度介入非洲高等教育和精英培养，其问题意识、研究范式与价值偏好至今仍在无形中规训着非洲学界及媒体对中非合作的研判。当然，西方话语霸权并非铁板一块，随着非洲本土媒体成长和社交媒体普及，非洲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日趋多元化，而且“中治西乱”的国际形势变化为中国对非传播提供了难得机会，创造了较好的外部舆论环境，有利于中国对非传播从被动回应转向主动建构。
二、宏大叙事偏多，在地叙事相对匮乏
中国对非传播叙事多聚焦高层互访、中非合作论坛成果与双方重大合作项目等主题，对非洲民众关切的就业、医疗、农业等民生议题关注较少，难以将“命运共同体”“现代化合作”等宏大叙事转换为非洲民众能够理解、愿意讨论并自发转述的公共表达，双方之间存在一定落差。非洲民众关注更多的是直接改善其生活、促进当地发展的具体叙事。例如，中国和莫桑比克聚焦农业现代化建设，开展了全方位、深层次、成效显著的农业合作。中非发展基金支持的万宝莫桑农业园，积极引入先进种植技术，将当地水稻产量从原来的每公顷1至2吨提升至5至7吨，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带动当地农业生产水平实现质的飞跃。中国援建的中莫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作为中国在非洲援建的首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通过开展水稻、玉米、棉花等农作物品种试验，常态化为当地农民提供农业技术培训，持续助力莫桑比克提升农业生产能力。这类案例本身具有较强传播价值，但在传播过程中往往被作为成果材料简单呈现，未能深加工为兼具主体性与问题意识的在地故事，导致传播效果有限。可见，宏大叙事固然重要，但必须通过具体人物、微观场景和具体问题来承载，否则容易形成“中方单向输出、受众共情断层”的传播落差。
三、传播对象复杂多样，存在一定泛化现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在实践过程中，对非传播还存在一定的泛化现象，即习惯把非洲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而对不同国家、区域和受众的差异处理不足。一是较少针对不同国别作差异化处理。非洲国家在历史文化、语言结构、政治制度、媒体生态、宗教信仰上存在较大差异，东非、南部非洲、西非、北非的官方语言和舆论环境各不相同，英语区、法语区、阿语区和葡语区的传播路径也不能简单套用同一方案。如果沿用统一口径和统一模板，就容易出现内容看似不错但与当地关切不贴合的问题。二是对不同受众群体的分层不够细致。不同群体对中国议题的兴趣点、接受方式和媒介使用习惯并不相同，因此不能用同样表达覆盖所有人。例如，政府官员关注政策和发展规划，媒体从业者关注信息来源和叙事框架，青年学生更在意教育和就业机会，产业工人可能更关心企业责任、工资和社区关系，中文学习者则可能需要通过文化、留学和职业机会理解中国。三是传播适配能力仍需提升。对非传播的关键，不是把同一篇稿件机械地翻译成几种语言去发布，而是要根据不同国家、平台和受众需求等选择主题、组织材料和调整表达。只有准确把握国别差异、受众特点和平台规律，对非传播才能不断提升实效。
四、本土共创与效果评估不足，传播闭环尚未形成
尽管中非媒体合作有良好基础，但从内容生产到效果反馈的完整链条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一是共同生产的内容深度仍有不足。许多合作仍以中方提供内容、非方协助刊播为主，非洲本土记者、自媒体创作者、意见领袖等在选题策划、内容制作和议题解释等环节参与度偏低，这样的内容即使事实准确，也可能因为表述方式、角度或问题设置不符合当地习惯，而难以形成二次及以上传播。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既要坚持自身主体性，也要重视客体受众的反馈，吸引更多对象国主体参与传播过程，形成中外共同参与的“大合唱”。二是常态化合作机制还不够健全。中国面向非洲记者和媒体人的培训项目并不少，但缺乏培训之后的持续跟进，尚未形成稳定的选题协作、人员网络和内容共创机制。因此，中国对非传播能否走深走实，不只取决于“说了多少”，更取决于能否与当地媒体建立稳定且有内容黏性的合作关系。三是效果评估偏重表层数据。当前对非传播效果评估较多关注阅读量、转发量、互动量等指标，但这些数据很难回答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受众是否理解了内容，是否接受了其中的解释，是否愿意把它讲给别人听。后续应增加国别舆情跟踪、焦点小组访谈、受众深访和长期态度调查，让反馈真正进入下一轮选题和表达调整。
中国对非传播提质增效的主要路径
针对上述问题和挑战，未来中国对非传播应以“携手推进现代化”为主题和主线，从理念、对象、内容和机制四个层面进行优化，把共叙理念落到选题生产、受众适配、内容转换和效果反馈之中。
一、推动传播理念由“对非传播”转向“与非共叙”
传播理念转向不是简单更换表述，而是传播关系的重新组织。一是议题共设。与非方持续沟通并加强对非调研，深入了解非盟、非洲次区域组织、非洲国家及其民众等不同主体的关切，再结合就业、农业、教育、卫生、数字经济等具体领域，设置更贴近受众需求、更易被接受的传播议题。二是内容共制。在传播素材如重大主题报道、纪录片、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内容的生产过程中，邀请非洲记者、智库学者、青年创作者和项目亲历者等参与策划和制作，这样形成的传播更能够贴近当地叙事需求，使传播效能有保障。三是效果共评。传播效果不能只依据阅读量、转发量和平台互动等判断，还应吸收非洲媒体反馈、受众评论、合作方评价及相关调研结论。只有让非洲主体更早、更深地进入传播全过程，中非现代化合作叙事才可能从“中方说明”转向“双方共同阐述”。
