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文治先生早年由科举而入仕，曾考察列国，为有世界眼光的近代学人，他将对西方的学习，由器物推及制度。在清廷任职时，他重视工商，倡导实业，多有建树。他的一生与中国两所著名大学紧密相联。主政交通大学时，他根据实际需要调整、设置学科，培育人才，推动了学校向新型工业大学的转型。他在五四运动之后创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办学，造就了众多国学人才，为传续国学做了最踏实的工作。他擅长经学、理学和古文，治学注重返还本原，彰显民族精神，对古文的实际创作与理论探讨皆有贡献。他对历史发展大势的准确把握，对教育的重视，对国学的提倡，都体现了他眼光的超前睿智，这也是他基于对东西方文化的理性审视，对国学的深刻理解与坚定守护。

关键词：唐文治 交通大学 无锡国专 教育 国学

作者简介：陈尚君（1952—），男，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专治唐代文学与文献。

引言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全国震动。

11月3日，革命党人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的师生也参加了攻打清廷在上海统治的堡垒江南制造局的战斗。

11月6日，唐文治作为监督（校长），召集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全体师生在学校大礼堂集合，郑重宣布将校名改为中国南洋大学堂，并勉励诸生“以维持学堂之毅力维持新中国”。

11月11日，唐文治率领全校师生召开剪辫大会，以示支持革命，与清廷决裂。不久又通电全国，要求清帝退位。

唐文治曾任清廷农工商部侍郎，是著名的经学家和古文家，他是清廷高官最早公开支持革命者，被誉为“中国学界革命之第一人”。他的支持革命之举不仅引起舆论风潮，许多旧友甚至因此与他公开绝交。

其实，唐先生身上始终包含两种身份：他是从江阴南菁书院走出来的饱读诗书的传统文人，自幼研习经籍，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27岁时中进士，挥洒翰墨，名重天下；同时，他又是周历世界，通晓近代西方文明与工商发展的先进士人，曾衔命出使，考察列国，又曾任职京师，参与国事。

唐文治先生的一生事功又与中国两所著名大学紧密相联。一所是交通大学，曾是中国最著名的工科大学，20世纪50年代分成上海和西安两所交通大学。唐先生是该校历史上第十一任监督（校长），主管校政达14年之久，为学校的发展和建设费尽心力，绰有建树。另一所就是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20年，即五四运动第二年，当时中国两位对西方政治文化最有研究的学者，转而提倡国学。一位是梁启超先生，五四运动的触发点即缘于他从巴黎发来的一份电文，由林长民公布后引起群愤。梁自欧洲回国后，随即出版《欧游心影录》，倡导保存传统文化与学术。另一位正是唐文治先生。唐先生于1921年辞去校长之职，在无锡创办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这是我国第一所专门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的学校，在三十多年的建校历程中，培养出了众多大师级的学者，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存续弘传功不可没。从肇建到结束，唐先生始终是该校校长，黾勉不辍，辛苦备尝。“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李隆基《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唐玄宗祭拜孔子的这两句诗，也可以说正是唐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

一、游历东西，重视工商

唐文治（1865—1954年），字颖侯，号蔚芝，室名茹经堂，晚号茹经老人。同治四年（1865年）旧历十月十六日生于江苏太仓。

唐先生在其《性理救世书》中自言：“文治十五岁时，先大夫授以《御纂性理精义》，命先读《朱子读书法》，与《总论为学之方》，其时已微有会悟。逮年十七，受业于先师王文贞公（王祖畬，号紫翔）之门，命专治性理学。”⁽¹⁾

另据唐先生《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他十五岁时应童生试，中秀才。十七岁时考乡试，列一等十五名进士，当时的学政是黄体芳。十九岁时读《二程遗书》《朱子文集》，及先儒语录等书。二十一岁时进江苏学政黄体芳创建的南菁书院治经，二十八岁成进士，为二甲一百零五名。⁽²⁾

