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而言，应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两大时代命题的内在关联性研究。要构建“体—魂—用”三元分析框架，深入剖析文化强国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文化强国作为“体”为精神家园提供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精神家园作为“魂”为文化强国注入精神动力与价值引领；二者的良性互动则外化为“用”，体现为国家文化繁荣发展与民族精神凝心聚力的统一。从实践层面而言，要采取协同推进的路径选择，即通过夯实制度体系、深化价值引领、创新协同机制等系统举措，推动“体—魂—用”三元模型的良性运行。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1&ZD04)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文化强国/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内在机理/
作者简介：青觉，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泽锋(通讯作者)，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黑龙江民族丛刊》(哈尔滨)2026年第1期 第1-11页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激荡的时代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已成为关乎国家长远发展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命题。2024年9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指出，要“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大精神文化支撑。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增进中华文化认同”[1]。同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2]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时代形势作出的最新战略研判与工作部署。
文化强国战略侧重于提升文化的整体实力、国际竞争力和引领力，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则着眼于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情感归属、价值认同与精神依托。二者虽各有侧重，却同向同行、相辅相成，共同统一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
二、相关研究综述
“文化强国”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国家层面的重要政策话语，其建设进程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紧密相连，长期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在政策引领与学术探索的相互促进下，催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自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文化强国”后，学界就此展开了热烈讨论。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一步引领学者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分析探讨“文化强国”的内涵、背景、实践与体系建设等核心议题。其中，“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等舶来词汇受到学界热议，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则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议题中的关键词。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3]。自此，文化强国作为一个重要议题，被置于有关文化创新与发展、文化交流与产业贸易、文化思想与精神文明建设等诸多研究领域之中。近年来，随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建成文化强国”纳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以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学者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如何在“两个大局”的新时代背景下，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与之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安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华文明传播与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等议题，则成为新的研究增长点。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一概念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后，便逐步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向。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4]。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关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涵、范畴与价值等核心要素，也着重分析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在其中的功能与意义，并论及其在凝聚民族认同方面的作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加强中华民族文化大团结，长远和根本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5]，明确了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相配套的政治与学术话语，即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2019年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筑方向得到更详细的阐释，并进一步突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紧密联系。2021年第六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再次引发社会各界对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讨论热潮。由此，学界研究更加自觉地将其置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框架下，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实践中把握其时代特征，并在探索构筑路径中始终坚持增进共同性的方向。
目前，学界在文化强国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两个重大议题方面的成果丰硕，但就二者的关联性讨论较少。早期文章多紧扣中央精神，或依托“中华传统文化”来构建文化强国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在联系[6]，或直接指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本[7]。近年来，学界更多地将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看作是文化强国战略中的重要内容，如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建设文化强国的必要路径，并提供具体实践方案[8]，或将文化强国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均置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讨论范畴中，深入分析二者在铸牢工作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9]。
总的来说，学界对文化强国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两个政治话语的阐释十分深刻，关注到其在政策上的互助互补关系，同时立足于“文化”讨论了有关建设路径。然而，关于文化强国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互动上的深层机理，特别是政策驱动、逻辑耦合与实践调适等维度上的系统性剖析稍显不足，因此仍需深入挖掘，进一步探明其在新时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价值意义。
三、文化强国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在机理
文化强国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一体两面、辩证统一、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通过构建一个“体—魂—用”的三元模型，可深入呈现其内在机理：作为“体”的文化强国构成了坚实的物质与制度基础，作为“魂”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凝聚了核心的价值与精神内核，二者的良性互动与实践成效外化为国家的繁荣发展与民族的凝心聚力则为“用”。
