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轩，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四部委共建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西南民族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边疆民族问题研究。
摘要：在近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英语世界普遍以Chinese同时指称“中国人”与“汉人”，由此固化了“中国即汉地、中国人即汉人”的认知框架。这一用语传统在遮蔽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多民族结构的同时，也影响了非汉族中国人身份的国际理解。清代尤其是晚清以来，Han由汉朝的朝代名称逐步演变为专指“汉人”的英文族称，其与Chinese在语义及身份认同层面的分化逐渐显现。在这一过程中，在华英文报刊成为Han获得“汉人”族称含义的重要传播场域，中国知识精英亦在这一话语转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至20世纪中叶，Han及Han Chinese已在英文世界中逐渐取代以Chinese指称“汉人”的传统用法。汉人英文族称由Chinese向Han的转变，标志着英语世界中国认知由单一族群想象迈向多民族理解的关键变化，对于厘清“中国人”与“汉人”的概念区分以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国际表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人；汉人；汉族；族称；在华英文报刊
族称并非单纯的语言标签，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知识产物，深刻嵌入权力结构、认知框架与跨文化交流之中。近代以来，英语世界长期以Chinese同时指称“中国人”与“汉人”，这一看似便利的用语实践，实际上将中国复杂而长期存在的多民族结构压缩为单一族群想象，并在国际知识体系中固化了“中国即汉地、中国人即汉人”的理解模式。这种语义合并不仅影响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认知，也在无形中重塑了非汉族中国人的国际可见性与身份定位。
围绕“汉人”族称的起源与演变问题，中文学界已展开了持续而深入的讨论。既有研究指出，“汉人”一称源自汉朝，最初主要指“汉朝人”，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渐获得族群指称的含义。汉亡之后，“汉”作为自称族名的意义一度式微，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以他称的形式存在。关于“汉”是否已在南北朝时期完成族称定型，学界尚存分歧，而较新的研究倾向认为，至唐代，“汉”作为内地州县民的称谓逐渐固定，其作为主体族群族称的意义才得以确立。上述研究从不同侧面深化了对“汉人”中文族称起源与演变的理解。相较而言，关于“汉人”这一族群如何在英文世界中被命名、被理解并获得相对稳定的族称，其具体形成机制与传播路径，迄今仍缺乏系统考察。
从知识史的角度看，族称的形成与转变并非自然演进的语言结果，而是跨文化接触、近代国家观念以及本土主体回应共同作用的产物。随着清朝的建立与巩固，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政治共同体的现实日益凸显，但英语世界有关中国的知识框架却在相当长时间内滞留于早期形成的“汉地—汉人”模式之中。正是在这一持续累积的认知张力中，Han逐步由朝代名称获得族称意义，并开始与Chinese在语义与身份认同层面发生分化。这一变化既反映了英语世界内部中国认知结构的调整，也折射出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在国际话语场域中对自身身份与国家结构的主动阐释。
考察Han作为“汉人”英文族称的形成与传播，不仅有助于厘清Chinese、Han及其相关术语在不同时期的语义边界，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近代以来围绕“中国是什么”“谁是中国人”的知识建构过程。这一过程发生在语言、媒体、翻译与政治思想的交汇处，对于理解近代思想转型、族群分类逻辑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国际生成机制，具有超越个案的启发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将利用近代英文报刊、相关著述与辞书材料，系统梳理Han如何由朝代名称演变为指称“汉人”的英文族称，并探讨英文语境中有关“汉人”“汉族”等术语的演进逻辑。