唐先生的早期经历大致如此，他当时的学术兴趣在宋明理学，尤服膺本地先哲陆桴亭（名世仪）之学说，长于制艺古文。若天下升平，他希为名臣，为儒师，这是他的早年夙愿。

唐文治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壬辰科进士，这一科进士题名堪称龙虎榜，其同年中不乏后来政坛、文坛上的知名之士，如张元济、蔡元培、叶德辉、蒋廷黼，皆一时俊彦。唐先生后入翁同龢家任家庭教师，并受业于沈曾植。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清廷战败，危及津沽，唐先生就有“设有不测，吾当投缳以报国”⁽³⁾的准备。是年十一月，他由翁同龢代奏，上《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折中所列切要施行者凡八条，分别为：宜正人心，别流品；宜务刚断，严赏罚；宜奖气节，去阘冗；宜正官常，破资格；宜拔真才，变科目；宜改武科，用火器；宜联邦交，简使臣；宜塞漏卮，节浮费。另有急于施行者四，曰：置经略，专责任；置兵轮，练水师；行反间，散叛士；安民心，禁妄动。⁽⁴⁾这些皆为切中时弊之言，亟宜实施之策。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唐文治任户部云南司行走。二十二年（1896年），又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二十四年（1898年）初，他上《谨殚血诚以维国脉折》，认为“欧洲各国，耽耽环伺”“俄则谋东三省”“英则谋沿江各省”“德则谋山东”“法则谋广东西”“瓜分之势，已有定局”⁽⁵⁾，指出当时的危急局势，倡言变法图存，摆脱危机。又代沈曾植拟《谨陈管见以固人心折》，认为“民力已竭”“裁兵宜慎”。⁽⁶⁾从这些奏折，均可见他对时势的洞察和对国运的关切。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虽因官职卑微未受影响，但恩师翁同龢被开缺回籍，诸多师友也受波及。其时他曾于公务之暇学习日文，又因与俄交涉的需要学习俄文，每于灯下取中外文书对比之，目力因此大受损伤。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国变，唐文治最敬重的总理大臣许景澄、袁昶因上书言事惨遭杀害，他也避地高丽营。后他在参与对八国联军的交涉，随同办理条约文书的过程中，得以接触对外交涉之机密，也深切体会到弱国外交之屈辱。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5月，户部右侍郎那桐任专使日本大使，赴日为日使馆书记在庚子国变中被杀一事道歉，唐文治作为随员一起随行，并代那桐作《奉使日本记》。⁽⁷⁾此番日本之旅，他们先后至长崎、马关、神户、东京、大阪等地，参观学校、银行、纸厂、银元局、劝工所等处，在日凡33日。唐文治自述在日见闻曰：“日本立国，大抵兄英师德”“一意整理海陆军及工商事宜，骎骎乎日臻富强”“厂肆林立，轨道四达”。⁽⁸⁾这次赴日之旅，开阔了他的眼界，也让他惊叹于明治维新后日本效法欧洲列强，国势蒸蒸日上。可能因为事务繁忙，旅途劳顿，唐文治在日期间左目失明。自日本归国后，唐文治仍供职户部。是年冬天，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他任榷算司主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英王爱德华七世加冕，清廷派庆亲王奕劻子、固山贝子载振任专使英国头等大臣往贺，唐文治作为三等参赞随使英国。使团一行4月11日离京，22日从上海出发，25日抵香港，5月29日达伦敦，6月2日递交国书。后因英王病情加剧，加冕礼推迟，使团留滞英国，英方遂邀请使团各处参观考察，唐文治也得以遍观英国各方面实情。使团又于6月30日往比利时，见国王。7月10日往法国，12日见总统。8月2日离开法国，经大西洋，前往美国，9日抵纽约，11日见总统。复乘车穿行美洲大陆，17日抵温哥华，18日离美洲，跨越太平洋，9月1日抵日本，2日见日本天皇，19日自马关启程归国。⁽⁹⁾

唐文治此次随团出行，参访时间长，足迹遍及欧、美、亚诸国，是名副其实的环球之旅，他也得以充分了解各国现代文明之细节。他代载振所撰《英轺日记》，详尽记录在英国、比利时、法国、美国、日本诸国的见闻感受，为中国近代海外行记中所涉层级最高、叙述各国国情政治最充分翔实的著作。此书以载振名义刊布后，轰动一时，当时民间艺人甚至据以改编为《京话演说振贝子英轺日记》。

《英轺日记》对欧亚美洲各国的记述，多有新国人耳目之处。如云欧洲全境“列国十数”，历史上虽曾有猜忌仇怨，甚至大动干戈，而今则“如历法也、学堂也、兵制也、轮船也、铁路也、银行也、商务也、邮政也，皆其同焉者也”，制度上趋于一致，走上富强之路。其所用之物，所行之法，“历法纪年始于罗马，学堂程课、铁路置轨始于英吉利，汽船行海、舟师出征始于美利坚，银行规制始于荷兰，航海通商始于葡萄牙，邮递印票始于法兰西”，这些善政利器，由不同国家首创，但各国用之并无芥蒂，“一国为之倡，而各国相继效法，精益求精”，“群相推演，万国同风”，“无有彼此畛域之界，更无有猜忌仇怨之情”。天下一理，中西相通，唐文治在这里说的是他国，映照的是自身，中国要自立于世界，也须摒弃天朝上国的心态，转向西方强国学习。

值得注意的是，唐文治突破了近代以来国人对西方仅是“师夷长技”的观念，而将师法的范围推广到西方的各项先进制度。例如对于法国，既记述法兰西立国大略、法国大革命史，又论列其议院制度、财税制度、官制、兵制、海疆管理、商务进出口管理、铁路、邮政、矿务、学校、教育等，举凡国家的各个方面，皆在其考察之列，其所关注的对象，已从器物延伸到制度。

对于美国也是如此，不仅记述华盛顿的创国功业、南北战争，还详论美国的立国制度，上下院制度，国务院及财政部、兵部、海军部、法部、邮部、内部（内政）、农部的职官制度、学校制度，并由衷叹道：“美国自主后，益求完密，蔚成大国。”美国在独立建国之后，各项制度日益严密完善，这才使其能一步步成为寰中大国。他是由表及里，探究到美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的制度内因。

他在观察西人火车铁道的设计建造时，进一步推及西方的社会治理：“西人于火车轨道，既测地平，更取直线。每过山阻，则穿山通道，以砖石环其上如桥形。其开时工本虽大，而行车直捷，惜时省煤，积久计之，所省甚巨。其行事通盘筹画，以羡补不足，大率类此。”铁道建造，工程浩繁，而西人能综合考虑，精心设计建造，开始时看似投入巨大，但是建成之后迅捷省时，实长久获益。这种统筹兼顾的做事之法，正为中国所欠缺，“以羡补不足”，用他国的长处，来补充矫正本国的不足，这正是中国所当效法学习的地方。从这些均可见他对世界强国的重视，取法他国的决心。

不论是英国、法国、比利时还是美国、日本对教育的重视，都让唐文治赞叹不已。他对英国学校、教育的考察尤为详细，记全英国有大学67所，中小学

3万多所，教师14万多人，大学生3万多人，中小学生555万人，全年官学费973万英磅。从这些翔实的数字，可见他对英国教育的深度关注。英国能以区区三岛之地一跃而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与其先进的教育制度分割不开。他另记参观伦敦大藏书楼（即大英博物馆附设图书馆），看到楼中书架累计长达33英里，收藏各国古今图书300多万种，其中东方书籍又分中、日两大部，中国古籍虽不尽备，但已有十之七八。这两处仅言英伦，而未及中国，但结合当时中国的实情，不难见出他对中国文教落后的隐忧。