(一)从“体”到“魂”：强国之体承载家园之魂
强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坚实基础和广阔平台。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角度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直接制约着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世界的构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深刻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0]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理解文化强国与精神家园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文化强国作为物质性与制度性存在的“体”，不仅包括有形的文化设施、文化产业体系，更包含着制度化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机制，这些共同构成了精神家园这一观念形态的“魂”得以孕育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与社会条件。总的来说，文化强国之“体”为精神家园之“魂”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物质载体、制度保障、资源支撑和传播渠道。
从物质载体层面看，繁荣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人民提供了优质的精神食粮，潜移默化地滋养着共同价值观念和情感认同。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国家文化公园等公共文化设施，以及丰富多彩的文艺作品、影视产品、出版物等，这些物质性的文化载体不仅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更重要的是，它们通过日常化的文化实践，将抽象的价值观念具象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文化形态，从而实现了精神家园从理念到现实的转化。正如布迪厄所言：“在物质和媒体中被客观化的文化资本，诸如文学、绘画、纪念碑、工具等等，在其物质性方面是可以传递的。”[11]我国近年来大力推进的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正是通过将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数字形态，进一步拓展了精神家园的物质载体范围，使其在虚拟空间中也获得了坚实的存在基础。
从制度保障层面分析，健全的文化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为精神家园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2]，为新时代文化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我国先后颁布实施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文化产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构建起支撑文化强国建设的制度框架，也为精神家园的建设提供了法治保障。这些制度安排不仅确保了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意识形态安全，更重要的是，它们通过规范化的制度设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化生产的各个环节，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制度性引领。
从资源支撑维度考察，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文化人才的培养与集聚、文化科技的创新与应用，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资源基础。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理念强调，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吸收；各种文化都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在相互融合中出现一个具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形成一套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13]。可以看到，这种文化自觉的实现，始终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系统性保护与创新性发展。近年来，我国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古籍保护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等重大文化项目，不仅增强了国人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更为精神家园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储备。在文化领域，高素质的文化人才队伍是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精神产品的关键力量，他们的创造性劳动直接决定着精神家园的建设质量。随着文化人才队伍的不断壮大和文化科技的深度融合，文化创新活力持续进发，将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持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与现代气息。
从传播渠道角度审视，先进的文化传播体系，包括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有效扩大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覆盖面和影响力，确保了精神家园的核心要素能够通达四方、深入人心。如今，传播媒介本身就在塑造着文化形态和认知方式，在媒体融合发展的新时代，构建现代传播体系不仅关乎文化影响力的提升，更直接关系到精神家园的建构效果。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现代传媒体系正在构建新型的公共话语空间，而这个空间的质量将直接影响着社会共识的形成和精神家园的稳固。我国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正是通过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使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不断扩大，让精神家园的核心要素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获得认同。
文化强国之“体”对精神家园之“魂”的承载，实质上是一个文化再生产的过程。文化能够通过特定的机制和场域不断进行再生产，从而维持或改变其在社会中的位置。文化强国的各项建设也为精神家园提供了再生产的场域和资本，即物质载体构成了文化再生产的空间场域，制度保障提供了规则系统，资源支撑积累了文化资本，传播渠道构建了符号权力。这些要素共同作用，确保精神家园的核心价值能够在新形势下得以延续和发展，并在与时代的对话中不断丰富其内涵。因此，没有强大的文化之“体”，共有精神家园之“魂”便可能失去坚实的依托而流于空泛。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任何一个民族的兴盛时期，必然伴随着文化的繁荣和物质文明的发达；而任何一个民族的精神危机，往往首先表现为文化载体的衰败和文化生产能力的萎缩。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只有建立在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基础上的精神家园，才能真正具有凝聚力和生命力。
综上所述，从“体”到“魂”的承载过程，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系统工程。它既需要物质基础的夯实，也需要制度保障的完善；既需要资源支撑的强化，也需要传播体系的创新。只有通过这些方面的协同推进，才能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筑起坚实而广阔的平台，使中华文化的精神命脉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这一过程的深入推进，不仅关系到文化强国建设的成效，而且直接决定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和民族复兴精神力量的凝聚。在这个意义上，夯实文化强国之“体”，就是筑牢精神家园之“魂”的根本保障。
(二)从“魂”到“体”：家园之魂赋能强国之体
牢固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在灵魂和不竭动力。这一命题的确立，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能动性的基本原理，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精神家园作为社会意识的高级形态，可以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4]这一重要论断阐明了精神家园作为“魂”对文化强国之“体”的根本性意义。在当代中国语境下，这种“魂”的赋能作用不仅体现在精神层面，更通过复杂的转化机制，从精神凝聚力、价值引领力和创新创造力三个维度，着力推动着文化强国建设。