一、Chinese等同于汉人：英语世界对中国与中国人的早期认知
近代欧洲早期西方人对中国（China）的认识始终局限在长城以南。成书于16世纪晚期的《中华大帝国史》中，作者西班牙人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1540—1618）就认为中国的疆域只限于长城以南15个省，亦即明代的两京十三省，中国人/汉人（西班牙文：los chinos）居住于这些地方，长城以北则不属于中国，而是由鞑靼人（西班牙文：los tártaros）占据的鞑靼利亚（西班牙文：Tartaria），中国人/汉人修建长城的目的是抵御鞑靼人侵扰。在门多萨看来，所谓的中国即长城以南的汉地，而中国人即汉人。这个观点被同时代去过中国的欧洲传教士所接受。在中国传教28年的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就认为，中国（拉丁文：Sinae）的疆域东到大海、南到海南岛、西到云南、北到长城，其主要的敌人是长城以北的鞑靼人（拉丁文：Tartari），而在中国西部更靠南的地区，崇山峻岭环绕，也有几个邻国（拉丁文：regna finitima），中国人/汉人（拉丁文：Sinae）不太在乎它们。即使是在中国经历过明清易代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在其《鞑靼战纪》一书中所传递的中国观仍与门多萨、利玛窦无太大差别。卫匡国将鞑靼人（拉丁文：Tartari）分为西鞑靼人（拉丁文：Tartari Occidentales）和东鞑靼人（Tartari Orientales），前者即蒙古人，而后者则是满人，这些鞑靼人与长城以南的中国人/汉人（拉丁文：Sinae）分属不同民族（拉丁文：natio），所谓明清易代实则是东鞑靼人征服中国（拉丁文：Sinae）。清初一些西方传教士并没有因为明清易代就把中国与鞑靼视为统一的国家，鲁日满（Francois de Rougemont，1624—1676）在《鞑靼中国史》中就把顺治帝称为鞑靼（拉丁文：Tartaria）和中国（拉丁文：Sinae）两国的皇帝（拉丁文：imperator），并且始终用“鞑靼人”（拉丁文：Tartari）这一术语称呼满人，不认为他们已成为中国人（拉丁文：Sinae）。近代欧洲早期的西方人之所以把中国和中国人分别限定为长城以南的汉地和汉人，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到过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探险家发现当时明朝实际控制的疆域局限于长城以南；二是这些西方人主要到访的是中国沿海地区及东部城镇，缺乏对内地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深入了解，同时他们当时所能接触的汉文书籍往往存在着将“汉地”等同于中国的中原中心主义色彩；三是受当时在西方已经流行的国家（state）与民族（nation）捆绑的思维框架影响。
近代欧洲早期形成的中国（China）即汉地、中国人（Chinese）即汉人的观念通过跨文化知识流动也很快传播到英文世界。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在1735年出版了《中华帝国全志》，次年被译成英文出版。杜赫德书中所传递的中国观与之前的西方传教士、探险家并无太大差别，只是他对鞑靼利亚（法文：la Tartarie;英文：Tartary）有了更为细化的描述，满人居住的东鞑靼利亚称为中国鞑靼利亚（法文：la Tartarie Chinoise；英文：Chinese Tartary），并把鞑靼人（法文：les Tartares；英文：the Tartars）细分为西部蒙古人（法文：les Mongols Occidentaux;英文：Western Monguls）、鞑靼满洲人（法文：les Tartares Mantcheoux;英文：the Tartar Mantcheoux）、西番（法文：les Sifan ou les Tou fan;英文：Sifan or Tou fan）、青海鞑靼人（法文：Tartares de Coconor；英文：the Tartars of Coconor）、夷人（法文：les Lolos；英文 Lolos）、苗人（法文：les Miao Sse;英文：Miao Ssee）等民族（nation），区别于居住于内地十五省的中国人/汉人（法文：les Chinois；英文：Chinese）。
当然，伴随清朝的统治日渐巩固，部分欧洲知识精英也意识到将汉地完全等同于中国是有问题的。事实上，17世纪中期，欧洲人眼里属于鞑靼人（the Tartars）的满人进入了长城以南，满人统治者既是中国鞑靼利亚的统治者，也成了中国的皇帝，这就是说中国鞑靼利亚（Chinese Tartary）与中国（China）应该同属于一个帝国（empire）。针对这种情况，英国人托马斯·萨尔门（Thomas Salmon）1752年在《寰宇旅者》一书中提出了Proper China（中国本部）概念，用于指称原先西方人眼里的China。在萨尔门看来，所谓的“中华帝国”（the Empire of China）或“中国”（China）已经与以往的“中国”概念有所不同，前者包括中国鞑靼利亚和所谓的中国本部（Proper China）——长城以南的十五个汉地省份。尽管如此，萨尔门认为，在民族属性方面，中国人（Chinese）和鞑靼人（the Tartars）并没有因为中国本部（即原先的中国）与中国鞑靼利亚统一而改变，他们还是属于不同的民族，因此，萨尔门在书中展现的仍是中国人即汉人的观念。
