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是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政治思潮，也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它曾译作“大土耳其主义”，还常被误以为是“奥斯曼主义”，从这一侧面可以看出，它与土耳其有着不解之缘【按：“泛突厥主义”，过去曾被译作“大土耳其主义”。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主义在土耳其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另一方面是Turk(突厥)与Turkey(土耳其)，经常被混淆。语言学家根据古突厥语言的研究，提出“突厥语族”的概念。19世纪中叶，在俄国语言学文献中，种名用тюркский(突厥的)一词，而类名用татарский(鞑靼的)、османский(奥斯曼的)，等等。тюркский这一术语沿用到20世纪20年代。苏联科学家根据巴托尔德院士的提议，自1925年起，开始采用турецкий一词作为种名。但不久，土耳其政府正式废弃“奥斯曼”，而采用TURKEY(土耳其)这个术语称呼他们的语言，这样种名和类名就混同起来。为了分清这两个概念，苏联科学家于1935年重新规定了种名为тюркский(突厥)，类名为турецкий(土耳其)。苏联语言学家捷尼舍夫指出:在汉语里很早就把“突厥”与“土耳其”区别开来。汉字中，“突厥”等于тюркский，“土耳其”等于турецкий。但实际上，还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新疆社会科学院关于“双泛”研究后才真正将这两个概念区分清楚。至于把“泛突厥主义”等同于“奥斯曼主义”，实在是常识性的错误，然而，迄今仍有一些重要著作还在犯这样的错误】。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泛突厥主义一直梦想着建立由亚德里亚海滨到中国的“大突厥国”，将所谓共同语言、历史、宗教而联系的“突厥同胞”统一在一个“突厥民族”的民族国家里，这是一种极端的民族统一主义。如有的学者指出，“民族统一主义是近东、中东一种久已有之的现象，质言之，就是某个民族国家对居住在边境之外的同一血统的少数民族幸福，从思想意识上或组织行动上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但泛突厥主义的“民族统一”的目标往往是通过民族分裂的实践来实现的。

如果说，库尔德运动在致力于一个统一的库尔德斯坦的同时，对相关的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等多民族国家是明目张胆的分裂;那么，泛突厥主义则是为了一个“大突厥国”在明目张胆地分裂更多的相关国家。不同的是，库尔德人还是个实实在在的现代民族，而“突厥民族”只是历史遗存于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幻影。此外，对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分子来说，“大突厥国”意味着“大土耳其国”;于土耳其以外的泛突厥主义分子而言，则更多地意味着以“突厥民族”自决为旗帜的民族分裂。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对现存的国际社会秩序发起的挑战。因此，它得不到任何国家的欢迎，即便是土耳其政府，也不敢予以公开的实际支持。这就是泛突厥主义在政治上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的根本原因，但在21世纪，它的存在和活动仍威胁着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稳定。

一、泛突厥主义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泛突厥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分析起来大体有三个方面。

首先，突厥学在实践上有意无意地为泛突厥主义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学术包装。突厥(Turk)，严格地讲，指的是6—8世纪活动在亚洲北部草原的古代游牧部族。突厥初羁属于柔然，后并铁勒部、灭柔然，建立过突厥汗国，其势力范围最广时东起辽水、西抵里海，西南隔阿姆河与波斯相邻。6世纪末汗国分裂，走向衰败，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没有形成现代民族。作为古代部族突厥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亚洲北部草原上许许多多游牧人说着同突厥部族大体相同的语言，于是在南方绿洲的、操着与之完全不同语言的塔吉克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开始将他们统统说成是“突厥人”(Turks)，并把这些游牧人的居地称作“突厥斯坦”(Turkestan)。“突厥斯坦”从来就是一个模糊的历史地理概念。

因为，第一，游牧的“突厥人”本逐水草而居无定所，“突厥斯坦”也就游移不定;第二，一千多年来，“突厥人”不断南下到绿洲而逐渐定居下来，并使绿洲定居民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说起了“突厥语”而成为“突厥人”，这就是中亚文明史上的“突厥化”过程，正是这一复杂演变的过程，致使“突厥斯坦”扑朔迷离;第三，游牧的“突厥人”，本是军事征服者，同时在文化上(除了语言外)是被征服者，在接受了绿洲较高的文明后，放弃了自己的原始宗教而皈依了绿洲民中早已盛行的伊斯兰教，在伊斯兰化的过程中很快地忘却了自己的历史文化。

