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夫子何为者 栖栖一代中

——纪念唐文治先生150周年诞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7 次 更新时间:2015-11-30 19: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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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尚君  

唐文治,字颖侯,号蔚芝,室号茹经堂,晚称茹经老人。

  

   今年是唐文治先生150周年诞辰纪念,他是中国近代两所著名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的不祧之祖,一生为办学忧心焦虑,孜孜矻矻。“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唐玄宗写孔子的这两句诗,可以说是唐先生一生的写照。

   他是中国近代两所著名大学的不祧之祖。一所是上海交通大学,曾是中国最著名的工科大学,近几十年建一流综合性大学,稳定保持全国前五,他在建校初期担任校长达十四年之久,为奠定这所大学的

   学科格局和发展前景殚尽心力。2014年在他去世六十周年之际,学校在新校区中心广场为他建立铜像,以表敬意。另一所是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是我国第一所以弘传国学为办学宗旨的学校,培养了无数大师级的学者,为传统经史子集之学的传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该校始建到结束,他始终是校长。虽然近年热谈国学,但这所学校始终没有恢复起来,只有在当年所建茹经堂保留少许旧迹。他几乎可以说是传统旧学最后的古文家和理学家,为探寻孔孟学说的本旨努力终身,他的学生都称他夫子或老夫子,当年曾有海外人士建议孔庙应以他陪祀,那时他还健朗着。他是前清高官,本可以安享晚年,但始终为办学忧心焦虑,孜孜矻矻。到抗战军兴,虽年过七旬,双目皆盲,仍带领全校同学内迁,漂泊道路,饥寒交逼,仍弦歌不辍。“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唐玄宗写孔子的这两句诗,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写照。

   他是唐文治,字颖侯,号蔚芝,室号茹经堂,晚称茹经老人。他于同治四年(1865)旧历十月十六日生于太仓州,今年恰好是他诞生150周年。我的老师朱东润先生是他光绪、宣统之间曾授课的小学生,曾得到他的古文阅读和写作的指导,也在学业困顿之际得到他无私的资助。在我读研究生期间和毕业工作以后,朱先生曾许多次谈到唐先生对自己一生的影响。我当然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唐先生,但因为这一机缘,觉得应该就自己所知,写一些文字以为纪念。

   唐先生于我为师祖,下文为行文方便,直呼其名,识者谅之。

   走出旧域看世界,强挽颓势图作为

   今人喜欢将古人一生分几个阶段来叙述,就唐文治来说,可以很清晰地分为四个阶段,即从出生到28岁进士登第,为求学应试期;从28岁到42岁为居京为官期;其后十四年,为主政交大期(校名确定在他去职后);56岁后为主持无锡国专时期,其间双目皆盲,仍著述不辍,直到90高龄辞世。

   太仓于明清两代文教鼎盛,唐文治自幼即习举业,尤服膺本地先哲陆桴亭(名世仪)之学说。15岁应童试,18岁中举,20岁进南菁书院治经,后四应礼部试,28岁成进士。其早期经历如此,学术兴趣也皆在宋明理学,制艺古文。如果天下升平,波澜不惊,他或许会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为名臣,为儒师,然而他却身处三千年未有的剧变时代。就在他登第后两年,甲午海战大败,危及津沽,他有“设有不测,吾当投缳以报国”的准备。越两年戊戌变法,他虽因官低而未及祸,但目睹恩师翁同龢被开缺回籍,诸多师友受波及。庚子国变期间,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兼户部纂修官,得以接触对外交涉之核心机密,深切知道外交之屈辱与国事之颓唐。从“拳乱”到八国联军入侵,他都亲

   历,看到慈禧太后之依违颟顸,权臣之构陷误国,而他的直接主官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公忠许国则惨遭斩首。其后与各国议和的谈判,他作为户部侍郎、赴日本国专

