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哈德·施林克是一位叙事高手，也是一位充满历史意识和现实关怀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奥尔加》通过书中人物的故事提纲挈领地勾勒出从德意志帝国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百年历史，举重若轻地把若干历史事件和对历史事件的反思呈现在读者眼前，其中包括历史反省的最新发展和既有的盲区。由此，小说叙事与历史反思以及对历史反思的反思融为一体。小说不仅借助八旬老太深夜袭击俾斯麦塑像这一荒诞情节对特定的史学话语进行了文学戏仿，而且通过书中人物的讨论和点评触及德国历史连续性的问题：从“俾斯麦德国”到如今的德国，是否存在某种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施林克是一个留白高手，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自然需要读者的独立思考以及诸多来自文本之外的“画外音”。
【关键词】本哈德·施林克；德国历史；俾斯麦；“六八一代”；德国文化基因
【作者简介】黄燎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刊载于《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德语诗学与文化研究》栏目“文学与历史”专题。
一
深夜，一位已是耄耋之年的老太太独自一人来到城市公园，在俾斯麦塑像前安放好炸弹，然后实施爆破，结果却伤及自身，最终不治身亡。老太太被安葬在她生前选择的南山公墓。由于被视为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老太太原本可以安葬在当地的荣誉公墓，她在医院救治期间还收到了当地市长亲笔撰写的慰问信……这是一个离奇的故事，来自德国当代作家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说《奥尔加》。奥尔加就是这位令人称奇的老太太。
《奥尔加》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小说。它甫一问世就荣登《明镜周刊》的图书畅销榜榜首，然后在畅销榜稳居38周，并很快名扬四海，迄今已译成28种文字，法语版的《奥尔加》在法国也曾短暂占据外国图书畅销榜榜首。小说先后通过全知视角和人物视角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19世纪80年代末，奥尔加出生在隶属德意志帝国的西里西亚的首府布雷斯劳的一个穷人家庭。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波兰人。由于父母在她幼时双双病故，她被接到生活在波美拉尼亚农村的祖母家里。尽管祖母有些难以相处，她在这里还是度过了幸福的青少年时光：一是自小聪明好学的她始终有心爱的书籍和音乐陪伴，她的阅读面很广，而且常去教堂里弹她喜爱的管风琴；二是她心想事成，从小立志做教师的她，后来如愿以偿地读了师范学校，当上了教师；三是她与出身大户人家的赫伯特·施罗德及其妹妹维多利亚成为朋友，还跟赫伯特产生了爱情。然而，奥尔加的一生总的说来是不幸福的。一方面，她是一个不幸的恋人。由于出身贫寒，她和赫伯特之间存在无法跨越的阶级鸿沟，赫伯特的家人坚决反对两人的结合，维多利亚甚至动用上层关系，把奥尔加发配到被视为“世界的尽头”的东普鲁士边陲小镇提尔西特做乡村教师。她和赫伯特只能不时地在提尔西特体验“森林草地爱情”，两人有了爱情的结晶之后，也不得不送给别人抚养，她只能作为“姨妈”与儿子接触。更糟糕的是，她和恋人离多聚少。赫伯特先是随军前往德属西南非洲，归来后又前往世界各地探险，最后在前往北极的探险途中失踪。无法接受这一现实的奥尔加坚持给赫伯特写信，把一封又一封的信寄到赫伯特北极探险的出发地。她的信几乎写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天。另一方面，她是一个不幸的母亲。儿子艾克成年后与她渐行渐远，他变成纳粹分子，还进入了纳粹恐怖组织帝国保安总局。最后艾克在苏联战场被俘，1955年才随最后一批战俘获释回国，回国之后依然满脑袋纳粹思想。奥尔加与他见过一面之后就彻底断了联系，她对艾克的家庭情况也一无所知。此外，她的个人境遇也不断受到大形势的干扰和冲击。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梅梅尔河以北的德国领土脱离德国，她所在的学校被迫从梅梅尔河北岸迁到梅梅尔河南岸。纳粹政权上台后，在犄角旮旯都装上了旨在强化其意识形态宣传的高音喇叭，东普鲁士也不例外，奥尔加便说巧不巧地失聪了。她顺势提前退休，来到西里西亚首府布雷斯劳的一所聋哑学校。在苏联军队兵临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她跟随逃难大军逃离西里西亚，前往西德，最后在内卡河畔的海德堡落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让她度过青春年华并且充满爱情和亲情记忆的东普鲁士与西里西亚一样不再属于德国。对于那片失去的土地，她始终难以忘怀。