19世纪，当“突厥人”早已遗忘了自己的古文字和历史时，欧洲学术研究的发展开始发掘这谜一般的历史和文化，学者们最先注意到的是草原上残存千年的古突厥文碑铭。事实上，欧洲学术界关于突厥和古代突厥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古突厥文的语言研究展开的。应该承认，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许多学术大师的研究态度是严肃的，也是非政治性的。但是“突厥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说，是有问题的:不加分析地接受波斯人、阿拉伯人的说法，机械地把突厥和突厥语族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粘连在一起，并试图从中探寻其历史、文化的“共同性”，并非科学。其中，俄国、德国、匈牙利、土耳其等国的一些学者治学存在严重缺陷，即以语言学研究取代、偷换历史学研究，过分倚重波斯、阿拉伯文献而不谙汉文史料，结果导致突厥外延的无限扩大和内涵的模糊不清。“突厥学”缺乏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不宜把“突厥学”简单等同于泛突厥主义，但其最大弊病在于实践上有意无意地为泛突厥主义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学术包装。

其次，欧洲“民族国家”的理论及“民族原则”的影响。欧亚草原早期的国家形式多为游牧行国，如突厥既是古代民族，又以突厥汗国闻名于世，但那些可汗的头脑中并没有什么国家和国民概念。中世纪是封建王朝国家，特别是伊斯兰化后，民族观念与宗教混而为一。根据伊斯兰教教义，宗教、民族和国家是同一的，如奥斯曼帝国，就因为信仰伊斯兰教，其首领苏丹国因为自己当时的强大而自称哈里发，自认为对全世界的穆斯林有发号施令之权。18—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取得全面胜利，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等近代民族在资产阶级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同步形成。

这种国家与民族互为表里的统一以及民族国家的建立，导致新的资产阶级民族观念: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决、独立，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权力。在这里，民族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下打破血缘、氏族、宗教联系和封建割据的近代资本主义“民族”(nation)。这种近代西欧的民族观念、理论、原则，无论是不是普世公理，必然对东方产生影响，其实当时欧亚草原的“民族”(nationality)还滞留在血缘、宗教联系之下，但受西欧的民族统一运动的影响，泛突厥主义以近代民族主义面目出现，只能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第三，“泛”思潮的兴起。西欧的民族统一运动发生在王朝国家和语言集团(一个用同一种书面语言的社会)及在地理上基本一致的地方。其经济基础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使操着同一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阻碍这些语言发展和阻碍在文艺上巩固这种语言的一切障碍。”但是1848年以后，它发展的一般趋向是追求强盛和使每一个用文化与种族纽带联合在一起的“民族”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其极端走向是对政治权力的疯狂崇拜，对种族优越学说的盲从，以及对民族荣誉的幻想。如果说当时的泛意大利主义是一般趋向，那么俾斯麦时代的泛日耳曼主义则是极端走向。

在西欧“泛”主义影响和推动下，泛斯拉夫主义首先发端于奥地利帝国的布拉格、萨格勒布。尽管斯拉夫人在地理上和政治上相分离，但自以为的共同的起源和语言，使泛斯拉夫主义得以崛起。这一运动，如恩格斯所言:是“从几个斯拉夫族的历史科学的癖好者的书斋里发起的”、“荒唐的、反历史的运动”。沙俄正是看中这一点，接过泛斯夫主义的旗帜，起劲地推销大俄罗斯主义，其最早的倡导者米海依尔·波戈金定称:“俄国——哪一个国家在面积上能与她相比，俄国有六千万人口，再加上我们三百多万我们的斯拉夫兄弟姐妹——在他们的血管中流动着同我们一样的血。”披着泛斯拉夫主义外衣的大俄罗斯主义愈来愈具有好战的种族主义色彩，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泛斯拉夫主义的统一，不是纯粹的幻想，就是俄国的鞭子。”泛突厥主义的应运而生，既是面对泛斯拉夫主义威胁的反抗，又是受到它的启蒙。

由此可见，泛突厥主义是在突厥学的实践，欧洲的“民族国家”的理论、“民族原则”和“泛”思潮(特别是泛斯拉夫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发生的。

二、泛突厥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

泛突厥主义自诞生以来的一个世纪里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具体如下:

第一阶段，兴起:俄国的“鞑靼斯坦”。

泛突厥主义以“大土兰”思想为先声。匈牙利东方学者万伯里1865年写道:“既然由共同的语言、宗教和历史联系了众多同胞，为与实际相符，突厥王朝即奥斯曼王朝就应当建立一个从亚德里亚海滨直到中国的帝国”。以“大土兰”思想为先声的泛突厥主义在当时的匈牙利广为流传，而真正落实成一种思想运动则首先在俄国统治下的“鞑靼斯坦”。

