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当前学术界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多侧重实践与局部问题，核心理论仍有待明晰。在概念定位层面，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质态跃迁的理论概括，与先进生产力既相关又有本质区别，且具有阶段性与层次性特征，需结合“技术域”与生命周期理论进行理解。从本轮新质生产力的特殊性看，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是其核心引擎，引领着新技术集群创新发展。但现阶段这一核心引擎仍处于发展初期，需要理性看待其发展速度，既不能盲目高估其发展速度，也不能忽视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市场需求适配性等外部因素，以及技术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本轮生产力质态跃迁的关系层面，需明确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概念，不同的生产关系对其发展有不同影响。新时代中国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具有历史必然性。当前，本轮新质生产力已步入渐趋成熟的关键阶段，恰与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内生要求历史性交汇。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高度适配，为其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未来中国通过发挥制度优势可有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数字技术；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 问题的提出

当前，全球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交汇期，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推动生产力质态发生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作为衡量生产力质态跃迁的核心概念被提出，不仅成为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还成为全球范围内各国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内容。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已成为学界高度关注的重要课题，且呈现丰富的研究成果。截至2025年8月21日，中国知网以“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论文已超4万篇，两年多时间内，研究热度空前且持续攀升。仅2025年8月1日至8月21日，以“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论文数量就达到515篇，日均发表量约23篇 ¹ 。从研究内容看，当前新质生产力研究呈现明显的“实践导向”与“领域拓展”特征。绝大多数论文聚焦实际问题与局部领域，如探讨新质生产力对粮食生产、制造业的赋能作用，分析区域或产业层面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甚至将其延伸至高等职业教育、辅导员素质提升等非经济领域，研究议题日益具体。总体而言，新质生产力研究已逐渐从理论层面转向实践层面，研究主题从经济领域拓展至社会各领域。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显著的理论短板。尽管研究成果数量庞大，但关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理论问题尚未得到全面、透彻的解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质生产力概念定位模糊，尤其是与先进生产力的本质区别尚未厘清，部分研究甚至将二者混同，消解了新质生产力概念的独创性与必要性；二是对本轮新质生产力的特殊性认识不足，缺乏对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引领下新技术集群特征、发展阶段及影响因素的系统分析；三是对新质生产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适配性研究不够深入，未能充分论证社会主义制度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围绕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定位、本轮新质生产力的特殊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本轮生产力质态跃迁的特殊关系三个核心问题展开探讨，以深化对新质生产力理论的研究。

