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对技术变迁的理解经历了从工艺学解读视域向历史唯物主义解读视域的转变。把技术变迁理解为资本主义技术基础的变迁，把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理解为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而不是在生产过程中的一般应用，这是马克思在技术变迁问题上达成历史唯物主义解读视域的标志。这种科学的解读视域给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建构带来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是在准确地把握资本的现实运动过程就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基础上建构起科学的资本批判理论的，而他在资本现实运动过程的某些阶段性层面上所建构起的批判理论，透过对资本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的强调，还可以为我们在当下新技术革命的语境中准确把握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与资本的结合提供方法论的启示。

关键词： 技术变迁  资本批判  扩大再生产  机器大工业

作者：唐正东，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南京  2100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6年第4期P71—P90

与单纯的技术主义解读路径不同，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技术是作为特定生产方式之技术基础而存在的。在马克思的时代，技术最重要的表现是机器。以机器技术为例，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但蒸汽机的应用是在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成为现实的。一方面，机器技术作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技术基础而存在，另一方面，此时的机器技术在构造上也带有鲜明的“手工业型式”。随着由机器生产所推动的机器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也在其中找到了它所需要的技术基础，并逐步在生产方式层面上排挤掉了工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生产了机器，而大工业借助于机器，在它首先占领的那些生产领域排除了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必然会在技术上与上述手工业型式的技术发生冲突，并实现从手工业型式向“仅由其力学任务决定的自由形式”的转变，后者便是作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之技术基础的自动机器体系。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技术变迁是具体生产方式之技术基础的变迁，它彰显的既是技术的应用对生产方式的影响，也是生产方式的变化对技术变迁的推动。

在马克思的时代，技术变迁的最典型产物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深化对技术变迁与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之关系的研究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就前者而言，面对国外学者强行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第1卷之间建构所谓的主体性阐释与客体性阐释之间的对立，我们必须从对马克思机器大工业理论的研究入手，从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生产力前提及生产方式基础的角度来解决这一问题。就后者而言，由于资本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与劳动力、土地、技术、数据等因素的结合，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技术变迁角度深化对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研究，为解读资本与技术的结合提供科学路径，为我们解读当下的资本与数据的结合提供方法论启示。马克思所要建构的资本批判理论，绝不可能只是针对资本现实运动过程中的某个或某几个片段性的内容，而是针对资本的现实运动过程本身。对资本现实运动的最准确把握只能到基于技术变迁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中去寻找。因此，当马克思只是就这种资本现实运动过程中的货币关系或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体系等内容而展开一些与批判理论相关的论述时，我们不能以此为依据就把它们界定为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准确表达，而应当把它们看作马克思为形成科学的资本批判理论所做的思想准备。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基于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而建构起的资本批判理论，不仅不是如国外学者所说的缺乏主体性维度的纯粹客体主义阐释理论，反而恰恰是在最准确地把握住技术变迁之资本主义本质的前提下对资本批判理论的科学建构。

一、技术变迁的工艺学解读与资本批判理论的初步建构

在把技术变迁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技术基础的变迁之前，马克思是从技术本身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一般应用的角度来理解技术变迁过程，可以把这种解读视域称为对技术变迁的工艺学解读。在这种工艺学解读视域下，马克思也建构了其资本批判理论，但由于解读视域的局限性，此时的资本批判理论在思想深度上还有不少提升的空间。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经历了工场手工业的机器生产、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这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代表了对机器技术的一般应用（即使是较大规模的应用也是如此），第三个阶段代表了对机器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在1845年之前，马克思没有对技术变迁及机器问题进行过实质性的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进行了摘录，但舒尔茨只是一个德国政论家，他在该书的《物质生产》一章中只是展开了对生产及其组织结构的发展过程的历史学、统计学式的解读。他从手的劳动、手工、工场手工业、机器四个阶段来划分物质生产史的观点，虽然对马克思后来思考工业及生产力的发展有所帮助，但他对机器工业的理解是落后的，仅停留在外在自然力量运用于单纯机械活动之中的层面上。更吊诡的是，他认为人由此变成了以精神性的方式进行活动的操纵者和领导者。由此，舒尔茨倡导要从人的本质出发来研究物质生产的本质。马克思对他著作的摘录主要集中在关于工人阶级的收入下降、劳动辛苦等方面，即使在摘录到关于机器的应用时，马克思关注的重点也只是机器的应用并没有减少工人的劳动时间等，而不是关于机器本身的内容。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也是马克思此时的摘录对象，但他们也没有正面对机器技术及其变迁问题进行研究。对斯密来说，机器只是某种起从属作用的东西，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1卷中对这一点作出过准确的分析，“关于分工，亚·斯密没有提出任何一个新原理。人们把他看作工场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政治经济学家，是因为他特别强调分工。他认为机器只起了从属作用，这种说法在大工业初期遭到罗德戴尔的反驳，在往后的发展时期又遭到尤尔的反驳。亚·斯密还把工具的分化同机器的发明混为一谈。”而李嘉图也只是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3版中才有《论机器》，并且也只是专注于机器的应用对于社会各阶级的利益所发生的影响。从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对他们著作的摘录来看，机器问题显然不是他关注的重点。严格地说，1844年的青年马克思甚至还没有从工艺学的角度来研究机器。由此，马克思此时只能从劳动者受剥削的角度来展开资本批判理论的内容，缺乏对基于技术变迁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线索的把握。