可以说，萨尔门实际上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中国人/汉人（Chinese）是其中最大的民族。这种观点被后来英国很多汉学家所接受。19世纪英国著名的汉学家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在他1836年出版的著作《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的概述》中认为中国人（the Chinese）和满人（Manchows）属于两个民族（nations），并称中国人为“中华民族”（the Chinese nation），称满人为“一个人数极少的小民族（nation）”。他书中所说的“中国人”（the Chinese），其实是指汉人，而非涵盖汉满蒙回藏等更大民族范围的中国国民。到了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1912年出版《中国与满人》一书时，作者依旧将满人（the Manchus）和中国人（Chinese）视为两个民族，还是把中国人（Chinese）的内涵仅限于汉人。
清朝建立以来，统治者一直致力于构建一个包含多民族的中国人认同，不仅统治者自身以中国人自居，也努力将清朝治下的非汉人群体陶铸成中国人。清朝的这种认同建构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黄兴涛就指出，至少从康熙时代起，满人高层已经逐渐习惯于认同“中国”并自称“中国”，满人属于“中国人”以及包括“满洲”在内的所有大清国土都是“中国”一部分在康乾盛世时期已成为官方常识。也就是说，当英语世界的主流认识仍抱着中国人即汉人的观念不放时，中国人自身的认同观念正在或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旧有的观念已跟中国的客观现实脱节。
二、从朝代到族称：Han 在英文世界中的出现与定型
在18世纪，学习过中国历史的英文读者应该对Han这一术语不会陌生，它主要是作为“汉朝”的意思而存在。在英文版《中华帝国全志》中，杜赫德称Han为中国的第五个朝代，并花了不小篇幅介绍了它的历史。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发行的各类英汉字典中，Han也主要以汉朝这一朝代名出现，间或指涉古代朝鲜的三个部落“三韩”，抑或用于汉人“韩”姓。当时一些来华传教士还注意到中国民间社会所使用的“汉儿”“汉子”等术语，如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五车韵府》里就把“好汉子”翻译为a good son of Han，使得Han与人或人群联系起来。不过，就民族或族群意义上的“汉人”来说，这些字典基本上都是将之译成Chinese或 a native of China。在翟理思编撰的《华英字典》“汉人”词条中，还特意注明汉人（Chinese）是相对于满人（Manchu）而言的。至于“中国人”的英译词，这些词典中主要是用Chinese，也有用Chinaman等。而关于Chinese的释义方面，近代发行的各类英汉字典基本认可其具有“中国人”“汉人”之意，此外一些字典也会在“中国人”“汉人”之外再增“唐人”“华人”之意。可以说，直到20世纪初，后来有别于“中国人”（Chinese）的“汉人”（Han）英文术语并没有被英语世界广泛使用，当时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汉人”，在英语世界里几乎都是以Chinese的面目出现的。
尽管近代欧洲主流英语世界基本会使用Chinese来表述“中国人”和“汉人”，但以Han来指称“汉人”的相关零星记载还是存在的。笔者查阅英文文献发现，1743年—1747年间出版的一本名为《航海与旅行新编》的英文书提及中国北直隶的城市时，就使用了“汉族第一位皇帝”（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Han race）这种表述，这是Han作为“汉人的”这一形容词来使用的较早记录。《泰晤士报》则在1841年9月的一篇文章使用了“汉奸”［a traitorous Han（Chinese）］一词，是英语世界较早使用Han来指称“汉人”的记录。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在华英文报刊开始使用Han来指称“汉人”或“汉人的”，成为Han从朝代名演变成族称的重要转折。