二
《奥尔加》是一部篇幅不长的小说，但它紧扣人物故事，简繁有致、具体而微地勾勒出从德意志帝国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百年德国历史，其历史叙事是一大看点。它既是一份有益的文学读物，也是一份有益的历史读物，更是一份有价值的德国研究参考资料。
我们不妨按历史阶段读取小说所传递的历史信息。
小说在第一部分第十章描写了一场除夕聚会。时值世纪之交，赫伯特的父亲在自家庄园举办盛大聚会，邀请左邻右舍一起辞旧迎新。在这欢庆时刻，众人既缅怀辉煌的过去，又展望美好的未来。这“辉煌”的过去包括：“颁布《民法典》，德美之间实现电报通信，德意志号邮轮荣获蓝飘带奖，德国的旗帜在新殖民地萨摩亚高高升起……德国终于在世界上得到它应有的一席之地。”这段犹如电报体的新闻集锦包含着耐人寻味的历史信息，值得我们仔细解读：
首先，于1900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民法典》（Bürgerliches Gesetzbuch），不仅意味着协调和规范民事活动有了法律依据，而且是资产阶级处于弱势的德意志帝国从封建等级制社会向人人平等的公民社会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这部被称为“世纪之作”的法典在如今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依然有效。
其次，德美之间实现电报通信和德意志号邮轮获得蓝飘带奖，是德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重大进步的明证。跨洋通信此前一直被英国技术垄断，现在被德国人打破；德意志号邮轮获得蓝飘带奖，则是因为这艘双螺旋桨快速轮船不负众望，以最快的速度横渡了大西洋。德皇威廉二世出席了它的下水庆典仪式，帝国宰相伯恩哈特·冯·比洛还在庆典仪式上发表了讲话。
再者，萨摩亚云云，讲的是德意志帝国的殖民成果。德意志帝国的旗帜之所以能在位于南太平洋的萨摩亚高高升起，是因为英国和德国在1899年签署了《英德萨摩亚协议》。
最后，“德国终于在世界上得到它应有的一席之地”更是大有来头。这是在回应帝国宰相冯·比洛的一句名言。冯·比洛曾说过：“曾几何时，德国人把陆地让给一个邻居，把海洋让给另一个邻居，把由纯粹的理论所主宰的天空留给了自己。如今，这种局面一去不复返。我们不想抢任何人的风头，但是我们也要求得到阳光底下的一块地盘。”这句话意在郑重告诫世人，德国已从一个务虚的诗哲国度变为一个务实的军事强国，以此告慰海涅的在天之灵，因为海涅曾在《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中写道：“大陆属于法国人和俄国人，海洋属于不列颠，但是在梦幻的空中王国，我们有统治权不容争辩。”
上述的新闻集锦表明世纪之交的德意志帝国在社会、科技和殖民争霸三个领域强势崛起，甚至显得咄咄逼人，随之而来的烟花秀则释放出祥和的气息。午夜时分，几道白色和红色的烟花从施罗德庄园腾空而起，它们与黑色的夜空一道组成了黑白红帝国三色旗。接着人们又单独燃放蓝色烟花，以此向拥有蓝调国旗的英国和法国致敬。“巴黎世博会不是表明新世纪给所有的欧洲大国都预示了辉煌的未来吗？”可以看出，施罗德庄园燃放的烟花表达出与两大欧洲邻国和平竞争、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望。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施罗德先生操办奢侈的烟花秀，是因为他通过化工和电气股票赚足了钱，而德国正是凭借其化工和电气优势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脱颖而出的。
如果说施罗德庄园的除夕聚会能让人管窥德意志帝国的社会与民心，那么，通过赫伯特其人其事，我们可以感受到时代主潮及其带来的后果。赫伯特是时代之子，他的思想受到主宰其时代精神的三个强力人物的深刻影响：一个是俾斯麦，一个是尼采，一个是威廉二世。俾斯麦是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也是一代青年的偶像。这位铁血首相的一句名言让赫伯特铭记在心：“除了上帝，我们德国人无所畏惧。”赫伯特不爱读书，更读不懂尼采，但他记住了尼采的只言片语，如“上帝死了”，如“超人理念”，还有“主奴道德二元论”。至于德皇威廉二世，其威武形象和放眼世界的气魄令赫伯特十分崇拜，所以他自己在照相摆拍时总是模仿威廉二世。受这三个人物的影响，赫伯特成为坚定不移的民族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和英雄主义者。