二 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定位

生产力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始终并持续演进，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形态特征和发展内涵。现有研究中部分学者持有与本文相似的理论立场，尤其是在演化经济学领域，大部分学者对该观点表示认同。如杨虎涛、方敏认为，生产力是一个历史范畴，具有历史特定性和阶段演进性；在生产力发展演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形成新与旧的分野，与这种新旧变化相对应的是生产方式的变迁^[1]。这一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本研究结论的合理性与学术对话的基础。但是，现有不少研究成果对此的表述不够明确，甚至理解相反。其中一个很显著的区分标志，就是关于新质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力这两个概念的关系究竟应该怎么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先进生产力”^[2]。对此应该怎么理解？笔者认为，这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含义是很明确的：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力之间有密切联系；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它们之间的区别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一方面，生产力发展是一个持续的量变过程，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时间量标，它是不断进步的，既有从落后到先进的变化，也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这就是先进生产力的含义。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又不是同质的连续的过程，它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生产力的阶段性怎么体现？它是从量变与质变的转化中体现出来的。社会生产力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发生质变。这就表现为发展的阶段性。它以劳动资料的根本性更替为标志，如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这是一个生产力的质变过程。新石器时代进入农耕社会，然后发展到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最后进入工业化时代。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至少经历了三次产业革命，第一次产业革命是以珍尼纺纱机和蒸汽机为代表的机器革命，包括工作机和动力机的革命；第二次产业革命是以电气化和福特流水线为代表的产业革命，它更多地体现为能源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关于第三次和第四次产业革命，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一般而言，第三次产业革命是以计算机、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革命，而第四次产业革命则是基于数字化、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智能化和融合化革命。在事物运动中，质与量的互变是一般规律，新质生产力就是这一规律的表现。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先进生产力，而且是生产力发展的一次质态跃迁。新质生产力的特点之一是创新。其中包括两种创新：一种是边际创新，一种是颠覆性创新，二者都会产生先进生产力，但只有后者才适用于新质生产力概念。新质生产力不仅表示新与旧的更替，而且表示质与量的互变，是一个普遍适用于人类社会各阶段的经济概念，而不是只适用于当下。进一步说，生产力是有层次性的，比如社会生产力、国民生产力、区域生产力、产业生产力、行业生产力、企业生产力，甚至是个人生产力。创新也同样可以区分为局部性创新和全局性创新。一般情况下，新质生产力更多的是指通过通用技术的颠覆性创新和全域性推广而实现的社会生产力的质态跃迁。它是在全社会这个层次上使用的，它在发展成熟期会大幅度提高全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形成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重大变革及其组合方式的优化升级。按照技术理论家阿瑟的理论术语而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会遭遇全新的技术体——由一系列技术构成的有机综合体（如信息技术体系），此时经济系统将发生重新域定，其自身也会作为诸多技术体的集合与技术域被赋予全新的定位与发展内涵。这就是“域定”概念。经济因新的技术体而改变自身的结构，导致实现全局性的产业升级^[3]77-82。阿瑟的理论用来描述新质生产力也是适用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其生命周期，而阿瑟也认为新技术体的发展有其生命周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诞生期—青春期—成熟期—晚年期^[3]166。这个生命周期的划分也适用于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有全面的阐释，他从一般意义上概括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并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4]。这是我们进一步研究和理解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理论纲领，需要在这个纲领指导下展开更加细致的研究，如研究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内容等。理论工作者应当深入学习，准确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并以此为指引，紧密结合现实问题开展研究，在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突破与创新上作出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需要展开研究的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其具体内容，我们绝不能只提出问题却止步不前，否则所有努力都将功亏一篑。如果我们跳过中国化、时代化的基础理论环节直接讨论具体的产业问题甚至操作问题，那么所研究的内容便难免陷入无的放矢的困境。究其根源，正是由于对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理论问题缺乏清晰认知与系统解答，不少相关研究成果未能触及问题本质、把握发展内核。比如有学者认为，当前的新质生产力其实是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回声^[5]。此类问题可以转换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背景下，何种生产关系可以通过促进科技创新带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通过什么样的试验和迂回可以形成这种新型生产关系？实际上，这是在经济思想史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演进历程中常论常新的主题^[5]。上述观点将新质生产力问题等同于先进生产力问题，把新质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力这两个概念完全混同，其结论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始终都在为发展特定时代特定含义的新质生产力而试验与之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最终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推动欠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基于高度发达的先进生产力的共同富裕。那么，在当前条件下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意义何在？这实际上等于消解了新质生产力概念的独创性意义，否定了概念本身的必要性。