创办于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1896年9月刊登了一篇关于四川雅州的报道，使用了the Han race（汉族）概念。文中说：“穆斯林躲进了四川先民占据的丘陵地带。他们是朴素、勇敢和好战的民族（people），并且讨厌汉族（the Han race）。”文中没有对the Han race进行明确定义，可能只是Chinese概念的同义词替换。《北华捷报》1901年7月刊登了一则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新闻，指出义和团运动的一些新派别采用了与先前旧派别不一样的新口号：“灭洋扫教剿清兴汉”这个新口号的汉文原文并没有找到，参考当时义和团普遍使用的口号，文中的the Manchus dynasty应是指清，而the Han(Chinese)dynasty则是指汉。《北华捷报》的记者在“汉”的音译Han之后加一个括号的Chinese，本意应该是指这个“汉”是汉人的（Chinese）王朝，以跟“清”代表的满人的（Manchu）王朝对应，但无意中却让作为朝代名的Han与汉人族称产生了关联。
数年后爆发的辛亥革命进一步促进了在华英文报刊频繁使用Han来表示汉人族称。清末革命派极为重视汉人民族主义话语建构，其宣传文书通常用“汉人”“汉人种”等口号术语来团结国内汉族同胞推翻清朝统治。为了扩大宣传，革命派也会投书《北华捷报》等在华英文报刊发表此类宣传文书或信件。1911年10月28日，《北华捷报》刊登了一封信的英文翻译件，该信本是写给一位清朝高官的，希望后者站到革命一边推翻清朝，信中两次出现Han用作“汉人”的形容词形式：“意识到这些并对未来前景抱着较大信心，我已经跟我们的军队发誓并宣布恢复汉土［the Han（Chinese）Territory］、废除帝制、建立民国、维护世界和平……我希望你发布命令，我会服从这命令，带领我们的汉族（the Han Clans）兄弟到城外欢迎我们英雄的到来。”同日，该报还刊登了来自革命派的名为《致大汉子孙》的宣传文书，声称：“所有汉人兄弟（All Han Brothers）应该知道革命派起事是为了拯救人民并惩罚罪恶。满人政府……视我们汉人（our Han people）如粪土。”1912年5月，《北华捷报》还刊登了一则读者来信，信中说：“《北华捷报》4月13日那一期一位中国作者成功吸引了你们对更早一期出现的极端错误陈述的注意……那位作者认为客家人来自更远的北方，是纯种的汉族（pure Chinese stock），这一观点非常容易验证，成功地反驳了之前的观点。但我认为他的一些说法是错的，他说Wang Jeh先生因为认为客家人（the Hakkas）不是纯种汉族（Han stock）而遭致教育委员会批评。”以上几处Han的使用，均强调了其“汉人的”之意，然而译者尚未把Han与Chinese进行区分。比如“汉土”一词，“汉”虽然译为Han，但仍通过加一个括号Chinese的方式让读者明白，所谓的Han等于Chinese。而关于客家人的那封信，文中同时用了Han stock和Chinese stock，实际上两者要表达的都是“汉族”之意。
不过，既然Han的“汉人的”含义出现了，那么从有利于逻辑更为自洽的身份认同话语体系形成这个角度来说，Han与Chinese的区分将会是必然的。1917年6月，英文报刊《京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讨论了当时“保皇派”的分裂：“对于保皇派来说，存在着严重的分裂。康有为希望满人做立宪君主，而他的学生梁启超则想要汉人（有别于满人的中国人）之子当皇帝。”此处的“汉人”是一个名词，原文用了Han，“有别于满人的中国人”的英文原文是Chinese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Manchus。这种英文表述给了读者更大的理解空间，Chinese既可能是等同于作为“汉人”的Han，也可能是包含了Han（汉人）与the Manchus（满人）的“中国人”。如果是第二种理解，则意味着有别于Chinese的“汉人”英文术语Han出现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至少我们可以说，Han作为汉人族称之一此时已经出现在近现代中国英文报刊中了。此后，在华英文报刊的文章中不时出现作为名词“汉人”之意的Han，如《北华捷报》1927年6月一篇关于中国基督教的文章：“图片中，在耶稣前面分别有带有红、黄、蓝、黑和白色的五个小孩，对应中国国旗上面的五种颜色，象征五族：汉人［Han（Chinese）］、满人（Manchu）、蒙古人（Mongolian）、回回（Mohammedan）和藏人（Thibetan）。”在华英文报刊使用Han作为汉人族称的做法也影响了更多精通汉英双语的知识精英。美籍传教士、汉学家毕范宇（Frank WPrice，1895—1974）在翻译孙中山1924年《三民主义》系列演讲时，便曾以Han来指称孙原文中的“汉人”。民国时期的教育家李培恩则在翻译孙中山著述时，也曾用Han来指称“汉人”，而且在个别句子中有意识地用the Chinese nation翻译“中国人”，如把“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8页。译为So we can say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is formed almost wholly of Hans，从而对“中国人”（Chinese）和“汉人”（Han）进行了一定区分。不过总的来说，毕范宇与李培恩对孙中山著述的英文翻译仍未严格区分“中国人”与“汉人”，大多数时候还以Chinese同时指称原文中的“中国人”与“汉人”。