“鞑靼”原为蒙古诸部之一。13世纪后随着蒙古人西征“鞑靼”逐渐传遍整个欧洲。16—19世纪“鞑靼人”成了俄国境内使用突厥语各族的泛称，主要分布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喀山、阿斯特拉罕和南俄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受俄国人统治最长，受大俄罗斯主义压力最大，特别是克里米亚鞑靼人处于异族包围之下，反抗精神最强。18世纪以来鞑靼人中开始出现活动积极的商业资本集团，并开始同俄罗斯商业资本展开竞争，针对大俄罗斯主义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压力，泛突厥主义恰为这个中产阶级提供了合适的思想武器。

克里米亚鞑靼人伽思普林斯基(1851—1914年)、玉素甫·阿克楚拉(1876—1935年)、高加索鞑靼人阿里·胡赛因扎德(1864—1941年)是早期泛突厥主义的代表人物。其中伽思普林斯基名声最大，他的主要活动集中在教育、语言改革和报刊宣传，主要体现在他那句经常重复的口号:“在语言、思想、行动上联合起来”(三统一)。他出版《译文报》，积极推销一种自己制造的介于奥斯曼语和鞑靼语之间的“共同语”。把泛突厥主义主张由文化转向政治则是伽思普林斯基的亲戚阿克楚拉，他深深卷入了1905—1908年俄国泛突厥主义政治活动，明确主张把所有突厥集团结合成民族同盟。而阿合买提·维利迪·托甘教授(1890—1970年)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曾积极活动于1916年“杜马”，十月革命时组织“突厥斯坦民族委员会”，总部设在布哈拉，目标是在中亚地区——布哈拉、希瓦、费尔干纳、谢米列契等地建立一些独立国，然后将他们联合起来，实现宏伟的泛突厥计划。

十月革命前后，伽思普林斯基、阿克楚拉、托甘等鞑靼泛突厥主义分子相继流亡土耳其，继续从事泛突厥主义事业，并有力地推动了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运动。事实如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加比杜林和阿尔沙鲁尼所指出的:“泛突厥主义是俄国现实的产物，它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只是找到拥护者和崇拜者。”

第二阶段，土耳其:重新发现了“突厥”。

当俄国鞑靼泛突厥主义奔走呼号之时，土耳其还沉浸在苏丹哈里发哈米德二世鼓吹的泛伊斯兰主义之中，知识精英认为“突厥”一名带有某种贬义，因而选择了“奥斯曼主义”型的民族主义。在欧洲突厥学影响下，土耳其开始重新发现“突厥”，发现了他们过去的历史，发现了他们语言的丰富多彩和文学的绚丽多彩。法国人德·居涅关于突厥、匈奴和蒙古的历史著作，英国人拉姆利·戴维斯奉献给苏丹的《土耳其综合语法》在土耳其知识界引起震动，他们似是而非地获悉了诸如此类的虚幻的臆想:“欧洲历史上的匈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匈奴，他们是突厥人最早的祖先”，“突厥这个名称是指分布于亚德里亚海到中国边界和西伯利亚内地的一个重要民族”，“世界上如今有八千万到一亿源自突厥的人民。这个不断增长的突厥大众生气勃勃，将永远存在、增长下去”，等等。

如果说伽思普林斯基是俄国鞑靼泛突厥主义的鼻祖，那么孜牙·乔加勒甫(1876—1924年)则是土耳其泛突厥主义的祖师爷。他先是写诗召唤“突厥人的故乡既非土耳其，也不是突厥斯坦，故乡是块广大、不朽的地区——土兰”，以毫不含糊的泛突厥口号号召摧毁俄国。他的泛突厥主义祖师地位的奠基之作《突厥主义原理》，被认为是第一部使泛突厥主义系统化、条理化的经典。

孜牙·乔加勒甫认为突厥人只有一种语言和文化，可分三类:1.土耳其境内的突厥人;2.乌古思突厥人，包括阿塞拜疆、伊朗、花拉子模的土库曼人，基本上具有与土耳其突厥人一样的共同文化，与土耳其合起来形成乌古思斯坦;3.雅库特、吉尔吉斯、乌兹别克、钦察、鞑靼等较远的突厥人，他们具有悠久的语言和血缘关系，与突厥文化相近但不相同。所有这些合起来就是“大突厥斯坦”或土兰。按照他的看法，只有第一类即“土耳其主义”已成为现实，那就是土耳其共和国;第二类“乌古思主义”将来也许可能成为现实;而第三类包括一亿人民的“土兰主义”则要等待遥远的将来。以上列出的土兰的小、中、大方案，其理论表述达到一定深度，原先狂热的泛突厥情绪有所冷静，他的“突厥主义”实际上有由泛突厥主义后撤到土耳其主义的趋向。

