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化学理化建设要遵循三大原则：一是以《资本论》的学理体系为标杆；二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个结合”中推进；三是要与《资本论》的概念体系建立起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衔接的全面关系。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化学理化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是概念体系的建构，包括基于实践的术语革命和由术语革命引起的一系列概念的重新定义和重新定位，进而带动整个概念网络和概念阶梯的重构。本文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资本和新质生产力等独创性、标志性概念，解释了概念体系重构的含义。最后以作者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级教程》的过程为例，进一步说明体系建设采用过程结构，并在概念体系建设中确立主体范畴与逻辑主线的原因进。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化；学理化；术语革命；概念网络；概念阶梯

荣兆梓，安徽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高等研究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本文重点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化学理化问题，与学界同仁商讨。文章主要讨论四个方面：第一是体系化学理化的概念，第二是体系化学理化要遵循的一些原则，第三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化学理化亟待解决的问题即重要任务，第四部分用一个实例进一步解释以上观点。

一、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化学理化

本文讨论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化学理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用三句话概括：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个结合”的产物。它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包括七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四十余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两个结合”产生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新形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或者说核心内容，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导思想和基础理论。讲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清楚这个知识体系的主导思想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一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指导思想、基础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这三条，我们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有了准确的把握。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前有一个学理体系，其发展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容也非常丰富，该学理体系的标准样态便是马克思亲自创立的《资本论》的体系。这个体系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学理体系，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它是狭义的政治经济学，但它显然是一个完整的学理体系，并在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体系的显著特点和独特优势：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由主体范畴（或曰核心范畴）的内在矛盾逐步展开而形成的概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概念与概念之间普遍联系和全面的关系被充分阐释，显示出理论逻辑高度自洽的逻辑之美。这个理论逻辑之美不仅如熊彼特所强调的那样，是严谨的形式逻辑的完美，而且是灵动的辩证逻辑的完美，是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相统一的逻辑美。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贯穿始终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法中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性和历史性，以及其运行的一般规律和灭亡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科学的论证中体现逻辑的力量，而科学论证的底层逻辑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这也是贯穿《资本论》逻辑体系始终的逻辑线索。阅读《资本论》前三卷，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这种历史唯物论的逻辑力量。《资本论》第一卷从头至尾讲的是直接生产过程，始终是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关系中讨论问题，其中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的描述比“现代经济学”的绝大多数论著都要细致深刻得多；第二卷讲流通过程，实质就是由市场衔接的“社会内部分工”，同样关乎生产力的社会组织问题；第三卷则是包括了生产和流通在内的生产总过程，只是在第三卷才着重讨论了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而且即使在这里，马克思的分析也没有脱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可见，囿于新古典主义“纯粹经济学”的框架，就只能从“纯粹生产力”的角度去理解生产，一旦结合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关系），生产理论就直接被理解为分配理论，这就必然导致一个错误的认识：剩余价值似乎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分配出来的。

第三，以科学的抽象方法把握经济本质，以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逐步展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逻辑，展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的总体，在学理体系中再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际。这种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理论与实际的辩证法显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活的灵魂。所以有学者说，《资本论》的体系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体系，它同时也是马克思的哲学体系的唯一完整表达。马克思虽未专门写过一部完整表达其哲学思想的著作，但是《资本论》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