书中另记使团一行所见的比利时国王，虽已年届七旬，然“学问渊粹，著作裒然，盛暑严寒，手不释卷，可谓好学也已”，作为一国之君，而依然有学者（书生）气质，诚为难得。对于日本，唐文治认为“日本立国，首重宪法”“要其宗旨，则定主权之所在，定人民之权利、义务，定主权之关系及权限，盖一国之大本大法于是乎立”。这也见出他对法治的推重。

让唐文治惊异的是，当时的法国竟新订章程，不准教会人员在学校里担任教席，这也不禁让他慨然而思任何宗教在其创教之初实都以守身安分为宗旨，鉴于西方传教活动在中国引发的矛盾冲突，他甚至想到以后中国要与各国就传教之事改立约定，“妥筹善法，务持其平，庶使民教永久相安，闾阎享太平之福”。

通过对英、法、美、日诸国的考察，让唐文治实际认识到教育于一国富强的根基作用。他于后半生完全投身教育，实与这次环球之行有关。他在主政交通大学时的革新措施，以及创办并主持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办学思想，很多也即肇端于此番环球之行。

这次随使欧美的环球之行，让唐文治深受震撼，也触发了他的思考。归国之后，他代撰《英轺日记》，并于序言中称：“方今官守其度，士劝其学，工农商师讲于野，兵技巧家兴于军，百废举廞，作事谋始，日积而月累，固将月异而岁不同。”⁽¹⁰⁾谓中国现在力图自强，各司其职，百废俱兴，坚持不懈，假以时日，将来国势必有大的改观。书中对外国人和事的记述，都贯穿着他虚心学习的心态。他积极努力，试图为积弊积弱的中国寻求自强之道。以邻为鉴，他对中国的前途也抱有极大的希望。

这次出访，唐文治也以其超群的能力得到了商部尚书载振的信任和朝廷的认可，他回国后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先后任外务部和会司员外郎、庶务司郎中，商部右丞、左丞。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任商部左侍郎，在工部归并后为农工商部后，又任署理尚书，实际掌管部事。据今人研究，唐文治在商部任职期间，“始终是商部的主要主政者，实为商部领导层之核心”⁽¹¹⁾。1906年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唐文治又被任命为署理尚书，实际代掌部中事务。

主政商部和农工商部时，唐文治采纳西法，结合国情，多有建树，如设立商会，制订《商律》，推行金本位制，确立铁路商办政策，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铁路建设，甚至鼓励、支持商人、工匠积极参加世界博览会。这些举措均可看出他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观念，转为重视工商业，也反映了清末先进士人借法西人，并欲与西人一争高下的“商战”思想。

二、主政交大，培育人才

1896年，清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奏请在上海开办南洋公学，是为今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成立后，主要因其所属部门发生变动，而几易校名。学校建立之初，隶属于轮船招商局和中国电报总局。1905年，南洋公学划归商部，改名为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1906年，学校改隶邮传部，校名也随之更名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1907年，唐文治以邮传部大臣身份，出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校长）。南洋公学自建立后的十年间，监督（校长）先后换了十人，且这些人很多也仅是挂名而非实际莅校视事。唐文治到校后，不仅任职的时间长，而且躬行践履，使学校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具备了近代工业大学的规模。

唐文治主政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虽由一系列意外事件促成，然也是其“为国育才”的信念使然。1906年底，他因母亲病逝而丁忧去职，回乡居丧，按当时官场惯例，他须守孝三年以尽哀。当时的农工商部尚书载振非常器重唐文治，倚之为膀臂，希望唐文治服丧数月后即回部视事。不料1907年载振因被人告发受贿而引咎辞职，此时邮传部尚书陈璧邀唐文治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校长），唐文治家本太仓，紧邻上海，因此同意守丧期间就近到上海担任教职。唐文治此番抉择，固有鉴于当时的官场风波，一直信任他的载振因劾去职，让他感到宦海难料。另外在京任职期间，他虽娴于事务，努力施行，却受到多方掣肘，难有作为，他对清廷的腐败无能也有透彻的了解。再有此前游历各国时，英、法、美、日诸国对教育的重视，更是让他记忆犹新。中国传统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师”的思想，也使他将培育人才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因此，当陈璧邀约时，他欣然应允，将自己的教育理想付诸实践。

唐文治认定“办理学务以筹款为第一要义”，要办好学校，首先要有一定的经费保证，为此他用心谋划，多方筹集，到校履任后，首先就咨文学校的主管部门邮传部，落实常年办学经费。盛宣怀在倡办南洋公学之初，就规定办学经费半由商民（即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总局）所捐，半由官助。此时唐文治再次提出此议，敦请“轮、电两局岁捐银十万两”，可谓顺理成章。户部掌管户籍财经，为全国财赋谋划汇总之区，唐文治曾任户部北档房总办，对全国财政状况多有了解，又曾任职商部和农工商部，熟悉经济，交游也广。他充分利用自己的特长和人脉，想方设法为学校筹措经费。如除轮船、电报两局外，另从京奉、京汉这两条铁路的营利中，为学校划拨经费。另他采取“联合培养”的形式，每年为江苏、浙江、福建、广东4省每省培养学生40人，4省也酌拨经费支持学校。他还清理旧账，开源导流，盘活学校所持汉阳铁厂的股份，让学校增加收益。这些措施切实可行，在唐文治的一番振作维持之下，高等实业学堂的经费得到保证，各项工作得以施展，成效显著。