   使那桐的助手,随行日本,代那桐作《奉使日本记》,看到“日本立国,大抵兄英师德”,“壹意整理海陆军及工商事宜,骎骎乎日臻富强”,“厂肆林立,轨道四达”(引文见《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大大开拓了眼界。其间他曾发愤学习俄文,因为用眼过度,埋下病根。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

   他以三等参赞的身份随固山贝子载振赴英贺英王乔治三世加冕,因英王得病,加冕礼再三延期,英方尽展本国之所有以为款待;此后又曾游历比、法、美、日等国,接触层级高,参访时间长,得以充分了解各国现代文明之各方面所长。其间他代载振所撰考察游记《英轺日记》,不仅是近代考察西方社会最重要的记录,也以大量细节具体记录他对西

   方制度和现代建设之认识。如云欧洲全境为国数十,皆曾有猜忌仇怨,而今则“如历法也,学堂也,兵制也,轮船也,铁路也,银行也,商务也,邮政也,皆其同焉

   者也”,这些善政中,“历法纪年始于罗马,学堂程课、铁路置轨始于英吉利,汽船行海、舟师出征始于美利坚,银行规制始于荷兰,航海通商始于葡萄牙,邮递印票始于法兰西”,可以说创始于不同国度,但“一国为之倡,而各国相继效法,精益求精”,“群相推演,万国同风”,“无有彼此畛域之界,更无有猜忌仇怨之情”。即中国要想进步,必须学习西方的现代文明,绝无他途。从度量衡制到国会政治,从医院设施到学校规模,无所不及。甚至乘火车出行,在燃气机车的轰鸣中,都在思考:“西人于火车轨道既测地平,更取直线,每过山阻则穿山通道,以砖石环其上,如桥形,其开时工本虽大,而行车直捷,惜时省煤,积久计之,所省甚巨。其行事通盘筹画,以羡补不足,大率类此。”其设计之周到,施工之讲究,看似投入巨大,其实长久获益。对学校之考察更仔细,记录全英有大学六十七所,

   中小学三万多所,教师十四万人,大学生三万多人,中小学生五百五十五万人,全年官学费英金九百七十三万镑,还详尽记录各类公益学校和技工学校之情况。他参观英京大藏书楼,看到楼中书架累长达三十二英里,庋藏各国古今图书达三百多万种,其中东方书籍分中、日两大部,中国古籍虽不尽备,但已有十之七八。他看到法国新定学校章程,不准男女教会人员担任教席,感慨“法人以宗教立国,然近时重学轻教如此”。而他记载比利时国王虽年已70,

   仍步行答礼,带着参观其起居书房,“共楼五大楹,图书满架”,问及中国学术,“研求精细,君主而不脱书生气”。见到日本明治天皇,“威仪整肃,语言不多而均中窾要,洵英主也”。这些都引起他对中国去弊图强之道的思考。归撰《英轺日记序》,认为“繄惟中国,力谋自强,方今官守其度,士劝其学,工农商师讲于野,兵技巧家兴于军,百废举廞,作事谋始,日积而月累,固将月异而岁不同”,即如能举国以西方为师,发愤图强,积以岁月,中国仍可以有强大的希望。他所历举现代社会建设之诸要务,特别称许保存本国文明与实施大学教育之举措。阅读这些记录,可以说他在南洋公学期间之施为,此时已在思考,后之一切努力,皆着眼于此。

   出访归国后,唐文治于次年补和会司员外郎,寻补庶务司郎中,旋进商部右丞,再晋左丞,一年四改官,重要原因是得到商部尚书载振的信任和赏识。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授商部左侍郎,在工部归并后为农工商部,仍为左侍郎,一度曾署理尚书,达到他任官的巅峰。在这三四年间,他“始终是商部的主要主政者,实为商部领导层之核心”(王奎《清末商部

   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其间他有许多重要的建树,一是建议设立商会,先设总商会于北京、上海两地,再在汉口等处逐次