总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体系包含着逻辑的美学、逻辑的力量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活的灵魂，马克思本人创建的《资本论》学理体系充分显示了这些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重要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次裂变、一个新体系的降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基于20世纪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世界上出现了一种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也必然会产生反映这个经济制度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完全照搬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和全部逻辑，而必须建立或者说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这个建设过程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开始就一直在进行，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即苏联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俄国共产党的著名理论家布哈林就写了《过渡时期经济学》著作。在该书中布哈林提出了一个观点：政治经济学终结了，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这个观点也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有些片面。列宁不赞成他的观点，认为即使是纯粹共产主义也还需要政治经济学，后来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表明商品经济并没有完全结束。再后来斯大林建立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但他也没有否认商品生产在苏联经济中仍然存在，以及国有企业与集体经济之间还存在商品交换。这些意见反映在斯大林主导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中，这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化建设的一个最初尝试。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基本是以苏联教科书为基础。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批评了苏联模式，认为这个模式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他根据中国经验撰写的《论十大关系》便体现了这一精神。邓小平同志开启的改革开放，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改革开放经验，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转变，现在可以说它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型，即从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转型为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化学理化，基本的含义便是根据中国实践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体系。它是基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百年实践，尤其是中国实践、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实践。早期出版的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例如张宇等编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最大特点是体系结构的创新，将市场运行纳入了体系框架。近年来教育部主导编写了中国经济学系列教材，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正式出版了两个版本，分别是刘伟教授领衔的“人大版”和逄锦聚教授领衔的“高教版”，这两本的体系结构也都基本沿袭了“制度—运行—发展—对外经济”的板块结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化学理化建设的三个原则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化学理化，首先需要设立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笔者认为，这里存在三条原则或曰三条标准。

第一，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学理体系还要以马克思亲手创立的《资本论》的学理体系为标杆。是“标杆”而不是全盘照搬，但它应当以《资本论》所显示的逻辑的美学、逻辑的力量和逻辑的灵魂为标杆。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体系，理应以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建立的理论体系所达到的标准为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可以肯定地说，目前的体系化学理化建设还有所不足，这也表明设立这个标杆是必要的，我们应该朝着这个目标持续努力，建立起完整意义上的体系化学理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尽管如马克思那样的天才极少，但与马克思当年相比，我们有一个确定的优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有一支庞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全国马克思主义学院每年培养出许许多多的青年英才。因此，我们不是少数理论家在孤军奋战，只要目标明确、组织合理，就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化学理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想发展，就要用学理的审美吸引人，用体系的逻辑说服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按照马克思的标杆扎实推进体系化学理化建设，这个学科所具有的学理的审美、体系的逻辑和科学的力量也将得到更充分体现。

第二，理论体系的转换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个结合”中实现。理论体系的转型不是凭空而来的，不是从观念到观念的纯粹演绎，而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的新事物、新成就、新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资本论》的理论是在英国资本主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总结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来自中国实践。首先是实践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实践走在前面，改革不断使这个制度完善，逐步使这个制度成型，然后才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跟进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有两条战线，首先是实践的战线，在实践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然后是理论的战线，通过总结实践经验，推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设。因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提供了理论突破的基础材料，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实践中的逐步成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体系的构建准备了必要条件。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实践是“富矿”，对于理论发展是难得的机遇。实践为理论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创新性、颠覆性内容，因此必然会带来一场系统性的术语革命。其中一个重要概念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完全是一个独创性、颠覆性的概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标志性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了丰富的实践语言，需要与理论语言融合，而这本身也是实践发展的需要。实践的发展需要有理论支撑，反过来理论的发展也需要有实践的滋养。两者结合就产生了术语革命，包括重构概念网络、重建概念之间的联系、搭建起政治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之间概念的桥梁，等等。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体系需要与《资本论》的体系建立起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衔接的全面关系。说二者之间存在区别，是因为研究对象不同，《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二者当然是有区别的。两种经济制度本身的区别决定了这两个理论体系的区别，所以要进行理论体系的重构。但是，这两个理论体系又是深刻关联的，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之一，完全脱离《资本论》体系是不合适的；因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是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所以这两个体系在研究方法、基本概念等方面存在共性。在这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独创性、标志性概念是理解问题的关键。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发展市场经济，因此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共通性。理论首先要确认这个共通性，承认《资本论》包含了市场一般的内容。有人说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市场一般，离开了特殊就没有一般。强调一般寓于特殊之中自然没有错，但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都没有说过一般只能寓于一种特殊，现在我们就探索出了第二种特殊的市场经济。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再回头去看《资本论》就可以发现，《资本论》中确实包含了许多既适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观点。马克思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句话在这里是完全适用的——只有真正理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对《资本论》所包含的内容有一个更全面且正确的理解。现在我们知道，《资本论》的很多概念是能够而且必须引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因为它们具有市场经济一般的内涵，并且资本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市场经济一般的内容。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经历了一个长期且艰难的过程。