三 本轮新质生产力的特殊性：技术核心和发展阶段

（一） 本轮新质生产力以数字技术为引擎

新质生产力并非单一阶段的产物，而是随时代发展迭代演进的生产力形态。当下，亟须厘清本轮新质生产力的具体特征，精准把握其核心特殊性，并从理论层面对其作出系统概括与科学界定。笔者认为，数字技术在本轮新质生产力发展中起引领作用，许多学者都表达过这个观点：数字技术是新质生产力的引擎，人工智能是核心引擎。对此，笔者高度赞同。计算机科学、数字技术是近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前沿科学，人工智能是这个前沿的前沿，趋向机械性与生物性融合，具有自构成、自学习、自优化、自修复的特征。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数字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特别是纳米技术）、航天技术、绿色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共同构成一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新技术集群。现代技术逐步形成一个网络，它们能够感知、配置、恰当地执行，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认知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正在向智能系统发展。基因技术和纳米技术的发展加速了这一进程^[3]231。显然，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就是这个新技术集群的轴心和“龙头”，或者说是新质生产力的引擎，其界定了新一轮生产力质态跃迁的基本特征。这个新技术集群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它是以信息态的数据操作的全新技术域，控制物质结构和能量转换，构造新的生产方式，引导新型生产关系发展。更准确的表述还可以进一步继续讨论，但以信息技术为轴心的理解整体上是合适的，这个核心的内容是其与之前的多次产业革命相区别的基本特征。这里被操作的劳动对象主要是信息态的东西。按照阿瑟的说法，数字技术是一个技术集合，“是一个巨大的词汇表，包括硬件、软件、传输网络、协议、语言、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算法，以及所有它们相关的组件和实践”^[3]86。这里有相同类型的操作对象——数据字符串，其劳动产品越来越具有信息产品的特征。信息是一种物质存在形态，信息态也是一种物质态。如果将数字经济中的劳动界定为非物质劳动^[6]，这是不严谨的；而将新一轮产业革命称为信息革命，将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定义为信息文明时代^[7]，这一概括则精准把握了问题的核心要义。数字技术是颠覆性的通用性的全新技术域，它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相互成就的趋势性产物。习近平总书记早在十多年前对此就有敏锐的观察和清晰的认知，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带动几乎所有领域发生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8]这个技术域不仅对新技术集群有统领作用，而且对全社会所有产业的生产技术都有颠覆性的影响力。它补齐了机器系统自动化生产的最后一块短板，使得之前用机械化手段难以实现的复杂操作，在数字技术、智能技术下得以自动实现。一些学者认为，人工智能能够成为“活劳动的承担者”，能够创造商品价值^[9]。此类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机器人乃至高度自动化的智能机器系统仍然是机器，是新一代更高效能的劳动资料^[10]；它的产生是马克思所说的以机器替代人的劳动的一个新阶段。无人工厂正在使一部分物质产品的直接生产过程无人化，但它同时也使得一部分新的甚至更重要的劳动资料“软件化”。这些新型劳动资料的生产仍然需要大量工薪劳动者（尽管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科技人员），其劳动的组织仍然是资本主导的企业形式。这些“软件化”劳动资料的“物理磨损”可能为零，但它的时效性明显，具有很高的“精神磨损”度，因此其生产仍然会持续地消耗大量社会劳动，而不是零成本。数字化、智能化生产在极大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改变了生产劳动的形式和生产劳动者的构成。不仅如此，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极大提升了信息搜寻与传输效率，拓展了劳动分工与协作的范围，改变了企业管理与市场交易的技术基础，使得社会经济组织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总之，数字技术域的颠覆性特征是：劳动者向以知识劳动者为主体演化，劳动资料向软硬件融合的智能体和智能化系统跃升，劳动对象向以数据资源为主转换；三者的优化组合旨在推动形成分布式规模模式、数字联通和区域敏捷性的统一市场和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以数据字符串为操作对象的技术正快速迭代，近年来更是突飞猛进，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将数据操作自动化。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者的优化组合，正在向知识劳动者主导的万物互联、自动化、智能化的方向推进，这是当下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趋势。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都是通用技术，这是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11]的关键。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先进技术集群本身的形成和发展，更是这个先进技术集群向所有产业领域和全产业链的全面渗透与深度延伸，其对社会生产力发展具有全局性的影响与重塑作用。新质生产力是数字技术引领的新技术集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全面渗透，以及它们在全产业链中的推广应用。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新质生产力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将日益显著，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也将成为其发展成效的核心标志。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依据。作为通用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与变革，其必然面向全产业链，渗透至所有经济领域乃至社会各领域实现普遍应用，也必将推动生产方式发生全局性、整体性的深刻变革。