马克思在1845年的《布鲁塞尔笔记》中开始对机器问题的摘录和研究，其中涉及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尤尔的《工厂哲学》、加斯帕兰的《论机器》等著作。马克思此时开始从工艺学的角度来认识机器技术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一般应用。英国学者查理·拜比吉是计算机制造的先驱，他专注于“差分机”的设计制造。他在《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中的阐释思路跟他的“差分机”设计制造很相似，即从机械技术原理的角度来研究机器。他在此书的“引言”中指出：“本书的目的是指出使用工具和机器所产生的效果和优势，努力对它们的作用方式进行分类，并追踪使用机器取代人类技能和力量的原因和后果。”从此角度看到的机器，实际上是基于分工的工场手工业时代的机器，而不是机器大工业时代的自动机器体系，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1卷中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而英国学者安德鲁·尤尔所看到的则是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在他出版《工厂哲学》的1835年，资本主义自动机器体系刚开始出现，人们还无法完全看清它的本质，因而尤尔在其著作中有时把它看成劳动者在分别把控着这些不同的、各自运作的机器，有时又把它看成自动的机器体系，是机器在生产而不是人在生产。他很难准确地看到自动的机器体系所造成的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变化，即完成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更不可能看到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丰富内容。法国政治家奥古斯特·德·加斯帕兰在《论机器》中乐观地认为工业机器的轰鸣声正在宣告人类的解放，马克思在此笔记中对书中内容的摘录也不长。马克思对上述三人著作的摘录很难使他在资本主义阶段的技术变迁问题上获得新的认知。

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进一步研究机器，主要摘录了贝克曼（德国技师兼经济学家）的《发明史文集》、波珀（德国科学史家）的《从科学复兴到十八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以下简称《工艺学历史》）、尤尔的《技术词典》等著作。作为德国人的贝克曼和波珀要想准确把握住作为英国工业革命最新成就的机器大工业着实困难，更何况他们俩对发明史和工艺学的研究目的只是在于借鉴英国工场手工业的精神来振兴德国的工场手工业。尤尔的《技术词典》侧重于对工艺史而不是机器大工业最新发展状况的分析。因此，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对这些著作的摘录同样很难使他在对技术变迁的理解上超越工艺学的解读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建构资本批判理论产生了影响。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中的确指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物化成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但不能因此就把马克思的资本批判逻辑直接指认为这种物化批判逻辑，因为马克思此时连《资本章》的内容还没展开，而且他在上述引文中明确地指出这种物化现象是在交换价值的层面上展现出来的。除非像加拿大学者普殊同那样错误地把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直接界定为只是用来解释以产品的普遍交换性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基础的，否则，一个连资本概念还没出现的（更不要说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技术基础的自动机器体系了）主体性物化批判逻辑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指认为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主导逻辑的，充其量只能是马克思在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来建构资本批判理论时，在某个较为“抽象”环节所展开的批判理论的阶段性思考。

此手稿中的“机器论片断”被某些国外学者强行建构为技术主义的批判路径。在《资本的流通过程》篇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外学者称之为“机器论片断”）一节中，马克思谈到了自动机器体系的问题。在这一节的一开始，马克思摘录的是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和尤尔的《工厂哲学》。按照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1卷中的界定，对这两个人的摘录是不可能获得关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准确理解的。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如此。马克思指出，“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占有活劳动的资本就其形式来说就是这样的力量。由于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由于活劳动转变为这个机器体系的单纯的活的附件，转变为机器运转的手段，劳动过程便只是作为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环节而被包括进来，这一点从物质方面来看，也被肯定了。”马克思在这里既谈到了资本的价值增殖维度，又谈到了对象化劳动在机器体系中对活劳动的占有与支配，这似乎就是对自动机器体系的完整理解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从文本的维度看。马克思在此段论述中摘录了尤尔《工厂哲学》中的一段话：“工厂的标志是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熟练地勤勉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动力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器体系……这个术语的准确的意思使人想到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并且它们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的支配。”尤尔这段话的前后两个部分是并不相同的，前面一句话反映的是总体工人是积极行动的主体，机器体系则是被看管着的客体。而后面一句话讲的则是自动机是生产的主体，工人则是这一主体的附属物。马克思此时并没有完全把握这一点，这说明他对机器体系的一般应用与资本主义应用之间的区别还不十分清楚。这就给他思考资本批判理论带来了不少影响。与此作为对比的是，他在《资本论》第1卷《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篇的第13章《机器和大工业》中同样也摘录了尤尔的这段话，但此时他是明确地把这段话中的前后两个部分作出区分的，并且准确地指出了“第一种说法适用于机器体系的一切可能的大规模应用，第二种说法表明了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从而表明了现代工厂制度的特征”。尤尔在1835年出版《工厂哲学》时，工厂制度并不发达，因此，他无法区分机器体系在一般层面上的大规模应用与资本主义应用之间的不同。而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同样也没有看出上述这种区别。也就是说，此时马克思事实上只是从机器体系的一般应用的角度来解读资本主义自动机器体系的。