在弄清楚共性的基础上，才能将研究的重点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区别于其他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讲清楚了共性，才能更好地理解特殊性，而且首先是更好地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大命题，每一个都与我们的传统认识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实行计划经济，而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并没有覆盖全社会，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也不是单纯的按劳分配，而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里有很多共性的东西，只有理解共性才能说清楚区别。现阶段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就是区别。这个区别其实是所有制结构的区别，一个为主，一个为辅，这是基本区别。当然，这个为主、为辅的具体表现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有变化，但是为主、为辅这个基本特点不会变，按劳分配也同样如此。这样，就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区别开来——它不是实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而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而必然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结构。同时，它也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区别开来——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共产主义也实行公有制，但两个公有制是不同的，不仅仅是所有制结构不同，而且两种公有制本身的性质也不同。只有搞清楚这一系列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围绕这些区别来创造新概念、构建新体系。

对照上述三条原则可以看到，目前的体系化学理化建设尚未达到目标，还只是前进路上的路标，是阶段性成果。对于一本已经完成了体系化学理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著作或者教科书，我们还在行进中，离目标还有一定距离。总之一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化学理化仍然任重道远。

三、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化学理化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概念体系的构建

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概念体系的构建。推进体系化学理化不能只是讨论原则和方法，就像一部理论专著，不能只写序论或者导言，总要进入正文，一章一节地往下写。导言讨论一般原则，而构建体系需要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地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创性概念，这些概念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不是从概念到概念推导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和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大历史尺度上讲共产主义，多数场合讲的是这个未来的制度与资本主义截然相反的特点。但是马克思又明确提出，在这两个制度之间存在一个过渡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处于这样一个过渡时期，所以它必然兼具两方面特征，同时又会产生许多新概念。这里的“新”不仅相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新的，而且相对于马克思设想的理想社会来说也是不一样的，这也是马克思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的问题。当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分配方式——按劳分配的过渡性，但是关乎社会主义生产、流通的更多过渡性特点尚未提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新概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创造的，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公有资本，再比如经济新常态、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新概念并未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而且不仅是实践上的创新创造，还要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学理化体系。对此，把实践创造的新概念恰当地进行理论阐释，进而形成新旧概念融合的理论体系，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因此，二者的“结合”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回顾四十余年改革和发展进程中每一个新概念的形成，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思想脉络，即这些新概念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实践探索的成果。我们的改革开放实践的确借鉴了国外的先进经验和西方的有益理论，但它的主线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譬如国企改革，尽管借鉴了西方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有益理论，但关键是党在借鉴过程中保持清醒的理论自觉，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去批判吸收外国理论的合理成分，将之融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特别是有关所有制、公有制实现形式等理论。改革实践提出，股份公司制度是国家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并且提出了“公有资本”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五种形态，实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理论的进一步系统化。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主线清晰可辨，这就是历史事实。尽管将实践话语融入理论话语顺理成章，但理论工作者仍然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甚至长期艰辛的工作。创新的实践与政治经济学旧的概念体系可能存在差异甚至矛盾，因此需要理论工作者消除这些逻辑堵点。其中有些问题不仅重要，而且理论难度极高。总体而言，因为有较多理论难题尚未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仍然存在碎片化特征，概念与概念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尚待充分揭示，这需要理论工作者付出极大努力。

构建概念之网，重点阐释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这是体系化学理化建设最紧迫的任务，体系化学理化的教材建设尤其要满足这个要求。

首先，这个概念之网不是平面的、面面俱到却没有重点的网，它一定是有重点、有主线的网，可以“纲举目张”的网。因此，学理体系的建立首先需要提炼核心范畴或曰主体范畴。《资本论》以资本为主体范畴，这被毫不含糊地写在书名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需要提炼、抽象出能够反映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特征的核心范畴或者说主体范畴，要在这个前提下去探索和发现逻辑主线，进而确定整个概念体系，以及整个叙述过程从何开始、如何推进。这个主体范畴内在矛盾的展开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方向，但是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范畴是什么，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对此，我们的团队在长期研究中提出了平等劳动概念，进而以平等劳动与公有资本为主线展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是雇佣劳动与私有资本的矛盾，这对矛盾贯穿《资本论》三卷本的全部内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当有一条相应的主线。