（二） 本轮新质生产力尚处于发展初期

本轮新质生产力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笔者认为，截至目前这一技术的发展仍处于发展初期。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的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发展，是本轮数字革命的起源与孕育阶段。这个诞生周期跨度时间很长，至少有半个多世纪，近十年应该已经进入发展初期，甚至有迹象表明它正在向成熟期迈进。但是这个过程不会很快。人工智能的发展才刚刚开始，其巨大潜能可能要到2050年前后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现在科技界很多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推进和成熟速度持乐观态度，这可能与通用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及其良好效果相关。有外国学者预测，到2040年，由通用人工智能（AGI）驱动的系统将替代大部分白领工作。有人甚至提出，“2027年，AI接管世界不是幻想”^[12]。人工智能的发展真的会有这么快吗？对此，笔者不太认同。这个预言是从纯粹技术角度提出的。他们显然忽视了由生产力提高催生的新需求，忽视了新需求引致的新产业。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社会劳动生产力提高会不断解放出越来越多的社会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又将进入新的产业领域，生产新的产品满足新的社会需求。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13]。因此，不考虑市场经济的这一进步机制是不对的。同时，他们还忽视了劳动形式和劳动内容的升级。一方面，人工智能驱动的生产自动化，在直接生产环节持续释放劳动替代效应，不仅实现了劳动投入的集约节约，更催生了无人工厂等新型生产形态；另一方面，在这类自动化生产场景之外，大量适配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型劳动形态也正在不断涌现、逐步成型。如华为公司虽然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中机器操作的员工比例较小，但这些员工都是生产劳动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基本经济制度的差异会对技术发展的后果产生不同影响。同样的新质生产力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会有不同的发展形式，仅这一点，美国的发展与中国的发展就有可能会拉开差距。总之，若不考虑这些经济社会因素，就可能会对技术发展的速度产生过于乐观的预期。笔者想单纯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谈谈对此的看法。一些学者提出人工智能一定会超过人类智慧。当然，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一定会超过人类智力，但是未必能全面超越人类智慧。如凯文·凯利所说：“智能水平体现在多个维度，并没有单一维度的评价标准。”^[14]这其中有一个根本问题，即逻辑推理在人工智能中实现的难题。人工智能发展有两条进路：符号主义和连接主义。符号主义的技术进路提出较早，但推进艰难，未有显著成效。当前主流的深度学习技术及基于其发展的大语言模型，被认为是人工智能连接主义技术路线的标志性成功。但是从科学理论层面看，究竟哪条技术进路更好，并不能单纯以一段时间内哪个进展更快为依据，而应从更长远的技术发展的历史去看，最终应是两者融合发展才能够形成人工智能的更加高级形态。不解决这个问题，人工智能在本质上就不可能达到人类水平，因为人类的思维方式是归纳和推理互鉴。现在的连接主义技术路径基本上是归纳路径，推理路径较弱。这个问题不解决，人工智能就不可能发挥出理想中的那些功能。目前的人工智能只是基于人类提供的数据进行计算，这些数据根本上是人类创造的，是对人类知识的搜寻、记录、存储和传输。人工智能还不能用自己的感官去感知世界，更不说通过实践去理解世界运动规律了。现在许多前沿的研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譬如所谓“世界模型” ² ，但是解决这个问题到底能有多快？如果不能够解决这些技术问题，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在数量上、规模上和速度上超越人脑，但是在质量上仍然不能与人类智慧相提并论。人类智慧的最高境界是用实践去检验真理。人类的知觉和思想与外部世界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相信自己的感知？那是因为有实践检验真理。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是真实的，这种东西是人工智能离开人类永远达不到的。人工智能的好处是它是一个硅基智能，它不像生命智能体那样需要通过与外部世界的新陈代谢来养活自己，因为它的“生命力”很强，永远不会死。但同时也存在不足，人工智能没有“衣、食、住、行”的需要，没有通过与外部世界的新陈代谢来实现自己生命力的动因，因此它不需要实践，也没有实践，它关于信息与大数据的搜集只是人类实践的回响。为此，笔者对人工智能发展阶段持比较保守的态度——人工智能进入成熟期可能要到2050年以后。其有两个标志：第一个标志是新的技术集群全面渗透，并且主导社会生产、流通和消费全过程，社会范围的全要素生产率、全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现在我们还看不到这个显著提高。第二个标志是人工智能的自我完善、自主升级，实现“递归式自我提升循环”。可以想象，未来被应用于生产过程的人工智能，会自主发现生产工艺和设备的缺陷并提出改进方案，甚至自主地实施这些改进；在科学实验中的人工智能，可以自主分析实验过程，给出科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思路，进而极大地提高一般科学技术的进步速度。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能做到的，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说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进入了成熟期。总之，人工智能的发展现在还处于发展初期，还没有进入成熟期。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本轮新质生产力：制度适配与历史逻辑