他誓言“要让德国变得伟大，同时要随德国一同伟大”；他最喜欢的歌曲是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创作的《德意志之歌》，因为这首歌不仅开篇就宣布“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而且把德国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边界昭告天下：“从马斯河到梅梅尔河，从埃施河到贝尔特海峡……”而位于东疆边陲的梅梅尔河，既是他和奥尔加幽会的地方，也是他的演讲场所：提尔西特的祖国历史与地理协会请他做过有关北极探险的报告——他深信“德国的未来在北极”，报告结束后他与众人起立合唱《德意志之歌》。当然，他也义无反顾地奔赴德属殖民地西南非洲。在赫伯特看来，非洲人是“劣等人种”，非洲文化是“低等文化”，非洲黑人只能是白人“统治、剥削和愚弄的对象”。他在蒙罗维亚港初遇黑人时就把硬币扔到水里，以便“观看”天性快活的黑人如何去潜水打捞；他还参与了德军对揭竿而起的赫雷罗人的镇压和屠杀，并在给奥尔加的信中对相关细节进行了绘影绘声的描述。
施罗德庄园在世纪之交燃放的和平烟花未能保佑世界和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奥尔加》是如何书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首先，小说没有回避战争责任问题，用一句白描明确了责任是非：“德国对俄国、法国宣战，然后是英国对德国宣战。”接着，小说通过奥尔加的视角描写了提尔西特火车站出现的拥军场面，把席卷全国的战争狂热局面呈现给读者。但是，当奥尔加的目光转向乡村时，一幅发人深省的画面出现了：“这里的村庄见不着战争狂热。每征召一个新兵，都是对农庄和家庭的一次打击。少数几个志愿入伍的，都是想逃离家庭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的父亲对待他们比对待仆人还不如。其中一个来跟我告别：他害怕战争，但是他更害怕父亲。”奥尔加由此得出结论：“战争是为城里人而非乡下人准备的。”同样地，当德国报纸铺天盖地地宣传朗厄马克神话，讲述一万两千名稚气未脱的德国青年学生（部分为中学生）如何在比利时伊珀尔北部的朗厄马克高唱《德意志之歌》、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敌方阵地时，奥尔加却在细心观察着战争对普通百姓造成的损害和影响。她看到村里“穿黑衣的女人越来越多，伤员越来越多”，看见活着回来却少了一条胳膊的丈夫也能让妻子欣喜地高呼“我们需要胳膊做什么！”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意志帝国变成了魏玛共和国。对于新兴的魏玛共和国，小说一笔带过，但也写出了一喜一悲的两个史实。前者是妇女解放，后者指共和国只是昙花一现：“她喜欢共和国。相比帝制时代，共和国的女教师地位更高、权利更大、收入更多。她还担任全德女教师协会的理事，直至理事会抢先一步自我解散，避免了被纳粹一体化。”
对于埋葬魏玛共和国的纳粹德国，小说则是围绕艾克其人其事聚焦其东进意志。根据纳粹的种族理论和生存空间说，“高贵”的日耳曼雅利安人种缺乏生存空间，“低劣”的斯拉夫人种却享有广袤而肥沃的土地，所以他们认为前者需要奴役、驱逐乃至消灭后者。艾克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的建筑系，毕业之后还在慕尼黑、威尼斯等城市做过建筑设计。但他很快被纳粹意识形态裹挟，放弃了专业，陷入了征服东欧的幻想中。他“幻想着位于梅梅尔河和乌拉尔山脉之间的德意志生存空间，幻想着黑土地和大草原，还有那滚滚的麦浪和一望无际的牛群”，他最大的心愿是“骑着高头大马四处吆喝，把斯拉夫人的苦难变成德意志的辉煌”。
纳粹德国的覆灭伴随着一股由东向西的难民潮。奥尔加随着西里西亚的难民大军来到西德，最后落脚海德堡。首先，读者通过她的经历可以看见战后初年西德人的艰难生活：初来乍到的奥尔加需要通过做缝补活计补贴生活，费迪南德父母家则因手头拮据而需要缝纫服务。每逢奥尔加在狭窄的屋里“咔嗒咔嗒”地踩缝纫机时，费迪南德的哥哥姐姐都苦不堪言，因为他们需要练提琴、练钢琴。缝纫机和补丁衣服成为德国人对战后艰苦生活的历史记忆。其次，小说揭示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早期社会的保守政治氛围。一方面，在当时的西德社会，纳粹残余和纳粹遗毒普遍存在。艾克是昔日的纳粹党和党卫军，还是帝国保安总局的一个头目，属于“非纳粹化”对象，但他却堂而皇之地做了汉堡警察局的大警官。他不思悔改，永远“热爱德国的英雄”；他还抱怨命运不公导致德国战败，他甚至反对儿子把名字从希特勒的“阿道（尔）夫”（Adolf）改成“道尔夫”（Dolf）。另一方面，从费迪南德的父母身上可以看出，即便是昔日与纳粹保持距离的正派人士，现在也属于文化和政治保守派。在他们眼里，“碧姬·芭铎主演的电影代表放荡，布莱希特的戏剧代表共产主义”。