其次，构建包括旧概念和新概念在内的概念网络，需要明晰概念之间普遍的联系和关系。新概念与旧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必须讲清楚，否则，学理体系就会是断裂的、碎片化的，没有逻辑的连贯性，也就不成其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可以分为两个分支，一个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个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这两个分支不是割裂的，所有的概念之间都有纵向和横向的关联。资本主义的概念和社会主义的概念都属于市场经济的概念，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如前所述，其中一个标志性、独创性概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理解这个概念，就要重新认识两个既有的概念，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进一步深化，明确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可以结合到一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同时，我们对市场经济概念的理解也实现了深化与发展。传统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存在必然联系，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同一概念，甚至一直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有许多左翼和右翼学者认为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这个逻辑的错误在于，没有根据实践的发展重新认识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现代生产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即劳动的分工形式。市场经济有两种分工形式，一是工场内部分工，即企业内部分工；二是社会内部分工，即通过市场交易组织的全社会企业与企业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社会分工。这就是市场经济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市场经济肯定会有商品交换，会有货币中介，会有资本，而且不仅有私有资本，还有公有资本。所以说，一个术语革命会带动一系列概念的重新定义和重新定位，进而带动整个概念网络的重新构造。再如资本概念，作为《资本论》的核心范畴，资本在马克思那里的含义是明确的，即其具有两重性质，一是增值性，二是剥削性，两重性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也符合资本主义的实际。社会主义实践创造了公有资本概念，并且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我们采取了股份公司这种资本组织形式。股份公司里既有私人资本，也有公有资本，包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混合资本，所以资本概念的外延扩大了。现在我们看到存在两类资本，一类是私有资本，这是马克思当年充分研究过的；还有一类是公有资本，这是马克思当年没有看到的。我们应当直面现实，重新梳理理论逻辑，重新定位资本一般概念。马克思研究中的资本一般包含价值增殖和阶级剥削两重性质，其资本特殊是指私有资本的形态变化或产业领域的差别，如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生产资本和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这也都是资本特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了公有资本这一新形态，出现了所有制差别这个资本特殊的新维度。相应地，就需要重新认识资本一般概念：价值自行增殖的性质反映资本的本质特征，劳动力商品买卖是导致价值增殖的原因，而资本所有权的差异决定资本背后的阶级内容——私有资本体现阶级剥削关系，公有资本则体现劳动者阶级内部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这就是资本特殊的内容。劳动力商品买卖不一定只是在两个阶级之间进行，国有企业改革中股份公司与劳动者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相遇，也可以通过双向选择实现两个生产要素的结合。这个“劳动合同”既有个人向公司法人让渡劳动力使用权的内容，又有劳动者作为国有企业从业者参与公司治理、成为剩余权分享者的内容。国有企业职工通过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参与公司治理，成为公司治理的当事人，这是一个“劳动与资本共享合约”。通过这个合约，国有企业内部建立起平等劳动关系，而不是雇佣劳动关系。所有的劳动者都是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通过劳动与资本的共享合约，组织到同一个公有制企业内，通过平等劳动实现自己的生产目的。因此说，平等劳动是劳动的社会主义形式。国有企业的劳动民主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种企业合约的过渡性特点与社会主义本身的历史过渡性质相契合。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体系构建的一个难点。