（一） 新质生产力是普遍现象而非中国特有

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概念吗？一部分相关论文的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笔者以为，把新质生产力理解为普遍现象而非仅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更加有利于激发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奋斗精神。这里有三层含义：第一，新质生产力包含在世界大变局的内容之中，这是全人类面临的一次新机遇，其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机遇，全世界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面临同样的机会。新质生产力并非只发生在中国，这是一场全球运动。第二，每次生产力质态跃迁都存在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相互竞争和相互影响。历史是这样的，这一次也是这样。因此，保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前提。第三，因为概念既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文化与制度差异对结果有重大影响，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与基本经济制度将有利于国家在竞争中胜出，国家与国家的竞争主要是制度的竞争、文化的竞争。我们的自信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二）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配本轮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

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内在地要求一种协调的、共享的、开放的发展方式，一种适合这种发展方式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是新发展理念的提炼本身就适应了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大趋势，适应了本轮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求。既有的人工智能与生产关系的研究，大多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对象，特别强调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劳动者利益、劳资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这当然没有错，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发展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当代生产力的矛盾，加剧了阶级对抗和社会经济危机。但是，这样研究问题是有片面性的，它不能够充分理解新一轮生产力质态跃迁的正面作用，以及它对社会生产关系调整的积极方面。一般而言，人工智能的发展内在地要求摆脱机器对劳动者控制，回归生产过程中人对物的统治；整体劳动者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出场，知识劳动者对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技术上的全面控制将最终颠覆生产资料私有制，当然它最终也将消灭商品、货币关系。这应该是我们对人工智能、生产自动化发展的未来趋势，以及它对社会生产关系影响的一个基本认识。这其实也是马克思的理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就揭示了这个道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恰好与这个要求相冲突。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劳动平等的生产关系，更加适应本轮生产力跃升的要求。

（三） 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的历史逻辑

作为历史现象，新质生产力始终存在，为什么现在才被提出来？为什么政治经济学以前不用这个概念？笔者认为这里有历史逻辑的因素。新质生产力概念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延迟出场，主要原因是，实践的社会主义在百余年时间里未曾与新质生产力相遇。苏联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第一次工业革命早已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已经进入后期。因此，苏联未充分参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也错失了主导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这显然是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引进和模仿式创新。电气化在当时的世界范围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领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只是从西方引进了这个先进生产力。中国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主要是引进、消化、吸收世界范围的先进生产力，这些引进技术当然是先进的，但它称不上新质生产力。历史的转折发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有两个历史性的潮流恰好在这个时点上交汇。一是世界范围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生产力质态跃迁，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已经进入了发展初期，技术突破和市场机会频出，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进入到技术发展的成熟期。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全球第二，中国的科技发展和产业发展都进入了与先进国家并跑并逐步实现领跑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不仅迎来了本轮世界范围的新质生产力从发展初期向成熟期转换的关键时刻，而且其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只有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够实现。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只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夺取全球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制高点，才有可能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摆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全方位的压迫与霸凌，在全球贸易不平等交换与剩余价值净流出的陷阱中挣脱，靠全体人民的平等劳动实现自己的美好生活和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需要以数字化、智能技术引领的新质生产力，于是，习近平总书记顺应历史潮流，及时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便应运而生了。