唐文治掌校后，更对学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一贯主张“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之前他在工部、农工商部任职，是兴办实业，现在进行学校教育，是讲求实学。以前出国考察的经历，让他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正如他在奏折中所言“兴办实业必先兴教育”，教育是实业的基础。现在他利用主政学校的机会，践行自己的主张，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他根据国家和社会的现实需求，对学校的学科进行调整，停办商科，转向工程教育，新设铁路、电机两个工程专科（大学），不久又增设船政学科，以适应国家发展航海贸易的需要。又根据中国国情，设国文科，把国文作为主课，与理工科课程并重。同时也重视西文教育，在正课之外添设西文补习课。逐渐完善专科（大学）、中学和小学的配制，使学校形成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序列。在教学上，他聘请詹天佑等著名专家参与课程设计，聘请西人教员担任教习。不仅逐渐增加留洋归国者到校任教，还重视将本校学生送出国深造，如在得知美国将利用庚款提供华人学生留美的机会后，就及时向学生公布此消息，并积极向上争取名额。经过选拔考试，1909年首批庚款留美学生52人中，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就有14人入选，比例不可谓不高。除了送出去之外，他还在校内引进国外先进经验，直接采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国外名校的教材进行教学。他也十分注重学生的品德教育，提出“以道德端其规模，以规律束其身心”的主张，同时也提倡体育课程，并亲自主管体育，让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均得到锻炼和提高。这些措施都体现了他新颖、超前的教育理念。

唐文治主交大校政14年，在经费、师资、学制、专业、课程设置、学生培养上，对学校进行了改造，推动学校向新型工业大学转型，形成“工学并重”的办学特色，也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他在当时“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潮之下，身体力行，切实推动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三年服丧期满，唐文治本应循例起复，但是他被学校以亟须整顿而“商留”。从这也可看出他已绝意仕进，而以投身教育、培育人才为后半生职事。

唐文治身为清廷官员，却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后，不仅支持学校革命师生的爱国行为，而且带头剪辫，主动与清廷决裂，甚而通电全国，要求清帝逊位。他的老师王祖畬、沈曾植都曾为此对他深致不满，王祖畬子王保譿的日记中就称：“伍（廷芳）、张（謇）、温（宗尧）三人，本不足责，若文治，则素以理学文章持身教人，而丧心病狂，一旦至此，岂人心固不可测度，抑天既厌吾周德，故使士大夫气节之大一扫而空耶！可痛可痛！”⁽¹²⁾同为儒家道德的捍卫者，唐文治与王祖畬、沈曾植都重视伦理纲常，但是“天下大势，浩浩荡荡”，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唐文治选择为国家谋前途，而不为一姓守江山。他晚年在自撰年谱中陈述：“人才不用，国运尽矣，欲保全皇室，不得不出于此。”另引俄国皇室命运为例：“俄国革命，俄王尼可来（按即尼古拉二世）不从，为国人枪毙。孤臣耿耿之心，当可白于天下后世矣。”⁽¹³⁾他痛心于国运的衰微，知道如何选择才是对国家有利，他要求清帝逊位，实是出于保全皇室的目的，也正是其“忠”于清室的表现。后来十月革命后俄国皇室的悲惨结局，益显出他的先见之明。

唐文治读圣贤之书，在清廷为官，不仅受到那桐、载振等满族大臣的信任与赏识，还曾多次得蒙慈禧太后单独召见垂询，他也一直感念清廷对他的恩遇礼待，慈禧去世后，他甚至在上海道署“哭临三日”，自言“感念恩遇，曷胜痛悼”⁽¹⁴⁾。应该说，在他心底，于私，他对清廷是有感情的，但是他更从社会发展的大势，从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出发，弃专制而赞共和，这正是其大公的体现、至正的抉择。清廷对他的恩遇不可谓不厚，但是他也感叹：“恩礼如此，使臣工仆仆亟拜，曷若信用臣言，改良政治之为愈乎！”⁽¹⁵⁾朝廷若能察纳雅言，改良政治，更新国事，那就远胜于给臣子的优渥礼遇。他想将英国、日本诸国君臣一体，上下同心，富国强兵的盛景在中国重现，但是清廷的颟顸顽固终让他倍感失望，因“人才不用”而导致的国运衰微更令他痛心疾首。他是将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的荣辱之上，取国家民族的大利，而舍自己于清廷的私情。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时势不宁，南洋大学堂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有朝不保夕之虞。唐文治为此忧心忡忡，北上赴京，就学校的归属及经费问题与政府协商，向各界求助。经过往返交涉，多方筹措，确定学校改隶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更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校的办学经费也有着落。当时政府鉴于唐文治的才能和名望，有意请他出任工商总长，但他抱定为国育才的宗旨，还是毅然南下回沪，继续投身教育，保存国本。1917年，在学校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上，唐文治回首这段经历，仍多感慨：“最难堪者，改革之际，经济困迫，彼时今日不知明日，本月不知下月，本学期不知下学期，诸生相对凄惶，至今思之犹堪坠泪。”“鄙人接办此校以后，中央议裁小学者三次，议裁中学者二次，议归并土木科者二次，议裁电机科者一次。每当议裁议并之时，鄙人之心摇摇如悬旌，每念及诸生被裁后未知往何处读书，各父兄家属更不知若何忧虑。对于诸生未便宣布，而笔舌力争之余，亦几经下泪，故今日对于诸君子不觉喜极而悲。幸赖大部始终维护，并赖社会诸君子及旧同学互相辅助，尤赖有盛杏荪先生从前积有基本金，稍可支援，卒能转危为安。”⁽¹⁶⁾这里所谓的大部即交通部，盛杏荪即南洋公学的倡办者盛宣怀。在清末民初的风云变幻中，唐文治不仅保全了学校，还为学校赢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1912年，学校改隶交通部后，将铁路科改为土木科，电机科改为电气机械科，以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需要，1918年，学校又增设铁路管理科，开创了工程与管理结合的先河。