其次从思想观点看。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机器体系解读视域上的上述局限性，使他不是把解读重点放在资本通过机器体系推动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推进了资本的积聚或者说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发展，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对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与支配、劳动时间不再是财富的尺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等现象的阐释上。我们不是说在谈论自动机器体系时不能讲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占有，而是说必须更为具体地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层面上，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等维度来具体地展现这种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占有，而不是停留在哲学话语的层面上来谈论这一观点。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这一节中令人意外地从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源泉，推论出了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必然崩溃的结论：“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从表面上看，这的确给人一种技术主义解读路径的感觉，但这种理解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紧接着就明确地指出“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即直接指出了前面那段论述只是就固定资本的发展维度来说的，而不是就现实层面上资本的发展逻辑来说的。在尚未准确地把握住技术变迁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视域之时，马克思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建构出真正的资本批判理论。相比而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的论述就完全不同了。在明确地意识到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技术基础的机器体系之后，马克思的阐释重点就完全落在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语境中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维度上，这才是他真正想要通过机器体系而加以阐释的东西。

正是由于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没有把自动机器体系与资本主义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联系起来，而只是把它看作固定资本的一种发展形式，因此，他此时只提出了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而没有详细地展开相对剩余价值的理论。这也导致他在此文本的第3篇即《资本作为结果实的东西。利息。利润。（生产费用等）》中不是把重点放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语境中，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较少的劳动量推动较大的资本量，从而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等问题的阐述上，而是把重点放在随着固定资本这一对象化劳动的发展，资本本身也不断地增大这一现象的阐释上，“我们已经看到，已经预先存在的资本的量，在再生产开始前就已存在的资本的量，特别表现在固定资本这一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这一被赋予虚假生命的对象化劳动的增长上。进行生产的资本的价值总量在自己的每一部分上都表现出这种情况：同作为不变价值存在的那部分资本相比，与活劳动相交换的资本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比如，以加工工业为例。在这里，随着固定资本，机器等的增长，以原料形式存在的那部分资本必定按相同的比例增长，而与活劳动相交换的那部分资本则减少了。”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此时是从固定资本的增长的角度来阐释不变资本的增加及可变资本的减少的，这与从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角度所进行的阐释有区别。他在这一篇的开头部分对资本作为能动的主体、资本作为资本的运动等问题的阐释，也只是从资本对活劳动时间的吸收，而不是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的角度来进行的。这充分反映了马克思此时未对机器体系的大规模应用与资本主义应用作出区分。马克思在此文本中所建构的资本批判理论，只能被视为其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不能被看成其资本批判理论的成熟形态。

二、技术变迁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

把技术变迁理解为资本主义技术基础的变迁，把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理解为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而不是在生产过程中的一般应用，这是马克思在技术变迁问题上实现历史唯物主义解读的标志。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完成了这项工作。在手稿的开始部分即《资本的生产过程》的《货币转化为资本》一节中，马克思仍然是在“抽象”（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意义上的抽象）的层面上，通过聚焦资本与劳动的交换来强调工人必然走向绝对的贫穷。“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穷本身，工人作为劳动能力的单纯的人格化，他有实际的需要，但他为满足他的需要进行的活动却只是无对象的、仅仅包含在他自己的主体中的能力（可能性）。工人本身，按其概念是赤贫者，是这种自为存在的、与自己的对象性相脱离的能力的化身和承担者。”此处的“按其概念”这一界定是准确的，因为马克思此时只是从工人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角度来得出他们是赤贫者的，他还没有从资本的现实运动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角度来谈论工人的贫困化为什么是一种客观规律。

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的《相对剩余价值》一节中，马克思谈到了“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把机器的问题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资本的流通过程”层面，提到“资本的生产过程”层面上来加以谈论，反映了马克思此时已经不再把机器只是看作一种固定资本，而是把它视为推进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重要因素。这种解读视域的转变使马克思在关于机器的论述的一开始就提出了一种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机器论片断”中的相关论述不同的观点，“使用机器的目的，一般说来，是减低商品的价值，从而减低商品的价格，使商品变便宜，也就是缩短生产一个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但无论如何不是缩短工人从事这种变便宜的商品的生产的劳动时间。”这显然与“机器论片断”中从劳动时间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就推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的思路有了根本区别。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还明确地提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的生产不是来源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能力而是来源于机器所使用的劳动能力的观点。他此时已经想要去研究作为资本主义技术基础的机器体系问题。但客观地说，在对资本主义技术变迁的本质作出深入的了解之前，要想真正对资本主义的技术基础作出深刻的解读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第V笔记本第21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94页），《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这一小节的论述便停止了，而且在这一小节的已有论述中，他的重点在于说明资本主义条件下应用机器的前提（是以充分实行分工原则的工场手工业为前提的）和后果（缩短了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对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特点进行阐释。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此时阐述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对机器的应用情况，而不是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