从精神凝聚力维度看，当全体成员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拥有高度认同时，会激发出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这种内在的情感力量能够转化为推动文化创新创造的巨大热情和积极性。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以及“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通过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得以延续和升华，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向心力。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强调，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要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这种文化自觉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就是全体社会成员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自信，它构成了文化创新发展的深层动力源泉。总的来说，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正是通过构建共享的象征体系、价值观念和情感联结，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精神支撑。
在价值引领力的维度上，共同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传统美德，为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文化服务的提供、文化产业的运营提供了价值准则和精神导向，确保了文化强国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不仅为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而且通过其规范性和导向性作用，确保文化发展始终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民族复兴伟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理念，与当代文化建设的使命一脉相承。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5]，生动揭示了文艺作品对社会风气的深刻影响。在当代文化生产中，这种价值引领具体表现为，在内容创作上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在文化服务上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在产业发展上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正是这种价值引领力的存在，使得中国的文化强国建设能够有效应对西方文化产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市场至上”“娱乐至死”等异化现象，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和人民性。
在创新创造力的维度上，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能够有效整合社会思想，减少内耗，形成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合力。在文化领域，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精神家园，正是最有利于文化创新的环境。在汤因比的“挑战—应战”历史演进模式中，文明的兴盛往往源于对挑战的成功应战，而这种应战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文明的韧性，在更深层次的表述上即为精神凝聚力。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伟大社会变革，为文化创新提供了丰富素材和强大动力，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则通过提供共享的意义框架和情感纽带，使各种创新力量能够形成合力。在精神家园构建的共识基础上，中国的文化创新呈现出独特的“和而不同”特征：既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方向，又鼓励多样化的探索创作；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又吸收外来文明精华；既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又满足人民多元需求。这种极具精神凝聚力的创新模式，超越了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创新的局限性，形成了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文化发展路径，为中华文明的韧性生长提供更充沛、长久的精神养料。
牢固的精神家园为文化发展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通过构建“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极大地增进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为文化繁荣创造了宝贵的社会条件。在这样一个充满共识、信任和认同的社会环境中，文化交流将更加通畅，文化创新也更具活力。历史经验表明，文化繁荣期往往与社会整合度高度相关。中国历史上的盛唐气象，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繁荣，都是社会高度整合背景下文化蓬勃发展的典型案例。在当代中国，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通过增进民族团结，为文化创新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和广阔的空间。需要看到，当代中国要建设的文化强国，绝不是简单追求文化产业规模的扩张，而是要建设一个既有强大物质基础又有深厚精神支撑的文明型国家。一个缺乏共同精神纽带和文化认同的“强国”，即使拥有再庞大的文化产业规模，其文化影响力也必然是脆弱和缺乏持久生命力的。
可见，精神家园之“魂”的强健，直接关系到文化强国之“体”的根基是否稳固、发展是否可持续。从“魂”到“体”的赋能过程，是一个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实践的辩证过程。这个过程既需要充分发挥精神家园的价值引领作用，也需要构建科学有效的转化机制；既需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也需要融入时代精神；既需要强化内部凝聚力，也需要提升外部影响力。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魂”与“体”的有机统一，使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大引擎。“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16]这从战略高度揭示了精神家园之“魂”对文化强国之“体”的根本性意义。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我们必须深刻把握“魂”与“体”的辩证关系，以精神家园建设赋能文化强国建设，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文化条件。
(三)外化为“用”：繁荣发展与凝心聚力的统一
“体”与“魂”的良性互动，最终外化并体现为具体的实践效用，即实现国家文化繁荣发展与民族精神凝心聚力的高度统一。在文化强国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辩证关系中，“用”不仅是“体”与“魂”互动的结果，更是检验二者建设成效的根本标准。从哲学层面看，“用”体现了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既是文化强国建设成果的具体展现，也是精神家园构筑成效的客观衡量；既是文化发展的实践指向，也是文化功能的现实发挥。在这一意义上，“体”与“魂”的良性互动，必须通过“用”来验证其价值与意义。
这种“用”体现在多个层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效能体系。在内部维度，首先表现为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现代国家的文化治理不仅涉及制度安排，更关乎主体建构，通过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质的文化产品供给、丰富的文化实践活动，人民群众在享受文化发展成果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其次表现为社会思想舆论主旋律高昂，正能量充沛。在当代中国的舆论场域中，主流价值通过媒体融合传播、典型示范引领、文化产品承载等多种方式，构建了富有活力的公共话语空间，有效促进了社会共识的形成。其三表现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益牢固。正如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所述，民族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共享的文化符号和生活实践建构的[17]。在中国语境下，通过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实施“民族团结一家亲”等活动，使各民族在共同生产生活和文化实践中不断增强“五个认同”，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基础。