五 结束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再满足一般地讲先进生产力，而是特别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它是新时代的标志性特征，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保障，是未来数十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手段。社会主义中国一旦走到世界范围的生产力发展前沿，就有可能引导生产力社会组织形式的革命性转变，使之更快向“资本实质上从属于劳动”的方向演变^[15]。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里专门讲过这个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劳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到“劳动实质上从属于资本”的转变^[16]。这个转变其实就是工场手工业到大机器生产的转变。因为在手工业阶段，工人师傅们还在生产过程中掌握一定技术的支配权和主动权，尽管生产资料所有权已经被资本家占有，但是技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还有话语权。到了机器生产阶段，机器完全成为整个生产过程的统治者，工人只能跟着机器的节奏走，成为大机器系统的从属物，一般科学技术成为资本的生产力，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真正实现“劳动实质上从属于资本”。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情况恰恰相反。社会主义一开始是引进资本主义的技术，它使用的大机器生产技术是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的。但是社会主义已经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者在整体上掌握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资本在形式上已经从属于劳动。可社会主义一直没有实现“资本从实质上从属于劳动”。为什么？因为我们用的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来的技术，这个技术进步路径是由资产阶级选择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资产阶级必须尽可能选择便于控制工人的技术。因此，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路径总体上必然是更易于控制工人的技术，是使工人“去技能”的技术，技术发展的路径必然是越来越有利于用机器控制工人。中国从他们那里引进技术，始终不可能形成资本在实质上从属于劳动。要改变这一情况，我们就要掌握技术进步的决定权和技术选择的主动权。而一旦社会主义中国走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前沿，中国就有可能掌握技术选择的主动权。只有掌握了技术选择的主动权，中国才有可能逐步改变先进技术始终偏向于资本控制劳动的惯性，相反，中国会选择那些劳动者与机器系统同时进步，以及劳动者能力的全面提升越来越适应自动化、智能化机器系统的技术进化路径。这样，中国就能逐步扭转局面，逐步构建劳动与技术深度融合、协同共进的新型生产方式，进而主导全球生产力进步方向。这一轮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正好在这个历史时间点上，如果中国能够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竞争中胜出，假以时日，中国完全有可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中的前景。

脚注

1.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知网数据统计得出。

2. “世界模型”是李飞飞教授对下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的核心思考之一。简单来说，世界模型是指：人工智能通过学习和感知，在其内部构建起一个关于外部世界如何动作的、具有预测能力的心理模型。

参考文献 

1. 杨虎涛，方敏.生产力的质变：表征、动力与过程[J].财经问题研究，2024（8）：3-21.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1）.

3. 阿瑟.技术的本质[M].曹东溟，王健，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

4.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516.

5. 汪毅霖.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从经典论述到中国式“迂回”[J].学术界，2024（8）：59-71，

6. 李春建.非物质劳动理论对深化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启示[J].广西社会科学，2022（6）：24-30.

7. 王天恩.信息文明时代劳动对象演变的劳动价值和人类发展意蕴[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5）：48-56.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19-120.

9. 阎孟伟.智能化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面对的若干理论问题[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5（7）：65-76.

10. 王天恩，焦成焕.劳动价值论发展的人工智能前沿[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3）：1-7，177.

11. 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N].人民日报，2024-03-06（1）.

12. KOKOTAJLO D，ALEXANDER S，LARSEN T，et al.AI 2027[EB/OL].（2025-04-03）[2025-10-03].https：//ai-2027.com/.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3.

14. 凯利.未来10000天的可能[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5：20.

15. 荣兆梓.平等劳动、公有资本与社会主义[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243-245.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8.

引用本文： 荣兆梓.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改革与战略,2026,42(01):44-50.

作者简介：荣兆梓，安徽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

基金信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增长核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释研究”（25BKS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