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是：在几乎接着这段关于机器应用的论述而展开的《资本和利润》一章中，马克思尽管谈到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不变资本将不断增加而可变资本将不断减少，“正如我们看到的，相对剩余价值的整个发展，即劳动生产力的整个发展，也就是资本的整个发展就在于：必要劳动时间，从而与劳动相交换的资本的总额会由于下述原因而减少，即通过分工、使用机器等等、协作以及由此造成的价值量和不变资本量的增加，会产生出更多的剩余劳动，而用于支付劳动的资本却减少了。”在此基础上，他还谈到了资本主义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等观点，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马克思此时是从机器的使用节省了活劳动这一点直接推论出可变资本的不断减少及不变资本的不断增加等结论的，他尚未谈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资本对劳动的排挤和吸收之辩证统一的问题，或者说，他尚未站在资本的现实运动层面（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层面）来谈论可变资本的不断减少这一重要的问题。在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事实上是承认机器的使用会对工人产生排斥、但又坚称游离出来的资本又如数地雇佣了这些被排斥的工人的语境中，马克思上述推论的批判力会略显不足。

经过了一段时间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写作，马克思再次对《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这一小节进行摘录和写作（从手稿的第XIX笔记本开始）。在开始的部分，马克思摘录的仍然是拜比吉、波珀等人的著作，尤其是对后者，马克思花了大量篇幅来摘录和分析德国学者波珀的《工艺学历史》这一著作。由于拜比吉和波珀所阐述的只是工场手工业时代的机器生产，因此，从他们的著作中是无法获得关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准确理解的。在这一阶段的摘录和阐述中，马克思所理解的机器体系与单个机器的不同只在于前者是由同一个动力来推动几台机器而不是单个机器的运行。这种理解所指向的本质上只是机器体系的较大规模应用而不是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这说明马克思此时对这一段技术变迁史的本质尚未把握。这种情况是从马克思开始摘录《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部而开始改变的。“《各国的工业》是1852年出版的《1851年大博览会展品所代表的各国工业及工业原料》和1855年出版的《各国的工业，第二部——工艺、机器、工业的现状概观》两书的总称。《各国的工业》这个标题是来自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的正式名称‘1851年各国的工业作品大博览会’。……该书的直接撰写人不详。不过，后来经过探讨，推断是由接近博览会的审查员等有关人员根据博览会展品目录和审查报告编写的。剑桥大学教授罗伯特·威利斯是博览会的审查员，马克思曾经在1863年1月直接听过他给工人讲课。据说此人与该书有关，很可能就是在他的倡导下编写的。”马克思分别对此书中关于原动机、动力织机、钢笔尖生产的机器、造纸机器和信封加工机器、工作机、水泵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摘录和分析。

马克思对《各国的工业》这本书进行了较长篇幅的摘录与分析，这使他对资本主义阶段技术变迁的本质有了更为全面和准确的理解。他此时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自动工厂不只是表现为一个动力推动了几台机器的运行，而是表现为一种全新的运行模式，“[机器本身体现出：]生产的连续性（也就是原材料加工所经历的各阶段的连续性）；自动化（只有在排除偶然故障时才需要人）；运转迅速：由于使用机器，更可以进行同时作业了，例如，在制造钢笔尖时，机器在一次运转中就对钢‘坯’进行切割、穿孔和切出两侧的隙缝。”这种新的生产过程对马克思的触动绝不限于工艺学的层面上，而是被拓展到了由技术变迁所带来的新生产方式的层面上，这推动了马克思在技术变迁的解读上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马克思很快就意识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资本的积聚或者说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因为上述这种连续性、自动化、运转迅速的生产模式必然会引起其他上、下游产业的迅速发展，“一种生产使其他生产成为必要的例子：‘由于钢笔尖的生产，引起了笔盒、笔杆以及使用钢笔尖时所需要的各种小附件的大量生产。’”这引起马克思对联合工厂（即把以前各自独立的生产部门譬如纺和织的部门联合起来的那些纺织工厂）中的生产力发展及工人就业人数的关注。这具体体现为马克思开始详细地摘录《议会工厂报告》《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等材料。通过这些摘录所得出的结果是：与1835年相比，1861年在纺织类工厂中不管是工厂数还是就业人数都得到了大幅的增长，“1861年在棉纺织工业、毛纺织工业、精梳毛纺织工业、亚麻纺织工业和丝纺织工业中有：工厂6268个，18岁以上的男子198351人。在业的总人数664473人；1835年：工厂3154个，18岁以上的男子88859人。在业的总人数344623人。”应该说，这些数据对马克思的冲击还是很大的，因为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机器论片断”中还认为机器体系会排挤工人，而现在工人的就业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有大幅增加。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解释为被机器所排挤的工人又被游离出来的资本如数地重新雇佣而得到补偿了。马克思当然不可能同意这种观点，但这种现象到底该如何加以解释呢？

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只是停留在工艺学的角度来理解技术变迁，只是从机器技术的一般应用的维度来理解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那么，上述这种现象是很难得到解释的。因为从孤立的技术层面来看，机器体系的应用（即使是大规模的应用也是如此）的确在排挤工人的就业。马克思认为必须把解读视域提升到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层面上。资本家对机器体系的应用之唯一目的是获得剩余价值，而不是把工人排挤掉就行。排挤工人是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它本身不是目的。雇佣工人人数的增加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必然结果，“相对剩余价值不仅是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结果，同时也是同一资本V所剥削的工人人数增加的结果。就这一点来说，相对剩余价值的提高并不只是等同于必要劳动时间率的降低，因为相对剩余价值的提高同时涉及到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剩余价值率和同一价值的资本V所剥削的工人人数”。