在外部维度，这种“用”表现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显著提升。软实力是一种依靠吸引力，而非通过威逼或利诱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这种吸引力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18]。中国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开展多层次文明对话、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等实践，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中华文化中“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等价值理念，在处理国际关系、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中国智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外部效用的实现，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双向的互动。通过“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中外人文交流机制、孔子学院建设等平台，中国在传播自身文化的同时，也在吸收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实现了文化上的互利共赢。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姿态，正是中华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
从具体的实践机制上看，这种“用”往往通过一系列具体的项目和行动得以展现，并在不同层面产生综合效应。以数字技术赋能文化遗产保护为例，“数字敦煌”“云游故宫”等项目的实施，不仅体现了文化强国的科技实力与创新能力，也通过创新文化传承方式，增强了公众对中华文明的直观感受和认同。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曾讨论技术复制对文化感知的影响[19]，而在数字时代，这种影响更加深刻，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的运用，不仅改变了文化遗产的展示方式，更重构了人们与文化传统的互动关系，使古老文明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这种技术赋能的文化实践，正在构建一种“数字共同体”，通过共享的数字文化体验，让各民族成员在虚拟空间中产生出的情感影响到现实，强化了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联结[20]。此外，文化力量在重大公共事件中的表现同样是“用”的呈现。如在应对新冠疫情等挑战时展现出的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的民族精神，既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关键时刻的集中体现，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强大凝聚力和制度的优越性。这种在应对挑战中展现的文化力量，不仅在国内凝聚了人心，也在国际上塑造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危急时刻，“体”与“魂”所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之“用”，通过共享的情感和价值体验，使人们能够团结一致共克时艰，最终社会团结得到强化、集体认同得以巩固，并会通过日常实践被进一步制度化，从而产生更持久的影响。
文化强国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在机理，一言贯之，则为“体”“魂”“用”的互动与融合。方克立提出的“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21]的文化发展思路，给予这个三元框架更多启示，即在推动文化强国与精神家园建设协同创新时，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魂)，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体)，以开放姿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用)。需要强调的是，“用”不仅是对外来文化的借鉴，更是将“魂”与“体”创造性结合后产生的实践成效。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这种“用”的彰显，体现了中华文明特有的实践智慧，并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通过系统性的文化实践，将崇高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切实的文化成果，将抽象的精神理念具象为可感的文化体验，从而实现了文化发展维度与精神建设维度的辩证统一。
总而言之，“外化为用”的过程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实践系统，既需要顶层设计的战略引领，也需要基层实践的创新探索；既需要文化体系的自身建设，也需要社会环境的协同配合；既需要内部效能的持续提升，也需要外部影响的稳步扩大。在这个过程中，“体”是基础，“魂”是引领，“用”是归宿，三者相互促进、循环往复，共同构成一个动态发展的文化生态系统。“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用优秀文化产品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民提供丰润的道德滋养，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22]，深刻揭示出文化之“用”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为我们在新时代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构筑精神家园提供了根本遵循。
四、文化强国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协同实践
立足于文化强国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内在机理的深入剖析，可以构建一个系统化、多层次的实践路径，从而推动“体—魂—用”三元框架的良性运行与协同发展。这一系统工程需要从制度建设、价值引领、创新驱动、环境营造等多个维度协同推进，形成合力，最终使文化强国建设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筑得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一)夯实“强国之体”：完善文化建设的制度体系与基础设施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首要任务是构筑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要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23]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夯实文化强国之“体”指明了方向。
首先，要健全文化法律法规体系。加快推进文化产业促进法、文化市场管理法等基础性法律的立法进程，修订完善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专门法律，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文化法律制度体系；同时，要加强文化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文化领域依法行政水平，为文化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完善的文化制度体系将为文化创新创造提供稳定的预期和明确的方向。其次，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发展，特别要加强基层和农村地区的文化设施建设；要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向基层倾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共建共享的良性发展格局。最后，要建设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壮大各类文化市场主体；要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促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同时，要加强文化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二)铸牢“家园之魂”：深化价值引领与文化认同工程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核心是要强化价值引领，增进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22]，基本明确了铸牢精神家园之“魂”的根本遵循。
一是要深入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全过程；创新载体形式，运用新媒体技术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根据《中国文化发展报告(2021)》显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众认同度已从2013年的56.69％增长至2020年的93.44％[24]，但知行合一仍需加强；要注重实践养成，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二是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构建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多位一体的教育体系，编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读本和教材，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体系；要加强理论研究，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历程和时代价值，讲清楚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故事，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三是要实施中华文化基因传承工程。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深化中华文化特质研究；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建设。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三)优化“实践之用”：创新协同发展机制与效能评估