最后，要搭建概念阶梯。社会主义发展是分阶段的，所以存在一个概念阶梯问题。也就是说，不同发展阶段的概念会形成一个阶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概念体系也一层一层地螺旋式上升。例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新概念，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而社会主义有初级阶段，自然就有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而且初级阶段本身也是分阶段的。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1949年到1978年；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1978年到2012年；2012年以后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表现出一系列新特点，例如，增长方式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发展生产力的重点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转变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改革目标从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一个独创性理论，其本身还在不断发展之中。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体系不仅包含生产关系，还联系着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为一条重要线索，只有通过生产力分析才能理解生产关系发展的底层逻辑。所以，生产力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更是重要。生产力概念其实也是一个概念体系，不仅可以在不同层次上使用，例如企业生产力、行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而且包括影响和决定生产力的诸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就讨论了决定生产力的各种情况。此外，还有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要素生产率等量化概念，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生产力概念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新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这是新时代重要的理论创新。生产力的发展和其他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有量变和质变两个方面，即存在质量互变规律。区分生产力量的发展和质的跃迁，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新质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几千年甚至数万年的发展中曾经多次出现，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再进入农耕社会，这都是生产力质变的结果。而在这些生产力的跃迁之间，有着很长的生产力缓慢增长的量变过程。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出现了多次生产资料（主要是能源和生产工具）的根本性变革，社会生产从手工工场时期的分工与协作到大机器生产，从蒸汽机时代到电气化时代，也出现了福特式流水线这种新的生产方式。近几十年来，生产力的发展围绕信息革命展开，从计算机到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当前的数字经济大爆发奠定了基础，到大数据的集中储存和处理、人工智能的不断突破、绿色能源的创新发展与大规模应用，引发了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成为本轮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标志性特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现在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我们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现实的社会主义一直到今天才第一次直接面对引领全球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挑战和机遇。在此之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所利用的生产力大多并不处于国际前沿，总体上属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工业化以来，世界范围的几次新质生产力跃迁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领的，我国长期处于跟跑状态，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苏联经济在斯大林时期有过较快发展，但其先进生产力基本上还是引进的。尽管后期苏联的国内总产值达到美国的60%，已经接近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的转折，但它并没有完成这个过程。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走到了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已经同全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领域实现了并跑，在一些领域已经实现了领跑。对本轮全球范围生产力质态跃迁引领地位的争夺，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重点和决定历史命运的大事。这是世界百年变局的重要内容，并且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时间上同步。因此，必须认清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一方面，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们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即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形成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世界范围的生产力发展恰好进入新一轮的质变阶段。在这样一个时间窗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及时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任务。

这就引申出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演进到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理论问题。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提到，手工工场尽管已经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但这还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此时，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或者说劳动对资本的从属还是形式上的。形式上工场归资本家所有，但从生产技术来看，生产还要依靠手工师傅们的技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仍然掌握着技术的主动权，所以这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直到大机器生产阶段，大机器系统融合了现代科学技术，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工人的技能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无足轻重。因此，物对人的统治成为这个生产方式的固有特征，资本才真正地不仅从形式上，而且从实质上统治劳动，这也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它发展的前一百年里主要是利用了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而且这个生产力的基本特点是机器系统主导劳动过程，劳动者在技术上是被动的，科学和技术凌驾于劳动过程之上。因此，尽管我们实行公有制经济，劳动者已经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但是尚未实现资本从形式上从属于劳动到实质上从属于劳动的转变。从生产力的底层逻辑看，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重要契机。如果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能够引领全球生产力质的跃迁、社会主义制度在技术发展方向的选择上取得主动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可能将技术发展引向有利于全体劳动者的方向。资本主义的技术选择总是偏向能够控制劳动的技术，而社会主义一旦走到生产力发展前沿，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引领者，它就可以根据社会主义的性质，根据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选择有利于劳动者与机器系统同步发展的技术，将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结合起来，这必将加快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升，为实现资本（生产资料）对劳动的实质从属创造条件。本轮新质生产力发展内在地包含了这方面的要求，因此，这里还有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确保这一技术发展路径，那么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就会逐渐成型，这时就可以说社会主义具备了从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甚至高级阶段发展的必要条件。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级教程》所做的努力

我们的团队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完成了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级教程》（以下简称《中级教程》）。《中级教程》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化学理化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关于教科书的整体框架，《中级教程》采用了过程结构