到了20世纪40年代翻译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时，译者王宠惠对“中国人”与“汉人”的英文译词进行了严格区分。王宠惠使用Han专指“汉人”，以Chinese来指“中国人”，突出了两者之间明显的包含关系，亦即“汉人”（the Hans）与“满人”（the Manchus）均是“中国人”（Chinese），属于“中华民族”（the Chunghua nation）。处理“中国人”与“汉人”英文译词的逻辑此后也被《中国之命运》的另外一个英文译本所继承。之所以王宠惠以及其他英文译者会在翻译《中国之命运》时使用Han来专称“汉人”并严格与Chinese（中国人）进行区分，应该与原著作者在书中明确表达了“中国人”和“汉人”属于不同层次认同有关。
汉人族称Han出现之后，进一步发展出了Han Chinese这一当代英文世界普遍使用的“汉人”术语，而这很可能是演化自Han（Chinese）。诚如上文所提及的，Han（Chinese）自清末起就被在华英文报刊用于表示“汉人”或“汉人的”。这一表述在民国常被使用，除了《北华捷报》1927年6月一篇关于中国基督教的文章用过Han（Chinese）指称“汉人”外，《密勒士评论报》1935年6月在报道时任立法院院长孙科西北之行时也用过，文中说：“尽管存在民族差异（racial differences），青海的汉人［the Han（Chinese）］、蒙古人（Mongols）、回回（Mohammedans）和藏人（Tibetans）和平与宁静地生活在一起。”显而易见，此处的Han（Chinese）意为“汉人”。到了1949年11月，《密勒士评论报》一篇题为《中国最大的省份》的文章中，将Han（Chinese）的括号删去，直接用Han Chinese指称“汉人”，文中提及新疆当时的人口状况说：“新疆人口大多数要么是维吾尔人［Turkis（Uighurs）］要么是哈萨克人（Kazakhs），而不是汉人（Han Chinese）。”
Han Chinese相对以往中国各民族英文族称而言，是比较独特的。Han Chinese采用了合成词形式，从构词上来说，既可以认为是强调了汉人（Han）的中国特性，也可以认为是明确了汉人（Han）是中国人的一个民族或族群。但这种构词法对于当时的英文世界应该不会太陌生。早在19世纪晚期，美籍华裔报人王清福（Wong Chin Foo）就创办了《华洋新报》（The Chinese American），提出了“华裔美国人”（Chinese American）概念，力争在美华人能够被当作美国人平等对待。可能这是Han Chinese出现之后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一个原因。《泰晤士报》在1950年一篇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文章中就使用了Han Chinese指称“汉人”，“Chinese Policy on Minorities”The Times,August 26,1952.并在之后涉及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报道中屡次出现。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一些知名学者也接受以Han Chinese指称“汉人”，并与“中国人”（Chinese）进行区分。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在他的多部著作中，都使用了Han Chinese。中国史和中亚史专家傅礼初（Joseph Fletcher,1934—1984）在其为《剑桥中国晚清史》所撰写的《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一文中大量使用Han Chinese来指称“汉人”。这些国际知名学者的背书，进一步推动了Han Chinese概念在英文世界的传播，成为当下国际社会所认可的汉人族称。
三、重新分类“汉族”：英文“汉族”术语的历史转型