可是，这种观点只是解释了工人被重新雇佣不是出于资本家的仁慈而是出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需要，但它并没有说明这种事实本身与资本主义危机之间的关联性。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只停留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层面上，是无法真正回答这一问题的。在《相对剩余价值》中的《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这一小节的“积累”部分中，马克思指出，“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工厂不断排挤所需要的工人，而又把这些被排挤的工人重新吸引来执行机器本身所确定的职能。例如，假定50个工人中有40个被排挤出去，这决不妨碍现在在新的生产水平上把这40个工人重新吸收进来。但是，要更详尽地考察这个问题，会涉及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而这不是这里所要分析的。经济学家们念念不忘地要证明，建立在使用机器的基础之上的大工业，其结局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把过剩人口吸收进来。这是很可笑的。……然而，这里不是更详细地考察这个问题的地方，因为，这个问题要求对资本的现实运动进行研究，而在这里这还是不可能的。”什么是“资本的现实运动”？马克思此处所提出的这一观点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所谓的资本的现实运动，就是我们在社会实践中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什么样的。我们所面对的不可能是孤立的机器体系排挤工人的事实，也不可能是孤立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事实，而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的事实。因此，所有的经济现象想获得正确的解答，都必须被放在资本的现实运动层面上加以考察。这就是马克思在《相对剩余价值》一节中说暂时还无法对工人被排挤但又被吸收进来的事实进行更详细的考察的原因。

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资本的生产过程》中的第4小节即《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这一部分中阐释了这一问题。在这一部分中，马克思的解读视域已经提升到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层面上。他在上述引文中所提到的资本的现实运动就是这种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在一切再生产中，任何前提都表现为结果（设定），而任何结果都表现为前提；产品既表现为生产过程的条件，又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结果。从整体来看，生产过程是持续的再生产过程，……生产就其过程——就其真实状态——来看，总是表现为再生产。积累无非是扩大规模的再生产。”生产过程的真实状态就是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这是一个崭新的理论层面。对马克思来说，以前所关注的那些经济事实，在这一理论层面上具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譬如，工人被机器体系所排挤这一事实，现在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必然结果，工人的被排挤是由资本为了扩大再生产而必须不断地吸收过剩人口这一事实所决定的，也就是说，雇佣工人的贫困化规律是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辩证统一的，“如果说过剩人口通过剩余资本得到使用和吸收，那么，正如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时所看到的，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这个同化过程或吸收过程，由此会引起并伴随有——随着机器的改进等等以及在原先没有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方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的现象：工人被不断地[从生产过程中]驱逐出来，游离出来，使他们处于随时可供支配的状态，以致被资本吸收的工人数量的不断增长是由被排斥被游离的工人数量的不断增长引起的，——这种情况使积累（除自然的人口增长以外）本身还经常储备有和制造出可供支配的过剩人口，这是更多地积累资本的活材料。”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一事实在这一新的理论视域中则被提升到了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层面上来看待。也就是说，不能孤立地看待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而应把它放在同量劳动推进更多不变资本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随着资本规模的不断增大，从而随着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随着剩余资本的形成而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恰恰表现为或等同于如下情况：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发生变化，同量劳动推动更多的不变资本，或者说，较少量的劳动推动同一不变资本或更多不变资本，——也就是表现为，总资本中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部分同转化为不变资本的部分相比不断减少。”相比马克思在之前的《资本和利润》一章中从机器取代活劳动而直接推论出可变资本不断减少的结论（显然无法面对资本对失业劳动者的再次吸收等现象），他此处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语境中机器体系使同量或较少劳动推动更多不变资本的角度来谈论的可变资本不断减少、不变资本不断增加的观点，显然要更加贴近资本的现实运动过程从而具有更加科学的内涵。马克思在以后的文本中就是从这种资本有机构成（即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不断提高的角度来得出资本主义一般利润率下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等结论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三、资本批判理论的深化

《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1册《资本的生产过程》只剩下第6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和前面几章的若干手稿散页和零星注释，前5章的核心部分未保留下来。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前5章的内容之所以没有被保留下来，是因为它们被马克思通过剪贴等方式合并到后来所写的《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的付排稿中去了。也就是说，马克思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机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等问题上的观点，应该等同于他在《资本论》第1卷中的相关观点。当然，即使我们不能直接看到马克思在此手稿中关于机器大工业的观点，但从保留下来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这一章中也能发现，马克思已经非常清晰地站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即资本的现实运动层面上来谈论资本生产过程的结果了。在谈到资本的自我运动时，马克思已经不再从由于资本购买了劳动力本身并使其成为资本的一部分（可变资本），因而资本的生产过程表现为资本的自我运动过程的角度来谈论这一点，而是深入生产条件和资本关系的双重视域中来阐释这一问题。就生产条件维度而言，马克思指出，“生产过程不仅是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而且是作为资本的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前，生产条件作为资本与工人相对立时，这些生产条件是工人所遇到的与工人相独立的东西。现在，工人所遇到的已转化为资本的并与自己相对立的生产条件，是工人自己劳动的产物。作为前提的东西，现在是生产过程的结果。”所谓作为资本的资本，就是以资本的逻辑再生产出来的资本，就是由作为可变资本的劳动力所生产出来的并且可以进入下一个资本生产过程的那些生产条件。就资本关系的维度而言，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实际上就是重新创造出雇佣劳动的过程，因为雇佣劳动是实现资本增殖的手段，“资本会根据自己的剥削需要来调节劳动力本身的这种生产，即受资本剥削的人群的生产。所以，资本不仅生产资本，它还生产不断增长的大量工人，即这样一种材料，资本只有借助于这种材料才能作为追加资本发挥作用。因此，不仅劳动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生产着作为资本同自己相对立的劳动条件，而且资本也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生产着自己所需要的生产的雇佣工人。”马克思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谈论资本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显然，这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基本概念的层面上，而是深入资本的现实运动层面上来谈论资本的自我运动或自我增殖了。