奥斯曼帝国末期，各种思想争相兜售的市场上，泛突厥主义只是被谈论到的几种思想之一。土耳其民族主义政党青年土耳其党为了制约受到苏丹哈米德二世大力扶植的泛伊斯兰主义，首先选择奥斯曼主义。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执政后实际上行使三种并行的政策:奥斯曼主义仍然是国内政策的基调;突厥主义是处理与俄国鞑靼人关系的基础;泛伊斯兰主义则是与帝国内阿拉伯人及北非、中东其他地方穆斯林关系的基石，但愈来愈倾向于泛突厥主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与德国结盟，更加速了这一趋势。青年土耳其党三雄之一杰马尔日帕夏(1872—1922年)说:“就我而言，我首先是个奥斯曼人，但并没有忘记自己也是个突厥人，而且任何东西也不能动摇我的信念，即突厥种族才是奥斯曼帝国的基石”。三雄中的另一位恩维尔帕夏(1881—1922年)对泛突厥主义最为热情，他坚信这个主义作为一种扩张主义政策在将来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他一直梦想建立从土耳其到中国的以撒马尔罕为首都的大突厥国。奥斯曼帝国参战并倒向德国同盟国一边，据说与恩维尔的泛突厥情绪有关。十月革命时，恩维尔帕夏指挥土耳其军队加入干涉俄国革命的活动。1921年恩维尔帕夏为实现他的撒马尔罕之梦，窜入中亚亲临指挥巴斯马奇匪帮反苏维埃的叛乱，毙命于战场。

第三阶段，发展:一次次失败的记录。

俄国十月革命后，泛突厥主义继续发展，泛突厥主义分子分别进入两个对立阵营。一个阵营是站在白卫军一边的巴斯马奇叛乱。巴斯马奇的社会基础是中亚的反动封建巴依，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是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两面旗帜。巴斯马奇匪帮一度横行中亚，气焰嚣张，但不久便被彻底扫荡和镇压下去。另一个则进入苏维埃政权内部，其代表人物是曾高居民族事务委员部委员的鞑靼族俄共党员苏丹—加里耶夫。苏丹—加里耶夫派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年代，作为“同路人”参加革命，但是他们认为:“对于我们来说，需要付出代价的是欧洲革命和推翻帝国主义，而苏维埃政府只是暂时存在的”，其目标是促进苏联东部地区“土兰国家”的形成，建立一个包括伏尔加—乌拉尔和中亚地区的大突厥国家。诚然，苏共在处理苏丹—加里耶夫事件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放整个克里米亚鞑靼人的一些做法，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矛盾，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但是，泛突厥主义受此沉重打击，至苏联解体，也未形成有组织的活动。

泛突厥主义未能挽救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共和国的民族纲领如总统凯末尔宣布的:“伊斯兰团结和土兰主义都不能成为我们的原则或必然的政策。因此，新土耳其政府的政策是坚持独立，立足于土耳其民族边界之内自己的主权之上”，是为凯末尔主义。土耳其官方一般不赞许和鼓励政治性的泛突厥主义，尤其是其中的民族统一主义因素。

这时，第一代泛突厥主义骨干分子有的已相继去世，有的改辙易帜向凯末尔主义靠拢，但是泛突厥主义在文化领域仍根深蒂固，一有时机便要表现。30年代德国法西斯在西欧横行，新一代的土耳其泛突厥主义分子开始活跃，其代表人物是胡赛因·尼哈勒·阿齐兹(1905—1975年)、纳查德·桑查尔(1910—1976年)、雷哈·乌古思·蒂尔罕(1920—?)、奥尔汉·赛义菲·鄂尔浑(1890—1972年)。他们都有自己的半秘密的小组织，并出版刊物。其中只有鄂尔浑重复着伽思普林斯基的“在语言、思想、行动上联合起来”的较温和口号，其他都有反苏、反共和露骨的极端种族主义倾向。蒂尔罕办《苍狼》杂志，以“苍狼分子”声名狼藉，他的口号是“突厥种族高于一切”，“突厥种族优于其他种族”。阿齐兹摆出一副类似希特勒的架式，呼喊着:“关键是突厥的团结，而民族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血统问题”。