唐文治以传统古文家、经学家的身份主管现代工科大学的工作，而且做得非常出色，成为交通大学校史上最具特色、贡献最大的校长，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社会急需的具备现代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人才，这主要得益于他充沛的办学热情，开明的教育思想。他在让学生接受和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同时，还注重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在他眼中，现代科技和传统文化并不矛盾，可互为辅益。他到任次年，即新设国文科，并自任特班教员。他还在附属中学开国学课，亲往授学。当时实业学堂的课程设置，铁路、电机二科有“古文释义”课，航海有“人伦道德”“中国文学”“外国语”课，这些国学与人文课程，与专业课程相互辉映，可见当年唐先生治下的沪上高校，就已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

我一开始是从导师朱东润先生口中得知唐先生的诸多事迹。关于唐先生的教学方法，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是唐先生的古文教学法。据朱先生晚年回忆，唐老师每星期日上午在学校的大礼堂招集部分学生讲授古文，听讲的学生是由唐老师自己挑选的，从专科（大学）部到中学部，每班两名。唐老师的讲授办法也很别致，他从来不解释字句，只是先慷慨激昂或低徊宛转地读几遍，再领着学生共同朗诵。高兴时则拉张凳子坐在学生边上，拍着学生肩膀说：“老弟，我们一道读啊。”朱先生说正是在这一期间，他从唐老师那里，于诵读上，领会古文的喷薄之力、情韵之美。

另一个是学校的国文大会，也就是作文比赛。唐老师刚到学校不久，就举办了国文大会。当时是大学和中学部合办，小学部单独办。朱先生参加了小学部的作文比赛，作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关讥而不征论》，朱先生自认为写得很流畅，也很大胆，最后由唐老师评定，列为第一名，并得到了四元奖金，朱先生随即用这钱买了一套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抄》。这件事启发了朱先生的文章写作，也督促他进取向上。⁽¹⁷⁾我在读书时，还在朱先生家中看到了他当年买的这部书。从这些可见唐先生对国学的重视，以及他的言传身教对学生的深远影响。

另外一件让朱先生感念终生的事是，他1910年夏天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毕业后，因家庭贫困，一度失学，是唐文治校长特地让人给他写信，叫他去上海，并给他支付学费，让他进入南洋公学中学部继续学习。⁽¹⁸⁾见微知著，这件小事也正折射出唐先生对学生的关爱，对人才的呵护。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迅即燃遍全国。唐文治先生忧心国事，本着爱护青年之心，多次电请北洋当局，对于青年学生应“谅其爱国热忱，勿加苛责”。时局不宁，特别是近两年间唐先生目疾加剧，经数度请辞，终获允准，于1920年底辞去校职。他虽不再掌交大校政，但一直未曾忘怀交大，全面抗战期间，他已年逾古稀，双目全盲，但还坚持来交大授课，对菁菁学子付以重托。交大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建礼堂，分别命名为文治堂、新文治堂，并悬挂他所拟的对联：“人生惟以廉节重，世界全靠骨气撑。”唐先生的这对联既是对交大师生的勖勉，也是他自己心志的写照。

三、创建新校，传续国学

五四运动固然带来了新文化、新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但是伴随其中的“打倒孔家店”、摒弃传统文化的过激主张，“《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之类的粗率提法，也难为唐文治所认同。唐先生在《〈国学专修馆十五周纪念刊〉序》中言：“横览东西洋诸国，靡不自爱其文化，且力谋以己之文化，扩而充之，深入于他国之人心。而吾国人于本国之文化，孔、孟之道德礼义、修己治人之大原，转略而不讲，或且推去而任人以挽之。悲乎哉！文化侵略，瞬若疾风，岂仅武力哉？吾为此惧，深恐抱残守阙，终就沦湮。”⁽¹⁹⁾通过对东西方诸列强的考察，他认识到列强无不自爱其文化，且欲推广本国文化，而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反而“略而不讲”，弃若敝屣，两相对比，他深以国人之不悟为可悲。另外他提出列强对外不仅有“武力侵略”，还有“文化侵略”，并揭出其危害，可谓目光如炬。在本国文化危亡面前，他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反而倡言：“欲拯民命，先救人心；欲救人心，先明正学。”⁽²⁰⁾明正学、救人心、拯民命的具体举措，就是以亲身实践来为延传学术做最踏实的工作。

他之辞去交大校职，实有多方面原因。目疾加剧、几近于盲当然是一重要原因，为了交大的发展，他希望能有更专业的人来带领交大前进，也为一重要因素。另外不可否认的是，五四运动后，反传统的思潮席卷全国，中国固有之文化处于被否定之列，作为清醒的智者，他看到了葆有传统文化之重要性，在一片否定声中，他反而迎难而上，转而提倡传统文化。

唐文治卸去交大校职后，接受无锡乡绅施肇曾等的邀请，担任无锡国学专修馆（后改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下简称无锡国专）馆长，既是以之作为自己退居林下、安身立命的场所，也是因他看到了传统文化面临的断裂危机，而以实际行动来延续国学。唐先生言，无锡国专的办学目标，“专以造就国学人才为唯一宗旨”，在当时举世皆兴新学的情势下，这可说是“逆时代潮流”之举。唯其如此，才正见唐先生于保存传统文化识见之精深，意志之坚定。可以说，主政交大和掌管无锡国专，本质上都是为国储才，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前者是造就现代科技人才，后者是培养传统文化人才。