在《资本论》第1卷中，上述新视域的思想成果更加具象化地表现出来，其中，第4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第13章的标题直接变成了《机器和大工业》，而不再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体系，也不再是《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作为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的机器。这一标题的转换不是偶然的，充分反映了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关于机器大工业问题的阐述重点，即由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新特征。如果说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是在摘录和研究作为自然力和科学之应用的机器体系的过程中逐渐把握住了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的话，那么，在《资本论》第1卷的《机器和大工业》这一章中，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明确了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这一解读视域。在马克思此时的解读思路中，机器技术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机器技术的变迁所反映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即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向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演变。马克思在技术变迁问题上的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解读视域，推动他在资本批判理论的建构上不断走向深入。

上述《机器和大工业》章的第1节是《机器的发展》，这一标题本身就充分说明了马克思此时已经清晰地把握住了机器技术的变迁过程，尤其是工场手工业时代的机器与机器大工业时代的机器之间的不同。这是他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对《各国的工业》第2部的摘录和研究之基础上所得出的关于机器大工业的新认知。从马克思在这一节中所使用的文献来看，凡是谈到劳动资料或机器的早期形式的时候，他都从波珀的《工艺学历史》、尤尔的《技术词典》等书中加以摘录，而在谈及机器的现代形式时，他只从《各国的工业》第2部这本书中进行摘录。《机器的发展》这一节对《各国的工业》第2部中相关材料的引用高达11次，这显然不是偶然的。马克思就是要通过这种机器的发展过程的解读视域，来凸显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独特性。对他来说，不是把许多同类的机器放在一起进行生产就是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而是必须从不同的机器之间的互相连结的角度才能准确把握住资本主义机器体系的真正内涵，“只有在劳动对象顺次通过一系列互相连结的不同的阶段过程，而这些过程是由一系列各不相同而又互为补充的工具机来完成的地方，真正的机器体系才代替了各个独立的机器”。

马克思此时并不只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机器体系的工艺学特点，而是为了进一步把机器体系提升到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之技术基础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马克思在这一节中除了关注机器体系的最发达形态外，还进一步关注了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所引发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首先涉及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一种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一个总过程的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工业部门。因此，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同样，另一方面，棉纺业的革命又引起分离棉花纤维和棉籽的轧棉机的发明，由于这一发明，棉花生产才有可能按目前所需要的巨大规模进行。但是，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手段的革命成为必要。”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大工业这一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看待机器的发展的。机器体系不再是某种静态的技术样态，而是不断发展着的劳动资料。在谈到上述引文中所说的“交通运输手段的革命”时，马克思指出，“撇开已经完全发生变革的帆船制造业不说，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但是，现在要对巨大的铁块进行锻冶、焊接、切削、镗孔和成型，又需要有庞大的机器，制造这样的机器是工场手工业的机器制造业所不能胜任的。”“因此，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机器技术在资本主义阶段的不断发展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方式，是为了建立起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技术基础。从机器的发展这一视角看问题，马克思的解读视域便从工艺学维度上的机器技术上升到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之技术基础的层面上，这就是此节的标题“机器的发展”的真实用意。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解读视域，马克思在此章中的解读重点便很自然地转向了对机器体系之资本主义应用所带来的经济及社会效应的分析上。此章的第2节《机器的价值向产品的转移》阐述的是机器并不生产新价值，尤其是不生产剩余价值，它只能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由它所生产的产品上。马克思在这里对两个重要的问题作出了辨析。首先是作为价值形成要素的机器和作为产品形成要素的机器之间的区别。在谈到机器总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但只是部分地进入价值增殖过程时，他指出，“机器的价值和机器定期转给产品的价值部分，有很大的差别。作为价值形成要素的机器和作为产品形成要素的机器，有很大的差别。同一机器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反复使用的时期越长，这种差别就越大。”只有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条件下，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机器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反复使用的时间才会越来越长。而这也决定了只有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解读语境中才可能真正把握住上述两种机器形式之间的不同。当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机器论片断”中从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的角度来谈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崩溃时，他显然只是从作为产品形成要素的机器的维度来展开思考的。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相对剩余价值》中，马克思已经开始从价值形成要素的机器的角度来思考机器的价值转移到商品价值中去的问题，并提出了“在这里\[在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的部分里\]必须对下述问题加以考察：机器价值并入商品即并入产品的价值部分在商品总价值中占有怎样的份额”的问题，只是他忙于对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而暂时对此问题未作展开而已。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的上述论述就是接着这一问题而来的。