当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时，这批泛突厥的种族主义者向土耳其政府施加压力，敦促土耳其加盟轴心国向苏联宣战，1944年5月还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自我败坏了名声。土耳其政府慑于苏联的压力，只得对这些好斗的泛突厥主义种族主义分子采取行动，将他们送上法庭。这些泛突厥主义分子虽然借法庭公开宣传自己的思想，以图扩大其影响，但在以后的言论和行动上不得不有所收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冷战时期，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的活动集中在从泛突厥角度反共、反苏、反华。阿齐兹在1950年为泛突厥主义者重新定义为:“一个突厥人，他相信突厥种族的无比优越，尊重民族的历史，准备为突厥集体牺牲，为反对不共戴天的仇敌莫斯科而牺牲”。但土耳其政局经常动荡，时时处于军事管制之下，这些极端政治性泛突厥活动的空间并不大，泛突厥主义只得在文化领域中出没。1965年，在管制松动之时，泛突厥主义控制了保守的共和农民与民族党，后改名为民族主义行动党，企图以堂堂正正的身份跻身于土耳其的政治主流中。但是活动空间仍有限，到1969年，其在国民议会450席中只占一席，被认为是极右翼，毫无群众基础。1980年军事管制后，所有政党和政治组织被取缔，泛突厥主义又只得退到文化领域中藏身。总之，十月革命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泛突厥主义在苏联完全被扫荡，而在土耳其虽一再向政治领域冲击，但只留下一次次失败的记录，大体上藏身于文化领域里，并在其中发展。

无论是文化泛突厥主义，还是政治泛突厥主义，其共同嗜好是所谓“突厥种族”的统计数字和命运。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者总是情不自禁地要关怀“境外突厥人”的“困境”，不断地声援所谓“受压迫的突厥人”，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受压迫的突厥人”的命运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新疆的老牌泛突厥分子伊敏、艾沙流亡在土耳其，作为“受压迫的突厥人”的代表，从事反共、反华的民族分裂活动，一直到死。艾沙之子艾尔肯在那里继承了其父的衣钵。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书刊中常有涉及“东突厥斯坦独立”的鼓噪，并指责土耳其政府对境外“受压迫的突厥人”命运的冷淡和漠不关心。所谓“受压迫的突厥人”的提出，既是泛突厥主义政治化的集中体现，又是一些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的惯用手法。

综上所述，泛突厥主义迄今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大体可概括为:

一、作为对泛斯拉夫主义反应的俄国鞑靼斯坦的“语言、思想、行动”的“三统一”活动。

二、上个世纪之交，奥斯曼精英“重新发现”的泛突厥的历史文化。

三、十月革命以来，从土耳其、中亚到新疆的以反共为主流的政治、文化活动。

可以说，泛突厥主义到了第三阶段，不仅沦为极右翼反动思潮，而且对许多国家的安全、稳定、生存构成威胁，毫无任何积极意义可言。如果从政治和文化两个层面上看，前者时起时伏，但一次次失败;后者经常在“突厥学”的学术包装下，不绝于缕。从这一点看，它仍将影响到21世纪的国际政治。

三、“双泛”与中南亚的地缘政治

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几乎同时发生在上个世纪之交，迄今为止，这两个主义总是相依为命，纠缠在一起，并往往成为某些极端政治运动同时打出的两面旗帜，因此，它们通常被称为“双泛”。泛伊斯兰主义是一种超阶级、超民族、超国家的思想意识形态，其基本原则是宗教的，更准确的说是政治化的宗教，它同极端民族主义的泛突厥主义是有某些区别的。泛突厥主义也攻讦泛伊斯兰主义，认为它“实际上阻碍穆斯林民族的进步”(孜牙·乔加勒甫语)，但由于其所谓的“突厥民族”广泛信仰伊斯兰教，所以泛突厥主义一出世便与泛伊斯兰主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泛突厥主义在俄国“鞑靼斯坦”最初发生时，横在其面前的主要有两个障碍:沙俄专制制度和守旧、反动的伊斯兰宗教界。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它表现得极其软弱，特别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喀山的泛突厥主义者以穆斯林身份游行示威，高唱俄国国歌，为沙皇的健康而祝福，“表现了空前的爱国热情”。伽思普斯基为了与沙俄当局和守旧的穆斯林毛拉对抗，把自己的泛突厥情结表达得十分小心，他身体力行地参加当时鞑靼伊斯兰的“扎吉德”宗教改革运动。“扎吉德”意为“新的教学法”，主张用欧洲方式改革伊斯兰教学校，他们的泛突厥主义就是在“扎吉德”运动中与泛伊斯兰主义找到了联系的纽带。1905年以后他的活动向政治化显露。他组织俄国的“穆斯林联盟”，“促进穆斯林文化发展协会”，其公开宗旨是把俄国全体穆斯林团结在共同语言的旗帜之下，小心翼翼地用泛伊斯兰主义掩盖他的泛突厥主义。他们在1914年写道:“原来，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吉尔吉斯人、高加索人和突厥斯坦人以及逊尼派、什叶派都是统一的穆斯林，是手足同胞，具有共同的需要，尽管生活各异，也曾彼此为敌、相互残杀，但仍然是同胞兄弟，希望能够互相理解、和睦相处。”事实上，这些泛突厥主义分子没有与宗教狂热分子认真交锋之前，就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根本立场，在“扎吉德”运动的旗帜下，泛突厥运动在鞑靼知识“精英”中逐渐发展，同泛伊斯兰主义紧密交织在一起，大多数情况下用泛伊斯兰外衣小心谨慎地掩盖泛突厥真面目。