解决汉人族称Han的出现与发展之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另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即“汉族”英文术语因为Han（汉人）的出现而产生了哪些变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梳理英文中原先用于表示“汉族”的常用术语：the Chinese nation,the Chinese race和the Chinese people。在近代欧洲早期，西方人对“中国人”（Chinese）的理解即生活在长城以南的汉人，而“中国人”或“汉人”作为一个民族（nation）的观念在当时也已存在。英国人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1690年出版的《杂集》一书中就有这样的描述：“the Chinese Nation的两个伟大英雄是伏羲与孔子……”尽管我们可以将这里的the Chinese nation理解为“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但就其内涵而言其实只是“汉族”或“汉民族”。在近代欧洲早期的英文世界，the Chinese race也常被用来指称汉族。托马斯·萨尔门（Thomas Salmon）就曾在他的一本书中使用过该术语：“汉族（the Chinese race）皇帝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但现在的鞑靼皇室每月会在人民面前出现四次。”除了以上两个术语，人们往往会忽略掉在近代欧洲早期the Chinese people也可以被理解为“汉族”。我们当下在汉语中常会把people译为人民，但这个术语在英语里其实也有文化共同体的族类含义。The Chinese nation，the Chinese race和the Chinese people在近代欧洲的英文世界都是常用术语，另外也有一些不常用的英文术语可以指称“汉族”，如the Chinese nationality和the Chinese stock。《泰晤士报》的文章曾使用过the Chinese nationality一词，但相较于“文化共同体”，英语中的nationality一词含义在现当代更偏重“国籍”，因此以the Chinese nationality来指称“汉族”的现象较少。The Chinese stock作为“汉族”英文术语则更少见。随着19世纪以来一批西方传教士、商人等在中国创办英文报刊，并在有关中国的报刊文章中使用以Chinese为中心的“汉族”概念，这几个术语也传播到了中国。不过由于Chinese内涵不断扩大，无论是用the Chinese nation，the Chinese race还是the Chinese people来指称“汉族”或“汉民族”其实都已脱离实际。
随着汉人族称Han的出现，在构词中以Han代替Chinese形成“汉族”英文术语成为一种趋势。Han和race形成the Han race即这种构词新趋势中的一种。The Han race本身出现得也较早，至晚在18世纪中期即已出现，上文提及的《航海与旅行新编》一书中就使用了“汉族第一位皇帝”（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Han race）这种表述。当然，以race（种族）加在具体族名后形成“某族”的称谓并非“汉族”独有，晚清时期在华英文报刊也会以the Manchu race指称满族，以 the Mongolian race指称蒙古族。实际上，在华英文报刊所使用的“种族”话语对清末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促进了现代汉语中“满族”“汉族”“蒙古族”等称谓的形成。更有意思的是，“种族”话语对“五族”概念的英译似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五族”在时人中也被称为五大民族，但清末民国时期，“五族”中的“族”并没有译成nation，而是译成了race。“五族”概念最初的翻译者可能意识到“五族”话语中的“族”并非指拥有主权国家的国民政治共同体，而是具有相同血缘或血亲关系的群体，即这些“族”并非nation而是race，于是借用了在华英文报刊普遍在使用的“种族”话语，将“五族”译成了five races。
辛亥鼎革之后，the Han race逐渐作为有别于Chinese（中国人）的“汉族”之意更为频繁地出现在《北华捷报》的部分文章中，比如1912年6月的一篇文章，作者说：“先前，满人（the Manchus）单独统治，摧毁国家的过错不应该由全体人民承担。但现在，我们都在政府里了，那么全体汉族（all the Han race）也必须承担这个过错。”作者认为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已经不单单由满人（the Manchus）统治，汉人也在政府里，所有汉族也要承担政府运作及其后果的相应责任，作者似乎已经意识到the Han race（汉族）并不等于Chinese（中国人），而是与the Manchus（满人）同属于Chinese（中国人）。
而随着“五族共和”观念在民国初年的普及，也促进了一些懂英文的中国知识精英主动运用the Han race概念来称呼汉族。《北华捷报》1913年9月刊登一封读者来信颇有代表性，信中使用了汉族（the Han race）、民族平等（equality of race）等概念。