以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采用的板块结构一般先讲制度，然后讲运行和发展，最后讲对外关系。《中级教程》采用的是过程结构，即从直接生产过程到流通过程，再到包括生产和流通的总过程，然后到对外经济。这个结构的特点在于，按市场过程分篇，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贯穿于过程的始终，以适配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论证，也便于将主体范畴、核心范畴以及逻辑主线自始至终地贯穿在过程之中。《中级教程》的过程结构与《资本论》的结构类似，即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生产总过程。马克思之所以这样去组织材料，是因为他讲的是一个市场经济的过程，每一个过程里面都既有生产力又有生产关系。例如，马克思在讲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用大量篇幅讨论了资本主义的协作、分工和大机器生产，讲了很多生产力的内容，这是用生产力的内容来论证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结合在一起的。

（二）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范畴，《中级教程》尝试将平等劳动概念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范畴

将平等劳动作为主体范畴只是一种选择，不能说是唯一的选择。我们进行这种选择的主要原因在于两点：其一，这是对《资本论》结构的借鉴。《资本论》之所以把资本作为主体范畴，是因为政治经济学主要讨论的是生产关系，即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但它反映的是在物的社会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选择资本作为主体范畴，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建立在物与人的关系颠倒的基础上，它是一个物统治人的体系。所以将资本作为主体范畴，首先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就是一个颠倒的、异化的制度，尽管它背后的实质仍然是劳动，但是它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其二，这是基于社会主义制度事实的选择。马克思曾指出政治经济学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这强调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立场，是站在劳动者阶级的立场上，代表劳动者利益，为劳动者的解放而创立学说。我们今天继续使用劳动的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强调的不仅仅是理论的阶级立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理念，还要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人与物这一基本关系上已经颠倒过来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劳动者的社会，是人统治物的社会，而不是物统治人的社会。实践中经济主体已经翻转，理论上主体概念也应当翻转。因此，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表达理论立场，而且反映社会主义制度的事实。当然，只讲劳动的政治经济学还不够，因为劳动是一个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它适用于所有人类社会，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范畴，至少没有体现社会主义的历史特殊性。因此，这就需要寻找一个历史的概念，一个能够体现劳动的社会主义形式的概念。我们认为，这个概念就是平等劳动。对于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概念来说，平等劳动是一个根本的翻转，体现了历史的进步性，否定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阶级剥削关系，确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历史价值，社会主义劳动是一种劳动者之间的平等关系。但是这个概念又不仅仅是讲劳动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历史进步性，它同时包含了这个劳动形式的历史局限性。因为平等是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它以承认劳动能力不平等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它还是“资产阶级权利”。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多次强调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观点，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这种资产阶级权利是无法避免的：一方面，通过实行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在所有制方面消除了资产阶级权利；但另一方面，由于承认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权利，它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这将贯穿社会主义阶段始终。所以，平等劳动概念既反映劳动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历史进步性，又体现它的历史局限性，也就是两点论。在此之前，有学者对这一问题曾经进行过一些探索，比如提出自主劳动、自主联合劳动等，但是未能充分考虑劳动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历史局限性，即未能体现两点论。

（三）关于逻辑主线，《中级教程》尝试将平等劳动与公有资本作为贯穿全书的逻辑主线

将平等劳动与公有资本作为贯穿全书的逻辑主线，这方面的尝试还很初步。我们强调，平等劳动与公有资本是互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是公有制的一种特殊的历史形式，它与共产主义的公有制不一样，是和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制并列存在的，因此始终在劳动者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存在着一种等量劳动相交换的调节原则。就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劳动不是无偿贡献，需要按劳分配，这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性质。所以平等劳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特点，其与公有制是互为前提、内在统一的。