唐文治亲手定下《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总共十项，一为躬行，“务以砥砺品诣、躬行实践为宗旨”；二为孝弟，倡导为学始于家门内之行为；三为辨义，要学生明晓公私义利，“以清勤耐苦四字”挽救颓风；四曰经学，倡礼义廉耻，实事求是；五为理学，以穷理为事业与学问；六为文学，要求通四部之学，知古文蹊径；七为政治学，参西学欲建立中国治国方略；八为主静，针对热心爱国之激动，重拾宋儒治心之法；九为维持人道，认为国家、人心之亡，皆“先亡于无是非”，有是非方能正人心；十为挽救世风，谓“吾辈务宜独立不挠，力挽颓习，秉壁立万仞之概，不为风气所转移，乃能转移风气，有以觉世而救民”。⁽²¹⁾这十条，涉及为学之宗旨、内容、方法、功用等诸方面，不可谓不全。学校不仅传承旧学，授业解惑，而且倡导实学，敦促学生砥砺名节、挽救世风，并要努力践行之。建校之初，学校不讲学历，导师仅两三人，学生也是集体住宿，学校为学生提供伙食书籍，并根据学生成绩给以膏火（奖学金），颇有古代学院师生共治的淳朴之风。从第一年的招生题目《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论》，即可见其继往开来的雄心和存亡续绝的使命。

无锡国专创办伊始，可谓是筚路蓝缕，虽有乡绅资助，但是毕竟有限，时间一长，很多地方就捉襟见肘，经过唐文治带领师生苦心经营，勉力维持，到了20世纪30年代，学校师资扩充，校园增大，学生数目也多且稳定，达到了其办学历史上的巅峰时期。不利的是，因为无锡国专毕竟是私立学校，其弘扬国学的办学宗旨与一般大学又不同，因此所能得到的政府拨款非常之少。1937年之前，政府每月可以补助2000元，这仅相当于国立大学10位教师的薪水。之后时势不宁，物价飞涨，但是政府的增拨却非常有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无锡国专经费的专档，从其收录的档案来看，无锡国专多次专文政府请求增拨经费，但是得到的大多数是“碍难照准”的批复。1946年，学校曾有改建为“国立国学院”的申请，所得到的也仍然是“应毋庸议”的结局。唐先生回顾无锡国专的办学历程，谓是“飘摇风雨，拮据卒瘏”，“忧虑无时可释”⁽²²⁾。在拮据困顿，屡遭打击，时时面临停办威胁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无锡国专不仅坚持了下来，而且还发展壮大，师生安之若素，甘之如饴，弦歌不辍，真可谓是中外办学史上的奇迹。

无锡东林书院悬挂有明代顾宪成手书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唐文治晚年读书讲学，也是如此。他“位卑未敢忘忧国”，其命运也与学校和国家的命运交织在一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亡，他忧心国事，愤而手书题词：“世界龙战，我惧沦亡。卧薪尝胆，每饭不忘。”将之悬于学校食堂，勉励学生不忘国耻，奋发图强。1937年夏，抗战全面爆发，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10月7日，唐文治作为校长，宣布学校南迁。他虽年老目盲，仍和全校师生一道，经九江到汉口，复由湖南转广西。师生于奔走道途之际，仍不废学业，唐先生一路上坚持为学生授课。是年岁暮在湖南株洲，天雨路滑，疲惫至极，他仍在旷野中席地而坐，为大家朗诵《小雅·何草不黄》：“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声泪俱下，听者无不动容。后因唐先生年老，又不服南方水土，乃不得已在桂林将校务托付给他原交通大学的学生、现无锡国专教务主任冯振，绕道香港回到上海。唐先生在上海“孤岛”又恢复无锡国专，协助者为其另外一位弟子王蘧常。在上海办学的六年间，他始终坚持不向敌伪注册，不与附逆人员来往，保持了民族气节，体现了文士傲骨。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他坚持每周到交通大学授课一次，内容为经史古文，这既见他对故校的深情，于国学的热忱，同时他也以此倡导名节，鼓舞人心。

在无锡国专的办学史上，还有一人不能忘记，他就是代理校长冯振（1897—1983年）。冯振是广西北流县山围乡山围村人，早年随叔父到上海就学，曾于1913年考入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16年因病辍学，回广西任教。1927年，任无锡国专教师，兼教务主任等职。1937年无锡国专被迫南迁，冯振积极协助校长唐文治率领全校师生，辗转道途，把学校先迁至湖南长沙，再转至广西桂林。1938年夏唐文治回沪治病，冯振代理校长职务。到了年底，因战事不宁，波及桂林，冯振又将学校带到自己的家乡广西北流，借得农庄二十多间和石山盘石小学作为校舍，并将自家住房全部搬空，作为师生宿舍。没有经费与粮食，他就把自己的钱和自家粮食全部拿出来，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把无锡国专办下去。因为时局不稳，1941年学校复迁桂林，1944年桂林沦陷，冯振带国专师生再度奔走道途，避居蒙山。1945年1月蒙山沦陷，他又带领部分师生迁回北流。在蒙山时，冯振有《蒙山开课示诸生》诗：“播迁忽已七年余，又向蒙山强托居。危难久更心转壮，苦甘可公意先舒。力如未尽休安命，事尚能为早读书。竖起脊梁坚定志，澄清大业早登车。”虽经多年迁移，但他和学校师生一起“茹苦间关不忍离”，读书不辍，初衷不改，对抗战胜利抱有必胜的信心。“戎马转徙，未尝一日废弦诵；艰苦同尝，而无一人出怨言”（钱基博《唐文治先生创设国学专门学校之宗旨》），无锡国专师生在抗战烽火中虽颠沛流离而坚持办学，堪称教育史上的壮举。抗战胜利后，冯振又带领师生踏上返乡之途，经过多方努力，终于1946年6月，将无锡国专完璧归“吴”。而他的六个孩子，在抗战中就走了三位。冯振在抗战中对无锡国专的存续，劳心费力，居功至伟，谓其毁家兴学，毫不为过。