在清末民初的英文报刊中，“五族”中的“汉族”往往会被翻译成Chinese，如《北华捷报》1912年2月17日公布了清帝退位诏书的两个英文版本，将原文中的“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分别译为but still with the complete integrity of the territories of the five races of Manchus,Chinese,Mongols,Mohammedans and Tibetans combined,forming a Great Republic of China和thus forming a great Republic by the union of Manchus,Chinese,Mongols,Mohammedans and Tibetans。两个英文版清帝退位诏书中的“汉”都译为了Chinese，而“汉人”与“中国人”的英文译词没有区分，不利于建构包含多民族的中国人认同。Wong Pah-Wei应该就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在翻译“汉族”时，用了the Han race，如此一来，包括满、汉、蒙、回、藏五族的“中国人”便可以专用Chinese一词。在此之后，the Han race成为民国时期在华英文报刊在表述“汉族”时使用的一个重要术语。
除了the Han race，the Chinese people的变体the Han people 至晚在民国初年也出现了。英文报刊《北京日报》1914年4月有一则报道提道：“已发布的声明非常像那些在辛亥革命爆发时发出的反满（the Manchus）声明。‘白狼’称自己是‘汉族（the Han people）和中华民国伟大的导师与捍卫者’。”考虑到文中出现的族名只有Manchu和Han，且people本身也有人们共同体的族类之意，因此将the Han people理解为汉族是可以的。次年，《北京日报》在一篇关于新疆教育的文章中再次使用了the Han people一词：“清末，新疆只有一所由土尔扈特亲王为蒙古男孩（Mongolian boys）所建的私立学校。北疆的绝大多数小学是为汉族（the Han people）而建，但也有大量由哈密亲王和吐鲁番亲王为回回（the Mohammedans）建的学校。”《北京日报》之后，其他一些在华英文报刊也开始使用the Han people概念。《京报》1917年2月报道了制宪会议中关于国教问题的讨论：“引入该条款的代表说，除了汉族（the Han people），中华民国宪法也应对其他民族（other groups of people）的宗教作出规定。”看得出，这篇报道的作者是将“五族”中的“族”译成了people，同时，作者在文中还提出了“中国人民的五大家族”（the five great families of the Chinese people）概念，实际上明确了五族与中国人民（the Chinese people）的关系，即包括汉族（the Han people）在内的“五族”同属中国人民（the Chinese people）。
The Han race和the Han people作为“汉族”英文术语都是替换自the Chinese race 和the Chinese people，而作为在新中国成立后用于指称“汉族”的the Han nationality则不能简单说它是由the Chinese nationality改造而来。作为“汉族”之意的the Chinese nationality在英文世界中的使用相对较少，清末民国时期在华英文报刊几乎没有使用过该术语来指称“汉族”。事实上，以nationality称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中的“族”与“民族”更多地应是受苏联民族话语的影响。英文中称为nationality的术语，俄文为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民族），在苏联的民族话语中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指阶级社会产生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人们共同体，包括了民族（нация）、部族（народнoсть）、民族集团（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группы）。在科学文献、正式文件和日常生活中，该词通常被用来指苏联公民的民族身份。当用来表示民族、部族、民族集团之类的人们共同体时，它是具有集合名词性质的术语。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之一的民族院（Совет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用的就是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的复数，该院代表选自苏联的各民族、部族和民族集团。