在他们看来，康拉德·阿登纳是永远的好总理，所以阿登纳连续做了14年的联邦总理，到了87岁高龄才卸任，阿登纳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基民盟”）单独执政持续到1966年。保守的阿登纳政府几乎把所有的知识青年都逼到了对立面，所以每逢大选，青年一代纷纷支持社民党。1969年，由维利·勃兰特领导的社民党才首次成为执政党，勃兰特出任总理。不过，小说中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历史叙事主要聚焦“六八一代”，因为奥尔加的忘年交费迪南德就属于“六八一代”。费迪南德这一代青年与父辈之间普遍存在着思想冲突，他们反对纳粹残余，也反美反越战。由他们发起的“六八学生运动”真正敲响了战后德国的“零点时刻”。奥尔加目睹了“六八学生运动”的兴起，她的态度随着运动的变化而发生转变。费迪南德写道：“她带着同情观察大学生的反抗，但很快转为讥讽。她喜欢我们拷问传统观念，喜欢我们用社会现实来对照有关教育、自由和公正的豪言壮语，她也乐见老纳粹分子被揪出来，乐见人们反对拆除旧房并提高票价。当我们大学生要创造新人类和新社会，当我们要解放第三世界并结束越南战争的时候，她又觉得太过了。”
三
小说作者施林克不仅有着广博而扎实的历史知识，而且有着清醒的代际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怀。他一面追寻历史，一面又意识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记忆。在他少不更事的20世纪50年代，父辈们所回忆并要求孩子们一起回忆的是“关押在国外的战俘、失踪者、阵亡者、被驱逐者以及他们逃离或者被驱离的奥得河和尼斯河以东的土地”。这是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早期社会占主流的受难叙事。受难叙事自然是聚焦德国人因战争遭受的痛苦。这种受难叙事贯穿于学校教育中，所以孩子们纷纷“为德国保护战争坟墓人民联盟募捐，参加有关布雷斯劳或者柯尼斯堡的征文比赛”。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受到奥斯威辛审判和“六八学生运动”的推动和影响，德国社会或者说青年一代开始清算纳粹历史，并以怀疑和批判的眼光审视从纳粹德国时期走来的上一辈。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曾担任纳粹广电局局长的联邦总理格奥尔格·基辛格在基民盟党代会上被女青年比亚特·克拉斯菲尔德重赏一记耳光。逐渐地，围绕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大屠杀历史展开的施害叙事取代了德国人的战争受害叙事。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屠杀成为人们优先回忆的过去，其他的过去则次之”。施林克习惯以一本小说书写一段历史或者一种历史。那么，《奥尔加》想书写一种怎样的历史？其历史叙事又有何现实关怀？
我们不妨从小说中赫伯特的非洲故事说起。奥尔加喜欢给艾克和费迪南德讲述赫伯特的各种冒险故事，但她不乐意谈及赫伯特在非洲参与的军事行动。费迪南德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什么：
她密切关注人们针对德属西南非洲问题所发表的文字。一开始没什么特别的，直到出现这样一种论点：德国人对赫雷罗人施行了种族灭绝。是她不愿意让赫伯特蒙受罪名，还是她收集了足够的反驳材料？总之，她的反应很激烈。“种族灭绝？难道指控德国人发动了一场丑陋的殖民战争还不够吗？跟其他国家一样？”她举起双手，“肯定了不起，第一场种族灭绝！”
原来，让奥尔加深受刺激的是赫伯特在非洲参与的军事行动被定性为种族灭绝。此事的背景是：1904年，德军指挥官洛塔尔·冯·特罗塔在德属西南非洲（即如今的纳米比亚）指挥15000名德军对揭竿而起的赫雷罗人展开“灭绝战”，导致原来总人口为6万—8万的赫雷罗人死去4万—6万人，后来跟随赫雷罗人起义的纳马人也半数被杀，死亡1万人。德军的暴行在昔日的德意志帝国议会曾引起争议，帝国政府却矢口否认。后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更是避而不谈。进入21世纪之后，事情出现转折：2004年，德国联邦经济合作和发展部部长海德玛丽·维佐里克-佐尔在纳米比亚参加大屠杀公祭活动时，公开承认德国在纳米比亚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2015年，联邦议院主席诺贝特·拉默特在报纸上撰文承认德国在西南非洲犯下“种族灭绝”罪行；2021年，联邦政府正式承认这是“种族灭绝”。