   推广,目的在求“通商情,保

   商利”,加强商人间的联络与信任。这是中国有商会之始。二是编订《商律》,以“保护商民,体恤商艰”为原则,确定商业行为的准则与国家对商人利益的保护,

   主张施行相对自由宽松的经济政策,促进贸易发展,为我国有商法之始。三是建议逐步推行金本位制,改变银本位制造成的国家受损局面。四是制定商办铁路政策,

   吸引侨商财力筑路,在他去职后路政归邮传部,认为有利可图而将路权收归国有,激起保路风潮,为清亡之前奏。唐晚年言及,仍感慨不已。五是鼓励商人、工匠积

   极参加世界博览会,由朝廷给以扶持鼓励(参朱恺《从<英轺日记>看唐文治“旧邦维新”观》,刊《四库文丛》第一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年)。尽管当时国步维艰,百废难举,局部的建设难以改变国势之急坠,但唐文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了自己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以世界眼光建设近代工业大学

   国内四家交通大学,上海和西安原本是一家,前身是1896年盛宣怀奏请建立的南洋公学,到1907年唐文治出任该校监督(校长)时,正式名称是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稍早些时的校名是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也即是唐主部政时的下属学校。唐出主校政,则因一系列意外事件使然。在他以前,学校已经成立十年,监督换了十人,大多挂名而并不到校视事。此年年初唐因母亲去世而守丧,当时官场仍维持守孝三年的习惯,即在双亲去世时要离职二十七个月以尽哀,当时的变通则其间可在官办学校、实业任职。农工

   商部尚书载振因部务繁剧,以唐为左右臂,建议他去职数月后即复职,是为夺情,唐已应允。不料其间发生杨翠喜案,新授黑龙江巡抚段芝贵以重金买名伶杨翠喜贿赂载振以求官,事被媒体揭发,载振引咎辞职,唐也免了夺情复职。因觉得上海离太仓较近,方便照看老父,乃同意出掌校政。

   唐文治主校十四年的成就,是交通大学校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已有无数论说加以归纳总结。我是局外人,无从置喙,归纳前人之所见,可举百度百科交通大学内容来说,唐文治“连续掌校十四年,他将学

   校改办成工科,先后设立了铁路专业、电机专业和铁路管理科,聘请了一批高质量的中外籍教师。在结合中国实际基础上,从学制、系科设置、课程设置、教材、教学环节、体育运动等方面,全面地引进国外的先进经验,直接采用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等著名大学教科书,使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成为中国南方乃至中国高等工科院校的楷模,形成了近代工业大学的格局。”我无从复核这一叙述的准确性,就此来说,在100多年前能以如此世界眼光来办学,无疑超越了一个时代,如果要找原因,是他访问英、美等国时积累的认识,清醒看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在实践中努力加以改变。

   他一到校即认定“办理学务以筹款为第一要义”,首先谘文邮传部落实常年经费,即“轮电两局岁捐银十万两”,同时充分利用熟悉朝廷财政和曾在官场的人脉优势,

   为学校多方筹措经费,如建议从京

   奉、京汉两路余利下为学校增拨经费;建议为江、浙、闽、粤四省每年培养学生四十人,各省酌拨经费支持学校;将学校许多积年旧账理清,如汉阳铁厂老股盘活等。他曾任户部北档房总办,为全国财赋总汇之区,知道朝廷哪些门路可弄到钱,加上又曾主管商部,人脉广泛,恰可为学校集资所用。

   经费充裕,得以设立一系列学科,到校次年即新设电机、邮政两专科,又设国文科,并逐渐完善专科、中学和小学的配制,形成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序列。又出重金聘请西人教员,并逐次将本校学生送出

   留洋,逐渐增加留洋归国者到校任教。在得知美国庚款将每年提供100位华人学生留美机会后,唐文治在学校立即公布消息,并往上疏通,争取名额。经过选拔考试,首批赴美学生47人,上海实业学堂有14人,占三分之一弱,可见他鼓励学生走出去的努力。

唐文治出主实业学堂是因为居丧服忧,三年期满他即申请起复归朝,这应是循例的安排,但被以学校亟需整顿“商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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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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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网 2015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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