原迁内地的无锡国专历尽艰辛回到无锡后，在无锡和上海，一度形成了“锡校”和“沪校”两所国专并存的局面。1949年4月，无锡解放，7月，经苏南行政公署备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改名为私立无锡中国文学院，唐文治仍为院长。1950年2月，沪校并入无锡本部，是年，中国文学院复并入苏南文化教育学院。

1952年，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又和东吴大学文理学院、江南大学数理系合并，成立苏南师范学院，同年定名为江苏师范学院，是为今苏州大学的前身。经历了这一番调整，无锡国专至此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无锡国专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坚持办学，培养人才，前后达32年之久，实属不易。据今人统计，“国专30年间所培养的国学专业人才，实际毕业学生超过800人，而曾在国专肄业过的学生则为一千七八百人”⁽²³⁾。这数字虽然并不庞大，但如果看其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毕业学生中的唐兰、王蘧常、蒋天枢、吴其昌、钱仲联、王绍曾、魏建猷、江辛眉、汤志钧、杨廷福、许威汉、曹道衡、范敬宜、冯其庸，肄业生中的吴则虞、周振甫、姚奠中、吴孟复、马茂元、鲍正鹄、苏莹辉、陈旭麓等人，后来皆为行业翘楚，可以说其成才率非常高。唐文治先生领导下的无锡国专，践行了其“专以造就国学人才”的唯一宗旨，为传统学术薪火的承继做出了切实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唐先生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尊重和礼遇，被任命为上海文史馆馆员。1954年4月9日，先生辞世，享年九十。

四、返还本原，彰显精神

唐文治既是对东西方国家和社会都有深入了解的开放型学人、对工商业发展和运作皆为擅长的实干型官员，又是为培养人才殚精竭虑的现代大学校长、为传承文化呕心沥血的传统书院山长，同时还是于经典学术孜孜以求多有发明的儒学大师、于文言古文的撰写与理论皆有贡献的文学大家。他的身上，包含有新与旧、仕与学、思与行等多重身份与特质，他的一切立身行事都根植于其丰富的学识、坚定的信仰和开阔的眼光，绝不曲学阿世，更不屑与世浮沉。他在交通大学的功绩，于科技发展的贡献，为世公认，他在五四运动以后复以提倡国学为职志，当时仿佛为不合时宜之举，现在来看正是其超卓智慧之处。

唐文治一生勉力为学，勤于著述，留下众多著作，其数十种专著结集为《茹经堂全书》，单篇文章则汇辑为《茹经堂文集》前后六编，近年陆续整理出版。他的学术建树颇多，贡献卓巨，就其范围而言，约有三端，一为经学，一为理学，一为古文。

唐先生治经学，注重返还孔孟学术的本原，去除汉宋学者烦琐考证与率意发挥的弊端。其所撰重要著作如《十三经读本》，即以汉魏古注为主，删繁就简，虽是为世人提供关于儒家经典的简明读本，但是也注重揭示诸家著作之真貌。另如《论语大义》二十卷、《孟子大义》七卷、《洪范大义》三卷，以及《尚书大义》《诗经大义》等著作，也是发挥孔孟学术之初旨，并结合当时的中国现实阐明其济世价值。

唐先生于理学，远绍紫阳（朱熹），近袭桴亭（陆世仪），尤重人格之养成与道德之淬砺。从其所著的《性理学大义》十四卷、《紫阳学术发微》十二卷、《阳明学术发微》七卷等论著，可以看到他希望追寻孔、孟、朱、王思想之精髓，揭示适合在民国社会条件下发扬光大的内容。用现在话说，就是剔除旧道德中过时落后的内容，如君臣大义、男尊女卑、包办婚姻，而重新建立社会转型以后新的人际关系和道德准则。他于1912年撰《人格》五篇，分别论述子弟、学生、师友、社会、从政诸方面之人格规范，如《学生格》分诚、有恒、有耻、尚志、爱敬、尊师、公德、勤、俭、游息诸章，引先儒古训，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提出规范和期待。数年后他又应约作《军人格》，并将其扩充为《军箴》四卷，以唤起军人的爱国爱民之心为宗旨。这些均可见他着眼现实，对传统思想进行的创造性转化。

春秋时期，“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杂篇·天下》），文化下移，私家讲学兴起，是为中国学术之始。秦汉以后，中国学术逐渐形成汉学和宋学两大不同路径。汉学重视典籍文本的释读，经数度演化而成为乾嘉考据之学，进入20世纪转型为分科明确的各项专门之学。宋学好谈义理，注重探索天地万物形成之道，关注学人的道德修养和个人于国家社会的责任。唐文治论学渊源有自，不仅超越汉宋，探究义理，而且结合时事，不作空言。他在1947年所作的《无锡国专校友会春季大会训辞》就倡言：“自古圣贤所以承继而不绝者，唯在精神而已。”“以吾心中之精神，感动天地间之神明，即以感人心中之神明。汉学家之考据名物，宋学家之穷理尽性，罔非精神之所推衍。”“纵览十三经、二十四史，无论治乱贤奸，所以彰善瘅恶，衷是去非者，皆前人精神之所寓。先圣先贤以精神传递于吾辈，吾辈即以精神传递于后人。”这精神就是天地大道、浩然正气，就是为国为民，竭心尽力，百折不挠，九死未悔的民族精神，也是他一生信奉，矢志不渝，认真践行，尽力传承的人生准则。他的论学大多阐发孔、孟、朱、王之旧说，而特别强调现代化国家建设绝不能割断本国的固有文化；传统学术不仅是本国文化的根基，而且对于建立新文化、新道德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现在重读他的相关言语，不仅仍能分明感受他对世道人心的焦灼忧虑，还更让人佩服他眼光的超前敏锐。