土耳其泛突厥主义理论大师孜牙·乔加勒甫十分看重伊斯兰宗教的作用，他在谈到土耳其农民关于“民族即他的语言就是我的语言”的同时又强调“他的宗教就是我的宗教”。但他对泛伊斯兰主义关于“民族是穆斯林的总和”有异议:“穆斯林的总和只能称为同一体，而具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民族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他甚至认为:“政治经验告诉我们，泛伊斯兰主义实际上阻碍着穆斯林民族的进步，也阻碍着他们赢得独立。”但他更多地强调:“一个民族要么是东方的，要么是西方的，就像一个人不能信仰两种宗教”，“突厥主义者希望在保持突厥人和穆斯林本色的前提下完全地、毫无保留地进入西方文明。”

作为十月革命“同路人”的苏丹—加里耶夫派认为:“在民族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可以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协调一致，因为从伊斯兰教观点看，民族主义是完全不存在的。根据伊斯兰教教义，宗教和民族是同一的。在伊斯兰教教义面前，只有唯一的国际伊斯兰教，只有一切民族在伊斯兰教旗帜下的团结和统一。”当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认识完全是错误的，其实他们大体上是坚持伊斯兰正统的宗教观，而政治化倾向是明显的，如他们所言:“对于我们鞑靼人最重要的是我们民族的生存问题，如果说得更广泛些，则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生存问题，以及所有受压迫民族和国家的生存问题。”在新疆民族分裂主义那里，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是一体的，正如他们的典型口号所称:“我们的民族是突厥，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教”。他们蛊惑人心的煽动是:“如果我们不信仰伊斯兰教的话，就会被同化和消化掉。”

归纳起来，泛突厥主义的宗教观与泛伊斯兰主义并无实质区别。泛突厥主义者面对伊斯兰教在突厥语族广大群众中有广泛、深刻影响的现实，从来就未打算同宗教界人士占统治地位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体系分手，相反却尽力加强同他们的联系，有时简直就像个泛伊斯兰主义者，有意不表现出泛突厥主义同泛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差别，更多的时候则充分地利用伊斯兰宗教，从事极端政治活动。

须注意的是:如果仅仅是泛伊斯兰主义，其流行的地方可能更大一些，而作为两个“主义”共生的“双泛”，其盛行的区域要小点，但相当稳定:这一区域包括土耳其、高加索的阿塞拜疆、俄国的鞑靼斯坦(喀山和克里米亚)、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我国新疆。我们姑且把这一地域称之为“中南亚”。“双泛”的产生、发展，自有许多现实的原因，但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中南亚”的历史文化底蕴。

实际上，稍加考察，“双泛”流行的“中南亚”，在近一千年的历史上都经历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进程。这里从来就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北部草原的游牧民一浪浪地南下，由此不断地发生着民族大融合，公元6世纪突厥部兴起并称霸蒙古和中亚草原，后来该部虽衰败退出历史舞台，但广大“中南亚”地区实现了“突厥化”，即活动在这里的众多民族、部族，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失去自己原先的语言，成为操突厥语的“突厥人”。这里又历来是多种宗教广泛传播的地区，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及原始的萨满教都在这里盛行过，然而，伊斯兰教自兴起、扩张至这里后，逐渐地取代其他宗教而居于主导地位，实现“伊斯兰化”。所谓“伊斯兰化”，就是使当地居民放弃原本的宗教信仰而皈依伊斯兰教，并由此改变了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中南亚"的历史千头万绪，但这两个“化”是“中南亚”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它正是“双泛”涌动的历史文化背景。没有这一文化背景的地方就没有“双泛”发生的土壤。所以，“双泛"之横行超越了许许多多现代国家的边界，一度在新疆也闹得很凶，但其影响东过不了星星峡，南越不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