Francine Hirsch,而苏联早期处理非俄罗斯裔民族事务的政府机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Народный комиссариат по делам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用的也是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一词的复数。中国共产党在建构民族话语时，对这套话语进行了学习和改造，没有把国内各个民族按照人口多少或发展程度高低继续分成民族（нация）、部族（народнoсть）、民族集团（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группы），而是统一称之为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民族），也就是英文中的nationality。《密勒士评论报》1949年10月8日发布了由新华社翻译的《共同纲领》，即把文件中的国内各个“民族”译成了nationlaity。同年11月5日，《密勒士评论报》发布了《新政府官员名单》，其中“民族事务委员会”被译成了the Commission of the Affairs of Nationalities，并出现了Yi nationality（彝族）、Miao nationality（苗族）、Kazakh nationality（哈萨克族）等术语。此后半个世纪，nationality成为新中国称呼国内各个“民族”的官方英文术语，而中国的英文出版物中，“汉族”的英文术语基本统一为the Han nationality。直到21世纪初，伴随着中国和主流英语世界的交往日深，国家民委担心使用nationality称呼国内各“民族”容易引起英文读者误解，因此将各个“民族”英文译名改成了英文世界当时使用较多的ethnic group，“汉族”则由the Han nationality变为了the Han ethnic group。
汉人族称Han传播开来之后，原先用于指称“汉族”的the Chinese race，the Chinese people，the Chinese nationality，the Chinese stock均发展出了相对应的术语the Han race,the Han people,the Han nationality及the Han stock。The Han stock曾出现于上文讨论过的《北华捷报》关于客家人与闽南人的文章中，其与另一个“汉族”英文术语the Han clan一样，都极为少见，后者在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英译本中曾出现过，因两词极少使用，在此不作专门讨论。但the Chinese nation却没有演变成the Han nation，这可能跟nation本身的含义有关。nation一词虽有“民族”之意，但同时也可指“国家”，在近代历史上被称为nation的群体，通常是指拥有国家的民族。汉族作为中国境内其中一个民族，并不符合称为nation的条件。
结 语
Han逐步取代Chinese成为指称“汉人”的英文族称，并非一次性的语言更替，而是伴随近代中西接触不断深化而展开的长期知识重组过程。这一过程显示，族称的演变往往发生在跨文化传播的前沿地带——在华英文报刊、翻译文本与公共舆论空间中，语言选择既回应现实政治结构，也塑造认知秩序。更为关键的是，这一转型并非完全由外部观察者主导，中国知识精英在其中的主动参与，使族称调整成为一种自觉的身份表达与话语重构实践。
从更一般的层面看，Han与Chinese的分化标志着英语世界关于中国的知识范式开始松动。以往将中国简化为单一族群国家的叙述模式，逐渐让位于对多民族结构的承认与解释。这一变化不仅是术语层面的修正，更意味着对“民族”“国家”与“族群”关系的重新理解。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汉人英文族称的演变构成了近代全球知识体系中关于中国认知转型的一个关键节点。
同时也应看到，话语转型并非一蹴而就。即便在Han Chinese已成为主流学术用语的当代，Chinese仍时常被用来指称汉人，尤其在历史叙述中尤为常见。这种并存状态表明，关于中国多民族结构的国际认知仍处于持续调整之中。由此观之，“汉人”族称的演变不仅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语言史现象，更是一个持续展开的知识实践过程，其走向仍将深刻影响中国形象、族群理解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在世界范围内的表达方式。
原载于《思想战线》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