值得注意的是，公开讨论镇压赫雷罗人的事件并将其定性为种族屠杀是奥尔加离世几十年之后才发生的事情。让奥尔加来评论此事，似乎是作者故意为之。施林克让主人公奥尔加“时间穿越”，多半因为兹事体大。对当今德国来说，将镇压赫雷罗人定性为种族屠杀多少具有历史颠覆意义。一方面，这意味着德国人认领了20世纪乃至整个西方殖民史的第一场种族屠杀。另一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德国主流意识形态确立的“屠犹孤本论”形成挑战。所谓“孤本”，是指纳粹德国屠杀600万犹太人这一罪行。它被视为最严重的人类集体犯罪，是独一无二、无可比拟的。发生在1986/1987年的“历史学家之争”就是围绕纳粹屠犹与发生在其他地方的集体暴行是否具有可比性所展开的。论争最后以哲学家哈贝马斯和蒙森兄弟、汉斯-乌尔里希·维勒、尤尔根·科卡等青年史学家为代表的坚守“孤本论”的一方占据上风，而试图推翻“孤本论”的一方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德国政府认同“孤本论”，1998—2005年担任德国外长的约施卡·菲舍尔甚至想以此建立国家认同：“民主国家都有一个立国之本，都有一块文化基石。法国是1789年，美国是《独立宣言》，西班牙是西班牙内战。至于德国，这就是奥斯威辛。”2005年，随着由2711块网格排列的混凝土板组成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在柏林心脏地带的出现，“孤本论”作为巨型艺术作品呈现在世人眼前。几乎同时，德国人获得“历史回忆世界冠军”称号。值得注意的是，“孤本论”有可能产生“副作用”，会导致对其他集体犯罪的轻视或者漠视。譬如，奥斯曼帝国在1915—1917年对亚美尼亚人实施的大屠杀（遇难者超过100万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被协约国定性为大屠杀，1985年又被联合国大会定性为大屠杀，德国政府却拖到2016年才予以承认。
如果说赫伯特的非洲故事涉及德国的殖民历史，艾克的斯拉夫征服梦则指向德国昔日在斯拉夫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艾克大谈生存空间的时候，奥尔加曾晓之以理：“为什么去梦想无垠的原野、梦想从日出到日落都荒无人烟的地方？那边早就有人居住和生活，德国这边有足够的小麦和足够的牛肉。”但是艾克“听不进去”。占领并吞并地广人稀、土地肥沃的东欧大平原是纳粹德国孜孜以求的目标。1936年7月2日，纳粹德国将安葬着德意志开国君主亨利一世的奎德林堡宣布为朝圣地。亨利一世是第一个打退匈牙利人的德意志君主，所以他成了德意志东进意志的化身。纳粹德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让东欧斯拉夫地区生灵涂炭：波兰死难600万人，苏联死难2700万人……由于种种原因，纳粹德国在东欧地区犯下的罪行在当今德国的历史记忆或者说集体记忆中占比极为不足。譬如，1944年8月德军制造的华沙大屠杀，不仅造成24万波兰军人和平民死亡，华沙市中心建筑也基本被炸毁（希特勒亲自下令将华沙“从地球上抹去”）。惨烈的华沙大屠杀让波兰人刻骨铭心、永志不忘（波兰英雄的死难地点不仅被永恒标记，而且至今仍然定时更换鲜花）。但是，由于没有被纳入历史记忆（也没纳入历史课本），华沙大屠杀在德国一直鲜为人知，连政治精英也不例外。1994年，德国总统罗曼·赫尔佐格在关于华沙起义50周年的一次采访中竟然混淆了华沙起义和华沙犹太人隔离区起义。2019年，德国外长马可·哈斯在华沙参加华沙起义75周年纪念活动时，为这一暴行在德国“长时间避而不谈”感到羞愧。施林克属于了解这一历史的极少数者。他曾写道：“华沙起义之于波兰人，犹如大屠杀之于犹太人，都是其民族身份的构成元素。”《奥尔加》聚焦纳粹德国的斯拉夫征服梦，不能不说施林克用心良苦。
四
如果说赫伯特和艾克分别代表德意志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的时代精神，那么，费迪南德和奥尔加又分别代表了什么呢？
我们先看费迪南德。他生长于1949年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属于新一代人。他们这一代人在“六八学生运动”中脱颖而出，是怀疑者、造反派、审判者。他们真正敲响了德国历史的零点时刻，他们掀起的运动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个历史分水岭。“六八一代”反阿登纳，反纳粹余孽，反美反越战，反对所有领域的权威和传统派，他们也反对自己的父母。比如，在如何看待联邦总理阿登纳的问题上，费迪南德就和父母产生了冲突：“当我对阿登纳的政策产生怀疑并且想跟父母谈一谈的时候，父亲认为我在攻击他和众人在经历纳粹恐怖之后一同建设起来的世界。对于阿登纳的政策，我的父母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选举投票表示了赞同。”赞成还是反对阿登纳，在大选中把选票投给基民盟还是社民党……在20世纪60年代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几乎成为横亘在新老两代人之间的一道鸿沟。