二、坚持多维推进区域传播精准化
精准传播不是简单的技术投放，而是建立在国别研究、受众研究和平台研究基础上的内容再组织。一是深耕区域国别研究。应根据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媒体结构、主要平台、社会关切和涉华舆情，设置对非传播议题清单。二是推进传播分众化表达。面向政府官员和知识精英，应强化政策解释和发展理念沟通；面向媒体和智库，提供可靠资料、数据和可讨论的议题框架；面向青年群体，更多使用短视频、访谈等方式讲故事。三是强化平台适配性。根据各国媒介接触习惯配置传播渠道，面向公众使用Facebook、YouTube、TikTok和本地新闻平台，面向中文学习者、在非华人和中资机构群体则可发挥微信、抖音、小红书等中文平台的社群功能。平台适配不只是渠道选择，还包括标题、语气、语境、视频长度、互动方式和评论管理的调整。只有把平台规律和受众习惯结合起来，传播才可能真正抵达目标群体。
三、构建“现代化合作+日常生活变化”的复调叙事框架
对非传播要提升亲和力和感染力，关键是把“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的宏观主题，同非洲社会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变化联系起来。一是讲清现代化合作的内在逻辑。发展权、减贫、农业技术、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和绿色发展等议题都可以成为中非现代化合作的叙事支点，着力阐释清楚中非合作不是单向援助，而是面向共同繁荣的国际发展合作。二是讲清日常生活中的变化。相比抽象政策表述，非洲民众更容易感知的是就业机会是否增加、职业技能是否提升、医疗服务是否改善、农业产量是否提高。因此，对非传播应更多从铁路沿线、农业示范点、职业教育课堂、基层医疗实践和企业社区互动中提炼故事，把现代化合作实践转化为关注具体人物、场景及生产生活变化的生动叙事。三是形成多主体共同讲述格局。政府部门主要阐释政策理念，媒体机构完成议题转化，智库则负责知识解释和舆情研判，企业拥有最接近合作现场的一手经验，可以把项目落地、社区互动和员工故事转化为更有温度的传播内容。此外，青年创作者的优势是更善于使用轻量化和灵活的表达方式，更容易进入跨文化互动的日常场景。尤其要发挥好非洲本土媒体人、社区意见领袖和内容创作者的作用。
四、完善“共制—分发—技术—评估”的传播闭环
对非传播路径的优化不能只靠某一个环节发力，而应把内容生产、平台分发、技术支撑和效果反馈连成一个可以持续调整的流程。一是前端共制。推动联合采访、联合制作和联合发布，减少“中方生产、非方转载”的单向模式。特别是在涉及当地社区、青年就业、农业合作和企业责任等议题时，更需要让非洲媒体和本土创作者参与选题和表达。二是中端分发。根据不同国家的平台生态和受众习惯，将同一主题拆解成政策解读、人物故事、短视频、图文卡片、访谈节目等多种形态，并分别进入主流媒体、社交平台、本地新闻网站和社群渠道，提高内容与平台场景匹配度。三是后端反馈。人工智能、多语种译配和数据分析可以用于翻译、语义转换、分众投放和舆情监测，但技术不能替代传播判断。对非传播最终仍要回答内容是否被理解和接受、是否被二次及以上引用和转述。为此，应结合评论分析、媒体转载、受众访谈和重点国家追踪调研等情况优化传播路径，使对非传播从一次性活动转向可复盘、可调整的长期机制。
结 语
中国对非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输出，而是同中非合作实践相伴随的长期认知建设。新时代以来，中国对非传播在机制平台、媒体合作、数字渠道和议题资源等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但宏大叙事与普通生活之间仍有距离，非洲内部差异也需要传播者更加细致地处理对象、语境和平台，同时注意西方涉非话语的惯性仍在发挥作用。面向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的新阶段，对非传播主题需要进一步聚焦“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要准确把握非洲国家和受众的多样性，更多推动本土共创、分众表达和持续反馈，把合作事实讲清楚，把共同经验讲具体，把彼此关切讲到位。在此基础上，中非长期友好的社会认知基础才会更加坚实，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才能在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民意支持下行稳致远。
【本文是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开放课题项目重点课题“基于国别区域视角下国际电视媒体话语体系比较的中国国际传播新路径探究”（项目批准号：41005026/02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卓越学院副院长、教授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6年第5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