其次是对产品价值的一般占有与对产品价值的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很复杂，如果不能跳出机器价值向产品价值转移的理论层面并站到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层面上来加以考察，那就很容易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从而因为机器价值向产品价值的转移而得出机器生产出了新价值的观点。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尚未就对产品价值的一般占有与对产品价值的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关系作出详细的分析，因而，他当时只是谈到了由于机器价值的并入而使商品价值变得更贵了。这一判断是对的，但还不够全面，还没有回答“为什么商品价值更贵了但资本家仍能获得剩余价值”这一问题。在《资本论》第1卷的《机器的价值向产品的转移》中，马克思首先也承认了因机器价值的转移而使商品价值变得更贵这一事实，即首先对作为价值形成要素的机器这一理论维度作出了阐释。但他不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语境中机器价值转移的具体情况。他指出，因机器价值并入而使产品变贵的程度，是跟产品的数量、机器本身的价值大小等多重因素相关的，如果产品的数量很大，那么，机器价值转移到某个产品上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价值。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条件下，“机器所费的劳动和它所节省的劳动之间的差额，或机器生产率的高低，显然不是由机器本身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工具的价值之间的差额来决定的。”那么，它到底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马克思此处便显现出了站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解读语境中的思想家所应有的理论高度：这是由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本性所决定的，“对资本说来，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机器才会被使用。”机器价值向产品价值的转移问题，本质上不是一个作为价值形成要素的机器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是一个剩余价值生产的问题。显然，这是马克思在把握住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之本质内涵的前提下才可能获得了新认知，这既澄清了机器体系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之间的关系，又为接下来的几节中对资本主义大工业之社会关系效应的论述做好铺垫。

在此章的第3—7节中，马克思通过对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独特性质、工人与机器之间的斗争、关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得到补偿的理论、工人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而被排斥和吸引等问题的论述，明确地阐明了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语境中，被机器排挤的工人绝不可能得到所谓的补偿，因为资本的唯一目的在于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而进行资本主义积累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因此，尽管从现象的层面来看，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工厂所雇佣的工人人数的确会比被机器所排挤的工人人数要多，但这绝不意味着像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代表了资本主义机器体系对工人的友好，因为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不能放在一个孤立的解读层面上，而应放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语境中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如果工厂生产扩大，使用的总资本在其他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500镑增加到1500镑，那么现在就要雇用300个工人，和工业革命以前同样多。如果所使用的资本继续增加到2000镑，那么就要雇用400个工人，比采用旧的生产方式时多1/3。使用的工人人数绝对地增加了100人，相对地，即同预付总资本相比，却减少了800人，因为2000镑资本在旧的生产方式下应雇用1200个工人，而不是400个工人。可见，就业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增加是并行不悖的。”在马克思看来，这才是解读工人就业人数的正确方法。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已经具备的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语境中来研究机器体系问题的理论视域，使他在《资本论》第1卷中关于资本的生产过程的论述，不可能停留在关于就业工人人数等问题的阐释上，而必然会进一步深入到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及积累规律的层面上，这便是第7篇《资本的积累过程》所要阐述的内容。在其中的第22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中，马克思不仅从把剩余价值再当作资本来使用的角度对资本积累的内涵进行了说明，而且还从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角度对资本积累的特征作出阐释。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语境中，由于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又作为资本进入生产过程，因此，用来跟劳动力相交换的那部分资本即可变资本，不仅只是工人本身所创造的劳动产品的一部分，而且工人在补偿这部分资本时还必须再生产出一个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工人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出了与自己的劳动力商品的下一次交换时的可变资本，并且在兑现这种可变资本时还必须再生产出一个剩余价值。而所有这些怪诞的现象恰恰又是以劳资之间看似符合商品交换规律的交换关系为前提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从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及其规律的角度来看待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必然表现形式，是马克思能够从剩余价值理论的视角来理解劳动价值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表现形式，进而通过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等角度来建构资本批判理论的重要原因。

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在第23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对资本积累的问题作出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阐述。在他看来，不能只从资本积累的表面含义或特定阶段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否则就会陷入对它的误读之中。譬如，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确有随着资本积累的需要而使劳动力供不应求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工资是会提高的，但绝不意味着工人的从属地位以及资本家对他们的剥削已经消除了，因为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是有发展规律的，它不可能永远处在这种对劳动力的供不应求的阶段，相反，它是会遵循着客观规律而越出这种阶段的。“另一种情况是，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因为利润的刺激变得迟钝了。积累减少了。但是随着积累的减少，使积累减少的原因，即资本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也就消失了。所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制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劳动价格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而不管这个水平现在是低于、高于还是等于工资提高前的正常水平。”所以，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才是资本运行逻辑中的“自变量”，而劳动力价格的变化只是“因变量”，“正是资本积累的这些绝对运动反映为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数量的相对运动，因而看起来好像是由后者自身的运动引起的。用数学上的术语来说：积累量是自变量，工资量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马克思之所以不再停留在工人工资的提高或降低的单一角度，而是把它放在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层面上来建构资本批判理论，其原因正在于此。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的上述观点，到了第3卷即《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便进一步发展为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客观规律。对马克思来说，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即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一定会带来一般利润率的逐渐下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般的平均的剩余价值率必然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因为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同它所推动的对象化劳动的量相比，同生产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量相比，不断减少，所以，这种活劳动中对象化为剩余价值的无酬部分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价值量相比，也必然不断减少。而剩余价值量和所使用的总资本价值的比率就是利润率，因而利润率必然不断下降。”而这个一般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规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因为利润率的下降必然会带来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并且在带来过剩人口的同时，也促进生产过剩、资本过剩以及整个生产方式的危机。这种现象充分地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一种历史的、过渡性的生产方式，它的真正限制就是它本身，它无法逃脱必然灭亡的命运。至此，马克思基于技术变迁之历史唯物主义解读视域的资本批判理论便完成了建构。