在改革过程中，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的内在矛盾外化为市场关系，国有企业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因此，平等劳动与公有资本的矛盾其实就是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对立统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多数劳动者还仅仅把劳动视为谋生的手段，所以他不愿意超出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但是社会要发展，就要积累剩余劳动，所以这两者肯定是有矛盾的，而且这个矛盾将贯穿社会主义始终，会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中体现出来。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但市场经济通过商品生产来满足需要，而商品总是“二重”的，它不仅是使用价值，而且是商品价值，所以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要通过价值的形式来实现。由此可知，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即使从社会层面来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也有一个价值的形式，尽管它的本质是使用价值。如果说社会生产目的要通过社会净产品的使用价值来实现，那么净产品这个使用价值的价值形式便是增加价值。另一方面，社会生产目的具体到企业，就不再是一个使用价值目标，企业也不可能用自己生产的钢、煤、布或者其他某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要把产品出售出去变成货币，然后才能满足企业需要，所以企业生产的目的一定是价值形式的。这样我们就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概念——增加价值，它既是社会生产目的的价值形式，又是企业特别是公有制企业的生产目的。增加价值包括工资和利润两个部分，体现了公有制企业劳动者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统一。不能只讲整体利益、公有资本的利润增长，还要讲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和劳动报酬的提高。统计数据表明国有企业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始终高于非公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就是因为国有企业的生产目的不只是利润，而是包括工资和利润在内的增加价值，体现了劳动者的完全利益。反映到宏观经济平衡中，即国家保持了工资与利润总体上的平衡。当然，不同历史时期的重点会有不同，改革开放前我们更重视提高积累率，劳动者工资水平变动不大；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20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者工资水平迅速提高；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利润增速超过了工资增速；进入新时代，我们提出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些变化背后的规律就是劳动者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筹和协调，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阶级对抗。由此就可以推导出社会主义经济内生增长的一般规律：经济增长—人民收入提高—人口质量提升—劳动者创新能力提高—推进社会经济更快增长。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增长过程，也是中国经济能够在数十年内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根本原因。

（四）《中级教程》在学理逻辑的展开中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

《中级教程》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全面融入所构建的学理体系之中，最大限度地展示了这个思想体系各个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把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体系融合到一起，不是单纯讲政策逻辑、把政策话语编排到一起，而是在学理逻辑的展开中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材第一篇第一章通过劳动二重性存在性的讨论，引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进而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方面展开了初步分析，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出发，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功能、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重要命题。第二章在公有制与平等劳动对立统一关系的讨论中，论证了公有制经济中共享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党的领导在企业微观基础中的内生性；结合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和农村集体所有制改革，阐释了公有制有效实现形式的理论。沿着这一理论进路，第三章讨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阐释了党的“两个毫不动摇”方针的学理基础，以及社会主义条件下多种资本形态和资本作用二重性的理论。第四章从增加价值生产的两种方法（绝对增加价值和相对增加价值）的讨论，引申出创新发展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第五章在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一般规律的讨论中，阐明了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的政治经济学依据，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劳动者能力全面提升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讨论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三个阶段的特点，以及新时代“系统协调的平等劳动与高质量发展”相统一的历史过程。教材第二篇在市场与流通过程的讨论中，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依次融合了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和畅通国内大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城乡统筹、区域协调，以及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的方针政策与理论观点，对协调发展各方面进行了必要梳理，最后从国家中长期规划的角度，阐释了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方针。教材第三篇“分配与生产总过程”，讨论了市场经济下按劳分配的实现机制、稳就业保民生的实践经验以及按要素贡献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在政治经济学的地租概念下讨论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城市地租和房地产市场改革，阐释了习近平“两山”理论的科学内涵和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角度讨论了国家在调节公平与效率中的作用、中国特色的“减贫行动”和脱贫攻坚伟大工程，以及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教材第四篇在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的讨论中阐述了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理论，以及独立自主与改革开放相结合的基本国策；讨论了新发展格局下的开放发展方针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全球治理方案。全书的结束语归结到“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进行的，所以我们在处理实践逻辑与学理逻辑融合的过程中感觉自然而又顺畅，也许这就是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发展内在要求的一个诠释。

总之，《中级教程》的编写遵循体系化学理化的内在要求，朝着一个明确目标迈出了一大步。作为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希望它能够成为前进道路上一个有价值的路标。同时，希望通过这一案例，能够具体体现本文的理论主张。

（来源：经济纵横》2026年第2期，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