推动“体”与“魂”良性互动，关键在于创新体制机制，优化实践路径，提升发展效能。“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25]这个论断为优化文化发展之“用”提供了方向指引。
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协同发展机制。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完善文化领域跨部门协调机制，打破行业壁垒，促进资源整合；借鉴多地文化建设与铸牢工作的成功经验，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要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成效纳入文化强国建设评价体系。另一方面，要构建数字化赋能体系。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要加快推进文化机构数字化转型，培育数字文化新业态，创新文化传播方式；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提升文化治理效能，打造智慧文化服务平台；要依托数字技术完善效能评估与反馈机制，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定期开展文化强国与精神家园建设成效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政策措施，形成“评估—反馈—优化”的良性循环。
此外，在夯实内部基础的同时，要积极推进文化对外开放，在交流互鉴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要创新国际传播体系。构建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用好各类外宣平台和载体；实施“一带一路”文化交流计划，建立多层次人文合作机制；创新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用海外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价值。同时，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举办高水平中外文明对话论坛，打造文化交流品牌项目；支持各类文化团体和机构开展对外文化交流，鼓励民间文化往来；加强国际交流，推动中华文化学术成果外译工作；要秉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理念，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最后，要提升文化贸易水平。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支持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要完善文化出口支持政策，扩大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要推动文化贸易创新发展，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总的来说，推动文化强国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我们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加强顶层设计，注重统筹协调，推动“体—魂—用”三元模型良性运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撑和文化条件。
五、结语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深入理解和把握文化强国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在统一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通过构建“体—魂—用”三元模型，系统阐释了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文化强国为精神家园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精神家园为文化强国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引领，二者的良性互动则外化为文化繁荣发展与民族凝心聚力的实践成效。这一理论框架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也为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学理支撑。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推进“体”的夯实、“魂”的铸牢与“用”的优化，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三者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使文化繁荣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同频共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文化条件。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未来发展的战略前瞻，需要我们持续探索、勇于创新，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上不断深化对这一时代课题的认识与把握。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4-09-28(2).
[2]习近平.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N].人民日报，2024-10-29(1).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1).
[4]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1-10-26(1).
[5]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09-30(1).
[6]邓海英，颜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7]李堂，林伯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本[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
[8]刘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必要路径[J].法制与社会，2017(7).
[9]孟凡东，王占斌.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建设路径探析[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664.
[11][法]皮埃尔·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8.
[1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13]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216-217.
[14]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4(20).
[15]孔子.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7：268.
[16]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2-01(2).
[17][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40.
[18][美]约瑟夫·奈.软实力[M].马娟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6.
[19][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14.
[20]王伟，丁怡.数字·网络·算法：数字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J].西北民族研究，2025(1).
[21]方克立.当代中国文化的“魂”、“体”、“用”关系[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2(1).
[22]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0(2).
[2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 习近平作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3-11-13(1).
[24]何顺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数据看“两个结合”[EB/OL].(2022-08-12)[2025-11-26].http***
[25]击楫勇进在中流——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改关键之年工作述评[N].人民日报，2016-01-19(1).