结语

从本质上说，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就是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它不可能简单地等同于商品关系批判理论，任何从产品的普遍交换性的视角来建构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学术努力，都无法面对马克思的如下判断：“并不是简单的买者和简单的卖者彼此对立，而是资本家和工人在流通领域中，在市场上作为买者和卖者互相对立。他们作为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是他们作为买者和卖者的关系的前提。这种关系不同于其他商品出卖者的关系，它不是简单地从商品本身的性质中产生出来的关系：即任何人都不是直接生产自己生活所需要的各种产品，而是每一个人都把某种产品作为商品来生产，通过出卖这种商品来占有他人的产品。”对马克思来说，商品只是他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建构其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起始概念，而不是终极概念，马克思恰恰是通过把商品“上升到”货币、资本、资本的生产过程乃至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层面上来建构其批判理论的。而他之所以要这样做，绝非因为他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的简单偏爱，而是因为只有运用这种方法论，他的解读视域才能准确地抓住资本的现实运动层面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层面。而这里才是资本关系的最真实的活动场所。马克思选择从商品、货币关系出发来建构其资本批判理论，那是因为通过这种方法能更清晰地展现资本关系、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历史性特征，以便让他所建构的资本批判理论更准确地触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点，而不是为了像国外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要刻意绕开阶级剥削、阶级统治等话题。如果因此而更进一步地想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之间建构起所谓的区别或对立，那就更不应该了。

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种革命主体性的理论，革命主体性一定是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没有脱离历史发展规律性的革命主体性。国外学术界的有些学者在解读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时，刻意忽视生产力、资本的现实运动过程等线索的重要性，片面抬高单纯的社会关系批判维度的重要性，这是导致他们无法正确把握《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之间的思想关系的原因。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积累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的强调，就是为了给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提供历史发展规律维度上的学理支撑。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规律是与资本主义的积累规律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也正因为如此，《资本论》中的所谓客体化阐释不但没有阻碍工人的主体性行动，而且也把这种行动提升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水平上。

因为马克思在资本现实运动的层面上对物化、异化问题的阐述在观点和方法上都获得了重要的推进，《货币章》中的这种物化批判理论其实不能算作其资本批判理论的核心内容。当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站在基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资本现实运动层面上时，他不仅看到了劳动的社会特征对于劳动本身来说成了一种异己的、异化的权力，而且更看到了这种社会劳动的物质条件（如机器体系等）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活劳动相对立。马克思在谈到劳动条件对工人的异化时说，“在使用机器的条件下，这种对立或甚至于异化，发展成为敌对的矛盾”。把单一的交换价值维度上的物化批判，提升到资本现实运动层面上的“敌对的矛盾”的解读，是马克思在资本批判理论建构中的一个重要推进。马克思从“敌对的矛盾”视角所看到的，不仅有劳动的社会条件对工人来说成了异己的东西，而且还有这种异己的东西成了统治工人和反对工人的权力。所以上述《货币章》的物化理论只是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建构中的某种阶段性理论成果。

推进对技术变迁与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之关系的解读，是为了凸显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生产力前提和生产方式基础，并以此来强调马克思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因而他不会站在某种单一的维度上来建构其资本批判理论。他是为了阐明资本现实运动的内在本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以及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性而建构资本批判理论的。深化对这一点的认识，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把握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深层内涵。同时，透过对技术变迁之历史唯物主义解读视域的强调，还可以为我们在当下新技术革命的语境中准确把握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与资本的结合提供方法论的启示。马克思当年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研究技术与资本的结合时不满足于研究机器技术的工艺学特征以及机器体系的一般应用，而是致力于研究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研究数据与资本的结合时，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在数据的一般应用维度上描述这种新技术物对人们的感知和感受的影响与控制，而要进一步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之生产方式基础的角度，来探讨作为新生产要素的数据是如何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完全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为基础的，因此，它具有足够的能力去规范和引导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数据等生产要素的社会主义应用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为我们破解数据与资本的结合难题提供了具体路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数据和资本都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数字经济以数字技术的创新性突破为特点，以推动各类生产要素的快速流动、促成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和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为关键。它已经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因此，只要我们保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它就一定能成为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如果不能很好地规范数字经济的发展，那它就有可能走向无序和失控的状态，譬如数字平台的垄断、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等现象就会出现。这些数字经济的异化现象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无法得到根本解决。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前提已经为我们科学地规范和引导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推进，我们在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方面的成就将越来越充分地展现出来。实践将证明，不管是技术还是数据，只要能够被置放在一个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生产方式之内，它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就能得到充分地展现。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深化对它们所处于其中的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从而让我们所构建的技术文明或数字文明能够更好地造福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