唐先生长于古文，其古文创作方法与思想远接唐宋八家，近续桐城（方苞、姚鼐）、湘乡（曾国藩），尤重文章之气势声韵。其关于古文的完整论述见于1920年撰写的《国文大义》，凡十二节，从气、情、才、理、繁简、奇正变化、声、色、味、神以及戒律等项展开论述，核心的内容则是要求作文“必须辨阴阳刚柔性质之异”。其《读文法纲要》也揭示“文章音节，应古时乐律，有抑扬、吞吐、抗坠、敛侈之妙”，而用“阴阳刚柔”来探究文章奥妙。以“阴阳刚柔”辨析文理，此论渊源于桐城大家姚鼐的名文《复鲁絜非书》：“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而《易》《诗》《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²⁴⁾又为后来的曾国藩所继承：“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二种。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²⁵⁾文章的阳刚、阴柔之分与浩瀚、深美之别，不经诵读，则无从体会。唐先生的传世“唐调”，正体现了他诵读古文的功力与魅力。

先师朱东润先生尝言：“唐先生以古文名于东南，实大声洪，负一时重望……我之略能窥见文之深浅，实自从唐先生始。”⁽²⁶⁾听唐先生诵读，“虽然带着太仓腔，但是在抑扬顿挫之中，你会听到句号、分号、逗点、顿点，连带惊叹号、疑问号。”⁽²⁷⁾夏承焘先生抗战中曾在国专沪校兼职授课，并曾多次亲炙唐先生授课，聆听唐先生读古文，其日记中称：“唐蔚芝先生读出师表，能令人下泪。念中国文字不但诗歌有音乐性，古文品格尤高，其音乐性更微妙。故前人修学者但能读文，可不必习乐。今后士子非兼习乐器无以导达性情矣。”⁽²⁸⁾可谓知言。1948年，唐先生的学生发起为他灌制古文吟诵唱片，由大中华唱片厂制作，凡十五张，时称唐调，一时风行。广陵遗响不绝，足令人追想。我1981年做学位论文，谈欧阳修散文的成就，就受朱师讲授和陈柱《中国散文史》的指示，分析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的音节构成。程千帆先生评析此文是：“叙事中有议论，有抒情，语言抑扬顿挫，一唱三叹，跌宕多姿，极富感染力，充分显示了欧阳修散文所独具的风神。”⁽²⁹⁾今知其源头也还是出自唐文治先生。

结语

唐文治先生早年以科举入仕途，后由仕途而返教育，一生跌宕起伏，而风骨凛然。他考察列国，倡导实业，重视科学，投身教育，功绩彪炳，固然令人称道，而他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离开交通大学，创办无锡国专，则易致争议。唐先生的后半生与无锡国专相始终，在三十余年的岁月中甘苦与共，造就国学人才众多，此实为唐先生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另一大贡献。唐先生的抉择绝非故步自封，而恰是植根于他对东西方文化的理性审视，对国学的透彻了解与坚定守护。如果说唐先生在辛亥革命中吁请清帝退位，体现了他政治上的远见，那么他于五四运动发生后传承国学，则反映了他文化上的执着。他在时代潮流中不失方向，于风云扰攘中慧眼独具，在滔滔非议中孤勇独行，其背后都有他对国学的深刻理解和支持。在唐先生看来，国学可以传续文明，国学可以弘扬学术，国学可以砥砺士节，国学可以重建道德，对个人来说是立身之本，于国家而言是立国之基。他于传统文化大力弘扬，并亲身实践，其各方面成就值得铭记，壁立千仞的精神让人钦仰，虽千万人而独往的气魄尤令人敬佩。“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唐先生为国学传承保存了薪火，我们今天纪念唐先生，既是对先知者的缅怀致敬，也是对前辈遗踪的探寻践行。

注释

(1)唐文治.性理救世书［M］//唐文治性理著作集：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1519.

(2)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M］.无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5：5—19.

(3)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M］.无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5：22.

(4)唐文治.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M］//唐文治文集：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265—284.

(5)唐文治.谨殚血诚以维国脉折［M］//唐文治文集：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285.

(6)唐文治.谨陈管见以固人心折［M］//唐文治文集：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293.

(7)见唐文治.奉使日本记［M］//唐文治文集：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1907—1911.

(8)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M］.无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5：41.

(9)此番行程经历，见唐文治.英轺日记［M］//唐文治文集：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3323—3612.以下有关这次出使见闻的记述，凡未特别注明者，均出自此书.

(10)唐文治.英轺日记：序［M］//唐文治文集：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3327.

(11)王奎.清末商部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5.

(12)王保譿日记［M］.南京：凤凰出版社，2022：155.

(13)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M］.无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5：70.

(14)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M］.无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5：65.

(15)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M］.无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5：59.

(16)《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卷［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130—131.

(17)朱东润自传［M］//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4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40—41.

(18)朱东润自传［M］//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4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45.

(19)唐文治.《国学专修馆十五周纪念刊》序［M］//唐文治文集：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1531.

(20)唐文治.《国学专修馆十五周纪念刊》序［M］//唐文治文集：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1531.

(21)唐文治.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M］//唐文治文集：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1531.

(22)唐文治《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之过去与未来》，转引自陆阳.唐文治年谱［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362.

(23)陆阳.无锡国专［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429.

(24)姚鼐.惜抱轩文集［M］//姚鼐.姚鼐诗文集：第1册.合肥：黄山书社，2021：376.

(25)曾国藩.曾文正公日记［M］//曾国藩全集：第17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24.

(26)朱东润.遗远集叙录：杂诗文［M］//朱东润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47.

(27)朱东润.朱东润自传［M］//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4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216.

(28)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M］//夏承焘集：第6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16.

(29)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