再论奥尔加，关于她，讲述其故事的费迪南德写过如下一则评论：“我是普通人，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我没有任何非凡业绩。我能一眼看出他人的非凡。要是有一个浮士德博士或者有一个迷失在生命之树的人做我的朋友，我会为他写出一本合格的传记。我没有这样的朋友。我有奥尔加。我很珍惜对她的回忆，为她立传足矣。”费迪南德写这句话，一方面是自比为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中的叙事者，即古典语文学学者塞雷努斯·蔡特布罗姆；另一方面，他自然而然地把奥尔加放到了作曲家阿德里安·莱韦屈恩的位置。他想告诉读者，奥尔加非寻常之辈。的确，奥尔加自小就聪明好学、博览群书，而且有个性，有叛逆精神。带有种族傲慢的奶奶嫌弃她的斯拉夫名字，希望她从波兰语的奥尔加（Olga）更名为德语的赫尔佳（Helga），她坚决不从。她的斯拉夫名字有多么与众不同，她就有多么与众不同。她是一个异类，一个名副其实的“奥尔加”。我们看到，面对时代的混乱和喧嚣，奥尔加始终保持清醒和理性，始终与时代保持距离（除了曾在魏玛时代加入妇女组织这一经历）。她是观察者、思考者，无论是当下的社会还是既往的历史，都是她观察和思考的对象。然而，理性而冷静的奥尔加最终变成了行动者，做出了一桩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说到这，我们不禁要问：生活在国泰民安、和谐安定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奥尔加，为什么要去炸毁俾斯麦纪念碑？她对俾斯麦有何种仇恨？
奥尔加向费迪南德道出了个中缘由。费迪南德写道：“她认为俾斯麦是万恶之源。自从俾斯麦让德国骑上一匹它难以驾驭的高头大马之后，德国人变得凡事都好高骛远。尽管俾斯麦对殖民地不感兴趣，她却要他对一切负责，包括赫伯特脑子里的殖民梦想和对北极的胡思乱想、艾克对生存空间的各种想象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她认为德国的战后重建和经济奇迹也做过头了。”原来，奥尔加是将德国历史罪责的源头追溯到了俾斯麦——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说俾斯麦“把德国扶上马”，指的是他统一了德国。这一典故来自俾斯麦1867年3月11日在北德邦联立宪国会演讲时说的一句话：“让我们把德国扶上马！马儿会跑起来。”说德国人“驾驭不了高头大马”，说他们骑上马背就变得好高骛远，是指这个迟到的民族在快马加鞭之后要出事。奥尔加还结合海涅的名言对德国统一为何有害进行了阐释：“法国人、英国人、俄国人早就有了自己的祖国，德国人的祖国则长期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中，他们的祖国不在地上，在天上。地上的德国人是四分五裂的。当俾斯麦最终为他们创造出祖国的时候，他们已经习惯于想象，他们继续想象……”统一的德国是一匹脱缰的野马，祸害了无数的德国人，其中也包括她的恋人赫伯特、她的儿子艾克。令人惊讶的是，在奥尔加看来，德国人做事极端的习性并不止于1945年：“战后重建和经济奇迹也过头了。”所以，让俾斯麦扬鞭启程的那匹野马也跑到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就是奥尔加用心灵之眼看到的历史和现实。因此，她的决定是深思熟虑的，她的行动意志是坚定不移的。这正如她在行动前夕写给赫伯特的最后一封信中所说：“我要炸毁俾斯麦。他是万恶之源。你认为他做了好事，其实他做的是坏事。也许等他被炸毁之后，人们才会开始思考。”
对于奥尔加这番高论，费迪南德听懂了，但他深感诧异，因为这是对德国历史和对俾斯麦的一种全新阐释，完全颠覆了他的既有认识。“我们的历史课没有这么讲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我也从未听说德国发生的一切都过头了。”的确，德国人一直以来都把俾斯麦视为功德无量的历史伟人，视为改变德国历史的第一人。他让分裂上千年的德意志民族得到统一（虽然不是包含奥地利在内的大德意志统一方案），让曾像“列强彼此抛来抛去的皮球”一样的德国、让经历过不堪回首的耶拿战役的德国在欧洲强势崛起、傲视四方。他的伟业让四邻震惊。英国首相迪斯雷利认为，德意志帝国的成立是19世纪的欧洲所发生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他称其为“德意志革命”。德国人更是普遍对俾斯麦充满了崇拜和感激。俾斯麦下野后，他所居住的弗里德里希思鲁庄园成为朝圣之地。俾斯麦80大寿时，开往弗里德里希思鲁庄园的专列多达35辆，他接待了50多个超过百人的祝寿团体，收到近50万封信函和明信片。俾斯麦去世后，他的雕像理所当然地进入了位于雷根斯堡多瑙河畔的瓦尔哈拉德意志英灵殿，俾斯麦纪念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共计700多座，以俾斯麦命名的街道、广场和公共建筑更是不计其数。由全德学联倡议和设计的俾斯麦纪念塔矗立在帝国境内的山峰和高坡——这座几十米高、具有烽火台功能的纪念塔随时准备点燃塔顶上的巨型火炬，向昔日的帝国首相致敬。《柏林画报》在1898/1899年所做的一项“世纪总结”表明，多数读者把“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和重新崛起”视为最伟大的历史事件，把俾斯麦视为19世纪最重要的人。此外，“1806—1812年的法国人占领时期”被人们视为至暗时期，“对法战争以来的几十年”则被视为最幸福的时代。