四、当代泛突厥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

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五国被认为是“突厥语国家”独立，给泛突厥主义分子以新的兴奋点。建立一个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直延伸到中国的“突厥语国家联邦”的旧梦在土耳其又沉渣泛起，当时的土耳其总统厄扎尔就曾兴致盎然地酝酿过“从波黑到中国”的“新奥斯曼计划”。

1992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出“突厥联盟”的构想。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提到，要对诸如“扎吉德”运动、泛突厥主义、巴斯马奇等问题进行“客观分析”。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更是直言不讳地鼓吹实现从南斯拉夫到中国的“突厥斯坦”的“三统一”(语言、思想和行动统一)，他特别强调说:“突厥化、现代化和伊斯兰化”这一口号涵义已反映在阿塞拜疆的国旗上。

但是，从独立喜悦冷静下来的中亚各国对泛突厥主义愈来愈不感兴趣。这并不难以理解。在苏联时代，泛突厥主义能为反共、反苏势力提供丰富的政治资源，故此，它不仅经常能得到西方的某种“同情”和明里暗地的支持，而且可以在中亚的民族主义那里引起强烈的共鸣。但在后苏联时代，反共反苏，在中亚不再具有实际意义和蛊惑价值，而它的泛民族主义主张，只有将这些新独立的中亚国家“统一”到大土耳其的嫌疑。正如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他的著作《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写道:土耳其总统在同中亚各国的交往中不掩饰地向往着建立从贝加尔到地中海和多瑙河的强大突厥国家联合体“理想”，但是这不能被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所接受。因为“这意味着放弃刚刚获得的独立，割断与邻国的传统关系，用另一个‘老大哥’取代这一个‘老大哥’，让其骑在自己的脖子上”。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在他的著作中也写道:“历史上我们属于突厥语大家庭，但我们的人民反对‘大土兰’这一沙文主义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土兰——这是地区突厥语各民族人民文化共同体的象征，而不是超政治共同体的象征”。

然而，只要发生风吹草动，泛突厥主义总要向政治领域蠢蠢而动，这已成为一条规律。正是因为它愈来愈不为中亚各国现政府所容，它就往往成为这一地区反政府聚集力量的政治资源。泛突厥主义向来有与政治伊斯兰相勾结的传统，如前所述，泛突厥主义曾与泛伊斯兰主义狼狈为奸，在当前，它则与伊斯兰极端势力互动、合流，这主要体现在伊扎布特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这两个在中亚最有影响的极端组织的最近动向。

伊扎布特，全称Hizb-eTahrir(解放党)。这是个极端秘密的地下伊斯兰组织。其政治目标是在“突厥斯坦”建立一个大伊斯兰帝国。按照其领导人的说法，它的纲领根基于19世纪的扎吉德运动。由此看来，这是一个当代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组织。伊扎布特主要依靠个人间的接触和劝说活动，散布它的宣传，特别注意做青年人、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它组织严密、活动隐蔽，它的头目神出鬼没，连它的基层成员都不知道其姓名。伊扎布特声称:要用“和平圣战”方式实施沙里亚特法，但如遭到镇压，也不排除选择战争;不反对也不支持苏菲主义(这一点上还不是典型的原教旨主义);支持塔利班、支持中亚所有的伊斯兰运动;同情本·拉丹，但与其没有特殊联系。分析家认为，正是这一原因，伊扎布特对中亚国家政府构成的威胁远比典型的武装叛乱大得多。暴力活动一直被看作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谋求统治地位的斗争的主要方式，但事实看来未必如此。中亚地区快速增长的伊扎布特运动证明了这一点。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全称Islam Movement of Uzbekistan(IMU)，正式成立于1996年，1999年以前还鲜为人知。该组织于1999年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制造了恶性爆炸事件，同年8-10月在与乌兹别克斯坦边界毗邻的吉尔吉斯斯坦的巴特肯山区制造了人质绑架事件，此后它便恶名远扬。2000年夏秋它又在费尔干纳山区展开多点小股的武装骚扰活动，骚扰活动甚至到达达塔什干的远郊，因此又被称为“当代巴斯马奇”。IMU的政治目标是推翻卡里莫夫政权，在费尔干纳建立伊斯兰神权政权，其政治或精神首领为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人尤尔达什。它又是一个军事组织，其军事首领为32岁的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人纳曼干尼，12年前他作为苏军空降兵士兵参加过阿富汗战争。其总部设在塔利班的首都坎大哈，在阿富汗至少有两处军事基地，还在塔吉克斯坦中部的现政府无法管辖之地——塔维尔达拉设有前线军事指挥中心。它得到本·拉登、塔利班和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科威特、埃及、克什米尔、车臣等地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多方面的全力支持。它资金充裕、装备精良，配备有最新式的狙击步枪、夜视仪、无后坐力炮、毒刺式导弹、冰雹式火箭，是一支拥有数千武装匪徒的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恐怖主义组织。2000年11月17日，乌兹别克斯坦将其头目尤尔达什、纳曼干尼判为死刑，但这只是缺席审判。然而，分析家认为:IMU的政治目标依然含糊不清。其缺陷在于，圣战是它的唯一选择，它还没有其它政治形式可以借用。

然而2001年5月传来的消息是:IMU头目纳曼干尼组建新党——“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该党将目标定为在整个中亚地区，包括中国的穆斯林聚居区新疆，实现伊斯兰化。IMU的这一新的政治定位非常引人注目。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府官员以及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的媒体纷纷评论说:IMU近来扩大了它的目标，并宣称组建了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据此，重新命名的新运动如今将新疆和克什米尔的分裂主义分子招募其中，以便于进行一场更大规模的斗争。其目标也被认为是建立一个东起西中国，西至里海的伊斯兰国家。面对各方舆论的强烈反应，一位IMU的高级领导人说:“我们的组织并不仅仅为了乌兹别克人的利益。我们是一个伊斯兰组织，成员包括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甚至维吾尔人。”IMU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恐怖主义的大杂烩，以泛突厥主义来整合力量，是它的一个政治选择。2002年10月，乌兹别克斯坦媒体报导，一个新组织“中亚伊斯兰运动(IMCA)”已继承了IMU的事业。美国情报人员说，新的组织有着宏大的军事计划。“基地”组织正在对IMU和IMCA进行整合，这两个组织之间已达成一些“合作备忘录”。看来，泛突厥主义对于这一地区各种反现政府的极端势力是有较高的政治利用价值的，质言之，当代泛突厥主义的走向是极端地反现政府。这一走向也生动地体现中亚的“三个主义”正在寻求合流。

五、“东突”势力的实质:中南亚“三个主义的方面军、别动队”

“东突”势力，简而言之，就是以“东突厥斯坦独立”为旗帜、纲领、行动的民族分裂势力。早在1914年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就潜入新疆阿图什，以办学为名鼓噪泛突厥主义，这是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最初渗透，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由此滋生。“东突”势力分别于1933年和1944年的11月12日在新疆喀什和伊犁成立了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当时，泛突厥主义分子在新疆政治舞台上异常活跃。新疆的老牌泛突厥分子麦斯武德、伊敏、艾沙等投靠蒋介石政府，1947年分别出任新疆省主席、建设厅长、省府委员，与一度窃取“三区革命”政府主席要职的艾力汗·吐烈，分属新疆两个营垒，但其思想和行动却是同一的:“我们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我们的民族是突厥，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这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西方的“民族自决”思潮孕育出的怪胎。

历史上的泛突厥主义总是与泛伊斯兰主义相依为命。“东突”势力也是如此，它经过一个时期的蛰伏，随着80年代崛起的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活跃起来，比较明显的是，它与宗教极端势力相勾结，本身也宗教极端化。整个80年代，在它的鼓噪下，新疆一些地方经历了宗教反弹、宗教狂热和非法宗教活动泛滥的过程。宗教狂热的结果是，从乡村到城镇的大范围内营造出一个极不正常的浓厚的宗教氛围。“东突”分子依仗浓厚的宗教氛围为掩护，利用非法宗教活动，制造动乱。进入90年代，“三个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急剧膨胀，对中南亚及其附近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与此同时，"东突"组织在新疆境外林立，明显具有原教旨主义化和恐怖主义化。它们接受本·拉登及这一带极端组织的资金、武器援助，在塔利班的训练营地受训，并积极参加阿富汗、车臣和费尔干纳的"圣战"，以学习恐怖实战技能。其战斗人员在车臣、阿富汗等地被俘、被击毙，已为世人所共知。事实说明，“东突”恐怖主义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是中南亚“三个主义”的方面军、别动队。尽管奉行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政府不主张泛突厥主义，但泛突厥主义在其政界、宗教界、学术界还是相当活跃，这是“东突”势力在境外活动的国际背景之一。（节选自《史学集刊》，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