俾斯麦还是威廉二世和希特勒崇拜的对象。前者虽然罢免了俾斯麦的首相职务，但在心底依然崇拜俾斯麦。他不仅对归隐弗里德里希思鲁庄园的俾斯麦频频示好，俾斯麦死后，他还计划为其举行隆重的国葬，甚至考虑让俾斯麦进入霍亨佐伦家族的安息地柏林大教堂，与其祖父威廉一世毗邻安息。后者将纳粹德国吨位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军舰就命名为“俾斯麦战列舰”，并在新船下水仪式致辞中强调在德国历史上“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名字，因为俾斯麦作为真正的骑士无所畏惧、无可挑剔地缔造了德意志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希特勒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威廉二世被视为问题人物乃至历史罪人，但俾斯麦依然被视为历史功臣和历史伟人。
但创下千秋伟业的俾斯麦为何被奥尔加说成是德国的头号历史罪人？奥尔加的个人经历明显不至于让她得出这一结论。事情的真相在于，奥尔加是一个代言人，她在代替联邦德国的几位知名史学家说话。根据俾斯麦传记作者克里斯托弗·诺恩的观察，“在联邦德国，对俾斯麦的批判性观点从20世纪60年代起成为社会主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几部涉及俾斯麦生平和功过是非的重磅著作陆续问世，如汉斯·乌尔里希·韦勒的《德意志帝国：1871—1918》（1973）、洛塔尔·加尔的《俾斯麦传》（1980）、托马斯·尼佩代的《德国史1800—1918》（三卷本，1983—1992）。这几位学者不约而同地都把德国历史灾难的源头追溯到俾斯麦，将其视为德意志特殊道路的始作俑者。所谓德意志特殊道路，说白了就是一条偏离英法所代表的所谓西方正道的“歪路”。在这些学者看来，俾斯麦的一大罪过，就在于他固守其保守的容克贵族思维，在工业化、现代化快速推进的19世纪竭力打压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进步力量，极大地妨碍了德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韦勒还特别指出，在俾斯麦时代，搞“立宪君主制”不是为了立宪，而是为了确立君主制。因此，加尔甚至明确把1862年9月22日——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的日子看作“最具历史性的一天”，而且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赞同。学者们随即开始探讨俾斯麦与希特勒是否一脉相承的问题。著名作家、史学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甚至用一个响亮的书名给出了答案：《从俾斯麦到希特勒》（1987）。哈夫纳在其书中特别强调，“对英明领袖人物的渴望”和“对政党的厌恶”是俾斯麦留给后世的一笔遗产。
不过，上述学者都是从追踪1933—1945年这段历史的角度去研究和批判俾斯麦的。在他们看来，俾斯麦的影响或者说遗毒一直延续到纳粹德国为止。但是根据奥尔加的说法，俾斯麦将德国人“扶上马背”的“高头大马”还一路跑到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就是说，俾斯麦所开启的德国历史不仅影响了赫伯特和艾克父子，就连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健康成长的费迪南德也深受其害。所以，奥尔加在她最后一封信中写道：“费迪南德是一个好孩子，我很喜欢他，可他有点无趣。他们全这样。他们随时准备进行道德评判，评判过去和现在，尽管他们生活优渥，道德说教又没有成本，他们却自觉无畏，还自视甚高。我希望费迪南德比你和艾克做得更好，但他这一代人照样好高骛远。”这不是奥尔加第一次发表对费迪南德的批评。后者还有如下一则回忆：
“你们支持道德，我知道。”她带着恶意地看着我，“谁进行道德说教，谁就想居高临下，还想舒舒服服。但谁也达不到自己说教的高度，道德不会让你舒舒服服。”
奥尔加对费迪南德的评论的确有些耐人寻味，费迪南德的反应同样耐人寻味。读完奥尔加最后一封信后，费迪南德自然感觉受到伤害，但他很快释然，并认同了奥尔加的看法。为什么？因为费迪南德代表青年时期的施林克，奥尔加则代表人到中年的施林克。奥尔加说的话，其实是施林克所做的自我反思。在施林克看来，“六八一代”的遗风犹在。愈演愈烈的“举报文化”即其中之一。如今的德国，举报对象不再是活着的纳粹及其包庇者或容忍者，而是长眠地下的历史人物。所谓举报历史人物，那就是“用今天的标准评判昨天的行为”。被发现问题的，立刻遭遇污名化，以他命名的街道、广场、学校等公共场所和公共机构就会立刻更名。面对举报风导致的更名潮，施林克不禁感叹道：“今天还可能有特赖奇克大街吗？还可能有兴登堡文科中学或者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大学吗？”
要充分理解施林克这一声叹息，我们可以简要说说他最后提到的阿恩特。阿恩特是19世纪上半叶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与哲学家费希特和体操之父雅恩并称19世纪早期德国民族主义三大教父。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他是最有名的爱国诗人，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爱国诗歌。他还讴歌自由民主、反对封建农奴制。我们中文读者或许熟知他的名字，因为翻译成中文的第一首德语诗歌，不是来自歌德、席勒或者海涅，而是阿恩特创作的《祖国歌》。如今，由于有人举报阿恩特不仅有民族主义和敌视法国的倾向，而且书写了大量反犹文字，冠以“阿恩特”之名已长达76年的格莱福斯瓦尔德大学在2018年决定将其大名撤下。施林克认为，韦勒去论证“推动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和为普法战争做准备的俾斯麦一脉相承”的做法很过分，属于“举报文化”范畴。如是观之，奥尔加炸毁俾斯麦纪念碑的英雄壮举其实是一个戏仿之举，是施林克为戏仿史学界的俾斯麦“千古罪人论”而虚构出来的故事。
必须指出，德国史学界的“倒麦运动”终究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暴，未能影响俾斯麦的公众形象和历史地位。如今，遍布德国的俾斯麦纪念碑和纪念塔依然矗立，以俾斯麦命名的街道和广场依然随处可见。更为重要的是，1997年成立的俾斯麦基金会是德国政府资助的七大政治家基金会之一。这表明，德意志帝国宰相俾斯麦依然作为伟大的政治家与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艾伯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任总统豪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任总理阿登纳以及后来的勃兰特、施密特和科尔总理比肩而立。
五、结语
奥尔加声称，炸了俾斯麦纪念碑之后，人们才会开始反思。可是，人们应该反思什么？我们不妨看看费迪南德从奥尔加这里获得的启发和教益：
每当发生一件我知道奥尔加会觉得“太过了”的事情，我就会想起她。她认为我们大学生抢占了道德高地。若在今天，她会把矛头指向媒体，说他们早已忘记如何拿事实说话，说他们只会通过道德评判制造丑闻。或许，她还会觉得总理府、联邦议会大楼以及欧洲犹太人遇害纪念碑都太过了。估计她会为德国的重新统一感到高兴，但她会认为自那以后的欧洲一体化建设太过了，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太过了。
一切都“太过了”（zu groß）。倘若奥尔加在世，这就是她对德国的历史和文化、过去和现在的全面总结或者说全面质疑。让奥尔加或者施林克产生不满或者疑虑的，已不只是“六八道德激情”和“后六八道德激情”，而是事事都“太过了”的德国文化基因。然而，“太过了”是什么意思？它究竟代表什么文化基因？施林克语焉不详，或者说点到为止。但诸多迹象表明，这是在影射心高气傲又不接地气的唯心主义-理想主义文化基因。这种基因让人追求理想、追求极致、争做第一。19世纪的德国人喊出了“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的响亮口号，20世纪的德国人“出于不谙世事的理想主义而犯下罪过”，21世纪的德国人面对沉重的历史包袱时依然心高气傲，他们不仅坚守孤本论，而且主动认领了20世纪的“第一场种族灭绝”，他们是“历史记忆世界冠军”。正因如此，施林克的心灵之眼才看见俾斯麦把德国人扶上一匹巨型高头大马（ein zu großes Pferd），看见骑马飞驰的德国人忘乎所以、好高骛远（alles zu großes gewollt），看见这匹野马在历史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冲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施林克的小说，可能不是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